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諸葛亮
待時而動
提起諸葛亮，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詩句），人們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們景仰和崇敬他。諸葛亮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影響，這和曆代統治階級對他的推崇，小說戲劇對他的描繪和渲染是分不開的。然而，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和小說戲劇中塑造的諸葛亮並不完全相同。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又是怎樣一位人物呢？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人。東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個門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裏。其父諸葛矽曾做過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和當時的豪強貴族袁術、劉表等都有往來。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諸葛瑾，弟弟諸葛均，此外還有兩位姐姐。由於父親很早去世，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諸葛玄過活。
諸葛亮的童年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大起義爆發，繼之而來的是在鎮壓黃巾起義中壯大起來的豪強地主武裝之間為爭奪地盤的廝殺、混戰。琅琊郡屬於徐州，是豪強們心目中的一塊肥肉，陶謙、呂布、曹操都曾先後占據和搶奪過這塊地方。徐州戰亂不止，使諸葛玄一家再難安身下去。為了逃避戰亂，諸葛玄帶領家人，離開家鄉，先投奔袁術，後又投奔荊州劉表，最後在裹陽住了下來。
諸葛亮像諸葛亮17歲那年，叔父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帶著弟弟諸葛均在襄陽城西20裏地的隆中村，置了一點田產，蓋了幾間草房，開始過著他20年後在《出師表》中所說的“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一麵耕種、一麵讀書的隱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過就是10年。這10年，諸葛亮閱讀了大量的經史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歡讀《申子》和《韓非子》等法家著作。諸葛亮深為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論所折服，他知道，在這動亂的時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國的經驗、法術是最切合、最實用的。廣泛地閱讀、刻苦地鑽研、學習，使他獲得了豐富的政治、軍事和曆史等方麵的知識。
這10年，也是諸葛亮拜師、交友、增長見識、學問的過程。那時候，荊州地區相對戰亂較少，中原地區的學者名士紛紛避亂至此地。比諸葛亮年長的，有大名士龐德公、號稱“水鏡”先生的司馬徽、沔南名士黃承彥（即後來諸葛亮的嶽父）等，他們都成了諸葛亮的忘年之交。這些人思慮精密，學識淵博，見解卓絕，諸葛亮虛心向他們請教，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由於司馬徽的介紹，諸葛亮又拜了一位稱“酆公”的汝南靈山隱士酆玖為師。酆玖熟諳韜略，深通兵法，在諸葛亮“奉事惟謹”的精神和行為的感動下，酆玖傳授了他三部兵書，這對諸葛亮日後輔佐劉備帶軍打仗，無疑起著極大的幫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當中，也有一些青年學者，其中有日後也成為劉備重要謀士的龐德公的侄兒龐統，潁川的徐庶、石廣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們經常在一起切磋學問，評論天下大事，抒發自己的抱負。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在讀書、學習，廣交朋友之餘，諸葛亮也未忘懷當時政治形勢。隆中的10年，政治風雲變幻無常，此時曹操官渡一戰，打敗袁紹而統一北方孫權繼父兄基業坐領江東，和當時曹操稱霸中原坐鎮荊州的劉表是一個務虛名、尚空談，不足與謀大事的人，為豪強所吞並隻是遲早的事……群雄紛爭的結果，必然會出現鼎立的局麵。由於諸葛亮注意研究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從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應對的策略方針。當和朋友談論起現實社會形勢時，他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卓有識見，因之被司馬徽稱之為“識時務”的“俊傑”。
立誌向學，因誌而成學，學以致用，是諸葛亮所一貫恪守的治學思想。那麽諸葛亮的誌向是什麽呢？從下麵兩個例子可以窺見他的理想和抱負。
