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籍典藏
中國曆史上的古籍汗牛充棟。但是，流傳到今天的隻有8萬多種。在數千年的古籍典藏中，形成了官府、書院、寺院、私人四大係統。
官府藏書即國家及宮廷內部的藏書。根據文獻記載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況看，中國商代就有了圖書館，而且有了管理圖書的史官。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的一些圖書流散到各國，各諸侯國非常重視藏書，設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處所收藏。秦王朝統一全國，建立明堂、石室、金匱等藏書機構。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書，給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損失。西漢宮府圖書管理機構沿用秦製，由禦史大夫等負責。東漢管理圖書的機構為秘書省，設秘書監、秘書郎等職。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傅毅、馬融等都是主管圖書的重要官員。藏書處所有石渠閣、天祿閣、蘭台、東觀、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國時蜀、吳仿效漢代製度，設置東觀收藏國家圖書。曹魏建立秘書中外三閣收藏圖書，並派鄭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時期，雖然朝代更換頻繁，社會動蕩，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後，都派專人收集圖書，建立圖書館。宋有總明觀、梁有壽光殿和士林館、陳有西省、北齊有文林館、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僅提高了圖書機構——秘書省的官級地位，而且增加圖書管理人員。隋煬帝下令在東都洛陽觀文殿內東西廂建造房屋，設立官藏，並在書籍的裝幀上加以改進，把秘閣圖書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晶漆軸。唐代官府藏書在隋代官藏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發展，藏書機構主要有秘書省、弘文館、集賢院、崇文館等。到開元（713～741）年間，國家藏書發展到7萬多卷，但是，安史之亂使圖書散失殆盡。宋代的官府藏書中心由史館、昭文館和集賢院三館組成。此外，還有國子監、學士院、司天監、太清樓、四門殿等宮廷內府的藏書處所。欽宗時國家藏書達到73000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圖書，收藏在奎章閣、崇文院內。設秘書監負責國家藏書，官員有秘書監卿、秘書監少監、秘書監丞、秘書郎等。明代開設翰林院，廢除前代的秘書監，設修撰、編修、檢討等官。文淵閣是國家圖書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1736～1795）時，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設立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修成後，抄寫了七部，分別收藏在文淵閣（故宮）、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承德）、文溯閣（沈陽）、文匯閣（揚州）、文宗閣（鎮江）、文瀾閣（杭州）。
明清時期，官府藏書在檔案方麵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檔案庫有：內閣大庫，收藏行政事務方麵的檔案；黃冊庫，收藏全國戶口、賦役方麵的檔案；古今通集庫，收藏皇帝賜封給各功臣、將領、藩王、駙馬的誥封、鐵券及京官、外官的誥封底簿，同時也有部分禦用圖書；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曆代皇帝的實錄、聖訓等方麵的檔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縣也設立檔案庫，據統計有300多個，規模大的庫房有50間。現存明代檔案約5000件，收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內，內容主要有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至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各朝的奏本、兵部題行稿，明初的戶口單和賣田契約；永樂八年明王朝頒給西藏釋迦攝聶喇嘛的敕諭；成化（1465～1487）年間頒給功臣的免死鐵券；關於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的文件等。這些檔案內容豐富，史料價值極高。清代收藏檔案的地方主要有內閣大庫、軍機處、皇史宬等。內閣大庫是清代檔案主要收藏處，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種文書；起居注及六科史書；官修書籍及文件；因修書而征集的材料；從沈陽運來的滿文舊檔案；內閣日行公事的檔案稿件。