第9章 蔣湘南
蔣湘南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一位博學而有獨到見解的學者。
蔣湘南（1795-1854年）字子瀟，回族，河南固始人。幼年喪父、孤貧，聰敏好學，讀書過目成誦。他的叔父奇其才、為他聘請塾師，購置書籍。他學習刻苦，遇有疑難，必訪名師求教。初從光州（今河南潢川縣）馬彭學習經史百家及詩文古詞。嘉慶十七年（1812年）入縣學為秀才。道光五年（1825年），湘南以《說文》一文受到學使吳慈鴻的賞識。次年，他31歲時，入北京應試，沒有被錄取。卻結識了當時著名學者阮元、顧蓴、吳嵩、魏源、龔自珍等人，豐富和擴大了自己的知識領域，遂在經學、文字學、數理等方麵，都有一定造詣。且受魏源、龔自珍的思想影響較深。後應山東學使吳慈鴻之聘，入其幕府，並與吳中名士李福、褚應椿等人，一見如故，吟詠唱和，訪賢問左，相處甚密。慈鴻去世後，又受陝甘學使周之楨的延聘，出入鄂爾多斯、額魯特、察哈爾，土爾扈特、烏刺忒（今內蒙、寧夏一帶），作有《西征迷》等，記載當地風土人情。
道光十四年（1834年），蔣湘南再次入京應試，中副榜貢生。次年才考中舉人。曆任江督河督幕府。當時河帥栗毓美創用磚工，因遭誹謗。湘南作《磚工記》為其辯解。又作《九河毀道解》詩，陳述治理黃河的意見。因毓美去邊，未能實現。
湘南多次投考進士，均不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0歲時，才入進士副榜，補受虞城（河南虞城北舊縣）教諭。他極為不滿，毅然辭任。遂遊幕四方，以廣見聞，研討學術。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故鄉築起藏書樓，名之日“七經樓”。晚年多寓居於陝西，在關中書院、同州書院等地任教，生徒甚眾，聲譽益高。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病逝，享年59歲。蔣湘南一生求官不得，轉而研討學問。但關心時事。他對清朝各代政典都十分諳熟，能述其源流。麵對英國殖民勢力東來，以鴉片貿易毒化中國人民並進行經濟、政治上的掠奪，遂有禁煙之議。道光二十年（1840年），蔣湘南馳書致大鴻臚黃爵滋，以為“不禁鴉片，因非為政之體，而嚴禁鴉片，亦有難挽之勢”。他指出：鴉片之難禁，與沿海文武官吏們的腐敗有密切關係。而朝廷以及地方官吏之普通吸食鴉片，也是難以徹底禁煙的重要原因。他雖然提不出禁煙的可行辦法，但對官方的揭露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見解和膽識。在做學問上，他主張學貫古今，二者不可偏廢；研究問題要著眼於現實問題，要注意時代的特點，即所謂“時變”。例如他對秦始皇的評價，就與眾不同，他說：“秦人之毒於天下，不得不為罪魁；其利後世不得不為自功。功有二大端：一曰華夷者讀詩書；一曰匹夫得為天子。”“世異變，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這種議論就頗有辯證的觀點。一反時論，實屬難能可貴。湘南是回族人，他對伊斯蘭教（即當時稱“天方古教”）教義比較精通，在研究時，能與儒家學說彼此滲透，互相啟發。他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天方古教”（即伊斯蘭教）有許多是相通的。
蔣湘南主要研究經學，即所謂儒家經典，其目的是經世致用。而在研究學術之餘，尤工於詩。他深受魏源、龔自珍影響，針對經學中漢學、宋學之分，文學中的唐宋和秦漢之別，提出以經證經，不拘於漢、宋門戶之見。論文，不模仿齊宋，也不標榜秦漢。他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認為詩歌與政事二者相輔相成，都是作用於人。他說：“詩者，異性情之物也；政者，達性情之事也。”他的詩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多為時事而作。他反對“吟風月，弄花草”一類。對詩壇的複古擬古主義，持否定態度。認為詩人應該關心現實，主張“文章花樣關時代，愛古還宜不薄今”。
