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司馬光
年少聰智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生於北宋天禧三年，其家世代貴胄，遠祖是西晉皇族平獻王司馬孚，原籍河內（治今河南沁陽）。到北魏時傳至司馬陽，曾為征東大將軍，死後葬在夏縣涑水鄉高堠裏。司馬光的四世祖司馬林、曾祖父司馬炳都是以布衣終身。直到北宋初年司馬光的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才重得仕進，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官居四品，為兵部侍中、天章閣待製。司馬光出生時，司馬池是在光州光山縣（今河南光山）任縣今，就以生地取名為光。
司馬池為官清廉，富有學識，對司馬光管教很嚴。司馬光六歲時開始識字讀書，七歲時就像成人一般，很嚴肅，聽人講《春秋左傳》，十分喜愛，回來給家裏人講解，能講出大意。從此手不釋卷，到了不知道饑渴寒暑的地步。
有一天，司馬光和一群兒童在庭園中遊戲，有個兒童爬上了一隻水缸，失足跌在缸裏，別的兒童都一哄而散，司馬光卻拿起石頭打破水缸，讓缸裏的水流出來，缸裏的兒童才沒有被淹死。後來在京師和洛陽一帶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傳布。
司馬光十五歲時，已經讀了不少書，他寫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稱有西漢之風。就在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後人都可以補官。每三年舉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補一批），司馬光恩補入仕，被授予將作監主簿。雖然做了官，司馬光依然刻苦讀書，仁宗趙禎寶元初年（1038）司馬光在20歲時參加會試，一舉考中進士甲科。
進士及第以後，司馬光任奉禮郎、華州判官。第二年司馬池從同州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為便於奉侍雙親，請求調任蘇州判官。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由於他母親在這一年因病去世，司馬光辭官回家守喪母親喪尚未滿服，父親又於慶曆元年（1041）病逝，這使司馬光悲痛不已，在守喪的歲月裏，他哀傷消瘦，遵循禮儀以讀書作文來排遣自己的哀思。
四年以後，慶曆四年（1044）司馬光守喪期滿，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司馬光在二十七歲時被調到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擔任過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職。在司馬池的生前好友龐籍升任樞密使以後，再次推薦司馬光擔任了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等職參與有關刑事、禮儀及編校書籍等工作。館閣校勘的職務給司馬光提供了閱讀朝廷密閣所藏的大量圖書的機會，對於他以後的史學研究與編撰有很大的幫助。太常禮院屬於太常寺，常管禮儀祭祀。司馬光辦事認真，在任期間對朝廷不合禮法的事是毫不管客氣的，宦官麥允言死，治喪時賜用一品官的儀仗，司馬光奏說：‘春秋時大夫於奚因功請用諸侯的規格裝飾馬匹，乘坐入朝，孔子還加以責備，麥允言是陛下的親信近臣，並無巨大功勳，而噌以三公官銜，給以一品儀仗，與諸侯的規格比較，不是太過頭了麽！”夏竦賜諡文正，司馬光奏說：“文正這個諡號是很高的美稱，夏竦是什麽人，可以相稱嗎？”司馬光終於打動了仁宗，最後夏竦的諡號改賜為“文莊”。
皇右五年（1053），龐籍涉嫌罷相，次年降為戶部侍郎，出知鄆州。龐籍希望司馬光作為他的助手，因而舉薦司馬光任鄆州典學，司馬光感於龐提攜之恩，也就隨龐籍到鄆州就任。一年後，龐籍改任河東路經略完撫使、知並州事，又薦司馬光為並州通判，司馬光又去並州任職。並州地方貧瘠，與西夏接近，西夏人經常逼進到交界的麒州城下耕田，有一定威脅。龐籍派司馬光去麒州調查，司馬光采納了當地官吏意見，建議在麒州城西二十裏左右增置二堡，加強防備，並在此地雇人耕田，這樣既可以避免西夏強占耕地，又可緩解河東穀貴長途運輸的困難。龐籍聽從司馬光建議，決定在西夏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動工了。然而，麟州官兵在這時發現西夏軍隊在此地集聚，守將郭恩雖勇猛，但狂妄自大，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夜裏對西夏兵突然出擊，結果被夏軍打敗，所幹之事也就一無所成。仁宗派人追查龐籍，龐籍為保護司馬光，自己被貶為知青州事。司馬光為此非常不安，上書引咎自責，申述修堡無過，龐籍無罪，但仁宗未加理會。六年後龐籍去世，司馬光深感龐籍之恩澤，登堂拜龐籍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的兒子如同自己的兄弟，當時人都稱讚龐籍和司馬光的賢德。
用人先德
嘉右二年（1057），司馬光離開並州，第二次進京做官，任直秘閣，後遷開封府推官，後又加修起居注。嘉六年（1061）司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在擔任諫官的五年當中，竭盡忠誠，恪守職責。對朝政之失誤，曾上了不少奏疏，提出了很多批評建議，僅收錄在《傳家集》中的就有一百七十餘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比如，當時的交趾進獻了珍異的動物，叫做麟，司馬光說：“真假不得而知，倘若是真的，不是自己到來的也不能說是祥端，希能退還給他們。”可是，由於當朝皇帝對於司馬光的意見很少采納，這使得司馬光很是不安。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就任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此時司馬光感到自己隻知竭忠報國，已經在朝廷上樹立了一些敵人，恐怕禍及子孫，連上三狀，力辭諫職，希望解除諫職，到地方去做官，朝廷隻答應免去諫職。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趙頊即位，能知政事歐陽修向神宗推薦司馬光，稱讚他的品德淳正，學識淵博。神宗便於同年閏三月拜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司馬光極力辭謝，不允。四月，又升任司馬光為禦史中丞。