軍機處的檔案主要有軍機處進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軍機處分類匯抄的關於國家庶政的檔案，包括上諭、奏事、專案、電報、記事等；軍機處日行公事檔案；京都內外致軍機處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檔案主要有玉牒、實錄、聖訓、會典等。清代檔案現主要收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計有900萬件冊）、遼寧省檔案館（130萬卷）及四川巴縣、山東曲阜等處。出版的檔案結集有《明實錄》、《崇禎實錄》、《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文獻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數十種。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機構。書院的各種學術活動都離不開圖書，所以書院也是古代圖書收藏的處所，並形成了書院圖書館。書院起自宋代。宋代的書院有397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元代有書院227所，明代有1239所，清代有1900所。曆代書院多有藏書，而且有的達數萬卷，如廣雅書院藏書43000多冊，鶴山書院藏書10萬卷，南園書院藏書3萬多卷。隨著圖書數量的增多，許多書院設立專門的藏書樓，如明清時期的伊川書院（河南嵩縣）設有稽古閣、正學書院（陝西西安）王雲鳳建樓廣收書籍、懷玉書院（江西玉山縣）建拓書廨、晴川書院（湖北漢陽）建牣齋館。書院藏書的來源，主要是朝廷的頒賜。據文獻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白鹿洞書院得到皇帝賜給的國子監印本九經，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賜嶽麓書院《義疏》、《釋文》、《史記》、《玉篇》、《唐韻》等書。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蘇州的紫陽書院、杭州的敷文書院，各得到賜與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由於皇帝的恩賜，各書院不僅注重藏書，並有“禦書樓”、“尊經閣”等建築。其次是書院自己刻印抄書。元代詁經精舍刻印有《詁經精舍集》8集，計2000多篇。清代學海堂刻有《學海堂集》4集90卷、《皇清經解》1400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附存簡明目錄》230卷、《十三經注疏》460卷、《揅經室集》62卷、《學海堂叢刊》27卷，總計3300多卷。廣雅書院設有廣雅書局，刻印圖書數量最多，印有經、史、小學、文集之類圖書5700多卷。第三是募集。書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組織，所以多方動員當地官員捐獻圖書，或動員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獻，書院的主講是學術上有名望的學者，也通過多種渠道募集圖書。如宋代朱熹曾經為重修白鹿洞書院而到處征書，王思訓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語錄等贈給豫章書院，黃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經》及諸子、文學書5000多卷給雷陽書院。此外，書院還接受捐款，由書院自己去購買圖書。正是由於多途徑的圖書來源，所以從宋至清曆代書院藏書不斷豐富，有力地配合了書院的教學及學術研究。書院不但重視藏書門類的齊全，而且注重圖書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閱製度。如果說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那麽，書院圖書館則是中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學校圖書館，它的藏書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國古代圖書館事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書也是中國古代藏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隨著譯經事業開始的。史載東漢明帝時感夢遣使，赴西域求法，於大月支寫回佛典《四十二孝經》，藏於蘭台石室。從晉代開始，佛教經籍的收藏漸漸集中到寺院。晉代以來，各地佛寺大增。據文獻記載，西晉兩京有寺180所，譯經73部；東晉立寺1768所，譯經263部。南北朝時，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譯經之地，也是傳經、藏經之所，故每個寺院都有一定數量的藏書，多者萬餘卷，少者也收藏數千卷。南北朝時的佛教圖書超過儒家經典數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經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國各地的寺院裏。不少寺院編有藏書目錄，如劉勰的《定林寺經藏目錄》就是在鍾山定林寺4千多卷藏書基礎上編成的。道教圖書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為內容與煉丹長生等有關。南朝宋時陸修靜於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建康崇虛館廣收道經，進行整理，集成經書、方藥、符圖等1228卷，從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礎。