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古籍整理
曆史上形成的大量古籍，由於時間的推移，語言文字的變化，後代人很難讀懂。因此，古籍需要解釋。解釋古籍的文字叫做傳注。傳注的名稱較多，較早有故、訓、傳、說，以後又出現了記、注、解、箋、章句、集解、義疏、正義等。故，即用當代的語言去解釋古代的語言，或用通行語言去解釋方言。訓，指用通俗詞語去解釋難懂的詞語。傳，是傳達的意思，先師所言為經，後師所言為傳，傳是解釋經的。說，是解釋的意思。記，是疏記的意思，其作用接近於傳和說。注，本義是灌注，因古籍文句難懂，需要解釋，就好像水遭阻塞，必須灌注才能疏通。解，是分析的意思。箋，古籍注釋的一種，古人治學，講究師承，對引申前人的說法就稱為箋。章句，是解釋的意思，古人解釋經文，往往在訓釋詞義之外，再串講一次經文大意，漢代把這種串講叫做章句。集解，指名家解釋的總匯。義疏，指會通經典義理，加以闡釋發揮，或指廣泛搜集文獻補充舊注，說明古文的源委。正義，指正前人的義疏。許多古籍流傳至今，幾乎每一時代都有新的傳注，而且這些傳注所占數量較多，已成為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籍的傳注產生很早，經書出現不久，就有了解說經義的文字。如《易》的《十翼》（即《易傳》）、《詩》的《毛傳》、《春秋》的《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等，均屬傳注文字。西漢時，大多數人對於先秦的古籍讀不懂，加上各地方言，更增加了閱讀困難。武帝時，“獨尊儒術”，儒家文獻尊為經書，能解釋經書的人被授予經學博士，當時注釋經書成為時尚。孔安國注《論語》、董仲舒作《春秋繁露》。東漢傳注書大量出現，也出現了一批著名傳注家，如賈逵、馬融、鄭玄等。《爾雅》、《方言》、《說文解字》三種辭書的出現標誌著漢代傳注的發展水平。唐代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對經書的解釋要求一致，孔穎達編寫的五經《正義》成為當時的標準本。在注釋的範圍方麵，唐代除了注經書，而且還注史書及先秦諸子書。在注釋方麵引用了許多前人的注釋成果，而這些被引用的古籍後來大都佚失了，所以，唐代的傳注書保存了許多古人的文獻資料。顏師古的《漢書注》、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等代表著唐代的傳注水平。宋代理學盛行，治學講求義理。在傳注方麵一改唐代煩瑣舊例，注重用簡明的語言注釋古籍。傳注貢獻最大的是朱熹。他不迷信前人注釋，大膽疑古，所著《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楚辭集注》等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清代傳注達到全盛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傳注家及高質量的傳注著作。他們繼承前代傳注的優良傳統，同時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糾正過去傳注中的空疏、妄說，努力用新方法傳注古籍。這一時期傳注的特點是集中各類文獻中的難點進行解釋，如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本世紀以來，古籍傳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這項工作仍沒有完成，已傳注的古籍流傳到今天又很難讀懂，所以古籍傳注還將繼續下去。
古籍流傳於世，都是個體手工勞動的產品，難免出現一些錯誤。如在傳抄、傳刻過程中，出現脫字、倒字、重文、訛字、疊字、誤改、妄刪，缺頁、錯簡等。如果誤用了這些資料，就會以訛傳訛，得不到真實可靠的知識。所以隻有經過校勘補訂，才能閱讀使用。校勘，又稱校讎。校是校對，勘是訂正錯誤。校勘是廣泛搜集各種相關的本子，廣泛取證各種相關資料，對同一古籍進行比較對照，校出篇章文字的異同，審定其是非，力求準確地恢複古籍原貌的一項學術性工作。周宣王時，宋國的大夫正考父曾校定了《名頌》12篇。一般認為正考父是中國校勘工作的創始人。春秋時期，孔子及其弟子對古籍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孔子的學生子夏，在前往晉國途經衛國時，聽到有人讀史書說：“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想軍隊與豬為什麽會共同渡河，文字記載肯定有誤，“三豕”應當是“己亥”，並分析說，己與三相近，豕與亥字形相似。到晉國又詢問這條記載相關的史實，果然是“晉師己亥涉河”。漢代，劉向、劉歆奉成帝之命整理國家古籍，開創了古籍校勘的新篇章。劉氏父子校書時匯集眾本，除其重複，並對書中文字一一勘正，最後繕寫出正確完整的定本。從此以後，曆代都很重視校勘工作，並形成了專門的學問——校勘學。魏晉南北朝時，荀勖與張華依劉向的方法，校理了當時皇宮藏書，此後任昉、殷鈞、王儉等也進行過校勘工作。隋唐時期，校書的規模有所擴大。隋代許善心召集當時名儒10餘人，校正經書史書的錯謬。