據《魏略》記載，有一天諸葛亮和石廣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談，諸葛亮從容地對他們說：“諸位要是做官的話，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職位的。”三人反問諸葛亮又如何，諸葛亮隻是“笑而不言”。這“笑而不言”，就已經表明了諸葛亮胸存大誌。
又據《三國誌》本傳載，諸葛亮在高臥隆中常以管仲、樂毅自比。他認為當世既無像管仲那樣的賢相，也沒有像樂毅那樣的名將。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大政治家，曾經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強大的諸侯國。樂毅是戰國時期燕國的名將，他扶持弱燕，統帥強兵，一舉下齊國70餘城，使燕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諸葛亮創製的木牛車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有以一身兼將相自許的意思。他身處亂世，決心像管仲、樂毅一樣，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要幹出一番驚人的功業，他誌在掃除群雄，結束分裂。
治亂世必以才智，盡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從”，說的就是要謹慎選擇可以輔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麽樣的人呢？在未遇到劉備之前，我們可以說在諸葛亮此時的思想中還沒有明確具體對象，但如果聯係他周圍朋友對當時豪強軍閥評價的言論以及日後的《隆中對》、《論光武》等文章來看，諸葛亮對選擇“明主”是有自己的標準的。
諸葛亮從小就受封建正統觀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間係統地學習經史子集，食君祿、報君恩的忠君報國思想更在頭腦中根深蒂固。當時最有勢力的軍閥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響很大，但在正統的觀點看來，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卻令人所不齒。龐統曾經跟諸葛亮談起曹操，認為他雖是一個治世的能臣，卻又是一個亂世的奸雄。像曹操這樣的人，諸葛亮會認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輔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實際上，在下文將要談到的《隆中對》中，諸葛亮也是把消滅曹氏集團作為目標確定下來的。
劉表此人的行為品質，諸葛亮更是耳聞目睹，再熟悉不過了。連他的內親黃承彥老先生都不願出來幫助他，諸葛亮當然不會認為他是“明主”。
東吳的孫權呢？雖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為的人物，但卻野心勃勃想“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也是一位誌存篡逆的野心家。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已赴江東輔佐他，而諸葛亮並沒有尾隨著到江東，應該說，孫權在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夠為之赴湯蹈火的“明主”。
至於盤踞川蜀、以“弱”著稱的益州牧劉璋，更不值一提。
從諸葛亮撰的《論光武》一文中，我們更可以窺測到諸葛亮擇主的準則。光武帝劉秀是東漢中興之主。諸葛亮在文章中，對劉秀的“策慮深遠”的作用極為欣賞，對光武君臣“謀合議同”，中興漢室的事業極為向往。南陽郡是當年劉秀中興的發祥地，曆史能否重演呢？當今世界能否再出現如光武那樣的“聖君”“明主”呢？這個問題隻有等劉備出現在諸葛亮麵前才能明白。
總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諸葛亮學習、增長才幹的十年，也是他“待時”、“待主”的時期。這個未出茅廬的青年，正如龐德公送給他的雅號“臥龍”那樣，一旦風雲際會，就能騰雲駕霧，大顯身手，一展抱負了。
這個時機終於到來，“劉皇叔”劉備於漢建安十二年（207）親自前來隆中，拜訪請教諸葛亮。
隆中之對
47歲的老將軍劉備“三顧茅廬”到隆中拜訪請教27歲的諸葛亮，這種真心實意虛心求教的精神著實使諸葛亮感動。劉備懇切深沉、坦露胸懷的一番話語，使諸葛亮看到了他誌存複興漢室、撥亂反正的忠肝熱腸。於是諸葛亮就不緊不慢，從容不迫地把他對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勢的看法告訴了劉備。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孫權：施秉陽河上遊的甕蓬洞，諸葛亮曾帶兵在此歇過腳“自從董卓入京作亂以來，各地豪傑蜂起，搶州奪郡、割據稱雄的人多得數不清。經過一番較量之後，現在的局勢已經比較明顯，成功與失敗者各自都有其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就拿曹操和袁紹相比來說，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後能戰勝袁紹，由弱變強，這其中的道理何在？這就不僅僅是由於曹操占據有利的時勢，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於曹操的主觀努力，在於人的智謀所決定！現在曹操基本上已統一了北方，擁有百萬大軍，而且挾天子以令諸侯，處處假借漢帝的名義來對各地諸侯發號施令，在這樣的情況下，暫時是很難同他較量、爭強比勝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孫權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孫權占據江東，從他父親孫堅，至其兄孫策到現在，已經曆了三代。那裏地勢險要，百姓歸附，加上還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輔佐他，他的力量絕不能低估。因此江東此地，不能希圖占領。而要和曹操爭奪天下，應該和孫權結成聯盟，作為外援，而不能同他們為敵。”
