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節 《史通》
中國古代第一部係統的史學評論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撰，成書於中宗景龍四年（710）。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神龍（705～707）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玄宗先天元年（712），與譜學家柳衝等改修《氏族誌》，至開元二年（714）撰成《姓族係錄》二百卷，四年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製度的混亂和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幹涉，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史通》包括內第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製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誌、論讚、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麵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製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曆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曆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劄記，涉及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曆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於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麵。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曆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以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係明刻宋本，如萬曆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曆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於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後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並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是為目前之通行本。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神龍（705～707）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玄宗先天元年（712），與譜學家柳衝等改修《氏族誌》，至開元二年（714）撰成《姓族係錄》二百卷，四年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製度的混亂和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幹涉，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史通》包括內第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製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誌、論讚、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麵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製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曆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曆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劄記，涉及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曆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於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麵。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曆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以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係明刻宋本，如萬曆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曆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於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後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並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是為目前之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