此後，道館漸多，藏書亦愈加豐富，如齊的興世館、梁的華陽上下館、朱陽館等。藏書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觀，達8000多卷。佛教進入隋唐，達到全盛時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譯經事業也發展到頂峰。這一時期佛道圖書收藏的特點，一是官方設館收藏，如隋代於觀文殿內專設內道場收藏佛道經書。二是寺觀內藏書不以佛、道為限，而且數量增多，如唐高宗時創立的西明寺，有室4000多間，收有800部、3000多卷書。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當時書多是寫本，焚毀經書事件多有發生，佛道教徒為了避免損失，采取典藏於佛閣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書就屬這類。敦煌地處甘肅、新疆、青海三省交界處，在曆史上是絲綢之路的重鎮。早在公元366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開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為擁有1000多個佛窟的佛教聖地，聚集著眾多的寺廟與僧侶，也收藏著大量的佛經、道教等文獻。公元1035年，遊牧於西北一帶的黨項族占領了河西一帶，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戰亂外逃之際，把長期積累的經卷、法器等物封閉在石窟裏。由於從中原來的香客和商人日漸稀少，敦煌隨之冷落，逃避戰亂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經卷無人知曉。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篆發現了這些數以萬計的公元4～10世紀的各種經卷、文書及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敦煌遺書或稱敦煌書卷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的矚目。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致使大量的有價值的經卷流失國外，給中國古籍文獻造成了慘重的損失。敦煌書卷共計5萬多卷，其中90%以上是宗教經典，如《大乘四法經論》、《佛說延壽命經》、《道德經》、《景教三威蒙度讚》等。另外還有《易》、《詩》、《漢書》、《沙州圖經》、《算經》、《星占》、《甘棠集》、《秦婦吟》等經、史、子、集及文書帳冊等書。這些文獻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學、曆史、文學、科學藝術等方麵的重要文獻，中外專家對敦煌書卷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敦煌學”。
私人藏書的曆史非常悠久。《莊子·天下篇》記載，惠施家藏圖書五車。戰國時期，由於思想活躍，各學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書。秦始皇焚書，並沒有把私人藏書焚絕。漢惠帝廢除秦代挾書禁令後，許多圖書重見天日，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到用先秦文字寫的《尚書》及其他書數十篇。漢代私家藏書繼承戰國私人藏書的傳統，許多官吏、學者根據自己需要，積累藏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愛好古書，以重金從民間收集圖書，四方人士不遠千裏前來獻書，故他的藏書與國家藏書相差無幾。淮南王劉安對圖書也很偏愛，懸重賞獎給那些願出先秦著述給他抄錄副本的人。劉向在校理國家藏書時，曾提到“臣富參書”，“文中大夫臣圭書”、“射聲校尉立書”、“臣向書”等，可見當時私人藏書之普遍。東漢學者蔡邕，曾校書東觀，家有藏書萬卷。因當時圖書抄寫困難，得之不易，所以藏書數量較少。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紙張的應用為私人藏書提供了便利條件。晉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張華，他家中沒有任何財產，隻有圖書30餘車。另外，範尉家中藏書7000多卷。南朝私人藏書發展很快，家中有幾千卷書的人很多，超過萬卷的人也不少，著名的有謝弘微、劉善明、沈約、任昉、孔休源、馬樞、徐伯陽等。北朝的私家藏書不如南朝發達，有名的藏書家有李彪、陽尼、李業興、邢子才、魏收、賀攏勝、黎景熙等。隨著藏書數量的增多，出現了私人藏書樓。如北魏平恒，專門建造了“精廬”收藏經籍。私人藏書的來源，主要是繼承先輩藏書、戰亂中收集、親自抄錄及官府恩賜幾個途徑。所藏之書，藏書家不僅自己利用，而且還借給別人抄寫和閱讀。如南齊人崔慰祖，鄰居朋友經常來借書，有時一日就借出數十帙，他親自辦理，從不推辭。隋唐私人藏書有了新的發展，由於紙寫本書的盛行，私人藏書質量有了提高。
