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範仲淹
關心民生
範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那州（今陝西彬縣）人，以後遷到江蘇吳縣（今江蘇吳縣）定居。他生父範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過武寧軍節度掌書記，端拱二年（989）範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2歲時父親去世，以後家境日益貧困，無法維持生活，母親謝氏不得不帶著範仲淹改嫁到淄州長山（今山東鄒縣）姓朱的家裏。範仲淹從此改姓朱，起名說，成為朱家的人。範仲淹在朱家逐漸長大成人，他從小就有誌向操守，刻苦好學。21歲時就讀於淄州長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環境特別艱苦，每天以粥和鹹菜度日，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用在讀書上，學業進步很快。23歲時，範仲淹得知母親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傷地揮淚，毅然辭別母親，離開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應天府書院求學。應天府書院，是宋朝著名書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講學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應天府富戶曹誠在其地修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朝廷賜額曰“應天府書院”。書院廣招學生，延師講授，學習氣氛非常濃厚，範仲淹入書院以後，不分晝夜地苦讀，讀倦了，就用冷水澆頭，提起精神再讀。
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宮時路過南京，同窗都爭著出去看皇帝，但範仲淹不為所動，依然全神貫注地讀書。他在書院以粥度日，生活極為艱難，一位同學深表同情，給他帶來一些好的飯菜，但範仲淹卻婉言謝絕，說自己安於食粥已很久了，若今天享受這樣的豐盛飯菜，恐怕以後吃不下粥了。
範仲淹忍受著別人不能忍受的窮苦生活，以讀書作為最高的樂趣、寒窗五載苦讀，使自己成為精通《六經》、善詩文、有誌於報國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範仲淹以其淵博的學識，一舉及第，這年他正好27歲。中舉後，朝廷授他廣德軍司理參軍，不久改任為集慶軍節度推官。範仲淹做官以後，便把老母接來贍養，同時恢複了範姓，改名仲淹。真宗天禧五年（1021），範仲淹又被調任秦州西溪鎮鹽倉作鹽稅官，兩年後，晉升為大理寺丞。此時，他因母親病逝而離職服喪。
第二年，晏殊主管應天府時，聽到範仲淹的名聲，便請他主持應天府書院，範仲淹作風勤謹謙恭，在當時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學之士紛紛而至。天聖六年（1028），晏殊又推薦他為秘閣校理，榮任館職。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僅13歲的仁宗即位，因不能親政，便由劉太後垂簾決事，劉太後於是獨攬大權。到了天聖七年（1029），仁宗本來可以親政了，但劉太後仍然把皇帝當成傀儡，還準備在這一年的61歲壽辰接受朝拜大禮時，由仁宗親率文武百官為劉太後上壽。
範仲淹上疏著重論述了對這件事的看法，並且說：“在內宮侍奉親人長輩，自當用家人的禮節，現在卻讓皇上與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後，這種禮儀不能成為後世的禮法。”而且還上疏請劉太後把朝政大權交還仁宗，但沒有得到答複。
範仲淹出任館職是由於晏殊的舉薦，晏殊被範仲淹的這種大膽舉動嚇壞了，怕他惹出是非牽連到自己，因而斥責範仲淹自大妄為。範仲淹很嚴肅地對晏殊說：“我擔任這種職務，經常擔心自己沒有盡到職務，給知心朋友丟臉。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處得罪您。”晏殊不作聲。接著範仲淹又給晏殊寫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顏直諫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範仲淹道歉。
範仲淹也確實因此得罪了劉太後，任館職不到一年不久便被貶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門為他餞行時讚揚道：“此行極為光榮。”仁宗明道二年（1033），劉太後死去，範仲淹被召回京擔任了右司諫。但到了年底又因進諫勸阻仁宗廢郭皇後而被貶知睦州。
同僚朋友在長亭為他餞行時又讚揚道：“此行尤其光榮。”第二年範仲淹又遷知蘇州。景右二年（1035）範仲淹被召回任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
在這段時間裏，他與權相呂夷簡發生了一連串的衝突。仁宗親政後，呂夷簡繼續為相，時任右司諫的範仲淹對呂夷簡閣擅權專事、玩弄權術、拉攏私人、排斥異己的作法就極看不慣，在郭皇後的廢立問題上就曾和呂夷簡展開過鬥爭。呂夷簡因與郭皇後有過私怨，他利用郭皇後失寵機會，慫恿仁宗廢掉郭皇後。範仲淹上疏認為不能這樣做，但廢後一事已成定議。呂夷簡並命令下屬不得接受有關討論廢後之事的奏疏。範仲淹見狀，便率領禦史和諫官到垂拱門前，伏奏皇後不當廢。然後他又麵對麵地和呂夷簡展開了激烈辯論。第二天，範仲淹等人準備在殿廷上再與呂夷簡展開爭論，然而，就在範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時，皇帝就傳下詔旨，貶範仲淹知睦州。
範仲淹這次還朝，呂夷簡暗中曾派人警告範仲淹，說他現在是待製侍臣，不是朝官了，不必對朝政妄加討論。範仲淹表示議論朝政是侍臣份內的事，今後更要恪盡職守。呂夷簡知範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權知開封府事。開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難治理的地方。呂夷簡的目的是讓範仲淹事物纏身，無暇議論朝政如果一有失誤，立即免職除官。然而範仲淹到開封府後，整治有方，興革有序，隻個把月時間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條。呂夷簡當宰輔時，重用和提拔的官員多是他的親信，因而吏治腐敗透頂。範仲淹對此極不滿意。
景右三年（1036）範仲淹繪製了一幅《百官圖》，進獻給仁宗，指著圖中升調次序說：“這樣是按次序的升遷，那樣是不合次序的提拔這樣進用是公道，那樣升遷是私意。況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邊的近臣，凡是超過製度規定的，不應當全部都委托給宰相處置。範仲淹這些無情的揭露，使呂夷簡大為惱恨，便向仁宗控告範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對呂夷簡加給他的罪名，據理力辯，一一駁回。
但仁宗還是偏聽了呂夷簡的誣蔑，把範仲淹貶出知饒州。範仲淹的才幹和膽識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讚賞，因此範仲淹這次被貶，在朝中引起強烈反響。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都出來為範仲淹說話。親朋好友這次為他在郊外餞行時讚揚道：“此行特別光榮。”範仲淹笑答說：“仲淹前後已經光榮三次了。”以後他又徙知潤州、載州。在這為官十多年間，範仲淹三上三下，相當部分時間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過的。他關心民間疾苦，為民排水患、修水利、開倉賑災，作了許多益於國計民生的事，政績卓越。範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鎮鹽倉監官時，黃海海堤久廢不治，不僅良田時被海濤衝毀，而且村舍也頻遭破壞，人畜也有死傷。範仲淹毅然超越職權上書江淮製置發運副使張綸，請求修複海堤。