司馬光為政，關心人民疾苦，這與他長期地方做官接觸下層勞動人民有關。他提倡“懷民以仁”，認為隻有“利百姓”，才能“安國家”。所以，他對百姓給很多關注、同情，甚至為之請命。元豐八年（1085）九月，他在上神宗的劄子中盡情地描繪了對農民的疾苦，並鄭重地告誡皇帝要注意曆史上官逼民反現象。治平三年（1066），陝西、河東發生嚴重旱災，但朝廷沒有重視，反而在此時聽從佞臣之請接受上尊號，司馬光對於這種朝廷漠視人民疾苦的現象非常氣憤，上奏英宗說這簡直是“欺蔽上天，誣罔海內”。為減少百姓負擔，司馬光反對英宗下詔將壯丁二十萬刺手背而編為義勇軍，認為陝西軍隊本來就不少，這樣會使百姓無故加重負擔。他冒被皇帝處罪的危險，連上幾道奏疏，並持詔書到中書少與韓琦辯論，兩人唇槍舌劍展開了一場激戰。
北宋時期在用人方麵存在著相當多的弊端，這也是宋代曆來積貧積弱的一個主要原因。司馬光針對弊端提出過不少好的見解和主張。首先，他認為用人當以“德”為先。熙寧元年（1068），司馬光向神宗薦舉諫官時就根據這個原則提出三個具體的條件：一是“不愛富貴”，二是“顧惜名節”，三是“曉知治體”，前兩條是德，後一條是才。他也反對近世以來，專尚文辭，以文辭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認為，文辭，隻能是藝能人的一個方麵，不足以窮盡天下士之百能。司馬光還主張選才用人應破除論資排輩、重門第的陳腐觀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馬光上疏神宗，指出如果按照國家原先選禦史百的資曆範圍規定，不但選中者不多，而且弊端不少。對於以門第高低來選擇官員，司馬光更是深惡痛絕，他提出隻要有賢才就應推舉，對於魏晉以來曆代相因的“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的嚴重弊端，認為一個人的德才，不在於世祿與貧賤，不能以門第劃分。他主張建立和健全選人、用人製度改革科舉製度，設十科舉士改進延訪薦舉和按察製度。司馬光重視推薦人才，薦舉過蘇軾、劉恕等。當然，司馬光也錯舉過人，他曾為此上書自責。晚年做宰相時，也信任過蔡京這樣的人。
否定新法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這位年僅20歲、風華正茂的皇帝很想有所作為，他欣賞王安石的變法主張。熙寧二年（1096）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進、大膽的改革方案，成為變法的領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陣變法的浪潮，史稱為“王安石變法”。
麵對著北宋王朝內憂外患的腐敗局麵，麵對著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從維持封建王朝的統治出發，都盡力想去“補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內容、改革的方法，兩人就勢同水火，存在著極為嚴重的分歧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老相識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間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後二人又同居翰林學士之職。當時人們所稱的“嘉四友”，就是他們倆外加呂公著和韓維。兩人同為州牧判官的時候一天被包拯請到家裏飲酒賞牡丹。當包拯親自舉杯勸酒時，司馬光雖然平素不愛喝酒，但礙於情麵，不得不勉強喝了一點，而王安石卻能夠堅持“終席不飲”，這種自製力使司馬光後來談起來還很佩服。司馬光與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財方麵。
北宋中期，盡管稅收比開國之初增加了幾倍，但由於冗兵、冗費和冗官等龐大開支，造成了國庫空虛、入不出敷的嚴重局麵。神宗即位後首先遇到的就是財政上的巨大虧缺，他向司馬光、王安石等征詢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司馬光主張從節約入手，他認為首先應該節省朝廷開支，注意節流，例如減少對於皇親大臣的大量賜物等。司馬光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提出節省開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應該從理財上著眼。兩人在神宗麵前曾經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當時河朔旱災，國用不足，神宗下詔讓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同進見，商量應對辦法。司馬光說：“救災節用，宜從親貴近臣開始。”王安石反對說：“唐代常袞請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辦事時飲食供應，時人認為常袞如果自覺不稱職，應該辭去宰相的職位，不宜辭免祿食。況且府庫空虛、國用不足，不是當世急務，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沒有得到一位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也不過賦稅苛重而已。”王安石說：“並不如此，善於理財者，不加賦稅而可以使國用充裕。”
