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學典籍（1）
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發展的曆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
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史記》書影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誌。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曆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曆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曆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製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誌》、《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司馬遷像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曆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誌》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曆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誌》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司馬遷祠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誌》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製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司馬遷墓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誌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誌》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麵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係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麵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製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曆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曆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曆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班固像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隻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曆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製，遇弊則變”。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製通史。
鄭樵所撰《通誌》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製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製，而不涉時政。因以匯集考核典製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匯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製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誌。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
司馬光像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曆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即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隻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資治通鑒》書影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曆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誌等。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誌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資治通鑒》內麵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曆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誌》、《大金國誌》、《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麵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讚主張經史相為表裏，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曆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曆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隻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製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製。
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曆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曆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誌》、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製，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裏去。乾嘉時期，曆史撰述與評論、曆史文獻學等方麵，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禮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曆史考據的最高水平，《禮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資治通鑒》手稿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曆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製。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誌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麵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麵對封建製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誌》等著作，總結中外曆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為、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為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曆史必變的思想尤為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曆史進化觀，即《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曆史證明革命是曆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準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曆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於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衝擊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人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借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跡。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嚴複、黃遵憲、梁啟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啟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於“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為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啟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曆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
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名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
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
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於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
這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鬆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啟超晚年致力於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啟超的學風失於淺嚐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曆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惟物史觀，認為“曆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
