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學典籍（2）
《逸周書》
先秦史籍。本名《周書》，隋唐以後亦稱《汲塚周書》。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無文，42篇有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曆記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
書之來曆，漢劉向、《隋書·經籍誌》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餘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戰國，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漢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與漢以前曆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45篇。今傳60篇本，蓋又經後人改編。有人認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間汲塚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塚周書》之名。但多數人認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塚周書》，是一種誤解。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製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果，《商誓》主要記武王訓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成周之緣起及成周之製。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記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諡法》言給諡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太公望，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曆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周景王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稱為韻語，純係說教。
今存59篇中，屬於或基本屬於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有較可靠的根據，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記》所采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的分布及民族關係，均有特殊意義。
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重。今傳世本有十餘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說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注》、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斠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春秋》
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間（前722～前481或前479）的曆史大事。該書略有殘缺，尚保留一萬六千多字。其紀年依據魯國，記述範圍卻遍及當時整個中國。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如它記載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現代天文學推算完全符合，證明《春秋》確是當時信史，絕非後人所能杜撰。
舊說《春秋》為孔子所作。但近代學者研究證實，它應為魯國曆代史官世襲相承集體編錄。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傳，並已具備約定俗成的一套傳統義例，即所謂“書法”。當時晉、齊、楚、宋等國均有這樣的史官建置和類似的史書編著，其體裁及“書法”也大體一致。《春秋》所以能記載各國大事，就是這些史官相互通報的結果。另外，《春秋》中有違反“書法”、為權位開脫罪責的曲筆諱飾之辭，也有與孔子觀點相反的記載，還有一些缺文訛誤，甚至記錄了孔子的生卒年。這些都說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論語》、《左傳》中都記有孔子對春秋時代曆史人物、事件的評述，可見這是孔門弟子研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正值社會劇變，禮壞樂崩，“天子失官”之時，原屬官府掌管的《詩》、《書》、《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間，成為孔門教學的寶貴資料。將世代相傳的國史《春秋》作為教材，轉抄流布，大約便是孔門後學所為。傳說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為擅長《春秋》的大師，而將孔子生卒記人《春秋》也當出於孔門後學對先師的敬意。孔子雖不曾編寫過《春秋》，但講述研習《春秋》卻應肇端於孔子。
現存《春秋》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傳經文大同小異。《春秋》經文極為簡略，每年記事最多不過二十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最長的條文不過四十餘字，最短的僅一二字。顯然這隻是若幹曆史事件的目錄標題。這是由於當時的曆史尚以史官口述為主，文字記載僅屬起提示作用的備忘錄。《春秋》雖然簡短，卻記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從而賦與史官的口頭講述以信史價值，這已是史學發展上的巨大進步。然而由於《春秋》敘事過簡，亦被後人譏為“斷爛朝報”。《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麵，《春秋》又具有不可與《左傳》等同的意義。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聖經，在政治上、學術上處於至高無上的尊位。曆代不少儒生對它曲解依托，盡情發揮，使它在經學和史學領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麵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左傳》
舊說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實為記載春秋曆史的重要史學名著。亦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另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記誦、講述有關這些題目的具體內容及遠古傳說，口耳相傳以補充和豐富文字的記載，左丘明即為瞽矇之一。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矇的講史記錄《國語》和當時尚能見到的其他典籍《夏訓》、《商書》、《周誌》、《鄭書》等，編成了《左傳》這部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來看，該書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
《左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如在《春秋》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的題目下，《左傳》就用五百多字介紹了鄭伯（即鄭莊公），他的父親鄭武公、母親武薑、弟弟共叔段，以及他們相互間的感情糾葛和權力鬥爭；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製敗壞，貴族內部大宗同旁支《左傳》書影的較量；突出了武薑的溺愛縱容、共叔段的驕橫擴張，以及鄭伯的深沉有謀、頗得臣民擁戴，所以能一舉挫敗共叔段經營多年的叛亂活動，迫使他逃亡，從而加強了君權，為其後鄭國的強盛和莊公的稱霸打下基礎。從而解釋了《春秋》中這六個字所包含的褒貶。很顯然，隻有通過《左傳》介紹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這些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左傳》不僅記載了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了前此的若幹傳說古史。有些記述已反映出某些進步的思想，如輕視鬼神而注重人事，強調君主忠於人民管好國家等。同時，它也顯示出春秋時政治思想的一些特點，如不承認統一的專製君權，宣揚君臣為共同的國家利益而結合，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不主張臣民絕對效忠於君主。
《左傳》在西漢時屬“古文經”，並成為“古文經”中的主要經典。由於漢代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它長期不能立於官學，未取得設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於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卻能在民間廣泛流行，並得到不少著名學者的研習和讚賞。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將《春秋》與《左傳》合編為一書，博采漢儒解說，考訂異同，自成專門之學。其後《左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穀梁傳》。唐人孔穎達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則對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劉文淇等作《春秋左傳舊注疏證》，搜羅前人注釋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注》，簡明適用。
《公羊傳》
與《左傳》《穀梁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亦稱《春秋公羊傳》。舊說創始於子夏弟子齊人公羊高，傳五世至西漢景帝時得立於官學。其大師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專門從事研習、講授之業。武帝時貧苦儒生公孫弘因通曉該書竟得官至丞相，其後學者益眾，遂為漢代顯學。該書援引前人解“經”成說頗多，如魯子、高於、子沈子、子司馬子等，子公羊子僅屬其中之一，未見處於特殊地位。但書中認為從春秋戰國之際的公羊高到漢景帝時的公羊壽，曆三百年僅傳五代，亦甚可疑。大約《春秋》曾作為孔門教材，傳習不絕，曆代儒生研討講述，遺說甚多，其中一部分經西漢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編著成書而行於世。由於它寫成於漢初，用的是漢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屬“今文經”，並為“今文經學”主要經典。
《公羊傳》用問答體解說《春秋》所記史事，著重從政治而非曆史學的角度闡述這些記載的是非觀，並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體現，作為指導後世帝王行事的準則。由於其借對史事的議論發揮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常有一些“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齊襄公恃強兼並紀國，卻被肯定，以為是為其九世祖齊哀公複仇；宋襄公在泓之戰坐失戰機，喪師辱國，歌頌為“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該書本文二萬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無傳，可能已有殘缺。東漢何休依據胡毋生條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詁》，集兩漢公羊學之大成。北宋著錄有徐彥所作《公羊傳疏》。清人陳立著《春秋公羊義疏》，廣搜諸家解說，可供參考。
《穀梁傳》
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亦稱《春秋穀梁傳》。舊說魯人穀梁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實際應是孔門講習《春秋》的若幹代學者集體的論議，整理編著成書的年代不晚於漢初。宣帝時，為之立博士。
《穀梁傳》一般認為屬於“今文經”。全書正文兩萬三千多字，采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如魯僖公四年《春秋》記：齊桓公伐楚，“楚屈完來盟於師”。《公羊傳》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肯定了齊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績。《穀梁傳》卻說：“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召陵，得誌乎桓公也。得誌者，不得誌也，以桓公得誌為僅矣。”認為齊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驁不馴，所論很不相同。
東晉範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標榜兼采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勳又為之作疏，成《春秋穀梁傳注疏》。清人鍾文蒸有《穀梁補注》，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國語》
雜記西周、春秋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人物、事跡、言論的國別史。亦稱《春秋外傳》。舊說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所作，與《左傳》同為解說《春秋》經的姐妹篇。近代學者研究證實，春秋時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專門記誦、講述古今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於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講史曾得到孔子的讚賞。瞽矇講述的史事被後人筆錄成書，稱為《語》，按國別區分即為《周語》、《魯語》等，總稱為《國語》。西晉時曾在魏襄王墓中發現大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有《國語》三篇言楚、晉事，說明戰國時該書已流行於世。今本《國語》大約就是這些殘存記錄的總集。由於是口耳相傳的零散原始記錄，其內容偏重於言辭，在國別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書二十一卷中，《晉語》九卷，《楚語》二卷，《齊語》僅一卷。《周語》從穆王開始，尚屬西周早期；《鄭語》僅記桓公謀議東遷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晉語》記到智伯滅亡，已屬戰國之初。可見《國語》的內容並不局限於《春秋》，但的確記載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從傳授淵源來看，它也可承認為左丘明所作。《國語》出自瞽矇的記錄，為價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馬遷編著《史記》時曾大量取材於此。三國時吳人韋昭為《國語》作解，總結了漢代學者注釋的成果。清人董增齡作《國語正義》，近人徐元浩作《國語集解》，匯集曆代有關解說，頗便研討。
《戰國策》
戰國至秦漢間縱橫家說辭和權變故事的匯編。它不作於一時，也不成於一手。戰國時，有專門從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們探討如何揣摩人主心理，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約結與國，孤立和打擊敵國，史稱縱橫家。他們對於談說之術非常注重，為了切磋說動人君的技藝，就要不斷地收集材料，儲以備用，有時並親自擬作，以資練習。《戰國策》即因此而產生。
《戰國策》中的權變故事，大體可分作兩類。一類是早期作品，寫作時去事件發生的時代不遠，說辭大體符合曆史事實，史料價值較高，《戰國策》中許多中短篇說辭都屬於這一類。不過由於傳聞不同，同記一事有時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類是晚出的擬作，擬作者對史事已頗茫然，其中許多都是托喻之言，虛構之事，談形勢則扡格難通，言地理則東西不辨，《戰國策》中的許多長篇說辭大都屬於這一類。司馬遷說：“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他人的事跡也有類似情形。
