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遠古文明之謎
盤古開天辟地之謎
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在我們國家是家喻戶曉的，也屢見於史冊。盤古故事雖興於漢，盛於三國，而其思想源流卻來自遠古，可以說是遠古的人們對自身的來源、生存、發展，乃至價值的一種索解。《藝文類聚》卷一引《三五曆紀》中有一段話：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裏。
著名學者袁珂在《中國神話傳記詞典》中稱上麵一段文字“頗具哲理化意味”。不錯的，其中的確含有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點啟示：其一，這裏講到了天、地、人。作為開天辟地的人（盤古），它的存在是不能離開天與地的。“盤古生其中”、“盤古在其中”，顯然，這裏不隻是一個方位的概念，而且還是一個包容的概念，就是說，這裏承認了一個事實，人隻能生存和生活於天地之間，離開了天地這一生存環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據。其二，所謂“神於天，聖於地”，講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韻，得地之靈氣。“人”怎麽從混沌走向清明，從根本上說就要從天地（大自然）中吸取養料，這話也是很富於哲理的。其三，與天地俱進的觀念。在這段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變的，地也是變的，人是隨天地之變而變的。“一日九變”，這裏說的變，就是發展，就是成長。
“我從哪裏來？”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訴人們，“人”從天地中來，就是說，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經萬八千歲”——實際上是更久長，“人”漸漸地變而為真正的“人”。
比上麵這段話更積極更有價值的是民間的傳說。明代周遊著的《開辟衍繹通俗誌傳》第一回這樣寫來：
（盤古氏）將身一伸，天即漸高，地便墜下。而天地更有相連者，左手執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鑿開。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開。二氣升降，清者上為天，濁者下為地，自是而混茫開矣！
這裏真正說到開天辟地了。自然給予盤古的那個天地原先並不是十分完滿的，需要盤古去加以改造。盤古的“將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鑿開”，正是這種改造活動的具體表現。再說，這裏說的改造活動也不是憑一時之勇，它要求盤古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即所謂的“久而天地乃開”。正是這種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精神，使盤古在人們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來。一些專家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講，“盤古代表著上古人群體的形象”，那是一點不錯的，中國人津津樂道於盤古，自以為是盤古氏的後代，道理也正在於此。
更為有趣的是，盤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盤古生於天地間，一旦死去，又回歸於大自然，化成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繹史》卷一引《五運曆年紀》：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
這段描述應當說也是“頗具哲理化意味”的。盤古之生，乃“神於天，聖於地”，從天地中汲取精華，壯大和發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會全數回歸於天與地，化成大自然間的風雲，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澤。這是最完整、最徹底的回報。這可能是遠古人類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最樸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這些年來，對盤古形象的研究漸趨旺勢，認識上也各不相同。
歸結起來，一為“外來說”，二為“本土說”。
“外來說”認為，盤古形象來自境外。有些專家認為，印度古經典《黎俱吠陀》載，宇宙間萬物都是“大人”創造，盤古氏實際上是從“印度大人”演變而來。還有專家說，盤古是巴比倫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譯。而大多數專家則認為盤古是中華這塊古土上土生土長的，是我們民族遠祖的某種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專家指出，盤古大神從遠古土地神“亳社”轉化而來。“亳社”是山川萬物的造物主，是無所不能的，盤古亦如此。“亳”轉音為薄、蒲、蕃、潘，雙音則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轉音為盤瓠、盤古。盤古既為土地神，那麽，他能通於天人之間也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
另有專家指出，盤古即傳說中的盤瓠。《搜神記》卷三：“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為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咬王首而還……帝乃封盤瓠為會稽侯，食會稽郡一千戶，其後子孫昌盛，號為犬戎之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也略同。當然，許多專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並非真是一隻狗，而是以“犬”為圖騰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聯盟，他帶領自己的部屬，幫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帶的部落聯盟首領）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聯盟首領）的叛亂，於是受到高辛帝的褒獎，創建了後來的所謂“犬戎之國”。如果那樣，盤古則是“南蠻”的祖先了，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還有些專家以為，盤古實際上是龍文化的象征，是中遠古文明的象征。《廣博物誌》卷九引《五運曆年紀》雲：“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後骨節為山林，體為江海，血為淮瀆，毛發為草木。”如果這一記述無誤，那麽“龍首蛇身”的盤古無疑是中原遠古祖先的化身了，從其呼風喚雨的本領來看，他是遠古時代一個首領級的人物無疑了。
遠古神話傳說是對混沌時代的一種朦朧的追憶，它雖然有著太多誇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們能用心吹去覆蓋在遠古史實上的厚厚沙土，那麽，由此而追尋遠古祖先的某些蹤跡還是可能的。我們從盤古形象中，還是看到了我們遠古祖先勤奮、勇敢、大度、灑脫的品性嘛，而這些正是盤古的子孫們所應該承繼和發揚的。
巫山人元謀人之謎
巫山，橫亙於四川、湖北兩省的邊境，北與大巴山相連，遠遠望去，活脫脫是一個大寫的“巫”字，於是，人們就自然而然地稱之為巫山了。長江在巫山間穿行，這就形成了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
絢麗的長江三峽，不僅以其迷人的自然風光聞名於世界，而且以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東非大裂穀，穀底為河湖沉積發育，有著豐富的人類化石、文化遺存和哺乳動物的化石，是科學家們探尋人類起源奧秘的理想處所。無獨有偶，長江三峽與東非大裂穀一樣同屬世界範圍內造山運動活躍時期的產物。兩地雖然地隔萬裏，但有著驚人相似的地形、地質、地貌結構。長江三峽地區海拔高度適中，氣候溫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羅棋布。這裏，應該是古人類繁衍的理想處所。
世界各國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都先後雲集於三峽，希望在這裏有所發現，發現從猿走向人的蹤跡。其中有英國的歐文，美國的古生物學家格蘭，他們到三峽地區作了考察，並發表了作品，但沒有發現中國最古人類的化石。幸運沒有降臨到這些國外的考古學家的頭上。
幸運終於降臨到了一支年輕的中國考古隊的頭上。經過苦心的開掘，上一個世紀的80年代，考古隊員終於在三峽地區巫山縣廟宇鎮龍骨坡發現了距今204萬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含有兩顆臼齒的下頜骨一塊，新生出的恒門齒一枚。
考古隊員們欣喜異常，將這裏發掘出來的古人類化石命名為巫山人。
現在，幸運的巫山人的後代可以對自己的遠祖“巫山人”展開盡情的、天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許是在200多萬年前氣候發生突變的緣故吧，茂密的森林變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樹頭的果子不見了。一群原先在樹頭鮮蹦活跳的猴子麵臨著從未有過的生存的危機和死亡的恐懼。
怎麽辦？
也許，絕大多數的猴子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堅持在樹頭。結果，等待著它們的隻能是一場悲劇。
也許，有少數的猴子試探性地跳下了樹頭，走向了空間更加廣闊的草原。
正是由於這關鍵性的一步的邁出，現在被人們稱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過去在樹頭生活，活動的方式當然是爬行和攀緣，到了草地上，為了觀察和探視，必須直起身子行走；當年在樹頭植物的鮮果垂手可得，而現在必須利用工具去追殺比自己弱小的生靈，或者想方設法去采擷果實；過去常年寄居於樹頭，過著“有窠氏”式的生活，現在必須利用三峽地區星羅棋布的溶洞，過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實證明，這一切真的發生了。
在“巫山人”當年居住過的溶洞中，我們發現了他們屍骨的化石，同時，也發現了足以證明他們已經由猿變成人的粗糙的打製石器，發現了他們食用過的、後來基本消亡了的116種哺乳動物屍骨的化石。
或許是同時，或許是稍後，邁出這樣關鍵一步的還有遠在雲南省北部雲南盆地的“元謀人”。這是滇中高原上一個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個世紀的60年代，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幾位地質工作者，在元謀縣城東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個山麓小丘上發現了兩顆化石積度很深的人的門齒化石。這是同一個成年男性個體的牙齒，一為左上內側門齒，一為右上內側門齒。經鑒定，這是生活在170萬年前的“元謀人”的牙齒。這就告訴我們，170萬年前，這裏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學證明，“元謀人”是從纖細型的南方古猿演變而來的。由於自然界的劇烈的變故，他們艱難地從樹居生活轉向了地麵生活。他們既要順應自然，還得利用自然界的物體，如樹枝或石塊作“工具”，以獲取必要的生活資料。工具漸漸成了他們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謀人牙齒的同一地層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製的粗糙而簡單的石器工具。《中國百年考古大發現》一書的編者胡爾克說得巫山猿人化石發現地點元謀猿人化石地點發掘現場好：“認識了某些工具的性能，進而有意識地選擇有利於達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這就已由猿的範疇進入了人的時代了。製造工具是區別人和猿的根本標誌。隻要能利用一塊石頭把另一塊石頭打製成工具，不管這工具多麽原始、簡單，它就標誌著由猿進入了人類的時代。”
