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籍形態
古籍出現於文字產生之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古籍的物質載體不同，形態各異，撮其要者，有甲骨文、銘文、石刻文字、帛書、簡牘、紙寫本、紙印本等。
龜甲甲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書籍。所謂“甲”，即龜甲，也就是烏龜殼；所謂“骨”，指牛胛骨或獸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稱“龜冊”或“甲骨書”。商王朝時，人們非常迷信，不論大事小事，都需求神問鬼，如戰爭的勝負、疾病的輕重、農業的收成、打獵的收獲、婦女的生育、氣候的變化等都要問鬼神。問鬼神的途徑就是占卜，甲骨就是當時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當時占卜的記錄，即卜辭或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刻劃文字的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屬的鋒利刃具。殷商滅亡後，甲骨也被掩埋於地下。它的發現是清朝末年的事。當時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附近，農民耕地時發現大小不同的甲骨，以為這是龍骨，當作一種藥材治病。光緒二十五年（1899），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患了瘧疾，醫生給他開了一味藥就是“龍骨”。他發現龍骨上刻有文字，是一種文物，於是就高價收買。此後劉鶚根據這些甲骨進行研究，逐漸認識到它是一種極珍貴的文獻資料。20世紀20年代起，人們在安陽小屯村大量發掘，先後獲得甲骨10多萬片，現不少藏於北京圖書館，也有2萬多片流失日本、蘇聯、英國、瑞土等國家。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長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幾個字，多的幾十個字，除去重複，甲骨上共有4500多個字，日前可辨識的隻有1500多字。中華書局1978年開始出版的13冊《甲骨文合集》，集中了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銘文”，也叫“金文”或“鍾鼎文”。中國在夏末商初即已進入青銅時代，到了商代小期，青銅熔鑄的技術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與周代，青銅器則已步入人了鼎盛時期。青銅器的種類、數量很多，從西漢起，曆朝都有青銅器發現。現已發掘的幾萬件，有銘文的約1萬多件。從器物的情況看，商朝青銅器上刻的文字較少，隻有幾個字。周朝銘刻的文字漸漸多起來，毛公鼎上的銘文長達492個字。初期青銅器上的銘文接近甲骨文字，後來逐漸演變為多種形體，在文字學上稱做“籀文”、“古文”、“大篆”。較早愛好青銅器的人，隻是把它當成珍奇古玩，北宋以來，人們才注意到其中的文字，並把它做為一種藝術字來摹寫。後世學者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寫成專著，如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明代豐道生的《金石遺文》、清高宗敕編的《西清古鑒》、容庚的《金文編》等。就青銅器銘文的內容而言，可分為以下幾類：頌揚祖先美德聖事的銘文；記載祭祀大典活動的銘文；征伐記功的銘文；封賞功臣、貴族及親屬的銘文；關於法律條文、誓約、協定等文件的銘文；對臣民訓告的銘文。銘文內容關係到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麵，記錄著許多重大事件，是一種珍貴的曆史文獻。
刻在石頭上的文字，稱為石刻文字，或稱石頭書。中國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已經在石頭上畫圖。在石頭上刻字始於何時，無法考證。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習慣，這種祭祀活動叫做“封禪”。封禪後，還時常在大石頭上刻鑄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一些記敘功德的文字。據《管子》記載，春秋時期的管仲在泰山上見到70多種封禪石刻，可認識的隻有12種。可見中國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陝西鳳翔發現了10個石鼓，每個石鼓都刻有文字，書體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內容是記載秦文公（前765～前716）初期的20多年間重大活動的詩句，人們稱它為“石鼓文”。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斷遭到自然和人為的損壞，字跡早已模糊不清，經專家考證，現已征得665字的形、音、義。這些現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春秋時期，刻石風氣相當流行。戰國初期，《墨子》中說：“鑽於金石”，“金”指青銅器，“石”即指石鼓一類的石刻，可見在石頭上刻字與在青銅器上刻字一樣流行。秦始皇促進了石刻之風，他在位期間曾多次外出巡視，所到之處，常記文於石，宣揚他自己的功德。據《史記》記載，秦始皇的刻石有7處，僅有琅琊台刻石的殘石流傳下來，藏於中國曆史博物館。東漢時期，刻石之風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發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稱為“摩崖”；刻在長方形的石頭上稱做“碑”；刻在頭是圓形的長方形石頭上稱做“碣”。為了節省抄寫書籍的時間，減少抄寫中的錯誤，東漢靈帝接受蔡邕的建議，於熹平四年（175）開始把儒家經典刻寫到石碑上，曆史上稱“熹平石經”或者“漢石經”，因為7部儒家經書20多萬字都是用隸書字體刻寫，故又稱“一字石經”。漢石經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前來觀看摹寫的人絡繹不絕，曆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今古文經學之爭也得到了解決。此後，曆代統治者紛紛效仿，刻石經以確定經文字體和文本。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8世紀，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寫本書時期的4次最為有名。除“漢石經”外，還有“正始石經”，即三國魏齊王正始年間（240～248）用籀、隸、篆三種字體刻的石經，又稱“三體石經”；“開成石經”，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至開成二年（837）刻寫的12種經書；“廣政石經”，即後蜀廣政元年（938）開始刻寫的經書。
三體石經此外，釋、道的經典書籍也有刻石的傳統，其刻寫形式大略有三種：摩崖，將經文鐫刻在懸崖或洞壁上；經幢，將經文刻在一種有棱的石柱上，如唐代的陀羅尼經；經碑，即把經文刻在一塊塊石碑上，現存最宏偉的是北京房山縣石經山的刻石。帛書道教石刻是受佛教石刻影響產生的，現存最早的道經石刻是唐朝中葉龍興觀的道德經。石刻經書的目的是樹立經文的標準範本，供人們去抄寫、校正和閱讀。六朝後期因石刻興起的捶拓方法，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起到了啟發作用。