分析完曹、孫兩大集團的情況，接著諸葛亮又分析了荊州劉表和益州劉璋的情況：
“荊州這地方北依漢水，南達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是個四通八達的戰略要衝，是一個用武的好去處。可惜現在的荊州之主是沒有能力守住它的。這大概就是老天爺特意要留給將軍的，將軍您難道不想得到它嗎？
“再看西邊的益州。這也是一個地形地勢相當險固之地。它幅員遼闊，有千裏的肥沃土地，曆來被人稱為‘天府’之國。漢高祖就是憑借這塊地盤取得天下、建立帝業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劉璋懦弱昏庸，統治無能，不注意安撫百姓。那裏的有識之士都希望能夠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麵漢中的張魯時時刻刻都在窺伺著川蜀，威脅著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剛好和江東相反，是一個可取之地！”
談到此處，諸葛亮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接著說：
“將軍您是漢朝皇室的後裔，名聲早就顯播於天下，您要是能夠占據荊、益二州，守住險要之地，西麵和好諸戎族，南麵安撫夷越各部落，對外結盟於孫權，對內則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內部發生變化，時機一到，您命令一員上將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洛陽推進，將軍您親自統率益州大軍出秦川（今陝西、甘肅省秦嶺以北平原地帶），到那時候，老百姓誰個會不擔著飯食、盛著酒漿來迎接您呢？真能這樣，那麽統一天下的霸業就可以成功，漢朝的天下也可複興了。”
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剖析天下形勢的這一番話，記載在陳壽的《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上，這就是被後人稱之為《隆中對》或《草廬對》的名文。
諸葛亮這一番宏論，根據當時的客觀現實，從政治、軍事、經濟、地理、人事等各個方麵進行了分析，在反複比較的基礎上，為劉備提出一整套的戰略方針。就實現最終的戰略目標來說，就是為了達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就是說，要使曆史上再度出現“光武中興”的局麵。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占有荊州、益州作為根據地，然後從荊、益兩路出兵，構成鉗形攻勢，直撲兩京（長安、洛陽），剿滅曹氏篡逆集團，達到複興漢室，統一天下的目標，但諸葛亮又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曹操集團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優勢，暫時還不能與之正麵爭鋒，也就是說，先不要打曹氏集團的主意，而把他擱一邊。
對於江東的孫氏集團，諸葛亮提出“結好”，這是他預見天下必然會出現三分鼎立的形勢而為劉備確立的一個重要策略方針。要消滅曹氏，聯合孫權是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策略手段。日後形勢的發展，就顯示了這個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戰的輝煌勝利。赤壁大戰的勝利，是孫、劉兩家聯手抗曹的勝利，由於這一勝利，劉氏集團才有可能在荊州站穩腳跟，才有可能西進川蜀，打開蜀漢立國的壯麗局麵。因此，可以說“聯孫”的策略，事關蜀漢立國的根本，也是關係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國策。隻要看看後來關羽失荊州、劉備興兵伐吳慘遭失敗等事實，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不僅如此，《隆中對》還為劉備占據荊、益以後，治荊、治益提出了一套具體的策略步驟，這就是“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和撫”民族政策和“內修政理”方針的提出。