張綸對範仲淹建議極為讚同，便奏請以範仲淹知興化縣，主持修複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對修複海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修複海堤隻能防堤外海浪之災，卻不能排堤內積水之患，是得不償失的舉措，但張綸堅持認為修複海堤利大於弊。
仁宗天聖元年（1023）由範仲淹主持，這項工程開始了。但動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麵上驚濤駭浪，很多民工散失，百餘人死亡，工程遭到嚴重破壞。反對者趁此機會舊調重彈，繼續反對修複海堤，朝廷也派人下來檢查要停罷這項工程。修複海堤的工程麵臨流產。朝廷詔令淮南轉運使胡令儀與範仲淹討論這項工程能否繼續進行，範仲淹力主繼續動工，胡令儀也很支持範仲淹意見，最終這項工程沒有停歇。在工程進行中，範仲淹雖因母喪而離去，但他對工程卻時時刻刻關注著，他曾給張綸寫信，反複申述修複海堤的好處，堅定張綸的信心。張綸接替範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經過將近四年的努力，共修複海堤一百八十裏，防止了海潮的嚴重災害，使流亡於外地的二千六百餘戶人家重返家園，當地百姓非常感念張綸範仲淹的恩德，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為“範公堤”。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京東廣大地區發生嚴重蟲災和旱災，範仲淹奏請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災區視察以便及時解救，但未有下文。範仲淹對朝廷這種漠視民間疾苦的行徑極為氣憤，他找了一個機會請問仁宗：“宮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飯，陛下應當如何？如今幾個州縣沒有飯吃，怎麽可以置之不理！”這幾句話觸動了仁宗，使仁宗很難過，便派範仲淹到江淮災區慰問。
範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災民，使那些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時，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動。他還奏請朝廷減免災區丁口鹽錢。他回到朝廷時，把饑民所食的烏味草進獻給仁宗，使仁宗體察民間疾苦，力戒奢侈之心。景右元年（1034），範仲淹知蘇州正趕上暴雨成災，蘇州靠近大湖，地勢低窪，積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無法耕種，範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顧各種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條河，引導大湖水注入大海，從而使蘇州地區，甚至太湖周圍地區解除了水澇的威脅，保障了農業生產。
驚破敵膽
仁宗寶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黨項族首領趙元昊自立稱帝，國號大夏。這表明趙元昊主動脫離了與宋廷的臣屬關係，雙方關係驟然緊張起來。宋朝群臣對趙元吳的突然稱帝，非常憤慨。大多數朝臣主張出師征討，認為小小趙元昊，隻要宋軍一到，頃刻就可消滅。但是諫官吳育對當時宋、夏軍事力量對比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不主張出師著作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也對出兵表示不樂觀。然而宰相張士遜等對吳育等人的意見不予理睬，他力主興師問罪。仁宗也傾向張士遜的主張。
寶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詔剝奪了趙元昊的官爵，斷絕雙方之間的貿易往來，並在邊地張榜懸賞，允諾凡能擒斬趙元昊的人可授與定難軍節度使的官職。宋夏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為適應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邊境調整了軍事部署，任命夏竦知涇州，並主管涇原路軍事範雍知延州，並負責挪延路軍務。
範雍是一位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當趙元昊率軍隊進攻延州時，負責延州防務的範雍嚇得不敢出戰，緊閉城門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調遣的援軍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軍伏兵阻擊，傷亡慘重。幸虧當時天降大雪夏軍撤離，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軍之後的厄運。
仁宗為懲處三川口大敗，貶了範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韓琦為陝西安撫使在韓琦的推薦下，同年四月範仲淹被任命為陝西都轉運使，從南方的越州調往西北。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韓琦與範仲淹同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為夏竦作副手。
夏、韓、範三人在對夏攻防方麵所持的策略是不盡相同的。範仲淹戰略思想是側重於守，他認為當時邊塞的戰備狀況比內地要強得多，如果元昊率軍深入，乘關中的空虛，東阻潼關，再隔兩川貢賦，這可就危險了。範仲淹認為當前之上策，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複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勢，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自有閑隙，則行天討。”
基於以防守為主的戰略思想，範仲淹反對五路進討的方針，他認為，目前兵力薄弱，沒有取勝的希望，大軍一旦進入沙漠，運送給養的車輛行進必定困難，而敵人的騎兵輕捷，可以前後夾擊如果再加上一天打敗仗，前進不得也休息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發生困難。韓琦與範仲淹對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積極主張向西夏進攻，認為元昊雖占據了幾個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過四五萬，其他都是老弱婦女，宋軍屯有二十萬重兵，若一味堅守界壕，不敢攻擊敵人，這是自古沒有的懦弱，如果長期守下去，第一可能喪失士氣，第二會給國家財政增加更大困難。韓琦堅決主張應迅速進軍，速戰速決的。夏竦的意見是傾向以防為主，但他認為應該服從朝廷的命令。這時朝廷上宰相是呂夷簡。呂夷簡主張向西夏進攻，多數朝臣也附和呂夷簡的意見，仁宗也認為防守耗費時日太久，而屯兵運糧，費用太大，會給國家財政造成很大困難，因而決定采用韓琦進攻之策。他命令韓琦和範仲淹於慶曆元年（1041）正月出兵。
但範仲淹堅持前議，反對出兵，他上疏仁宗，說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節，大量軍馬糧草在這個時候進入山川險阻的地方，容易被夏軍劫奪、擊敗，倘宋軍的主要部隊有失誤，那就不僅僅是邊患問題了，而是關係到朝廷的安危，大軍一動，關係到成千上萬人的性命，怎麽能置之度外呢？慶曆元年（1041）二月，韓琦得知趙元昊將進攻渭州，便召開將領會議，決定全麵出兵，同時又臨時招募勇士一萬八千人，全部交給環慶副部署任福指揮。韓琦還為任福製定了進攻路線，要他繞到夏軍背後伏擊其歸路。但任福及其下屬將領為夏軍佯敗的假象所引誘，脫離了原來的行軍路線，越追越遠，當大軍行至六盤山下好水川時，夏軍突然伏兵四起，鼓聲大作，宋軍完全陷入包圍之中，雖然奮力拚殺，但因寡不敵眾，六個多名軍士戰死，任福等許多將領陣亡。