用帛、素、繒、縑等絲織品作為載體書寫的書籍稱為帛書，也稱素書、繒書和縑書。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植桑養蠶的國家，殷代已有了養蠶和絲綢織造。絲綢品最早是用來作衣料的，何時兼作書寫的材料已不可考。《論語》中有“子張書諸紳”的記載，即孔子的弟子子張曾在束身的帶子上寫字，說明春秋時代已有帛書出現。到戰國時代，以縑帛作為書寫材料更為普遍，《墨子》一書多次提到“書於竹帛”。帛書輕薄柔軟，可以卷舒，便於攜帶，還可隨文字長短截斷，所以在紙發明前的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帛一直是重要的書寫材料。據《史記·高祖本紀》敘述，劉邦起義時，曾經寫字於帛上，用箭射進沛城，簡策號召人民起來造反。西漢末年，劉向在校理皇家藏書時，把整理完畢的典籍抄寫於“素”上。到東漢末年，皇宮裏所藏的帛書已相當可觀。因為帛書易腐爛，不便永久保存，所以古代的帛書實物流傳下來的極少。現在所能看到的帛書是漢代的物品。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掘出帛書20多種，計12萬多字，字體為小篆和隸書，黑墨書寫，是西漢初年的物品。據帛書實物及文獻記載，帛書的長短依內容多寡而定，裝飾也很漂亮，中間畫有界行，其中用紅色的稱做“朱絲欄”，用黑色的稱為“烏絲欄”。文字都是從右至左豎行書寫，整幅的每行60～70多字，半幅的30多字。帛書一般抄寫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與2尺4寸的簡相近。在裝訂形式上，絕大多數是折疊著存放在盒子裏，少數卷起來，以卷軸形式存放。隋唐以來，帛書主要用於繪畫；宋代以後用於書寫的專著極為罕見。帛書的前期與簡策同時並用，帛書的後期又與紙同時並用過一個時期。因為縑帛價貴，並非一般讀書人都能買得起，所以始終未能普及，最終被紙所取代。
簡牘是中國古代和帛書並行的一種書籍形式。其中寫了文字的竹片稱為“簡”，寫了文字的木板稱為“牘”。一根竹片叫做“簡”，相當於現代書籍的一頁；許多簡編連在一起叫做“策”，策與“冊”通；編簡成策的繩子或皮條叫做“編”。編時間久了就容易折斷，造成脫簡錯簡，所以後世對於殘缺不全的書稱“斷簡殘編”。一尺見方的牘叫“方”，通信一般用方板，所以後人把印成書稿的信件叫做“尺牘”。簡牘起源於何時，目前還沒有定論。甲骨文中已經有了“冊”和“典”字。冊字象征著一捆用兩道繩子編起來的簡，典字則象征著把冊擺放在桌子上。《尚書·多士篇》中記有周公對殷代後人的講話，“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可見簡牘在商殷時代就已經使用了。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刪定六經，諸子百家著書立說，都是以簡為書寫材料。秦始皇執政時，每天批閱的寫在簡上的公文，有120多斤重。漢代，簡牘是主要的書寫材料，皇家圖書館的一萬多卷書，大部分是簡牘的。此後，紙的發明逐漸取代了簡牘，東晉桓玄稱帝時（公元5世紀初）下令“以紙代簡”。以商殷時代到公元4世紀，簡牘時代長達1600多年，其中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3世紀的800年間，是簡牘的盛行時期。古代的簡牘，曆代都有出土。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牆壁夾層中發現了戰國時期用古文書寫的《尚書》等竹簡，由此引起了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晉武帝時從魏襄王墓中發掘了數十車的竹簡，經過學者整理，用當時文字譯出的書有16種，現存的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兩種。近年來，簡牘不斷被發現。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了4942枚竹簡，其中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管子》等先秦古書。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古墓中發掘出1000多枚秦代竹簡，其中有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18種，以及秦編年史的《編年紀》等。這些簡牘實物的發現，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簡牘知識的了解，對考證古代典籍製度有重要價值。簡的製作方法有一套工序。首先要把竹子切截為竹筒；然後再劈開竹筒成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蟲腐爛，所以還需在火上烘烤，這道工序口叫“殺青”或“汗青”，這一術語一直沿用至今，表示寫作完成或書籍定稿；最後按照不同的文字內容，分別寫在大小規格不同的“牒”上。牘的製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樹木鋸成許多節，然後解剖成一塊塊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寫字。策的開頭常有兩枚簡不寫字，叫“贅簡”，以保護有字的簡。一種書常有許多篇，為了便於保管，還要加上一層用竹或帛製成的書衣。版牘主要用來寫官府公文、記錄戶口物件、通信及畫圖，偶爾用來寫一些短小文章。竹木資源豐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銅石頭刻字容易，比帛的價格低廉，所以使用廣泛，中國的許多古籍之所以能流傳至今，簡牘起了重要作用。
以紙作為書寫材料寫成的書稱紙寫本。中國人民最早發明了造紙術，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造紙術發明初期，由於紙的質量不高，產量有限，很長一段時間是紙、簡、帛三者並用。東漢以後，隨著造紙術的不斷改進提高，紙的優越性不斷地顯示出來，到兩晉南北朝時，紙逐漸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寫本書取代了簡帛。至隋唐紙寫本進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唐代雖然使用印刷術，但紙寫本與紙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後，印刷術的普及，紙寫本進入末期，並被紙印本所代替。紙寫本的廣泛出現，使書籍的形態發生了一次重大革命，產生了書籍史上的卷軸裝、經拆裝和旋風裝。卷軸裝書籍是紙寫本的最早裝訂形式，來源於帛書的束卷。它把若幹紙張粘連成長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軸心，粘於紙的一端，以此為軸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為紙寫本書主要采用卷軸形式，所以紙寫本書又稱做“卷子”。卷子的長度根據文章篇幅而定，長的4米左右，個別的有14米多。紙上用墨畫成直格，分為許多行，四周稱“邊”，中間稱“界”。為了保護卷子，在卷子露於外邊的右端粘上一塊紙口叫“裱”或口叫“褾”、“包頭”、“玉池”。為了顯露豪華，帝王貴族的書用綾絹綢等絲織品作裱。裱的首端適中處係上一條絲織品的帶子，以防散亂。帶的尾端係上一個長尖形的別子，普通的別子用獸骨，佛、道經書上多用竹簽，玉石簽。一部書往往有許多卷，為了集中保存，就用書衣（絲織品）包上，稱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為了便於抽出、插入和識別，就在軸頭上卷軸裝掛一塊牌子，上麵寫明書名、卷次等記號，這叫做“簽”。