唐代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顏師古、褚無量等對古籍校勘工作都做出了貢獻。宋代由於雕版印刷的圖書日益增多，所以校勘任務非常繁重，真宗時，因龍圖閣及太清樓藏書有舛誤，沒有校勘的書有2萬多卷，於是令劉均、聶雷等七人在崇文院校勘。神宗時改官製，校書郎專門負責“正其脫誤”的校勘工作。元明兩朝雖然校勘古籍成果不多，但刊刻書籍較多，為清朝校勘古籍提供了素材。清朝考據學盛極一時，學者們廣泛搜集資料，對各類古籍進行仔細深入的校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盧文弨、黃丕烈、全祖望、戴震、錢大昕、王念孫、阮元、顧廣圻、段玉裁、孫詒讓、畢沅等都是著名的校勘家。凡是經過他們校勘的古籍，都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如戴震在四庫全書館朝夕校書，四年校書17種，每種都非常精細。近代學者繼承清朝學者務實的學風，為校勘學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王國維、羅振玉、胡適、魯迅、郭沫若、顧頡剛、楊樹達、陳垣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在校勘方法的理論總結方麵超過以往曆代。陳垣在校勘《元典章》過程中，發現12000多條錯誤，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1000多條加以歸納分析，總結錯謬的原因，概括出校勘古籍的四種方法：一是對校法，即用同一種古籍的祖本或別本對校，發現各本的異同，對其中的是非加以審定；二是本校法，即對所校古籍進行全麵研究，掌握其內容特點，對上下文義相舛之處、章節文法結構的矛盾情況等進行互校、分析，考證異同，校正錯誤；三是他校法，即以所校之書以外的各種相關典籍作為校勘本書的依據；四是理校法，即在以上三種方法不能校勘古籍時，依靠相關知識分析考證古籍文辭正誤的方法。這四種方法至今被公認為校勘古籍的正規方法。
在中國古籍中，有一些偽書。所謂偽書，是指某些古籍雖然署有作者，但實際上不是書的真正作者，而是後人偽托。據考證統計，流傳至今的古籍中有1000多種屬於偽書。出現偽書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封建社會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古人的心態，所以一些人為了鞏固或提高自己學派的地位，偽造某種古籍假托先人所作，這樣容易被人接受。二是借曆代統治者詔令獻書之際偽造古籍，以此邀官請賞。三是借托古人之名，抒發學術觀點，抨擊時政。四是偽托古人製造偽書，或出賣以獲取私製，或發泄私憤。五是有些古籍本無撰人，後人認為它與古代某人有點關係，遂誤題某人撰。六是借古籍出土機會，偽造古書。有偽書就必有辨偽，去偽存真，恢複古籍的本來麵目。孟子曾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成為疑古辨偽者信奉的格言。韓非對於諸子百家信口傳說不以為然，懷疑儒、墨立論的真實性，他說：孔子、墨子都引用堯、舜的話，但取舍不同，都說自己是真堯、舜，兩位先人不能複活，又有誰能辨別儒、墨兩家的真偽。秦始皇焚書，致使後世偽書乘勢而生，但事物相反相成，也促使了辨偽的發展。西漢末年，學術界興起了今古文之爭。今文經即西漢經師所傳授的本子，用漢隸抄寫；古文經是劉歆在整理古籍時發現的，用先秦的文字抄寫。今文經和古文經在字句、篇章等方麵有很大的差別，到底誰真誰偽，爭論不休。劉向、劉歆編撰的《七略》，對偽書作了全麵的考證，辨偽的文字保存在班固《漢書·藝文誌》中，如《力牧》二十二篇，下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大禹》三十七篇，下注“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東漢馬融曾辨當時所傳偽書《尚書·泰誓》，他根據文風和佚文兩方麵進行辨析，明確指出《泰誓》是西漢時偽造的，有理有據，無可辯駁。《泰誓》被否定，動搖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書，對辨偽工作推動很大。唐代前期，學術界篤守師法，辨偽風氣不振。中唐以後，趙匡、啖助等人對《春秋》的研究，已不守師法，大家苦於注疏的呆板，在經書以外的子書裏滿足自己的需要，同時對古書加以辨別。柳宗元經過辨別研究，斷定《鶡冠子》、《亢倉子》、《晏子春秋》、《鬼穀子》、《列子》是偽書，為後世的辨偽工作開創了條件。宋代最先辨偽疑古的是歐陽修，他著《易童子問》一篇，對《易經》的《係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進行辨證。此外，還對《左傳》、《周禮》有懷疑和批評。司馬光疑《孟子》、王安石考《春秋》、鄭樵辨《詩序》等，大大推動了古籍辨偽工作。明代初年，宋濂撰《諸子辨》一書，考辨周秦諸子典籍44條。胡應麟所著《四部正訛》，是中國第一部辨偽專著，書中說明了辨偽的重要性，偽書的由來、種類，辨偽的方法、工具等。書中提出的一些原則，至今還有參考意義。