司馬光說：“天下哪裏會有這個道理？天地生產的財貨百物，不在於民間，就在於官府，如奪民所有，充實官府，造成的禍患比增加賦役還要大。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劉徹的話，太史公司馬遷將它寫在《史記》上，是要證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槍劍舌，至不相讓。對於市易法與均輸法司馬光認為是與商人爭利，不利於商品流通，對於保甲法，司馬光認為實行下去會使農民不安心種地。司馬光對解決宋的財政危機，主張持重緩進，與王安石大刀闊斧的做位明顯不同，他們二人曾有過形象的比喻，司馬光說：“治天下有如處理房屋，破了則要修理，除了壞得很厲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兩樣都沒有，我怕連風雨都不能擋蔽。”而王安石則認為：“治天下有如醫生用藥，要知道虛實熱寒，當用治虛寒的方子時，純用烏頭附子也不嫌過熱。”針對當時社會的嚴重病症，他們都開出了自己的醫症藥方，他們都是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上，為北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而出謀劃策。正如司馬光對王安石說的：“我和你趨向雖然不同，但大的目標是一樣的”。王安石也說，自己與司馬光“商議事情時常有分歧，是因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見他們的分歧，最初是源於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馬光思想傾向沉穩持重，慮事縝密，但傳統保守是很明顯的王安石則思想活躍激進、勇於標新立異，而慎重不足，在變法中有時操之過急，出現了一些失誤，同時也用人不當，如對呂惠卿這樣的人就缺乏全麵了解、考驗。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推行的一係列新法時，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是很不對的，他在反對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某些消極的方麵的同時，也反對了王安石的積極方麵，這就導致了他們成為政敵的原因。而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三封長信中反複說明自己的觀點，王安石卻拒不接受，這種剛愎自用的態度也不對，兩位本來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固執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損失。
以後變法派與反對派已經勢同水火，許多反對新法的輔弼大臣都被王安石趕出朝廷或主動提出辭職請求外任。司馬光也被罷了翰林學士等職，又一次離開朝廷，於熙寧三年（1070）到永興軍（今陝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煌煌巨著
熙寧四年（1071），司馬光又辭去了永興軍一職，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司禦史台，這是一個閑散職位。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從此司馬光便在洛陽住了十五年，遠避朝廷黨爭，主編完成了《資治通鑒》。
司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與其說在政治方麵，不如說在學術方麵。他的著述極多，除現存的《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外，還有《涑水紀聞》三十二卷，《稽古錄》二十卷，《通鑒節要》六十卷等等，再加上《資治通鑒》，司馬光著述之豐，在曆史、文學上是少有人可與之匹敵的。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主編的輝煌巨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這部編年體中國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此書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國史學和世界史學史上都堪稱不朽之作。
司馬光早就想編一部簡明係統的中國通史，自從他當了諫官等職以後，有了一定的條件，於是試著編了《周紀》和《秦紀》。宋英宗看了以後極為讚賞，讓司馬光繼續編下去，並且為他創造了優越的條件，設立書局，並給他配備了助手。司馬光先後選了劉恕、範祖禹等人為主要助手，司馬康幫助抄校。由於具備了人員、史料這兩大條件，再加上到洛陽後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這部巨著終於圓滿完成了。
《資治通鑒》書影
司馬光的修書精神與毅力令人感動。為了修書，他常常拒不見客，日以繼夜地工作。所參考的書之多，後人為之歎絕。據說光是草稿，就堆滿了兩間房子。《資治通鑒》一書凝集著司馬光畢生的心血，如果從治平三年（1066）編修《通鑒》的書局成立算起，到元豐七年（1084）修成為止，曆時就有十九年之久如果從嘉右年間著手《通誌》時算起，那麽時間就不下三十年。英宗對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給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後，神宗也極為重視這一工作，他把原潁王府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賜給司馬光，並“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元豐七年書成後進呈給神宗，神宗特降詔獎諭司馬光，稱讚他“博學多聞，貫穿古今”，“成一家之書”，並厚加賞賜，所以升擢升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目的非常明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即是總結曆史經驗，麵對社會現實，使當朝執政者能夠借鑒曆史，解決現實社會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使北宋封建統治能夠長期鞏固下去。從這一意義上說，《資治通鑒》可以說是一部供皇帝閱鑒的曆史教科書。