簽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製成，並用不同顏色區分不同門類，如唐代的經書用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簽；史書用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簽；子部書用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簽；集部書用綠牙軸、朱帶、白牙簽。裝飾卷軸的方法稱為“裝治”，包括作軸、褾、帶、簽等。為了保護紙卷不致損壞，需要通過裝潢加以保護。所謂“裝”，係指裱裝而言，所謂“潢”，是用黃柏染色，使其不受蟲蛀，又稱“人潢”。卷軸製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軸一般都很長，閱讀時邊讀邊展開，還要邊卷起讀過的部分，非常麻煩。特別象《初學記》、《北堂書鈔》等大部頭的類書以及《切韻》、《唐韻》等工具書，閱讀和查檢更加不便，於是產生了經折裝和旋風裝兩種形態。經折裝又叫梵夾裝，它是把已抄寫好的卷子左、右反複折疊成為一疊，形成一個長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後分別加上兩塊硬紙片作經拆裝為保護書籍的封麵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經。封麵通常是厚紙，或者裱上一層縑帛或彩紙。至今佛教經書還常采用這種形態。經折裝雖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煩，但厚厚一疊書閱讀時容易散開扯斷，於是人們又進一步改進經折裝，出現了旋風裝。它與經折裝相似，也是將卷子左右折疊起來，不同的是將前後封麵粘連在一起，使其首尾相連。閱讀使用時從第一折頁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頁，又可以接連翻到第一折頁，循環翻閱，如同旋風。唐代把經折裝和旋風裝都稱為“葉子”，是書籍從卷軸向冊葉過渡的形式。
紙印本書是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出現的一種新的書籍形態。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種。根據文獻和實物考證，中國早在唐代就出現了雕版印書，早期印的書大多與人民生活有關，如曆日、詩歌、韻書及陰陽占卜和佛教書等。唐鹹通九年（868）印的《金剛經》，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刻印時間的印刷品。1953年在四川成都市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發掘的《陀羅尼經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一行字，這是中國國內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間和佛教寺院的刻書事業更加發展，刻書的範圍、地域也有所擴大，刻書地區除蜀、旋風裝江寧、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時期的印刷品現存的已非常稀少，僅存的幾種都是在敦煌發現的，而且都是殘本，如《唐韻》、《切韻》。雕版印刷術到了宋代已極為昌盛，這主要因為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已很發達。宋代刻書可分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書，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書以國子監為最有名。宋代編輯的《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四部類書，均由國子監刻印流傳全國。國子監刻印的書，稱為“監本”，在當時是讀書人的標準本，流傳至今，是珍貴的善本書。地方刻書機構主要有各州、軍學、郡學、縣學、漕司、茶鹽司、提刑司。家刻又稱私刻，是指士大夫們刻印的書籍。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宋代私家刻書的有40多家。坊刻指一般書商刻印的書籍。書坊刻印圖書以營利為目的，他們自己有寫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餘仁仲的萬卷堂、臨安陳氏經籍鋪、杭州的榮六郎書籍鋪、建寧黃三八郎書唐金剛經鋪等。宋代刻印書籍的字體分肥瘦兩種，肥者為顏體（顏真卿），瘦者為歐體（歐陽詢）與柳體（柳公權）。浙江刻印的書多采用歐體，苗條玉立，秀麗俊俏；福建刻印的書多采用柳體，橫輕豎重，挺拔有勁；四川多采用顏體，肥勁樸厚，間架開闊，疏朗悅目。元代繼宋代遺風，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發展。國家冊頁出資撥款，選用上等紙墨及技術熟練的刻工雕印書籍。元刻書籍的特點一是字體多用趙體（趙孟頰），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簡體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寫刻認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雙魚尾，版心所刻字數、卷數和頁數，多用草書。明、清兩代雕版印刷的書籍數以萬計，刻印的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雕版印刷的書籍，因刻印的機構、地點、時代不同，所以有許多不同的稱謂，如，官刻的書籍有監本、經廠本（司禮監刻印書）、內府本（皇帝宮廷刻印書）、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時間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區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嚴州本、明州本等）、閩刻本（建陽本、麻沙本）、蘇刻本（金陵本、無錫本、蘇州本、昆山本、揚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後，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況，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於印刷術的廣泛使用，書籍製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書逐漸取代寫本書，冊頁製度逐漸代替了卷軸製度。雕版印刷使書紙變成一葉一葉的單葉，然後再將每一單葉裝訂成冊，人們把圖書的這種形式稱為冊葉製度。冊葉是世界上書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為通行的書籍裝幀形式。冊葉製度最初的裝幀形式是蝴蝶裝。蝴蝶裝就是將單麵印成的書葉使有文字的一麵，麵對麵的折疊，並將中縫處粘貼在一張用於包背的紙上，每葉的兩端猶如蝴蝶的雙翅向兩邊伸開。這種裝幀形式的缺點是版心在內，左右邊欄分別向外，閱讀起來接連翻兩葉空白才能讀下去。為了避免經常見到無字的紙背，人們將書葉改為正折，使有字的一麵向外，版心成為書口，這種裝幀形式就叫包背裝。包背裝流行於元代，明清不少書也采用這種形式。包背裝版心變書口，不便象蝴蝶裝豎立排架，所以改為平放，封麵也由硬紙改作軟紙封麵。在包背裝的基礎上，明代又產生了線裝。