同樣的進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進行著。2002年5月，在南京召開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類學家參加的雙溝國際科學考察年會上，中科院向新聞界通報說，李傳夔教授在雙溝鬆林村村東南處化石地點發現一件至今在亞洲時代最早的長臂猿化石，上麵僅保留三顆臼齒，其性狀完全不同於非洲、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發現的長臂猿。這種長臂猿是後來的“雙溝人”的遠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萬年前。在雙溝，後來又發現了江蘇境內最早的雙溝下草灣古人類化石，與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十分相近。專家們結合新近在雙溝發現的古動物群化石作出驚人的新推測：雙溝發現的長臂猿與北京猿人之間有著某種親緣關係，而雙溝下草灣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後裔。也許是曆史的某種機緣，雙溝長臂猿的後代子孫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後，重又回到了地處江蘇雙溝的老家來了。考古證明，雙溝地區在曆史上也發生了從森林環境向草原環境的轉化，雙溝人順應了這種轉化。由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江蘇雙溝是人類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類（可能是雙溝醉猿、江淮寬齒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種中的一種）在這裏完成了“從猿到人”的偉大轉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證明著，人類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華古土本身就是人類的發祥地之一。
“北京人”用火之謎
“北京人”的發現，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世紀大發現。
1929年，時年25歲的中國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縣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工作。在發掘中，他驚喜地得到了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一下震驚了全世界。要知道，在當時，全世界所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骨，隻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區的發掘達到了高潮。中國另一位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主持的發掘活動，接連發現三個較完整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為之震驚和激動。
從地下發掘出的石器及動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當時的周口店一帶草木繁盛，有著大量的湖泊和沼澤。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著種類繁多的動物和植物。我們的“北京人”經常靠捕獵水牛、羚羊等動物為生，偶爾也能捕獵到劍齒虎和其他大型動物。除此之外，許多植物的根莖及果子也是他們的食物來源。
如果將“北京人”的遺骨加以複原，他們的相貌大致是這樣的：前額平低，眼眶上緣有兩個互相連接的粗大眉骨，像屋簷一樣遮蓋著眼睛。腦殼很厚，大約比現代人厚一倍。腦容量平均為1000多毫升。他們的肢骨已具有現代人的形狀了，在使用上臂時幾乎和現代人一樣運用自如。他們的下肢雖然還有些屈膝，但已經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麽，“北京人”是怎樣生活的呢？尤其要緊的是，他們能不能使用火呢？
原始人捕獵
為了解開這個謎，科學家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遺跡過程中，人們原始人用火看到了厚達幾十厘米到幾米的灰燼層，看到了燒過的樸樹子、木炭、燒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燒過的鹿角及其他各種動物骨骼。樸樹子被燒後呈灰白色；燒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滿龜裂紋和斑駁的痕跡；燒過的鹿角有裂紋；燒骨數量最多，除與燒過的鹿角一樣有多種色澤外，還有發出藍色和藍綠色的。通過這些，我們大致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一，“北京人”估計還沒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們懂得引進自然火種。引進自然火種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還使用樹枝作柴，帶有油脂的獸骨也常用來作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僅懂得引進自然火，還懂得控製火、保存火。“北京人”居處的灰燼不斷增加，在第四層灰燼厚度達到4米，這已經足以說明他們能夠控製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樸樹子的發現，本身就證明他們在烤食植物種子。被烤黑了的各種動物骨骼更是證明他們將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當然，火除用以熟食外，還可用以禦寒、照明，洞口點上火，還可用以防禦野獸侵襲。
“北京人”用火的被證實，一下把人類用火的曆史提前了幾十萬年。
可是，在種種證據前，還是有人提出異議。有人從洞穴的一個角落裏采集到少量樣品，說明這僅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為了證實北京猿人的確會使用火，從2001年10月開始，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徑，利用地球化學方法——元素碳進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燒後都會留下某些“蛛絲馬跡”，除了常見的碳屑外，還有碳絲、微晶石墨和炭黑等，這些都屬於遊離碳，肉眼一般看不見，通常被人統稱為“元素碳”，元素碳極易和其他顆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認為，“元素碳可以作為一種示蹤劑，來顯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過火”。
研究的結果顯示：所鑒定的大部分土樣和動物骨頭的碳含量都比較高，比天然火燃燒要高出一到數個數量級。沈承德長期在瑞士進行古人類學術研究，看到實驗顯示後說：“這麽高的濃度，隻可能是就地產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後留下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對這一研究方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對於周口店猿人地點用火遺跡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認為，人類學會使用火，是比蒸汽機的發明更偉大的事件。這樣看來，“北京人”僅此一項，其對人類的貢獻就非同一般了。
“北京人”神秘失蹤之謎
從1918年3月瑞典著名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騎著毛驢第一次到周口店進行考古，到1937年7月因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周口店被迫停止考古發掘，其間經曆了20個年頭。在這20個年頭中，周口店向世界提供了最為豐富且有一定係列的實物資料，其中包括具有極大價值的“北京人”頭骨化石。
停止發掘以後，考古學家們集中精力著手對文物進行修理和研究。當時，大宗的重要資料都存放在美國人主持的協和醫院內，暫時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滋擾。
到了1941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關鍵的階段，由北京人頭蓋骨，1966年周口店出土於利益上的衝突，日美關係也緊張了起來。協和醫院對中國考古研究者們提供的保護到底能維持多久，也成了問題。而一旦日美發生衝突，勢必會殃及周口店考古20年來所獲的寶貴資料。
中國的考古學家賈蘭坡在日益緊張起來的氣氛中想到了自己應該為保護這些科學財富盡些義務。他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不使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平麵圖和剖麵圖失落。他完全清楚，這些圖如果失落，過去所有發掘出來的標本將會失去層位依據而造成混亂，後果不堪設想。賈蘭坡使用細軟的薄紙，將原圖縮小複製，當作“手紙”攜帶回家。幹了兩個多月，終於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盜”完了這些珍貴的圖紙。
形勢還在惡化。
為了保證這些珍貴文物不受損壞，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同北京協和醫院行政委員會負責人開始商談妥善處理辦法。最後決定由中國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負責對文物進行裝箱，然後移交北京協和醫院總務長博文，由他送往美國駐華使館，然後啟程運往美國。
裝箱很仔細，化石均經多層包裹，以防顛簸損壞。在化石盛裝盒外麵注明了化石名稱及所屬部位。所有化石（包括極為珍貴的5個“北京人”頭骨）共裝了一大一小兩個木箱，裝好封閉後，被送往博文的辦公室。裝箱時還開列了詳細的清單，賈蘭坡手上留有一份副本。
清單上的化石幾乎包括周口店發掘的全部精華，其中包括5個北京猿人頭骨化石和“山頂洞人”的全部資料，還有北京猿人下頜骨13件。
可是，這一切都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暗暗監控之下。
1941年12月5日，裝有“北京人”化石的專用列車啟程，馳往秦皇島，打算在那裏送上一艘美國定期航輪——哈裏遜號。
第三天，日本艦隊偷襲了美國軍港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
日本迅速占領了美國在華設立的各種機構，協和醫院也未能幸免，連那列載有“北京人”的化石列車，也在秦皇島被日軍截獲。“北京人”化石在戰亂中悄然出世不久，竟又在硝煙彌漫的年代裏神秘失蹤了。
“北京人”化石失蹤的消息傳出後，不僅中國學界和民眾為之震驚，世人也為之矚目。許多國家的人士競相搜尋有關“北京人”化石的消息和傳言也時時見諸報端，但大多荒誕不經。在進行搜尋的國家中，日本顯得特別的起勁，日本軍人、學者、特務都參與其間。
此後，對“北京人”化石的尋找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世界各國報刊時有報道，也時有傳言蜂起，過後又一一被否定。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尋找“北京人”化石的熱潮才漸漸平息下去。但有關種種猜測和傳聞，仍久盛不衰，至今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
遠古人類食人之謎
1931年，北京周口店的發掘熱火朝天，令人鼓舞。在不太長的時間裏，接連發現了三個較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親自參與其事的美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在經過初步研究後，寫下了這樣的報告：