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胡繩等，運用惟物史觀，對種種惟心史觀如“民生史觀”及“意誌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曆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曆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曆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曆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曆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搜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曆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學方麵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曆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麵貌出現；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曆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曆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麵，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曆史刊物，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麵，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麵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麵，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麵，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麵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辟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曆史文獻學方麵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曆史文獻學方麵，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麵的專著。《通鑒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托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循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曆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麵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作。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空白。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麵，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麵，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惟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麵，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範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讚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係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曆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麵，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幹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麵，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麵，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係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曆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曆史惟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曆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幹擾，中國曆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鑒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簡冊
簡是中國古代用於書寫的狹長竹木片。若幹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古書裏往往把“冊”寫作同音字“策”。在植物纖維紙流行以前，簡冊是主要的書寫材料。
《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裏有“冊”字，作等形，豎畫代表簡，或代表纏在簡上的編繩，可見至遲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經有簡冊了。商代人是否已經把帛用作書寫材料，現在還不清楚。周、秦、漢各代都是簡、帛並用的。但帛的價值高，遠不如簡冊使用得普遍。東漢中期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以後，紙開始成為重要的書寫材料。但是紙的普及有一個過程。在魏晉時代，雖然私家已經越來越普遍地使用紙，官府文書仍多用簡冊。到了南北朝時代，簡冊才基本絕跡。
考古發現的簡冊實物中，最古的是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戰國初期簡，數量最多的是漢簡。此外，魏晉簡、秦簡和戰國時代的楚簡也都有發現。
簡的寬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長度往往視用途而異。例如在漢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長的簡（當時的一尺大約相當於23厘米左右），重要的儒家經典用二尺四寸簡，最常用的簡長一尺，此外還有二尺、一尺二寸、一尺一寸和短於一尺的簡。木簡古代多稱為劄；簡最初可能是竹簡的專稱，後來兼指木劄。簡冊通常用絲繩或麻繩編連，以編兩道或三道為最常見。一般先把簡編成冊，然後再書寫。每冊的簡數不一，主要取決於書寫的內容以及攜帶、閱讀是否方便。收藏簡冊時，以末簡為軸卷成一卷，講究的還在外麵加書囊。考古發現的簡冊，年代久遠，編繩幾乎都已朽斷。隻有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由於當地氣候幹燥，有極少數還保持著編連成冊的原貌。例如1930年發現的居延漢簡中就有一冊由77枚木簡編成的永元兵物簿。
簡一般隻寫一行字。可以寫幾行字的寬木板稱為“方”或“牘”。書信往往寫在一尺長的木牘上，所以有“尺牘”之名。漢代還有比一般的簡稍寬，通常寫兩行字的簡，稱做“兩行”。
簡牘的書寫，用毛筆和墨。古書中提到“漆書”，但是在考古發掘中還沒有發現過漆書的簡冊。刪改簡上的文字要用書刀，因此古人常以“刀、筆”並提。過去有人據此認為古人在簡上用刀刻字，則是誤解。
家譜
記載一個家族世係及有關事跡的書籍。家譜的起始與氏族門閥製度有重要關係。自魏晉以後，譜牒之學大盛，一些士族門宦都以此互為誇耀。鄭樵《通誌·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係”，“所以人尚譜係之學，家藏譜係之書。”據統計，《三國誌》裴注中所引譜牒便有十餘種。魏晉時賈弼曾廣集群族18州116郡族譜，共712卷。但隋唐及其以前的譜牒早已亡佚殆盡，宋元及明代的家譜也所存寥寥。現在能見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家譜。
家譜的名稱很多，大唐以前多稱家譜、家傳，也有叫家牒、世傳和譜的，宋代又有宗譜或族譜之謂。到了明代，特別是清代以後，名稱更多，如宗譜、世譜、世牒、家譜、家乘、家記、家誌、譜錄、譜略、大宗譜、瓜瓞譜等。有的家譜按照纂修時序，更標明初譜、老譜、新譜、近譜、續譜。至於合同姓數族為一編的往往稱通譜、統譜、全譜、會譜、大同宗譜。支譜、分譜、房譜或近譜，則限於一房一派，範圍要小得多。此外，還有像清朝皇帝愛新覺羅氏的家譜，叫做《玉牒》和《星源集慶》。
明清以來的家譜，其格式均沿襲於宋代，以蘇洵所創體例為本。每部家譜大體多由譜係、朝廷恩榮、祠宇、家墓、傳誌、藝文等幾方麵組成。譜係是家譜最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係譜表、移住始末等。朝廷恩榮對凡科舉中式、受命製誥，或“忠義”耆老以及節婦烈女等人物，一一加以載錄。祠宇類記載祠堂及有關族規、家訓、族產、義莊、義田等。家墓則指明該族祖先墳墓所在。傳誌和藝文收錄族人行狀、墓誌銘、傳讚及其有關詩文等著述。家譜中還往往配以圖表，如世係圖、世係表、祖先像、家廟圖、義莊圖、墳墓圖等等。
從明清兩代情況看，不論著姓大族，或是支係旁派，幾乎每地每一姓氏都要修造家譜，甚至連一些少數民族如回族，以及滿族顯貴、蒙古名門等，也紛紛修譜。中國向有“三十年為一世”的說法，故家譜多規定30年重修一次，也有超過30年或不足30年的。這些，均使家譜不僅有其地區廣的特點，而且在時間上有它的延續性。
現存的家譜無確切數字可考。藏於國內外圖書館的估計約在萬種以上，此外還有不少散於私家手中。在國外，收藏最豐的是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已有萬餘種（其中相當部分是20世紀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在台灣搜集的家譜表）。上述家譜，從纂修時間考察，保存最多的是清代，約有數千種至萬種；其次是民國，亦超過千種；明代以前則不滿百種。從地區看，北方遠不如南方。南方所存家譜數目尤以江蘇、浙江最為突出，約占現存譜數的一半多，中國修譜的做法，也傳到朝鮮、越南和當時的琉球，現在中外圖書館，往往藏有這些國家的家譜。
譜牒之學是曆史學的邊緣學科，現存的大量家譜為史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並對社會學、民俗學、人文地理和遺傳學，有重要參考價值。
文集
人物詩文作品的匯編，有楚辭、詩文評論、詞曲、總集、別集之分。楚辭是匯編、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賦的文集，詩文評論為文學評論之書；詞曲是專門收集詞曲，匯編而成。總集是輯錄不同作者的詩文，匯編成集；別集是將一人之多種文體作品，匯編結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由其子孫或門人輯錄編成。總集和別集構成文集的主體，其中別集數量尤多。
先秦的《詩經》及諸子之書，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點，但因前者被奉為五經之一，後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辭遂被視為文集之始。其他各類文集，按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為：別集、總集、詩文評論、詞曲。西漢王逸，撰《楚辭章句》十七卷，開創楚辭這一類別。別集出現於東漢，為後人追題的《荀況諸集》，集的名稱的正式產生，是南齊張融撰寫的《玉海集》。總集的最初代表作為西晉摯虞所編的《流別》，其書已佚，但在《藝文類聚》中仍保留摯虞著書之論。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現存的最早的一部總集。詩文評論於曹魏初年體裁漸成，因曹丕的《典論》已佚，故學者將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定為詩文評論的創始作。詞曲類則大體形成於宋詞出現以後。
今天所能見到的文集，絕大多數為明清時期所編錄。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傳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極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以總集為例，有梁蕭統的《文選》、陳徐陵的《玉台新詠》、宋李昉的《文苑英華》、宋郭茂清的《樂府詩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體類別多種多樣，主要是詩、文、書牘、奏對等，包括有：奏疏、諫阻、論說、公牘、書啟、序跋、策問、詔令、傳記、行狀、行述、年譜、箴、銘、筆記、日記、墓誌銘、神道碑、哀辭、祭文、讚頌、賀、表、雜著、揭帖、史論、史評、注釋、考證、經筵講章、語錄、辭賦等。其內容豐富，諸如國家政治、典章製度、戰爭、邊防、軍事、行政、吏製、刑律、命案、宗廟、陵寢、禮儀、科舉、戶口、田賦、稅收、徭役、農田、水利、海運、漕運、倉儲、風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中外關係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數量，尚無全麵的統計，除詩集外約有兩千餘種，作者一千五百餘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際的宋濂、劉基、胡翰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等。筆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學者居多，也有少數隱士、道家和釋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單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種叢書。
清代無論文集的數量，或所包含的內容，都大大超過前代。據《清史稿·藝文誌》的載錄，共收有別集類書目1685部，總集類書目503部。後來，《清史稿·藝文誌補編》又續收別集類書目2890部，總集類書目354部。上述書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輯軼前代詩文的集子，若將其剔除在外，總計約五千部以上。曾有學者檢索中國各大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書目卡片，共得清人詩文別集目錄約一萬三千餘種。而這還不是最後的數字，因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無法收集在內。至於亡佚散失的集子，則更難以考稽齊全了。
