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謙
克己奉公
於謙(1398~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從金、元以來世代為朝廷大官。高祖於夔當過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於九思最後當了杭州路總管並死於杭州祖父於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隻有其父於彥昭,職位低微,幾近隱逸。
於謙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時是明朝開國之初,政治上比較穩定。於謙小時聰慧機靈,為鄉裏稱道。七歲那年,一位僧人蘭古春遇到他,主動地為他相麵,說道:“此兒長得出奇,將來一定是個救時宰相。”加上他平時就為鄉裏人稱道,因而,人們都戲稱他為“救時宰相”。於謙十六歲入府學為諸生。有位按察僉事視學很嚴厲,大家都討厭他,一次眾學子正和他吵鬧之際,僉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學宮邊的池塘裏。在場的諸生很害怕,一個個都跑了,於謙上前把他拽出來。但萬萬沒有想到,僉事老眼昏花,腦子也糊塗,他感到有失師道尊嚴,可又無處發泄,因此就想歸罪於謙,以出心中的悶氣。於謙一看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誣他不可,就平心靜氣地對他說:“跟先生吵鬧的人早就走開了,沒有和先生吵鬧的人才敢留下來,這是很明白的道理。現在先生不怪罪於吵鬧的人是可以的,但反過來要加罪於搭救先生的人,這是為什麽呢?”按察僉事一聽這些話,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傳十,十傳百,於謙因此更加出名了。
於謙在二十三歲時考中了進士。當時考取進士有嚴格限製,大多數人考到老也沒能考上,二十三歲能考中屬於科舉中試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於謙從小的時候起,就通過讀書學習建立了他的誌向:要做個剛直不阿、廉潔奉公的人物。
於謙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銳意興革,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績斐然,一時為人稱道。宣德時期,他升為江西道監察禦史。於謙善談吐,聲音洪亮。每次進奏時,宣宗都傾耳靜聽。那時顧佐為都禦史,為人威嚴,對屬下要求極為嚴格。他上任以後罷免二十多名不稱職的禦史,但獨獨對於謙卻另眼看待,認為於謙的才能比自己強。宣宗時發生一起藩王叛亂的事件。叛亂的頭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兒子漢王朱高煦,此人狡詐多變,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為皇帝。原先他封在雲南,但嫌遠在萬裏不去改封山東青州,還是托故不想去,後來犯罪,強行讓他居於山東樂安。他在地方上繼續與朝廷對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終於起兵造反。宣宗親自率兵前往鎮壓,於謙隨駕前往。浩浩蕩蕩的大軍進至山東,包圍了樂安城,漢王朱高煦計無所施,出城降。宣宗當場命於謙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於謙張口而成,滔滔不絕地數說了這位藩王犯下的各種不可饒恕的大罪,義正詞嚴,聲色俱厲,無可辯駁。囂張一時的朱高煦聽了之後,俯首服罪,渾身發抖,隻得說:“臣罪萬死,萬死!”宣宗對於謙的表現十分滿意,事後賞賜的鈔幣與重臣們一樣。
於謙在出使巡查江西時,辦理刑獄,為數百人平反了冤案。對為害市場正常購銷的官商欺行霸市行為,於謙都予以嚴厲打擊。在官河上,有些人夾帶私鹽販賣,從中牟取暴利。於謙帶領一幫人一一核查,堅決取締。他不管遇到什麽樣的權貴,決不回避和屈服,敢於和他們麵對麵鬥爭。時間長了,於謙越發得到朝廷信任。後來議論增補兵部右侍郎,負責管理各鎮糧稅兼訓練士卒,撫安百姓,宣宗親自寫上於謙的名字交給吏部。吏部根據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於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這年,他僅33歲。皇帝的信任使於謙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業業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奮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帶著少許的人馬,走遍管轄的地方,訪問當地的父老,了解當時需要改革的各項事情,他把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一一上報給朝廷。一年之中,要報告幾次,小有水旱,就及時上報。在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後興革的業績有以下幾方麵:
第一、實行糴米製度。這是根據年成的豐歉而製定的。豐年多出官錢,買老百姓的糧食儲存起來歉年再把倉裏存的糧食減價賣給老百姓,這樣公私都得到處,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災情,老百姓不用由於沒糧食吃而流離失所。
第二、召集流民墾種。當時經常有陝西和山東的饑民從東西兩麵向河南流動,多至二十餘萬。於謙下令,饑民所到之處,地方負責給田土,配給農具和種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責令納稅。這項措施既使饑民得以安生,又使社會生產有所發展,意義頗大。
第三、維修黃河。河南靠近黃河之地,時常遭受河決之害。於謙提出厚築堤壩,加強防訊。並在堤壩上多植榆樹和柳樹,加固堤壩五裏設一亭,亭有亭長和小卒,讓他們時時負責修補。
第四、官道種樹。以樹蔭來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風吹日曬官道上每隔一定距離鑿井以井水來解決走路的人口渴的困難。這就是史書上說的“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
於謙對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夠時時發現問題,提出辦法,而且重點放在整頓紀綱上。那時,朝政大權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楊”手裏。他們都很器重於謙,凡有所奏請,朝至夕下,一一報可。這使於謙得遂其誌,威名遠播。一次他帶領少數人馬從太原過太行山,半路遇上強盜,他厲聲嗬斥,把那些人都嚇跑了,強盜們說:“不知是於大人至此!”