此三頭骨，均為成年的，保存都很完好，前兩個，一個較大，一個略小，大的屬於男性，小的屬於女性。頭蓋部分，雖然完整，但顱底部不齊全。
看來猶如閑筆，將頭骨的“顱底部不齊全”一語輕輕帶出。此時，恐怕魏敦瑞對此種現象還未形成概念。
1933年，周口店山頂洞的發掘取得巨大成功，獲取了三個保存完整的頭骨和一個頭蓋骨。美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同樣參與其事。他詳細端詳著這些頭骨和頭蓋骨，目光集中在頭骨上的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跡上。他當時雖然沒說什麽，但看得出他在認真思考。
不少專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但結論顯得有點輕描淡寫：中國猿人居住的洞穴是十分簡陋的，時時有石塊從頂部落下，擊在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頭骨上就必然會形成碎裂現象。
但是，這種說法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猿人頭骨上的裂痕都是呈圓尖狀的呢？難道塌落下來的石塊都是磨尖過的？
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魏敦瑞才對此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發表了《中國猿人是否同類殘食》一文，後又出版了《中國猿人頭骨》一書。在這些論著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猿人階段，存在著食人之風。他把“人吃人”這種在現代人看來極為殘忍、野蠻的現象，無情而曆史地推到了人們的麵前。
魏敦瑞的理由是：第一，按正常情況，猿人的肢骨、軀幹骨的數量都要比頭骨多，可北京猿人卻相反，代表40多個個體的北京猿人的肢骨隻有上臂骨3件、鎖骨1件、大腿骨7件、小腿骨1件，而頭蓋骨有14件，麵部骨有6件，下頜骨有15件，牙齒有166枚。第二，2萬多平方米的遺址中，許多地點不見人的化石，而隻有古脊椎動物的化石與石器，它們很少共存。那裏的人哪裏去了？除了被同類食掉很難作其他解釋。第三，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頭蓋骨上有人為地被器物敲打過的痕跡，有凹陷和壓碎現象。
我國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在以後的研究中證實了魏敦瑞的論斷，證明了同類相食的現象不隻是存在的，在當時條件下甚至是合理的和必然的。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為了求得“種”的生存，猿人不可避免地要食掉同種中的一部分（主要指老者、“山頂洞人”頭骨，最左邊的頭骨有明顯被鈍器擊傷的痕跡弱者、病者、異部族者）。似乎古猿人已經意識到後腦勺較身體的其他部位更脆弱，也更易置人於死地，於是，他們就用打磨過的鋒利的石器作為武器，先將對方擊倒、擊暈以致擊死，然後先吸幹腦漿，再慢慢地割下其他部位的肉吃，一些脆而軟的骨片也被食者吞噬了。
這就是原始人的“人吃人”現象。
在遼寧西沙鍋屯洞穴遺址中，發現有40多個個體的頭骨、軀幹骨，其骨頭零散，腳骨且有裂痕。很顯然，也可作“人吃人”的一種例證。
在廣西桂林甑皮岩古人類居住的洞穴中，曾出土了人類頭骨化石14個，其中至少有4個頭骨化石有人為打擊的痕跡。專家考證後一致認為，這種頭骨化石裂痕係用某種尖狀器具猛力打擊而成，這也是早期人類食人風俗的一個鐵證。
就世界民族誌材料來看，食人是一種曆史上人類進化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它曾廣泛地存在於亞洲、非洲和歐洲廣大地區。作為一種曆史的慣性，它至少延伸了幾十萬年。直到人類已經有了比較多的肉食和素食食品的新石器時代，這種風氣還存在著。著名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在《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這部著名作品中寫道：“在非洲剛果的北部，過去住著一個安濟奎的民族，這個民族非常殘酷，不論朋友、親屬，都要吃的……他們的肉店裏充滿著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們把在戰爭中捉到的敵人拿來充饑，又把賣不出價錢的奴隸養肥了，宰殺後果腹。”赫胥黎講的“過去”如果是原始社會時期，那講他們“殘酷”是不妥的，因為在原始社會，食物短缺，為了群體的生存，將敵人殺掉吃了，甚至將自己氏族中的老者、弱者、病者殺了吃掉，也算不了什麽殘酷的。道德具有一定的曆史性，在那個時代，“人吃人”不屬於不道德的範疇。
中華文明源流之謎
的確，所謂自古以來的“大一統”，隻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美麗的夢，而編織這一夢境的始作俑者則是被尊為中華史學之父的司馬遷。
子承父誌，司馬遷要編一部中華民族的進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惱的是“太古”時代史料的缺乏、紊亂。楊朱認為：“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五之爭或隱或顯，億不識一。”他一連用了“若存若亡”、“若覺若夢”、“或隱或顯”三個不肯定形容詞，目的無非是要把“太古”曆史時期從曆史序列中抹去。這是一種對民族的始祖抱虛無、迷惘、玩忽的消極態度。這時，司馬遷站出來了，他是有責任心的，他要從無頭緒中理出頭緒來。
司馬遷跑了許多地方，“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江，南浮江淮”，但還是不行。三皇五帝的傳說紛紜得很，也講不清。經過幾度反複，他決定一筆把“三皇”抹掉，獨獨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黃帝。黃帝打敗了炎帝，擒殺了蚩尤，“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黃帝為五帝中第一帝，後四帝是“黃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孫某玄孫。五帝之後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黃帝子孫，這樣一來，大一統不就順理成章了嗎？
人們一直相信司馬遷為當時人和世代子孫編織的這樣一個美麗的夢。
可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夢，在20世紀以來的百年考古麵前顯得不怎麽站得住腳了。
就拿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來說，它像滿天星鬥，撒落在祖國的大地上。元謀猿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這些直立人分別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著，說是某種文化之源，可能他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縣西北隅的中條山陽坡，他們生活在距今180萬年前。他們來自何處？可能就來自當地的一種類人猿。元謀人生活在雲南北部元謀盆地東緣，生存年代距今約為170萬年。他們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當地一種纖細型南方古猿演變而來的。山西的西侯度人，與雲南的元謀人相差約10萬年，他們之間很難說有什麽傳承關係。還有更古一點的巫山人，也不見得與元謀人、西侯度人有什麽源流上的糾葛。這樣看來，在幾百萬年前，中華古土上的人就表現出多源態勢。
後來進入智人階段，有馬坦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他們之間有的有些許的傳承關係，但更多的是各為源頭，獨立發展的。
大約在公元前1萬年，人類進入了地質上的全新世時期，地球上的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了。人類拿起了新石器，過起了定居生活，向社會更高的文明度迅進。
從河南許昌的靈井文化遺址，到陝西大荔的沙苑遺址，到山西北部懷仁縣的鵝毛口文化遺址，到山東滕縣的北辛文化遺址，到河北武安縣的磁山文化遺址，到黃河南岸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遺址，到浙江餘姚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到位於杭嘉湖平原的桐鄉羅家角文化遺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遺址，到東北興隆窪文化遺址，到甘肅臨洮的馬家窯遺址文化，到廣東曲江縣石峽文化遺址，到福建閩侯縣曇石山文化遺址，到西藏東部昌都縣的卡若文化遺址，它們之間有的有著某種文化傳承關係，有的則自有源頭。自古並非大一統這一事實，現在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遼西的紅山文化是令人震驚的。在遼寧喀左縣東嘴紅山文化遺址連續發現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壇遺址，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築遺址的發現，都令人不得不承認它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發現，尤其是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反山大墓、匯觀山大墓的麵世，徹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認識上的傳統格局。三星堆古遺址的發掘更令世人震驚，其中有著無數的國寶。其中有被稱為世界銅像之王的青銅大立人像。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米，頭戴回紋筒冠，身著右衽龍袍，兩手虛握，誇張為環狀，站立於神壇之上，曆數千年而栩栩如生。讓世人除對當時青銅鑄造工藝水平驚訝萬分外，還對其獨特的美學表達能力歎為觀止。其他如青銅神樹、鈍金權杖、玉邊璋、玉牙璋等，都堪稱世界一絕。環視祖國大地，東、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門檻之時，就絲毫不遜色於中原文化。中華文明的多源，可以說是已經成為定論。
當然也有專家認為，“多源”與“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這段時間，黃河流域擁有了比其他地區更優越的自然環境。氣候溫和，降水量相當於現今的長江流域，黃土高原土壤疏鬆，水土無流失，這樣，生產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區前麵，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區的文化為華夏地區的文化所影響、改鑄、吸納，漸漸地形成了起於多源而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一元”文化。
我國農業起源之謎
關於農業的發明權問題，是古來人們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關於農業起源的傳說。有的說是神農氏發明了農業，有的說是烈山氏（亦稱厲山氏）發明了農業，還有人說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個人發明了農業，周人則相信是他們的祖先棄發明了農業，《史記·五帝本紀》則說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從而發明了農業。講法雖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認中國人民自己的祖先發明了農業。
在諸多神話傳說中，神農氏發明農業的傳說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讓人信服。