司馬光在取材上特別注意“資治”的原則。在具體編撰中，一是刪長舉要，便於政務繁忙的君主得以周鑒一是專取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對於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代王朝的治亂興衰中發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統治的得失成敗、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論和行為、不同帝王的功過是非、農業的豐歉、人民的安定流離等，都作了突出的敘述。戰爭的勝負多是封建王朝興亡、盛衰的關鍵問題，《資治通鑒》對於重大戰役的描繪詳盡、具體而生動。為提醒帝王時刻警惕“官逼民反”這一封建社會中的普遍現象，《資治通鑒》對農民大起義的記載也比較真實、具體。司馬光還在《資治通鑒》中寫了一百十九條史論，引前人史論九十九條，這些史論雖因吏事而發，但寓政論於其中，以幫助帝王明白事非。總之，凡是有益於治政的內容無不網羅。《資治通鑒》把史和政有機地融和為一體，體現了司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學家的特殊才能。
《資治通鑒》問世以後，一直受到曆代封建帝王和學者的推崇和重視，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寫到：“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誌，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馬光既為封建社會的群臣留下了寶貴的統治經驗，也為後人提供了鑒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更張新法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改元為元右。年僅十歲的哲宗不能親政，朝中大權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後高氏掌握。這位太後一向器重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她一上台，就派人問司馬光應當先辦什麽，司馬光說：“廣開言路。”神宗臨死之前曾留言讓司馬光和呂公著當趙煦的師傅。同年四月，司馬光入朝任門下侍郎，元元年（1086）閏二月司馬光又升任尚書左仆射，做了宰相。這時他已經六十七歲，年邁力衰，身體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雖已力不從心，但他還是兢兢業業為朝政操勞。
司馬光此次執政，全力以赴地從事廢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門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請更張新法劄子》，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張”。他說：“先帝定下來的製度，行之有效的雖百世以後也不可變。像王安石、呂惠卿所立的法，為害天下的，應當如同救火和救護溺水的人一樣，立即更改。況太皇太後以母親改兒子之法，並非兒子改父親之法。”於是朝廷下令廢除保甲團教，不再設保衛法廢市易法，所儲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京東鐵錢和茶鹽之法，都恢複如舊。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請革弊劄子》，將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舉。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夠實現，罷廢新法一事能順利進行，人相以後他向高太後進言，陸續將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出各地的官員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召回宮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逐漸回到朝中，委以要職。司馬光前後幾次上書，一概否定了王安石變法。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變法派的蔡被罷相出知陳州，章享結果也被貶汝州。司馬光這樣粗暴地廢除新法，不僅原來新法派的人物極力反對，就是原來反對變法的人也主張要慎重行事。範純仁就曾勸司馬光，對新法隻要“去其太甚者可矣”，並且應當“徐徐經理，乃為得計”，如廢保甲法時，對保甲當中那些武藝出眾的人，就應該委派殿前司加以揀選，呂公著也認為對新法主要是糾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麵廢除。但是此時司馬光固執己見，根本聽不進反對的意見。他認為“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
從個人修養與品格方麵上來說，司馬光是值得稱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度，舉止有禮。在洛陽每去夏縣掃墓，總要去看望他的兄長司馬旦，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待他如嚴父，關心他如嬰兒。從小到老，司馬光從不胡亂妄言，他曾說過：“我沒有過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沒有不可以對人說的。”他為人誠懇，天下人都敬重他。他處世淡泊，沒有特別愛好，於學術無所不通，隻是不喜歡釋老之學，說：“釋老的微言大義不能超過《六經》範圍，它的荒誕不經，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陽有田三頃，妻子去世，賣田下葬，一生布衣節食。