於謙潔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議事,兩手空空,不帶任何禮物。有人提醒他說:“即使不帶金錢,也應拿些土特產品,以便交通上下。”於謙舉起兩袖,笑著說:“吾惟有兩袖清風而已。”
英宗正統末年,“三楊”相繼老死,皇帝年幼無知,宦官王振專權,氣焰囂張,於謙由是遇到了麻煩。由於他不肯向王太監卑躬屈節,引起王振的憤恨,早想尋找時機給於謙一個下馬威。恰好這時於謙入朝為兵部侍郎時,推薦參政孫原貞、王來代替自己的職務,通政使李錫因受王振唆使,無中生有的彈劾他,說他因久不升遷心生不滿,擅自舉人自代,無人臣之禮,應下法司論斬。因為這莫須有的罪名,於謙被關押了三個月。這事引起朝臣公憤,河南士民也紛紛請願,王振最後也覺得這個案子實在站不住腳,也就借口說:“我曾看見一位禦史,名字也叫於謙,專橫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現在的於謙不是那一個。”於謙於是獲釋,但由原來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於謙剛一出獄,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宮門外跪地上書,要求留任於謙,連周王、晉王也為他說好話。於是於謙以“少卿”的名義,再次為二地巡撫。至正統十三年,於謙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頭銜,被召回朝廷。當時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於謙與兵部尚書配合,力挽狂瀾,為保持國家的強盛和社會的安定,不屈不撓地努力著。但由於大宦官王振的專權擅政,從中阻撓,於謙沒辦法盡展其雄才。
臨危奉命
於謙調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後,蒙古瓦剌部大舉進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領也先後統一了蒙古各部,這時的蒙古瓦剌部統治著西起阿爾泰山,東到遼河,北至貝加爾湖,南抵與明朝接壤的廣大地區。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個大元,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詐稱三千人到明王朝貢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頭賞賜)減其馬價,也先本來就要入犯,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戰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頻頻告急。消息傳到京城,王振主張皇上親征。於謙和兵部尚書力主不可,但沒有被采納。十五日英宗下詔親征,十六日出發。
英宗親征,於謙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馬在路上,學士曹鼐與都禦史等商議要殺掉宦官王振,停止親征,但沒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關,兵部尚書請聖駕回鑾,王振不聽,將其罰跪,並下令大軍前進。二十三日至宣府,諸臣丈請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於帳外的草中。人人危懼,不敢再提阻止進兵的話。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還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線敗報傳來,加上宦官郭敬將多次戰敗而謊報取勝的實情報告,王振聽後知道了實情,才有了還意。初三,留下總兵官劉安鎮大同,其餘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從紫荊關經蔚州,讓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後他又怕大軍所過千軍萬馬人吃馬嚼騷擾了鄉裏,更怕正值夏季,踐踏了那裏的田禾,遂又命大軍轉而向東行。這一轉耽誤了幾天時間。也先得知明帝親征,迅速率軍追來。得知也先追兵在後,明軍忙派後隊阻止,但連戰連敗,而王振又封鎖軍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過年,離懷來隻有二十裏,本可直驅入城,但因王振的輜重車千餘輛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書再次請求入關,遭王振一陣痛罵,於是決定駐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來,四麵合圍。此地無水泉,掘井二丈不見水,其南十五裏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據了。相持一段時間後,雙方經過談判,也先趁明軍移動就水,大營陣腳混亂時,用萬餘騎兵發起衝鋒。明軍很快隊伍大亂,敵騎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殺!”明朝軍士赤身裸體踐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衛士被箭射中如刺蝟一般,英宗與親軍突圍不成,隻得下馬坐地被俘。皇帝當了俘虜,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土木之變”。這一戰役,明軍死傷數十萬,文武公、侯、尚書、侍郎、內閣學士等以下共百餘人遭難。罪魁禍首王振,也在這次事變中被亂兵所殺。
八月十七日,明軍大敗、皇帝被俘的消息傳到明廷,百官集於闕下,抱頭痛哭。皇太子隻有二歲,不能監國,命英宗之弟成王攝政。當時王振已死,人們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員,紛紛要抄他的家,滅他的族。成王登臨午門,還沒有聽完章奏,王振爪牙錦衣衛指揮馬順假傳王振旨意,叱今眾退。有一給事中擒其首,憤怒斥責他“過去為虎作倀,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眾人一起爭著來撕打他,當場把他打死,接著又打死兩個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後將三人的屍首陳列到東安門,由此引起群眾喧嘩,朝班一片混亂。成王在此時不知如何是好,嚇得隻想早早還宮。當此關鍵時刻,於謙挺身而出,扯著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說:“殿下不要動。”同時啟發他下令:打死馬順及二宦官者是因為眾人激於義憤,無罪同時約眾官請示皇太後族誅王振並籍沒馬順等家。成王按照於謙說的做了,果然眾人皆大歡喜,朝廷上的混亂迅速平靜下來。在阻止成王回宮的撕扯中於謙袍袖都撕裂開了。事後走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著於謙的手深情地說:“朝廷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雖有上百個王直,無能為力!”不久,朝廷以太後之命命於謙任為兵部尚書。於謙就要完全承擔起保衛北京的戰鬥來了。
麵對著英宗被俘,也先大軍壓境的緊張局勢,成王命群臣議戰守。侍講徐有貞大聲說:“察看星象、曆數,天命已定,隻有南遷可以解難。”禮部尚書胡熒反對說:“永樂帝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於謙當時還是兵部侍郎,厲聲說:“宋朝南渡的教訓,前車可鑒,請速召勤王兵馬,誓死以守。”於謙的意見得到絕大多數文武百官讚同,堅決抗敵的主張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這就是景帝。作為兵部尚書的於謙,知道京師疲卒劣馬不滿十萬,軍資器械,十不存一。他晉見皇帝,流著眼淚提出,敵騎將長驅深入,而近來各營精銳,盡遣隨征。當今之計,應急速派官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讓這些軍隊全部隸於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令工部備足物料,內外局廠日夜趕製攻戰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陸畿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急赴京守備。
於謙一方麵征集兵馬、打造兵器,一方麵加緊部署保衛北京的戰備工作。他以都督孫鏜等領兵出城守護京師九門,列營操練,以振軍威。再選將分別出巡,不使敵人有機可乘。又把城外居民遷於城內,隨地安插,以免被敵人掠去。當打算焚通州壩上倉糧,以絕寇資時,於謙聽了應天巡撫周忱的建議,改為令在官者取之作為月糧,一舉兩得,諸廠所有飼草,亦聽軍隊取之,餘則焚之,毋以飽虜馬。
“土木之變”,也先俘獲明英宗,大喜過望,認為這是一塊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挾明朝。也先帶英宗到宣府,傳令開門,守城官兵堅決不納,也先知道不可動,才退去。又挾持到大同,守將郭登仍不納。也先說,給財貨即放歸英宗。但當大同拿去黃金二萬並其他貨物後,也先卻食言。也先把英宗帶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黃金百兩、白銀二百兩、彩帛二百匹。於謙為打破也先的要挾,從國家全局著想,便擁護成王即帝位,而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為名,大舉入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納,派人對他說:“我們國家已有皇帝了。”也先無計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強攻。郭登用蠟書把情況報明廷,京師即刻戒嚴。於謙奉命提督諸營,將士皆受節製,都指揮以下不聽命者,先斬後奏。麵對來勢洶洶的蒙古精騎,京師守城指揮石亨認為不應出城迎敵,盡閉九門。於謙反對說:“敵人如此囂張,我們示弱,是助長了他們的氣焰,使他們更加囂張!”於是把現有的二十二萬兵列陣九門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與石亨等列陣於德勝門,其餘將領,各列陣於安定、東直、朝陽、西直、阜城、正陽、崇文,宣武等門都受節製。各城門全部關閉,以置之死地堅定士卒的決心。下令:臨陣,將領不顧軍先後退的,斬其將領軍不顧將領先退的,後隊斬前隊。將士這時都知道這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衛北京。