關於神農氏的傳說故事很多。清馬馬肅《繹史》卷四引《周書）雲：“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晉王嘉《拾遺記》卷一雲：“炎帝（神農）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漢唐地理書鈔》輯《盛弘之荊州記》：“神農生於隨縣北界厲鄉村，內周圍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皆動。”
神農為了發明農業，吃盡了千辛萬苦。《淮南子·修務訓》雲：“神農嚐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晉幹寶《搜神記》卷一雲：“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述異記》卷下謂：“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世本》雲：“神農人身牛首。”
應該說，史籍提供的關於神農氏發明農業的種種資料是十分珍貴的，神話故事中的一些說法和一些情節，又剛好與考古發掘相契合。
第一，尋找種植植物的種子。
神話故事提供了三種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說，上帝從天下起粟雨來，神農“遂耕而種之”，於是以粟為種植的主糧。二是“丹雀銜九穗禾”說，此丹雀看來是一隻神雀，它銜來了良種“九穗禾”，於是，“帝乃拾之，以植於地”。三是“嚐百草”說，在神農發明種植前，所有植物都屬於“百草”之範疇，神農通過“嚐百草”，選出了良種，“耕而種之”。
三種說法中，以前兩種為虛妄，多神話色彩，與實際難符，而第三種說法是實事求是，也是與曆史事實相符的。在沒有發明農業之前，什麽可食，什麽不可食，什麽可種，什麽不可種，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嚐味，要選擇，看來，人類最後選定的一些農作物，是長期實驗的結果。
黃土地區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較低，但有較好的毛細作用。這兩個條件製約了農業起源過程中選擇馴化作物品種的方向。中原地區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將其采集、選擇，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糧粟子。這一點已被考古發掘所證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顯然是剛從野生狗尾草馴化過來的。
南方地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農氏們就采集當時也許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進行馴化培植，使之成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縣夢溪鄉八十當遠古文化遺址發現的兩粒半古稻，屬於1.4萬年前的物品，這正是處於野生水稻祖本和現代水稻之間的正在馴化的水稻。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種之”。
種植植物意味著對植物進行管理、看護、培育。關於神農氏的傳說中，說神農有田一頃二十畝，內穿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護理。當然還會有其他的一些看護和管理手段，隻是沒有寫出來罷了。
原始人對馴化中的植物的看護，可以參照一些少數民族的方法。鳥獸的侵害是原始農業的大敵。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用籬笆把植物區圍起來，或派人看守。廣西十萬大山地區的瑤族農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頭掛有穿孔的竹筒，微風吹來，呱呱作響，禽獸聽而生畏，就不敢前來吃莊稼了。這些方法原始人應該都用過。至於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馴化護理的方法。
第三，農業工具的發明和改進。
神農“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製陶技術，它是與農業、定居同步的。粘在陶片上的稻殼可以說製陶技術的發明，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彭頭山遺址灶坑的一個重要標誌。凡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有製器工場和陶器。
至於“斧斤”，那應該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農業工具。《詩·齊風·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樹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樹木分解開來作柴使用，都離不開斧。而這斧，正是神農氏發明的。
這一點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遺址中得到了證明。在當時條件下，離開了斧要砍伐樹木簡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崗和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許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於礫石，比較厚重，呈梯形和長方形，兩麵磨刃。除少數直接操作外，多數裝有木柄。普列漢諾夫認為：“石斧最初是沒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學得確鑿地證明，斧柄對原始人來說是一個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我國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經攻克了這一“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這在世界上無疑是先進的。
神農“為耒耜鋤耨”。除對馴化植物進行護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為重要的，於是神農氏在實踐中發明了“耒耜鋤耨”，使土地能為植物提供更多的養料和生長條件。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密縣峨溝北崗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都距今八九千年，當時耜耕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在火耕時期，盛行用一種尖棒播種，在此基礎上，經過不斷改進，發明了耒耜。耒有單齒和雙齒之分，耜與耒相似，隻是耜冠是板狀的。在浙江餘姚河姆波還發現過木鏟，發現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發明和改進，大大提高了農業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崗和磁山等遺址已經出土了精致的石鐮，呈拱背長條狀，通體都磨光，刀刃部有細小的鋸齒，柄部較寬，且往上翹，下部有供拴繩用的缺口，說明石鐮安有木柄。這一發現說明鐮刀使用的曆史十分古老。還有一些地方發現有蚌刀作隨葬品的，可見鐮刀不隻有石製的，還有蚌製的。
我國是古老的農業大國。無論是神話傳說，文字典章，還是地下發掘，都證明我國早在八九千年前就進入了農業社會，至於作為農業發明者的神農氏，恐怕不會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
骨器時代之謎
“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給人帶來太多的驚異，驚異之一就是在遺址中發掘出了達萬件動物遺骸，如此豐富的骨料為河姆渡人製作骨器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河姆渡人是聰明和智慧的，他們把動物骨骼中的骨、角、齒及其他部位，加以簡單的銼磨加工，製成種種骨器。大型動物的肩胛骨本身就像一把鏟子，隻需在骨臼部位略作加工，便成為一把十分合用的骨耜。鹿類是河姆渡人主要的捕獲動物，質地堅硬的鹿角可成為加工成骨器的最好材料。截取粗大結實的分叉部位，略作加工，即使一把上佳的器柄。截取鹿角之尖端，隻要稍加銼磨便是一件很好的角錐和角鑿。若再把中部磨出倒鉤，後端鑽上一孔，則成一把極好的梭形器了。河姆渡人把鹿角的每一個部位都利用起來。
王因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數量極其驚人，在文化層與灰坑中出土的動物骨骼、蚌殼達到萬餘件，用動物的骨、角、蚌做成的工具和裝飾品達到千件以上。可見，當時的先民們對骨器是如此的重視。
問題在於，為什麽先民們對骨器表現出了比石器更大的興趣呢？
首先，不少動物的骨骼的硬度比石頭的硬度大。新石器時代的骨箭鏃如硬度極高的圓錐形鹿角不隻可以作為一般的工具使用，甚至還可以用它來開鑿石料，製作石器。
其次，動物骨骼的品種多，不像石料那樣的單一。從王因遺址的發掘看，被這裏的原始人用來製作骨器的動物骨骼分屬於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貝類，具體的品種多達42種。從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看，小到青魚的肋骨，大到象牙、鯨魚骨，都被充分地利用起來了。總之，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中遊的各類動物的骨骼，都可利用起來製成用途各殊的骨器。
再次，自然造型好，加工方便簡單。每一種動物的支架由幾十種甚至幾百種骨片組成。這些骨片的形態是各異的，正好可為人類利用來製作各種工具和生活器具。比如，哺乳動物的牙齒，是其骨骼體係中最堅硬的一部分，外部包裹的那一層牙釉質硬度比鋼鐵還大，僅次於金剛石。哺乳動物的門齒，如一把鏟子，兩旁的犬齒，像尖刀一樣，後麵的臼齒，像副磨盤。先民可以利用動物牙齒製成各種鑿、挖工具。有些動物骨骼的形狀，裝配上木質的柄，便可使用了。
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捕獲動物品類和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而然地把興趣轉向骨器。
一些專家認為，骨器用之於生產，這是骨器時代到來的根本標誌。在河姆渡遺址的發掘中，原始先民把大、中型動物的前肢的尺骨，做成有巨大衝力的骨鑿，這在生產中，尤其在原始農業生產中作用是很大的。大型動物長而且寬扁的肋骨，表麵光滑平整，可做成骨刀和骨鋸，在生產中可作砍伐樹木用。更為重要的是，骨器直接使用於農業。在我們稱之為江南文明祖地的“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了不少作為挖土工具的骨耜，其挖土之深，效率之高，都遠在石耜之上，在河姆渡大量的骨器中，以骨耜為最多。特別引起人們注目的是，在河姆渡還發現了骨梭，可見骨器還用之於紡紗織布呢！
先民還將骨料做成種種生活用品。從河姆渡，從大汶口，從跨湖橋，還有其他一些遺址發現的精巧的骨針，是任何石料磨製不出來的。河南賈湖遺址出土距今7000年前的“骨笛”河姆渡的骨針選用長條骨料製成，先在兩麵琢刻，鑽出針眼，然後再磨出細長的針身，花的氣力是很大的，但十分精巧，跨湖橋人用的一枚骨針，最大直徑為2毫米，針孔直徑小於1毫米。也是采用雙麵鑽孔技術，但在技巧上比河姆渡更上了一層樓。發現的骨笄，可用於束發，比起石製品來自是另一番風景。骨匙，骨匕，都可用於餐中，尤其是骨匕對肉類食品的切割，作用是不可小覷的。
先民們還將骨精製成藝術品。河姆渡人對象牙堅硬細膩的質地有了相當的認識，他們細心地把象牙剖成片狀加工，製成蝶形器、鳥型牙匕或小盅，並在器物上雕刻“雙鳥朝陽”、“蠶紋”等精美圖案。在河姆渡，還發現了三孔或單孔的骨哨，說明悠揚的樂聲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這裏的上空回蕩。
上麵這些，都在證明中國曆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骨器時代。但是，也有一些專家不這樣認為。他們說，骨器在曆史發展中曾經發揮過不小作用，但與石器比，作用顯然還要小得多，因此還稱不上是一個時代。再說，在先民遺址發掘中，像河姆渡、王因這樣骨器集中的地方有，但不太多，大部分遺址仍然是以石器為主，因此還是統稱為石器時代好。這當然還是個未解開的謎，有待於科學家們進一步研究，然後才能得出大家都能認同的結論。