元右元年（1086）八月，司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七歲。高太後和哲宗哀痛異常，親臨其喪禮。司馬光被贈為太師溫國公，諡文正。都城人民也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鋪都關上了門。嶺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率來祭奠。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生於北宋天禧三年，其家世代貴胄，遠祖是西晉皇族平獻王司馬孚，原籍河內（治今河南沁陽）。到北魏時傳至司馬陽，曾為征東大將軍，死後葬在夏縣涑水鄉高堠裏。司馬光的四世祖司馬林、曾祖父司馬炳都是以布衣終身。直到北宋初年司馬光的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才重得仕進，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官居四品，為兵部侍中、天章閣待製。司馬光出生時，司馬池是在光州光山縣（今河南光山）任縣今，就以生地取名為光。
司馬池為官清廉，富有學識，對司馬光管教很嚴。司馬光六歲時開始識字讀書，七歲時就像成人一般，很嚴肅，聽人講《春秋左傳》，十分喜愛，回來給家裏人講解，能講出大意。從此手不釋卷，到了不知道饑渴寒暑的地步。
有一天，司馬光和一群兒童在庭園中遊戲，有個兒童爬上了一隻水缸，失足跌在缸裏，別的兒童都一哄而散，司馬光卻拿起石頭打破水缸，讓缸裏的水流出來，缸裏的兒童才沒有被淹死。後來在京師和洛陽一帶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傳布。
司馬光十五歲時，已經讀了不少書，他寫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稱有西漢之風。就在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蔭製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後人都可以補官。每三年舉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補一批），司馬光恩補入仕，被授予將作監主簿。雖然做了官，司馬光依然刻苦讀書，仁宗趙禎寶元初年（1038）司馬光在20歲時參加會試，一舉考中進士甲科。
進士及第以後，司馬光任奉禮郎、華州判官。第二年司馬池從同州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為便於奉侍雙親，請求調任蘇州判官。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由於他母親在這一年因病去世，司馬光辭官回家守喪母親喪尚未滿服，父親又於慶曆元年（1041）病逝，這使司馬光悲痛不已，在守喪的歲月裏，他哀傷消瘦，遵循禮儀以讀書作文來排遣自己的哀思。
四年以後，慶曆四年（1044）司馬光守喪期滿，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司馬光在二十七歲時被調到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擔任過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職。在司馬池的生前好友龐籍升任樞密使以後，再次推薦司馬光擔任了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等職參與有關刑事、禮儀及編校書籍等工作。館閣校勘的職務給司馬光提供了閱讀朝廷密閣所藏的大量圖書的機會，對於他以後的史學研究與編撰有很大的幫助。太常禮院屬於太常寺，常管禮儀祭祀。司馬光辦事認真，在任期間對朝廷不合禮法的事是毫不管客氣的，宦官麥允言死，治喪時賜用一品官的儀仗，司馬光奏說：‘春秋時大夫於奚因功請用諸侯的規格裝飾馬匹，乘坐入朝，孔子還加以責備，麥允言是陛下的親信近臣，並無巨大功勳，而噌以三公官銜，給以一品儀仗，與諸侯的規格比較，不是太過頭了麽！”夏竦賜諡文正，司馬光奏說：“文正這個諡號是很高的美稱，夏竦是什麽人，可以相稱嗎？”司馬光終於打動了仁宗，最後夏竦的諡號改賜為“文莊”。
皇右五年（1053），龐籍涉嫌罷相，次年降為戶部侍郎，出知鄆州。龐籍希望司馬光作為他的助手，因而舉薦司馬光任鄆州典學，司馬光感於龐提攜之恩，也就隨龐籍到鄆州就任。一年後，龐籍改任河東路經略完撫使、知並州事，又薦司馬光為並州通判，司馬光又去並州任職。並州地方貧瘠，與西夏接近，西夏人經常逼進到交界的麒州城下耕田，有一定威脅。龐籍派司馬光去麒州調查，司馬光采納了當地官吏意見，建議在麒州城西二十裏左右增置二堡，加強防備，並在此地雇人耕田，這樣既可以避免西夏強占耕地，又可緩解河東穀貴長途運輸的困難。龐籍聽從司馬光建議，決定在西夏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動工了。然而，麟州官兵在這時發現西夏軍隊在此地集聚，守將郭恩雖勇猛，但狂妄自大，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夜裏對西夏兵突然出擊，結果被夏軍打敗，所幹之事也就一無所成。仁宗派人追查龐籍，龐籍為保護司馬光，自己被貶為知青州事。司馬光為此非常不安，上書引咎自責，申述修堡無過，龐籍無罪，但仁宗未加理會。六年後龐籍去世，司馬光深感龐籍之恩澤，登堂拜龐籍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的兒子如同自己的兄弟，當時人都稱讚龐籍和司馬光的賢德。
用人先德
嘉右二年（1057），司馬光離開並州，第二次進京做官，任直秘閣，後遷開封府推官，後又加修起居注。嘉六年（1061）司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在擔任諫官的五年當中，竭盡忠誠，恪守職責。對朝政之失誤，曾上了不少奏疏，提出了很多批評建議，僅收錄在《傳家集》中的就有一百七十餘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比如，當時的交趾進獻了珍異的動物，叫做麟，司馬光說：“真假不得而知，倘若是真的，不是自己到來的也不能說是祥端，希能退還給他們。”可是，由於當朝皇帝對於司馬光的意見很少采納，這使得司馬光很是不安。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就任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此時司馬光感到自己隻知竭忠報國，已經在朝廷上樹立了一些敵人，恐怕禍及子孫，連上三狀，力辭諫職，希望解除諫職，到地方去做官，朝廷隻答應免去諫職。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趙頊即位，能知政事歐陽修向神宗推薦司馬光，稱讚他的品德淳正，學識淵博。神宗便於同年閏三月拜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司馬光極力辭謝，不允。四月，又升任司馬光為禦史中丞。