“和撫”政策，是針對西南邊地的具體情況而提出來的。東漢末年，由於益州地區統治者暴虐殘暴，特別是劉焉、劉璋父子治蜀以來，對少數民族采取橫征暴斂以及征剿殺戮的殘酷壓迫，使得少數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們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來了，他們退山林，伺機出擊。有時候還攻陷城池，給官府以沉重的打擊。劉備要治蜀，就必須改善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否則內部不穩定，根據地不鞏固，就談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諸葛亮把奪得荊、益與和戎撫夷一起提出來討論，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內修政理”也是鞏固內部、穩定內部的一項重要政治措施。鑒於東漢末年朝政混亂、奸佞當道的沉痛教訓，鑒於劉表、劉璋在荊、益統治期間的無能表現，劉備治荊、益，首先必須革除弊政，舉賢授能，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對》的提出，這一方麵顯示了諸葛亮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的遠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對》淋漓盡致地表現了27歲的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它為劉備提出了一套正確的戰略方針，對以後劉備集團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指導作用。以後形勢的發展變化，證明了諸葛亮對局勢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觀現實的。
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議，為劉備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劉備由衷地產生敬意，司馬徽和徐庶的舉薦一點也沒有錯，諸葛亮確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夢寐以求的好謀士、好軍師。劉備誠懇地邀請諸葛亮出來輔佐自己，實現興複漢室統一天下的計劃，諸葛亮感激劉備的尊重和信任，慨然應允道：“蒙將軍不棄，我就為將軍奔走效勞吧！”就這樣，諸葛亮結束了十年隆中的“隱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諸葛亮在隆中待時而動，“擇主而從”，選來選去，偏偏選中了東逃西竄、寄人籬下、勢單力薄的劉備，劉備難道真的是諸葛亮心目中的如劉秀那樣的“中興之主”？這情形雖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難理解。諸葛亮選中劉備為輔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這幾方麵：
其一，劉備是漢室宗親，他的奮鬥目標就是興複漢朝事業。而諸葛亮以“興微繼絕”，即興複漢室為己任，這同劉備的目標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其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士為知己者用（死）”。劉備“三顧茅廬”，一再屈尊下顧，向他虛心討教，這使諸葛亮非常感動，他願意為劉備這個“知己”效勞。20年後諸葛亮回顧這件事時，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於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其三，對劉備“寬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撓”的性格特點，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諸葛亮認為，在劉備手下，他能夠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負，這也是在當時眾多軍閥之中，諸葛亮挑中劉備這個認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諸葛亮來到劉備軍中，深受劉備的器重，劉備把他當作良師益友來對待，朝夕相處，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這不禁引起長期跟隨劉備的關羽和張飛的不滿，甚至在劉備麵前發起牢騷來。劉備覺察之後，坦率而又嚴肅地對關、張說：“諸葛孔明卓有識見，我有了他，就好像魚兒有了水。今後你們不要再說長道短了。”這充分說明，劉備已經意識到諸葛亮對他的事業所起的作用了。
遊說吳主
諸葛亮出山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劉備擴大軍隊。當時劉備手下隻有幾千人馬，這麽少的武裝力量肯定是難以抵禦強敵的。諸葛亮建議把荊州一帶沒有戶籍的遊民加以選拔訓練，劉備依照其辦法去做，果然從中選拔了不少丁壯，使軍隊擴充到幾萬人。這支軍隊經諸葛亮加以訓練，成為劉備開創基業的核心武裝力量。
諸葛亮為劉備擴充實力，目的是相機奪取荊州，但是這些事情還來不及做，曹操的大軍就壓境了。
漢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軍南征荊州。不久劉表病死，其次子劉琮任荊州牧，聽說曹軍到來，嚇得不戰而降。屯兵樊城的劉備，向江陵撤退時，在當陽長阪坡被曹軍打得大敗。劉備和諸葛亮等突圍到夏口，接著又退到樊口。
白帝城諸葛亮觀星台在強敵曹操的進逼之下，孫權、劉備雙方都有聯盟抗曹的願望。孫權派魯肅去見劉備，希望和劉備聯盟。魯肅跟著劉備退到樊口後，諸葛亮對劉備說：“事情已經很緊急了，我願親自前往東吳，向孫將軍求援。”劉備也感到形勢緊迫，立即派遣諸葛亮隨魯肅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見孫權。