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在我們國家是家喻戶曉的，也屢見於史冊。盤古故事雖興於漢，盛於三國，而其思想源流卻來自遠古，可以說是遠古的人們對自身的來源、生存、發展，乃至價值的一種索解。《藝文類聚》卷一引《三五曆紀》中有一段話：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裏。
著名學者袁珂在《中國神話傳記詞典》中稱上麵一段文字“頗具哲理化意味”。不錯的，其中的確含有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點啟示：其一，這裏講到了天、地、人。作為開天辟地的人（盤古），它的存在是不能離開天與地的。“盤古生其中”、“盤古在其中”，顯然，這裏不隻是一個方位的概念，而且還是一個包容的概念，就是說，這裏承認了一個事實，人隻能生存和生活於天地之間，離開了天地這一生存環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據。其二，所謂“神於天，聖於地”，講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韻，得地之靈氣。“人”怎麽從混沌走向清明，從根本上說就要從天地（大自然）中吸取養料，這話也是很富於哲理的。其三，與天地俱進的觀念。在這段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變的，地也是變的，人是隨天地之變而變的。“一日九變”，這裏說的變，就是發展，就是成長。
“我從哪裏來？”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訴人們，“人”從天地中來，就是說，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經萬八千歲”——實際上是更久長，“人”漸漸地變而為真正的“人”。
比上麵這段話更積極更有價值的是民間的傳說。明代周遊著的《開辟衍繹通俗誌傳》第一回這樣寫來：
（盤古氏）將身一伸，天即漸高，地便墜下。而天地更有相連者，左手執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鑿開。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開。二氣升降，清者上為天，濁者下為地，自是而混茫開矣！
這裏真正說到開天辟地了。自然給予盤古的那個天地原先並不是十分完滿的，需要盤古去加以改造。盤古的“將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鑿開”，正是這種改造活動的具體表現。再說，這裏說的改造活動也不是憑一時之勇，它要求盤古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即所謂的“久而天地乃開”。正是這種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精神，使盤古在人們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來。一些專家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講，“盤古代表著上古人群體的形象”，那是一點不錯的，中國人津津樂道於盤古，自以為是盤古氏的後代，道理也正在於此。
更為有趣的是，盤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盤古生於天地間，一旦死去，又回歸於大自然，化成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繹史》卷一引《五運曆年紀》：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
這段描述應當說也是“頗具哲理化意味”的。盤古之生，乃“神於天，聖於地”，從天地中汲取精華，壯大和發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會全數回歸於天與地，化成大自然間的風雲，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澤。這是最完整、最徹底的回報。這可能是遠古人類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最樸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這些年來，對盤古形象的研究漸趨旺勢，認識上也各不相同。
歸結起來，一為“外來說”，二為“本土說”。
“外來說”認為，盤古形象來自境外。有些專家認為，印度古經典《黎俱吠陀》載，宇宙間萬物都是“大人”創造，盤古氏實際上是從“印度大人”演變而來。還有專家說，盤古是巴比倫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譯。而大多數專家則認為盤古是中華這塊古土上土生土長的，是我們民族遠祖的某種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專家指出，盤古大神從遠古土地神“亳社”轉化而來。“亳社”是山川萬物的造物主，是無所不能的，盤古亦如此。“亳”轉音為薄、蒲、蕃、潘，雙音則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轉音為盤瓠、盤古。盤古既為土地神，那麽，他能通於天人之間也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
另有專家指出，盤古即傳說中的盤瓠。《搜神記》卷三：“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為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咬王首而還……帝乃封盤瓠為會稽侯，食會稽郡一千戶，其後子孫昌盛，號為犬戎之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也略同。當然，許多專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並非真是一隻狗，而是以“犬”為圖騰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聯盟，他帶領自己的部屬，幫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帶的部落聯盟首領）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聯盟首領）的叛亂，於是受到高辛帝的褒獎，創建了後來的所謂“犬戎之國”。如果那樣，盤古則是“南蠻”的祖先了，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還有些專家以為，盤古實際上是龍文化的象征，是中遠古文明的象征。《廣博物誌》卷九引《五運曆年紀》雲：“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後骨節為山林，體為江海，血為淮瀆，毛發為草木。”如果這一記述無誤，那麽“龍首蛇身”的盤古無疑是中原遠古祖先的化身了，從其呼風喚雨的本領來看，他是遠古時代一個首領級的人物無疑了。
遠古神話傳說是對混沌時代的一種朦朧的追憶，它雖然有著太多誇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們能用心吹去覆蓋在遠古史實上的厚厚沙土，那麽，由此而追尋遠古祖先的某些蹤跡還是可能的。我們從盤古形象中，還是看到了我們遠古祖先勤奮、勇敢、大度、灑脫的品性嘛，而這些正是盤古的子孫們所應該承繼和發揚的。
巫山人元謀人之謎
巫山，橫亙於四川、湖北兩省的邊境，北與大巴山相連，遠遠望去，活脫脫是一個大寫的“巫”字，於是，人們就自然而然地稱之為巫山了。長江在巫山間穿行，這就形成了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
絢麗的長江三峽，不僅以其迷人的自然風光聞名於世界，而且以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東非大裂穀，穀底為河湖沉積發育，有著豐富的人類化石、文化遺存和哺乳動物的化石，是科學家們探尋人類起源奧秘的理想處所。無獨有偶，長江三峽與東非大裂穀一樣同屬世界範圍內造山運動活躍時期的產物。兩地雖然地隔萬裏，但有著驚人相似的地形、地質、地貌結構。長江三峽地區海拔高度適中，氣候溫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羅棋布。這裏，應該是古人類繁衍的理想處所。
世界各國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都先後雲集於三峽，希望在這裏有所發現，發現從猿走向人的蹤跡。其中有英國的歐文，美國的古生物學家格蘭，他們到三峽地區作了考察，並發表了作品，但沒有發現中國最古人類的化石。幸運沒有降臨到這些國外的考古學家的頭上。
幸運終於降臨到了一支年輕的中國考古隊的頭上。經過苦心的開掘，上一個世紀的80年代，考古隊員終於在三峽地區巫山縣廟宇鎮龍骨坡發現了距今204萬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含有兩顆臼齒的下頜骨一塊，新生出的恒門齒一枚。
考古隊員們欣喜異常，將這裏發掘出來的古人類化石命名為巫山人。
現在，幸運的巫山人的後代可以對自己的遠祖“巫山人”展開盡情的、天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許是在200多萬年前氣候發生突變的緣故吧，茂密的森林變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樹頭的果子不見了。一群原先在樹頭鮮蹦活跳的猴子麵臨著從未有過的生存的危機和死亡的恐懼。
怎麽辦？
也許，絕大多數的猴子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堅持在樹頭。結果，等待著它們的隻能是一場悲劇。
也許，有少數的猴子試探性地跳下了樹頭，走向了空間更加廣闊的草原。
正是由於這關鍵性的一步的邁出，現在被人們稱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過去在樹頭生活，活動的方式當然是爬行和攀緣，到了草地上，為了觀察和探視，必須直起身子行走；當年在樹頭植物的鮮果垂手可得，而現在必須利用工具去追殺比自己弱小的生靈，或者想方設法去采擷果實；過去常年寄居於樹頭，過著“有窠氏”式的生活，現在必須利用三峽地區星羅棋布的溶洞，過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實證明，這一切真的發生了。
在“巫山人”當年居住過的溶洞中，我們發現了他們屍骨的化石，同時，也發現了足以證明他們已經由猿變成人的粗糙的打製石器，發現了他們食用過的、後來基本消亡了的116種哺乳動物屍骨的化石。
或許是同時，或許是稍後，邁出這樣關鍵一步的還有遠在雲南省北部雲南盆地的“元謀人”。這是滇中高原上一個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個世紀的60年代，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幾位地質工作者，在元謀縣城東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個山麓小丘上發現了兩顆化石積度很深的人的門齒化石。這是同一個成年男性個體的牙齒，一為左上內側門齒，一為右上內側門齒。經鑒定，這是生活在170萬年前的“元謀人”的牙齒。這就告訴我們，170萬年前，這裏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學證明，“元謀人”是從纖細型的南方古猿演變而來的。由於自然界的劇烈的變故，他們艱難地從樹居生活轉向了地麵生活。他們既要順應自然，還得利用自然界的物體，如樹枝或石塊作“工具”，以獲取必要的生活資料。工具漸漸成了他們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謀人牙齒的同一地層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製的粗糙而簡單的石器工具。《中國百年考古大發現》一書的編者胡爾克說得巫山猿人化石發現地點元謀猿人化石地點發掘現場好：“認識了某些工具的性能，進而有意識地選擇有利於達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這就已由猿的範疇進入了人的時代了。製造工具是區別人和猿的根本標誌。隻要能利用一塊石頭把另一塊石頭打製成工具，不管這工具多麽原始、簡單，它就標誌著由猿進入了人類的時代。”