隋代許善心家有藏書萬餘卷。唐代韋述積書2萬卷，柳公綽家藏萬餘卷。這一時期的特點，一是藏書家人數增多；二是管理上較為完善，有的依作用不同把書分為三個等級，有的采用了官府藏書中以不同顏色牙簽區別藏書種類的方法，如李泌藏書3萬多卷，經書用紅牙簽，史書用綠牙簽，子書用青牙簽，集部書用白牙簽；三是出現了專藏某一方麵圖書的收藏家，如顏師古藏書以古圖畫、器物、書帖為主，李元嘉以碑文古跡為主，張弘靖以書畫為主；四是私人藏書樓有了新發展，象田弘正“起樓”藏書的有所增加。宋代私人藏書家名家輩出，由於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所以藏書量多達萬卷以上。據統計，宋代著名的藏書家有84人。北宋著名的藏書家有江正、宋敏求、王欽臣、司馬光、李公擇等人。王欽臣，藏書43000卷，卷帙浩繁的類書《太平廣記》也加以收藏。李公擇藏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以供人用，是一位把私藏公開流通的收藏家，蘇軾曾為他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宋承平時，戚同文、沈立、陳巽、吳良嗣、王文康、李文正、晁以道、劉壯輿、李淑、田鎬等人，都是家藏萬卷以上或數萬卷的藏書家。南宋著名的藏書家有葉夢得、晁公武、鄭樵、尤袤、陳振孫等。其中，尤袤好收集各種版本的圖書，藏於“遂初堂”中。他編的《遂初堂書目》著錄，列有舊本、舊監本、秘閣本、京本、舊杭本、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成都石刻本等。宋代私人藏書很注意核讎（音仇）和保藏。如晁公武的藏書以校讎精審而著名，王欽臣每得一書都先用廢紙草寫，然後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參校，校正後才正式謄錄。司馬光每年上伏及重陽期間，都要把書搬出室外晾曬。此外，宋代藏書家，不少人編有藏書目錄，並親自為每種書撰寫提要，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等。遼金元時期，也出現了一批藏書家。遼太祖的長子耶律倍，派人到幽州購回漢文圖書1萬卷，建望海樓作為藏書處所。元好問是金代著名的藏書家。元代知名的有35人，莊肅藏書8萬卷，陳季模藏書5萬卷，屠致遠、何中、段直、陳道明、袁易等家藏都在萬卷以上。據統計，明代著名藏書家有427人。明初影響較大的是宋濂、楊士奇、葉盛等。葉盛的藏書樓叫篆竹堂，他每到一地，都攜紙抄書，並用官印識於卷端，錢大昕稱他“藏書之富，甲於海內”。葉盛的書櫥上刻著“讀必懂，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見，他對藏書多麽珍惜。明代藏書家中最負盛名的是寧波範欽。範欽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酷愛圖書，每到一地總是訪求古籍，征集、抄錄《實錄》邸報、方誌、登科錄、詩文集等。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範取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和“以水克火”之意，建天一閣藏書樓。天一閣的設計建造別具匠心，主閣“寶書樓”共兩層，樓下一排隔為六間，各書櫃之下鋪有石板，以為防潮之用。樓上中間不設壁障，僅以書櫃分隔。
書樓前後的庭院裏裝點著亭池假山，環境清幽。清代收藏《四庫全書》的七個閣樓都是仿照天一閣的式樣建造的。為了保護圖書，範欽臨終留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囑。他的後代也相約訂立族規，規定子孫有誌讀書的，就在閣內讀，不許夜登書樓，書樓鑰匙分房掌管，禁止書籍下閣梯，開鎖時必須各房子孫到齊，子孫如有私自開鎖或私領親友入閣者，要重罰。正是因為有嚴密的管理製度，使天一閣藏書得以保存下來。清乾隆（1736～1795）年間，範氏後人獻書700種，得到一部賞賜的《古今圖書集成》。1962年，郭沫若訪問天一閣，題聯“好事流芳千古，良書播惠九州”。天一閣藏書30萬卷，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書家是毛晉。他的藏書樓叫汲古閣。毛晉的藏書樓獨樹一幟，專門購藏宋元的舊刊本，並不惜高價。他在自家門前張貼收購古籍的布告：“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因此，湖州一帶書商雲集七星橋毛氏府邸，當地有一流行諺語：“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他收書84000多冊，並另建目耕樓收藏。除藏書外，毛晉還兼刻書，影抄宋元珍本，由他抄錄的典籍，稱為“毛鈔”，是藏書家珍重收集之物。據統計，毛晉刻板109500多頁，字數超過3000萬，不少宋版書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傳。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頗有名，他收藏的8萬多卷圖書不以宋元舊本為重點，而是強調實用，收集了許多地方文獻、戲曲作品。清代私人藏書風氣極盛，有名的藏書家多達500餘人。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錢謙益的絳雲樓、錢曾的也是園、黃宗羲的續鈔堂、盧文弨的抱經堂、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書樓。清代藏書家中，以瞿、楊、陸、丁最為有名，號稱“天下四大藏書家”。常熟人瞿紹基建“恬裕齋”，廣泛搜集宋、元善本書曆10年之久，積累圖書10萬卷。聊城人楊以增所建藏書樓為“海源閣”，收藏圖書20多萬卷，其中宋元舊槧460多餘種，11000餘卷。歸安人陸心源，收藏的書中有許多是《四庫全書》未收的版本，因書樓中有200種宋版書，故題名為“宋樓”。錢塘人丁頡，因先人藏書8000卷，藏書處因名“八千卷樓”，他的藏書經數十年積累，達8萬多卷。隨著近代圖書館的興起，私人藏書樓逐漸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科學研究圖書館等。
