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房玄齡
背隋投唐
房玄齡（579～648），字喬。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出生於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彥謙，精於五經，有辭辯，在隋做過司錄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祿，常周濟親友。他曾對房玄齡說：“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房玄齡從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覽經書，開皇十六年（596），“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因其學識淵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賞識。不久，調任隰縣縣尉。後來，因事受連累革職，遂遷移居上郡。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率軍三萬，進兵關中。李淵軍隊橫渡黃河後，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駐守潼關，以防隋軍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軍西進，占領渭北，逼近長安。李淵父子舉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勢如破竹，沿途歸順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齡，眼見隋朝大勢已去，下定決心投奔李淵父子。他來到渭北軍門拜見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廣求賢才，收納天下英俊，兩人一見如故，李世民當即拜房玄齡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成為他帳下的主要謀士。當年十一月，唐軍攻占隋都長安。第二年五月，李淵滅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實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為皇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李世民拜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政權後，以關中為基地，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
李淵任命李世民掛帥，向各個地方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進攻。房玄齡隨同李世民轉戰各地，運籌帷幄，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滅了隴西的割據勢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敗了割據西北的劉武周。占領山西後，李世民繼續揮師東進，進攻盤據洛陽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圍，急忙向河北農民起義軍竇建德求援。竇建德親率十多萬大軍，火速開往洛陽，水陸並進，勢不可擋。李世民讓李元吉圍困洛陽，自己則親率精兵三千截擊竇建德。
汜水一戰，唐軍大獲全勝，竇建德受傷被俘。王世充眼見大勢已去，隻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繼續鎮壓了竇建德餘部劉黑闥。於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間，李世民東征西討，消滅了各種反唐勢力，為唐王朝的統一，立下了赫赫戰功。房玄齡隨軍出征，盡心輔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唐王朝的統一戰爭中，唐軍每攻克一城池，諸將往往把眼光盯住庫裏的珍貴寶物。房玄齡卻不是這樣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們結為朋友，千方百計將他們搜羅到秦王府來，這些人後來為李世民效勞，大大加強了秦王府的實力這些人後來都能出死力幫助李世民奪得帝位。李世民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今有齡，猶禹也。”在各地征戰中，房玄齡作為秦王府的記室，撰寫了不少軍書、表奏，他的文章“文約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淵的賞識。
玄武之變
唐王朝統一全國的戰爭結束後，其內部又出現了新的一場戰爭。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
在唐王朝的創建過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馬功勞，無論太原起兵、進軍長安，還是東征西討，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戰功。司馬光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眾，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房玄齡曾說他：“箭穿七劄，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競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他的父親李淵對李世民的才幹也是賞識的。在太原起兵時，曾麵許李世民：“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太子李建成雖沒有像李世民那樣的赫赫戰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鎮守潼關，南進長安，東出洛陽，也立過一定的戰功。再加上他位居東宮，聯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條件是相當優越的。
有銳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齡，對李世民兄弟之間事態的發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裏十分著急，於是私下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乃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也有同樣的感受和憂慮，他把房玄齡的話告訴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憂慮，召房玄齡共同議事。房玄齡與杜如晦勸李世民盡快動手，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猶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邊的人，他先用收買、拉攏的辦法想將秦王府的勇將謀臣拉過去，沒有獲得成功。繼而又在李淵麵前中傷、挑撥。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齡、杜如晦。結果，李淵偏聽偏信，下令把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邊。按慣例，大都由李世民督軍禦敵。但此時，李建成卻提議由李元吉和李藝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權。同時，李元吉還征調秦府將領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後他們決定再來謀殺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集內弟長孫無忌、舅舅高士廉、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商儀。尉遲敬德慫恿說：“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潛入秦府，共同議事。
房玄齡說：“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讚也，願大王勿疑。”經過周密的策劃，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門設下伏兵，射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門之變”的成功。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把軍國大事完全委托給李世民處理，並立李世民為太子。接著，李世民拜房玄齡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齡為中書令，當上了宰相。