線裝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裝，隻是不用整張書衣包背，而改用前後各加書衣，然後加工穿線，直接裝訂成冊。一般線裝書打4孔，稱為“四針眼線”；線裝開本較大的在上下角處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針眼線”。為了保護較為珍貴的書籍，有的采用綾絹包角，稱為“包角裝”。為了保護線裝書籍，人們還製作了各式各樣的外套。外套又稱函套，其種類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紙匣、夾板、書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製成書匣；紙布匣一般以硬紙作胎，裏襯白紙，外糊藍紙或藍布；夾板主要用木板或纖維板作材料，製成平麵尺寸與書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鑿一個長方形小孔，用於穿係帶；書套主要以硬紙板為材料，裏麵裱襯紙張，外粘以布或絲綢作套麵。因為書籍采用了保護措施，函套的“函”便成為書籍的數量單位，如說某一種書有多少函多少冊。雕版印刷的書都是單麵印刷的，每一印刷麵稱為一個版麵，每個版麵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組成：①邊欄，又叫欄線，指版框四周的黑線。四周單線印的叫單邊或單線；四周雙線印的叫雙邊或雙線，雙線一般是一粗一細，故又稱文武雙邊欄；欄線用紅色印的叫朱絲欄，黑色印的叫烏絲欄。②界行，又叫邊準，指版麵內分行的直線，如有些書不分界行，被稱為白文。③天頭，指上邊欄以外的空白餘紙。④地腳，指下邊欄以外的空白餘紙。⑤版心，指版麵中心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線的稱黑口，不印黑線的稱白口。黑線較粗長的稱大黑口，細窄的稱小黑口。版心中間刻印有書名、卷數、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稱為花口。⑥魚尾，指在版心中間距離上邊約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魚尾的圖形，有時版心下方與上方對稱的地方也刻有魚尾。隻刻有一個魚尾圖案的稱單魚尾，刻有兩個圖案的稱雙魚尾。⑦書耳，又稱耳子，指刻印在版框兩邊邊欄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內多記有篇名或卷數。
從雕版圖書的整體來看，其結構包括下麵十個部分：①書衣，又稱護封、書皮，指書前後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紙。古代藏書家對書衣的顏色和質量很講究，一般用黃色和鐵青色紙作書衣，清代《四庫全書》用綠、紅、藍、灰四色書衣，以別經、史、子、集。②書簽，指書衣上所粘貼的用以題寫書名的紙簽。③護葉，又稱副葉，指書衣內所加的一張空白襯紙，是為了保護書頁而加的。④封麵頁，指護葉後的第一頁，即今天的書名頁，也叫內封麵，或內封大題，上麵常有名家題寫的書名。⑤牌記，又稱刊記，指在書名頁的背麵刻印的刊行時間、地點及刊行人姓名、堂號等事項。⑥書脊，指書的背脊，即一本書裝訂的一端，也稱書背。⑦書口，與書脊相對的一邊。⑧書腦，指線裝書打眼穿線的地方，今精裝書串線訂口處也稱書腦，因為打孔穿線是裝訂中關鍵性的工序，故有此稱。⑨書首，也稱書頭，指書籍最上端的切口。⑩書根，也稱書足，指書籍下端的切口，因線裝書是平放在書版式架上的，為了便於檢閱，常在書根寫上或印上該書的書名、卷數、冊數及冊次等。
繼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據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畢昇發明的活字，是先用帶有粘性的膠泥製成一個個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麵刻上單字，每個字一個印，然後用火燒硬。這種活字因為是用膠泥做成的，所以稱為泥活字。此後，元代忽必烈的謀士姚樞教學生楊古用畢昇泥活字法印過《小學》、《近思錄》等書；清代李瑤於道光十年（1830）“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繹史勘本》等書；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涇縣的翟金生以30年心力，造泥活字10萬多個，印成《泥版試印初編》、《水東翟氏宗譜》等書。泥字上釉再燒，便可成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東泰安徐誌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說略》和《蒿庵閑話》兩種書。繼泥活字、磁活字之後，中國又發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1298），農學家王楨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縣誌》，並寫了一篇《造活字印書法》。王楨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鋸把每個字鋸開，使每個字成為單獨的活字，然後用刀把它四麵修光。排版時，把木活字一個個排到木盤裏，行間用竹片隔開，塞緊空隙後即可印刷。王楨還創造了轉輪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韻和型號排列在兩個木製的大轉盤裏，排字人員坐在轉盤旁，隻需轉動輪盤，就可以揀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發明後，使用非常廣泛，明代蘇州、南京、福州、雲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書籍，有名可考者約100種。崇禎十一年（1638）起，開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報》，這可視為中國報紙印刷業的開端。清代乾隆年間，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00多卷。古典小說《紅樓夢》120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紀初，不少書店還繼續使用木活字印書。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屬活字外，中國還創造有金屬活字，如錫活字、銅活字、鉛活字。元代王楨在《造活字印書法》中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可見在王楨造木活字前，就已經有了錫活字。無錫華燧也鑄過錫活字。清道光三十年（1850）廣東佛山鎮一姓唐的書商用錫活字排印了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348卷，共19348頁。銅活字在金屬活字中最為流行，明代無錫、常州、蘇州一帶不少富家鑄銅印書，其中著名者有無錫華燧的會通館、華堅的蘭雪堂、安國的桂坡館。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銅活字排印了《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印了六十五部。鉛活字早在明代文獻中就有記載，弘治正德初年（1505～1508）陸深的《金台紀聞》載：“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可見，早在現代鉛合金活字傳入中國之前，已經有人用鉛做活字了。