這一慘敗雖與任福的輕敵冒進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為宅帥的韓琦沒有客觀分析宋夏軍事實力，貿然向夏進攻。宋軍戰敗後，一路上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手捧死者的舊衣和紙錢，伏在韓琦馬前嚎啕大哭，韓琦也淚流滿麵勒住馬，不能前進。範仲淹聽到戰敗消息，連連歎息。好水川戰役的失敗，證明進攻的策略是錯誤的，同時也證明範仲淹以防守為主的策略是正確的。韓琦從血的事實中吸取了教訓，仁宗和宰相呂夷簡也開始認識到範仲淹的防守之策應該采納，宋王朝上下統一了認識，這表明宋朝對夏戰略的重要轉變。對夏戰略統一後，韓琦因好水川之敗，於慶曆元年（1041）四月被貶知秦州，範仲淹也因擅自與趙元昊通信勸其罷兵，並焚毀了西夏複信，被貶知耀州。但邊事統帥夏竦與新派來的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陳執中不和，夏、陳兩人都上表請求解除兵權，十月同時被罷官去職。朝廷又重起用韓琦、範仲淹。
慶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範仲淹為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掌握該路軍事，以韓琦、王沿、龐籍分掌秦風路、涇原路、鄘延路軍事，此次仁宗給予他們較大的軍事權力，範仲淹從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軍事才能了。範仲淹對夏戰略並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積極進攻，但在進攻時，隻能是攻其近地，不能貿然深入敵方。他的作戰方針是取下一處城寨，再準備攻打另一處，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他認為這種作戰方針，比之朝取暮失，更為穩妥。基於這樣的戰略思想，範仲淹采取了一係列重要措施。首先是修築城寨，建立鞏固的軍事基地。
範仲淹的部將種世衡，為了阻擋夏軍進犯延州，在延州東北二百裏的古寬州廢壘上修築城堡，這樣一方麵可以得到河東糧食，另一方麵可以加強延州防守，進可以進圖銀、夏二州，城寨全麵而且穩妥。城內無水，種世衡重獎民工，鑿地一百五十尺挖出泉水，最後得到了幾眼井，可以滿足全城的飲用，這座城堡以後也就以青漳得名。種世衡又開營田一千頃，招募商賈，貸給本錢，通貿易，暢貨源，使城內不但有充分的糧食供應，而且貨物充足，具備了一定經濟基礎，同時，新立的城堡也有了聯係少數民族的據點和訓練前沿戰士的基地。範仲淹高度肯定了種世衡的做法，他認為種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於加強防守。
範仲淹從慶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為修築城寨事，六次上疏。在一次上疏中，他說：“若先修複城寨，是遠圖的眼光。請允許在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水平寨進築承平寨，等到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就可以牽製元昊東界軍馬，使得並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在範仲淹積極努力下又修築了大順城。大順城的原址是馬鋪寨，在慶州的北麵，屬於西夏腹地。範仲淹以最縝密的方式迅速動手，僅用十天的功夫就順利築成了一座城堡城，因而取名大順。夏軍發覺後，動用了三萬騎兵來進攻，不能破城，他們又佯裝敗北。但範仲淹十分警惕，並沒有追擊。大順城的建立，正好與白豹、金塘二城寨形成犄角之勢，因而打通了延州與慶州之間的道路，使兩州在防務上可以互相支援，在軍事上極為有利。範仲淹修築的許多城寨，大大加強了西北的防禦力量，使得延州和慶州都處於得到安全保護之地。範仲淹在爭取、團結羌族方麵也下了很大的力量羌族的聯絡，削弱和孤立了西夏。
羌族部落散落在宋、夏邊界橫山一帶，羌族人馬精勁，善於戰鬥，西夏經常脅迫和利誘羌人和他們一起與宋軍作戰。宋對羌族也采取撫綏政策，凡歸屬宋朝的羌族都稱之為屬戶或熟戶，其餘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戶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戰鬥力量，因此經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協助宋軍作戰。
範仲淹對爭取羌族極為重視，其部將種世衡，曾親自到羌族部落進行慰問、周濟，和羌族親如家人，羌人得到西夏的情報也願意告訴種世衡，種世衡也當即給以獎勵，因此種世衡深得羌族信賴，羌人也願為之效命。種世衡曾多次命羌人擊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戰績。環慶路的羌屬非常多，範仲淹到環慶時，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酉長受趙元昊利誘，曾為夏軍攻宋作向導。範仲淹深入邊界一帶巡視，以朝廷名義犒賞、慰問羌族，巡視了諸羌人馬，與他們訂立條約，讓他們在抗擊元昊中發揮作用。為了進一步加強招撫羌人的工作，範仲淹特意奏請朝廷，把種世衡調到環州。種世衡調到環州後，冒著嚴寒冰雪，深入到漢朝官員從未到過的險地群山，對羌族進行訪問招撫，這使羌人非常感動。種世衡讓他們備置烽火，當西夏進犯時，以烽火相告，驅馬相救。種世衡就因此多次擊破西夏的掠劫。羌族對種世衡十分敬服，當種世衡兵援涇原時，有幾千名羌兵隨從。
範仲淹對羌族部首長也以誠相見，信而不疑，羌族酋長來見時，範仲淹常常把他們引入臥室，並且屏退守衛，和他們促膝談心。對因戰亂而喪失土地的羌族人民，羌族熟戶上下、男女老少對範非常欽服，範仲淹在羌族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們尊敬地稱範仲淹“龍圖老子”（範仲淹當時的官職是龍圖直學上）。範仲淹招撫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當時環慶路約有羌兵二萬人，他們配合宋軍，對夏作戰，是一支強勁的生力軍。
選拔將校、訓練土兵是範仲淹帶兵打仗的一個中心內容。他十分重視軍隊將校的作用，認為軍隊的戰鬥力是由將校所決定的，在此以前宋軍將領不僅數量不足，素質也極差。範仲淹上奏仁宗，建議對將校應盡早進行選擇，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甲上陣或沒有指揮能力的要在此進行選擇調離，讓一批立有戰功、武藝高強，有軍事才能的人擔任將校經過試用後，再正式任命。
另外，範仲淹也注意培養將校，他讓部下在作戰之餘，努力學習古今兵法，對於勇敢善戰的狄青，他不但給予優厚的待遇，而且送給他一部《左氏春秋》，並告訴他：“在將不知古今，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從此狄青刻苦讀書，對於秦漢以來將帥兵術了如指掌，從而成為北宋一名屢立戰功的名將。對於士兵，範仲淹主張認真挑選，嚴格訓練。北宋招募的士兵，由於胡亂選拔，因而素質很差。範仲淹提出要淘汰弱小、選留強壯勇敢的擇兵標準。北宋士兵缺乏訓練，武藝精強者不多，遇到戰事常吃敗仗。所以範仲淹主張對軍隊加強訓練，他在西北戰場上將延州兵分為六將，每將三千人，分部訓練，取得了良好效果。為提高前線士兵素質，範仲淹提議，在陝西本土增招士兵，因為陝西本土的士兵生長在邊寨，熟悉地形，善於騎射，作戰勇敢，而且能吃苦耐勞，有很強的戰鬥力。而東兵是從東部調到陝西前線的禁軍，這些士兵思念故鄉，不耐勞苦，廩給雖優厚，但鬥誌不高，保證在戰爭中兵員不足時，應增置較多的陝西本土士兵，以代替一部分東兵。範仲淹在戰術上也盡量革除舊弊。