也先領兵,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兩天之內再陷紫荊關。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陣西直門外,置英宗於德勝門外。當天,明軍在彰義門北打敗了入侵之敵。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強使明朝議和,並指名要起決定作用的於謙等大臣出麵。於謙的回答是:“今日隻知道有軍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見迫和不成,便加緊在京城周圍搶掠。在攻城上,二十二萬明軍嚴陣以待,也先不敢輕舉妄動。在德勝門,也先用騎試探,於謙設伏誘敵,待敵人萬騎來攻,伏兵齊發,打得敵人大敗轉攻西直門,都督孫鏜俘敵前鋒數人,但敵人進一步包圍,他險些不支,得到給事中程信從西城上發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來戰,局勢才為之一變,敵人後退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奮起還擊,但武興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頂上呼號,用磚瓦塊爭相擊敵,聲動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壽、高禮率援兵至,敵人敗走。原先,也先以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戰不利,蒙軍另一路人馬攻居庸關也戰敗。也先隻得帶著英宗狼狽撤軍。於謙探知英宗已移遠處,令石亨夜裏舉火,發大炮攻敵營,擊斃萬餘騎。敵人白良鄉而西,所過州縣,大肆焚掠。於謙又命楊洪部以所部二萬兵追擊殘餘的敵人。至此京城危險形勢得以緩解,於謙在保衛北京的戰鬥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有人讚揚他的功勞,他卻謙虛地說:“四郊埋了那麽多的死者,僅得不結城下之盟,有什麽功可言。”
忠臣遭殃
於謙為鞏固已有成果,進一步禦敵於國門之外,求得國家的長治久安,在保衛北京之戰以後,又做了許多工作。如堅持派得力戰將羅通、楊洪等駐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臨清等鎮,都做了重新軍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為畿輔諸州縣兵力單弱,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楊俊統帥這些地方後來都成了拱衛京師的重鎮。明成祖以來的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即所謂京師三大營,此時此地就形勢要求已不能適應,於謙把他們改成團營,從其中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率領。五千人為一小營,以都指揮率領,團操以備警急。原來在近畿安置的許多“降虜”,有些與也先裏應外合,於謙建議朝廷派他們往西南地區,這樣一來就消除了隱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撈不到好處,加上蒙古族內部這時發生內訌,想與明朝緩和關係,因此來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還朝廷議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說必須找個認識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對此事並不積極,這件事就拖下來了。大同參將許貴急著與也先議和,於謙駁斥說:“不是我們不和,而是敵寇無誠意,何況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貴為介胄之臣,而急於和成顯示怯懦,依法當誅。”於謙是景帝最為器重的,他這麽一說,邊將人人堅持戰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團到京師請和,吏部尚書王直等提出可與也先議和,把太上皇迎歸回來,以免再起戰端。景帝很不願聽,說:“我並非貪大位,是你們樹立的,現在又這樣議論,到底為什麽?”無人能答對。於謙這時從容不迫地說:“大位已定,誰敢胡說!對來使的求和,作為緩兵之計,戰備不能放鬆。”景帝稍釋慮說:“聽你的,聽你的。”經過一番爭議,明廷才以禮部右侍郎李實為正使,大理寺少卿羅綺為副使,與來使同往。李實等走後,蒙古瓦剌部的脫脫不花可汗也派人來請和,明朝又遣右都禦史楊善等前往。一年以後,明英宗隨楊善由也先營地回到了北京,安置於南宮居住。就迎接英宗回歸這件事,於謙實際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來以後,明朝一時出現了兩個皇帝,朝廷上不能不產生混亂。禮部尚書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讓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許。這種尷尬的局麵,使於謙受到強大壓力。他擁戴景帝,但景帝廢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兒子為皇太子,這使於謙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後再也無子。於謙提出立英宗之子為皇太子,此人就是後來的憲宗,但是景帝不願。景帝認為自己春秋鼎盛,今後不愁無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認為與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請太上皇複位,可以從中邀取功賞。石亨原是於謙從獄中將其放出,並在以後提升其為大將。但由於在推薦於謙兒子任官等問題上受了於謙斥責,從此懷恨在心,至此,一場以石亨為首擁立英宗複辟的政變便在暗中開始行動了。
景泰八年剛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囑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見皇帝病情嚴重,預料將有事情發生,出來後立即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商議迎接英宗複辟。他們一起去找大常卿許彬。許彬以年老推辭,但建議與徐有貞商量。徐有貞由於主張南遷被於謙指斥後聲譽掃地,對於謙一直心懷不滿。正月十四日,這些人在徐有貞家聚會。徐有貞煽動說:“太上皇帝出征,為的是國家。何況天下尚未離心,現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紛紛另求他人繼大位,實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說,南宮亦知道了嗎?”石亨等說:“一天前已經秘密報告了。”又說:“必須得到來自太上皇方麵的讚同。”十六日晚這班人再次聚會,徐有貞當場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時,得報邊境有警,徐有貞說:“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派兵進入皇宮。”石亨、張軌表示讚同。盡管如此,徐有貞還是心懷恐懼,與家人告別說:“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為鬼。”接著,與石亨等約會讚同政變的數員文武大官並太監曹吉祥等,收各門鑰匙。天亮之前,打開長安門,放進一千多士兵。宮內衛士當時看到士兵進來不知所措,後聽石亨說是加強宮中守衛,也就沒留意,進去之後,徐有貞又把門鎖上,隔絕宮內外的往來,以免遭到內外夾攻。此時,石亨等也還是怕政變破產。徐有貞對他壯膽說,“事已至此,切勿退縮。”他領這幫人去南宮,但幽禁英宗的南宮的鑰匙在景帝處,碰了個閉門羹,叩之又不應。這時又聽遠遠傳來開門聲,情勢更加緊張。徐有貞感到事機緊迫不宜遲,成敗在此一舉,於是下令把大木懸起來,用數十人舉著撞門,又命令勇士逾牆而入,裏外聯合,終於把宮門打開。石亨等人見英宗,徐有貞僅說了一句“請陛下登位”。即親自動手連推帶拉,讓英宗登輦就走。月光之下,英宗問了他們的姓名。進皇宮後,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這班人又把禦座從殿隅推到中央,並命馬上站班朝賀。英宗再次成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宮等侯皇帝早朝,一進去,就聽到南城及殿上的呼號聲。眾官正在疑惑,這時徐有貞出來向他們宣布:“太上皇複辟了!”並命他們馬上站班朝賀,百官不勝驚駭,但也無可奈何,隻得就班祝賀。這時病中的景帝聽到鍾鼓聲,非常驚訝,問左右:“於謙在哪兒?”當知道英宗已複位,連聲說:“好,好。”
