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遺產——國寶大觀

第七節 毛公鼎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時（前828-前782年）的一件重器，在西周青銅器中居有重要地位。相傳於清道光末年，由陝西岐山周原出土。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毛公鼎通高53.8，口徑47.9，腹圍145厘米，重34705克。器形作大口，半球狀深腹，底，下附三獸蹄形足，口沿上豎立形製高大的雙耳，整個造型規正洗練，渾厚而凝重。鼎表麵的裝飾也十分簡潔，隻在口沿下的腹上部，飾重環紋帶一周，其他部位則不施任何紋飾，比起商代及西周早期的紋飾繁富的青銅器來，顯得格外素樸典雅，洋溢著一股清新莊重的氣息，似乎從宗教意識中走了出來。毛公鼎的裝飾紋樣趨向簡樸的這種變化，一方麵體現了青銅器由發展到頂峰開始回落，另一方麵也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變革。早期盛行的具有濃烈神秘色彩的，繁縟富麗的紋樣，經曆中期階段被分解和圖案化（演變成竊曲紋），失去了原有的整體形象，從而削弱了神話的意味，進入晚期，愈益趨向簡化，出現了如重環紋這樣的簡樸圖案，重環紋是摘取龍、蛇的鱗甲演化而來的。簡化了的紋樣得以流行，使裝飾紋樣從神的光環中脫出，增強了裝飾，也多了一點生活氣息，這是禮器的宗教意識減退的明顯標誌。與紋樣向著簡樸發展的同時，青銅器上的銘文顯著加長了，或者說鑄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增多了，而且銘文的內容也變得廣泛，涉及如祭祀、戰爭、賞賜、相命、訴訟、土地轉讓等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麵，這使青銅器不再僅僅是珍貴的工藝瑰寶，而成為記載當時曆史的重要文獻，這也是西周青銅器的重要價值所在。

　　毛公鼎腹內，就鑄有銘文32行499字，為現存銘文最長的一件青銅器。這篇銘文是一份完整的“冊命”，記述了周宣王命其臣毛公（yìn音）之辭。文辭典雅，可以與《尚書》相媲美。銘文的內容：首先追述周初文、武二王開國時，君臣相得的清平盛世，接著，以愴懷時艱的語言，指出國家的形勢並不寧靜，進而宣布冊命毛公以治理幫國內外，及周天子家室內外的重任，並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專權，特別申明凡未經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預告臣工不予執行；繼而告誡，勉勵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要忠心輔佐王室；最後確立毛公的權威，重賞毛公以儀仗、車馬、兵器等器物。毛公對此感恩戴德，鑄鼎以記，還要子子孫孫永遠寶之。這篇銘文真是皇皇巨製，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對於該鼎的鑄造年代，前人多以為西周初期，今多從郭沫若說為宣王時器。

　　毛公鼎不僅以鑄造精良，銘文浩長具有重要史料價值著稱，而且銘文氣勢宏偉，筆法端嚴，線條和質感飽滿豐腴、圓厚，是金文書法的典範。

　　毛公鼎在清道光末年出土後，於鹹豐二年（1852）由古董商蘇億年運到北平，金石學家陳介祺出重金購得，運回山東原籍濰縣，秘不示人。陳氏病故，當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即派人至陳家強買，限三日交鼎。端方死後，其後人嫁女於項城袁家，以鼎陪嫁，袁家不敢收受，端氏後裔乃將鼎押於天津俄國道勝銀行。1920年有美國商人願以五萬美金購買，消息被葉恭綽等獲知，便集資三萬大洋將鼎從銀行贖出，仍存於天津。抗戰事起，鼎移存香港。後因日寇進攻香港，鼎在戰爭中失落，被運到上海，為商人陳克勤所得，旋後為陳泳仁出巨資購得。抗戰勝利。陳氏以一代重器，獻諸政府。1946年撥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即今南京博物院）收藏。1948年移去台灣。

　　毛公鼎既為一代重器，曆來為學者重視，為之考釋研究，大凡清末以來金文著作，均作重器著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