在詩歌創作上，蔣湘南十分崇拜龔自珍、魏源。認為向古人學習，貴在“實取精神”。他的詩有藝術個性，形成獨特風格，又大多反映現實生活。例如他是一位水利學者，他就用詩來表達治理黃河的方略。詩雲：“派分於斯弱，水多泥不淺。分清涮一濁，疏開功易辦。”因為是考察所得，其表達頗簡明，又有一定科學道理。又如他的詠史詩，多是借古鑒今之作，別具一格。例如他單居開封時所寫《汴河竹枝詞》二首雲：“錦纜龍舟已渺茫，煙條雨縷不成行。大梁城外蕭蕭影，多少隋朝古夕陽。八方民夫挽不難，三千殿腳錦成團。洛陽春接淮揚部，兩岸濃陰帶笑看。”
此兩首詩，乃追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年）乘龍舟南巡江都（今揚州）的故事。說明隋朝立國之初雖基礎不錯，但因統治者驕奢淫逸，把一個好端端的政權，搞得土崩瓦解，直至亡國。如今也沒有留下什麽值得謳歌、紀念的古跡，隻有夕陽殘血、滿目蕭條而已。一種慨歎、警世之情，溢於言表。
蔣湘南作為一個學者、詩人，在清代文壇中算得上一位大家。他於經學、文學、曆律、地理、水利、農業等學均有建樹，並以著作之豐富，名揚大江南北。所著有《春暈閣詩選》、《七經樓文鈔》、《周易鄭虞通旨》、《十四經樓日記》、《中州河渠書》、《華嶽圖經》、《蔣子遺書》、《春暈閣雜著》等。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方誌學家，並修撰府州縣誌以十數，計有《江蘇通誌》、《同州府誌》、《陝西通誌》、《藍田縣誌》、《涇陽縣誌》、《留壩廳誌》、《華嶽圖經》等，可惜大多散失。據劉元培在《七經樓文鈔序》中說：“先生以五十年成之書百卷。”此言雖不精確，但也反映了他研究的課題是多方麵的，成就是卓越的，堪稱一代博學而多著者。
right（黃庭輝）
蔣湘南（1795-1854年）字子瀟，回族，河南固始人。幼年喪父、孤貧，聰敏好學，讀書過目成誦。他的叔父奇其才、為他聘請塾師，購置書籍。他學習刻苦，遇有疑難，必訪名師求教。初從光州（今河南潢川縣）馬彭學習經史百家及詩文古詞。嘉慶十七年（1812年）入縣學為秀才。道光五年（1825年），湘南以《說文》一文受到學使吳慈鴻的賞識。次年，他31歲時，入北京應試，沒有被錄取。卻結識了當時著名學者阮元、顧蓴、吳嵩、魏源、龔自珍等人，豐富和擴大了自己的知識領域，遂在經學、文字學、數理等方麵，都有一定造詣。且受魏源、龔自珍的思想影響較深。後應山東學使吳慈鴻之聘，入其幕府，並與吳中名士李福、褚應椿等人，一見如故，吟詠唱和，訪賢問左，相處甚密。慈鴻去世後，又受陝甘學使周之楨的延聘，出入鄂爾多斯、額魯特、察哈爾，土爾扈特、烏刺忒（今內蒙、寧夏一帶），作有《西征迷》等，記載當地風土人情。
道光十四年（1834年），蔣湘南再次入京應試，中副榜貢生。次年才考中舉人。曆任江督河督幕府。當時河帥栗毓美創用磚工，因遭誹謗。湘南作《磚工記》為其辯解。又作《九河毀道解》詩，陳述治理黃河的意見。因毓美去邊，未能實現。
湘南多次投考進士，均不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0歲時，才入進士副榜，補受虞城（河南虞城北舊縣）教諭。他極為不滿，毅然辭任。遂遊幕四方，以廣見聞，研討學術。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故鄉築起藏書樓，名之日“七經樓”。晚年多寓居於陝西，在關中書院、同州書院等地任教，生徒甚眾，聲譽益高。鹹豐四年（1854年）八月，病逝，享年59歲。蔣湘南一生求官不得，轉而研討學問。但關心時事。他對清朝各代政典都十分諳熟，能述其源流。麵對英國殖民勢力東來，以鴉片貿易毒化中國人民並進行經濟、政治上的掠奪，遂有禁煙之議。