第二天,複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於謙以及擁護景帝的重要臣僚。政變的主謀徐有貞,從副都禦史一躍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值內閣,主管機務,後又晉兵部尚書。徐有貞得勢以後,第一步就打算殺死於謙。原先議立英宗太子時,大學士王文曾主張迎立襄王世子。這時,徐有貞就指使言官彈劾王文立藩的意見,並且捎帶誣蔑於謙。經過一番核查,沒有什麽證據。徐有貞仍不放過說:“雖無顯跡,也有那種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據理辯論。於謙冷笑說:“辯什麽?無用。他們是不管事實有無,必定讓我死!”但英宗對處死於謙一直猶疑,他對複辟的眾臣說:“於謙過去有過功勞。”徐有貞上前惡狠狠地說:“不殺於謙,今日的這場政變怎能夠說是師出有名,”英宗下定決心,把於謙及王文等皆斬於東市,妻子戍邊。
於謙擁立景帝,根據當時形勢定國安民,抵禦了異族入侵,這不但沒有錯,而且是非常正確的,是有功的。他為官清廉,死後僅留下書籍而已。於謙成為英宗複辟這場政變的犧牲品,這是一場冤案。事後西北有警,有人就說:“如果於謙在,不至於此。”憲宗時,為於謙恢複了名譽。萬曆時,諡忠肅。
張居正張居正像
張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號太嶽。江陵(今屬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階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編修。同年上《論時政疏》,抨擊宗室驕恣、庶政曠廢、吏治因循、邊備未修和財用大匱等時弊。後因不滿嚴嵩專權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潛心研究當時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職翰林院,頗不得誌。四十一年,嚴嵩罷,徐階任首輔,得晉升。隆慶元年(1567)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載《世宗實錄》,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次年八月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事,力主改革。隆慶二年至五年間,他與高拱、王崇古、譚綸、戚繼光等一起整頓北邊武備,並在此基礎上同以俺答為首汗的蒙古右翼諸部建立封貢互市關係,使北方邊塞數十年得無事。累加柱國、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等職。
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後,居正與太監馮保合謀,逐去高拱,自任首輔,掌握明廷大權,開始進行改革。萬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頓官僚機構同時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強內閣職權,抑製宦官勢力,整飭學政,禁止講學,查禁私立書院,因此鞏固中央集權。隨後,他陸續實施清通欠、省驛遞、懲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項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又開始改革賦役製度。支持龐尚鵬和白棟在福建、山東行一條鞭法又調張學顏任戶部尚書,使一條鞭法推行到湖廣、河南、北直隸等地區。由於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條鞭法得以基本確定。為清查隱漏土地和推行一條鞭法,又在福建開始清丈田畝並決定丈量南北直隸、山東、陝西各勳戚田莊。八年十一月,命戶部擬訂清丈條例八則,下令在全國實行。凡公開抗拒的勳戚,均奪爵革祿凡遲緩怠工或冊報多虛的官吏,均予奪俸。至萬曆十年末,在全國共丈出曆年詭寄、隱漏及開墾未報的土地約一百四十七萬餘頃。與清丈並舉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優免的丁田,不許官僚假冒優免逃避賦役。居正還采取厚商措施,整頓錢法,嚴禁私鑄,同時許銀錢兼用,許商稅納錢批準實施戶部“速通關以商困”和“減稅契,寬鋪行,恤商人”之請。並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減輕了黃、淮下遊的水患,漕運暢通。對周邊民族,居正“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整飭邊防,改善了民族關係。他以戚繼光等主持薊州防務,以李成梁鎮守遼東,邊防敗壞局麵得到扭轉。七年,他還通過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首領達賴三世建立了封貢關係。張居正編著的《帝鑒圖說》張居正曾鎮壓農民起義。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矛盾加劇的情況下,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從事的改革,隻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改革對掃除積弊,澄清吏治,抑製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政府收入增加,國家財政狀況有很大好轉,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強大地主勢力的百般頑強阻撓。萬曆五年九月,張居正遇父喪而未歸裏守製,官僚豪強即借“奪情”事劾,企圖將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幾乎全行廢止。他居相位十餘年,多有建樹,死後贈上柱國,諡文忠。尋以言官誣劾,沼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家被籍沒。後因言者複攻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其言論文章後由子懋編為《張太嶽集》。清光緒年間重刊本稱《張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傳世較廣。主要著作有《書經直解》、《帝鑒圖說》等。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賢,一字國開,別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回族。祖寬,曾任福建鬆溪縣知縣。四歲而孤,家境清寒。母謝氏矢誌勵節,教訓惟嚴。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舉。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縣。他體察民情,革除弊政。時首輔嚴嵩之爪牙鄢懋卿,以總理鹽法都禦史巡行郡縣,所到之處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給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時海瑞已任嘉興府通判,鄢遂嗾其黨劾之,仍以舊職改調興國。海瑞像四十三年,調任戶部主事。時朝政腐敗,賦役日增,百姓怨聲載道,而皇帝卻專意齋醮,妄圖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訣親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貪將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講求治道。疏上,瑞之“直聲震天下”,帝盛怒將其下獄論死。帝病死後,瑞獲釋複官。隆慶三年(1569),任右僉都禦史巡撫應天十府。時江南土地兼並嚴重,租債剝削頗殘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吳淞江與白茆河,限製租債剝削,實行均田均稅,推行一條鞭法。裁抑兼並,雷厲風行。如致仕首輔徐階,子弟家奴,橫暴於其家鄉鬆江等地,占田二十四萬畝。百姓向海瑞投牒訟冤者日以千計,瑞遂按問其家,令其退產過半。徐階之弟侍郎徐陟,武斷殘民,瑞輒逮治罪,盡奪還其侵田。不久,徐階以重金嗾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劾瑞並罷其官。民聞訊,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海瑞閑居家鄉十餘年,至萬曆十三年(1585),以薦被任為南京右僉都禦史,尋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禦史。
海瑞一生剛直不阿,積極反對貪汙和奢侈,挫抑豪強,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戶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濫派供應,清理驛傳,禁饋贈,懲貪官秉公執法,審理積抑,昭雪許多冤獄。他為官清廉,生活儉樸,清苦之行舉朝第一。十五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死後僅餘葛幃舊衣,賴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殮。故深得百姓擁戴,發喪之日,市民送者夾岸,酹酒而哭者百裏不絕,被百姓呼為“海青天”。其著作收錄於《海瑞集》中。
於成龍
於成龍(1617~1684),字北溟,號於山,晚年自號於山老人,山西永寧(今山西離石)人。明朝末年為副貢生,清順治十八年(1661)被選任廣西羅城縣(今廣西仫佬族羅城自治縣)知縣。那時,他已45歲了。