清代的辨偽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閻若璩以畢生精力作《尚書古文疏證》，列舉大量事實，揭穿偽造者抄襲古書的錯誤事例，用種種鐵證宣告了偽古文的死刑，解決了曆史上長期的疑案。辨偽的著作有萬斯同的《群書疑辨》、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崔述的《考信錄》。清末，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在維新變法的思想指導下，把西漢至清代的今古文之爭算了一個總賬，認為西漢新出的古文書全是假的。本世紀初，胡適、錢玄同、梁啟超等在辨偽古籍中頗有建樹。梁啟超著有《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並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根據前人辨偽古籍的經驗，總結了12條法則。張心激編《偽書通考》，把前人的辨偽專著和論文摘錄匯集，收錄考辨古籍達1100多種，是一部常用的辨偽工具書。
中國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有許多已經佚失了。但是，在它們佚失之前，有些古籍中曾經引用過它們的一些章節，也就是說還有一些章節內容保存在其他古籍中。把這些章節搜輯起來，以求恢複佚書原貌的工作就是輯佚工作。輯佚起源於南宋，黃伯思以《意林》、《文選注》、《舞鶴賦》等書中輯出佚書《相鶴經》。王應麟則從各種經書的傳注中輯出《周易鄭玄注》、《鄭氏尚書注》等書。鄭樵則根據自己整理古籍的體會，提出了“書有名亡而實不亡”的論斷，為後來的輯佚工作提出了研究的課題。明代雖然有輯佚的《十六國春秋》、《古微書》、《古今逸史》等成果，但體例不甚完善。清代輯佚工作得到空前的發展，不僅輯佚的古籍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輯佚學者，他們收羅群書，尋章摘句，力求把已經佚失的古籍拚湊複原，供人們閱讀。有的專門輯一人著作，如孔廣森的《通德遺書所見錄》和袁鈞的《鄭玄佚書》，都是輯鄭玄的佚著；有的專門輯錄一種古籍，如宋翔鳳輯《帝王世紀》，甚至有多人先後同輯一書，如佚失於宋代末年的《世本》，有錢大昭、孫馮翼、洪飴孫、雷學淇、秦嘉謨、張澍等人做了輯佚工作；有的專輯某一學術門類，如王漠的《漢唐地理書鈔》、任大椿的《小學鉤沉》；有的專門輯錄某書的傳注，如嚴可均的《爾雅一切注音》。清代輯佚成就最大的是馬國翰、嚴可均、黃奭。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搜輯唐以前佚書600多種，其中《經編》453種，闕21種；《史編》八種；《子編》173種，闕17種。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46卷，專門輯佚集部文章，從各種文獻中共輯出唐以前作家3490人作品，為研究古典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黃奭輯的《漢學堂叢書》，內含經書85種，緯書56種，子、史書74種。乾隆（1736～1795）年間，四庫全書館的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文獻達385種，近5000卷，其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郝經的《續後漢書》、王珪的《華陽集》等。隨著輯佚方法的精密及編修《四庫全書》的推動，輯佚便成為一門專門學問——輯佚學。本世紀以來，輯佚工作有所延續。魯迅先後從類書等文獻中輯成《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事雜集》。其中《古小說鉤沉》收錄古小說36種，超過清代馬國翰輯錄的數量。輯佚工作遠沒有完成，還有大量的佚文等待人們去輯佚。
在中國古籍中，有一類匯集多種單獨圖書成為一部大書，並題以總書名的圖書，這類書就是叢書。叢書又叫叢刊、叢刻、匯刻、合刻、全書等，它在中國古籍中占有重要位置，為古籍的保存與流通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最早的叢書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編的《儒學警悟》，稍後左圭輯成《百川學海》，收書100多種。元代陶宗儀輯的《說郛》在叢書中較著名。明代的叢書編印工作較為發展，普通叢書、郡邑叢書、個人叢書以及某一學科的叢書相繼出現。較著名的叢書有高風鳴輯刊的《今獻匯言》、陳繼儒輯的《寶顏堂秘笈》、胡維新輯刊的《兩京遺編》、程榮輯的《漢魏叢書》等，此外，毛晉刻印的《十三經》、《十七史》、《六十名家詞》、《六十種曲》、《津逮秘書》等也有重要價值。叢書發展到清代達到鼎盛時期，所編叢書不僅部頭大，而且刊刻的質量也很高。阮元輯的《皇清經解》、王先謙輯的《皇清經解續編》都多達1400多卷，對經書的整理作出了貢獻。顧廣圻、孫星衍、鮑廷博、盧文昭等一批目錄學家、校勘家輯刻的叢書質量較高，如《平津館叢書》、《士禮居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抱經堂叢書》。