道光二十年（1840年），蔣湘南馳書致大鴻臚黃爵滋，以為“不禁鴉片，因非為政之體，而嚴禁鴉片，亦有難挽之勢”。他指出：鴉片之難禁，與沿海文武官吏們的腐敗有密切關係。而朝廷以及地方官吏之普通吸食鴉片，也是難以徹底禁煙的重要原因。他雖然提不出禁煙的可行辦法，但對官方的揭露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見解和膽識。在做學問上，他主張學貫古今，二者不可偏廢；研究問題要著眼於現實問題，要注意時代的特點，即所謂“時變”。例如他對秦始皇的評價，就與眾不同，他說：“秦人之毒於天下，不得不為罪魁；其利後世不得不為自功。功有二大端：一曰華夷者讀詩書；一曰匹夫得為天子。”“世異變，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這種議論就頗有辯證的觀點。一反時論，實屬難能可貴。湘南是回族人，他對伊斯蘭教（即當時稱“天方古教”）教義比較精通，在研究時，能與儒家學說彼此滲透，互相啟發。他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天方古教”（即伊斯蘭教）有許多是相通的。
蔣湘南主要研究經學，即所謂儒家經典，其目的是經世致用。而在研究學術之餘，尤工於詩。他深受魏源、龔自珍影響，針對經學中漢學、宋學之分，文學中的唐宋和秦漢之別，提出以經證經，不拘於漢、宋門戶之見。論文，不模仿齊宋，也不標榜秦漢。他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認為詩歌與政事二者相輔相成，都是作用於人。他說：“詩者，異性情之物也；政者，達性情之事也。”他的詩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多為時事而作。他反對“吟風月，弄花草”一類。對詩壇的複古擬古主義，持否定態度。認為詩人應該關心現實，主張“文章花樣關時代，愛古還宜不薄今”。
在詩歌創作上，蔣湘南十分崇拜龔自珍、魏源。認為向古人學習，貴在“實取精神”。他的詩有藝術個性，形成獨特風格，又大多反映現實生活。例如他是一位水利學者，他就用詩來表達治理黃河的方略。詩雲：“派分於斯弱，水多泥不淺。分清涮一濁，疏開功易辦。”因為是考察所得，其表達頗簡明，又有一定科學道理。又如他的詠史詩，多是借古鑒今之作，別具一格。例如他單居開封時所寫《汴河竹枝詞》二首雲：“錦纜龍舟已渺茫，煙條雨縷不成行。大梁城外蕭蕭影，多少隋朝古夕陽。八方民夫挽不難，三千殿腳錦成團。洛陽春接淮揚部，兩岸濃陰帶笑看。”
此兩首詩，乃追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年）乘龍舟南巡江都（今揚州）的故事。說明隋朝立國之初雖基礎不錯，但因統治者驕奢淫逸，把一個好端端的政權，搞得土崩瓦解，直至亡國。如今也沒有留下什麽值得謳歌、紀念的古跡，隻有夕陽殘血、滿目蕭條而已。一種慨歎、警世之情，溢於言表。
蔣湘南作為一個學者、詩人，在清代文壇中算得上一位大家。他於經學、文學、曆律、地理、水利、農業等學均有建樹，並以著作之豐富，名揚大江南北。所著有《春暈閣詩選》、《七經樓文鈔》、《周易鄭虞通旨》、《十四經樓日記》、《中州河渠書》、《華嶽圖經》、《蔣子遺書》、《春暈閣雜著》等。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方誌學家，並修撰府州縣誌以十數，計有《江蘇通誌》、《同州府誌》、《陝西通誌》、《藍田縣誌》、《涇陽縣誌》、《留壩廳誌》、《華嶽圖經》等，可惜大多散失。據劉元培在《七經樓文鈔序》中說：“先生以五十年成之書百卷。”此言雖不精確，但也反映了他研究的課題是多方麵的，成就是卓越的，堪稱一代博學而多著者。
right（黃庭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