清人文集，從名稱而言，大抵沿襲前世舊稱，叫做集或文集、類集、合集、全集、遺集；也有稱作稿、文稿、類稿、叢稿、存稿和遺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續稿，集有正集、別集的分別。此外，亦有以文錄、文編、文略、遺文等命名的。至於在集、稿、抄、錄等名目之外另出書題的，當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極大多數屬於個人之作。在當時，一些名家碩學之士，固然都要編選集子，許多朝廷顯宦，以及省府州縣等官，甚至連皇帝本人，亦因顯示學問，或附庸風雅，致力於刊刻詩文論說。至於一般窮儒寒學之輩，盡管財短力絀，但也常拚其畢生之力而收輯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內容龐雜不一，類目的劃分與明大體相同，並以奏疏、論說、記敘、序跋、傳誌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類目單一，如隻收其詩作的詩集之類。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數百卷。如乾隆皇帝弘曆的《高宗詩文全集》，共有582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數十卷的集子比較普遍。少者則二三卷或不分卷。當然，除了卷數多寡以外，卷與卷之間的大小，也與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關聯。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選定，而續集、續編或輯佚之類，由後人繼續增補。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曆經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學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後被整理刊刻過五六次。
清人選編眾人之作合為“總集”的風氣也很盛。康熙中魏憲輯《皇清百名家詩》，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孽、魏裔介等91人的詩作；同治二年（1863），李長榮輯《柳堂師友詩錄初編》，則收了160多人的作品；蔡殿齊的《國朝閨閣詩鈔》，專門收錄100名婦女之作；還有如宋犖的《國朝三家文鈔》，是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文字輯在一起。道光時，李祖陶的《國朝文錄》初編，收各類文集四十種，同治間又出續編，再收文集五十種。這些詩文總集，一般隻是把所要收錄的原編集子輯在一起，進行刊刻，做法比較簡單。另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張應昌的《國朝詩鐸》，是從數百種或近千種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選出佳作並加注釋，分時期或類別，編輯成書，需花費較大功夫。類似沈、張兩人以編選各家文章成集者，當推《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最為著名。《切問齋文鈔》，乾隆間由陸耀編輯，共三十卷，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製、刑法、時憲、河防十二門，是一部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好書。後來賀長齡聘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多少也受到該書的影響。
清人的輯佚工作是很出名的，於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詩詞收集起來，編成集子，盡管不能歸人清人文集，但搜求遺文、校刊訓釋相當艱苦，也可算清人在學術上的一大成就。從康熙時候起，由官府倡導陸續編出的《全唐文》、《全唐詩》、《全五代詩》等，都是些費工費時的大部頭書。其他如張金吾輯《金文最》、李調元的《全金詩》、繆荃孫的《遼文存》等，亦頗見功夫。而最足稱道的當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據作者自稱，他曾曆時27年，竭盡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從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而且因為集子中的內容包括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方麵，所以也為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進行曆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
方誌
以地區為主，綜合記錄該地自然和社會方麵有關曆史與現狀的著作。亦稱地誌或地方誌。另外，還有一些專載江河湖海、祠廟寺觀、名勝古跡、水利交通的書籍，亦可歸人其內。方誌的傳統分類法屬於地理門。
中國的方誌，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大體而言：一是綜合全國情況的有總誌和一統誌。二是地區性方誌、省誌，除常稱通誌外，也有稱為總誌、大誌、全誌、省圖經的。府誌。州誌，包括直隸州誌和一般州誌。縣誌，分縣誌、縣丞誌等。廳誌。鄉村鎮誌，包括鎮誌、鄉誌、村誌、場誌、裏誌、坊誌等。鄉土誌。其他有衛誌、所誌、司誌、屯誌、邊關誌、鹽井誌、鹽場誌，以及介於省誌和府誌間的道誌。三是專誌，指山水禪林、寺廟、書院、遊覽勝跡、人物、風土方麵的誌書。
方誌起源很早。《周禮·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誌”的說法。到了西漢和魏晉時期，“方誌”一詞已屢見不鮮。關於最早的方誌書，有人根據《周禮》所載，把早期的諸侯國史與後來的府州縣誌相類比，認為傳說中晉國的《乘》、楚國的《禱杌》以及魯國的《春秋》，已初具雛形。也有人認為方誌導源於古地理書，如《山海經》和《禹貢》，後世撰方誌者多仿效之。方誌和古地圖的關係也很密切，從兩漢到隋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圖經，可見到它們間的淵源關係。
方誌的形式和內容，是在時代的前進中逐步充實完善起來的。大體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方誌尚處於形成階段。當時，無論是體例內容，方誌皆屬地理書，其稱謂亦多為“地誌”、“地記”。其內容主要記敘地區的方域境界、山川物產、風俗民情。但也出現了一些專記物產、山水、道裏、寺廟的專誌。現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較完整內容的方誌書《越絕書》（相傳為東漢袁康所撰），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隋唐兩朝，“地記”日衰，“圖經”盛行，以“誌”、“記”為名的方誌書也發展起來。所謂“圖經”，開始多以圖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經是圖的說明，是圖的附屬物。隋唐時期，“圖經”已以經為主，圖反成為輔了，更加接近於後來所說的方誌的性質。隋朝大業年間，朝廷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唐朝規定，州郡圖經每三年編造一次，後改為五年一次；若州縣有變，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現存的《元和郡縣圖誌》四十卷，成書於唐朝中期，可大致窺見隋唐圖經的內容。該書按地方政區四十鎮分列篇目，每鎮有圖（圖現已亡佚），下載府州縣戶口、沿革、山川、道裏、貢賦等。後來在敦煌石窟出現的《沙州圖經》、《西州圖經》等多種，雖已殘缺不全，但亦可見其所載內容之廣泛。
宋代是中國方誌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宋初編《太平寰宇記》，吸收前代“地誌”、“圖經”的經驗。編人姓氏、人物、風俗等門類，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詞雜事，使以記地為主的方誌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至此方誌書始體例初備，自成一體。宋代的方誌，雖然流傳下來的不多，但據已知書目計算，約有六百多種，超過前麵任何一代。其體例，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可為代表。全書分錄、圖、表、誌、傳五類，每類又有細目，層次清晰。又如範成大《吳郡誌》，將全書分成四十餘目，條理不紊。它們都對後來的修誌者產生深遠影響。
元代的誌書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書的《大元大一統誌》最為著名。全書1300卷，“於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跡、人物、風俗、土產之類，網羅極為完備”。明代修《大明一統誌》，曾以之作為根據。《大元大一統誌》已無全本，今可見者僅剩十數卷。
明代的方誌比較前朝又有發展，數量和種類都有增加。全國有一統誌，各省普遍修總誌或通誌，省以下的府州縣亦各多次修誌。此外還出現了像《延綏鎮誌》、《山海關誌》等邊關誌，以及村鎮誌等等。對於誌書的性質，明人明確提出屬於史的範疇。同時還出現了以正史為體的編撰方式，視方誌為“資治”之書。明代的誌書類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縣誌》124目，李希程的嘉靖《蘭陽縣誌》112目。但也有以簡略見長者，如弘治間康海修《武功縣誌》，共三卷七篇；韓邦清的正德《朝邑縣誌》，內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誌的全盛時期，不但種類全、數量多，在體例和內容方麵也更加充實完備。一批著名的方誌學家直接從事修誌實踐，並在輯佚舊誌和在方誌學理論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清代修誌，從順治年間起就連續不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各代，因編纂或續修一統誌，朝廷曾多次下詔促令各省修誌。雍正時還規定省府州縣等誌書，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廟以及園林勝跡的專誌也很多，還修關津誌、鹽井誌，鄉村鎮裏場坊市裏等誌。自乾隆以後修誌更加興盛，其中尤以江浙兩省為最著。清末，又新出現鄉土誌。
清代誌書的體例，除傳統的門目體、仿正史的紀傳體以外，乾嘉時，章學誠又別創新路。他編《湖北通誌》，將全書分為“通誌”、“掌故”、“文征”和“叢談”幾大部，每部下又分細目，別具一格。嘉慶時，謝啟昆主修《廣西通誌》，曾仔細比較曆代誌書長短得失，舍蕪取精，手訂章目22篇，分別以典、表、略、錄、傳五大門類進行統率，被修誌者奉為楷模。後來光緒時，繆荃孫等編《順天府誌》，也注意體例的創新。
清代著名誌書，通誌有謝啟昆《廣西通誌》、阮元《浙江通誌》和《廣東通誌》，李鴻章《畿輔通誌》、曾國荃《山西通誌》、袁大化《新疆大誌》。府州縣誌有陸隴其《靈壽縣誌》、錢大昕《鄞縣誌》、餘文儀《台灣府誌》、戴東原《汾州府誌》、章學誠《永清縣誌》、洪亮吉《淳化縣誌》和《涇縣誌》、李兆洛《鳳台縣誌》、莫友芝《遵義府誌》、李慈銘《紹興府誌》、繆荃孫《順天府誌》等。鎮村誌中，江蘇甘泉縣邵伯鎮的《甘棠小誌》、浙江吳興縣的《雙林鎮誌》、山東陽穀縣的《張秋鎮誌》和廣東南海縣的《佛山忠義鄉誌》等，亦均稱佳製。還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誌，如師範的《滇係》、劉端臨的《揚州圖經》、劉楚禎的《寶應圖經》、許實華的《海州文獻錄》、吳汝綸的《深州風土記》，都為人們所稱頌。
與清代相比，民國時期方誌的編纂，規模要小得多，體例多數亦沿襲舊誌。不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注意記載農工商業的生產情況，和人們的生活麵貌，還增加了各種統計圖表等等。其中以陳訓正、馬瀛等纂修的《鄞縣通誌》體例最為完備。
綜觀中國方誌發展的曆史，及其所反映的內容，大致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地方性。除全國性的總誌和一統誌外，無論是省誌，或府、州、縣誌，以及各種專誌，無不都是記載一定的地域，反映該地的特點。二是連續性。早在唐代，封建國家就規定，各州郡按時向朝廷編送圖經。到了明清以後，統治者更屢頒修誌詔令，以將新情況、新資料不斷地補充到新修的誌書中去。江蘇常熟縣，在明代的276年間，共修誌7次，幾乎隔40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13次，每隔20年修一次。其他誌書的編修，雖不如常熟縣頻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廣泛性。唐宋以後，每部方誌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內容：如地理門有沿革、疆域、麵積、分野；政治門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門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門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門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等等。在廣泛的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無法見到的資料。四是可靠性。由於地方誌多根據當地檔冊、譜牒、傳誌、碑碣、筆記、信劄等資料編寫，其原則一般是“述而不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資料的原始性。不少誌書還搞了很多實地采訪，所謂“以一鄉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確而論說較詳”，顯示了“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優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實性也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國曆代編纂的方誌，雖然數量龐大，但因各種緣故，損毀流失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統計，元代前，留有書名而亡佚的方誌有兩千多種。明代方誌應不少於3000種，現存隻千餘種。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誌書（不包括山水祠廟等專誌），約8500多種，其中清代最多，共6000多種，10萬餘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國時期，各約有千種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過幾十種。上述現存方誌，從地區考察，超過500種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廣東、山西、湖南、陝西，各超過四百種；安徽、福建、湖北超過300種；修誌時間較晚的一些邊遠省區，如寧夏、青海、西藏、內蒙古等，也各有幾十種。誌書的種類中，最多的是府州縣誌，有6600多種；以下是鄉土誌500餘種；鄉村鎮誌300多種；省誌100多種，等等。以上方誌書，除分藏國內各圖書館外，在國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於私家的。