北宋舊的作戰方式極為保守：部置官帶領一萬人，鈐轄帶領五千人，都監帶領三千人，出戰時，官小者在前。範仲淹認為不考慮敵人數量而出戰，以官職高低為出征的先後，這是曆次作戰敗績的主要原因。範仲淹革除了這種呆板的作戰方式，提倡根據敵兵多少，以決定出擊人數的作戰作風與戰術機動靈活，有利於打擊敵人，可以隨時出擊，也可以隨時撤退。
在範仲淹的倡導下，其他路也效法這種作戰方法。於是西夏將士害怕起來，相互警告：“不要再攻延州了，現在的小範老子腹中有數千萬兵甲，不比大範老子（範雍）懦弱可欺也。”範仲淹還提出總的戰略方針：對付西夏大股軍隊要堅壁清野，固守以待援兵，對付小股進牙巳的夏軍則可以在險要的地方設埋伏打擊，根據夏軍不同情況，采取相應對策。
範仲淹還向朝廷建議用聲東擊西的戰術使夏軍窮以應對。他申求朝廷要給將帥以“便宜從事”的權力，使他們能夠根據前線複雜多變的形勢，采取靈活相應的戰術，以期取得戰爭的勝利。大量軍隊長期固守在西北邊遠之地，需要從內地遠程運送大批糧草和物品，旅途很難，耗費大量財力和民力，這已成為曆來防守戰略能否鞏固的主要問題。範仲淹吸收漢、唐以來屯田的曆史經驗，又總結了種世衡在青漳城興田的好處，因而奏請仁宗在邊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議，詔令陝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並兼營田使，轉運判官兼管勾營田事。範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確的戰略方針和一係列有力措施，使得邊防日益鞏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將韓琦空前團結，因而元昊不敢侵犯，扭轉了戰爭形勢。西北邊境當時流傳著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範仲淹與韓琦的名聲大振，史稱：“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宋夏長期的戰爭，西夏軍雖有過小勝，但得利不多宋加強了邊防，同時又進行經濟封鎖，西夏經濟日益困難，人心浮動，朝廷內部厭戰情緒不斷增長，再加上遼在夏邊境處暗修城堡，集結軍隊，有攻占西夏的意圖，於是元昊不得已，隻好向宋求和。宋也由於財政負擔太大，困難重重，願意盡早結束戰爭。雙方經過議和，在慶曆四年（1044）達成協議，西夏取消帝號，仍由宋封為夏國王，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恢複貿易往來。範仲淹和韓琦防禦西夏的成功，使他們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驟增，朝廷也予以嘉獎，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四月將他們兩人提升為樞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詔，拜任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升為副宰相。範仲淹奉調回朝後，麵臨著一場比抗禦西夏更為艱巨的鬥爭。
改革先鋒
北宋政治，弊端叢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極為嚴重。宋太祖開國時，設官分職本有固定的數目，但以後隨著征召官吏、恩蔭官職、祠祿官員的日益泛濫，北宋的官吏隊伍急速膨脹。仁宗天聖二年（1024），錄取諸科進士竟達一千零六十七人，而且錄取以後，就直接任官，兩三年功夫，經科舉新錄用的官員竟增加一倍以上。範仲淹疏導太湖而恩蔭得官的，那就更多了。宋代官吏不僅多，而且素質極差，辦事能力很低，但官員們的待遇卻特別優厚，所謂宋朝優待文官，說的就是這些官員，除正俸之外，還供給一定數量的春冬衣料，還有職錢等名目繁多的補助，國家開支不斷增加，再加上皇室大興土木，任意揮霍，政府財政日益入不敷出。而這種負擔又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因而社會矛盾日益加深，農民起義和兵變相繼發生，內憂外患連年爆發，國家麵臨重重危機。
麵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範仲淹力陳改革時弊。在危機麵前，仁宗也感到形勢嚴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擺脫困境，免掉了保守無能的宰相呂夷簡和執政王舉等人，重用範仲淹，並把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職上。主張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優勢。慶曆三年（1043）九月，範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指出今日“綱紀法度，日削月侵，宮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項革新主張：
嚴明官吏升降製度。
嚴格限製官僚子弟恩蔭特權。
嚴密貢舉製度。
選擇地方長官。
均公田。
注重農桑。
整修武備，加強京師防衛力量。
推廣朝廷恩澤與信義。
慎重頒布命令，嚴肅朝廷政令。
減輕徭役。
範仲淹的十項改革，是他挽救政治危機、緩解財政困難的重要措施，中心是整頓吏治。在他看來，“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官吏賢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茸”。
皇帝此時正信任和偏向範仲淹，因此全部采用了他的建議，範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開始，先後以詔書形式頒布全國。在慶曆這一年，北宋的改革，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也實施了幾件重大的舉措。
慶曆的改革，使腐朽的北宋暫時出現生機，使暮氣沉沉的官僚機構開始發揮了較好的運行效率。
然而，慶曆新政，對權貴官僚的種種特權，作了嚴格限製，因而觸犯了他們的利益，那些權貴官僚串通一氣，散布流言蜚語，說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更為陰險的是，他們竟偽造事實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雖然不輕信，但範仲淹和富弼卻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難以推行下去。恰巧西北有警，範仲淹請求巡視邊防。慶曆四年六月，派他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撫使。範仲淹和富弼離開朝廷後，反對派對新政的攻擊更加猛烈。仁宗也於此退縮了，在慶曆五年（1045）正月，罷範仲淹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和分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同年十一月，又罷陝西四路安撫使，改知鄧州。富弼也貶知鄆州，韓琦、歐陽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後被趕出朝廷。慶曆新政就此結束。
皇佑四年（1052）正月，範仲淹徙知潁州，在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終年64歲。仁宗悲傷不已，親筆為他的墓碑撰額，稱為“褒賢之碑”。後諡“文正”。遺有《範文正公集》傳世。
範仲淹內心剛毅外表溫和，天性極孝順，因為母親在世時他正貧困，後來雖然富了，但沒賓客上門就絕不吃二種葷菜。妻兒的衣食，僅僅能夠基本自足。但他樂於施舍，在家創辦義莊，用來贍奉族窮人。他博愛眾人，樂於行善，很多讀書人都出自他門下，即便是裏巷中的平民百姓都能說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各地聽到死訊的人，都為他歎息。範仲淹為政崇尚忠厚，所到各地都施有恩德，鄰、慶二州的老百姓與歸附宋朝的羌人，都為他畫肖像，立生祠以紀念他。到去世時，羌族酋長幾百人，像哭自己的父親那樣為他痛苦，齋祭了三天才散去。