官府藏書即國家及宮廷內部的藏書。根據文獻記載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況看，中國商代就有了圖書館，而且有了管理圖書的史官。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的一些圖書流散到各國，各諸侯國非常重視藏書，設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處所收藏。秦王朝統一全國，建立明堂、石室、金匱等藏書機構。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書，給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損失。西漢宮府圖書管理機構沿用秦製，由禦史大夫等負責。東漢管理圖書的機構為秘書省，設秘書監、秘書郎等職。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傅毅、馬融等都是主管圖書的重要官員。藏書處所有石渠閣、天祿閣、蘭台、東觀、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國時蜀、吳仿效漢代製度，設置東觀收藏國家圖書。曹魏建立秘書中外三閣收藏圖書，並派鄭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時期，雖然朝代更換頻繁，社會動蕩，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後，都派專人收集圖書，建立圖書館。宋有總明觀、梁有壽光殿和士林館、陳有西省、北齊有文林館、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僅提高了圖書機構——秘書省的官級地位，而且增加圖書管理人員。隋煬帝下令在東都洛陽觀文殿內東西廂建造房屋，設立官藏，並在書籍的裝幀上加以改進，把秘閣圖書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晶漆軸。唐代官府藏書在隋代官藏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發展，藏書機構主要有秘書省、弘文館、集賢院、崇文館等。到開元（713～741）年間，國家藏書發展到7萬多卷，但是，安史之亂使圖書散失殆盡。宋代的官府藏書中心由史館、昭文館和集賢院三館組成。此外，還有國子監、學士院、司天監、太清樓、四門殿等宮廷內府的藏書處所。欽宗時國家藏書達到73000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圖書，收藏在奎章閣、崇文院內。設秘書監負責國家藏書，官員有秘書監卿、秘書監少監、秘書監丞、秘書郎等。明代開設翰林院，廢除前代的秘書監，設修撰、編修、檢討等官。文淵閣是國家圖書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1736～1795）時，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設立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修成後，抄寫了七部，分別收藏在文淵閣（故宮）、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承德）、文溯閣（沈陽）、文匯閣（揚州）、文宗閣（鎮江）、文瀾閣（杭州）。
明清時期，官府藏書在檔案方麵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檔案庫有：內閣大庫，收藏行政事務方麵的檔案；黃冊庫，收藏全國戶口、賦役方麵的檔案；古今通集庫，收藏皇帝賜封給各功臣、將領、藩王、駙馬的誥封、鐵券及京官、外官的誥封底簿，同時也有部分禦用圖書；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曆代皇帝的實錄、聖訓等方麵的檔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縣也設立檔案庫，據統計有300多個，規模大的庫房有50間。現存明代檔案約5000件，收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內，內容主要有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至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各朝的奏本、兵部題行稿，明初的戶口單和賣田契約；永樂八年明王朝頒給西藏釋迦攝聶喇嘛的敕諭；成化（1465～1487）年間頒給功臣的免死鐵券；關於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的文件等。這些檔案內容豐富，史料價值極高。清代收藏檔案的地方主要有內閣大庫、軍機處、皇史宬等。內閣大庫是清代檔案主要收藏處，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種文書；起居注及六科史書；官修書籍及文件；因修書而征集的材料；從沈陽運來的滿文舊檔案；內閣日行公事的檔案稿件。軍機處的檔案主要有軍機處進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軍機處分類匯抄的關於國家庶政的檔案，包括上諭、奏事、專案、電報、記事等；軍機處日行公事檔案；京都內外致軍機處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檔案主要有玉牒、實錄、聖訓、會典等。