孫權在柴桑密切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戰火即將燃燒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劉備聯合的必要，但能否戰勝曹操的進攻，他還缺乏信心，態度有些猶豫不決。
諸葛亮會見孫權後，針對孫權思想上的疑慮從分析天下大勢著手，說：
“方今天下大亂，孫將軍起兵占據了江東，劉將軍也招募部隊在漢南（漢水之南），和曹操爭奪天下。現在曹操已經平定了河北，戰勝了不少對手，又攻下荊州，威震四海。劉將軍無力當其兵鋒，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播遷到此地。這就是擺在我們麵前的嚴重情況。”
接著諸葛亮又故意反激孫權說：
“情況如此緊迫，我希望將軍根據自己的力量，考慮相應的對策。如果能以江東之眾與曹操抗衡，就應該趁早和他斷絕關係，爭取時間早定戰、守之策如果不能這樣，為什麽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現在將軍表麵上服從曹操，而內心卻猶豫不決、舉棋不定。在這緊急關頭不能當機立斷，恐怕大禍就要臨頭了。”
孫權聽了，很是惱火，他萬沒想到諸葛亮會這麽小看他，不禁生氣地反唇相譏道：“既然像您所說的那樣，那麽劉將軍為什麽不投降曹操呢？”
諸葛亮理直氣壯地回答：
“漢初的田橫，不過是齊地的一位壯士，他尚且能守義而不屈，何況劉將軍是王室的後代！他的英雄才氣，蓋世無雙，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歸大海一樣。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隻是天意，那能夠屈辱投降曹操呢？”
這一來，孫權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變色地說：“我也不能以江東之地和十萬之眾，受製於人，我決心抗擊曹操了。”
孫權的話雖然說得很硬氣，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劉備又剛剛在當陽吃了敗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懷疑地對諸葛亮說：“固然現在除了劉將軍，沒有人能夠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劉將軍戰敗之後，還能抵擋得住曹操嗎？”
針對孫權的懷疑，諸葛亮滿懷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孫權具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他說：
“劉將軍雖然在長阪坡戰敗，但現在部下陸續歸來的，以及關羽、劉琦率領的江夏之軍，合共不下兩萬人。曹軍兵力眾多，但遠道而來，長途跋涉，為了進行追擊，一日一夜行軍三百多裏，早已疲憊不堪，像一支飛到盡頭的箭，連穿透一層薄薄綢子的力量都沒有了。況且北方人不習水戰，更是曹軍的一大弱點，還有，荊州的民眾暫時歸附曹操，那是迫於兵勢，並非心服。”
最後，諸葛亮鼓勵孫權說：
“現在孫將軍您真能派出猛將，帶領數萬大軍，和劉將軍聯合起來，同心協力作戰，那就一定能夠打敗曹操。曹操兵敗之後，必然向北方撤退。這樣，荊州、江東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勢力大大增強，那麽天下鼎足而立局麵就形成了。成敗的關鍵，在於今日，孫將軍您切不可坐失良機。”
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徹，說得孫權滿心歡喜，愁眉頓展，增強了他戰勝曹操的信心。但當時的孫權集團內部，主戰派與主降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張昭，在曹軍氣勢洶洶的威逼下，更是嚇破了膽，力主不戰而降，而當時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陽調集水軍，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聲更是甚囂塵上，這種情形，使孫權感到無所適從。
在魯肅的建議下，孫權迅速從鄱陽召回周瑜。周瑜回來之後，力排眾議，並信心十足地對孫權說：“請將軍給我精兵數萬，進屯夏口，我一定為將軍擊破曹操！”周瑜堅決抗曹的態度，感染了孫權，孫權下定決心迎擊曹操。在召開江東文武大臣的會議上，他毅然抽出寶劍，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斬釘截鐵地說：“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與此案同！”
在此期間，由於魯肅的引見，周瑜會見了諸葛亮。諸葛亮向周瑜提醒說：“孫將軍雖然下了決心，恐怕還有反複，因為此處主張投降的勢力還很大。依我之見，公瑾（周瑜字）還得再向孫將軍說說，主要是把曹軍兵馬多寡的實際情況再說清楚明白，讓孫將軍放心。”
周瑜很重視諸葛亮的意見，當天夜晚即進見孫權說：“據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稱80萬水軍完全是恫嚇之詞，實際兵馬超不過20萬，並且已是疲憊不堪，而荊州降兵，對曹操尚存狐疑之心。這樣看來，曹軍人數雖多，一點也不可怕。隻要與劉備將軍聯合起來，打敗曹操是沒有問題的。”
周瑜一席話，更堅定了孫權抗擊曹操的決心。就這樣，孫、劉聯合抗曹的局麵正式形成了。