範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那州（今陝西彬縣）人，以後遷到江蘇吳縣（今江蘇吳縣）定居。他生父範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過武寧軍節度掌書記，端拱二年（989）範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2歲時父親去世，以後家境日益貧困，無法維持生活，母親謝氏不得不帶著範仲淹改嫁到淄州長山（今山東鄒縣）姓朱的家裏。範仲淹從此改姓朱，起名說，成為朱家的人。範仲淹在朱家逐漸長大成人，他從小就有誌向操守，刻苦好學。21歲時就讀於淄州長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環境特別艱苦，每天以粥和鹹菜度日，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用在讀書上，學業進步很快。23歲時，範仲淹得知母親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傷地揮淚，毅然辭別母親，離開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應天府書院求學。應天府書院，是宋朝著名書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講學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應天府富戶曹誠在其地修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朝廷賜額曰“應天府書院”。書院廣招學生，延師講授，學習氣氛非常濃厚，範仲淹入書院以後，不分晝夜地苦讀，讀倦了，就用冷水澆頭，提起精神再讀。
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宮時路過南京，同窗都爭著出去看皇帝，但範仲淹不為所動，依然全神貫注地讀書。他在書院以粥度日，生活極為艱難，一位同學深表同情，給他帶來一些好的飯菜，但範仲淹卻婉言謝絕，說自己安於食粥已很久了，若今天享受這樣的豐盛飯菜，恐怕以後吃不下粥了。
範仲淹忍受著別人不能忍受的窮苦生活，以讀書作為最高的樂趣、寒窗五載苦讀，使自己成為精通《六經》、善詩文、有誌於報國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範仲淹以其淵博的學識，一舉及第，這年他正好27歲。中舉後，朝廷授他廣德軍司理參軍，不久改任為集慶軍節度推官。範仲淹做官以後，便把老母接來贍養，同時恢複了範姓，改名仲淹。真宗天禧五年（1021），範仲淹又被調任秦州西溪鎮鹽倉作鹽稅官，兩年後，晉升為大理寺丞。此時，他因母親病逝而離職服喪。
第二年，晏殊主管應天府時，聽到範仲淹的名聲，便請他主持應天府書院，範仲淹作風勤謹謙恭，在當時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學之士紛紛而至。天聖六年（1028），晏殊又推薦他為秘閣校理，榮任館職。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僅13歲的仁宗即位，因不能親政，便由劉太後垂簾決事，劉太後於是獨攬大權。到了天聖七年（1029），仁宗本來可以親政了，但劉太後仍然把皇帝當成傀儡，還準備在這一年的61歲壽辰接受朝拜大禮時，由仁宗親率文武百官為劉太後上壽。
範仲淹上疏著重論述了對這件事的看法，並且說：“在內宮侍奉親人長輩，自當用家人的禮節，現在卻讓皇上與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後，這種禮儀不能成為後世的禮法。”而且還上疏請劉太後把朝政大權交還仁宗，但沒有得到答複。
範仲淹出任館職是由於晏殊的舉薦，晏殊被範仲淹的這種大膽舉動嚇壞了，怕他惹出是非牽連到自己，因而斥責範仲淹自大妄為。範仲淹很嚴肅地對晏殊說：“我擔任這種職務，經常擔心自己沒有盡到職務，給知心朋友丟臉。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處得罪您。”晏殊不作聲。接著範仲淹又給晏殊寫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顏直諫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範仲淹道歉。
範仲淹也確實因此得罪了劉太後，任館職不到一年不久便被貶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門為他餞行時讚揚道：“此行極為光榮。”仁宗明道二年（1033），劉太後死去，範仲淹被召回京擔任了右司諫。但到了年底又因進諫勸阻仁宗廢郭皇後而被貶知睦州。
同僚朋友在長亭為他餞行時又讚揚道：“此行尤其光榮。”第二年範仲淹又遷知蘇州。景右二年（1035）範仲淹被召回任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
在這段時間裏，他與權相呂夷簡發生了一連串的衝突。仁宗親政後，呂夷簡繼續為相，時任右司諫的範仲淹對呂夷簡閣擅權專事、玩弄權術、拉攏私人、排斥異己的作法就極看不慣，在郭皇後的廢立問題上就曾和呂夷簡展開過鬥爭。呂夷簡因與郭皇後有過私怨，他利用郭皇後失寵機會，慫恿仁宗廢掉郭皇後。範仲淹上疏認為不能這樣做，但廢後一事已成定議。呂夷簡並命令下屬不得接受有關討論廢後之事的奏疏。範仲淹見狀，便率領禦史和諫官到垂拱門前，伏奏皇後不當廢。然後他又麵對麵地和呂夷簡展開了激烈辯論。第二天，範仲淹等人準備在殿廷上再與呂夷簡展開爭論，然而，就在範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時，皇帝就傳下詔旨，貶範仲淹知睦州。
範仲淹這次還朝，呂夷簡暗中曾派人警告範仲淹，說他現在是待製侍臣，不是朝官了，不必對朝政妄加討論。範仲淹表示議論朝政是侍臣份內的事，今後更要恪盡職守。呂夷簡知範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權知開封府事。開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難治理的地方。呂夷簡的目的是讓範仲淹事物纏身，無暇議論朝政如果一有失誤，立即免職除官。然而範仲淹到開封府後，整治有方，興革有序，隻個把月時間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條。呂夷簡當宰輔時，重用和提拔的官員多是他的親信，因而吏治腐敗透頂。範仲淹對此極不滿意。
景右三年（1036）範仲淹繪製了一幅《百官圖》，進獻給仁宗，指著圖中升調次序說：“這樣是按次序的升遷，那樣是不合次序的提拔這樣進用是公道，那樣升遷是私意。況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邊的近臣，凡是超過製度規定的，不應當全部都委托給宰相處置。範仲淹這些無情的揭露，使呂夷簡大為惱恨，便向仁宗控告範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對呂夷簡加給他的罪名，據理力辯，一一駁回。
但仁宗還是偏聽了呂夷簡的誣蔑，把範仲淹貶出知饒州。範仲淹的才幹和膽識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讚賞，因此範仲淹這次被貶，在朝中引起強烈反響。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都出來為範仲淹說話。親朋好友這次為他在郊外餞行時讚揚道：“此行特別光榮。”範仲淹笑答說：“仲淹前後已經光榮三次了。”以後他又徙知潤州、載州。在這為官十多年間，範仲淹三上三下，相當部分時間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過的。他關心民間疾苦，為民排水患、修水利、開倉賑災，作了許多益於國計民生的事，政績卓越。範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鎮鹽倉監官時，黃海海堤久廢不治，不僅良田時被海濤衝毀，而且村舍也頻遭破壞，人畜也有死傷。範仲淹毅然超越職權上書江淮製置發運副使張綸，請求修複海堤。