乾隆（1736～1795）年間編的《四庫全書》是曆史上最著名的叢書，它收經、史、子、集四部書3503種，79337卷，計36304冊，約10億字。這種叢書當時抄寫七部，現存世的有四部，一部藏在台灣省的故宮博物院，一部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另二部分別藏在浙江省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著名的叢書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刻印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它們各有特色，對於古籍的利用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為了查檢古代叢書及叢書裏麵包括的各種圖書，上海圖書館於1959～1962年編製了《中國叢書綜錄》，收叢書2797種，包括各種圖書38891種，這些圖書約古現存古籍的二分之一。
類書是輯錄古籍中的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加以編排，以供人們查檢和征引的工具書。類書的內容非常廣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化知識，舉凡人間的學問，世界上的知識，無所不收，被人們譽為古代文獻的寶庫，曆史上的百科全書。中國類書成熟於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於220年命王象、劉劭等人采集經傳，以類相從，編成《皇覽》。顧名思義，類書是編給皇帝瀏覽的。此後的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重視類書的編輯，首要的目的是企圖借以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誇耀王朝的“文治之盛”，其次才是方便查檢資料及考試的需要。南北朝時期，類書的編輯開始盛行，從皇帝到一般土大夫競相編輯，其中規模稍大的，有梁高祖命徐勉編的《華林遍略》700卷、北齊後主命祖塨等編的《修文殿禦覽》360卷。另外，還有梁代朱澹遠捃拾字句的《語對》和《語麗》等類書。隋唐時期，類書有了很大發展。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173卷，分80部，801類，是現存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一部類書。唐代官修類書中，較著名的有歐陽詢等編的《藝文類聚》、徐堅等編的《初學記》。《藝文類聚》征引的古籍達1400多種，全書100卷，包括社會、自然知識以及學術論著和文藝作品等，它把這些資料分成46部，每部又分細目，共727個細目。如天部下分天、日、月、星、雲、風、雪、雨、霽、雷、霧、虹等。每類故事排列在前麵，注明出處，詩文列在後麵，注明時代。故事部分摘取經、史、子、集等類古籍的有關資料，詩文則摘錄有關的詩、賦、頌、讚、論、箴、碑等資料。唐代私人編輯的類書有顏真卿的《韻海鏡源》、白居易的《白氏六帖》、溫庭筠的《學海》等。宋代類書取材廣泛、內容淵博，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數量上均超過唐代。《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號稱宋代的四大書，在中國類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李防等編的《太平禦覽》，全書1000卷，摘引的古籍達1690多種，分55部、4558類，約500萬字。所分55部，是根據《周易·係辭》上所說“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包羅萬象的意思。初名《太平總類》，宋太宗為了顯示自己好學，命每天進呈三卷，一年閱畢，所以改名《太平禦覽》。王欽若等編的《冊府元龜》是宋代四大書中最大的一部類書，“冊府”即收藏典冊的府庫，“元龜”即以靈龜占卜未來，“冊府元龜”就是可供借鑒的文獻寶庫之意。全書達940萬字，分31部，1104門，每部有“總序”，每門有“小序”，以論述其要旨。