立意濟民
於成龍出身農家,家產尚可維持生計而傳說的廣西蠻煙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還。為此,親友們一聽說委任他為羅城知縣,大都勸他不要去。但他認為:我已立意修繕,為民造福,哪能知難而退?於是,變賣了部分家產,湊足路費,告別父老,留下妻兒,獨自帶著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於成龍到達羅城後,隻見那兒的環境比想像中的更惡劣:四麵群山環繞,到處河流縱橫,數裏之內不見人煙。所謂的縣城,沒有城池街道,隻有幾處茅廬,住著數戶人家。至於縣衙,也無門牆,而是“插籬棘為門牖”。院內隻有3間草屋,東邊算是賓館,西邊是書吏舍。而且到處長滿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鑽來嬉戲。於成龍見此情狀,心中不免有些淒苦,但他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想法,親自“累土為幾案”,又在柱子下支鍋、鋪床,開始了艱難的宦海生涯。
在於成龍到達羅城之初,當地還常有盜賊出沒。他為防不測,晚上睡覺時,總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認為:地方上的盜賊,大都是些窮百姓。他們本來不願為盜,隻是饑寒刑罰所迫,才淪為盜賊。所以,他主張“勿戕民命”,“勿剝民膚”,而應該多方招撫。基於此,他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歸正。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光著頭,赤著腳,穿著普通百姓的服裝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們一起勞動,一起聊天,相機幫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並通過他們向更多的人宣傳自己的施政要領。百姓們見這位“縣太爺”如此平易近人,都親切地稱他為“阿爺”,樂於向他說些心裏話。為時不久,因多年戰亂和盜賊滋擾而外逃的百姓紛紛返回故裏,競相開荒種田,逐漸恢複和發展了生產。
於成龍十分珍視這一好的勢頭。每逢農忙,他都到田野四處巡視。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動向前打招呼,進行慰問。一季下來,他見誰家收獲豐盛,就命人在其門外樹立標誌以示表彰,對那些因懶惰而使田園荒蕪者,就動員各方麵力量給他做工作,幫他們改過自新。
幾年之後,羅城嘉禾遍野,牛羊滿山。百姓們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還蓋起了新房。然而,於成龍從山西老家帶來的那3位仆人,卻有的病死,有的逃跑,隻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對此,他無怨無悔,一如當初。朝廷得知他政績卓著,百姓愛戴,遂提升他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潔
於成龍在任羅城知縣時,幾乎天天喝粥,菜肴也隻是一盤豆,一碟青菜。百姓們基於自家生活的好轉,又見他的仆人們全都離他而去,十分不忍,幾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還不時地給他帶些錢物。對此,他總是先道謝,再推辭。他說:“我一個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錢。請你們拿回去買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們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於成龍的長子千裏迢迢來看他,他十分高興,空前地買來一隻鴨,煮了半隻拿給兒子吃,另半隻醃了掛起來,留待過年用。侍兒子回家時,百姓們爭先恐後地湊了好多錢,執意送給於公子。於成龍又一再表示:“這兒離我家6000裏,一個人帶著錢,可是累贅啊!”說罷,堅決把錢退回去。百姓們感動得淚流滿麵,紛紛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熱淚。
於成龍調任四川合州後,仍然保持著他在羅城時期的好作風。當時,合州下屬3個縣,在籍百姓不過100戶,國家每年收賦僅僅15兩白銀。但是,各級官吏卻層層盤剝,害得百姓苦不堪言。於成龍得知這一情況,立即對屬下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並製訂了一些相關製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樣。諸如免除官員的隨從之費,自己僅畜一羸馬,以家仆自隨等等。此外,還在自己的權限內,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稅收招集流民墾荒,貸給耕牛和種子,並明文規定3年之後被墾荒地歸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僅1個月,當地戶口就增至1000戶。
康熙十七年(1678),於成龍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閩之前,他命人買了許多蘿卜。有人譏笑他說:“這東西很便宜,幹嗎買這麽多?”他說:“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們呢!”後來,人們見他每日粗茶淡飯,所食也隻是青菜一把,便為他起了個美稱:“於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來,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極易發財,但於成龍卻例外。當時,除屬下官吏和一些豪門富戶外,還有不少外國商人給他送禮,他都一一謝絕,真正做到了一塵不染。
不久,於成龍升任兩江總督,成了位尊權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潔方麵仍絲毫不減當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請假回家葬母,而後雇了一駕騾車,與幼子同行。他們各自在袖筒裏裝有幾十文錢,沿途住小店而不進公家的驛館,悄悄地到了江寧任所。
為民除害
早在於成龍就任羅城知縣時,他除了對一般盜賊進行招撫,還曾多次帶兵入山,對那些匪首和頑固不化者,予以堅決打擊。
在於成龍升任合州知州時,雖然盜匪少見,但官家的“亂攤派”卻成了百姓之大害。為此,他一麵在自己權限內革弊布新。一麵極力抵製上麵刮來的歪風邪氣。有一次,郡守派人送來一張帖子,令合州進獻鮮魚。於成龍當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盡了,哪還有人給他們送魚!”說罷,寫信予以拒絕,並詳細陳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後,自知理虧,又深為於成龍憂民之心所感動,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項不合理的攤派。
當於成龍調任湖廣黃岡同知時,所駐歧亭一帶盜情嚴重。地方官惟恐上級知道後會影響自己的提升,總是遮遮掩掩。盜賊們抓住他們的這一心理,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鬧得百姓雞犬不寧。於成龍到任後,馬上組織力量予以嚴打。為盡快摸清盜賊底細,他還自裝成乞丐,混入賊穴,同盜賊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後,回到衙門,招撫個別盜頭,令他戴罪立功。結果,很快便捕獲了9個大盜首領,並當眾活埋了7個。從此,岐亭地區社會治安煥然一新。
在於成龍先後擔任武昌、黃州知府時,吳三桂等三藩叛軍已占領南方5省,與清軍爭奪兩湖要地。這時,雲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攪擾地方,漏網的盜賊卷土重來,又將百姓推入水深火熱之中。於成龍為確保百姓利益,親自麵見清軍大將,迫使八旗惡少有所收斂接著,又親率招募來的鄉勇入山剿匪。他一馬當先,衝鋒陷陣,使鄉勇備受鼓舞,從而徹底搗毀了賊窩。
於成龍死於兩江總督任上,終年68歲。史書上說,他死後,人們見他隻有一件綈袍,幾罐鹽豉,“四壁蕭然,無異寒土。將軍僚屬相哭失聲”。即便“平時心憚成龍者,亦俱感動流涕”。康熙帝聞訊,也頗感憂傷。隨後,諡清端,加贈太子太保銜,將他樹為清官的楷模,稱讚他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勵朝廷內外大小官員學習他、效法他。
範文程
南征北戰
範文程(1597~1666),字憲鬥,宋朝觀文殿大學士範純仁十七世孫,祖先在明初的時候因罪自江西被發配到沈陽,遂成為沈陽人,後又遷轉到撫順,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間進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書。年少時極好讀書,性格聰慧沉毅,與其兄文采同時考為沈陽縣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撫順,文程與其兄共同拜見太祖,太祖欣賞文程的氣度不凡,與他談過一番話之後,對他非常器重,後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書的曾孫,興奮地對他身邊的諸王貝勒們說:“這是名臣的後裔,你們都要好好的對待。”以後清太祖進攻明朝,攻取遼陽,占領廣寧,範文程皆參與策劃。