選賢審法
八月，李淵把帝位傳給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號為貞觀。
唐太宗即位後，對群臣論功行賞。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滿，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唐太宗說：“叔父雖首唱舉兵，蓋自管脫禍。乃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敗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說得李神通理屈詞窮，羞愧無言。貞觀三年（629）二月，房玄齡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齡是位卓越的實幹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級官員被陸續薦舉給朝廷。他擔任宰相後，首先裁減大量的冗員。
唐太宗曾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根據唐太宗的詔令，房玄齡在貞觀初年對在職官員進行大量裁並，全國根據地理位置的劃分，設十道，三百餘冊。這是貞觀初年全國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齡不僅果斷地裁去大量冗員，且能因才授任、選賢任能。唐太宗重視選才用人，他認為“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他確定宰相的首要職責是求訪賢才。他曾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公為仆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太宗還下令把宰相擔負的具體政務交給左右丞處理。
宰相集中精力處理大事和挑選人才。這為房玄齡選賢任能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早在秦王府時，房玄齡就發現杜如晦聰明識達，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薦：“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說：“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從此，李世民開始重用杜如晦。後來果然證實，杜如晦輔佐太宗，功勳卓著。
房玄齡選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薦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優異。房玄齡本人則為官清廉，生活儉樸，竭心奉公，“每當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當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兼領太子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甚為器重。薛收是個卓有文才的讀書人，經房玄齡的推薦，為太宗任用。太宗召見，“問以經略”，薛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時的檄文、捷報，大多出於薛收之手。可惜薛收隻活了33歲。唐太宗悲歎地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今處之。”房玄齡選才，不“以備取人”。張亮是個貧寒人士，“素寒賤，以農為業”，而張亮膽氣不足，無將帥之才，房玄齡卻隻用其長，並不“以備求人”。對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齡認為不合適的，也不苟用。貞觀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緯為吏部尚書，想聽聽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但雲李緯好髭須，更無他語”。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齡的意思，便改變了原來的主意。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可見房的意見在當時何等重要！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吏治清明，去冗員，對唐朝政治，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
裁減大量官員，就能夠為國家節省財政支出，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齡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齡從隋朝的滅亡吸取教訓，他們深知“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他們深知，“官得其人，民去歎愁”的道理。“民去歎愁”，則階級矛盾緩和，國家就會長治久安。這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為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的統治，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議修訂法律。
鑒於隋“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滅亡”的教訓，在太原起兵時，李淵父子即“布寬大之令”。入長安後，為了取得民心，約法十二條：“惟製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李淵稱帝後，曾製定“武德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
唐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他在貞觀元年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他還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人罪即引輕條，若欲人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在文。”房玄齡等根據唐太宗的旨意修訂成的唐代法律，即《貞觀律》，有四個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國家的政治製度到百姓的戶籍婚喪，都有極其詳密的規範。其中“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製，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鬥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日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為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裏，遞加五百裏，至三千裏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製度也。”令是對各種製度的規定。如《戶令》是對戶籍和婚姻製度的規定《田令》是對土地製度的規定。令隻規定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但不包括對於違令行為後給予的刑事製裁。唐太宗時，“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匯編，百官的職責範圍。由房玄齡等在貞觀十一年刪定武德以來敕格七百條為《貞觀格》，共有十八卷，頒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種行政法規，國家機關辦事的章程、條例。房玄齡等製定的《貞觀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寬緩的方麵，僅與隋律相比《貞觀律》減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在官犯法，隻奪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齡因舊律的刑重，“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斷毀肢體令房玄齡等再議。王矽、蕭璃等認為改死刑為斷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寬，而房玄齡主張再行放寬，他認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決定將斷趾改為加役流三千裏，居作二年。