叢書
又稱“叢刊”、“叢刻”、“匯刻書”，即匯輯多種零星單本而冠以總名，並賴此保存了許多容易散佚的古籍。叢書由唐代的類書演變而成。宋代朱勝非《紺珠集》和俞鼎孫《儒學警悟》、左圭《百川學海》開創叢書之體，故為叢書之祖。自宋叢書流行以後，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叢書外，明人匯編叢書日繁。如何鏜《漢魏叢書》一百種、程榮《漢魏叢書》38種、商維濬《稗海》、李拭《曆代小史》、薑南《蓉塘雜著》、佚名《說纂》、陽山顧氏《文房小說》、陳繼儒《寶顏堂秘笈》、胡文煥《格致叢書》、鍾人傑《唐宋叢書》等。
明代刊刻叢書可分兩類：一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學海》；二為重編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說郛》。《百川學海》雖止百種，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吳永《續百川學海》120種、馮可賓《廣百川學海》130種；有效法《百川學海》，廣集眾說，蔚為一集；或容納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騖博，闡微彰幽。如鄭梓《明世學山》、高鳴鳳《今獻匯言》、王文祿《百陵學山》、吳琯《古今逸史》、周子義《子匯》、胡文煥《格致叢書》、周履靖《夷門廣牘》、沈節甫《紀錄匯編》、樊維城《鹽邑誌林》等書。《說郛》百卷，取經史傳紀、百氏雜記之書，僅采錄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餘家，共數萬條，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間校刊《說郛》120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編120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錯誤較多。明末清初，江南書坊懾於陶氏之名，徑取《說郛》舊版，裁取數種，分類重編。改易名目，如《錦囊小史》、《水邊林下》、《群芳清玩》等書；甚至有托名時流，廣立名目，取《說郛》舊版，另鐫圖畫數頁，置諸卷端，如托名陳繼儒等《八公遊戲叢讀》、屠本畯《山林經濟籍》。
三代遺書，漢唐子集，原書罕見，經明人刊刻，賴以得存。然明人刻書，喜妄立名目，臆改卷第，刪改文字，自立標題。明末藏書家毛晉校刻《津逮秘書》，力革其弊，匯輯宋、元舊帙，據胡震亨所輯《秘冊匯說》重為刊成，141種，頗存古籍，所采漢唐著述，首尾完備，實較《說郛》諸書完善。
唐代陸龜蒙筆記《笠澤叢書》，雖有叢書之名，卻無叢書之實；宋代叢書，則有實無名。明代叢書，出現名實兼備趨向。對以後匯編叢書深有影響。清代取擇較嚴，人集必取完書，注意校讎，刊刻精良。匯編明人著作的專刊有佚名《明季野史匯編》、葉騰驤《崇禎叢書》、馮夢龍《甲申紀事》、陳湖逸士《荊駝逸史》等；包括明人著作的有曹溶《學海類編》、乾隆間修《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張潮《昭代叢書》、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張海鵬《借月山房匯鈔》、顧沅《賜硯堂叢書》、伍元薇、伍崇曜《嶺南遺書》、黃秩模《遜敏堂叢書》、伍崇曜《粵雅堂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顧湘《小石山房叢書》、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李錫齡《惜陰軒叢書》、丁丙《武林掌故叢編》、蔡爾康《玉叢談》、上海《申報館叢書》等。辛亥革命以後，近代刊印叢書之業興起，有大量輯錄明人著作的叢書，如鄧實、繆荃孫《古學叢刊》，鄧實《國粹叢書》和《風雨樓叢書》，孫毓修《痛史》，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叢書集成》，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孫毓修《涵芬樓秘笈》，張壽鏞《四明叢書》，鄭振鐸《玄覽堂叢書》和《明季史料小叢書》，程演生等人《中國內亂外患曆史叢書》等。近年台灣省出版叢書，有專刊明人著作，如沈雲龍《明人文集叢刊》、屈萬裏《明代史籍匯刊》、台灣省圖書館《明代藝術家詩文集》和《明代藝術家集匯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筆記叢書》和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也都輯錄了明人的重要著作。
筆記
意謂隨筆記錄之言，屬野史類的一種史學體裁。有隨筆、筆談、雜識、日記、劄記等異名。正式把筆記用於書名的始於北宋的宋祁，著有《筆記》三卷。筆記形式隨便，又無確定格式，諸如見聞雜錄、考訂辨證之類，皆可歸人。其起源頗早，早期的筆記常被納歸“小說”一類，班固作《漢書》，在《藝文誌》中列小說15家，1380篇，凡“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均稱小說。明人胡應麟又將其分為“誌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等六類。班胡二氏所稱小說，很大部分均屬筆記範疇。筆記作為一種專門體裁的書籍，起始於魏晉，經過唐宋時期的充實發展，到了明清兩代，更加風靡興盛。
筆記除常以叢談、雜記、筆錄、瑣言、隨筆、漫抄、見聞錄、筆談等命名外，亦有用載、編、史、乘、論、考、辨等署題。筆記依其所載內容，大體可分作：鬼神仙怪、曆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等類別。
鬼神仙怪類筆記在魏晉時期就十分盛行，是當時筆記的主流。著稱者有張華《博物誌》和幹寶《搜神記》。以後如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宋代徐鉉《稽神錄》、洪邁《夷堅誌》，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等，均屬此類。
曆史掌故類筆記主要記錄掌故遺事、民情風俗、人物軼聞和山川景物等等。著名的有唐劉《隋唐嘉話》、李肇《唐國史補》、趙磷《因話錄》，宋司馬光《涑水記聞》、歐陽修《歸田錄》、吳自牧《夢梁錄》，元王惲《玉堂嘉話》、陶宗儀《輟耕錄》，明陸容《菽園雜記》、郎瑛《七修類稿》、朱國楨《湧幢小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和清劉獻廷《廣陽雜記》、王土禕禛《池北偶談》、李鬥《揚州畫舫錄》、戴璐《藤陽雜記》、昭褳《嘯亭雜錄》等。
考據辨證類筆記唐代始獨樹一幟，並有所發展。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蘇鶚《蘇氏演義》和李匡義的《資暇錄》是其代表。以後宋代有沈括的《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到了清代，自顧炎武撰《日知錄》，至乾隆嘉慶間，考據之學大盛，此類筆記更加增多。趙翼《陔餘叢考》、王鳴盛《蛾術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俞正燮《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均是其佼佼者。
筆記所載，雖多是些瑣碎片斷，但因有聞即記，較官修史籍往往生動真切，其中不少資料還為正史所不載。筆記的最大問題是記錄了一些傳聞不確、考訂不嚴的東西。另外如互相抄襲，津津樂道於荒誕無稽的奇事軼聞，著力宣揚封建迷信等等，也隨處可見。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係較為完整的文字。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學家王懿榮認識並高價購藏。此後十年間先後搜購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劉鶚、羅振玉及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金璋，日本人林泰輔，加拿大人明義士等，共得甲骨數萬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有計劃地進行殷墟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約二萬五千片。以後殷墟仍不斷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四千餘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中還檢到有字甲骨兩片；自1954年始，又先後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陝西豐鎬、周原遺址、岐山風雛出土西周時期有字甲骨約300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發現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15萬片以上，分別藏於中國大陸、台灣省和港澳地區，以及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俄羅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家，韓國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錄出版，早期的有劉鶚的《鐵雲藏龜》、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和《殷虛書契後編》、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後又有董作賓的《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胡厚宣的《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等。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十幾萬片甲骨材料進行係統的科學整理，廣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資料，分期分類，共收甲骨約四萬片，編為十三冊，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係統的資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書。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等國所藏的甲骨，也已著錄成書，分別發表。
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聲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從語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句子形式、結構序位也與後代語法基本一致。
由於商王幾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從甲骨文中有關商代階級和國家的資料可知，商代的奴隸和平民由眾、芻、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組成，奴隸主和貴族有先公先王和他們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級官吏則有臣、尹、史、犬、亞、馬、射和侯、伯等；軍隊有師、旅等；刑罰有羍、刖、劓、伐、等，並設置了監獄“墳”。甲骨文中也記載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狀況，對於解決商代社會性質有直接關係。商王朝經常對外發動戰爭，被征服的方國對商王朝稱臣納貢，甲骨文中常見氏（致）來、人馬牛羊象龜等記載。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社會生產的內容很豐富。在農業方麵，有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記載，還有各種農作物如黍、稷、麥、耒、稻等的名稱。商王關心農業收成的豐歉及風雨、降暵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常見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業方麵，馬、牛、羊、雞、犬、