同樣的進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進行著。2002年5月，在南京召開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類學家參加的雙溝國際科學考察年會上，中科院向新聞界通報說，李傳夔教授在雙溝鬆林村村東南處化石地點發現一件至今在亞洲時代最早的長臂猿化石，上麵僅保留三顆臼齒，其性狀完全不同於非洲、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發現的長臂猿。這種長臂猿是後來的“雙溝人”的遠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萬年前。在雙溝，後來又發現了江蘇境內最早的雙溝下草灣古人類化石，與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十分相近。專家們結合新近在雙溝發現的古動物群化石作出驚人的新推測：雙溝發現的長臂猿與北京猿人之間有著某種親緣關係，而雙溝下草灣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後裔。也許是曆史的某種機緣，雙溝長臂猿的後代子孫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後，重又回到了地處江蘇雙溝的老家來了。考古證明，雙溝地區在曆史上也發生了從森林環境向草原環境的轉化，雙溝人順應了這種轉化。由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江蘇雙溝是人類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類（可能是雙溝醉猿、江淮寬齒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種中的一種）在這裏完成了“從猿到人”的偉大轉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證明著，人類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華古土本身就是人類的發祥地之一。
“北京人”用火之謎
“北京人”的發現，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世紀大發現。
1929年，時年25歲的中國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縣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工作。在發掘中，他驚喜地得到了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一下震驚了全世界。要知道，在當時，全世界所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骨，隻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區的發掘達到了高潮。中國另一位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主持的發掘活動，接連發現三個較完整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為之震驚和激動。
從地下發掘出的石器及動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當時的周口店一帶草木繁盛，有著大量的湖泊和沼澤。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著種類繁多的動物和植物。我們的“北京人”經常靠捕獵水牛、羚羊等動物為生，偶爾也能捕獵到劍齒虎和其他大型動物。除此之外，許多植物的根莖及果子也是他們的食物來源。
如果將“北京人”的遺骨加以複原，他們的相貌大致是這樣的：前額平低，眼眶上緣有兩個互相連接的粗大眉骨，像屋簷一樣遮蓋著眼睛。腦殼很厚，大約比現代人厚一倍。腦容量平均為1000多毫升。他們的肢骨已具有現代人的形狀了，在使用上臂時幾乎和現代人一樣運用自如。他們的下肢雖然還有些屈膝，但已經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麽，“北京人”是怎樣生活的呢？尤其要緊的是，他們能不能使用火呢？
原始人捕獵
為了解開這個謎，科學家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遺跡過程中，人們原始人用火看到了厚達幾十厘米到幾米的灰燼層，看到了燒過的樸樹子、木炭、燒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燒過的鹿角及其他各種動物骨骼。樸樹子被燒後呈灰白色；燒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滿龜裂紋和斑駁的痕跡；燒過的鹿角有裂紋；燒骨數量最多，除與燒過的鹿角一樣有多種色澤外，還有發出藍色和藍綠色的。通過這些，我們大致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一，“北京人”估計還沒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們懂得引進自然火種。引進自然火種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還使用樹枝作柴，帶有油脂的獸骨也常用來作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僅懂得引進自然火，還懂得控製火、保存火。“北京人”居處的灰燼不斷增加，在第四層灰燼厚度達到4米，這已經足以說明他們能夠控製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樸樹子的發現，本身就證明他們在烤食植物種子。被烤黑了的各種動物骨骼更是證明他們將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當然，火除用以熟食外，還可用以禦寒、照明，洞口點上火，還可用以防禦野獸侵襲。
“北京人”用火的被證實，一下把人類用火的曆史提前了幾十萬年。
可是，在種種證據前，還是有人提出異議。有人從洞穴的一個角落裏采集到少量樣品，說明這僅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為了證實北京猿人的確會使用火，從2001年10月開始，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徑，利用地球化學方法——元素碳進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燒後都會留下某些“蛛絲馬跡”，除了常見的碳屑外，還有碳絲、微晶石墨和炭黑等，這些都屬於遊離碳，肉眼一般看不見，通常被人統稱為“元素碳”，元素碳極易和其他顆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認為，“元素碳可以作為一種示蹤劑，來顯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過火”。
研究的結果顯示：所鑒定的大部分土樣和動物骨頭的碳含量都比較高，比天然火燃燒要高出一到數個數量級。沈承德長期在瑞士進行古人類學術研究，看到實驗顯示後說：“這麽高的濃度，隻可能是就地產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後留下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對這一研究方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對於周口店猿人地點用火遺跡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認為，人類學會使用火，是比蒸汽機的發明更偉大的事件。這樣看來，“北京人”僅此一項，其對人類的貢獻就非同一般了。
“北京人”神秘失蹤之謎
從1918年3月瑞典著名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騎著毛驢第一次到周口店進行考古，到1937年7月因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周口店被迫停止考古發掘，其間經曆了20個年頭。在這20個年頭中，周口店向世界提供了最為豐富且有一定係列的實物資料，其中包括具有極大價值的“北京人”頭骨化石。
停止發掘以後，考古學家們集中精力著手對文物進行修理和研究。當時，大宗的重要資料都存放在美國人主持的協和醫院內，暫時沒有受到日本人的滋擾。
到了1941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關鍵的階段，由北京人頭蓋骨，1966年周口店出土於利益上的衝突，日美關係也緊張了起來。協和醫院對中國考古研究者們提供的保護到底能維持多久，也成了問題。而一旦日美發生衝突，勢必會殃及周口店考古20年來所獲的寶貴資料。
中國的考古學家賈蘭坡在日益緊張起來的氣氛中想到了自己應該為保護這些科學財富盡些義務。他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不使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平麵圖和剖麵圖失落。他完全清楚，這些圖如果失落，過去所有發掘出來的標本將會失去層位依據而造成混亂，後果不堪設想。賈蘭坡使用細軟的薄紙，將原圖縮小複製，當作“手紙”攜帶回家。幹了兩個多月，終於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盜”完了這些珍貴的圖紙。
形勢還在惡化。
為了保證這些珍貴文物不受損壞，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同北京協和醫院行政委員會負責人開始商談妥善處理辦法。最後決定由中國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負責對文物進行裝箱，然後移交北京協和醫院總務長博文，由他送往美國駐華使館，然後啟程運往美國。
裝箱很仔細，化石均經多層包裹，以防顛簸損壞。在化石盛裝盒外麵注明了化石名稱及所屬部位。所有化石（包括極為珍貴的5個“北京人”頭骨）共裝了一大一小兩個木箱，裝好封閉後，被送往博文的辦公室。裝箱時還開列了詳細的清單，賈蘭坡手上留有一份副本。
清單上的化石幾乎包括周口店發掘的全部精華，其中包括5個北京猿人頭骨化石和“山頂洞人”的全部資料，還有北京猿人下頜骨13件。
可是，這一切都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暗暗監控之下。
1941年12月5日，裝有“北京人”化石的專用列車啟程，馳往秦皇島，打算在那裏送上一艘美國定期航輪——哈裏遜號。
第三天，日本艦隊偷襲了美國軍港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
日本迅速占領了美國在華設立的各種機構，協和醫院也未能幸免，連那列載有“北京人”的化石列車，也在秦皇島被日軍截獲。“北京人”化石在戰亂中悄然出世不久，竟又在硝煙彌漫的年代裏神秘失蹤了。
“北京人”化石失蹤的消息傳出後，不僅中國學界和民眾為之震驚，世人也為之矚目。許多國家的人士競相搜尋有關“北京人”化石的消息和傳言也時時見諸報端，但大多荒誕不經。在進行搜尋的國家中，日本顯得特別的起勁，日本軍人、學者、特務都參與其間。
此後，對“北京人”化石的尋找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世界各國報刊時有報道，也時有傳言蜂起，過後又一一被否定。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尋找“北京人”化石的熱潮才漸漸平息下去。但有關種種猜測和傳聞，仍久盛不衰，至今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
遠古人類食人之謎
1931年，北京周口店的發掘熱火朝天，令人鼓舞。在不太長的時間裏，接連發現了三個較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親自參與其事的美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在經過初步研究後，寫下了這樣的報告：