張綸對範仲淹建議極為讚同，便奏請以範仲淹知興化縣，主持修複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對修複海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修複海堤隻能防堤外海浪之災，卻不能排堤內積水之患，是得不償失的舉措，但張綸堅持認為修複海堤利大於弊。
仁宗天聖元年（1023）由範仲淹主持，這項工程開始了。但動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麵上驚濤駭浪，很多民工散失，百餘人死亡，工程遭到嚴重破壞。反對者趁此機會舊調重彈，繼續反對修複海堤，朝廷也派人下來檢查要停罷這項工程。修複海堤的工程麵臨流產。朝廷詔令淮南轉運使胡令儀與範仲淹討論這項工程能否繼續進行，範仲淹力主繼續動工，胡令儀也很支持範仲淹意見，最終這項工程沒有停歇。在工程進行中，範仲淹雖因母喪而離去，但他對工程卻時時刻刻關注著，他曾給張綸寫信，反複申述修複海堤的好處，堅定張綸的信心。張綸接替範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經過將近四年的努力，共修複海堤一百八十裏，防止了海潮的嚴重災害，使流亡於外地的二千六百餘戶人家重返家園，當地百姓非常感念張綸範仲淹的恩德，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為“範公堤”。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京東廣大地區發生嚴重蟲災和旱災，範仲淹奏請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災區視察以便及時解救，但未有下文。範仲淹對朝廷這種漠視民間疾苦的行徑極為氣憤，他找了一個機會請問仁宗：“宮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飯，陛下應當如何？如今幾個州縣沒有飯吃，怎麽可以置之不理！”這幾句話觸動了仁宗，使仁宗很難過，便派範仲淹到江淮災區慰問。
範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災民，使那些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時，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動。他還奏請朝廷減免災區丁口鹽錢。他回到朝廷時，把饑民所食的烏味草進獻給仁宗，使仁宗體察民間疾苦，力戒奢侈之心。景右元年（1034），範仲淹知蘇州正趕上暴雨成災，蘇州靠近大湖，地勢低窪，積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無法耕種，範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顧各種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條河，引導大湖水注入大海，從而使蘇州地區，甚至太湖周圍地區解除了水澇的威脅，保障了農業生產。
驚破敵膽
仁宗寶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黨項族首領趙元昊自立稱帝，國號大夏。這表明趙元昊主動脫離了與宋廷的臣屬關係，雙方關係驟然緊張起來。宋朝群臣對趙元吳的突然稱帝，非常憤慨。大多數朝臣主張出師征討，認為小小趙元昊，隻要宋軍一到，頃刻就可消滅。但是諫官吳育對當時宋、夏軍事力量對比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不主張出師著作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也對出兵表示不樂觀。然而宰相張士遜等對吳育等人的意見不予理睬，他力主興師問罪。仁宗也傾向張士遜的主張。
寶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詔剝奪了趙元昊的官爵，斷絕雙方之間的貿易往來，並在邊地張榜懸賞，允諾凡能擒斬趙元昊的人可授與定難軍節度使的官職。宋夏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為適應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邊境調整了軍事部署，任命夏竦知涇州，並主管涇原路軍事範雍知延州，並負責挪延路軍務。
範雍是一位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當趙元昊率軍隊進攻延州時，負責延州防務的範雍嚇得不敢出戰，緊閉城門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調遣的援軍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軍伏兵阻擊，傷亡慘重。幸虧當時天降大雪夏軍撤離，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軍之後的厄運。
仁宗為懲處三川口大敗，貶了範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韓琦為陝西安撫使在韓琦的推薦下，同年四月範仲淹被任命為陝西都轉運使，從南方的越州調往西北。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韓琦與範仲淹同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為夏竦作副手。
夏、韓、範三人在對夏攻防方麵所持的策略是不盡相同的。範仲淹戰略思想是側重於守，他認為當時邊塞的戰備狀況比內地要強得多，如果元昊率軍深入，乘關中的空虛，東阻潼關，再隔兩川貢賦，這可就危險了。範仲淹認為當前之上策，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複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勢，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自有閑隙，則行天討。”
基於以防守為主的戰略思想，範仲淹反對五路進討的方針，他認為，目前兵力薄弱，沒有取勝的希望，大軍一旦進入沙漠，運送給養的車輛行進必定困難，而敵人的騎兵輕捷，可以前後夾擊如果再加上一天打敗仗，前進不得也休息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發生困難。韓琦與範仲淹對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積極主張向西夏進攻，認為元昊雖占據了幾個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過四五萬，其他都是老弱婦女，宋軍屯有二十萬重兵，若一味堅守界壕，不敢攻擊敵人，這是自古沒有的懦弱，如果長期守下去，第一可能喪失士氣，第二會給國家財政增加更大困難。韓琦堅決主張應迅速進軍，速戰速決的。夏竦的意見是傾向以防為主，但他認為應該服從朝廷的命令。這時朝廷上宰相是呂夷簡。呂夷簡主張向西夏進攻，多數朝臣也附和呂夷簡的意見，仁宗也認為防守耗費時日太久，而屯兵運糧，費用太大，會給國家財政造成很大困難，因而決定采用韓琦進攻之策。他命令韓琦和範仲淹於慶曆元年（1041）正月出兵。
但範仲淹堅持前議，反對出兵，他上疏仁宗，說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節，大量軍馬糧草在這個時候進入山川險阻的地方，容易被夏軍劫奪、擊敗，倘宋軍的主要部隊有失誤，那就不僅僅是邊患問題了，而是關係到朝廷的安危，大軍一動，關係到成千上萬人的性命，怎麽能置之度外呢？慶曆元年（1041）二月，韓琦得知趙元昊將進攻渭州，便召開將領會議，決定全麵出兵，同時又臨時招募勇士一萬八千人，全部交給環慶副部署任福指揮。韓琦還為任福製定了進攻路線，要他繞到夏軍背後伏擊其歸路。但任福及其下屬將領為夏軍佯敗的假象所引誘，脫離了原來的行軍路線，越追越遠，當大軍行至六盤山下好水川時，夏軍突然伏兵四起，鼓聲大作，宋軍完全陷入包圍之中，雖然奮力拚殺，但因寡不敵眾，六個多名軍士戰死，任福等許多將領陣亡。