房玄齡還改變了舊律中因謀反罪而兄弟連坐得俱死的法律，規定為“反叛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設。惡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幾乎去掉一大半。至於削煩去蠹，變重為輕，更是不可勝記。
後來，長孫無忌對《唐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此書是我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一部較為完備的法典。
法與禮是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兩個方麵，所謂“德主刑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貞觀期間既重視法律的修訂，也重視以禮的道德規範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以禮來製約各種社會關係，而且以禮製律，刑禮相輔，“失禮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誅。用法律的強製力量推行禮的道德規範，反過來，又用禮的道德來輔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詔令房玄齡等禮官學士修改隋禮，最後完成《貞觀新禮》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禮製的基礎之作。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麵臨著極為複雜的民族關係問題，房玄齡在民族政策上，顯示了他深思熟慮的外交能力，他主張結好各民族，以減少衝突。貞觀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東突厥薛延陀部實力較強，太宗曾封其酋長夷南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複無常，出爾反爾，唐太宗派兵聯合突厥的一部給以致命的打擊後，真珠可汗派人來唐求婚。唐太宗雖對薛延陀並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滅還是聯煙這個問題上一時下不了決心。房玄齡權街利弊，認為和親為上策。理由是大亂之後，國家元氣尚待恢複，用兵對國家不利。唐太宗采納了房玄齡的意見，答應許以第十五個女兒新興公主，但要求“厚納聘禮”，親自到靈州迎親。真珠可汗聞知，興高采烈，“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小帥，天子立我可汗，今複嫁我公主……斯亦足矣。’”從而使薛延陀部歸順了唐朝，避免了一場戰爭，改善了民族關係。後來，真珠可汗一時無法集得聘禮，延誤了迎親日期。唐太宗以其輕侮大唐，“下詔絕其婚”。
唐初，朝鮮半島有三個國家。西半部的叫百濟，中部的叫新羅，北部的叫高麗。其中以高麗最為強大，它占有漢江流域和遼東平原。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曾發兵三十萬，大舉進攻高麗，失敗而回。隋煬帝也曾三次征高麗，結果都失敗而回，並引起了農民大起義，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唐初，三國均遣使和唐朝來往。貞觀十六年，高麗發生內亂，大臣蓋蘇文弑其君，獨專國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幹預，但房玄齡以為不可。他對唐太宗說：“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淩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他又以曆史為鑒，勸諫唐太宗：“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見，便中止了這次行動。後來，高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勸說，高麗不聽，於是，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他委令房玄齡籌辦和運送軍糧、軍械，下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他屢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輕敵。房玄齡雖然沒有強烈勸阻唐太宗東征，但他始終放心不下。唐太宗這次親征高麗，雖然暫時取得了一些勝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頑強抵抗，隻能屯兵廣安東城下。此時正值隆冬嚴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於是，唐太宗決定班師回京。
對於此次征伐高麗的挫折，唐太宗耿耿於懷，他不甘心，還想舉兵東征。此時房玄齡已年老多病，但他出於憂國之心、宰相之責，毅然上書，勸諫唐太宗。他說：“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他引用老子的話：“知足不辱，知之不殆”來勸導唐太宗。他還說：“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棄“天可汗”的迷夢，不再“驅使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房玄齡認為，高麗的內亂是他們內部的事，他們並沒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唐太宗對房玄齡的懇切之言深為感動。
盡職盡心
房玄齡在輔佐唐太宗時多有諍諫，他諫勿征高麗，諫勿用平庸之輩，以及諫減少民族衝突、改善民族關係方麵，日後都證明他意見的正確，都收到過很好效果。房玄齡的進諫反映了他善於思謀，考慮後果的特點。
唐高祖李淵去世後，唐太宗要以漢高祖長陵的規模為父親建陵。而漢長陵東西長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書監虞世南勸唐太宗實行薄葬，認為薄葬並非不孝，厚葬反而為親所累。他建議造一高三仞（一仞為七尺）的陵墓，陵內器物，盡量從儉。虞世南的建議利國利民，但房玄齡考慮，唐太宗不會接受虞世南的建議。於是，他提出了以漢光武帝的陵墓規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房玄齡為相，通達政事，善於謀劃，盡心盡責，惟恐失誤。褚遂良說：“人臣之助，玄齡為最。”王矽讚譽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房玄齡治理國政，秉公守正。他始終認為：“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風忠謹謙恭，對人寬厚，對己嚴謹。晚年，他體弱多病，幾次上表請求解除仆射職務，太宗不答應。貞觀十六年（642）太宗又晉升房玄齡為司空。司空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齡又上表辭讓，太宗仍不允許，並說：“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離不開他的。
著書立說
房玄齡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優秀的曆史學家。唐朝初年，為了修明政治，達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視曆史經驗，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重視總結曆史經驗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齡為史書的總監修，開了官修史書的先河，為此還專門成立了史館。在總監修房玄齡的組織領導下，官修史書盛況空前。貞觀期間，一共修撰史書八種，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書》、李白藥修的《北齊書》、姚思廉編撰的《梁書》和《陳書》、魏征編撰的《隋書》。在中國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貢獻之大，有目共睹。根據唐太宗的提議，房玄齡還開創了編纂本朝曆史紀錄的新製度。唐朝是編纂本朝諸帝實錄的頭一個王朝。貞觀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實錄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齡修史有功，“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病重，唐太宗派名醫為其醫治，每日供給禦膳，還親臨探望，當握手敘別時，不勝悲痛。七月，房玄齡與世長辭，終年70歲。唐太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冊贈太尉，並州都督，諡文昭，陪葬昭陵。
