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節 敦煌文書
中國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所出5～11世紀的多種文字古寫本。1900年，道士王圓篆發現於莫高窟17窟藏經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四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三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遺書多為卷軸式。北朝寫本書法均帶隸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寫本則為楷書或草書。8世紀末，有木筆、葦筆書寫的卷子。9世紀以後，出現經折裝、冊子本和木刻印本。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宋鹹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人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經、律、論、疏釋、讚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來引起學者們的注目。如《楞伽師資記》及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訣》等，可用以說明8世紀拉薩法諍的情況。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師地論》講義錄等，則反映了藏族學者對漢、藏兩族文化的貢獻。
漢文遺書中非佛典文獻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隸古定《尚書孔氏傳》十分重要，皇侃撰《論語疏》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屬於小學類的韻書有二十餘件，其中有陸法言的《切韻》等。
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誌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後語》、蔡謨注《漢書》等佚書。由於唐《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發現，使人們對唐代的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有了新認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卷，對考釋絲綢之路地理有重要價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等件有助於研究唐代門閥觀念的演變。
子部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近年亦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摩尼教方麵，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麵，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等。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還有醫書、算經、曆書、占卜書、類書、書儀等。
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詞文等。1957年中國出版的《敦煌變文集》，搜集了變文、押座文等寫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王昭君變文》、《廬山遠公話》等。此外，聖彼得堡藏本《雙恩記》亦頗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選唐詩，可補《全唐詩》之佚。在二十餘件《王梵誌白話詩》寫本中，以聖彼得堡所藏大曆六年（771）王梵誌詩一百一十首抄本為善本。《雲謠集雜曲子》等寫本的發現，對研究詞曲史有重要意義。目前對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內外是一重要專題。此外，唐代劉鄴《甘棠集》、崔融編《珠英學士集》，都是《新唐書·藝文誌》著錄而後亡佚的集子。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曆史麵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製、市製、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製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麵，包括計帳、戶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製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煌郡燉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曆、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麵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曆、追福疏、諸色人破曆、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於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曆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於闐文《於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敦煌文書發現以後，在1907～1914年間，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爾登堡等，先後來到敦煌，使用誘騙方法，劫走大批文書卷子。目前在國內，敦煌寫本的絕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圖書館、敦煌、蘭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國外則分藏於倫敦、巴黎、聖彼得堡、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遺書的發現，推進了與中世紀的中亞、中國相關的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誌學、曆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的研究。
敦煌遺書多為卷軸式。北朝寫本書法均帶隸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寫本則為楷書或草書。8世紀末，有木筆、葦筆書寫的卷子。9世紀以後，出現經折裝、冊子本和木刻印本。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宋鹹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人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經、律、論、疏釋、讚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來引起學者們的注目。如《楞伽師資記》及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訣》等，可用以說明8世紀拉薩法諍的情況。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師地論》講義錄等，則反映了藏族學者對漢、藏兩族文化的貢獻。
漢文遺書中非佛典文獻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隸古定《尚書孔氏傳》十分重要，皇侃撰《論語疏》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屬於小學類的韻書有二十餘件，其中有陸法言的《切韻》等。
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誌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後語》、蔡謨注《漢書》等佚書。由於唐《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發現，使人們對唐代的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有了新認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卷，對考釋絲綢之路地理有重要價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等件有助於研究唐代門閥觀念的演變。
子部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近年亦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摩尼教方麵，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麵，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等。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還有醫書、算經、曆書、占卜書、類書、書儀等。
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詞文等。1957年中國出版的《敦煌變文集》，搜集了變文、押座文等寫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王昭君變文》、《廬山遠公話》等。此外，聖彼得堡藏本《雙恩記》亦頗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選唐詩，可補《全唐詩》之佚。在二十餘件《王梵誌白話詩》寫本中，以聖彼得堡所藏大曆六年（771）王梵誌詩一百一十首抄本為善本。《雲謠集雜曲子》等寫本的發現，對研究詞曲史有重要意義。目前對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內外是一重要專題。此外，唐代劉鄴《甘棠集》、崔融編《珠英學士集》，都是《新唐書·藝文誌》著錄而後亡佚的集子。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曆史麵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製、市製、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製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麵，包括計帳、戶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製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煌郡燉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曆、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麵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曆、追福疏、諸色人破曆、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於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曆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於闐文《於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敦煌文書發現以後，在1907～1914年間，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爾登堡等，先後來到敦煌，使用誘騙方法，劫走大批文書卷子。目前在國內，敦煌寫本的絕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圖書館、敦煌、蘭州、上海、天津和台北，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國外則分藏於倫敦、巴黎、聖彼得堡、京都、柏林等地。敦煌遺書的發現，推進了與中世紀的中亞、中國相關的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誌學、曆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