中國史學發展的曆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
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史記》書影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誌。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曆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曆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曆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製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誌》、《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司馬遷像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曆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誌》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曆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誌》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司馬遷祠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誌》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製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司馬遷墓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誌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誌》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麵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係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麵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製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曆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曆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曆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班固像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隻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曆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製，遇弊則變”。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製通史。
鄭樵所撰《通誌》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製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製，而不涉時政。因以匯集考核典製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匯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製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誌。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
司馬光像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曆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即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隻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資治通鑒》書影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曆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誌等。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誌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資治通鑒》內麵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曆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誌》、《大金國誌》、《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麵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讚主張經史相為表裏，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曆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曆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隻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製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製。
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曆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曆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誌》、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製，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裏去。乾嘉時期，曆史撰述與評論、曆史文獻學等方麵，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禮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曆史考據的最高水平，《禮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資治通鑒》手稿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曆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製。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誌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麵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麵對封建製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誌》等著作，總結中外曆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為、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為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曆史必變的思想尤為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曆史進化觀，即《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曆史證明革命是曆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準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曆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於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衝擊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人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借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跡。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嚴複、黃遵憲、梁啟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啟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於“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為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啟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曆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
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名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
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
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於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
這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鬆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啟超晚年致力於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啟超的學風失於淺嚐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曆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惟物史觀，認為“曆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
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胡繩等，運用惟物史觀，對種種惟心史觀如“民生史觀”及“意誌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曆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曆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曆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曆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曆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搜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曆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學方麵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曆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麵貌出現；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曆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曆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麵，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曆史刊物，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麵，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麵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麵，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麵，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麵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辟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曆史文獻學方麵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曆史文獻學方麵，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麵的專著。