房玄齡（579～648），字喬。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出生於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彥謙，精於五經，有辭辯，在隋做過司錄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祿，常周濟親友。他曾對房玄齡說：“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房玄齡從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覽經書，開皇十六年（596），“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因其學識淵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賞識。不久，調任隰縣縣尉。後來，因事受連累革職，遂遷移居上郡。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率軍三萬，進兵關中。李淵軍隊橫渡黃河後，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駐守潼關，以防隋軍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軍西進，占領渭北，逼近長安。李淵父子舉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勢如破竹，沿途歸順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齡，眼見隋朝大勢已去，下定決心投奔李淵父子。他來到渭北軍門拜見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廣求賢才，收納天下英俊，兩人一見如故，李世民當即拜房玄齡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成為他帳下的主要謀士。當年十一月，唐軍攻占隋都長安。第二年五月，李淵滅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實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為皇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李世民拜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政權後，以關中為基地，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
李淵任命李世民掛帥，向各個地方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進攻。房玄齡隨同李世民轉戰各地，運籌帷幄，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滅了隴西的割據勢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敗了割據西北的劉武周。占領山西後，李世民繼續揮師東進，進攻盤據洛陽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圍，急忙向河北農民起義軍竇建德求援。竇建德親率十多萬大軍，火速開往洛陽，水陸並進，勢不可擋。李世民讓李元吉圍困洛陽，自己則親率精兵三千截擊竇建德。
汜水一戰，唐軍大獲全勝，竇建德受傷被俘。王世充眼見大勢已去，隻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繼續鎮壓了竇建德餘部劉黑闥。於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間，李世民東征西討，消滅了各種反唐勢力，為唐王朝的統一，立下了赫赫戰功。房玄齡隨軍出征，盡心輔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唐王朝的統一戰爭中，唐軍每攻克一城池，諸將往往把眼光盯住庫裏的珍貴寶物。房玄齡卻不是這樣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們結為朋友，千方百計將他們搜羅到秦王府來，這些人後來為李世民效勞，大大加強了秦王府的實力這些人後來都能出死力幫助李世民奪得帝位。李世民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今有齡，猶禹也。”在各地征戰中，房玄齡作為秦王府的記室，撰寫了不少軍書、表奏，他的文章“文約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淵的賞識。
玄武之變
唐王朝統一全國的戰爭結束後，其內部又出現了新的一場戰爭。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
在唐王朝的創建過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馬功勞，無論太原起兵、進軍長安，還是東征西討，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戰功。司馬光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眾，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房玄齡曾說他：“箭穿七劄，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競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他的父親李淵對李世民的才幹也是賞識的。在太原起兵時，曾麵許李世民：“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太子李建成雖沒有像李世民那樣的赫赫戰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鎮守潼關，南進長安，東出洛陽，也立過一定的戰功。再加上他位居東宮，聯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條件是相當優越的。
有銳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齡，對李世民兄弟之間事態的發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裏十分著急，於是私下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乃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也有同樣的感受和憂慮，他把房玄齡的話告訴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憂慮，召房玄齡共同議事。房玄齡與杜如晦勸李世民盡快動手，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猶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邊的人，他先用收買、拉攏的辦法想將秦王府的勇將謀臣拉過去，沒有獲得成功。繼而又在李淵麵前中傷、挑撥。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齡、杜如晦。結果，李淵偏聽偏信，下令把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邊。按慣例，大都由李世民督軍禦敵。但此時，李建成卻提議由李元吉和李藝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權。同時，李元吉還征調秦府將領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後他們決定再來謀殺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集內弟長孫無忌、舅舅高士廉、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商儀。尉遲敬德慫恿說：“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潛入秦府，共同議事。
房玄齡說：“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讚也，願大王勿疑。”經過周密的策劃，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門設下伏兵，射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門之變”的成功。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把軍國大事完全委托給李世民處理，並立李世民為太子。接著，李世民拜房玄齡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齡為中書令，當上了宰相。