《漢書·藝文誌》共著錄了縱橫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漢末年，光祿大夫劉向奉詔校書，見到了皇家藏書中有六種記載縱橫家說辭的寫本，內容龐雜，編排錯亂，文字殘缺。它們有《國策》（並非今本《戰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幾種不同的名稱。劉向依其國別，略以時間編次，定著為《戰國策》三十三篇。東漢時高誘為此書作注。隋代已殘缺不全，今僅存十篇。
除劉向所見者外，當時還有不少在民間流傳的縱橫家說辭。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一部和《戰國策》類似的書，由整理者命名為《戰國縱橫家書》。這部帛書共27章，有11章見收於《戰國策》和《史記》，其餘16章是佚書。
由於秦始皇焚書的重點是各國的史書，故《戰國策》為後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資料，司馬遷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載人《史記》中。而且《戰國策》所收多是優秀散文，對後代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戰國策》書影《戰國策》在流傳中頗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補足三十三篇之數。今天所見的《戰國策》，按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分國編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記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滅範、中行氏（《趙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樓蘭廢墟發現了一張不晚於魏晉時代的《戰國策》寫本殘片，其內容同於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開頭，可見今本流傳有緒，大體保存了劉向編訂的原貌。
《戰國策》的版本大致有兩個係統。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縣）姚宏校注此書，態度謹嚴，忠於原作，書成於紹興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經黃丕烈影寫複刻，收入《士禮居叢書》，流傳極廣，今通稱姚本，其中包括東漢高誘的殘注和姚宏的續注。和姚宏同時，縉雲（今浙江縉雲）鮑彪也為《戰國策》作注。鮑氏改動原文，重新編次，受到後世許多人的譏評。元代吳師道撰《戰國策》注，對鮑注訂誤補缺，釋疑解滯，甚便讀者。《四部叢刊》初編曾把吳書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傳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稱鮑吳本。此後，中外學者研究《戰國策》的不少，或零篇短劄，或巨製宏文，各有所獲。
近人金正煒有《戰國策補釋》，諸祖耿有《戰國策集注匯考》，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校注》。
《竹書紀年》
戰國時魏國史書。該書原無名題，後世以所記史事屬於編年體，稱為《紀年》，又以原書為竹簡，也稱為《竹書》，一般稱為《竹書經年》，亦稱《汲塚紀年》、《汲塚古文》或《汲塚書》。晉太康二年（281），一說鹹寧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縣（今河南汲縣西南）人不準盜掘當地古墓，發現了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古書。盜墓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並燒竹簡照取寶物。後來官府前往，又“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竹書紀年》是其中較完整的一種。
這批竹簡由汲縣運到京師洛陽，晉武帝命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書寫（或作“漆書”，亦即墨書），每簡四十字。對竹簡文字當時說法不同，一說為“小篆”，一說為“蝌蚪文字”，一說為“古文”，應是一種較為規範的戰國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簡的次第，其次是用當時的文字寫出釋文，最後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傳》提要尚存。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曆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荀勗等整理時，據《竹書紀年》本書和戰國時趙國史書《世本》，糾正《史記》的錯誤，認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墳墓。當時和嶠認為“紀年》起自黃帝”，這個意見未被全部采納，可能僅將記載黃帝以來史事的殘簡，作為該書的附編收人。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竹書紀年》的整理仍存在爭論和問題。晉惠帝時，秘書丞衛恒又從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統治者的內部爭鬥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其事，對這批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衛恒、束皙的“考正”內容，有些從現存《竹書紀年》佚文中還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嶠認為“今王”是魏襄王，衛恒、束皙卻認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別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墳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張儀）卒”，所據即是衛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書紀年》當時有初釋本和考正本兩種，也可稱為荀和本和衛束本。考正本可能名為《汲塚書抄》，《竹書紀年》是其中的一種。但後來通行的，一般還是荀和本。《隋書·經籍誌》著錄有《竹書國異》一卷，似為後人據兩種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記。
《竹書紀年》有不少地方與傳統記載大異，比較接近史實，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共伯和幹王位”等。此外，有的還與甲骨文、金文符合。《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紀年》為是。清朱右曾和當代陳夢家、楊寬等重譜戰國年表，所根據的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縣，不應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墳墓，出土古書有《易》，史書《國語》、《瑣語》、《紀年》等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可能是魏國貴族的墳墓。《紀年》作者當是魏襄王時的史官。
《竹書紀年》原簡可能在永嘉之亂時亡佚，但初釋本和考正本仍繼續傳抄流行。直到唐玄宗開元以前此書仍舊存在。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能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也逐漸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現的《竹書紀年》刻本，春秋戰國部分均以周王紀年記事，一般稱為“今本”。清錢大昕等指其為明人偽書，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更推斷為明嘉靖間天一閣主人範欽偽作。南宋初羅泌《路史·國名紀》戊注曾引《紀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晉國紀年，除多一字外，與今本全同，故今本最遲在南宋初即已出現。
清朝以來，據今本研究《竹書紀年》的人很多。嘉慶間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開始輯錄晉以後類書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證，稱為“古本”。此後，王國維在朱書的基礎上輯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又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方詩銘、王修齡重新輯錄為《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內容方麵又有新的考證和補充，並將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是現在較為完備的本子。
《山海經》
中國古代地理著作。今傳本十八卷，包括《山經》五卷、《海經》八卷、《大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舊傳是禹、益所作，一說出自“禹鼎圖”，都不可信。
《山海經》的《山經》和《海經》各成體係，成書時代也不相同。《山經》為巫祝之流根據遠古以來傳說記錄的巫覡之書，專門記述海內各方名山大川、動植物產、禎祥怪異、祭祀所宜。寫定時代，一般認為是戰國初期或中期。《海經》為方士之書，專門記載海內外殊方異國傳聞，夾雜大量古代神話，是秦或西漢初年的作品。至於《大荒經》和《海內經》，據考本為《海經》中的文字，西漢劉秀（即劉歆）校定《山海經》時，刪去部分內容，沒有進上，逸出在《山海經》之外繼續流傳，稱《大荒經》和《海內經》。大約在郭璞為《山海經》作注時，才又將它們收錄進來，獨立成篇。
《山海經》的《海外經》、《大荒經》和其他各篇，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話傳說。這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對研究中國的原始社會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對宇宙、自然和社會曆史的認識，都有重要意義。
在《山海經》裏稱帝的共12人，他們都是天帝，居住在天上，但也有地上的都、台、囿、峙，妻子和兒女，其兒女在下界建立國家。這說明帝本是某一部族的先祖。根據《山海經》的記載，黃帝是西方的天帝。他不僅是顓頊的曾祖、鯀的祖父，而且是中國境內和四裔許多部族共同的祖先，這對研究中國民族史有重要價值。帝俊不見於他書，也沒有列入三皇五帝之中，所以學者紛紛猜測他是另一帝的別號。但是《山海經》關於帝俊的12條記載，沒有一條與經中其他天帝的事跡重複，而且帝俊的名號往往與其他天帝在一篇中同時出現。可見他是《山海經》中獨有的天帝。《山海經》把農、工、車、舟、琴瑟、歌舞的發明權都歸於帝俊，並說他和羲和生了十日，又生了十二月，則又與天文曆法有關。帝俊的後代多在東方，或許他是東方代表智慧的天帝。《山海經》中還記載了一些人王和他們的事跡，如大禹治水、禹所積石、禹攻共工、啟上嬪於天等。其中《大荒東經》關於王亥的記載，曾引起史學界的注意。
《山海經》有晉郭璞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經箋疏》。近人有袁珂《山海經集釋》。
《世本》
戰國時趙國史書。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唐代改稱《係本》或《代本》。該書記載黃帝以來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係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漢書》謂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記事至秦末，當為後人續補。現存佚文稱趙王遷為“今王”，說明是趙國的著作。趙王遷在位八年，相當於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前235～前228），續補的本子應成於這段期間。此外，有的本子還記有“漢高祖”，當為漢人補人。《世本》的《帝係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稱為《紀》或《本紀》，近於《史記》的“本紀”和“世家”；《作篇》記器物發明，《居篇》記帝王諸侯都城，近於《史記》的“書”。該書對紀傳體的創立有所影響，司馬遷作《史記》曾以該書為據。東漢末以來，宋衷、宋均、孫檢、王氏等皆有注。宋代目錄書不著錄該書，高似孫《史略》說他曾有輯本，說明當時即已失傳。清錢大昭、王謨、孫馮翼、陳其榮、洪飴孫、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輯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匯印為《世本八種》。
《穆天子傳》
先秦的曆史神話典籍之一。西晉初年，在今河南汲縣發現一座戰國時期魏國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簡，均為重要文化典籍，通稱“汲塚竹書”，其中有《穆天子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後合並為至今流傳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駕上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駿馬，由造父趕車，伯夭作向導，從宗周出發，越過漳水，經由河宗、陽紆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神話故事。其中的宗周，經學者研究，認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陽）；穆王的西行路線，當是從洛邑出發，北行越太行山，經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肅、青海、新疆，到達帕米爾地區（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話傳說和誇張的成分，有助於了解古代各族分布、遷徙的曆史和他們之間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時期中西交通徑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況。它說明遠在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前，中國內地和中亞之間就已有個人和團體的交往接觸。這一點，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資證明。
晉郭璞為該書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傳注疏》，其後有洪頤煊校正本，繼洪氏而作者有翟雲升之《覆校穆天子傳》。近幾十年來，有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等作品。
《周禮》
周代後期根據周王朝係統曾有過的官製加工整理的王朝設官分職的書。漢代原稱《周官》，又稱《周官經》。西漢末劉歆始稱《周禮》。全書六篇分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塚宰，稱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有屬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稱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有屬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稱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屬官七十；夏官司馬，稱為政官，管理軍製、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有屬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稱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有屬官六十六；冬官司馬，稱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這一部分在漢代發現時已缺，當時取《考工記》抵充，有屬官三十。舊時常約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實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職皆有不少屬員，合計數萬人。《周禮》以官製的職掌聯係各種製度，目的在於富國強兵，組織民戶，廣征貢賦，充實府庫，為治理統一的大國提供設計藍圖。