《通鑒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托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循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曆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麵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作。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空白。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麵，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麵，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惟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麵，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範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讚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係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曆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麵，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幹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麵，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麵，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係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曆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曆史惟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曆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幹擾，中國曆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鑒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簡冊
簡是中國古代用於書寫的狹長竹木片。若幹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古書裏往往把“冊”寫作同音字“策”。在植物纖維紙流行以前，簡冊是主要的書寫材料。
《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裏有“冊”字，作等形，豎畫代表簡，或代表纏在簡上的編繩，可見至遲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經有簡冊了。商代人是否已經把帛用作書寫材料，現在還不清楚。周、秦、漢各代都是簡、帛並用的。但帛的價值高，遠不如簡冊使用得普遍。東漢中期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以後，紙開始成為重要的書寫材料。但是紙的普及有一個過程。在魏晉時代，雖然私家已經越來越普遍地使用紙，官府文書仍多用簡冊。到了南北朝時代，簡冊才基本絕跡。
考古發現的簡冊實物中，最古的是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戰國初期簡，數量最多的是漢簡。此外，魏晉簡、秦簡和戰國時代的楚簡也都有發現。
簡的寬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長度往往視用途而異。例如在漢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長的簡（當時的一尺大約相當於23厘米左右），重要的儒家經典用二尺四寸簡，最常用的簡長一尺，此外還有二尺、一尺二寸、一尺一寸和短於一尺的簡。木簡古代多稱為劄；簡最初可能是竹簡的專稱，後來兼指木劄。簡冊通常用絲繩或麻繩編連，以編兩道或三道為最常見。一般先把簡編成冊，然後再書寫。每冊的簡數不一，主要取決於書寫的內容以及攜帶、閱讀是否方便。收藏簡冊時，以末簡為軸卷成一卷，講究的還在外麵加書囊。考古發現的簡冊，年代久遠，編繩幾乎都已朽斷。隻有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由於當地氣候幹燥，有極少數還保持著編連成冊的原貌。例如1930年發現的居延漢簡中就有一冊由77枚木簡編成的永元兵物簿。
簡一般隻寫一行字。可以寫幾行字的寬木板稱為“方”或“牘”。書信往往寫在一尺長的木牘上，所以有“尺牘”之名。漢代還有比一般的簡稍寬，通常寫兩行字的簡，稱做“兩行”。
簡牘的書寫，用毛筆和墨。古書中提到“漆書”，但是在考古發掘中還沒有發現過漆書的簡冊。刪改簡上的文字要用書刀，因此古人常以“刀、筆”並提。過去有人據此認為古人在簡上用刀刻字，則是誤解。
家譜
記載一個家族世係及有關事跡的書籍。家譜的起始與氏族門閥製度有重要關係。自魏晉以後，譜牒之學大盛，一些士族門宦都以此互為誇耀。鄭樵《通誌·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係。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係”，“所以人尚譜係之學，家藏譜係之書。”據統計，《三國誌》裴注中所引譜牒便有十餘種。魏晉時賈弼曾廣集群族18州116郡族譜，共712卷。但隋唐及其以前的譜牒早已亡佚殆盡，宋元及明代的家譜也所存寥寥。現在能見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家譜。
家譜的名稱很多，大唐以前多稱家譜、家傳，也有叫家牒、世傳和譜的，宋代又有宗譜或族譜之謂。到了明代，特別是清代以後，名稱更多，如宗譜、世譜、世牒、家譜、家乘、家記、家誌、譜錄、譜略、大宗譜、瓜瓞譜等。有的家譜按照纂修時序，更標明初譜、老譜、新譜、近譜、續譜。至於合同姓數族為一編的往往稱通譜、統譜、全譜、會譜、大同宗譜。支譜、分譜、房譜或近譜，則限於一房一派，範圍要小得多。此外，還有像清朝皇帝愛新覺羅氏的家譜，叫做《玉牒》和《星源集慶》。
明清以來的家譜，其格式均沿襲於宋代，以蘇洵所創體例為本。每部家譜大體多由譜係、朝廷恩榮、祠宇、家墓、傳誌、藝文等幾方麵組成。譜係是家譜最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係譜表、移住始末等。朝廷恩榮對凡科舉中式、受命製誥，或“忠義”耆老以及節婦烈女等人物，一一加以載錄。祠宇類記載祠堂及有關族規、家訓、族產、義莊、義田等。家墓則指明該族祖先墳墓所在。傳誌和藝文收錄族人行狀、墓誌銘、傳讚及其有關詩文等著述。家譜中還往往配以圖表，如世係圖、世係表、祖先像、家廟圖、義莊圖、墳墓圖等等。
從明清兩代情況看，不論著姓大族，或是支係旁派，幾乎每地每一姓氏都要修造家譜，甚至連一些少數民族如回族，以及滿族顯貴、蒙古名門等，也紛紛修譜。中國向有“三十年為一世”的說法，故家譜多規定30年重修一次，也有超過30年或不足30年的。這些，均使家譜不僅有其地區廣的特點，而且在時間上有它的延續性。
現存的家譜無確切數字可考。藏於國內外圖書館的估計約在萬種以上，此外還有不少散於私家手中。在國外，收藏最豐的是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已有萬餘種（其中相當部分是20世紀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在台灣搜集的家譜表）。上述家譜，從纂修時間考察，保存最多的是清代，約有數千種至萬種；其次是民國，亦超過千種；明代以前則不滿百種。從地區看，北方遠不如南方。南方所存家譜數目尤以江蘇、浙江最為突出，約占現存譜數的一半多，中國修譜的做法，也傳到朝鮮、越南和當時的琉球，現在中外圖書館，往往藏有這些國家的家譜。
譜牒之學是曆史學的邊緣學科，現存的大量家譜為史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並對社會學、民俗學、人文地理和遺傳學，有重要參考價值。
文集
人物詩文作品的匯編，有楚辭、詩文評論、詞曲、總集、別集之分。楚辭是匯編、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賦的文集，詩文評論為文學評論之書；詞曲是專門收集詞曲，匯編而成。總集是輯錄不同作者的詩文，匯編成集；別集是將一人之多種文體作品，匯編結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由其子孫或門人輯錄編成。總集和別集構成文集的主體，其中別集數量尤多。
先秦的《詩經》及諸子之書，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點，但因前者被奉為五經之一，後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辭遂被視為文集之始。其他各類文集，按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為：別集、總集、詩文評論、詞曲。西漢王逸，撰《楚辭章句》十七卷，開創楚辭這一類別。別集出現於東漢，為後人追題的《荀況諸集》，集的名稱的正式產生，是南齊張融撰寫的《玉海集》。總集的最初代表作為西晉摯虞所編的《流別》，其書已佚，但在《藝文類聚》中仍保留摯虞著書之論。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現存的最早的一部總集。詩文評論於曹魏初年體裁漸成，因曹丕的《典論》已佚，故學者將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定為詩文評論的創始作。詞曲類則大體形成於宋詞出現以後。
今天所能見到的文集，絕大多數為明清時期所編錄。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傳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極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以總集為例，有梁蕭統的《文選》、陳徐陵的《玉台新詠》、宋李昉的《文苑英華》、宋郭茂清的《樂府詩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體類別多種多樣，主要是詩、文、書牘、奏對等，包括有：奏疏、諫阻、論說、公牘、書啟、序跋、策問、詔令、傳記、行狀、行述、年譜、箴、銘、筆記、日記、墓誌銘、神道碑、哀辭、祭文、讚頌、賀、表、雜著、揭帖、史論、史評、注釋、考證、經筵講章、語錄、辭賦等。其內容豐富，諸如國家政治、典章製度、戰爭、邊防、軍事、行政、吏製、刑律、命案、宗廟、陵寢、禮儀、科舉、戶口、田賦、稅收、徭役、農田、水利、海運、漕運、倉儲、風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中外關係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數量，尚無全麵的統計，除詩集外約有兩千餘種，作者一千五百餘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際的宋濂、劉基、胡翰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等。筆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學者居多，也有少數隱士、道家和釋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單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種叢書。
清代無論文集的數量，或所包含的內容，都大大超過前代。據《清史稿·藝文誌》的載錄，共收有別集類書目1685部，總集類書目503部。後來，《清史稿·藝文誌補編》又續收別集類書目2890部，總集類書目354部。上述書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輯軼前代詩文的集子，若將其剔除在外，總計約五千部以上。曾有學者檢索中國各大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書目卡片，共得清人詩文別集目錄約一萬三千餘種。而這還不是最後的數字，因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無法收集在內。至於亡佚散失的集子，則更難以考稽齊全了。