清代檔案現主要收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計有900萬件冊）、遼寧省檔案館（130萬卷）及四川巴縣、山東曲阜等處。出版的檔案結集有《明實錄》、《崇禎實錄》、《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文獻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數十種。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機構。書院的各種學術活動都離不開圖書，所以書院也是古代圖書收藏的處所，並形成了書院圖書館。書院起自宋代。宋代的書院有397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元代有書院227所，明代有1239所，清代有1900所。曆代書院多有藏書，而且有的達數萬卷，如廣雅書院藏書43000多冊，鶴山書院藏書10萬卷，南園書院藏書3萬多卷。隨著圖書數量的增多，許多書院設立專門的藏書樓，如明清時期的伊川書院（河南嵩縣）設有稽古閣、正學書院（陝西西安）王雲鳳建樓廣收書籍、懷玉書院（江西玉山縣）建拓書廨、晴川書院（湖北漢陽）建牣齋館。書院藏書的來源，主要是朝廷的頒賜。據文獻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白鹿洞書院得到皇帝賜給的國子監印本九經，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賜嶽麓書院《義疏》、《釋文》、《史記》、《玉篇》、《唐韻》等書。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蘇州的紫陽書院、杭州的敷文書院，各得到賜與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由於皇帝的恩賜，各書院不僅注重藏書，並有“禦書樓”、“尊經閣”等建築。其次是書院自己刻印抄書。元代詁經精舍刻印有《詁經精舍集》8集，計2000多篇。清代學海堂刻有《學海堂集》4集90卷、《皇清經解》1400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附存簡明目錄》230卷、《十三經注疏》460卷、《揅經室集》62卷、《學海堂叢刊》27卷，總計3300多卷。廣雅書院設有廣雅書局，刻印圖書數量最多，印有經、史、小學、文集之類圖書5700多卷。第三是募集。書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組織，所以多方動員當地官員捐獻圖書，或動員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獻，書院的主講是學術上有名望的學者，也通過多種渠道募集圖書。如宋代朱熹曾經為重修白鹿洞書院而到處征書，王思訓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語錄等贈給豫章書院，黃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經》及諸子、文學書5000多卷給雷陽書院。此外，書院還接受捐款，由書院自己去購買圖書。正是由於多途徑的圖書來源，所以從宋至清曆代書院藏書不斷豐富，有力地配合了書院的教學及學術研究。書院不但重視藏書門類的齊全，而且注重圖書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閱製度。如果說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那麽，書院圖書館則是中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學校圖書館，它的藏書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國古代圖書館事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書也是中國古代藏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隨著譯經事業開始的。史載東漢明帝時感夢遣使，赴西域求法，於大月支寫回佛典《四十二孝經》，藏於蘭台石室。從晉代開始，佛教經籍的收藏漸漸集中到寺院。晉代以來，各地佛寺大增。據文獻記載，西晉兩京有寺180所，譯經73部；東晉立寺1768所，譯經263部。南北朝時，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譯經之地，也是傳經、藏經之所，故每個寺院都有一定數量的藏書，多者萬餘卷，少者也收藏數千卷。南北朝時的佛教圖書超過儒家經典數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經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國各地的寺院裏。不少寺院編有藏書目錄，如劉勰的《定林寺經藏目錄》就是在鍾山定林寺4千多卷藏書基礎上編成的。道教圖書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為內容與煉丹長生等有關。南朝宋時陸修靜於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建康崇虛館廣收道經，進行整理，集成經書、方藥、符圖等1228卷，從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礎。