當西漢立“五經”於學官時，其中沒有《周官》。據說最初由河間獻王獲得一部先秦古文寫的《周官》，獻於漢王朝。王莽時，劉歆把它立於學官。王莽失敗而書亦廢，劉歆學生杜子春保存該書並為之作注，後傳給鄭興、鄭眾、賈逵等。鄭興等曾作《周官解詁》。馬融又作《周官傳》，傳至鄭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禮注》，和他的《禮經鄭氏學》（即今文《儀禮》）及《禮記注》（即《小戴禮記》，兼有今古文）合稱“三禮”，列為儒家經典。為此今文家則加反對，臨孝存以為《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以為該書是“六國陰謀之書”。鄭玄據理力爭，以為該書“乃周公致太平之跡”，作《答臨孝存〈周禮〉難》。因鄭玄作的注很完備，《周禮》遂被認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於世。唐賈公彥撰《周禮義疏》四十二卷，至宋時與鄭注合刻為《周禮注疏》。清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宋代王安石變法時，曾效法《周禮》中的理財精神興行各種新法，引起反對者對該書的反感。蘇轍首先寫了長篇論辨，指出《周禮》之不可信處有三點，借以反對王安石。《朱子語類》中提到胡安國父子以為《周官》是王莽托劉歆偽撰的。宋代還有司馬光、張載、程頤、洪邁、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學者持類似的批評態度。到清代，萬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偽處五十餘節。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說它“出於西漢之末”，毛奇齡《經問》說：“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方苞《周官辨偽》則以為《周官》原有其書，其決不可信之處則是王莽、劉歆竄入。此外還有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楊椿《周禮考》等書亦致疑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極力宣揚劉歆偽造之說，據《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一語，遂定為“劉歆所偽傳也”，以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記》。《管子·五行篇》以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說流傳後，使不少人相信《周禮》果出劉歆偽造。
但毛奇齡《經問》已據《漢書·藝文誌》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又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以證該書原出戰國。其後汪中撰《周官徵文》，也舉出《周官》成於先秦時的六條證據。除上引竇公所獻者外，尚有《逸周書·職方》、《大戴禮記·朝士篇》、《劄記。燕義》、《內則》、《詩·生民》傳等所引《周官》各官職文。王國維又補充了《禮記·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職文。有這些證據，知《周官》為春秋戰國時已有之書無疑。
戰國時，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該書，兩人所談許多製度亦與該書有異。如孟子的井田與《周官》溝洫製不同；荀子的《王製篇》所舉官名與《周官》亦有別；兩人都主張關市不征，與《周官》之苛斂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書。《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為名，雖是受了《管子》的影響，但它不配成五官而為六官，應是在戰國五行說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規。
《周禮》中各個官職的職掌，有不少出於戰國製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禮。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製的什伍相連坐見於地官；作內政寄軍令亦見於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載師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與《漢書·地理誌》愛田下孟康所雲“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溝洫之製亦為開阡陌後之事，又授田“餘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製財產由長子繼承之製，餘夫（庶子）與長兄所得一樣，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屬於戰國之製者尚多。
大致可以這樣認定，《周禮》隻是一部官製匯編，成於春秋時代。後來給每一官職填寫職掌時，除錄存了春秋資料外，還錄進了很多戰國資料，所以全書的補充寫定當在戰國時期。雖然後來還有極小部分漢代資料摻雜進去，如九服之製、昊天上帝高於五帝之製、南北郊之製、五嶽之製等等，但不影響這部書原是先秦舊籍。
《儀禮》
中國古代記載典禮儀節的書，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縟複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並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於西周並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厘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隻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漢宣帝時，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所傳習的《禮經》立於學官，當時屬今文經。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向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編排之本作注，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隻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唐賈公彥撰《儀禮疏》十七卷，南宋時與鄭注合刊為《儀禮注疏》。當北宋熙寧（1068～1077）中一度廢《儀禮》，不為經，元祐（1086～1094）間又恢複。曆宋、元、明，續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餘家，以胡培翠《儀禮正義》為世所稱。
《禮記》
戰國至秦漢時期儒家論說或解釋禮製的文章匯編。漢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解說“經”的文字稱為“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131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85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編其中49篇，稱為《小戴劄記》。東漢後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專稱《劄記》，並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作了注，遂升為經。這49篇內容涉及麵較雜，一部分是《儀禮》各篇的“記”，如《冠義》、《昏義》以下6篇，即解說《儀禮》冠禮、婚禮各篇；有關喪服、祭法的近20篇，也是解說《儀禮》相應篇章的；而《奔喪》、《投壺》則是《儀禮》所失收的古代典禮儀節文件。書中還有一些廣泛論說禮意、闡釋製度、宣揚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禮運》、《樂記》、《學記》等直接錄自儒家舊籍。此外，還有錄自諸子的《月令》等篇，及漢代儒生追述周代製度的《王製》篇等。唐孔穎達據以撰《禮記正義》70卷，南宋時和鄭注合刻為《禮記注疏》63卷。宋代理學家選出其中《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作為儒學基礎課本。同時衛浞纂《禮記集說》150卷，以資料豐富著稱。元陳澔滯有《禮記集說》10卷，為求淺顯，有所刪改，明人用它編為《禮記大全》30卷。清人治《禮記》的也有十餘家，但無名著，惟杭世駿《續衛氏禮記集說》100卷以資料繁多見稱，而朱彬的《禮記訓纂》則較為簡明扼要。
《大戴禮記》
與《禮記》大體同時編成的一部有關中國古代禮製的文章匯編，但增加了若幹篇記載古史世係和天象物候的曆史文獻。
原本相傳是西漢戴德從當時所有的戰國以來說禮之文131篇中選取85篇而成，故名《大戴禮記》。當時由戴聖選編的《小戴禮記》，到東漢末鄭玄作注而成為獨占“禮記”之名的“三禮”之一，《大戴禮記》遂被認為“非聖人之言”而不傳習。北周盧辯始為其作注，到唐代已亡失46篇。又書中《夏小正》一篇單行，實僅存38篇。宋淳熙刊本複收《夏小正》，又從《盛德》析出《明堂》一篇，共40篇，分為13卷（其中盧辯注隻存8卷）。書中與《禮記》大略相同者五篇（《哀公問》、《投壺》篇名亦同；《禮察》、《曾子大孝》、《本命》則分別與《禮記》之《經解》、《祭義》、《喪服四製》中的各一段相同）；收《儀禮》所無的古典禮儀節五篇（《諸侯遷廟》、《釁廟》、《朝事》、《投壺》、《公符》）；錄自《荀子》者三篇（《哀公問》、《勸學》、《禮三本》；又《勸問》末“問水”見《荀子，宥坐》）；而同於漢單行本《孔子三朝記》者五篇（《哀公問五義》、《哀公問孔子》、《小辨》、《用兵》、《少間》），同於《曾子》者十篇；錄自《賈子新書》四篇合為一篇（《保傅》）；其《公符》篇末又載《漢孝昭帝冠辭》，可知其書既有先秦之文，亦有不少為漢代所作。書中頗有很具價值的文獻，如《夏小正》一般以為是戰國時關於天象物候的科學資料；《五帝德》、《帝係》是東周所傳古史係統，司馬遷據以撰《五帝本紀》、《三代世表》。由於曆代無人重視，該書錯亂遂多。清戴震、盧文弨、汪中等始校訂正誤，以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為世所稱。
《論語》
孔子弟子及後學記述孔子言行的語錄著作。書中對哀公、季康子等死於孔子之後的人稱諡，並記有比孔子年少46歲的孔門學生曾參臨死的留言。可見編纂者為孔門再傳弟子，成書時代當在戰國初期。
《論語》在漢代有三種本子：《魯論語》為魯人所傳，共20篇，今《論語》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齊論語》為齊人所傳，比《魯論語》多《問王（玉）》、《知道》兩篇，共22篇；《古論語》相傳出於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它把《堯曰》的“子張問於孔子”以下另分1篇，稱為《子張》，與《論語》原《子張》篇同名，故有《子張》兩篇，實為21篇。這三種本子除了篇數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說上都有出入。西漢成帝之師張禹先學《魯論》，後學《齊論》，對齊、魯兩派擇善而從。張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稱為《張侯論》，盛行於漢代。漢末鄭玄也根據《魯論》篇章，參考《齊論》、《古論》，為之作注。三國時何晏匯集漢魏各家注解，作《論語集解》，現在流傳的就是何晏的注本。
《論語》記述了孔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麵，甚至記載了他的生活習慣及一些細節。全書大體上都是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是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曆代注解和研究《論語》的書籍很多，現存的主要著作除三國何晏的《論語集解》外，梁朝皇侃曾集魏晉以來儒者之說為何晏的集解作疏，成《論語集解義疏》十卷。北宋邢昺也為何晏《論語集解》作疏（《十三經注疏》中的《論語注疏》）。南宋朱熹所著《論語集注》，是宋儒注釋《論語》的代表作。趙順孫又為朱熹的集注作疏，成《論語纂疏》。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是一部兼宗漢、宋、清儒之說為何晏集解作的新疏。近人程樹德匯集古今訓釋解說《論語》的書籍兩百餘種，編撰《論語集釋》四十卷，搜討頗勤，可供參考。
《孟子》
戰國中期的儒學大師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軻。鄒人（今山東鄒縣）。曾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生卒年不詳。
孟子約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似於同時又到過魏，曾先後見過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齊宣王時又到齊。他還去過滕、薛、宋、鄒、梁等國。《史記》說孟子時，秦、齊諸國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國強兵和攻伐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國君主因其“迂遠而闊於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與其門徒萬章等人著書立說。但據《孟子》所記，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禮遇，並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在齊，宣王任之為上卿，“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則齊必能采用其部分學說和主張，故能顯赫一時。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世。《漢書·藝文誌》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麵，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麵，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曆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弑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並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孟子繼承並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和思想，在中國古代成為僅次於孔子的最有影響的儒家宗師，從而獲得了“亞聖”的稱號。從北宋開始，《孟子》一書取得儒家經典的地位。南宋時朱熹將《孟子》和《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宋到明、清，“四書”成為士子必讀之書。
《孟子》的注釋本，東漢時有趙岐、劉熙兩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傳至今者僅趙注而已。宋有《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撰。據朱熹說，此書出於偽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內容簡明精確，是南宋到明清時最有影響的注釋本。清焦循《孟子正義》，注釋詳細，引證豐富，具有學術價值。
《晏子春秋》
記載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晏嬰言行的書。一說成書於戰國時期，也有人認為是原籍為齊的秦代博士所寫。該書采用史料和民間傳說編纂而成，其中晏嬰勸告君主不要貪於逸樂，要愛護百姓、任用賢能和虛心聽取不同意見等統治經驗，常為後世所取法。晏嬰本人恪守傳統禮製，生活節儉，也常為後世統治者所稱道。該書中許多生動的情節描寫，表現了晏嬰的聰慧和機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間廣為流傳。書中還通過總結政治經驗，分析了“和”、“同”兩個概念。晏嬰認為對君主隨聲附和即“同”，不足可取；隻有敢於向君主提出建議，補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確的。這一具有辯證法思想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晏子春秋》曾經劉向整理，共內、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蘇輿《晏子春秋校注》、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材料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屍子》
先秦雜家著作。《漢書·藝文誌》雜家有“屍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人蜀”。劉向《荀子書錄》說屍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似曾有法家傾向。《隋書·經籍誌》雜家記載：“屍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屍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可見原書在三國時已亡佚一半，所以黃初（220～226）中才續補了九篇。《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李賢注說：“佼）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這裏說十九篇陳道德仁義，顯然與劉向《別錄》所說的商鞅師屍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來流傳的《屍子》，雖非漢以前《屍子》之舊，卻反映了魏黃初中人續補的內容。這個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應麟所見《屍子》隻存一卷。惟《群書治要》中尚殘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輯《屍子》的有許多家，《心齋十種》本為惠棟輯，任兆麟補輯。《平津館叢書》本乃章宗源輯，孫星衍補輯。《湖海樓叢書》本為汪繼培輯。《屍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陰陽，的確算是雜家。但書中保存先秦《屍子》的多少內容，難於辨析。