中國印刷術發明不久，就傳播到了國外，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龜甲甲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書籍。所謂“甲”，即龜甲，也就是烏龜殼；所謂“骨”，指牛胛骨或獸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稱“龜冊”或“甲骨書”。商王朝時，人們非常迷信，不論大事小事，都需求神問鬼，如戰爭的勝負、疾病的輕重、農業的收成、打獵的收獲、婦女的生育、氣候的變化等都要問鬼神。問鬼神的途徑就是占卜，甲骨就是當時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當時占卜的記錄，即卜辭或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刻劃文字的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屬的鋒利刃具。殷商滅亡後，甲骨也被掩埋於地下。它的發現是清朝末年的事。當時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附近，農民耕地時發現大小不同的甲骨，以為這是龍骨，當作一種藥材治病。光緒二十五年（1899），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患了瘧疾，醫生給他開了一味藥就是“龍骨”。他發現龍骨上刻有文字，是一種文物，於是就高價收買。此後劉鶚根據這些甲骨進行研究，逐漸認識到它是一種極珍貴的文獻資料。20世紀20年代起，人們在安陽小屯村大量發掘，先後獲得甲骨10多萬片，現不少藏於北京圖書館，也有2萬多片流失日本、蘇聯、英國、瑞土等國家。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長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幾個字，多的幾十個字，除去重複，甲骨上共有4500多個字，日前可辨識的隻有1500多字。中華書局1978年開始出版的13冊《甲骨文合集》，集中了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銘文”，也叫“金文”或“鍾鼎文”。中國在夏末商初即已進入青銅時代，到了商代小期，青銅熔鑄的技術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與周代，青銅器則已步入人了鼎盛時期。青銅器的種類、數量很多，從西漢起，曆朝都有青銅器發現。現已發掘的幾萬件，有銘文的約1萬多件。從器物的情況看，商朝青銅器上刻的文字較少，隻有幾個字。周朝銘刻的文字漸漸多起來，毛公鼎上的銘文長達492個字。初期青銅器上的銘文接近甲骨文字，後來逐漸演變為多種形體，在文字學上稱做“籀文”、“古文”、“大篆”。較早愛好青銅器的人，隻是把它當成珍奇古玩，北宋以來，人們才注意到其中的文字，並把它做為一種藝術字來摹寫。後世學者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寫成專著，如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明代豐道生的《金石遺文》、清高宗敕編的《西清古鑒》、容庚的《金文編》等。就青銅器銘文的內容而言，可分為以下幾類：頌揚祖先美德聖事的銘文；記載祭祀大典活動的銘文；征伐記功的銘文；封賞功臣、貴族及親屬的銘文；關於法律條文、誓約、協定等文件的銘文；對臣民訓告的銘文。銘文內容關係到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麵，記錄著許多重大事件，是一種珍貴的曆史文獻。
刻在石頭上的文字，稱為石刻文字，或稱石頭書。中國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已經在石頭上畫圖。在石頭上刻字始於何時，無法考證。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習慣，這種祭祀活動叫做“封禪”。封禪後，還時常在大石頭上刻鑄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一些記敘功德的文字。據《管子》記載，春秋時期的管仲在泰山上見到70多種封禪石刻，可認識的隻有12種。可見中國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陝西鳳翔發現了10個石鼓，每個石鼓都刻有文字，書體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內容是記載秦文公（前765～前716）初期的20多年間重大活動的詩句，人們稱它為“石鼓文”。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斷遭到自然和人為的損壞，字跡早已模糊不清，經專家考證，現已征得665字的形、音、義。這些現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春秋時期，刻石風氣相當流行。戰國初期，《墨子》中說：“鑽於金石”，“金”指青銅器，“石”即指石鼓一類的石刻，可見在石頭上刻字與在青銅器上刻字一樣流行。秦始皇促進了石刻之風，他在位期間曾多次外出巡視，所到之處，常記文於石，宣揚他自己的功德。據《史記》記載，秦始皇的刻石有7處，僅有琅琊台刻石的殘石流傳下來，藏於中國曆史博物館。東漢時期，刻石之風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發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稱為“摩崖”；刻在長方形的石頭上稱做“碑”；刻在頭是圓形的長方形石頭上稱做“碣”。為了節省抄寫書籍的時間，減少抄寫中的錯誤，東漢靈帝接受蔡邕的建議，於熹平四年（175）開始把儒家經典刻寫到石碑上，曆史上稱“熹平石經”或者“漢石經”，因為7部儒家經書20多萬字都是用隸書字體刻寫，故又稱“一字石經”。漢石經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前來觀看摹寫的人絡繹不絕，曆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今古文經學之爭也得到了解決。此後，曆代統治者紛紛效仿，刻石經以確定經文字體和文本。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8世紀，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寫本書時期的4次最為有名。除“漢石經”外，還有“正始石經”，即三國魏齊王正始年間（240～248）用籀、隸、篆三種字體刻的石經，又稱“三體石經”；“開成石經”，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至開成二年（837）刻寫的12種經書；“廣政石經”，即後蜀廣政元年（938）開始刻寫的經書。
三體石經此外，釋、道的經典書籍也有刻石的傳統，其刻寫形式大略有三種：摩崖，將經文鐫刻在懸崖或洞壁上；經幢，將經文刻在一種有棱的石柱上，如唐代的陀羅尼經；經碑，即把經文刻在一塊塊石碑上，現存最宏偉的是北京房山縣石經山的刻石。帛書道教石刻是受佛教石刻影響產生的，現存最早的道經石刻是唐朝中葉龍興觀的道德經。石刻經書的目的是樹立經文的標準範本，供人們去抄寫、校正和閱讀。六朝後期因石刻興起的捶拓方法，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起到了啟發作用。