此後，道館漸多，藏書亦愈加豐富，如齊的興世館、梁的華陽上下館、朱陽館等。藏書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觀，達8000多卷。佛教進入隋唐，達到全盛時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譯經事業也發展到頂峰。這一時期佛道圖書收藏的特點，一是官方設館收藏，如隋代於觀文殿內專設內道場收藏佛道經書。二是寺觀內藏書不以佛、道為限，而且數量增多，如唐高宗時創立的西明寺，有室4000多間，收有800部、3000多卷書。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當時書多是寫本，焚毀經書事件多有發生，佛道教徒為了避免損失，采取典藏於佛閣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書就屬這類。敦煌地處甘肅、新疆、青海三省交界處，在曆史上是絲綢之路的重鎮。早在公元366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開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為擁有1000多個佛窟的佛教聖地，聚集著眾多的寺廟與僧侶，也收藏著大量的佛經、道教等文獻。公元1035年，遊牧於西北一帶的黨項族占領了河西一帶，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戰亂外逃之際，把長期積累的經卷、法器等物封閉在石窟裏。由於從中原來的香客和商人日漸稀少，敦煌隨之冷落，逃避戰亂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經卷無人知曉。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篆發現了這些數以萬計的公元4～10世紀的各種經卷、文書及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敦煌遺書或稱敦煌書卷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的矚目。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致使大量的有價值的經卷流失國外，給中國古籍文獻造成了慘重的損失。敦煌書卷共計5萬多卷，其中90%以上是宗教經典，如《大乘四法經論》、《佛說延壽命經》、《道德經》、《景教三威蒙度讚》等。另外還有《易》、《詩》、《漢書》、《沙州圖經》、《算經》、《星占》、《甘棠集》、《秦婦吟》等經、史、子、集及文書帳冊等書。這些文獻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學、曆史、文學、科學藝術等方麵的重要文獻，中外專家對敦煌書卷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敦煌學”。
私人藏書的曆史非常悠久。《莊子·天下篇》記載，惠施家藏圖書五車。戰國時期，由於思想活躍，各學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書。秦始皇焚書，並沒有把私人藏書焚絕。漢惠帝廢除秦代挾書禁令後，許多圖書重見天日，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到用先秦文字寫的《尚書》及其他書數十篇。漢代私家藏書繼承戰國私人藏書的傳統，許多官吏、學者根據自己需要，積累藏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愛好古書，以重金從民間收集圖書，四方人士不遠千裏前來獻書，故他的藏書與國家藏書相差無幾。淮南王劉安對圖書也很偏愛，懸重賞獎給那些願出先秦著述給他抄錄副本的人。劉向在校理國家藏書時，曾提到“臣富參書”，“文中大夫臣圭書”、“射聲校尉立書”、“臣向書”等，可見當時私人藏書之普遍。東漢學者蔡邕，曾校書東觀，家有藏書萬卷。因當時圖書抄寫困難，得之不易，所以藏書數量較少。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紙張的應用為私人藏書提供了便利條件。晉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張華，他家中沒有任何財產，隻有圖書30餘車。另外，範尉家中藏書7000多卷。南朝私人藏書發展很快，家中有幾千卷書的人很多，超過萬卷的人也不少，著名的有謝弘微、劉善明、沈約、任昉、孔休源、馬樞、徐伯陽等。北朝的私家藏書不如南朝發達，有名的藏書家有李彪、陽尼、李業興、邢子才、魏收、賀攏勝、黎景熙等。隨著藏書數量的增多，出現了私人藏書樓。如北魏平恒，專門建造了“精廬”收藏經籍。私人藏書的來源，主要是繼承先輩藏書、戰亂中收集、親自抄錄及官府恩賜幾個途徑。所藏之書，藏書家不僅自己利用，而且還借給別人抄寫和閱讀。如南齊人崔慰祖，鄰居朋友經常來借書，有時一日就借出數十帙，他親自辦理，從不推辭。隋唐私人藏書有了新的發展，由於紙寫本書的盛行，私人藏書質量有了提高。