這一慘敗雖與任福的輕敵冒進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為宅帥的韓琦沒有客觀分析宋夏軍事實力，貿然向夏進攻。宋軍戰敗後，一路上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手捧死者的舊衣和紙錢，伏在韓琦馬前嚎啕大哭，韓琦也淚流滿麵勒住馬，不能前進。範仲淹聽到戰敗消息，連連歎息。好水川戰役的失敗，證明進攻的策略是錯誤的，同時也證明範仲淹以防守為主的策略是正確的。韓琦從血的事實中吸取了教訓，仁宗和宰相呂夷簡也開始認識到範仲淹的防守之策應該采納，宋王朝上下統一了認識，這表明宋朝對夏戰略的重要轉變。對夏戰略統一後，韓琦因好水川之敗，於慶曆元年（1041）四月被貶知秦州，範仲淹也因擅自與趙元昊通信勸其罷兵，並焚毀了西夏複信，被貶知耀州。但邊事統帥夏竦與新派來的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陳執中不和，夏、陳兩人都上表請求解除兵權，十月同時被罷官去職。朝廷又重起用韓琦、範仲淹。
慶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範仲淹為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掌握該路軍事，以韓琦、王沿、龐籍分掌秦風路、涇原路、鄘延路軍事，此次仁宗給予他們較大的軍事權力，範仲淹從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軍事才能了。範仲淹對夏戰略並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積極進攻，但在進攻時，隻能是攻其近地，不能貿然深入敵方。他的作戰方針是取下一處城寨，再準備攻打另一處，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他認為這種作戰方針，比之朝取暮失，更為穩妥。基於這樣的戰略思想，範仲淹采取了一係列重要措施。首先是修築城寨，建立鞏固的軍事基地。
範仲淹的部將種世衡，為了阻擋夏軍進犯延州，在延州東北二百裏的古寬州廢壘上修築城堡，這樣一方麵可以得到河東糧食，另一方麵可以加強延州防守，進可以進圖銀、夏二州，城寨全麵而且穩妥。城內無水，種世衡重獎民工，鑿地一百五十尺挖出泉水，最後得到了幾眼井，可以滿足全城的飲用，這座城堡以後也就以青漳得名。種世衡又開營田一千頃，招募商賈，貸給本錢，通貿易，暢貨源，使城內不但有充分的糧食供應，而且貨物充足，具備了一定經濟基礎，同時，新立的城堡也有了聯係少數民族的據點和訓練前沿戰士的基地。範仲淹高度肯定了種世衡的做法，他認為種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於加強防守。
範仲淹從慶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為修築城寨事，六次上疏。在一次上疏中，他說：“若先修複城寨，是遠圖的眼光。請允許在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水平寨進築承平寨，等到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就可以牽製元昊東界軍馬，使得並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在範仲淹積極努力下又修築了大順城。大順城的原址是馬鋪寨，在慶州的北麵，屬於西夏腹地。範仲淹以最縝密的方式迅速動手，僅用十天的功夫就順利築成了一座城堡城，因而取名大順。夏軍發覺後，動用了三萬騎兵來進攻，不能破城，他們又佯裝敗北。但範仲淹十分警惕，並沒有追擊。大順城的建立，正好與白豹、金塘二城寨形成犄角之勢，因而打通了延州與慶州之間的道路，使兩州在防務上可以互相支援，在軍事上極為有利。範仲淹修築的許多城寨，大大加強了西北的防禦力量，使得延州和慶州都處於得到安全保護之地。範仲淹在爭取、團結羌族方麵也下了很大的力量羌族的聯絡，削弱和孤立了西夏。
羌族部落散落在宋、夏邊界橫山一帶，羌族人馬精勁，善於戰鬥，西夏經常脅迫和利誘羌人和他們一起與宋軍作戰。宋對羌族也采取撫綏政策，凡歸屬宋朝的羌族都稱之為屬戶或熟戶，其餘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戶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戰鬥力量，因此經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協助宋軍作戰。
範仲淹對爭取羌族極為重視，其部將種世衡，曾親自到羌族部落進行慰問、周濟，和羌族親如家人，羌人得到西夏的情報也願意告訴種世衡，種世衡也當即給以獎勵，因此種世衡深得羌族信賴，羌人也願為之效命。種世衡曾多次命羌人擊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戰績。環慶路的羌屬非常多，範仲淹到環慶時，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酉長受趙元昊利誘，曾為夏軍攻宋作向導。範仲淹深入邊界一帶巡視，以朝廷名義犒賞、慰問羌族，巡視了諸羌人馬，與他們訂立條約，讓他們在抗擊元昊中發揮作用。為了進一步加強招撫羌人的工作，範仲淹特意奏請朝廷，把種世衡調到環州。種世衡調到環州後，冒著嚴寒冰雪，深入到漢朝官員從未到過的險地群山，對羌族進行訪問招撫，這使羌人非常感動。種世衡讓他們備置烽火，當西夏進犯時，以烽火相告，驅馬相救。種世衡就因此多次擊破西夏的掠劫。羌族對種世衡十分敬服，當種世衡兵援涇原時，有幾千名羌兵隨從。
範仲淹對羌族部首長也以誠相見，信而不疑，羌族酋長來見時，範仲淹常常把他們引入臥室，並且屏退守衛，和他們促膝談心。對因戰亂而喪失土地的羌族人民，羌族熟戶上下、男女老少對範非常欽服，範仲淹在羌族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們尊敬地稱範仲淹“龍圖老子”（範仲淹當時的官職是龍圖直學上）。範仲淹招撫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當時環慶路約有羌兵二萬人，他們配合宋軍，對夏作戰，是一支強勁的生力軍。
選拔將校、訓練土兵是範仲淹帶兵打仗的一個中心內容。他十分重視軍隊將校的作用，認為軍隊的戰鬥力是由將校所決定的，在此以前宋軍將領不僅數量不足，素質也極差。範仲淹上奏仁宗，建議對將校應盡早進行選擇，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甲上陣或沒有指揮能力的要在此進行選擇調離，讓一批立有戰功、武藝高強，有軍事才能的人擔任將校經過試用後，再正式任命。
另外，範仲淹也注意培養將校，他讓部下在作戰之餘，努力學習古今兵法，對於勇敢善戰的狄青，他不但給予優厚的待遇，而且送給他一部《左氏春秋》，並告訴他：“在將不知古今，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從此狄青刻苦讀書，對於秦漢以來將帥兵術了如指掌，從而成為北宋一名屢立戰功的名將。對於士兵，範仲淹主張認真挑選，嚴格訓練。北宋招募的士兵，由於胡亂選拔，因而素質很差。範仲淹提出要淘汰弱小、選留強壯勇敢的擇兵標準。北宋士兵缺乏訓練，武藝精強者不多，遇到戰事常吃敗仗。所以範仲淹主張對軍隊加強訓練，他在西北戰場上將延州兵分為六將，每將三千人，分部訓練，取得了良好效果。為提高前線士兵素質，範仲淹提議，在陝西本土增招士兵，因為陝西本土的士兵生長在邊寨，熟悉地形，善於騎射，作戰勇敢，而且能吃苦耐勞，有很強的戰鬥力。而東兵是從東部調到陝西前線的禁軍，這些士兵思念故鄉，不耐勞苦，廩給雖優厚，但鬥誌不高，保證在戰爭中兵員不足時，應增置較多的陝西本土士兵，以代替一部分東兵。範仲淹在戰術上也盡量革除舊弊。
北宋舊的作戰方式極為保守：部置官帶領一萬人，鈐轄帶領五千人，都監帶領三千人，出戰時，官小者在前。範仲淹認為不考慮敵人數量而出戰，以官職高低為出征的先後，這是曆次作戰敗績的主要原因。範仲淹革除了這種呆板的作戰方式，提倡根據敵兵多少，以決定出擊人數的作戰作風與戰術機動靈活，有利於打擊敵人，可以隨時出擊，也可以隨時撤退。