清人文集，從名稱而言，大抵沿襲前世舊稱，叫做集或文集、類集、合集、全集、遺集；也有稱作稿、文稿、類稿、叢稿、存稿和遺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續稿，集有正集、別集的分別。此外，亦有以文錄、文編、文略、遺文等命名的。至於在集、稿、抄、錄等名目之外另出書題的，當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極大多數屬於個人之作。在當時，一些名家碩學之士，固然都要編選集子，許多朝廷顯宦，以及省府州縣等官，甚至連皇帝本人，亦因顯示學問，或附庸風雅，致力於刊刻詩文論說。至於一般窮儒寒學之輩，盡管財短力絀，但也常拚其畢生之力而收輯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內容龐雜不一，類目的劃分與明大體相同，並以奏疏、論說、記敘、序跋、傳誌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類目單一，如隻收其詩作的詩集之類。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數百卷。如乾隆皇帝弘曆的《高宗詩文全集》，共有582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數十卷的集子比較普遍。少者則二三卷或不分卷。當然，除了卷數多寡以外，卷與卷之間的大小，也與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關聯。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選定，而續集、續編或輯佚之類，由後人繼續增補。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曆經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學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後被整理刊刻過五六次。
清人選編眾人之作合為“總集”的風氣也很盛。康熙中魏憲輯《皇清百名家詩》，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孽、魏裔介等91人的詩作；同治二年（1863），李長榮輯《柳堂師友詩錄初編》，則收了160多人的作品；蔡殿齊的《國朝閨閣詩鈔》，專門收錄100名婦女之作；還有如宋犖的《國朝三家文鈔》，是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文字輯在一起。道光時，李祖陶的《國朝文錄》初編，收各類文集四十種，同治間又出續編，再收文集五十種。這些詩文總集，一般隻是把所要收錄的原編集子輯在一起，進行刊刻，做法比較簡單。另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張應昌的《國朝詩鐸》，是從數百種或近千種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選出佳作並加注釋，分時期或類別，編輯成書，需花費較大功夫。類似沈、張兩人以編選各家文章成集者，當推《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最為著名。《切問齋文鈔》，乾隆間由陸耀編輯，共三十卷，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製、刑法、時憲、河防十二門，是一部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好書。後來賀長齡聘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多少也受到該書的影響。
清人的輯佚工作是很出名的，於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詩詞收集起來，編成集子，盡管不能歸人清人文集，但搜求遺文、校刊訓釋相當艱苦，也可算清人在學術上的一大成就。從康熙時候起，由官府倡導陸續編出的《全唐文》、《全唐詩》、《全五代詩》等，都是些費工費時的大部頭書。其他如張金吾輯《金文最》、李調元的《全金詩》、繆荃孫的《遼文存》等，亦頗見功夫。而最足稱道的當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據作者自稱，他曾曆時27年，竭盡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從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而且因為集子中的內容包括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方麵，所以也為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進行曆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
方誌
以地區為主，綜合記錄該地自然和社會方麵有關曆史與現狀的著作。亦稱地誌或地方誌。另外，還有一些專載江河湖海、祠廟寺觀、名勝古跡、水利交通的書籍，亦可歸人其內。方誌的傳統分類法屬於地理門。
中國的方誌，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大體而言：一是綜合全國情況的有總誌和一統誌。二是地區性方誌、省誌，除常稱通誌外，也有稱為總誌、大誌、全誌、省圖經的。府誌。州誌，包括直隸州誌和一般州誌。縣誌，分縣誌、縣丞誌等。廳誌。鄉村鎮誌，包括鎮誌、鄉誌、村誌、場誌、裏誌、坊誌等。鄉土誌。其他有衛誌、所誌、司誌、屯誌、邊關誌、鹽井誌、鹽場誌，以及介於省誌和府誌間的道誌。三是專誌，指山水禪林、寺廟、書院、遊覽勝跡、人物、風土方麵的誌書。
方誌起源很早。《周禮·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誌”的說法。到了西漢和魏晉時期，“方誌”一詞已屢見不鮮。關於最早的方誌書，有人根據《周禮》所載，把早期的諸侯國史與後來的府州縣誌相類比，認為傳說中晉國的《乘》、楚國的《禱杌》以及魯國的《春秋》，已初具雛形。也有人認為方誌導源於古地理書，如《山海經》和《禹貢》，後世撰方誌者多仿效之。方誌和古地圖的關係也很密切，從兩漢到隋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圖經，可見到它們間的淵源關係。
方誌的形式和內容，是在時代的前進中逐步充實完善起來的。大體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方誌尚處於形成階段。當時，無論是體例內容，方誌皆屬地理書，其稱謂亦多為“地誌”、“地記”。其內容主要記敘地區的方域境界、山川物產、風俗民情。但也出現了一些專記物產、山水、道裏、寺廟的專誌。現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較完整內容的方誌書《越絕書》（相傳為東漢袁康所撰），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隋唐兩朝，“地記”日衰，“圖經”盛行，以“誌”、“記”為名的方誌書也發展起來。所謂“圖經”，開始多以圖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經是圖的說明，是圖的附屬物。隋唐時期，“圖經”已以經為主，圖反成為輔了，更加接近於後來所說的方誌的性質。隋朝大業年間，朝廷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唐朝規定，州郡圖經每三年編造一次，後改為五年一次；若州縣有變，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現存的《元和郡縣圖誌》四十卷，成書於唐朝中期，可大致窺見隋唐圖經的內容。該書按地方政區四十鎮分列篇目，每鎮有圖（圖現已亡佚），下載府州縣戶口、沿革、山川、道裏、貢賦等。後來在敦煌石窟出現的《沙州圖經》、《西州圖經》等多種，雖已殘缺不全，但亦可見其所載內容之廣泛。
宋代是中國方誌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宋初編《太平寰宇記》，吸收前代“地誌”、“圖經”的經驗。編人姓氏、人物、風俗等門類，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詞雜事，使以記地為主的方誌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至此方誌書始體例初備，自成一體。宋代的方誌，雖然流傳下來的不多，但據已知書目計算，約有六百多種，超過前麵任何一代。其體例，周應合《景定建康誌》可為代表。全書分錄、圖、表、誌、傳五類，每類又有細目，層次清晰。又如範成大《吳郡誌》，將全書分成四十餘目，條理不紊。它們都對後來的修誌者產生深遠影響。
元代的誌書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書的《大元大一統誌》最為著名。全書1300卷，“於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跡、人物、風俗、土產之類，網羅極為完備”。明代修《大明一統誌》，曾以之作為根據。《大元大一統誌》已無全本，今可見者僅剩十數卷。
明代的方誌比較前朝又有發展，數量和種類都有增加。全國有一統誌，各省普遍修總誌或通誌，省以下的府州縣亦各多次修誌。此外還出現了像《延綏鎮誌》、《山海關誌》等邊關誌，以及村鎮誌等等。對於誌書的性質，明人明確提出屬於史的範疇。同時還出現了以正史為體的編撰方式，視方誌為“資治”之書。明代的誌書類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縣誌》124目，李希程的嘉靖《蘭陽縣誌》112目。但也有以簡略見長者，如弘治間康海修《武功縣誌》，共三卷七篇；韓邦清的正德《朝邑縣誌》，內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誌的全盛時期，不但種類全、數量多，在體例和內容方麵也更加充實完備。一批著名的方誌學家直接從事修誌實踐，並在輯佚舊誌和在方誌學理論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清代修誌，從順治年間起就連續不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各代，因編纂或續修一統誌，朝廷曾多次下詔促令各省修誌。雍正時還規定省府州縣等誌書，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廟以及園林勝跡的專誌也很多，還修關津誌、鹽井誌，鄉村鎮裏場坊市裏等誌。自乾隆以後修誌更加興盛，其中尤以江浙兩省為最著。清末，又新出現鄉土誌。
清代誌書的體例，除傳統的門目體、仿正史的紀傳體以外，乾嘉時，章學誠又別創新路。他編《湖北通誌》，將全書分為“通誌”、“掌故”、“文征”和“叢談”幾大部，每部下又分細目，別具一格。嘉慶時，謝啟昆主修《廣西通誌》，曾仔細比較曆代誌書長短得失，舍蕪取精，手訂章目22篇，分別以典、表、略、錄、傳五大門類進行統率，被修誌者奉為楷模。後來光緒時，繆荃孫等編《順天府誌》，也注意體例的創新。
清代著名誌書，通誌有謝啟昆《廣西通誌》、阮元《浙江通誌》和《廣東通誌》，李鴻章《畿輔通誌》、曾國荃《山西通誌》、袁大化《新疆大誌》。府州縣誌有陸隴其《靈壽縣誌》、錢大昕《鄞縣誌》、餘文儀《台灣府誌》、戴東原《汾州府誌》、章學誠《永清縣誌》、洪亮吉《淳化縣誌》和《涇縣誌》、李兆洛《鳳台縣誌》、莫友芝《遵義府誌》、李慈銘《紹興府誌》、繆荃孫《順天府誌》等。鎮村誌中，江蘇甘泉縣邵伯鎮的《甘棠小誌》、浙江吳興縣的《雙林鎮誌》、山東陽穀縣的《張秋鎮誌》和廣東南海縣的《佛山忠義鄉誌》等，亦均稱佳製。還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誌，如師範的《滇係》、劉端臨的《揚州圖經》、劉楚禎的《寶應圖經》、許實華的《海州文獻錄》、吳汝綸的《深州風土記》，都為人們所稱頌。
與清代相比，民國時期方誌的編纂，規模要小得多，體例多數亦沿襲舊誌。不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注意記載農工商業的生產情況，和人們的生活麵貌，還增加了各種統計圖表等等。其中以陳訓正、馬瀛等纂修的《鄞縣通誌》體例最為完備。
綜觀中國方誌發展的曆史，及其所反映的內容，大致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地方性。除全國性的總誌和一統誌外，無論是省誌，或府、州、縣誌，以及各種專誌，無不都是記載一定的地域，反映該地的特點。二是連續性。早在唐代，封建國家就規定，各州郡按時向朝廷編送圖經。到了明清以後，統治者更屢頒修誌詔令，以將新情況、新資料不斷地補充到新修的誌書中去。江蘇常熟縣，在明代的276年間，共修誌7次，幾乎隔40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13次，每隔20年修一次。其他誌書的編修，雖不如常熟縣頻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廣泛性。唐宋以後，每部方誌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內容：如地理門有沿革、疆域、麵積、分野；政治門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門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門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門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等等。在廣泛的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無法見到的資料。四是可靠性。由於地方誌多根據當地檔冊、譜牒、傳誌、碑碣、筆記、信劄等資料編寫，其原則一般是“述而不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資料的原始性。不少誌書還搞了很多實地采訪，所謂“以一鄉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確而論說較詳”，顯示了“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優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實性也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國曆代編纂的方誌，雖然數量龐大，但因各種緣故，損毀流失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統計，元代前，留有書名而亡佚的方誌有兩千多種。明代方誌應不少於3000種，現存隻千餘種。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誌書（不包括山水祠廟等專誌），約8500多種，其中清代最多，共6000多種，10萬餘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國時期，各約有千種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過幾十種。上述現存方誌，從地區考察，超過500種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廣東、山西、湖南、陝西，各超過四百種；安徽、福建、湖北超過300種；修誌時間較晚的一些邊遠省區，如寧夏、青海、西藏、內蒙古等，也各有幾十種。誌書的種類中，最多的是府州縣誌，有6600多種；以下是鄉土誌500餘種；鄉村鎮誌300多種；省誌100多種，等等。以上方誌書，除分藏國內各圖書館外，在國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於私家的。