用帛、素、繒、縑等絲織品作為載體書寫的書籍稱為帛書，也稱素書、繒書和縑書。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植桑養蠶的國家，殷代已有了養蠶和絲綢織造。絲綢品最早是用來作衣料的，何時兼作書寫的材料已不可考。《論語》中有“子張書諸紳”的記載，即孔子的弟子子張曾在束身的帶子上寫字，說明春秋時代已有帛書出現。到戰國時代，以縑帛作為書寫材料更為普遍，《墨子》一書多次提到“書於竹帛”。帛書輕薄柔軟，可以卷舒，便於攜帶，還可隨文字長短截斷，所以在紙發明前的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帛一直是重要的書寫材料。據《史記·高祖本紀》敘述，劉邦起義時，曾經寫字於帛上，用箭射進沛城，簡策號召人民起來造反。西漢末年，劉向在校理皇家藏書時，把整理完畢的典籍抄寫於“素”上。到東漢末年，皇宮裏所藏的帛書已相當可觀。因為帛書易腐爛，不便永久保存，所以古代的帛書實物流傳下來的極少。現在所能看到的帛書是漢代的物品。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掘出帛書20多種，計12萬多字，字體為小篆和隸書，黑墨書寫，是西漢初年的物品。據帛書實物及文獻記載，帛書的長短依內容多寡而定，裝飾也很漂亮，中間畫有界行，其中用紅色的稱做“朱絲欄”，用黑色的稱為“烏絲欄”。文字都是從右至左豎行書寫，整幅的每行60～70多字，半幅的30多字。帛書一般抄寫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與2尺4寸的簡相近。在裝訂形式上，絕大多數是折疊著存放在盒子裏，少數卷起來，以卷軸形式存放。隋唐以來，帛書主要用於繪畫；宋代以後用於書寫的專著極為罕見。帛書的前期與簡策同時並用，帛書的後期又與紙同時並用過一個時期。因為縑帛價貴，並非一般讀書人都能買得起，所以始終未能普及，最終被紙所取代。
簡牘是中國古代和帛書並行的一種書籍形式。其中寫了文字的竹片稱為“簡”，寫了文字的木板稱為“牘”。一根竹片叫做“簡”，相當於現代書籍的一頁；許多簡編連在一起叫做“策”，策與“冊”通；編簡成策的繩子或皮條叫做“編”。編時間久了就容易折斷，造成脫簡錯簡，所以後世對於殘缺不全的書稱“斷簡殘編”。一尺見方的牘叫“方”，通信一般用方板，所以後人把印成書稿的信件叫做“尺牘”。簡牘起源於何時，目前還沒有定論。甲骨文中已經有了“冊”和“典”字。冊字象征著一捆用兩道繩子編起來的簡，典字則象征著把冊擺放在桌子上。《尚書·多士篇》中記有周公對殷代後人的講話，“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可見簡牘在商殷時代就已經使用了。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刪定六經，諸子百家著書立說，都是以簡為書寫材料。秦始皇執政時，每天批閱的寫在簡上的公文，有120多斤重。漢代，簡牘是主要的書寫材料，皇家圖書館的一萬多卷書，大部分是簡牘的。此後，紙的發明逐漸取代了簡牘，東晉桓玄稱帝時（公元5世紀初）下令“以紙代簡”。以商殷時代到公元4世紀，簡牘時代長達1600多年，其中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3世紀的800年間，是簡牘的盛行時期。古代的簡牘，曆代都有出土。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牆壁夾層中發現了戰國時期用古文書寫的《尚書》等竹簡，由此引起了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晉武帝時從魏襄王墓中發掘了數十車的竹簡，經過學者整理，用當時文字譯出的書有16種，現存的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兩種。近年來，簡牘不斷被發現。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了4942枚竹簡，其中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管子》等先秦古書。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睡虎地古墓中發掘出1000多枚秦代竹簡，其中有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18種，以及秦編年史的《編年紀》等。這些簡牘實物的發現，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簡牘知識的了解，對考證古代典籍製度有重要價值。簡的製作方法有一套工序。首先要把竹子切截為竹筒；然後再劈開竹筒成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蟲腐爛，所以還需在火上烘烤，這道工序口叫“殺青”或“汗青”，這一術語一直沿用至今，表示寫作完成或書籍定稿；最後按照不同的文字內容，分別寫在大小規格不同的“牒”上。牘的製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樹木鋸成許多節，然後解剖成一塊塊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寫字。策的開頭常有兩枚簡不寫字，叫“贅簡”，以保護有字的簡。一種書常有許多篇，為了便於保管，還要加上一層用竹或帛製成的書衣。版牘主要用來寫官府公文、記錄戶口物件、通信及畫圖，偶爾用來寫一些短小文章。竹木資源豐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銅石頭刻字容易，比帛的價格低廉，所以使用廣泛，中國的許多古籍之所以能流傳至今，簡牘起了重要作用。
以紙作為書寫材料寫成的書稱紙寫本。中國人民最早發明了造紙術，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造紙術發明初期，由於紙的質量不高，產量有限，很長一段時間是紙、簡、帛三者並用。東漢以後，隨著造紙術的不斷改進提高，紙的優越性不斷地顯示出來，到兩晉南北朝時，紙逐漸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寫本書取代了簡帛。至隋唐紙寫本進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唐代雖然使用印刷術，但紙寫本與紙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後，印刷術的普及，紙寫本進入末期，並被紙印本所代替。紙寫本的廣泛出現，使書籍的形態發生了一次重大革命，產生了書籍史上的卷軸裝、經拆裝和旋風裝。卷軸裝書籍是紙寫本的最早裝訂形式，來源於帛書的束卷。它把若幹紙張粘連成長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軸心，粘於紙的一端，以此為軸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為紙寫本書主要采用卷軸形式，所以紙寫本書又稱做“卷子”。卷子的長度根據文章篇幅而定，長的4米左右，個別的有14米多。紙上用墨畫成直格，分為許多行，四周稱“邊”，中間稱“界”。為了保護卷子，在卷子露於外邊的右端粘上一塊紙口叫“裱”或口叫“褾”、“包頭”、“玉池”。為了顯露豪華，帝王貴族的書用綾絹綢等絲織品作裱。裱的首端適中處係上一條絲織品的帶子，以防散亂。帶的尾端係上一個長尖形的別子，普通的別子用獸骨，佛、道經書上多用竹簽，玉石簽。一部書往往有許多卷，為了集中保存，就用書衣（絲織品）包上，稱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為了便於抽出、插入和識別，就在軸頭上卷軸裝掛一塊牌子，上麵寫明書名、卷次等記號，這叫做“簽”。