隋代許善心家有藏書萬餘卷。唐代韋述積書2萬卷，柳公綽家藏萬餘卷。這一時期的特點，一是藏書家人數增多；二是管理上較為完善，有的依作用不同把書分為三個等級，有的采用了官府藏書中以不同顏色牙簽區別藏書種類的方法，如李泌藏書3萬多卷，經書用紅牙簽，史書用綠牙簽，子書用青牙簽，集部書用白牙簽；三是出現了專藏某一方麵圖書的收藏家，如顏師古藏書以古圖畫、器物、書帖為主，李元嘉以碑文古跡為主，張弘靖以書畫為主；四是私人藏書樓有了新發展，象田弘正“起樓”藏書的有所增加。宋代私人藏書家名家輩出，由於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所以藏書量多達萬卷以上。據統計，宋代著名的藏書家有84人。北宋著名的藏書家有江正、宋敏求、王欽臣、司馬光、李公擇等人。王欽臣，藏書43000卷，卷帙浩繁的類書《太平廣記》也加以收藏。李公擇藏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以供人用，是一位把私藏公開流通的收藏家，蘇軾曾為他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宋承平時，戚同文、沈立、陳巽、吳良嗣、王文康、李文正、晁以道、劉壯輿、李淑、田鎬等人，都是家藏萬卷以上或數萬卷的藏書家。南宋著名的藏書家有葉夢得、晁公武、鄭樵、尤袤、陳振孫等。其中，尤袤好收集各種版本的圖書，藏於“遂初堂”中。他編的《遂初堂書目》著錄，列有舊本、舊監本、秘閣本、京本、舊杭本、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成都石刻本等。宋代私人藏書很注意核讎（音仇）和保藏。如晁公武的藏書以校讎精審而著名，王欽臣每得一書都先用廢紙草寫，然後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參校，校正後才正式謄錄。司馬光每年上伏及重陽期間，都要把書搬出室外晾曬。此外，宋代藏書家，不少人編有藏書目錄，並親自為每種書撰寫提要，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等。遼金元時期，也出現了一批藏書家。遼太祖的長子耶律倍，派人到幽州購回漢文圖書1萬卷，建望海樓作為藏書處所。元好問是金代著名的藏書家。元代知名的有35人，莊肅藏書8萬卷，陳季模藏書5萬卷，屠致遠、何中、段直、陳道明、袁易等家藏都在萬卷以上。據統計，明代著名藏書家有427人。明初影響較大的是宋濂、楊士奇、葉盛等。葉盛的藏書樓叫篆竹堂，他每到一地，都攜紙抄書，並用官印識於卷端，錢大昕稱他“藏書之富，甲於海內”。葉盛的書櫥上刻著“讀必懂，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見，他對藏書多麽珍惜。明代藏書家中最負盛名的是寧波範欽。範欽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酷愛圖書，每到一地總是訪求古籍，征集、抄錄《實錄》邸報、方誌、登科錄、詩文集等。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範取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和“以水克火”之意，建天一閣藏書樓。天一閣的設計建造別具匠心，主閣“寶書樓”共兩層，樓下一排隔為六間，各書櫃之下鋪有石板，以為防潮之用。樓上中間不設壁障，僅以書櫃分隔。
書樓前後的庭院裏裝點著亭池假山，環境清幽。清代收藏《四庫全書》的七個閣樓都是仿照天一閣的式樣建造的。為了保護圖書，範欽臨終留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囑。他的後代也相約訂立族規，規定子孫有誌讀書的，就在閣內讀，不許夜登書樓，書樓鑰匙分房掌管，禁止書籍下閣梯，開鎖時必須各房子孫到齊，子孫如有私自開鎖或私領親友入閣者，要重罰。正是因為有嚴密的管理製度，使天一閣藏書得以保存下來。清乾隆（1736～1795）年間，範氏後人獻書700種，得到一部賞賜的《古今圖書集成》。1962年，郭沫若訪問天一閣，題聯“好事流芳千古，良書播惠九州”。天一閣藏書30萬卷，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書家是毛晉。他的藏書樓叫汲古閣。毛晉的藏書樓獨樹一幟，專門購藏宋元的舊刊本，並不惜高價。他在自家門前張貼收購古籍的布告：“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因此，湖州一帶書商雲集七星橋毛氏府邸，當地有一流行諺語：“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他收書84000多冊，並另建目耕樓收藏。除藏書外，毛晉還兼刻書，影抄宋元珍本，由他抄錄的典籍，稱為“毛鈔”，是藏書家珍重收集之物。據統計，毛晉刻板109500多頁，字數超過3000萬，不少宋版書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傳。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頗有名，他收藏的8萬多卷圖書不以宋元舊本為重點，而是強調實用，收集了許多地方文獻、戲曲作品。清代私人藏書風氣極盛，有名的藏書家多達500餘人。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錢謙益的絳雲樓、錢曾的也是園、黃宗羲的續鈔堂、盧文弨的抱經堂、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書樓。清代藏書家中，以瞿、楊、陸、丁最為有名，號稱“天下四大藏書家”。常熟人瞿紹基建“恬裕齋”，廣泛搜集宋、元善本書曆10年之久，積累圖書10萬卷。聊城人楊以增所建藏書樓為“海源閣”，收藏圖書20多萬卷，其中宋元舊槧460多餘種，11000餘卷。歸安人陸心源，收藏的書中有許多是《四庫全書》未收的版本，因書樓中有200種宋版書，故題名為“宋樓”。錢塘人丁頡，因先人藏書8000卷，藏書處因名“八千卷樓”，他的藏書經數十年積累，達8萬多卷。隨著近代圖書館的興起，私人藏書樓逐漸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科學研究圖書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