《荀子》
戰國末期的儒學大師荀子的著作。荀子，名況，字卿。趙人。古書中多作孫卿，《史記》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詳。根據一些記載的推測，約在齊閔王末年，荀子曾到過齊，後離齊去楚。到齊襄王時，荀子又至齊，《史記》說他“最為老師”，“三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資曆很深的首領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為蘭陵（今山東莒南）令。後又離楚至趙，趙以荀子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時，荀子赴秦，見到昭王和範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蘭陵。其卒年當在此後不久。《鹽鐵論》以為李斯為秦相時荀子尚在則不確。
《荀子》書影荀子學識淵博，繼承了儒家學說，並有所發展，還能吸收一些別家之長，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問題上，荀子主張性惡，和孟子的性善針鋒相對。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聖賢；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結果。在天道觀方麵，荀子受老子的影響，以為天沒有意誌，不過是能生長萬物的自然界，不能決定人事的吉凶、禍福。提出人應該順應自然但也可改變自然，即所謂“製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荀子對禮很重視。禮是指綱常和倫理道德，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王道的具體內容是禮義和仁政。他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認為治國應該“平政愛民”。他將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認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斂、刑殺無度，就會遭到覆舟的報複。雖然他主張治國要用王道或禮義教化，但也認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罰。所以荀子是禮法兼用、王霸並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荀子的學說思想，對西漢經學的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禮記》、《韓詩外傳》等書中部分內容即抄自《荀子》。由於荀子有些論點和儒家傳統說法不合，故受到後人指責和非議，如唐韓愈就說荀學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則為程朱理學所不容，出現了揚孟抑荀的現象。到清代末年，梁啟超、章炳麟等則對荀子的學說思想重新作出評價，肯定了它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所占據的重要地位。
《荀子》經西漢劉向編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楊驚改為二十卷。楊氏以為書中的《大略》到《堯問》的六篇，當是後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結果，認為書中如《勸學》、《王霸》、《性惡》、《天論》、《解蔽》、《正名》、《禮論》、《樂論》等篇，都應該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書有唐人楊驚的注解。清代學者為該書所作的校刊注釋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謙匯集清人的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該書是許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種。近人梁啟雄作《荀子簡釋》，內容簡明易讀。
《墨子》
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戰國初魯國人。墨子出身低賤，一生中除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外，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他曾仕於宋，為大夫，又到過衛、齊、楚、越諸國。楚惠王時，公輸般作攻戰之具，打算為楚攻宋。墨子聞訊，行走十晝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書。他和楚貴族魯陽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跡僅此。
墨子有著作傳世。《漢書·藝文誌》著錄《墨子》有七十一篇，後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僅五十三篇。其中較能代表墨子學說和思想者有《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樂》、《非命》等。其餘大都為墨家後學所作。其中《經》、《經說》和《大取》、《小取》，均屬名辯之作，以討論人的認識論和邏輯學等問題為主，可能成書於戰國晚期，故為集名辯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戰國名辯之學的重要材料（見《墨經》）。《備城門》、《雜守》等十一篇，主要講城守之術，應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禦的一種見證。還有如《親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墨子》書影《淮南子》說，墨家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家和儒家都以《詩》、《書》為經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兩家不但在學術淵源上不盡相同，而且長期以來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像據《墨子》可知，墨子的學說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兼愛非攻。所謂兼愛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二是天誌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是有意誌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對於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三是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於天子。墨子認為，國君是國中賢者，百姓應以君上之是非為是非。他還認為上麵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尚賢是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四是節用。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像古代大禹一樣，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這方麵也能身體力行。
墨家在戰國是一重要學派，和儒家一道被稱為顯學，其徒屬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較有名者有禽滑釐、縣子碩、公尚過、隨巢子、胡非子等。《韓非子》說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為相裏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後學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當時人稱活動於齊、魯、宋等地的墨徒為東方之墨者，稱活動於楚、越者為南方之墨者。墨徒進入到秦國者也不少，從惠文王時起，若幹墨者受到秦的禮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號令門》篇即出於秦國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國具有較大的勢力。
墨徒對自己要求較嚴，《莊子》說他們“以繩墨自糾，備世之急”。特別在生活奉養上提倡“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從而形成了墨徒與別家所不同的一種獨特形象。墨徒之間還組成紀律嚴格的組織，以精於墨理者為首領，號曰“钜子”。“钜子”死則另傳他人。墨徒以钜子為聖人，“钜子”權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處置犯了過錯的墨徒。《淮南子》說“钜子”可以指揮其徒屬“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後，陽城君等貴族反對吳起而失敗，墨家“钜子”孟勝效忠於陽城君，其徒屬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難。
從西漢開始，墨學不再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為《墨子》作注釋，僅西晉魯勝曾為《經》、《經說》作注。宋鄭樵說《墨子》還有樂舌注，不過魯、樂之書都未流傳下來。清代學者因治經而兼及諸子，於是盧文弨、孫星衍、畢沅等又都為《墨子》作校注。清末孫詒讓《墨子間詁》為各種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經》
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邏輯學和科學著作。通常指《墨子》書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專指前四篇。談論辨學是《墨經》的重要內容，所以有的著作稱《墨經》為“墨辯”。《墨經》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約為幾代後期墨者逐步編纂、修訂而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因為《墨經》所重視的堅白、同異、是非、五行相勝等問題，到戰國中、後期才成為學術界爭論的重要課題；《墨經》對於墨子的學說既有鮮明的繼承脈絡，也有重大的修正和發展，而且其文風與體裁與《墨子》其他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現標誌著墨家學說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墨經》六篇中，邏輯學說占的比重較大，且已初具體係。它對於“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等思維形式，作了較科學的闡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實物，判斷要表達思想，推理要指明論據，並主要研究了類比推理，提出以“辭”、“故”、“理”、“類”為基本環節的推理程序。它對於邏輯的應用、論辯的原則以及如何避免邏輯錯誤，都有較深刻的論述，認為辯學應該用來辯明真理，為解決社會實際問題服務。《墨經》的六篇各有側重：《經上》和《經說上》專列概念、概念的定義及其解釋，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概念論；《經下》和《經說下》專列命題、定理及其說明，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判斷論；《大取》提出“故”、“理”、“類”辯學三物，是對推理的精辟總結；《小取》則是《墨經》邏輯的總論。《墨經》的邏輯學堪與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古印度的因明學相媲美。
在哲學上，《墨經》提出了較為科學的關於時間和空間的外延定義，對於物體與其屬性的關係也有正確理解。它較深入地探討了認識的來源、過程、知識的真理性、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相互關係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發展了樸素惟物主義和辯證法。在科學上，《墨經》將戰國時期蓬勃發展的若幹自然科學技術所積累的經驗，從理論上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抽象出一係列相當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機械運動若幹原理、光的運動與反射、幾何學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學價值，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寶貴資料。此外，《墨經》還涉及到某些生理現象、商品與貨幣的關係等問題。
《墨經》堪稱中國古代惟物主義和科學傳統的傑出代表，但自西漢中期儒學定於一尊後，《墨經》連同墨家整個學說便遭排斥壓抑，遂至湮沒無聞（見罷黜百家）。魏晉時期玄學流行，士人尚清談、善名理，《墨經》的邏輯思維及辯論術又受到重視。西晉人魯勝曾為《墨經》作注，可惜這第一部《墨經》注隻保存下一篇《墨辯注敘》。魯勝指出了墨辯的重要性，提出“引說就經”的研究《墨經》的正確方法，但他錯把《墨經》當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樂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書目見於《通誌·藝文略》。宋以後，統治者仇視具有人民性和科學性的墨家學說，把孟子攻擊墨者的話當作定論，墨學又成了學術研究的禁區。清中葉以後，隨著考據學的興起，墨學研究方始活躍。畢沅有《墨子注》，對《墨子》全書作係統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經》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見解，將它們同《墨子》其餘諸篇分開研究。近代詮注《墨子》最有成就者當推清末學者孫詒讓，他的《墨子間詁》集諸注家之大成，對《墨經》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當大的功夫，為學術界所推重。《墨經》六篇行文簡古，傳本錯訛較多，經諸多學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讀通，給後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前後，研究墨學特別是《墨經》成為一股潮流，其中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及梁啟超的《墨經校釋》，擺脫了經學家的偏見和考據家的繁瑣，使用現代邏輯方法闡發《墨經》的理論體係，給人以清新之感。
近幾十年來，已出版的關於《墨經》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辯解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楊寬的《墨經哲學》、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等書，均有一定影響。
《老子》
用韻文寫成的道家哲學著作。書分為八十一章，上下兩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後來被尊為道教經典，故又稱《道德經》。
《老子》傳本頗多，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順序為《道篇》在前，《德篇》在後。1973年馬王堆漢墓發現帛書本，則是《德篇》在前，與《韓非子》所引文句順序一致。《史記》稱道家為“道德家”，並有“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記載，似乎司馬遷所見《老子》傳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該書當時就有兩種順序不同的傳本。
《老子》成書於戰國前期，有人以為它基本上是春秋時期老聃思想的記述，又經過後人的加工和補充。據《史記》所載，老聃為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曾作過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幾十歲。孔子曾向他請教有關周禮的問題。關於《老子》一書的作者，學術界爭論較大。韓非認為是老聃，司馬遷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後來很少有人從後說。還有人認為李耳與老聃並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學術界一般認為老子就是老聃。近