與其他類書不同的是，它專門輯錄上古至五代的曆代君臣事跡，所錄材料，以“正史”為主，小說、雜書一概不收。李防等編的《太平廣記》薈萃了先秦至宋初的筆記、小說7000多條，是一部小說史料方麵的類書。《文苑英華》選錄2200位作家的作品近2萬篇，是一集上繼《文選》的總集式類書。宋代還出現了各種專科性類書，其中有專門記載古農藝資料的《全芳備祖》（陳景沂）、專門供查考事物起源的《事物紀原》（高承）、有專門收錄時令史實典故的《歲時廣記》（陳元靚）。明代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字數多達3.7億個。朱棣對負責編輯工作的解縉說，對於有史以來經、史、子、集等各類文獻及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言論，都要廣為輯錄，毋厭浩繁。所以本書內容非常宏富，征引的古籍達7、8千種，有的整部文獻全部收錄。該書修成後，藏於南京文淵閣，1421年，北京皇宮建成，《永樂大典》隨之北遷，藏於新建的文淵閣。在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年間，由張居正等人另摹副本一套。正本毀於明亡之際，副本幾經焚毀、盜劫，所剩無幾，現存世的隻有800卷左右。清代的類書編輯達到了極盛。其中有中國現存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有集曆史上十多種類書之大成的《淵鑒類函》，有采輯詩詞文句收錄繁富的《佩文韻府》及《駢字類編》，有輯錄各種事物起源的《事物原會》和《壹是紀始》，有采諸子、曆史兩類文獻中名言偶句的《子史精華》等。最著名的是由陳夢雷等編的《古今圖書集成》，它分6匯編、32典、6109部，共約1.6億字。每部下設“匯考”，引用古籍材料考證事物起源；“總論”，收錄經書中關於事物的論述；“列傳”，輯錄人物事跡資料；“藝文”，收錄與事物有關的詩、詞、賦等；“選句”，摘錄關於事物的對偶句；“紀事”，收集瑣細小事；“雜錄”，收錄不宜入匯考等以上各項的材料；“外編”，收錄荒唐無稽之談；此外還有“圖表”等項。為了發揮它的作用，近幾年中華書局與巴蜀書社影印出版了新版本，並編製了《古今圖書集成索引》供人檢索利用。中國曆史上編輯的類書約有600多種，保存到今天的有200種左右。因為它們輯錄了各類資料，所以，不僅可供人們查找詩詞文句、事物起源、史實掌故等知識性問題，而且可供校勘古籍輯錄佚文。類書的編輯已終止，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百科全書。
古籍流傳於世，都是個體手工勞動的產品，難免出現一些錯誤。如在傳抄、傳刻過程中，出現脫字、倒字、重文、訛字、疊字、誤改、妄刪，缺頁、錯簡等。如果誤用了這些資料，就會以訛傳訛，得不到真實可靠的知識。所以隻有經過校勘補訂，才能閱讀使用。校勘，又稱校讎。校是校對，勘是訂正錯誤。校勘是廣泛搜集各種相關的本子，廣泛取證各種相關資料，對同一古籍進行比較對照，校出篇章文字的異同，審定其是非，力求準確地恢複古籍原貌的一項學術性工作。周宣王時，宋國的大夫正考父曾校定了《名頌》12篇。一般認為正考父是中國校勘工作的創始人。春秋時期，孔子及其弟子對古籍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孔子的學生子夏，在前往晉國途經衛國時，聽到有人讀史書說：“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想軍隊與豬為什麽會共同渡河，文字記載肯定有誤，“三豕”應當是“己亥”，並分析說，己與三相近，豕與亥字形相似。到晉國又詢問這條記載相關的史實，果然是“晉師己亥涉河”。漢代，劉向、劉歆奉成帝之命整理國家古籍，開創了古籍校勘的新篇章。劉氏父子校書時匯集眾本，除其重複，並對書中文字一一勘正，最後繕寫出正確完整的定本。從此以後，曆代都很重視校勘工作，並形成了專門的學問——校勘學。魏晉南北朝時，荀勖與張華依劉向的方法，校理了當時皇宮藏書，此後任昉、殷鈞、王儉等也進行過校勘工作。隋唐時期，校書的規模有所擴大。隋代許善心召集當時名儒10餘人，校正經書史書的錯謬。唐代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顏師古、褚無量等對古籍校勘工作都做出了貢獻。宋代由於雕版印刷的圖書日益增多，所以校勘任務非常繁重，真宗時，因龍圖閣及太清樓藏書有舛誤，沒有校勘的書有2萬多卷，於是令劉均、聶雷等七人在崇文院校勘。神宗時改官製，校書郎專門負責“正其脫誤”的校勘工作。元明兩朝雖然校勘古籍成果不多，但刊刻書籍較多，為清朝校勘古籍提供了素材。清朝考據學盛極一時，學者們廣泛搜集資料，對各類古籍進行仔細深入的校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盧文弨、黃丕烈、全祖望、戴震、錢大昕、王念孫、阮元、顧廣圻、段玉裁、孫詒讓、畢沅等都是著名的校勘家。凡是經過他們校勘的古籍，都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如戴震在四庫全書館朝夕校書，四年校書17種，每種都非常精細。近代學者繼承清朝學者務實的學風，為校勘學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王國維、羅振玉、胡適、魯迅、郭沫若、顧頡剛、楊樹達、陳垣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在校勘方法的理論總結方麵超過以往曆代。陳垣在校勘《元典章》過程中，發現12000多條錯誤，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1000多條加以歸納分析，總結錯謬的原因，概括出校勘古籍的四種方法：一是對校法，即用同一種古籍的祖本或別本對校，發現各本的異同，對其中的是非加以審定；二是本校法，即對所校古籍進行全麵研究，掌握其內容特點，對上下文義相舛之處、章節文法結構的矛盾情況等進行互校、分析，考證異同，校正錯誤；三是他校法，即以所校之書以外的各種相關典籍作為校勘本書的依據；四是理校法，即在以上三種方法不能校勘古籍時，依靠相關知識分析考證古籍文辭正誤的方法。這四種方法至今被公認為校勘古籍的正規方法。