選賢審法
八月，李淵把帝位傳給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號為貞觀。
唐太宗即位後，對群臣論功行賞。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滿，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唐太宗說：“叔父雖首唱舉兵，蓋自管脫禍。乃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敗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說得李神通理屈詞窮，羞愧無言。貞觀三年（629）二月，房玄齡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齡是位卓越的實幹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級官員被陸續薦舉給朝廷。他擔任宰相後，首先裁減大量的冗員。
唐太宗曾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根據唐太宗的詔令，房玄齡在貞觀初年對在職官員進行大量裁並，全國根據地理位置的劃分，設十道，三百餘冊。這是貞觀初年全國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齡不僅果斷地裁去大量冗員，且能因才授任、選賢任能。唐太宗重視選才用人，他認為“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他確定宰相的首要職責是求訪賢才。他曾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公為仆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太宗還下令把宰相擔負的具體政務交給左右丞處理。
宰相集中精力處理大事和挑選人才。這為房玄齡選賢任能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早在秦王府時，房玄齡就發現杜如晦聰明識達，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薦：“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說：“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從此，李世民開始重用杜如晦。後來果然證實，杜如晦輔佐太宗，功勳卓著。
房玄齡選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薦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優異。房玄齡本人則為官清廉，生活儉樸，竭心奉公，“每當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當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兼領太子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甚為器重。薛收是個卓有文才的讀書人，經房玄齡的推薦，為太宗任用。太宗召見，“問以經略”，薛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時的檄文、捷報，大多出於薛收之手。可惜薛收隻活了33歲。唐太宗悲歎地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今處之。”房玄齡選才，不“以備取人”。張亮是個貧寒人士，“素寒賤，以農為業”，而張亮膽氣不足，無將帥之才，房玄齡卻隻用其長，並不“以備求人”。對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齡認為不合適的，也不苟用。貞觀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緯為吏部尚書，想聽聽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但雲李緯好髭須，更無他語”。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齡的意思，便改變了原來的主意。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可見房的意見在當時何等重要！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吏治清明，去冗員，對唐朝政治，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
裁減大量官員，就能夠為國家節省財政支出，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齡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齡從隋朝的滅亡吸取教訓，他們深知“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他們深知，“官得其人，民去歎愁”的道理。“民去歎愁”，則階級矛盾緩和，國家就會長治久安。這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為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的統治，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議修訂法律。
鑒於隋“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滅亡”的教訓，在太原起兵時，李淵父子即“布寬大之令”。入長安後，為了取得民心，約法十二條：“惟製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李淵稱帝後，曾製定“武德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
唐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他在貞觀元年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他還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人罪即引輕條，若欲人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在文。”房玄齡等根據唐太宗的旨意修訂成的唐代法律，即《貞觀律》，有四個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國家的政治製度到百姓的戶籍婚喪，都有極其詳密的規範。其中“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製，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鬥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日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為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裏，遞加五百裏，至三千裏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製度也。”令是對各種製度的規定。如《戶令》是對戶籍和婚姻製度的規定《田令》是對土地製度的規定。令隻規定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但不包括對於違令行為後給予的刑事製裁。唐太宗時，“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匯編，百官的職責範圍。由房玄齡等在貞觀十一年刪定武德以來敕格七百條為《貞觀格》，共有十八卷，頒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種行政法規，國家機關辦事的章程、條例。房玄齡等製定的《貞觀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寬緩的方麵，僅與隋律相比《貞觀律》減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在官犯法，隻奪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齡因舊律的刑重，“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斷毀肢體令房玄齡等再議。王矽、蕭璃等認為改死刑為斷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寬，而房玄齡主張再行放寬，他認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決定將斷趾改為加役流三千裏，居作二年。