清太宗即位之後,範文程進一步受到重用,隨時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聰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從薊門攻入,打下遵化。命範文程率一支軍隊攻打潘家口、馬蘭峪、三屯營、馬欄關、大安口等,連取五城。以後明軍反攻,包圍大安口,範文程用火器解圍,給了明軍重大打擊。不久清太宗率軍攻打永平,留範文程堅守遵化,明軍又來偷襲,範文程率軍力戰,身先士卒將明軍打敗。範文程因這幾次戰功被提升三等輕車都尉。到天聰五年,清軍包圍明軍營壘大淩河,但久攻不下。這時沈陽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陰謀叛亂倒戈的跡象,清太宗聽後,十分憤怒,要盡殺這些降卒,範文程多次力勸,並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終於寬恕了這五百降卒。這時明朝有一個將領堅守在大淩河旁邊的西山山頭之上,憑險堅守,清軍久攻不下,範文程單人單騎馳至山下,向堅守的明軍曉以利害,進行勸降,明軍終於歸順。清太宗為此十分高興,把全部投降的明軍士兵都賜給了範文程。
天聰六年,範文程再次隨清軍攻打明邊陲,出發之前範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同時給太宗上書,認為此次出兵如果攻擊宣化、大同不如攻擊山海關。但太宗沒有采納,等到清軍到了歸化城,皇太極召集範文程等商議,範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觀察我軍的情緒,誌在對明朝腹地進行打擊,因此應當直接攻擊北京附近,然後攻取山海關而歸,以宣揚我軍威。如果考慮從何處進軍,現在最好從雁門關而入,這樣道路既方便沒有險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決糧草供應。如果怕這樣做師出無名,可以宣告明朝的軍民說,察哈爾汗逃跑,他的所領部屬盡歸於我,這些人隨我們回到遼東不可能徒步遠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們是與你們來議和,並借馬匹來幫助我國新附之部眾。如果和議成,我國可以償還馬錢。如果明拒絕,我們就興師問罪,你們國家土地都歸我所有。當然因戰爭使你們受到騷擾,我們所經之處以後將免賦稅數年,我們這樣就是堂堂正正之師了。否則,可以作書送給明朝的守邊將吏,讓他們轉達明朝的皇帝,關於我們請求和議的誠意,約期決定進止。明大臣在內阻撓,邊將在外推諉,拖延過期,我軍即乘虛而入。我們進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財物,否則利在速歸,如果像現在這樣半途而返,將徒勞無益。”皇太極聽後大為讚賞,清軍依計而行。
到了天聰七年,明將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這時正好明朝軍隊對其圍攻很急,皇太極命令範文程與諸王貝勒同率軍隊增援。範文程到後轉達了皇太極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歸降。從此之後的破旅順,複皮島,征朝鮮,定蒙古,範文程都參與謀劃。
崇德元年,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任命範文程為內秘書院大學士,並封其為二等參領。清王朝立國之初,設立八旗製度,每旗設旗主固山額真。當初許多大臣都推範文程為固山額真之一,皇太極對諸臣說:“範章京才識過人,固山隻管一旗,我把他作為心腹,將另有重用。”範文程以後所經管的都是軍國機密大事,每次皇太極召問,都要幾個鍾頭才結束,有時剛剛回來還沒有來得及吃飯休息,又被召入宮內。皇太極非常重視範文程的建議,每次議論軍國大政的時候,總說:“這件事範章京知道了嗎?”如果有的事情商議不決,他就一定說:“範章京知道嗎?”如有不妥,就說:“為什麽不和範章京商議?”如果有人向皇太極報告說,範章京也這樣認為,皇太極均馬上表示同意。範文程曾經因為有病告假,才不多幾日,就使政務受到影響,許多重大政務都隻有等到範文程病後才能裁定。清王朝對各國的信劄,都是範文程起草,開始的時候,皇太極還審閱一下,後來就不再看了,說:“你起草的就沒問題了。”範文程曾將其父範楠接到住所奉養,有一次他陪皇太極吃飯,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許多是他父親沒有吃過的,猶豫幾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極明白了他的意思,當即命人將宴席撤掉,送到範文程家給他的父親。範文程對此十分感激。
出謀劃策
清世祖即位之後,範文程因是兩朝老臣被提升隸屬鑲黃旗。不久,李自成農民軍開始進軍北京,範文程立即上書攝政王多爾袞,請求伐明以爭奪中原天下,並上疏說:“中原的百姓時遭離亂,極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樂業。我們以前攻入明境,曾經屠永平,以後又曾兩次深入搶掠而返,因此他們必以為我們沒有大誌,隻是希圖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對我們並不放心。此次我們出兵,應嚴申紀律,對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們這次進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將官仍居其職,民仍安其業,如果這樣做,黃河以北,傳一紙檄文就可以平定。”範文程上書不久之後,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這一消息傳到清王朝,範文程此時正在蓋州溫泉養病,多爾袞命快馬將其立即召回。範文程一到就對攝政王說:“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後,這是必須聲討的賊寇。他現在雖擁眾百萬,但其必然失敗,這有三點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禎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鄉紳,追拷財貨,三是,掠人財物,淫人婦女,燒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條加上其驕傲無比,我軍可一戰將其擊敗。而我國軍民上下同心,兵精將強,代天討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義動,師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對多爾袞進一步說:“保護百姓是天之德也,從古至今沒有靠殺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們隻想在關外稱王那就罷了。如果想統一華夏,非得安撫百姓不可。”第二天,範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義,向明朝官吏宣布:“我軍興義師是為報你朝君父之仇而來,不殺百姓,今所殺者隻有聞賊亂軍。凡來歸降者,官吏歸順的可複原職,百姓征順的可各安舊業。大軍紀律嚴明,將秋毫不犯。”
清軍攻入北京之後,百廢待興,多爾袞接受範文程的意見,為收攬人心,為崇楨帝隆重發喪,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並廣開言路,訪求隱逸,考訂文獻。明朝末年賦稅繁重,由於戰亂賦役冊籍,均毀於戰火,當時隻有明萬曆年的賦役冊籍尚存。有人要求編定新的賦役冊籍。範文程說:“明晚年賦役繁重,萬曆年間的數額尚可,即以此為額,猶恐為百姓所苦,怎麽能編製新冊增加呢?”於是決定即以明萬曆年間賦稅為額。
順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範文程又上疏說:“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華,能得文士心,則得民心,請立即舉行鄉、會試,廣開仕途。”清隨即開科舉取士,在範文程建議下,考慮到各地戰亂,交通信息不便,為此又特加開了幾次鄉、會試,僅幾年之中,清即錄取了進士一千餘人,以後他們中許多成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順治五年正月,清定內三院為文臣的領班,命範文程及剛林、祁充格用珠頂、玉帶分任三院大學士。順治七年,睿親王多爾袞死去,大學士剛林、祁充格以黨附睿親王妄改《太祖實錄》罪被處死。範文程罪本應當連坐,但世祖以範文程並未黨附睿親王,隻命奪官來論贖。但很快又將其官複原職。到順治九年又提升為一等子,並授議政大臣,負責監修太宗實錄。
清入關之後,因久經戰亂錢糧多不能按額征收,有時一年缺到四百萬兩,造成國庫空虛,糧餉短缺。範文程為此上疏說:“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曆經戰亂居民稀少,請興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撫選廉潔能幹的官吏任職,督促百姓墾荒複業,執行不力者,將惟督撫是問。”世祖對他的建議立即采納。順治十年,範文程又與同官一道上疏,請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舉所知道的人才,不問滿漢新舊,也不限官階高下,亦不避親疏恩怨,惟才是舉,命其各上疏推薦,以備隨時招用。書上立即被批準實行。
歸老還鄉
順治勤於政事,經常親自到內院視察,並就有關事情詢問諸大臣,每次範文程都因為率先回奏,很稱皇上心意。有一次,範文程恰好在端午節值班,諸臣均不在。順治看後十分感動,對他說:“借此節日一圖安樂,也是人之常情。隻是逸必先勞,等國家大定,安樂方能長久。”範文程借這個機會,又向皇帝說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慶,共同盡國事。順治說:自今以後,如果我有過都改,卿也應勤加提醒,毋忘其責。