在中國古籍中，有一些偽書。所謂偽書，是指某些古籍雖然署有作者，但實際上不是書的真正作者，而是後人偽托。據考證統計，流傳至今的古籍中有1000多種屬於偽書。出現偽書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封建社會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古人的心態，所以一些人為了鞏固或提高自己學派的地位，偽造某種古籍假托先人所作，這樣容易被人接受。二是借曆代統治者詔令獻書之際偽造古籍，以此邀官請賞。三是借托古人之名，抒發學術觀點，抨擊時政。四是偽托古人製造偽書，或出賣以獲取私製，或發泄私憤。五是有些古籍本無撰人，後人認為它與古代某人有點關係，遂誤題某人撰。六是借古籍出土機會，偽造古書。有偽書就必有辨偽，去偽存真，恢複古籍的本來麵目。孟子曾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成為疑古辨偽者信奉的格言。韓非對於諸子百家信口傳說不以為然，懷疑儒、墨立論的真實性，他說：孔子、墨子都引用堯、舜的話，但取舍不同，都說自己是真堯、舜，兩位先人不能複活，又有誰能辨別儒、墨兩家的真偽。秦始皇焚書，致使後世偽書乘勢而生，但事物相反相成，也促使了辨偽的發展。西漢末年，學術界興起了今古文之爭。今文經即西漢經師所傳授的本子，用漢隸抄寫；古文經是劉歆在整理古籍時發現的，用先秦的文字抄寫。今文經和古文經在字句、篇章等方麵有很大的差別，到底誰真誰偽，爭論不休。劉向、劉歆編撰的《七略》，對偽書作了全麵的考證，辨偽的文字保存在班固《漢書·藝文誌》中，如《力牧》二十二篇，下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大禹》三十七篇，下注“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東漢馬融曾辨當時所傳偽書《尚書·泰誓》，他根據文風和佚文兩方麵進行辨析，明確指出《泰誓》是西漢時偽造的，有理有據，無可辯駁。《泰誓》被否定，動搖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書，對辨偽工作推動很大。唐代前期，學術界篤守師法，辨偽風氣不振。中唐以後，趙匡、啖助等人對《春秋》的研究，已不守師法，大家苦於注疏的呆板，在經書以外的子書裏滿足自己的需要，同時對古書加以辨別。柳宗元經過辨別研究，斷定《鶡冠子》、《亢倉子》、《晏子春秋》、《鬼穀子》、《列子》是偽書，為後世的辨偽工作開創了條件。宋代最先辨偽疑古的是歐陽修，他著《易童子問》一篇，對《易經》的《係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進行辨證。此外，還對《左傳》、《周禮》有懷疑和批評。司馬光疑《孟子》、王安石考《春秋》、鄭樵辨《詩序》等，大大推動了古籍辨偽工作。明代初年，宋濂撰《諸子辨》一書，考辨周秦諸子典籍44條。胡應麟所著《四部正訛》，是中國第一部辨偽專著，書中說明了辨偽的重要性，偽書的由來、種類，辨偽的方法、工具等。書中提出的一些原則，至今還有參考意義。清代的辨偽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閻若璩以畢生精力作《尚書古文疏證》，列舉大量事實，揭穿偽造者抄襲古書的錯誤事例，用種種鐵證宣告了偽古文的死刑，解決了曆史上長期的疑案。辨偽的著作有萬斯同的《群書疑辨》、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崔述的《考信錄》。清末，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在維新變法的思想指導下，把西漢至清代的今古文之爭算了一個總賬，認為西漢新出的古文書全是假的。本世紀初，胡適、錢玄同、梁啟超等在辨偽古籍中頗有建樹。梁啟超著有《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並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根據前人辨偽古籍的經驗，總結了12條法則。張心激編《偽書通考》，把前人的辨偽專著和論文摘錄匯集，收錄考辨古籍達1100多種，是一部常用的辨偽工具書。