在範仲淹的倡導下，其他路也效法這種作戰方法。於是西夏將士害怕起來，相互警告：“不要再攻延州了，現在的小範老子腹中有數千萬兵甲，不比大範老子（範雍）懦弱可欺也。”範仲淹還提出總的戰略方針：對付西夏大股軍隊要堅壁清野，固守以待援兵，對付小股進牙巳的夏軍則可以在險要的地方設埋伏打擊，根據夏軍不同情況，采取相應對策。
範仲淹還向朝廷建議用聲東擊西的戰術使夏軍窮以應對。他申求朝廷要給將帥以“便宜從事”的權力，使他們能夠根據前線複雜多變的形勢，采取靈活相應的戰術，以期取得戰爭的勝利。大量軍隊長期固守在西北邊遠之地，需要從內地遠程運送大批糧草和物品，旅途很難，耗費大量財力和民力，這已成為曆來防守戰略能否鞏固的主要問題。範仲淹吸收漢、唐以來屯田的曆史經驗，又總結了種世衡在青漳城興田的好處，因而奏請仁宗在邊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議，詔令陝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並兼營田使，轉運判官兼管勾營田事。範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確的戰略方針和一係列有力措施，使得邊防日益鞏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將韓琦空前團結，因而元昊不敢侵犯，扭轉了戰爭形勢。西北邊境當時流傳著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範仲淹與韓琦的名聲大振，史稱：“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宋夏長期的戰爭，西夏軍雖有過小勝，但得利不多宋加強了邊防，同時又進行經濟封鎖，西夏經濟日益困難，人心浮動，朝廷內部厭戰情緒不斷增長，再加上遼在夏邊境處暗修城堡，集結軍隊，有攻占西夏的意圖，於是元昊不得已，隻好向宋求和。宋也由於財政負擔太大，困難重重，願意盡早結束戰爭。雙方經過議和，在慶曆四年（1044）達成協議，西夏取消帝號，仍由宋封為夏國王，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恢複貿易往來。範仲淹和韓琦防禦西夏的成功，使他們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驟增，朝廷也予以嘉獎，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四月將他們兩人提升為樞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詔，拜任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升為副宰相。範仲淹奉調回朝後，麵臨著一場比抗禦西夏更為艱巨的鬥爭。
改革先鋒
北宋政治，弊端叢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極為嚴重。宋太祖開國時，設官分職本有固定的數目，但以後隨著征召官吏、恩蔭官職、祠祿官員的日益泛濫，北宋的官吏隊伍急速膨脹。仁宗天聖二年（1024），錄取諸科進士竟達一千零六十七人，而且錄取以後，就直接任官，兩三年功夫，經科舉新錄用的官員竟增加一倍以上。範仲淹疏導太湖而恩蔭得官的，那就更多了。宋代官吏不僅多，而且素質極差，辦事能力很低，但官員們的待遇卻特別優厚，所謂宋朝優待文官，說的就是這些官員，除正俸之外，還供給一定數量的春冬衣料，還有職錢等名目繁多的補助，國家開支不斷增加，再加上皇室大興土木，任意揮霍，政府財政日益入不敷出。而這種負擔又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因而社會矛盾日益加深，農民起義和兵變相繼發生，內憂外患連年爆發，國家麵臨重重危機。
麵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範仲淹力陳改革時弊。在危機麵前，仁宗也感到形勢嚴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擺脫困境，免掉了保守無能的宰相呂夷簡和執政王舉等人，重用範仲淹，並把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職上。主張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優勢。慶曆三年（1043）九月，範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指出今日“綱紀法度，日削月侵，宮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項革新主張：
嚴明官吏升降製度。
嚴格限製官僚子弟恩蔭特權。
嚴密貢舉製度。
選擇地方長官。
均公田。
注重農桑。
整修武備，加強京師防衛力量。
推廣朝廷恩澤與信義。
慎重頒布命令，嚴肅朝廷政令。
減輕徭役。
範仲淹的十項改革，是他挽救政治危機、緩解財政困難的重要措施，中心是整頓吏治。在他看來，“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官吏賢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茸”。
皇帝此時正信任和偏向範仲淹，因此全部采用了他的建議，範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開始，先後以詔書形式頒布全國。在慶曆這一年，北宋的改革，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麵，也實施了幾件重大的舉措。
慶曆的改革，使腐朽的北宋暫時出現生機，使暮氣沉沉的官僚機構開始發揮了較好的運行效率。
然而，慶曆新政，對權貴官僚的種種特權，作了嚴格限製，因而觸犯了他們的利益，那些權貴官僚串通一氣，散布流言蜚語，說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更為陰險的是，他們竟偽造事實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雖然不輕信，但範仲淹和富弼卻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難以推行下去。恰巧西北有警，範仲淹請求巡視邊防。慶曆四年六月，派他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撫使。範仲淹和富弼離開朝廷後，反對派對新政的攻擊更加猛烈。仁宗也於此退縮了，在慶曆五年（1045）正月，罷範仲淹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和分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同年十一月，又罷陝西四路安撫使，改知鄧州。富弼也貶知鄆州，韓琦、歐陽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後被趕出朝廷。慶曆新政就此結束。
皇佑四年（1052）正月，範仲淹徙知潁州，在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終年64歲。仁宗悲傷不已，親筆為他的墓碑撰額，稱為“褒賢之碑”。後諡“文正”。遺有《範文正公集》傳世。
範仲淹內心剛毅外表溫和，天性極孝順，因為母親在世時他正貧困，後來雖然富了，但沒賓客上門就絕不吃二種葷菜。妻兒的衣食，僅僅能夠基本自足。但他樂於施舍，在家創辦義莊，用來贍奉族窮人。他博愛眾人，樂於行善，很多讀書人都出自他門下，即便是裏巷中的平民百姓都能說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各地聽到死訊的人，都為他歎息。範仲淹為政崇尚忠厚，所到各地都施有恩德，鄰、慶二州的老百姓與歸附宋朝的羌人，都為他畫肖像，立生祠以紀念他。到去世時，羌族酋長幾百人，像哭自己的父親那樣為他痛苦，齋祭了三天才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