叢書
又稱“叢刊”、“叢刻”、“匯刻書”，即匯輯多種零星單本而冠以總名，並賴此保存了許多容易散佚的古籍。叢書由唐代的類書演變而成。宋代朱勝非《紺珠集》和俞鼎孫《儒學警悟》、左圭《百川學海》開創叢書之體，故為叢書之祖。自宋叢書流行以後，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叢書外，明人匯編叢書日繁。如何鏜《漢魏叢書》一百種、程榮《漢魏叢書》38種、商維濬《稗海》、李拭《曆代小史》、薑南《蓉塘雜著》、佚名《說纂》、陽山顧氏《文房小說》、陳繼儒《寶顏堂秘笈》、胡文煥《格致叢書》、鍾人傑《唐宋叢書》等。
明代刊刻叢書可分兩類：一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學海》；二為重編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說郛》。《百川學海》雖止百種，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吳永《續百川學海》120種、馮可賓《廣百川學海》130種；有效法《百川學海》，廣集眾說，蔚為一集；或容納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騖博，闡微彰幽。如鄭梓《明世學山》、高鳴鳳《今獻匯言》、王文祿《百陵學山》、吳琯《古今逸史》、周子義《子匯》、胡文煥《格致叢書》、周履靖《夷門廣牘》、沈節甫《紀錄匯編》、樊維城《鹽邑誌林》等書。《說郛》百卷，取經史傳紀、百氏雜記之書，僅采錄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餘家，共數萬條，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間校刊《說郛》120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編120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錯誤較多。明末清初，江南書坊懾於陶氏之名，徑取《說郛》舊版，裁取數種，分類重編。改易名目，如《錦囊小史》、《水邊林下》、《群芳清玩》等書；甚至有托名時流，廣立名目，取《說郛》舊版，另鐫圖畫數頁，置諸卷端，如托名陳繼儒等《八公遊戲叢讀》、屠本畯《山林經濟籍》。
三代遺書，漢唐子集，原書罕見，經明人刊刻，賴以得存。然明人刻書，喜妄立名目，臆改卷第，刪改文字，自立標題。明末藏書家毛晉校刻《津逮秘書》，力革其弊，匯輯宋、元舊帙，據胡震亨所輯《秘冊匯說》重為刊成，141種，頗存古籍，所采漢唐著述，首尾完備，實較《說郛》諸書完善。
唐代陸龜蒙筆記《笠澤叢書》，雖有叢書之名，卻無叢書之實；宋代叢書，則有實無名。明代叢書，出現名實兼備趨向。對以後匯編叢書深有影響。清代取擇較嚴，人集必取完書，注意校讎，刊刻精良。匯編明人著作的專刊有佚名《明季野史匯編》、葉騰驤《崇禎叢書》、馮夢龍《甲申紀事》、陳湖逸士《荊駝逸史》等；包括明人著作的有曹溶《學海類編》、乾隆間修《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張潮《昭代叢書》、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張海鵬《借月山房匯鈔》、顧沅《賜硯堂叢書》、伍元薇、伍崇曜《嶺南遺書》、黃秩模《遜敏堂叢書》、伍崇曜《粵雅堂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顧湘《小石山房叢書》、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李錫齡《惜陰軒叢書》、丁丙《武林掌故叢編》、蔡爾康《玉叢談》、上海《申報館叢書》等。辛亥革命以後，近代刊印叢書之業興起，有大量輯錄明人著作的叢書，如鄧實、繆荃孫《古學叢刊》，鄧實《國粹叢書》和《風雨樓叢書》，孫毓修《痛史》，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叢書集成》，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孫毓修《涵芬樓秘笈》，張壽鏞《四明叢書》，鄭振鐸《玄覽堂叢書》和《明季史料小叢書》，程演生等人《中國內亂外患曆史叢書》等。近年台灣省出版叢書，有專刊明人著作，如沈雲龍《明人文集叢刊》、屈萬裏《明代史籍匯刊》、台灣省圖書館《明代藝術家詩文集》和《明代藝術家集匯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筆記叢書》和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也都輯錄了明人的重要著作。
筆記
意謂隨筆記錄之言，屬野史類的一種史學體裁。有隨筆、筆談、雜識、日記、劄記等異名。正式把筆記用於書名的始於北宋的宋祁，著有《筆記》三卷。筆記形式隨便，又無確定格式，諸如見聞雜錄、考訂辨證之類，皆可歸人。其起源頗早，早期的筆記常被納歸“小說”一類，班固作《漢書》，在《藝文誌》中列小說15家，1380篇，凡“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均稱小說。明人胡應麟又將其分為“誌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等六類。班胡二氏所稱小說，很大部分均屬筆記範疇。筆記作為一種專門體裁的書籍，起始於魏晉，經過唐宋時期的充實發展，到了明清兩代，更加風靡興盛。
筆記除常以叢談、雜記、筆錄、瑣言、隨筆、漫抄、見聞錄、筆談等命名外，亦有用載、編、史、乘、論、考、辨等署題。筆記依其所載內容，大體可分作：鬼神仙怪、曆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等類別。
鬼神仙怪類筆記在魏晉時期就十分盛行，是當時筆記的主流。著稱者有張華《博物誌》和幹寶《搜神記》。以後如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宋代徐鉉《稽神錄》、洪邁《夷堅誌》，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等，均屬此類。
曆史掌故類筆記主要記錄掌故遺事、民情風俗、人物軼聞和山川景物等等。著名的有唐劉《隋唐嘉話》、李肇《唐國史補》、趙磷《因話錄》，宋司馬光《涑水記聞》、歐陽修《歸田錄》、吳自牧《夢梁錄》，元王惲《玉堂嘉話》、陶宗儀《輟耕錄》，明陸容《菽園雜記》、郎瑛《七修類稿》、朱國楨《湧幢小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和清劉獻廷《廣陽雜記》、王土禕禛《池北偶談》、李鬥《揚州畫舫錄》、戴璐《藤陽雜記》、昭褳《嘯亭雜錄》等。
考據辨證類筆記唐代始獨樹一幟，並有所發展。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蘇鶚《蘇氏演義》和李匡義的《資暇錄》是其代表。以後宋代有沈括的《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到了清代，自顧炎武撰《日知錄》，至乾隆嘉慶間，考據之學大盛，此類筆記更加增多。趙翼《陔餘叢考》、王鳴盛《蛾術篇》、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俞正燮《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均是其佼佼者。
筆記所載，雖多是些瑣碎片斷，但因有聞即記，較官修史籍往往生動真切，其中不少資料還為正史所不載。筆記的最大問題是記錄了一些傳聞不確、考訂不嚴的東西。另外如互相抄襲，津津樂道於荒誕無稽的奇事軼聞，著力宣揚封建迷信等等，也隨處可見。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係較為完整的文字。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學家王懿榮認識並高價購藏。此後十年間先後搜購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劉鶚、羅振玉及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金璋，日本人林泰輔，加拿大人明義士等，共得甲骨數萬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有計劃地進行殷墟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約二萬五千片。以後殷墟仍不斷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四千餘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中還檢到有字甲骨兩片；自1954年始，又先後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陝西豐鎬、周原遺址、岐山風雛出土西周時期有字甲骨約300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發現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15萬片以上，分別藏於中國大陸、台灣省和港澳地區，以及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俄羅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家，韓國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錄出版，早期的有劉鶚的《鐵雲藏龜》、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和《殷虛書契後編》、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後又有董作賓的《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胡厚宣的《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等。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十幾萬片甲骨材料進行係統的科學整理，廣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資料，分期分類，共收甲骨約四萬片，編為十三冊，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係統的資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書。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等國所藏的甲骨，也已著錄成書，分別發表。
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聲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從語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句子形式、結構序位也與後代語法基本一致。
由於商王幾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從甲骨文中有關商代階級和國家的資料可知，商代的奴隸和平民由眾、芻、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組成，奴隸主和貴族有先公先王和他們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級官吏則有臣、尹、史、犬、亞、馬、射和侯、伯等；軍隊有師、旅等；刑罰有羍、刖、劓、伐、等，並設置了監獄“墳”。甲骨文中也記載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狀況，對於解決商代社會性質有直接關係。商王朝經常對外發動戰爭，被征服的方國對商王朝稱臣納貢，甲骨文中常見氏（致）來、人馬牛羊象龜等記載。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社會生產的內容很豐富。在農業方麵，有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記載，還有各種農作物如黍、稷、麥、耒、稻等的名稱。商王關心農業收成的豐歉及風雨、降暵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常見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業方麵，馬、牛、羊、雞、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