中國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有許多已經佚失了。但是，在它們佚失之前，有些古籍中曾經引用過它們的一些章節，也就是說還有一些章節內容保存在其他古籍中。把這些章節搜輯起來，以求恢複佚書原貌的工作就是輯佚工作。輯佚起源於南宋，黃伯思以《意林》、《文選注》、《舞鶴賦》等書中輯出佚書《相鶴經》。王應麟則從各種經書的傳注中輯出《周易鄭玄注》、《鄭氏尚書注》等書。鄭樵則根據自己整理古籍的體會，提出了“書有名亡而實不亡”的論斷，為後來的輯佚工作提出了研究的課題。明代雖然有輯佚的《十六國春秋》、《古微書》、《古今逸史》等成果，但體例不甚完善。清代輯佚工作得到空前的發展，不僅輯佚的古籍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輯佚學者，他們收羅群書，尋章摘句，力求把已經佚失的古籍拚湊複原，供人們閱讀。有的專門輯一人著作，如孔廣森的《通德遺書所見錄》和袁鈞的《鄭玄佚書》，都是輯鄭玄的佚著；有的專門輯錄一種古籍，如宋翔鳳輯《帝王世紀》，甚至有多人先後同輯一書，如佚失於宋代末年的《世本》，有錢大昭、孫馮翼、洪飴孫、雷學淇、秦嘉謨、張澍等人做了輯佚工作；有的專輯某一學術門類，如王漠的《漢唐地理書鈔》、任大椿的《小學鉤沉》；有的專門輯錄某書的傳注，如嚴可均的《爾雅一切注音》。清代輯佚成就最大的是馬國翰、嚴可均、黃奭。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搜輯唐以前佚書600多種，其中《經編》453種，闕21種；《史編》八種；《子編》173種，闕17種。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46卷，專門輯佚集部文章，從各種文獻中共輯出唐以前作家3490人作品，為研究古典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黃奭輯的《漢學堂叢書》，內含經書85種，緯書56種，子、史書74種。乾隆（1736～1795）年間，四庫全書館的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文獻達385種，近5000卷，其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郝經的《續後漢書》、王珪的《華陽集》等。隨著輯佚方法的精密及編修《四庫全書》的推動，輯佚便成為一門專門學問——輯佚學。本世紀以來，輯佚工作有所延續。魯迅先後從類書等文獻中輯成《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事雜集》。其中《古小說鉤沉》收錄古小說36種，超過清代馬國翰輯錄的數量。輯佚工作遠沒有完成，還有大量的佚文等待人們去輯佚。
在中國古籍中，有一類匯集多種單獨圖書成為一部大書，並題以總書名的圖書，這類書就是叢書。叢書又叫叢刊、叢刻、匯刻、合刻、全書等，它在中國古籍中占有重要位置，為古籍的保存與流通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最早的叢書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編的《儒學警悟》，稍後左圭輯成《百川學海》，收書100多種。元代陶宗儀輯的《說郛》在叢書中較著名。明代的叢書編印工作較為發展，普通叢書、郡邑叢書、個人叢書以及某一學科的叢書相繼出現。較著名的叢書有高風鳴輯刊的《今獻匯言》、陳繼儒輯的《寶顏堂秘笈》、胡維新輯刊的《兩京遺編》、程榮輯的《漢魏叢書》等，此外，毛晉刻印的《十三經》、《十七史》、《六十名家詞》、《六十種曲》、《津逮秘書》等也有重要價值。叢書發展到清代達到鼎盛時期，所編叢書不僅部頭大，而且刊刻的質量也很高。阮元輯的《皇清經解》、王先謙輯的《皇清經解續編》都多達1400多卷，對經書的整理作出了貢獻。顧廣圻、孫星衍、鮑廷博、盧文昭等一批目錄學家、校勘家輯刻的叢書質量較高，如《平津館叢書》、《士禮居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抱經堂叢書》。乾隆（1736～1795）年間編的《四庫全書》是曆史上最著名的叢書，它收經、史、子、集四部書3503種，79337卷，計36304冊，約10億字。這種叢書當時抄寫七部，現存世的有四部，一部藏在台灣省的故宮博物院，一部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另二部分別藏在浙江省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著名的叢書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刻印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它們各有特色，對於古籍的利用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為了查檢古代叢書及叢書裏麵包括的各種圖書，上海圖書館於1959～1962年編製了《中國叢書綜錄》，收叢書2797種，包括各種圖書38891種，這些圖書約古現存古籍的二分之一。