順治十一年八月,順治特加範文程榮銜太子太保,範文程上疏謝恩,同時自稱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順治特降詔旨挽留並進範文程為太子太師,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順治因範文程是曆經三朝的舊臣,有大功於國家,對他禮遇甚厚。範文程患病時,順治不僅親去探視,還親自為其選藥,甚至命畫工到其家為他畫像,藏之以宮內,至於賞賜禦用之物更是多不勝數。因範文程身材高大,順治為此曾多次命人特製衣服鞋帽賞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後,範文程曾受命回沈陽祭告太宗的陵,範文程想起與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從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親自為其撰寫了祭文,並遣禮部侍郎親去祭祀,賜葬在懷柔紅螺山,並立碑記績,諡文肅,並賜禦書匾額“元輔高風”。
明珠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時大臣。滿洲正黃旗人。那拉氏。字端範。祖父金台石(亦作錦台什)原為建州女真葉赫部貝勒,後金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葉赫城為努爾哈赤攻破,自焚受傷被縊殺。姑祖母為清太祖努爾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極生母,即孝慈高皇後。其家族被列為滿洲“八大家”之一。順治末,明珠以侍衛官內務府郎中,因精練能幹,不斷擢升。清聖祖玄燁親政後,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書。十年,調兵部。十二年,聖祖閱兵南苑,明珠先期預為演習。屆期部伍整齊,軍容甚威,為聖祖所稱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撤藩歸老遼東,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繼奏請撤藩以為試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禍亂,多數主張不撤。明珠與米思翰等少數大臣堅主撤藩。聖祖下令撤藩後,十一月,吳三桂首先叛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繼叛。明珠讚助聖祖處理平定三藩軍事,著有勞績。十六年,晉大學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師。先後充《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平定三逆方略》、《一統誌》、《明史》諸書總裁,深為聖祖信任。然其結黨營私,廣收賄賂,並與另一聖祖寵信之大臣索額圖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二十七年,禦史郭繡疏劾(一說為聖祖授意)明珠與餘國柱、佛倫等互為應援,賣官索賄,遂罷大學士,旋授內大臣。此後雖在三次對準噶爾部的噶爾丹用兵時從征,然不再重用。子納蘭性德,為清代著名詞人。
隆科多
一門顯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明代所置奴兒幹都司的指揮同知。隆科多的祖輩曾投奔後金統治者,與清皇室多有婚煙關係,成為幾朝皇親國戚,最終發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圖賴官至都統,有二子即佟國綱、佟國維和一女即順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後封為孝康章皇後。因是母後之家,佟圖賴在康熙年間被贈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國綱,為鑲黃旗漢軍都統,被康熙稱為“舅舅佟國綱”,康熙二十八年與內大臣索俄圖等人同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次年隨大將軍福全征討噶爾丹,在烏蘭布通遭伏擊,死於此次戰役。雍正初年,加贈為太傅。
隆科多父親佟國維,是康熙時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死後於雍正元年(1723)贈太傅。佟國維有女為康熙孝懿仁皇後,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後的弟弟。至乾隆時期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選為皇後,一女為妃,四男分別為三朝額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於顯赫的門第在年輕時即成為一等侍衛,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鑾儀衛鑾儀使,兩年後,兼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康熙四十三年,調任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康熙四十四年,因為部下違法,被康熙帝指責為不實心任事,遂罷去副都統、鑾儀使之職,在侍衛處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門步軍統領,掌握著京師萬餘名綠營禁軍,並負有拱衛京師之職。
康熙晚年,諸皇子為爭奪太子之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令康熙大為惱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驕縱粗暴,屢立屢廢,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為“密儲”。諸皇子競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據有有利之勢,但他與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後,和他同黨的皇十四子胤礻題繼起謀取儲位,胤礻題較能得到康熙賞識,此時正值西北邊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亂之際,他被囑以重任,授為撫遠大將軍。胤礻題雖擁重兵,但遠處邊陲,對謀取皇太子之位其實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題抗衡匹敵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陰柔,貌似輕快鬆弛,時常往來於寺宇僧人之間,實則暗中活動,隨時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歡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團雖人數不多,也並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舊人、川陝總督年羹堯可牽製在邊陲的政敵皇十四子胤礻題,內有步軍統領隆科多掌握著京師兵權,為他日後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礎。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於暢春園寢宮,終年六十九歲。康熙臨終前,遺詔繼統為誰,官私史書記載不一。按胤礻真的敘說,康熙臨終前,招諸子及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禦榻前,留下遺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眾人惟一的顧命大臣。但是民間盛傳胤礻真之即位,是由於矯改遺詔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傳位於皇十四子胤礻題,但聖旨被隆科多所隱,康熙死時,胤礻題未到,隆科多傳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傳遺詔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後來給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條罪狀即言隆科多自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也是說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實傳還是矯改遺詔擅立胤礻真,這可能是千古之謎了。隆科多身為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軍隊,無論誰即位,都會嗬護著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與胤礻真這兩個一母同胞之間更傾向於誰,又是否會從中做手腳,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過雍正由親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後,確實十分重視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後第二天,雍正即以尚書隆科多、大學士馬齊、十三阿哥允樣等四人為總理事務大臣。詔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辦理,凡皇帝諭旨亦由四大臣傳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國維在第一次廢太子中獲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賞賜隆科多,襲一等公。不幾日,又下令尊稱隆科多為“舅舅”,將皇帝與臣下之間的甥舅關係重新加以確定,顯示新皇上對隆科多的恩寵。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為吏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之職又總理事務有功,加一等阿達哈哈番,以其長子嶽興阿襲,次子玉柱也自侍衛擢為鑾儀使。雍正元年三月,與川陝總督年羹堯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領理藩院事,並任《聖祖實錄》和《大清會典》的總裁官、《明史》監修官。清廷統治者十分重視官修史書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總裁和監修官。隆科多還與年羹堯一道被賜給雙眼花翎、賞穿四龍補服和鞍馬紫轡。