司馬光為政，關心人民疾苦，這與他長期地方做官接觸下層勞動人民有關。他提倡“懷民以仁”，認為隻有“利百姓”，才能“安國家”。所以，他對百姓給很多關注、同情，甚至為之請命。元豐八年（1085）九月，他在上神宗的劄子中盡情地描繪了對農民的疾苦，並鄭重地告誡皇帝要注意曆史上官逼民反現象。治平三年（1066），陝西、河東發生嚴重旱災，但朝廷沒有重視，反而在此時聽從佞臣之請接受上尊號，司馬光對於這種朝廷漠視人民疾苦的現象非常氣憤，上奏英宗說這簡直是“欺蔽上天，誣罔海內”。為減少百姓負擔，司馬光反對英宗下詔將壯丁二十萬刺手背而編為義勇軍，認為陝西軍隊本來就不少，這樣會使百姓無故加重負擔。他冒被皇帝處罪的危險，連上幾道奏疏，並持詔書到中書少與韓琦辯論，兩人唇槍舌劍展開了一場激戰。
北宋時期在用人方麵存在著相當多的弊端，這也是宋代曆來積貧積弱的一個主要原因。司馬光針對弊端提出過不少好的見解和主張。首先，他認為用人當以“德”為先。熙寧元年（1068），司馬光向神宗薦舉諫官時就根據這個原則提出三個具體的條件：一是“不愛富貴”，二是“顧惜名節”，三是“曉知治體”，前兩條是德，後一條是才。他也反對近世以來，專尚文辭，以文辭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認為，文辭，隻能是藝能人的一個方麵，不足以窮盡天下士之百能。司馬光還主張選才用人應破除論資排輩、重門第的陳腐觀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馬光上疏神宗，指出如果按照國家原先選禦史百的資曆範圍規定，不但選中者不多，而且弊端不少。對於以門第高低來選擇官員，司馬光更是深惡痛絕，他提出隻要有賢才就應推舉，對於魏晉以來曆代相因的“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的嚴重弊端，認為一個人的德才，不在於世祿與貧賤，不能以門第劃分。他主張建立和健全選人、用人製度改革科舉製度，設十科舉士改進延訪薦舉和按察製度。司馬光重視推薦人才，薦舉過蘇軾、劉恕等。當然，司馬光也錯舉過人，他曾為此上書自責。晚年做宰相時，也信任過蔡京這樣的人。
否定新法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這位年僅20歲、風華正茂的皇帝很想有所作為，他欣賞王安石的變法主張。熙寧二年（1096）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進、大膽的改革方案，成為變法的領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陣變法的浪潮，史稱為“王安石變法”。
麵對著北宋王朝內憂外患的腐敗局麵，麵對著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從維持封建王朝的統治出發，都盡力想去“補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內容、改革的方法，兩人就勢同水火，存在著極為嚴重的分歧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老相識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間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後二人又同居翰林學士之職。當時人們所稱的“嘉四友”，就是他們倆外加呂公著和韓維。兩人同為州牧判官的時候一天被包拯請到家裏飲酒賞牡丹。當包拯親自舉杯勸酒時，司馬光雖然平素不愛喝酒，但礙於情麵，不得不勉強喝了一點，而王安石卻能夠堅持“終席不飲”，這種自製力使司馬光後來談起來還很佩服。司馬光與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財方麵。
北宋中期，盡管稅收比開國之初增加了幾倍，但由於冗兵、冗費和冗官等龐大開支，造成了國庫空虛、入不出敷的嚴重局麵。神宗即位後首先遇到的就是財政上的巨大虧缺，他向司馬光、王安石等征詢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司馬光主張從節約入手，他認為首先應該節省朝廷開支，注意節流，例如減少對於皇親大臣的大量賜物等。司馬光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提出節省開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應該從理財上著眼。兩人在神宗麵前曾經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當時河朔旱災，國用不足，神宗下詔讓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同進見，商量應對辦法。司馬光說：“救災節用，宜從親貴近臣開始。”王安石反對說：“唐代常袞請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辦事時飲食供應，時人認為常袞如果自覺不稱職，應該辭去宰相的職位，不宜辭免祿食。況且府庫空虛、國用不足，不是當世急務，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沒有得到一位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也不過賦稅苛重而已。”王安石說：“並不如此，善於理財者，不加賦稅而可以使國用充裕。”