先秦史籍。本名《周書》，隋唐以後亦稱《汲塚周書》。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無文，42篇有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曆記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
書之來曆，漢劉向、《隋書·經籍誌》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餘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戰國，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漢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與漢以前曆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45篇。今傳60篇本，蓋又經後人改編。有人認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間汲塚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塚周書》之名。但多數人認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塚周書》，是一種誤解。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製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果，《商誓》主要記武王訓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成周之緣起及成周之製。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記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諡法》言給諡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太公望，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曆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周景王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稱為韻語，純係說教。
今存59篇中，屬於或基本屬於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有較可靠的根據，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記》所采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的分布及民族關係，均有特殊意義。
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重。今傳世本有十餘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說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注》、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斠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春秋》
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間（前722～前481或前479）的曆史大事。該書略有殘缺，尚保留一萬六千多字。其紀年依據魯國，記述範圍卻遍及當時整個中國。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如它記載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現代天文學推算完全符合，證明《春秋》確是當時信史，絕非後人所能杜撰。
舊說《春秋》為孔子所作。但近代學者研究證實，它應為魯國曆代史官世襲相承集體編錄。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傳，並已具備約定俗成的一套傳統義例，即所謂“書法”。當時晉、齊、楚、宋等國均有這樣的史官建置和類似的史書編著，其體裁及“書法”也大體一致。《春秋》所以能記載各國大事，就是這些史官相互通報的結果。另外，《春秋》中有違反“書法”、為權位開脫罪責的曲筆諱飾之辭，也有與孔子觀點相反的記載，還有一些缺文訛誤，甚至記錄了孔子的生卒年。這些都說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論語》、《左傳》中都記有孔子對春秋時代曆史人物、事件的評述，可見這是孔門弟子研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正值社會劇變，禮壞樂崩，“天子失官”之時，原屬官府掌管的《詩》、《書》、《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間，成為孔門教學的寶貴資料。將世代相傳的國史《春秋》作為教材，轉抄流布，大約便是孔門後學所為。傳說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為擅長《春秋》的大師，而將孔子生卒記人《春秋》也當出於孔門後學對先師的敬意。孔子雖不曾編寫過《春秋》，但講述研習《春秋》卻應肇端於孔子。
現存《春秋》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傳經文大同小異。《春秋》經文極為簡略，每年記事最多不過二十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最長的條文不過四十餘字，最短的僅一二字。顯然這隻是若幹曆史事件的目錄標題。這是由於當時的曆史尚以史官口述為主，文字記載僅屬起提示作用的備忘錄。《春秋》雖然簡短，卻記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從而賦與史官的口頭講述以信史價值，這已是史學發展上的巨大進步。然而由於《春秋》敘事過簡，亦被後人譏為“斷爛朝報”。《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麵，《春秋》又具有不可與《左傳》等同的意義。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聖經，在政治上、學術上處於至高無上的尊位。曆代不少儒生對它曲解依托，盡情發揮，使它在經學和史學領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麵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左傳》
舊說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實為記載春秋曆史的重要史學名著。亦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另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記誦、講述有關這些題目的具體內容及遠古傳說，口耳相傳以補充和豐富文字的記載，左丘明即為瞽矇之一。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矇的講史記錄《國語》和當時尚能見到的其他典籍《夏訓》、《商書》、《周誌》、《鄭書》等，編成了《左傳》這部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來看，該書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
《左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如在《春秋》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的題目下，《左傳》就用五百多字介紹了鄭伯（即鄭莊公），他的父親鄭武公、母親武薑、弟弟共叔段，以及他們相互間的感情糾葛和權力鬥爭；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製敗壞，貴族內部大宗同旁支《左傳》書影的較量；突出了武薑的溺愛縱容、共叔段的驕橫擴張，以及鄭伯的深沉有謀、頗得臣民擁戴，所以能一舉挫敗共叔段經營多年的叛亂活動，迫使他逃亡，從而加強了君權，為其後鄭國的強盛和莊公的稱霸打下基礎。從而解釋了《春秋》中這六個字所包含的褒貶。很顯然，隻有通過《左傳》介紹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這些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左傳》不僅記載了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了前此的若幹傳說古史。有些記述已反映出某些進步的思想，如輕視鬼神而注重人事，強調君主忠於人民管好國家等。同時，它也顯示出春秋時政治思想的一些特點，如不承認統一的專製君權，宣揚君臣為共同的國家利益而結合，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不主張臣民絕對效忠於君主。
《左傳》在西漢時屬“古文經”，並成為“古文經”中的主要經典。由於漢代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它長期不能立於官學，未取得設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於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卻能在民間廣泛流行，並得到不少著名學者的研習和讚賞。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將《春秋》與《左傳》合編為一書，博采漢儒解說，考訂異同，自成專門之學。其後《左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穀梁傳》。唐人孔穎達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則對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劉文淇等作《春秋左傳舊注疏證》，搜羅前人注釋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注》，簡明適用。
《公羊傳》
與《左傳》《穀梁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亦稱《春秋公羊傳》。舊說創始於子夏弟子齊人公羊高，傳五世至西漢景帝時得立於官學。其大師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專門從事研習、講授之業。武帝時貧苦儒生公孫弘因通曉該書竟得官至丞相，其後學者益眾，遂為漢代顯學。該書援引前人解“經”成說頗多，如魯子、高於、子沈子、子司馬子等，子公羊子僅屬其中之一，未見處於特殊地位。但書中認為從春秋戰國之際的公羊高到漢景帝時的公羊壽，曆三百年僅傳五代，亦甚可疑。大約《春秋》曾作為孔門教材，傳習不絕，曆代儒生研討講述，遺說甚多，其中一部分經西漢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編著成書而行於世。由於它寫成於漢初，用的是漢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屬“今文經”，並為“今文經學”主要經典。
《公羊傳》用問答體解說《春秋》所記史事，著重從政治而非曆史學的角度闡述這些記載的是非觀，並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體現，作為指導後世帝王行事的準則。由於其借對史事的議論發揮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常有一些“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齊襄公恃強兼並紀國，卻被肯定，以為是為其九世祖齊哀公複仇；宋襄公在泓之戰坐失戰機，喪師辱國，歌頌為“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該書本文二萬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無傳，可能已有殘缺。東漢何休依據胡毋生條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詁》，集兩漢公羊學之大成。北宋著錄有徐彥所作《公羊傳疏》。清人陳立著《春秋公羊義疏》，廣搜諸家解說，可供參考。
《穀梁傳》
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亦稱《春秋穀梁傳》。舊說魯人穀梁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實際應是孔門講習《春秋》的若幹代學者集體的論議，整理編著成書的年代不晚於漢初。宣帝時，為之立博士。
《穀梁傳》一般認為屬於“今文經”。全書正文兩萬三千多字，采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如魯僖公四年《春秋》記：齊桓公伐楚，“楚屈完來盟於師”。《公羊傳》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肯定了齊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績。《穀梁傳》卻說：“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召陵，得誌乎桓公也。得誌者，不得誌也，以桓公得誌為僅矣。”認為齊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驁不馴，所論很不相同。
東晉範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標榜兼采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勳又為之作疏，成《春秋穀梁傳注疏》。清人鍾文蒸有《穀梁補注》，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國語》
雜記西周、春秋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人物、事跡、言論的國別史。亦稱《春秋外傳》。舊說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所作，與《左傳》同為解說《春秋》經的姐妹篇。近代學者研究證實，春秋時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專門記誦、講述古今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於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講史曾得到孔子的讚賞。瞽矇講述的史事被後人筆錄成書，稱為《語》，按國別區分即為《周語》、《魯語》等，總稱為《國語》。西晉時曾在魏襄王墓中發現大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有《國語》三篇言楚、晉事，說明戰國時該書已流行於世。今本《國語》大約就是這些殘存記錄的總集。由於是口耳相傳的零散原始記錄，其內容偏重於言辭，在國別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書二十一卷中，《晉語》九卷，《楚語》二卷，《齊語》僅一卷。《周語》從穆王開始，尚屬西周早期；《鄭語》僅記桓公謀議東遷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晉語》記到智伯滅亡，已屬戰國之初。可見《國語》的內容並不局限於《春秋》，但的確記載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從傳授淵源來看，它也可承認為左丘明所作。《國語》出自瞽矇的記錄，為價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馬遷編著《史記》時曾大量取材於此。三國時吳人韋昭為《國語》作解，總結了漢代學者注釋的成果。清人董增齡作《國語正義》，近人徐元浩作《國語集解》，匯集曆代有關解說，頗便研討。
《戰國策》
戰國至秦漢間縱橫家說辭和權變故事的匯編。它不作於一時，也不成於一手。戰國時，有專門從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們探討如何揣摩人主心理，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約結與國，孤立和打擊敵國，史稱縱橫家。他們對於談說之術非常注重，為了切磋說動人君的技藝，就要不斷地收集材料，儲以備用，有時並親自擬作，以資練習。《戰國策》即因此而產生。
《戰國策》中的權變故事，大體可分作兩類。一類是早期作品，寫作時去事件發生的時代不遠，說辭大體符合曆史事實，史料價值較高，《戰國策》中許多中短篇說辭都屬於這一類。不過由於傳聞不同，同記一事有時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類是晚出的擬作，擬作者對史事已頗茫然，其中許多都是托喻之言，虛構之事，談形勢則扡格難通，言地理則東西不辨，《戰國策》中的許多長篇說辭大都屬於這一類。司馬遷說：“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他人的事跡也有類似情形。
《漢書·藝文誌》共著錄了縱橫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漢末年，光祿大夫劉向奉詔校書，見到了皇家藏書中有六種記載縱橫家說辭的寫本，內容龐雜，編排錯亂，文字殘缺。它們有《國策》（並非今本《戰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幾種不同的名稱。劉向依其國別，略以時間編次，定著為《戰國策》三十三篇。東漢時高誘為此書作注。隋代已殘缺不全，今僅存十篇。