房玄齡還改變了舊律中因謀反罪而兄弟連坐得俱死的法律，規定為“反叛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設。惡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幾乎去掉一大半。至於削煩去蠹，變重為輕，更是不可勝記。
後來，長孫無忌對《唐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此書是我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一部較為完備的法典。
法與禮是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兩個方麵，所謂“德主刑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貞觀期間既重視法律的修訂，也重視以禮的道德規範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以禮來製約各種社會關係，而且以禮製律，刑禮相輔，“失禮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誅。用法律的強製力量推行禮的道德規範，反過來，又用禮的道德來輔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詔令房玄齡等禮官學士修改隋禮，最後完成《貞觀新禮》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禮製的基礎之作。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麵臨著極為複雜的民族關係問題，房玄齡在民族政策上，顯示了他深思熟慮的外交能力，他主張結好各民族，以減少衝突。貞觀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東突厥薛延陀部實力較強，太宗曾封其酋長夷南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複無常，出爾反爾，唐太宗派兵聯合突厥的一部給以致命的打擊後，真珠可汗派人來唐求婚。唐太宗雖對薛延陀並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滅還是聯煙這個問題上一時下不了決心。房玄齡權街利弊，認為和親為上策。理由是大亂之後，國家元氣尚待恢複，用兵對國家不利。唐太宗采納了房玄齡的意見，答應許以第十五個女兒新興公主，但要求“厚納聘禮”，親自到靈州迎親。真珠可汗聞知，興高采烈，“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小帥，天子立我可汗，今複嫁我公主……斯亦足矣。’”從而使薛延陀部歸順了唐朝，避免了一場戰爭，改善了民族關係。後來，真珠可汗一時無法集得聘禮，延誤了迎親日期。唐太宗以其輕侮大唐，“下詔絕其婚”。
唐初，朝鮮半島有三個國家。西半部的叫百濟，中部的叫新羅，北部的叫高麗。其中以高麗最為強大，它占有漢江流域和遼東平原。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曾發兵三十萬，大舉進攻高麗，失敗而回。隋煬帝也曾三次征高麗，結果都失敗而回，並引起了農民大起義，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唐初，三國均遣使和唐朝來往。貞觀十六年，高麗發生內亂，大臣蓋蘇文弑其君，獨專國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幹預，但房玄齡以為不可。他對唐太宗說：“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淩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他又以曆史為鑒，勸諫唐太宗：“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見，便中止了這次行動。後來，高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勸說，高麗不聽，於是，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他委令房玄齡籌辦和運送軍糧、軍械，下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他屢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輕敵。房玄齡雖然沒有強烈勸阻唐太宗東征，但他始終放心不下。唐太宗這次親征高麗，雖然暫時取得了一些勝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頑強抵抗，隻能屯兵廣安東城下。此時正值隆冬嚴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於是，唐太宗決定班師回京。
對於此次征伐高麗的挫折，唐太宗耿耿於懷，他不甘心，還想舉兵東征。此時房玄齡已年老多病，但他出於憂國之心、宰相之責，毅然上書，勸諫唐太宗。他說：“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他引用老子的話：“知足不辱，知之不殆”來勸導唐太宗。他還說：“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棄“天可汗”的迷夢，不再“驅使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房玄齡認為，高麗的內亂是他們內部的事，他們並沒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唐太宗對房玄齡的懇切之言深為感動。
盡職盡心
房玄齡在輔佐唐太宗時多有諍諫，他諫勿征高麗，諫勿用平庸之輩，以及諫減少民族衝突、改善民族關係方麵，日後都證明他意見的正確，都收到過很好效果。房玄齡的進諫反映了他善於思謀，考慮後果的特點。
唐高祖李淵去世後，唐太宗要以漢高祖長陵的規模為父親建陵。而漢長陵東西長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書監虞世南勸唐太宗實行薄葬，認為薄葬並非不孝，厚葬反而為親所累。他建議造一高三仞（一仞為七尺）的陵墓，陵內器物，盡量從儉。虞世南的建議利國利民，但房玄齡考慮，唐太宗不會接受虞世南的建議。於是，他提出了以漢光武帝的陵墓規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房玄齡為相，通達政事，善於謀劃，盡心盡責，惟恐失誤。褚遂良說：“人臣之助，玄齡為最。”王矽讚譽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房玄齡治理國政，秉公守正。他始終認為：“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風忠謹謙恭，對人寬厚，對己嚴謹。晚年，他體弱多病，幾次上表請求解除仆射職務，太宗不答應。貞觀十六年（642）太宗又晉升房玄齡為司空。司空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齡又上表辭讓，太宗仍不允許，並說：“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離不開他的。
著書立說
房玄齡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優秀的曆史學家。唐朝初年，為了修明政治，達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視曆史經驗，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重視總結曆史經驗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齡為史書的總監修，開了官修史書的先河，為此還專門成立了史館。在總監修房玄齡的組織領導下，官修史書盛況空前。貞觀期間，一共修撰史書八種，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書》、李白藥修的《北齊書》、姚思廉編撰的《梁書》和《陳書》、魏征編撰的《隋書》。在中國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貢獻之大，有目共睹。根據唐太宗的提議，房玄齡還開創了編纂本朝曆史紀錄的新製度。唐朝是編纂本朝諸帝實錄的頭一個王朝。貞觀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實錄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齡修史有功，“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病重，唐太宗派名醫為其醫治，每日供給禦膳，還親臨探望，當握手敘別時，不勝悲痛。七月，房玄齡與世長辭，終年70歲。唐太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冊贈太尉，並州都督，諡文昭，陪葬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