類書是輯錄古籍中的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加以編排，以供人們查檢和征引的工具書。類書的內容非常廣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化知識，舉凡人間的學問，世界上的知識，無所不收，被人們譽為古代文獻的寶庫，曆史上的百科全書。中國類書成熟於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於220年命王象、劉劭等人采集經傳，以類相從，編成《皇覽》。顧名思義，類書是編給皇帝瀏覽的。此後的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重視類書的編輯，首要的目的是企圖借以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誇耀王朝的“文治之盛”，其次才是方便查檢資料及考試的需要。南北朝時期，類書的編輯開始盛行，從皇帝到一般土大夫競相編輯，其中規模稍大的，有梁高祖命徐勉編的《華林遍略》700卷、北齊後主命祖塨等編的《修文殿禦覽》360卷。另外，還有梁代朱澹遠捃拾字句的《語對》和《語麗》等類書。隋唐時期，類書有了很大發展。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173卷，分80部，801類，是現存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一部類書。唐代官修類書中，較著名的有歐陽詢等編的《藝文類聚》、徐堅等編的《初學記》。《藝文類聚》征引的古籍達1400多種，全書100卷，包括社會、自然知識以及學術論著和文藝作品等，它把這些資料分成46部，每部又分細目，共727個細目。如天部下分天、日、月、星、雲、風、雪、雨、霽、雷、霧、虹等。每類故事排列在前麵，注明出處，詩文列在後麵，注明時代。故事部分摘取經、史、子、集等類古籍的有關資料，詩文則摘錄有關的詩、賦、頌、讚、論、箴、碑等資料。唐代私人編輯的類書有顏真卿的《韻海鏡源》、白居易的《白氏六帖》、溫庭筠的《學海》等。宋代類書取材廣泛、內容淵博，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數量上均超過唐代。《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號稱宋代的四大書，在中國類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李防等編的《太平禦覽》，全書1000卷，摘引的古籍達1690多種，分55部、4558類，約500萬字。所分55部，是根據《周易·係辭》上所說“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包羅萬象的意思。初名《太平總類》，宋太宗為了顯示自己好學，命每天進呈三卷，一年閱畢，所以改名《太平禦覽》。王欽若等編的《冊府元龜》是宋代四大書中最大的一部類書，“冊府”即收藏典冊的府庫，“元龜”即以靈龜占卜未來，“冊府元龜”就是可供借鑒的文獻寶庫之意。全書達940萬字，分31部，1104門，每部有“總序”，每門有“小序”，以論述其要旨。
與其他類書不同的是，它專門輯錄上古至五代的曆代君臣事跡，所錄材料，以“正史”為主，小說、雜書一概不收。李防等編的《太平廣記》薈萃了先秦至宋初的筆記、小說7000多條，是一部小說史料方麵的類書。《文苑英華》選錄2200位作家的作品近2萬篇，是一集上繼《文選》的總集式類書。宋代還出現了各種專科性類書，其中有專門記載古農藝資料的《全芳備祖》（陳景沂）、專門供查考事物起源的《事物紀原》（高承）、有專門收錄時令史實典故的《歲時廣記》（陳元靚）。明代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字數多達3.7億個。朱棣對負責編輯工作的解縉說，對於有史以來經、史、子、集等各類文獻及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言論，都要廣為輯錄，毋厭浩繁。所以本書內容非常宏富，征引的古籍達7、8千種，有的整部文獻全部收錄。該書修成後，藏於南京文淵閣，1421年，北京皇宮建成，《永樂大典》隨之北遷，藏於新建的文淵閣。在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年間，由張居正等人另摹副本一套。正本毀於明亡之際，副本幾經焚毀、盜劫，所剩無幾，現存世的隻有800卷左右。清代的類書編輯達到了極盛。其中有中國現存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有集曆史上十多種類書之大成的《淵鑒類函》，有采輯詩詞文句收錄繁富的《佩文韻府》及《駢字類編》，有輯錄各種事物起源的《事物原會》和《壹是紀始》，有采諸子、曆史兩類文獻中名言偶句的《子史精華》等。最著名的是由陳夢雷等編的《古今圖書集成》，它分6匯編、32典、6109部，共約1.6億字。每部下設“匯考”，引用古籍材料考證事物起源；“總論”，收錄經書中關於事物的論述；“列傳”，輯錄人物事跡資料；“藝文”，收錄與事物有關的詩、詞、賦等；“選句”，摘錄關於事物的對偶句；“紀事”，收集瑣細小事；“雜錄”，收錄不宜入匯考等以上各項的材料；“外編”，收錄荒唐無稽之談；此外還有“圖表”等項。為了發揮它的作用，近幾年中華書局與巴蜀書社影印出版了新版本，並編製了《古今圖書集成索引》供人檢索利用。中國曆史上編輯的類書約有600多種，保存到今天的有200種左右。因為它們輯錄了各類資料，所以，不僅可供人們查找詩詞文句、事物起源、史實掌故等知識性問題，而且可供校勘古籍輯錄佚文。類書的編輯已終止，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