簽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製成，並用不同顏色區分不同門類，如唐代的經書用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簽；史書用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簽；子部書用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簽；集部書用綠牙軸、朱帶、白牙簽。裝飾卷軸的方法稱為“裝治”，包括作軸、褾、帶、簽等。為了保護紙卷不致損壞，需要通過裝潢加以保護。所謂“裝”，係指裱裝而言，所謂“潢”，是用黃柏染色，使其不受蟲蛀，又稱“人潢”。卷軸製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軸一般都很長，閱讀時邊讀邊展開，還要邊卷起讀過的部分，非常麻煩。特別象《初學記》、《北堂書鈔》等大部頭的類書以及《切韻》、《唐韻》等工具書，閱讀和查檢更加不便，於是產生了經折裝和旋風裝兩種形態。經折裝又叫梵夾裝，它是把已抄寫好的卷子左、右反複折疊成為一疊，形成一個長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後分別加上兩塊硬紙片作經拆裝為保護書籍的封麵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經。封麵通常是厚紙，或者裱上一層縑帛或彩紙。至今佛教經書還常采用這種形態。經折裝雖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煩，但厚厚一疊書閱讀時容易散開扯斷，於是人們又進一步改進經折裝，出現了旋風裝。它與經折裝相似，也是將卷子左右折疊起來，不同的是將前後封麵粘連在一起，使其首尾相連。閱讀使用時從第一折頁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頁，又可以接連翻到第一折頁，循環翻閱，如同旋風。唐代把經折裝和旋風裝都稱為“葉子”，是書籍從卷軸向冊葉過渡的形式。
紙印本書是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出現的一種新的書籍形態。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種。根據文獻和實物考證，中國早在唐代就出現了雕版印書，早期印的書大多與人民生活有關，如曆日、詩歌、韻書及陰陽占卜和佛教書等。唐鹹通九年（868）印的《金剛經》，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刻印時間的印刷品。1953年在四川成都市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發掘的《陀羅尼經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一行字，這是中國國內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間和佛教寺院的刻書事業更加發展，刻書的範圍、地域也有所擴大，刻書地區除蜀、旋風裝江寧、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時期的印刷品現存的已非常稀少，僅存的幾種都是在敦煌發現的，而且都是殘本，如《唐韻》、《切韻》。雕版印刷術到了宋代已極為昌盛，這主要因為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已很發達。宋代刻書可分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書，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書以國子監為最有名。宋代編輯的《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四部類書，均由國子監刻印流傳全國。國子監刻印的書，稱為“監本”，在當時是讀書人的標準本，流傳至今，是珍貴的善本書。地方刻書機構主要有各州、軍學、郡學、縣學、漕司、茶鹽司、提刑司。家刻又稱私刻，是指士大夫們刻印的書籍。據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宋代私家刻書的有40多家。坊刻指一般書商刻印的書籍。書坊刻印圖書以營利為目的，他們自己有寫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餘仁仲的萬卷堂、臨安陳氏經籍鋪、杭州的榮六郎書籍鋪、建寧黃三八郎書唐金剛經鋪等。宋代刻印書籍的字體分肥瘦兩種，肥者為顏體（顏真卿），瘦者為歐體（歐陽詢）與柳體（柳公權）。浙江刻印的書多采用歐體，苗條玉立，秀麗俊俏；福建刻印的書多采用柳體，橫輕豎重，挺拔有勁；四川多采用顏體，肥勁樸厚，間架開闊，疏朗悅目。元代繼宋代遺風，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發展。國家冊頁出資撥款，選用上等紙墨及技術熟練的刻工雕印書籍。元刻書籍的特點一是字體多用趙體（趙孟頰），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簡體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寫刻認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雙魚尾，版心所刻字數、卷數和頁數，多用草書。明、清兩代雕版印刷的書籍數以萬計，刻印的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雕版印刷的書籍，因刻印的機構、地點、時代不同，所以有許多不同的稱謂，如，官刻的書籍有監本、經廠本（司禮監刻印書）、內府本（皇帝宮廷刻印書）、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時間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區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嚴州本、明州本等）、閩刻本（建陽本、麻沙本）、蘇刻本（金陵本、無錫本、蘇州本、昆山本、揚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後，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況，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於印刷術的廣泛使用，書籍製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書逐漸取代寫本書，冊頁製度逐漸代替了卷軸製度。雕版印刷使書紙變成一葉一葉的單葉，然後再將每一單葉裝訂成冊，人們把圖書的這種形式稱為冊葉製度。冊葉是世界上書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為通行的書籍裝幀形式。冊葉製度最初的裝幀形式是蝴蝶裝。蝴蝶裝就是將單麵印成的書葉使有文字的一麵，麵對麵的折疊，並將中縫處粘貼在一張用於包背的紙上，每葉的兩端猶如蝴蝶的雙翅向兩邊伸開。這種裝幀形式的缺點是版心在內，左右邊欄分別向外，閱讀起來接連翻兩葉空白才能讀下去。為了避免經常見到無字的紙背，人們將書葉改為正折，使有字的一麵向外，版心成為書口，這種裝幀形式就叫包背裝。包背裝流行於元代，明清不少書也采用這種形式。包背裝版心變書口，不便象蝴蝶裝豎立排架，所以改為平放，封麵也由硬紙改作軟紙封麵。在包背裝的基礎上，明代又產生了線裝。線裝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裝，隻是不用整張書衣包背，而改用前後各加書衣，然後加工穿線，直接裝訂成冊。