司馬光說：“天下哪裏會有這個道理？天地生產的財貨百物，不在於民間，就在於官府，如奪民所有，充實官府，造成的禍患比增加賦役還要大。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劉徹的話，太史公司馬遷將它寫在《史記》上，是要證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槍劍舌，至不相讓。對於市易法與均輸法司馬光認為是與商人爭利，不利於商品流通，對於保甲法，司馬光認為實行下去會使農民不安心種地。司馬光對解決宋的財政危機，主張持重緩進，與王安石大刀闊斧的做位明顯不同，他們二人曾有過形象的比喻，司馬光說：“治天下有如處理房屋，破了則要修理，除了壞得很厲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兩樣都沒有，我怕連風雨都不能擋蔽。”而王安石則認為：“治天下有如醫生用藥，要知道虛實熱寒，當用治虛寒的方子時，純用烏頭附子也不嫌過熱。”針對當時社會的嚴重病症，他們都開出了自己的醫症藥方，他們都是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上，為北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而出謀劃策。正如司馬光對王安石說的：“我和你趨向雖然不同，但大的目標是一樣的”。王安石也說，自己與司馬光“商議事情時常有分歧，是因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見他們的分歧，最初是源於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馬光思想傾向沉穩持重，慮事縝密，但傳統保守是很明顯的王安石則思想活躍激進、勇於標新立異，而慎重不足，在變法中有時操之過急，出現了一些失誤，同時也用人不當，如對呂惠卿這樣的人就缺乏全麵了解、考驗。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推行的一係列新法時，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是很不對的，他在反對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某些消極的方麵的同時，也反對了王安石的積極方麵，這就導致了他們成為政敵的原因。而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三封長信中反複說明自己的觀點，王安石卻拒不接受，這種剛愎自用的態度也不對，兩位本來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固執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損失。
以後變法派與反對派已經勢同水火，許多反對新法的輔弼大臣都被王安石趕出朝廷或主動提出辭職請求外任。司馬光也被罷了翰林學士等職，又一次離開朝廷，於熙寧三年（1070）到永興軍（今陝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煌煌巨著
熙寧四年（1071），司馬光又辭去了永興軍一職，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司禦史台，這是一個閑散職位。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從此司馬光便在洛陽住了十五年，遠避朝廷黨爭，主編完成了《資治通鑒》。
司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與其說在政治方麵，不如說在學術方麵。他的著述極多，除現存的《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外，還有《涑水紀聞》三十二卷，《稽古錄》二十卷，《通鑒節要》六十卷等等，再加上《資治通鑒》，司馬光著述之豐，在曆史、文學上是少有人可與之匹敵的。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主編的輝煌巨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這部編年體中國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此書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國史學和世界史學史上都堪稱不朽之作。
司馬光早就想編一部簡明係統的中國通史，自從他當了諫官等職以後，有了一定的條件，於是試著編了《周紀》和《秦紀》。宋英宗看了以後極為讚賞，讓司馬光繼續編下去，並且為他創造了優越的條件，設立書局，並給他配備了助手。司馬光先後選了劉恕、範祖禹等人為主要助手，司馬康幫助抄校。由於具備了人員、史料這兩大條件，再加上到洛陽後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這部巨著終於圓滿完成了。
《資治通鑒》書影
司馬光的修書精神與毅力令人感動。為了修書，他常常拒不見客，日以繼夜地工作。所參考的書之多，後人為之歎絕。據說光是草稿，就堆滿了兩間房子。《資治通鑒》一書凝集著司馬光畢生的心血，如果從治平三年（1066）編修《通鑒》的書局成立算起，到元豐七年（1084）修成為止，曆時就有十九年之久如果從嘉右年間著手《通誌》時算起，那麽時間就不下三十年。英宗對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給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後，神宗也極為重視這一工作，他把原潁王府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賜給司馬光，並“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元豐七年書成後進呈給神宗，神宗特降詔獎諭司馬光，稱讚他“博學多聞，貫穿古今”，“成一家之書”，並厚加賞賜，所以升擢升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目的非常明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即是總結曆史經驗，麵對社會現實，使當朝執政者能夠借鑒曆史，解決現實社會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使北宋封建統治能夠長期鞏固下去。從這一意義上說，《資治通鑒》可以說是一部供皇帝閱鑒的曆史教科書。