除劉向所見者外，當時還有不少在民間流傳的縱橫家說辭。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一部和《戰國策》類似的書，由整理者命名為《戰國縱橫家書》。這部帛書共27章，有11章見收於《戰國策》和《史記》，其餘16章是佚書。
由於秦始皇焚書的重點是各國的史書，故《戰國策》為後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資料，司馬遷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載人《史記》中。而且《戰國策》所收多是優秀散文，對後代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戰國策》書影《戰國策》在流傳中頗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補足三十三篇之數。今天所見的《戰國策》，按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分國編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記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滅範、中行氏（《趙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樓蘭廢墟發現了一張不晚於魏晉時代的《戰國策》寫本殘片，其內容同於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開頭，可見今本流傳有緒，大體保存了劉向編訂的原貌。
《戰國策》的版本大致有兩個係統。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縣）姚宏校注此書，態度謹嚴，忠於原作，書成於紹興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經黃丕烈影寫複刻，收入《士禮居叢書》，流傳極廣，今通稱姚本，其中包括東漢高誘的殘注和姚宏的續注。和姚宏同時，縉雲（今浙江縉雲）鮑彪也為《戰國策》作注。鮑氏改動原文，重新編次，受到後世許多人的譏評。元代吳師道撰《戰國策》注，對鮑注訂誤補缺，釋疑解滯，甚便讀者。《四部叢刊》初編曾把吳書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傳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稱鮑吳本。此後，中外學者研究《戰國策》的不少，或零篇短劄，或巨製宏文，各有所獲。
近人金正煒有《戰國策補釋》，諸祖耿有《戰國策集注匯考》，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校注》。
《竹書紀年》
戰國時魏國史書。該書原無名題，後世以所記史事屬於編年體，稱為《紀年》，又以原書為竹簡，也稱為《竹書》，一般稱為《竹書經年》，亦稱《汲塚紀年》、《汲塚古文》或《汲塚書》。晉太康二年（281），一說鹹寧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縣（今河南汲縣西南）人不準盜掘當地古墓，發現了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古書。盜墓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並燒竹簡照取寶物。後來官府前往，又“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竹書紀年》是其中較完整的一種。
這批竹簡由汲縣運到京師洛陽，晉武帝命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書寫（或作“漆書”，亦即墨書），每簡四十字。對竹簡文字當時說法不同，一說為“小篆”，一說為“蝌蚪文字”，一說為“古文”，應是一種較為規範的戰國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簡的次第，其次是用當時的文字寫出釋文，最後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傳》提要尚存。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曆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荀勗等整理時，據《竹書紀年》本書和戰國時趙國史書《世本》，糾正《史記》的錯誤，認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墳墓。當時和嶠認為“紀年》起自黃帝”，這個意見未被全部采納，可能僅將記載黃帝以來史事的殘簡，作為該書的附編收人。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竹書紀年》的整理仍存在爭論和問題。晉惠帝時，秘書丞衛恒又從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統治者的內部爭鬥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其事，對這批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衛恒、束皙的“考正”內容，有些從現存《竹書紀年》佚文中還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嶠認為“今王”是魏襄王，衛恒、束皙卻認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別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墳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張儀）卒”，所據即是衛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書紀年》當時有初釋本和考正本兩種，也可稱為荀和本和衛束本。考正本可能名為《汲塚書抄》，《竹書紀年》是其中的一種。但後來通行的，一般還是荀和本。《隋書·經籍誌》著錄有《竹書國異》一卷，似為後人據兩種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記。
《竹書紀年》有不少地方與傳統記載大異，比較接近史實，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共伯和幹王位”等。此外，有的還與甲骨文、金文符合。《紀年》記“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史記》所記戰國年代往往混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金文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足證《紀年》為是。清朱右曾和當代陳夢家、楊寬等重譜戰國年表，所根據的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縣，不應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墳墓，出土古書有《易》，史書《國語》、《瑣語》、《紀年》等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可能是魏國貴族的墳墓。《紀年》作者當是魏襄王時的史官。
《竹書紀年》原簡可能在永嘉之亂時亡佚，但初釋本和考正本仍繼續傳抄流行。直到唐玄宗開元以前此書仍舊存在。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能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也逐漸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現的《竹書紀年》刻本，春秋戰國部分均以周王紀年記事，一般稱為“今本”。清錢大昕等指其為明人偽書，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更推斷為明嘉靖間天一閣主人範欽偽作。南宋初羅泌《路史·國名紀》戊注曾引《紀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晉國紀年，除多一字外，與今本全同，故今本最遲在南宋初即已出現。
清朝以來，據今本研究《竹書紀年》的人很多。嘉慶間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開始輯錄晉以後類書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證，稱為“古本”。此後，王國維在朱書的基礎上輯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又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方詩銘、王修齡重新輯錄為《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內容方麵又有新的考證和補充，並將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入，是現在較為完備的本子。
《山海經》
中國古代地理著作。今傳本十八卷，包括《山經》五卷、《海經》八卷、《大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舊傳是禹、益所作，一說出自“禹鼎圖”，都不可信。
《山海經》的《山經》和《海經》各成體係，成書時代也不相同。《山經》為巫祝之流根據遠古以來傳說記錄的巫覡之書，專門記述海內各方名山大川、動植物產、禎祥怪異、祭祀所宜。寫定時代，一般認為是戰國初期或中期。《海經》為方士之書，專門記載海內外殊方異國傳聞，夾雜大量古代神話，是秦或西漢初年的作品。至於《大荒經》和《海內經》，據考本為《海經》中的文字，西漢劉秀（即劉歆）校定《山海經》時，刪去部分內容，沒有進上，逸出在《山海經》之外繼續流傳，稱《大荒經》和《海內經》。大約在郭璞為《山海經》作注時，才又將它們收錄進來，獨立成篇。
《山海經》的《海外經》、《大荒經》和其他各篇，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話傳說。這些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對研究中國的原始社會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對宇宙、自然和社會曆史的認識，都有重要意義。
在《山海經》裏稱帝的共12人，他們都是天帝，居住在天上，但也有地上的都、台、囿、峙，妻子和兒女，其兒女在下界建立國家。這說明帝本是某一部族的先祖。根據《山海經》的記載，黃帝是西方的天帝。他不僅是顓頊的曾祖、鯀的祖父，而且是中國境內和四裔許多部族共同的祖先，這對研究中國民族史有重要價值。帝俊不見於他書，也沒有列入三皇五帝之中，所以學者紛紛猜測他是另一帝的別號。但是《山海經》關於帝俊的12條記載，沒有一條與經中其他天帝的事跡重複，而且帝俊的名號往往與其他天帝在一篇中同時出現。可見他是《山海經》中獨有的天帝。《山海經》把農、工、車、舟、琴瑟、歌舞的發明權都歸於帝俊，並說他和羲和生了十日，又生了十二月，則又與天文曆法有關。帝俊的後代多在東方，或許他是東方代表智慧的天帝。《山海經》中還記載了一些人王和他們的事跡，如大禹治水、禹所積石、禹攻共工、啟上嬪於天等。其中《大荒東經》關於王亥的記載，曾引起史學界的注意。
《山海經》有晉郭璞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經箋疏》。近人有袁珂《山海經集釋》。
《世本》
戰國時趙國史書。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唐代改稱《係本》或《代本》。該書記載黃帝以來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係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漢書》謂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記事至秦末，當為後人續補。現存佚文稱趙王遷為“今王”，說明是趙國的著作。趙王遷在位八年，相當於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前235～前228），續補的本子應成於這段期間。此外，有的本子還記有“漢高祖”，當為漢人補人。《世本》的《帝係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稱為《紀》或《本紀》，近於《史記》的“本紀”和“世家”；《作篇》記器物發明，《居篇》記帝王諸侯都城，近於《史記》的“書”。該書對紀傳體的創立有所影響，司馬遷作《史記》曾以該書為據。東漢末以來，宋衷、宋均、孫檢、王氏等皆有注。宋代目錄書不著錄該書，高似孫《史略》說他曾有輯本，說明當時即已失傳。清錢大昭、王謨、孫馮翼、陳其榮、洪飴孫、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輯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匯印為《世本八種》。
《穆天子傳》
先秦的曆史神話典籍之一。西晉初年，在今河南汲縣發現一座戰國時期魏國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簡，均為重要文化典籍，通稱“汲塚竹書”，其中有《穆天子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後合並為至今流傳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主要記載周穆王率領七萃之士，駕上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駿馬，由造父趕車，伯夭作向導，從宗周出發，越過漳水，經由河宗、陽紆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神話故事。其中的宗周，經學者研究，認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陽）；穆王的西行路線，當是從洛邑出發，北行越太行山，經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肅、青海、新疆，到達帕米爾地區（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話傳說和誇張的成分，有助於了解古代各族分布、遷徙的曆史和他們之間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時期中西交通徑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況。它說明遠在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前，中國內地和中亞之間就已有個人和團體的交往接觸。這一點，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資證明。
晉郭璞為該書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傳注疏》，其後有洪頤煊校正本，繼洪氏而作者有翟雲升之《覆校穆天子傳》。近幾十年來，有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等作品。
《周禮》
周代後期根據周王朝係統曾有過的官製加工整理的王朝設官分職的書。漢代原稱《周官》，又稱《周官經》。西漢末劉歆始稱《周禮》。全書六篇分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塚宰，稱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有屬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稱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有屬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稱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屬官七十；夏官司馬，稱為政官，管理軍製、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有屬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稱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等，有屬官六十六；冬官司馬，稱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這一部分在漢代發現時已缺，當時取《考工記》抵充，有屬官三十。舊時常約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實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職皆有不少屬員，合計數萬人。《周禮》以官製的職掌聯係各種製度，目的在於富國強兵，組織民戶，廣征貢賦，充實府庫，為治理統一的大國提供設計藍圖。