一般線裝書打4孔，稱為“四針眼線”；線裝開本較大的在上下角處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針眼線”。為了保護較為珍貴的書籍，有的采用綾絹包角，稱為“包角裝”。為了保護線裝書籍，人們還製作了各式各樣的外套。外套又稱函套，其種類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紙匣、夾板、書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製成書匣；紙布匣一般以硬紙作胎，裏襯白紙，外糊藍紙或藍布；夾板主要用木板或纖維板作材料，製成平麵尺寸與書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鑿一個長方形小孔，用於穿係帶；書套主要以硬紙板為材料，裏麵裱襯紙張，外粘以布或絲綢作套麵。因為書籍采用了保護措施，函套的“函”便成為書籍的數量單位，如說某一種書有多少函多少冊。雕版印刷的書都是單麵印刷的，每一印刷麵稱為一個版麵，每個版麵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組成：①邊欄，又叫欄線，指版框四周的黑線。四周單線印的叫單邊或單線；四周雙線印的叫雙邊或雙線，雙線一般是一粗一細，故又稱文武雙邊欄；欄線用紅色印的叫朱絲欄，黑色印的叫烏絲欄。②界行，又叫邊準，指版麵內分行的直線，如有些書不分界行，被稱為白文。③天頭，指上邊欄以外的空白餘紙。④地腳，指下邊欄以外的空白餘紙。⑤版心，指版麵中心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線的稱黑口，不印黑線的稱白口。黑線較粗長的稱大黑口，細窄的稱小黑口。版心中間刻印有書名、卷數、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稱為花口。⑥魚尾，指在版心中間距離上邊約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魚尾的圖形，有時版心下方與上方對稱的地方也刻有魚尾。隻刻有一個魚尾圖案的稱單魚尾，刻有兩個圖案的稱雙魚尾。⑦書耳，又稱耳子，指刻印在版框兩邊邊欄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內多記有篇名或卷數。
從雕版圖書的整體來看，其結構包括下麵十個部分：①書衣，又稱護封、書皮，指書前後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紙。古代藏書家對書衣的顏色和質量很講究，一般用黃色和鐵青色紙作書衣，清代《四庫全書》用綠、紅、藍、灰四色書衣，以別經、史、子、集。②書簽，指書衣上所粘貼的用以題寫書名的紙簽。③護葉，又稱副葉，指書衣內所加的一張空白襯紙，是為了保護書頁而加的。④封麵頁，指護葉後的第一頁，即今天的書名頁，也叫內封麵，或內封大題，上麵常有名家題寫的書名。⑤牌記，又稱刊記，指在書名頁的背麵刻印的刊行時間、地點及刊行人姓名、堂號等事項。⑥書脊，指書的背脊，即一本書裝訂的一端，也稱書背。⑦書口，與書脊相對的一邊。⑧書腦，指線裝書打眼穿線的地方，今精裝書串線訂口處也稱書腦，因為打孔穿線是裝訂中關鍵性的工序，故有此稱。⑨書首，也稱書頭，指書籍最上端的切口。⑩書根，也稱書足，指書籍下端的切口，因線裝書是平放在書版式架上的，為了便於檢閱，常在書根寫上或印上該書的書名、卷數、冊數及冊次等。
繼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據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畢昇發明的活字，是先用帶有粘性的膠泥製成一個個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麵刻上單字，每個字一個印，然後用火燒硬。這種活字因為是用膠泥做成的，所以稱為泥活字。此後，元代忽必烈的謀士姚樞教學生楊古用畢昇泥活字法印過《小學》、《近思錄》等書；清代李瑤於道光十年（1830）“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繹史勘本》等書；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涇縣的翟金生以30年心力，造泥活字10萬多個，印成《泥版試印初編》、《水東翟氏宗譜》等書。泥字上釉再燒，便可成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東泰安徐誌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說略》和《蒿庵閑話》兩種書。繼泥活字、磁活字之後，中國又發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1298），農學家王楨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縣誌》，並寫了一篇《造活字印書法》。王楨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鋸把每個字鋸開，使每個字成為單獨的活字，然後用刀把它四麵修光。排版時，把木活字一個個排到木盤裏，行間用竹片隔開，塞緊空隙後即可印刷。王楨還創造了轉輪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韻和型號排列在兩個木製的大轉盤裏，排字人員坐在轉盤旁，隻需轉動輪盤，就可以揀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發明後，使用非常廣泛，明代蘇州、南京、福州、雲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書籍，有名可考者約100種。崇禎十一年（1638）起，開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報》，這可視為中國報紙印刷業的開端。清代乾隆年間，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00多卷。古典小說《紅樓夢》120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紀初，不少書店還繼續使用木活字印書。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屬活字外，中國還創造有金屬活字，如錫活字、銅活字、鉛活字。元代王楨在《造活字印書法》中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可見在王楨造木活字前，就已經有了錫活字。無錫華燧也鑄過錫活字。清道光三十年（1850）廣東佛山鎮一姓唐的書商用錫活字排印了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348卷，共19348頁。銅活字在金屬活字中最為流行，明代無錫、常州、蘇州一帶不少富家鑄銅印書，其中著名者有無錫華燧的會通館、華堅的蘭雪堂、安國的桂坡館。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銅活字排印了《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印了六十五部。鉛活字早在明代文獻中就有記載，弘治正德初年（1505～1508）陸深的《金台紀聞》載：“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可見，早在現代鉛合金活字傳入中國之前，已經有人用鉛做活字了。中國印刷術發明不久，就傳播到了國外，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