司馬光在取材上特別注意“資治”的原則。在具體編撰中，一是刪長舉要，便於政務繁忙的君主得以周鑒一是專取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對於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代王朝的治亂興衰中發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統治的得失成敗、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論和行為、不同帝王的功過是非、農業的豐歉、人民的安定流離等，都作了突出的敘述。戰爭的勝負多是封建王朝興亡、盛衰的關鍵問題，《資治通鑒》對於重大戰役的描繪詳盡、具體而生動。為提醒帝王時刻警惕“官逼民反”這一封建社會中的普遍現象，《資治通鑒》對農民大起義的記載也比較真實、具體。司馬光還在《資治通鑒》中寫了一百十九條史論，引前人史論九十九條，這些史論雖因吏事而發，但寓政論於其中，以幫助帝王明白事非。總之，凡是有益於治政的內容無不網羅。《資治通鑒》把史和政有機地融和為一體，體現了司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學家的特殊才能。
《資治通鑒》問世以後，一直受到曆代封建帝王和學者的推崇和重視，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寫到：“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誌，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馬光既為封建社會的群臣留下了寶貴的統治經驗，也為後人提供了鑒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更張新法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改元為元右。年僅十歲的哲宗不能親政，朝中大權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後高氏掌握。這位太後一向器重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她一上台，就派人問司馬光應當先辦什麽，司馬光說：“廣開言路。”神宗臨死之前曾留言讓司馬光和呂公著當趙煦的師傅。同年四月，司馬光入朝任門下侍郎，元元年（1086）閏二月司馬光又升任尚書左仆射，做了宰相。這時他已經六十七歲，年邁力衰，身體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雖已力不從心，但他還是兢兢業業為朝政操勞。
司馬光此次執政，全力以赴地從事廢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門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請更張新法劄子》，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張”。他說：“先帝定下來的製度，行之有效的雖百世以後也不可變。像王安石、呂惠卿所立的法，為害天下的，應當如同救火和救護溺水的人一樣，立即更改。況太皇太後以母親改兒子之法，並非兒子改父親之法。”於是朝廷下令廢除保甲團教，不再設保衛法廢市易法，所儲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京東鐵錢和茶鹽之法，都恢複如舊。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請革弊劄子》，將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舉。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夠實現，罷廢新法一事能順利進行，人相以後他向高太後進言，陸續將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出各地的官員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召回宮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逐漸回到朝中，委以要職。司馬光前後幾次上書，一概否定了王安石變法。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變法派的蔡被罷相出知陳州，章享結果也被貶汝州。司馬光這樣粗暴地廢除新法，不僅原來新法派的人物極力反對，就是原來反對變法的人也主張要慎重行事。範純仁就曾勸司馬光，對新法隻要“去其太甚者可矣”，並且應當“徐徐經理，乃為得計”，如廢保甲法時，對保甲當中那些武藝出眾的人，就應該委派殿前司加以揀選，呂公著也認為對新法主要是糾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麵廢除。但是此時司馬光固執己見，根本聽不進反對的意見。他認為“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
從個人修養與品格方麵上來說，司馬光是值得稱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度，舉止有禮。在洛陽每去夏縣掃墓，總要去看望他的兄長司馬旦，司馬旦年近八十，司馬光待他如嚴父，關心他如嬰兒。從小到老，司馬光從不胡亂妄言，他曾說過：“我沒有過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沒有不可以對人說的。”他為人誠懇，天下人都敬重他。他處世淡泊，沒有特別愛好，於學術無所不通，隻是不喜歡釋老之學，說：“釋老的微言大義不能超過《六經》範圍，它的荒誕不經，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陽有田三頃，妻子去世，賣田下葬，一生布衣節食。
元右元年（1086）八月，司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七歲。高太後和哲宗哀痛異常，親臨其喪禮。司馬光被贈為太師溫國公，諡文正。都城人民也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鋪都關上了門。嶺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率來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