雍正對隆科多的寵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難看出握有禁衛之師的隆科多在雍正繼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堯,年不僅是胤礻真的藩邸舊人,主仆二人一向過從甚密,而且年羹堯的妹妹在雍正為皇子時即為其側福晉,而隆科多確是通過擁立胤礻真,才與胤礻真的關係方密切起來。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堯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來不尚掩飾,對大臣寵信與厭惡常常溢於言辭之間,隆科多顯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稱譽之言語。雍正還在他的兩位得力大臣之間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堯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陝封疆大吏,加上稟性高傲,並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經常開導年羹堯,希望年能與隆科多妥為相處,還自作主張,將年的長子年熙過繼“與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為將他過繼給隆科多,會使其病情好轉。隆科多聞命後也滿心喜悅,將年熙更名得住,由於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個人權利在雍正元年之際達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門大族,又是當今聖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寵遇,難免就專橫驕傲起來。他任吏部尚書時,對官員所進行的銓選人皆稱為“佟選”,可見隆科多之大權在握,已是滿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臉也令人漸漸生厭。
隆科多久在官場,耳濡目染,對雍正的為人也不是沒有防備。雍正對獲罪者常進行抄家,隆科多為防萬一,把財產分藏到各親友家和西山寺廟裏。但如此做法,卻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動提出辭去步軍統領之職,表明這一對君臣兼甥舅之間已有隔隙。這年,雍正在表揚河道總督齊蘇勒“守法不雜,獨立不倚,從未聞夤緣結交”時,捎帶對隆科多某些“微詞”:“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必積怨更多,難以保全。”但雍正從此對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難怪隆科多會生出戒備之心。以後雍正常常隆、年並提,對隆科多進行責備。一年前的“功臣”和“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的大臣”,大約也難逃雍正的“防微杜漸”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軍統領任職,五月,雍正將隆、年之奸曉諭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奪其乾清門頭等侍衛、鑾儀衛使等官職,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諭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堯頗著勤營,賞給異數,以示鼓勵,今二人交結專擅,諸事欺隱。”命收繳賜給二人的四團龍補服,不許再用雙眼花翎、黃帶和紫轡。
當時,吏部正在議年羹堯妄參他人之罪,吏部前後提出了兩個處理意見。但在雍正看來,前議僅罷年職,徇情庇護之意明顯後議又過當,必是隆科多有意擾亂對年案的處理。隆科多如此妄為豈非罪加一等,於是遂被下都察院議處,削其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但免革公爵,命往涼州、阿蘭善山等處修理城池,開墾地畝。雍正並曉諭臣下:“朕禦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腹,毫無猜防。孰知朕視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欺罔悖負,朕豈能姑息養奸耶?”他還意味深長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額圖的覆轍,需痛改前非,方不至於自取滅亡。雍正表麵上好像對隆、年二人有寬容之態,但他又對暑理涼州總兵宋可進道:“隆科多如年羹堯一般貪詐負恩,攬權樹黨,擅作威福”,著重指出他過去雖是他的上級,但這次到你處,對待這種“誑君背主小人,相見時不須絲毫致敬盡禮”,這一席隱含殺機的話,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經快到了。
雍正決定在處理了年羹堯之後再處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狀賜年羹堯自裁,接下來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倫、王五的兩個仆人,挾主人之威到處勒索、接受賄財。當牛、王之劣跡被揭露後,隆科多也被牽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堯、總督高世顯、覺羅滿保、巡撫甘國壁、蘇克濟、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員張其仁及知府姚讓等人賄賂的金銀諸款,於是牛倫被斬,隆科多被罷去尚書一職,雍正令他去阿爾泰山與策妄阿拉布坦議定準噶爾和喀爾喀遊牧地界,然後等侯與即將到達中國的俄國使臣會談。
雍正三年五月,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一世派薩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樞密官的頭銜,為“特遣駐華全權大臣”,就中俄中段邊界及兩國貿易問題進行談判。這個使團是經過精心籌劃組建的,配有“中國通”的助手,還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龍騎兵的軍隊,另有地理學家、教士及其他官員隨行。清廷則指定喀爾喀郡王、額附策淩以及隆科多為談判成員。俄國使團從雍正三年九月出發,次年夏天與隆科多等相會於恰克圖附近的布爾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書查弼納、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圖理琛等人與沙俄使節談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爾河後,繼續與隆科多等人談判。隆科多堅決要求俄國歸還侵占的喀爾喀土地,俄使不答應,最後以發動戰爭相威脅。而此時,隆科多私藏玉牒繕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詢問,隆科多並未從實具奏。朝廷諸大臣奏請等隆科多談判完畢再行捕拿議處,但雍正認為勘議邊界之事並非他莫屬,況且這是最易解決之事,他說:“俄羅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須隆科多而使之也,特與效力之路,以贖罪耳,乃其去後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並不承認過失,將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飾,無一誠實之語。”於是在六月將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經過三十次談判,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了中俄在喀爾喀地區的疆界,清朝為避免糾紛,繼《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之後,此次又劃定了中俄中段邊界,在一段時期內遏製了俄國對華擴張的野心。俄使在條約簽訂後,急忙向沙皇報喜,認為新劃邊界非常有利於俄國。
同年十月,雍正命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議處。最終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議立即斬決,妻子為奴,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