此三頭骨，均為成年的，保存都很完好，前兩個，一個較大，一個略小，大的屬於男性，小的屬於女性。頭蓋部分，雖然完整，但顱底部不齊全。
看來猶如閑筆，將頭骨的“顱底部不齊全”一語輕輕帶出。此時，恐怕魏敦瑞對此種現象還未形成概念。
1933年，周口店山頂洞的發掘取得巨大成功，獲取了三個保存完整的頭骨和一個頭蓋骨。美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同樣參與其事。他詳細端詳著這些頭骨和頭蓋骨，目光集中在頭骨上的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跡上。他當時雖然沒說什麽，但看得出他在認真思考。
不少專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但結論顯得有點輕描淡寫：中國猿人居住的洞穴是十分簡陋的，時時有石塊從頂部落下，擊在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頭骨上就必然會形成碎裂現象。
但是，這種說法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猿人頭骨上的裂痕都是呈圓尖狀的呢？難道塌落下來的石塊都是磨尖過的？
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魏敦瑞才對此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發表了《中國猿人是否同類殘食》一文，後又出版了《中國猿人頭骨》一書。在這些論著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猿人階段，存在著食人之風。他把“人吃人”這種在現代人看來極為殘忍、野蠻的現象，無情而曆史地推到了人們的麵前。
魏敦瑞的理由是：第一，按正常情況，猿人的肢骨、軀幹骨的數量都要比頭骨多，可北京猿人卻相反，代表40多個個體的北京猿人的肢骨隻有上臂骨3件、鎖骨1件、大腿骨7件、小腿骨1件，而頭蓋骨有14件，麵部骨有6件，下頜骨有15件，牙齒有166枚。第二，2萬多平方米的遺址中，許多地點不見人的化石，而隻有古脊椎動物的化石與石器，它們很少共存。那裏的人哪裏去了？除了被同類食掉很難作其他解釋。第三，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頭蓋骨上有人為地被器物敲打過的痕跡，有凹陷和壓碎現象。
我國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在以後的研究中證實了魏敦瑞的論斷，證明了同類相食的現象不隻是存在的，在當時條件下甚至是合理的和必然的。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為了求得“種”的生存，猿人不可避免地要食掉同種中的一部分（主要指老者、“山頂洞人”頭骨，最左邊的頭骨有明顯被鈍器擊傷的痕跡弱者、病者、異部族者）。似乎古猿人已經意識到後腦勺較身體的其他部位更脆弱，也更易置人於死地，於是，他們就用打磨過的鋒利的石器作為武器，先將對方擊倒、擊暈以致擊死，然後先吸幹腦漿，再慢慢地割下其他部位的肉吃，一些脆而軟的骨片也被食者吞噬了。
這就是原始人的“人吃人”現象。
在遼寧西沙鍋屯洞穴遺址中，發現有40多個個體的頭骨、軀幹骨，其骨頭零散，腳骨且有裂痕。很顯然，也可作“人吃人”的一種例證。
在廣西桂林甑皮岩古人類居住的洞穴中，曾出土了人類頭骨化石14個，其中至少有4個頭骨化石有人為打擊的痕跡。專家考證後一致認為，這種頭骨化石裂痕係用某種尖狀器具猛力打擊而成，這也是早期人類食人風俗的一個鐵證。
就世界民族誌材料來看，食人是一種曆史上人類進化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它曾廣泛地存在於亞洲、非洲和歐洲廣大地區。作為一種曆史的慣性，它至少延伸了幾十萬年。直到人類已經有了比較多的肉食和素食食品的新石器時代，這種風氣還存在著。著名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在《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這部著名作品中寫道：“在非洲剛果的北部，過去住著一個安濟奎的民族，這個民族非常殘酷，不論朋友、親屬，都要吃的……他們的肉店裏充滿著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們把在戰爭中捉到的敵人拿來充饑，又把賣不出價錢的奴隸養肥了，宰殺後果腹。”赫胥黎講的“過去”如果是原始社會時期，那講他們“殘酷”是不妥的，因為在原始社會，食物短缺，為了群體的生存，將敵人殺掉吃了，甚至將自己氏族中的老者、弱者、病者殺了吃掉，也算不了什麽殘酷的。道德具有一定的曆史性，在那個時代，“人吃人”不屬於不道德的範疇。
中華文明源流之謎
的確，所謂自古以來的“大一統”，隻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美麗的夢，而編織這一夢境的始作俑者則是被尊為中華史學之父的司馬遷。
子承父誌，司馬遷要編一部中華民族的進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惱的是“太古”時代史料的缺乏、紊亂。楊朱認為：“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五之爭或隱或顯，億不識一。”他一連用了“若存若亡”、“若覺若夢”、“或隱或顯”三個不肯定形容詞，目的無非是要把“太古”曆史時期從曆史序列中抹去。這是一種對民族的始祖抱虛無、迷惘、玩忽的消極態度。這時，司馬遷站出來了，他是有責任心的，他要從無頭緒中理出頭緒來。
司馬遷跑了許多地方，“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江，南浮江淮”，但還是不行。三皇五帝的傳說紛紜得很，也講不清。經過幾度反複，他決定一筆把“三皇”抹掉，獨獨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黃帝。黃帝打敗了炎帝，擒殺了蚩尤，“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黃帝為五帝中第一帝，後四帝是“黃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孫某玄孫。五帝之後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黃帝子孫，這樣一來，大一統不就順理成章了嗎？
人們一直相信司馬遷為當時人和世代子孫編織的這樣一個美麗的夢。
可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夢，在20世紀以來的百年考古麵前顯得不怎麽站得住腳了。
就拿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來說，它像滿天星鬥，撒落在祖國的大地上。元謀猿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這些直立人分別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著，說是某種文化之源，可能他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縣西北隅的中條山陽坡，他們生活在距今180萬年前。他們來自何處？可能就來自當地的一種類人猿。元謀人生活在雲南北部元謀盆地東緣，生存年代距今約為170萬年。他們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當地一種纖細型南方古猿演變而來的。山西的西侯度人，與雲南的元謀人相差約10萬年，他們之間很難說有什麽傳承關係。還有更古一點的巫山人，也不見得與元謀人、西侯度人有什麽源流上的糾葛。這樣看來，在幾百萬年前，中華古土上的人就表現出多源態勢。
後來進入智人階段，有馬坦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他們之間有的有些許的傳承關係，但更多的是各為源頭，獨立發展的。
大約在公元前1萬年，人類進入了地質上的全新世時期，地球上的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了。人類拿起了新石器，過起了定居生活，向社會更高的文明度迅進。
從河南許昌的靈井文化遺址，到陝西大荔的沙苑遺址，到山西北部懷仁縣的鵝毛口文化遺址，到山東滕縣的北辛文化遺址，到河北武安縣的磁山文化遺址，到黃河南岸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遺址，到浙江餘姚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到位於杭嘉湖平原的桐鄉羅家角文化遺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遺址，到東北興隆窪文化遺址，到甘肅臨洮的馬家窯遺址文化，到廣東曲江縣石峽文化遺址，到福建閩侯縣曇石山文化遺址，到西藏東部昌都縣的卡若文化遺址，它們之間有的有著某種文化傳承關係，有的則自有源頭。自古並非大一統這一事實，現在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遼西的紅山文化是令人震驚的。在遼寧喀左縣東嘴紅山文化遺址連續發現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壇遺址，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築遺址的發現，都令人不得不承認它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發現，尤其是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反山大墓、匯觀山大墓的麵世，徹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認識上的傳統格局。三星堆古遺址的發掘更令世人震驚，其中有著無數的國寶。其中有被稱為世界銅像之王的青銅大立人像。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米，頭戴回紋筒冠，身著右衽龍袍，兩手虛握，誇張為環狀，站立於神壇之上，曆數千年而栩栩如生。讓世人除對當時青銅鑄造工藝水平驚訝萬分外，還對其獨特的美學表達能力歎為觀止。其他如青銅神樹、鈍金權杖、玉邊璋、玉牙璋等，都堪稱世界一絕。環視祖國大地，東、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門檻之時，就絲毫不遜色於中原文化。中華文明的多源，可以說是已經成為定論。
當然也有專家認為，“多源”與“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這段時間，黃河流域擁有了比其他地區更優越的自然環境。氣候溫和，降水量相當於現今的長江流域，黃土高原土壤疏鬆，水土無流失，這樣，生產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區前麵，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區的文化為華夏地區的文化所影響、改鑄、吸納，漸漸地形成了起於多源而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一元”文化。
我國農業起源之謎
關於農業的發明權問題，是古來人們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關於農業起源的傳說。有的說是神農氏發明了農業，有的說是烈山氏（亦稱厲山氏）發明了農業，還有人說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個人發明了農業，周人則相信是他們的祖先棄發明了農業，《史記·五帝本紀》則說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從而發明了農業。講法雖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認中國人民自己的祖先發明了農業。
在諸多神話傳說中，神農氏發明農業的傳說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讓人信服。
關於神農氏的傳說故事很多。清馬馬肅《繹史》卷四引《周書）雲：“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晉王嘉《拾遺記》卷一雲：“炎帝（神農）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漢唐地理書鈔》輯《盛弘之荊州記》：“神農生於隨縣北界厲鄉村，內周圍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皆動。”