當西漢立“五經”於學官時，其中沒有《周官》。據說最初由河間獻王獲得一部先秦古文寫的《周官》，獻於漢王朝。王莽時，劉歆把它立於學官。王莽失敗而書亦廢，劉歆學生杜子春保存該書並為之作注，後傳給鄭興、鄭眾、賈逵等。鄭興等曾作《周官解詁》。馬融又作《周官傳》，傳至鄭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禮注》，和他的《禮經鄭氏學》（即今文《儀禮》）及《禮記注》（即《小戴禮記》，兼有今古文）合稱“三禮”，列為儒家經典。為此今文家則加反對，臨孝存以為《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以為該書是“六國陰謀之書”。鄭玄據理力爭，以為該書“乃周公致太平之跡”，作《答臨孝存〈周禮〉難》。因鄭玄作的注很完備，《周禮》遂被認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於世。唐賈公彥撰《周禮義疏》四十二卷，至宋時與鄭注合刻為《周禮注疏》。清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宋代王安石變法時，曾效法《周禮》中的理財精神興行各種新法，引起反對者對該書的反感。蘇轍首先寫了長篇論辨，指出《周禮》之不可信處有三點，借以反對王安石。《朱子語類》中提到胡安國父子以為《周官》是王莽托劉歆偽撰的。宋代還有司馬光、張載、程頤、洪邁、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學者持類似的批評態度。到清代，萬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偽處五十餘節。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說它“出於西漢之末”，毛奇齡《經問》說：“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方苞《周官辨偽》則以為《周官》原有其書，其決不可信之處則是王莽、劉歆竄入。此外還有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楊椿《周禮考》等書亦致疑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極力宣揚劉歆偽造之說，據《王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一語，遂定為“劉歆所偽傳也”，以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記》。《管子·五行篇》以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說流傳後，使不少人相信《周禮》果出劉歆偽造。
但毛奇齡《經問》已據《漢書·藝文誌》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又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以證該書原出戰國。其後汪中撰《周官徵文》，也舉出《周官》成於先秦時的六條證據。除上引竇公所獻者外，尚有《逸周書·職方》、《大戴禮記·朝士篇》、《劄記。燕義》、《內則》、《詩·生民》傳等所引《周官》各官職文。王國維又補充了《禮記·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職文。有這些證據，知《周官》為春秋戰國時已有之書無疑。
戰國時，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該書，兩人所談許多製度亦與該書有異。如孟子的井田與《周官》溝洫製不同；荀子的《王製篇》所舉官名與《周官》亦有別；兩人都主張關市不征，與《周官》之苛斂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書。《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為名，雖是受了《管子》的影響，但它不配成五官而為六官，應是在戰國五行說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規。
《周禮》中各個官職的職掌，有不少出於戰國製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禮。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製的什伍相連坐見於地官；作內政寄軍令亦見於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載師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與《漢書·地理誌》愛田下孟康所雲“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溝洫之製亦為開阡陌後之事，又授田“餘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製財產由長子繼承之製，餘夫（庶子）與長兄所得一樣，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屬於戰國之製者尚多。
大致可以這樣認定，《周禮》隻是一部官製匯編，成於春秋時代。後來給每一官職填寫職掌時，除錄存了春秋資料外，還錄進了很多戰國資料，所以全書的補充寫定當在戰國時期。雖然後來還有極小部分漢代資料摻雜進去，如九服之製、昊天上帝高於五帝之製、南北郊之製、五嶽之製等等，但不影響這部書原是先秦舊籍。
《儀禮》
中國古代記載典禮儀節的書，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縟複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並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於西周並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厘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隻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漢宣帝時，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所傳習的《禮經》立於學官，當時屬今文經。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向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編排之本作注，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隻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唐賈公彥撰《儀禮疏》十七卷，南宋時與鄭注合刊為《儀禮注疏》。當北宋熙寧（1068～1077）中一度廢《儀禮》，不為經，元祐（1086～1094）間又恢複。曆宋、元、明，續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餘家，以胡培翠《儀禮正義》為世所稱。
《禮記》
戰國至秦漢時期儒家論說或解釋禮製的文章匯編。漢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解說“經”的文字稱為“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131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85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編其中49篇，稱為《小戴劄記》。東漢後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專稱《劄記》，並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作了注，遂升為經。這49篇內容涉及麵較雜，一部分是《儀禮》各篇的“記”，如《冠義》、《昏義》以下6篇，即解說《儀禮》冠禮、婚禮各篇；有關喪服、祭法的近20篇，也是解說《儀禮》相應篇章的；而《奔喪》、《投壺》則是《儀禮》所失收的古代典禮儀節文件。書中還有一些廣泛論說禮意、闡釋製度、宣揚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禮運》、《樂記》、《學記》等直接錄自儒家舊籍。此外，還有錄自諸子的《月令》等篇，及漢代儒生追述周代製度的《王製》篇等。唐孔穎達據以撰《禮記正義》70卷，南宋時和鄭注合刻為《禮記注疏》63卷。宋代理學家選出其中《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作為儒學基礎課本。同時衛浞纂《禮記集說》150卷，以資料豐富著稱。元陳澔滯有《禮記集說》10卷，為求淺顯，有所刪改，明人用它編為《禮記大全》30卷。清人治《禮記》的也有十餘家，但無名著，惟杭世駿《續衛氏禮記集說》100卷以資料繁多見稱，而朱彬的《禮記訓纂》則較為簡明扼要。
《大戴禮記》
與《禮記》大體同時編成的一部有關中國古代禮製的文章匯編，但增加了若幹篇記載古史世係和天象物候的曆史文獻。
原本相傳是西漢戴德從當時所有的戰國以來說禮之文131篇中選取85篇而成，故名《大戴禮記》。當時由戴聖選編的《小戴禮記》，到東漢末鄭玄作注而成為獨占“禮記”之名的“三禮”之一，《大戴禮記》遂被認為“非聖人之言”而不傳習。北周盧辯始為其作注，到唐代已亡失46篇。又書中《夏小正》一篇單行，實僅存38篇。宋淳熙刊本複收《夏小正》，又從《盛德》析出《明堂》一篇，共40篇，分為13卷（其中盧辯注隻存8卷）。書中與《禮記》大略相同者五篇（《哀公問》、《投壺》篇名亦同；《禮察》、《曾子大孝》、《本命》則分別與《禮記》之《經解》、《祭義》、《喪服四製》中的各一段相同）；收《儀禮》所無的古典禮儀節五篇（《諸侯遷廟》、《釁廟》、《朝事》、《投壺》、《公符》）；錄自《荀子》者三篇（《哀公問》、《勸學》、《禮三本》；又《勸問》末“問水”見《荀子，宥坐》）；而同於漢單行本《孔子三朝記》者五篇（《哀公問五義》、《哀公問孔子》、《小辨》、《用兵》、《少間》），同於《曾子》者十篇；錄自《賈子新書》四篇合為一篇（《保傅》）；其《公符》篇末又載《漢孝昭帝冠辭》，可知其書既有先秦之文，亦有不少為漢代所作。書中頗有很具價值的文獻，如《夏小正》一般以為是戰國時關於天象物候的科學資料；《五帝德》、《帝係》是東周所傳古史係統，司馬遷據以撰《五帝本紀》、《三代世表》。由於曆代無人重視，該書錯亂遂多。清戴震、盧文弨、汪中等始校訂正誤，以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為世所稱。
《論語》
孔子弟子及後學記述孔子言行的語錄著作。書中對哀公、季康子等死於孔子之後的人稱諡，並記有比孔子年少46歲的孔門學生曾參臨死的留言。可見編纂者為孔門再傳弟子，成書時代當在戰國初期。
《論語》在漢代有三種本子：《魯論語》為魯人所傳，共20篇，今《論語》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齊論語》為齊人所傳，比《魯論語》多《問王（玉）》、《知道》兩篇，共22篇；《古論語》相傳出於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它把《堯曰》的“子張問於孔子”以下另分1篇，稱為《子張》，與《論語》原《子張》篇同名，故有《子張》兩篇，實為21篇。這三種本子除了篇數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說上都有出入。西漢成帝之師張禹先學《魯論》，後學《齊論》，對齊、魯兩派擇善而從。張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稱為《張侯論》，盛行於漢代。漢末鄭玄也根據《魯論》篇章，參考《齊論》、《古論》，為之作注。三國時何晏匯集漢魏各家注解，作《論語集解》，現在流傳的就是何晏的注本。
《論語》記述了孔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麵，甚至記載了他的生活習慣及一些細節。全書大體上都是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是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曆代注解和研究《論語》的書籍很多，現存的主要著作除三國何晏的《論語集解》外，梁朝皇侃曾集魏晉以來儒者之說為何晏的集解作疏，成《論語集解義疏》十卷。北宋邢昺也為何晏《論語集解》作疏（《十三經注疏》中的《論語注疏》）。南宋朱熹所著《論語集注》，是宋儒注釋《論語》的代表作。趙順孫又為朱熹的集注作疏，成《論語纂疏》。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是一部兼宗漢、宋、清儒之說為何晏集解作的新疏。近人程樹德匯集古今訓釋解說《論語》的書籍兩百餘種，編撰《論語集釋》四十卷，搜討頗勤，可供參考。
《孟子》
戰國中期的儒學大師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軻。鄒人（今山東鄒縣）。曾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生卒年不詳。
孟子約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似於同時又到過魏，曾先後見過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齊宣王時又到齊。他還去過滕、薛、宋、鄒、梁等國。《史記》說孟子時，秦、齊諸國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國強兵和攻伐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國君主因其“迂遠而闊於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與其門徒萬章等人著書立說。但據《孟子》所記，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禮遇，並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在齊，宣王任之為上卿，“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則齊必能采用其部分學說和主張，故能顯赫一時。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世。《漢書·藝文誌》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麵，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麵，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曆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弑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並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孟子繼承並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和思想，在中國古代成為僅次於孔子的最有影響的儒家宗師，從而獲得了“亞聖”的稱號。從北宋開始，《孟子》一書取得儒家經典的地位。南宋時朱熹將《孟子》和《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宋到明、清，“四書”成為士子必讀之書。
《孟子》的注釋本，東漢時有趙岐、劉熙兩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傳至今者僅趙注而已。宋有《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撰。據朱熹說，此書出於偽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內容簡明精確，是南宋到明清時最有影響的注釋本。清焦循《孟子正義》，注釋詳細，引證豐富，具有學術價值。
《晏子春秋》
記載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晏嬰言行的書。一說成書於戰國時期，也有人認為是原籍為齊的秦代博士所寫。該書采用史料和民間傳說編纂而成，其中晏嬰勸告君主不要貪於逸樂，要愛護百姓、任用賢能和虛心聽取不同意見等統治經驗，常為後世所取法。晏嬰本人恪守傳統禮製，生活節儉，也常為後世統治者所稱道。該書中許多生動的情節描寫，表現了晏嬰的聰慧和機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間廣為流傳。書中還通過總結政治經驗，分析了“和”、“同”兩個概念。晏嬰認為對君主隨聲附和即“同”，不足可取；隻有敢於向君主提出建議，補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確的。這一具有辯證法思想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晏子春秋》曾經劉向整理，共內、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蘇輿《晏子春秋校注》、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材料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屍子》
先秦雜家著作。《漢書·藝文誌》雜家有“屍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人蜀”。劉向《荀子書錄》說屍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似曾有法家傾向。《隋書·經籍誌》雜家記載：“屍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屍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可見原書在三國時已亡佚一半，所以黃初（220～226）中才續補了九篇。《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李賢注說：“佼）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這裏說十九篇陳道德仁義，顯然與劉向《別錄》所說的商鞅師屍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來流傳的《屍子》，雖非漢以前《屍子》之舊，卻反映了魏黃初中人續補的內容。這個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應麟所見《屍子》隻存一卷。惟《群書治要》中尚殘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輯《屍子》的有許多家，《心齋十種》本為惠棟輯，任兆麟補輯。《平津館叢書》本乃章宗源輯，孫星衍補輯。《湖海樓叢書》本為汪繼培輯。《屍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陰陽，的確算是雜家。但書中保存先秦《屍子》的多少內容，難於辨析。
《荀子》
戰國末期的儒學大師荀子的著作。荀子，名況，字卿。趙人。古書中多作孫卿，《史記》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詳。根據一些記載的推測，約在齊閔王末年，荀子曾到過齊，後離齊去楚。到齊襄王時，荀子又至齊，《史記》說他“最為老師”，“三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資曆很深的首領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為蘭陵（今山東莒南）令。後又離楚至趙，趙以荀子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時，荀子赴秦，見到昭王和範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蘭陵。其卒年當在此後不久。《鹽鐵論》以為李斯為秦相時荀子尚在則不確。
《荀子》書影荀子學識淵博，繼承了儒家學說，並有所發展，還能吸收一些別家之長，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問題上，荀子主張性惡，和孟子的性善針鋒相對。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聖賢；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結果。在天道觀方麵，荀子受老子的影響，以為天沒有意誌，不過是能生長萬物的自然界，不能決定人事的吉凶、禍福。提出人應該順應自然但也可改變自然，即所謂“製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荀子對禮很重視。禮是指綱常和倫理道德，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王道的具體內容是禮義和仁政。他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認為治國應該“平政愛民”。他將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認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斂、刑殺無度，就會遭到覆舟的報複。雖然他主張治國要用王道或禮義教化，但也認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罰。所以荀子是禮法兼用、王霸並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荀子的學說思想，對西漢經學的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禮記》、《韓詩外傳》等書中部分內容即抄自《荀子》。由於荀子有些論點和儒家傳統說法不合，故受到後人指責和非議，如唐韓愈就說荀學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則為程朱理學所不容，出現了揚孟抑荀的現象。到清代末年，梁啟超、章炳麟等則對荀子的學說思想重新作出評價，肯定了它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所占據的重要地位。
《荀子》經西漢劉向編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楊驚改為二十卷。楊氏以為書中的《大略》到《堯問》的六篇，當是後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結果，認為書中如《勸學》、《王霸》、《性惡》、《天論》、《解蔽》、《正名》、《禮論》、《樂論》等篇，都應該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書有唐人楊驚的注解。清代學者為該書所作的校刊注釋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謙匯集清人的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該書是許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種。近人梁啟雄作《荀子簡釋》，內容簡明易讀。
《墨子》
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戰國初魯國人。墨子出身低賤，一生中除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外，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他曾仕於宋，為大夫，又到過衛、齊、楚、越諸國。楚惠王時，公輸般作攻戰之具，打算為楚攻宋。墨子聞訊，行走十晝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書。他和楚貴族魯陽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跡僅此。
墨子有著作傳世。《漢書·藝文誌》著錄《墨子》有七十一篇，後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僅五十三篇。其中較能代表墨子學說和思想者有《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樂》、《非命》等。其餘大都為墨家後學所作。其中《經》、《經說》和《大取》、《小取》，均屬名辯之作，以討論人的認識論和邏輯學等問題為主，可能成書於戰國晚期，故為集名辯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戰國名辯之學的重要材料（見《墨經》）。《備城門》、《雜守》等十一篇，主要講城守之術，應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禦的一種見證。還有如《親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墨子》書影《淮南子》說，墨家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家和儒家都以《詩》、《書》為經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兩家不但在學術淵源上不盡相同，而且長期以來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像據《墨子》可知，墨子的學說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兼愛非攻。所謂兼愛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二是天誌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是有意誌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對於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三是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於天子。墨子認為，國君是國中賢者，百姓應以君上之是非為是非。他還認為上麵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尚賢是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四是節用。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像古代大禹一樣，過著極為儉樸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這方麵也能身體力行。
墨家在戰國是一重要學派，和儒家一道被稱為顯學，其徒屬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較有名者有禽滑釐、縣子碩、公尚過、隨巢子、胡非子等。《韓非子》說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為相裏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後學顯榮於天下者不可勝數”。當時人稱活動於齊、魯、宋等地的墨徒為東方之墨者，稱活動於楚、越者為南方之墨者。墨徒進入到秦國者也不少，從惠文王時起，若幹墨者受到秦的禮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號令門》篇即出於秦國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國具有較大的勢力。
墨徒對自己要求較嚴，《莊子》說他們“以繩墨自糾，備世之急”。特別在生活奉養上提倡“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從而形成了墨徒與別家所不同的一種獨特形象。墨徒之間還組成紀律嚴格的組織，以精於墨理者為首領，號曰“钜子”。“钜子”死則另傳他人。墨徒以钜子為聖人，“钜子”權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處置犯了過錯的墨徒。《淮南子》說“钜子”可以指揮其徒屬“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後，陽城君等貴族反對吳起而失敗，墨家“钜子”孟勝效忠於陽城君，其徒屬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難。
從西漢開始，墨學不再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為《墨子》作注釋，僅西晉魯勝曾為《經》、《經說》作注。宋鄭樵說《墨子》還有樂舌注，不過魯、樂之書都未流傳下來。清代學者因治經而兼及諸子，於是盧文弨、孫星衍、畢沅等又都為《墨子》作校注。清末孫詒讓《墨子間詁》為各種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經》
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邏輯學和科學著作。通常指《墨子》書中《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專指前四篇。談論辨學是《墨經》的重要內容，所以有的著作稱《墨經》為“墨辯”。《墨經》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約為幾代後期墨者逐步編纂、修訂而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因為《墨經》所重視的堅白、同異、是非、五行相勝等問題，到戰國中、後期才成為學術界爭論的重要課題；《墨經》對於墨子的學說既有鮮明的繼承脈絡，也有重大的修正和發展，而且其文風與體裁與《墨子》其他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現標誌著墨家學說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墨經》六篇中，邏輯學說占的比重較大，且已初具體係。它對於“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等思維形式，作了較科學的闡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實物，判斷要表達思想，推理要指明論據，並主要研究了類比推理，提出以“辭”、“故”、“理”、“類”為基本環節的推理程序。它對於邏輯的應用、論辯的原則以及如何避免邏輯錯誤，都有較深刻的論述，認為辯學應該用來辯明真理，為解決社會實際問題服務。《墨經》的六篇各有側重：《經上》和《經說上》專列概念、概念的定義及其解釋，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概念論；《經下》和《經說下》專列命題、定理及其說明，略相當於《墨經》邏輯的判斷論；《大取》提出“故”、“理”、“類”辯學三物，是對推理的精辟總結；《小取》則是《墨經》邏輯的總論。《墨經》的邏輯學堪與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古印度的因明學相媲美。
在哲學上，《墨經》提出了較為科學的關於時間和空間的外延定義，對於物體與其屬性的關係也有正確理解。它較深入地探討了認識的來源、過程、知識的真理性、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相互關係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發展了樸素惟物主義和辯證法。在科學上，《墨經》將戰國時期蓬勃發展的若幹自然科學技術所積累的經驗，從理論上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抽象出一係列相當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機械運動若幹原理、光的運動與反射、幾何學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學價值，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寶貴資料。此外，《墨經》還涉及到某些生理現象、商品與貨幣的關係等問題。
《墨經》堪稱中國古代惟物主義和科學傳統的傑出代表，但自西漢中期儒學定於一尊後，《墨經》連同墨家整個學說便遭排斥壓抑，遂至湮沒無聞（見罷黜百家）。魏晉時期玄學流行，士人尚清談、善名理，《墨經》的邏輯思維及辯論術又受到重視。西晉人魯勝曾為《墨經》作注，可惜這第一部《墨經》注隻保存下一篇《墨辯注敘》。魯勝指出了墨辯的重要性，提出“引說就經”的研究《墨經》的正確方法，但他錯把《墨經》當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樂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書目見於《通誌·藝文略》。宋以後，統治者仇視具有人民性和科學性的墨家學說，把孟子攻擊墨者的話當作定論，墨學又成了學術研究的禁區。清中葉以後，隨著考據學的興起，墨學研究方始活躍。畢沅有《墨子注》，對《墨子》全書作係統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經》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見解，將它們同《墨子》其餘諸篇分開研究。近代詮注《墨子》最有成就者當推清末學者孫詒讓，他的《墨子間詁》集諸注家之大成，對《墨經》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當大的功夫，為學術界所推重。《墨經》六篇行文簡古，傳本錯訛較多，經諸多學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讀通，給後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前後，研究墨學特別是《墨經》成為一股潮流，其中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及梁啟超的《墨經校釋》，擺脫了經學家的偏見和考據家的繁瑣，使用現代邏輯方法闡發《墨經》的理論體係，給人以清新之感。
近幾十年來，已出版的關於《墨經》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辯解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楊寬的《墨經哲學》、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等書，均有一定影響。
《老子》
用韻文寫成的道家哲學著作。書分為八十一章，上下兩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後來被尊為道教經典，故又稱《道德經》。
《老子》傳本頗多，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順序為《道篇》在前，《德篇》在後。1973年馬王堆漢墓發現帛書本，則是《德篇》在前，與《韓非子》所引文句順序一致。《史記》稱道家為“道德家”，並有“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記載，似乎司馬遷所見《老子》傳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該書當時就有兩種順序不同的傳本。
《老子》成書於戰國前期，有人以為它基本上是春秋時期老聃思想的記述，又經過後人的加工和補充。據《史記》所載，老聃為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曾作過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幾十歲。孔子曾向他請教有關周禮的問題。關於《老子》一書的作者，學術界爭論較大。韓非認為是老聃，司馬遷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後來很少有人從後說。還有人認為李耳與老聃並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學術界一般認為老子就是老聃。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