神農為了發明農業，吃盡了千辛萬苦。《淮南子·修務訓》雲：“神農嚐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晉幹寶《搜神記》卷一雲：“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述異記》卷下謂：“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世本》雲：“神農人身牛首。”
應該說，史籍提供的關於神農氏發明農業的種種資料是十分珍貴的，神話故事中的一些說法和一些情節，又剛好與考古發掘相契合。
第一，尋找種植植物的種子。
神話故事提供了三種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說，上帝從天下起粟雨來，神農“遂耕而種之”，於是以粟為種植的主糧。二是“丹雀銜九穗禾”說，此丹雀看來是一隻神雀，它銜來了良種“九穗禾”，於是，“帝乃拾之，以植於地”。三是“嚐百草”說，在神農發明種植前，所有植物都屬於“百草”之範疇，神農通過“嚐百草”，選出了良種，“耕而種之”。
三種說法中，以前兩種為虛妄，多神話色彩，與實際難符，而第三種說法是實事求是，也是與曆史事實相符的。在沒有發明農業之前，什麽可食，什麽不可食，什麽可種，什麽不可種，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嚐味，要選擇，看來，人類最後選定的一些農作物，是長期實驗的結果。
黃土地區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較低，但有較好的毛細作用。這兩個條件製約了農業起源過程中選擇馴化作物品種的方向。中原地區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將其采集、選擇，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糧粟子。這一點已被考古發掘所證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顯然是剛從野生狗尾草馴化過來的。
南方地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農氏們就采集當時也許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進行馴化培植，使之成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縣夢溪鄉八十當遠古文化遺址發現的兩粒半古稻，屬於1.4萬年前的物品，這正是處於野生水稻祖本和現代水稻之間的正在馴化的水稻。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種之”。
種植植物意味著對植物進行管理、看護、培育。關於神農氏的傳說中，說神農有田一頃二十畝，內穿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護理。當然還會有其他的一些看護和管理手段，隻是沒有寫出來罷了。
原始人對馴化中的植物的看護，可以參照一些少數民族的方法。鳥獸的侵害是原始農業的大敵。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用籬笆把植物區圍起來，或派人看守。廣西十萬大山地區的瑤族農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頭掛有穿孔的竹筒，微風吹來，呱呱作響，禽獸聽而生畏，就不敢前來吃莊稼了。這些方法原始人應該都用過。至於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馴化護理的方法。
第三，農業工具的發明和改進。
神農“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製陶技術，它是與農業、定居同步的。粘在陶片上的稻殼可以說製陶技術的發明，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彭頭山遺址灶坑的一個重要標誌。凡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有製器工場和陶器。
至於“斧斤”，那應該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農業工具。《詩·齊風·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樹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樹木分解開來作柴使用，都離不開斧。而這斧，正是神農氏發明的。
這一點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遺址中得到了證明。在當時條件下，離開了斧要砍伐樹木簡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崗和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許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於礫石，比較厚重，呈梯形和長方形，兩麵磨刃。除少數直接操作外，多數裝有木柄。普列漢諾夫認為：“石斧最初是沒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學得確鑿地證明，斧柄對原始人來說是一個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我國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經攻克了這一“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這在世界上無疑是先進的。
神農“為耒耜鋤耨”。除對馴化植物進行護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為重要的，於是神農氏在實踐中發明了“耒耜鋤耨”，使土地能為植物提供更多的養料和生長條件。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密縣峨溝北崗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都距今八九千年，當時耜耕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在火耕時期，盛行用一種尖棒播種，在此基礎上，經過不斷改進，發明了耒耜。耒有單齒和雙齒之分，耜與耒相似，隻是耜冠是板狀的。在浙江餘姚河姆波還發現過木鏟，發現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發明和改進，大大提高了農業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崗和磁山等遺址已經出土了精致的石鐮，呈拱背長條狀，通體都磨光，刀刃部有細小的鋸齒，柄部較寬，且往上翹，下部有供拴繩用的缺口，說明石鐮安有木柄。這一發現說明鐮刀使用的曆史十分古老。還有一些地方發現有蚌刀作隨葬品的，可見鐮刀不隻有石製的，還有蚌製的。
我國是古老的農業大國。無論是神話傳說，文字典章，還是地下發掘，都證明我國早在八九千年前就進入了農業社會，至於作為農業發明者的神農氏，恐怕不會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
骨器時代之謎
“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給人帶來太多的驚異，驚異之一就是在遺址中發掘出了達萬件動物遺骸，如此豐富的骨料為河姆渡人製作骨器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河姆渡人是聰明和智慧的，他們把動物骨骼中的骨、角、齒及其他部位，加以簡單的銼磨加工，製成種種骨器。大型動物的肩胛骨本身就像一把鏟子，隻需在骨臼部位略作加工，便成為一把十分合用的骨耜。鹿類是河姆渡人主要的捕獲動物，質地堅硬的鹿角可成為加工成骨器的最好材料。截取粗大結實的分叉部位，略作加工，即使一把上佳的器柄。截取鹿角之尖端，隻要稍加銼磨便是一件很好的角錐和角鑿。若再把中部磨出倒鉤，後端鑽上一孔，則成一把極好的梭形器了。河姆渡人把鹿角的每一個部位都利用起來。
王因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數量極其驚人，在文化層與灰坑中出土的動物骨骼、蚌殼達到萬餘件，用動物的骨、角、蚌做成的工具和裝飾品達到千件以上。可見，當時的先民們對骨器是如此的重視。
問題在於，為什麽先民們對骨器表現出了比石器更大的興趣呢？
首先，不少動物的骨骼的硬度比石頭的硬度大。新石器時代的骨箭鏃如硬度極高的圓錐形鹿角不隻可以作為一般的工具使用，甚至還可以用它來開鑿石料，製作石器。
其次，動物骨骼的品種多，不像石料那樣的單一。從王因遺址的發掘看，被這裏的原始人用來製作骨器的動物骨骼分屬於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貝類，具體的品種多達42種。從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看，小到青魚的肋骨，大到象牙、鯨魚骨，都被充分地利用起來了。總之，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中遊的各類動物的骨骼，都可利用起來製成用途各殊的骨器。
再次，自然造型好，加工方便簡單。每一種動物的支架由幾十種甚至幾百種骨片組成。這些骨片的形態是各異的，正好可為人類利用來製作各種工具和生活器具。比如，哺乳動物的牙齒，是其骨骼體係中最堅硬的一部分，外部包裹的那一層牙釉質硬度比鋼鐵還大，僅次於金剛石。哺乳動物的門齒，如一把鏟子，兩旁的犬齒，像尖刀一樣，後麵的臼齒，像副磨盤。先民可以利用動物牙齒製成各種鑿、挖工具。有些動物骨骼的形狀，裝配上木質的柄，便可使用了。
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捕獲動物品類和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自然而然地把興趣轉向骨器。
一些專家認為，骨器用之於生產，這是骨器時代到來的根本標誌。在河姆渡遺址的發掘中，原始先民把大、中型動物的前肢的尺骨，做成有巨大衝力的骨鑿，這在生產中，尤其在原始農業生產中作用是很大的。大型動物長而且寬扁的肋骨，表麵光滑平整，可做成骨刀和骨鋸，在生產中可作砍伐樹木用。更為重要的是，骨器直接使用於農業。在我們稱之為江南文明祖地的“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了不少作為挖土工具的骨耜，其挖土之深，效率之高，都遠在石耜之上，在河姆渡大量的骨器中，以骨耜為最多。特別引起人們注目的是，在河姆渡還發現了骨梭，可見骨器還用之於紡紗織布呢！
先民還將骨料做成種種生活用品。從河姆渡，從大汶口，從跨湖橋，還有其他一些遺址發現的精巧的骨針，是任何石料磨製不出來的。河南賈湖遺址出土距今7000年前的“骨笛”河姆渡的骨針選用長條骨料製成，先在兩麵琢刻，鑽出針眼，然後再磨出細長的針身，花的氣力是很大的，但十分精巧，跨湖橋人用的一枚骨針，最大直徑為2毫米，針孔直徑小於1毫米。也是采用雙麵鑽孔技術，但在技巧上比河姆渡更上了一層樓。發現的骨笄，可用於束發，比起石製品來自是另一番風景。骨匙，骨匕，都可用於餐中，尤其是骨匕對肉類食品的切割，作用是不可小覷的。
先民們還將骨精製成藝術品。河姆渡人對象牙堅硬細膩的質地有了相當的認識，他們細心地把象牙剖成片狀加工，製成蝶形器、鳥型牙匕或小盅，並在器物上雕刻“雙鳥朝陽”、“蠶紋”等精美圖案。在河姆渡，還發現了三孔或單孔的骨哨，說明悠揚的樂聲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這裏的上空回蕩。
上麵這些，都在證明中國曆史上曾經存在過一個骨器時代。但是，也有一些專家不這樣認為。他們說，骨器在曆史發展中曾經發揮過不小作用，但與石器比，作用顯然還要小得多，因此還稱不上是一個時代。再說，在先民遺址發掘中，像河姆渡、王因這樣骨器集中的地方有，但不太多，大部分遺址仍然是以石器為主，因此還是統稱為石器時代好。這當然還是個未解開的謎，有待於科學家們進一步研究，然後才能得出大家都能認同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