孫、劉聯盟的實現，是由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形勢所決定的。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孫、劉聯盟的是雙方與曹操爭存亡的共同願望。孫、吳聯盟局麵的出現，不能不歸功於諸葛亮、魯肅、周瑜的卓越識見。而諸葛亮在這關鍵時刻前往柴桑，向孫權反複陳說利害，促進了孫、劉聯盟的實現，這對戰爭的結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遊說吳主這場活動中，諸葛亮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遠見卓識，也表現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孫權和劉備結盟後，他們的軍隊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大敗曹軍。這場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諸葛亮、魯肅、周瑜等的分析和論斷是科學、英明的。諸葛亮在赤壁大戰前後，還有過哪些活動，史書上沒有記載，因而無法查考。但作為劉備一方的主要決策人物諸葛亮，他不可能不參與一些聯軍作戰問題的討論和協商，提出作戰的主張和建議，比如戰爭的主要形式是利用進行火攻等等，諸葛亮很可能參與了計謀。至於像《三國演義》上所描寫的“舌戰群儒”、“草船借箭”、“披發仗劍”、“登壇借東風”、等等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說家的藝術創造了。
以法治蜀
赤壁之戰後，劉備占有荊州不少地方，以後又從劉璋手中奪得益州、從曹操手中奪取漢中，力量發展非常快。此間，諸葛亮為劉備鎮守後方，安撫民眾，供給軍備糧草以及兵源，為蜀漢政權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貢獻。
劍門關為蜀大將薑維屯兵處
劉備死後，劉禪繼位，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蜀漢的政事，不論大小，都由諸葛亮一手處置，實際上諸葛亮已成了蜀漢政權的主持者。
“內修政理”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策略步驟，在劉備集團跨有荊、益，諸葛亮負責治理西蜀之後，這個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
為了維護劉備集團在益州的統治，為了蜀漢政權的長治久安，諸葛亮首先把實行法治擺在“內修政理”的首位。這是針對益州當時“亂”的局麵而采取的強有力措施。
益州原來的政治狀況很不穩定。在劉焉、劉璋統治益州時期，法令鬆弛，政治腐敗，地主豪強和官僚專橫自恣，侵奪百姓，魚肉人民，因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在公元188年，即劉焉擔任益州牧之時，就曾經發生了以馬相等為首的農民起義。起義雖然被鎮壓，但階級矛盾並沒有緩和，那種“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繼續縱容豪強官僚欺壓、侵淩百姓的局麵還是愈演愈烈。
這種嚴重的“亂”的局麵，勢必大大不利蜀漢政權的穩固嚴厲打擊豪強的不法行為，就是諸葛亮解決“亂”的一個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強，魚肉鄉裏，侵奪民田，正是諸葛亮要著力打擊的對象。
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內容，具體體現在他主持製訂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應條文，規定了對蜀土著豪強采取抑製並打擊的措施。而在實踐上，諸葛亮也執法嚴明，依法行事，不避權貴，不徇私情，刑罰有準，輕重比較適當。如對破壞法紀的蜀中豪強彭，賁堅決鎮壓，毫不留情對以私廢公、放肆專權的李嚴、廖立等，繩之以法，該罷官的罷官，該刑罰的刑罰對挑撥是非、妖言惑眾的來敏，堅決予以革職。這些典型事跡，顯示了諸葛亮執法如山、鐵麵無私的政治家作風。相反，對於嚴明奉法、清廉自持的官吏，如蔣琬、費諱等，則大加褒揚、提拔。
正因為諸葛亮實行法治、打擊豪強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強的不滿和反對，他們攻擊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諸葛亮“緩刑弛禁”。時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對諸葛亮這麽雷厲風行地打擊蜀中豪強也不甚理解，並且站出來替他們說話。他引用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實行寬民之治的事例，寫信給諸葛亮，信中說：“從前漢高祖入關，除去秦朝嚴刑苛法，約法三章，寬禁省刑，關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們剛剛用武力占據益州，還沒有給地方上帶來恩德，就施用刑禁權威，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關係，我主認為應該多施行點恩德，把刑罰、禁令放寬些，以慰藉他們。”
法正的信，引出了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導思想的文章——《答法正書》，書中這樣說：
“先生您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況是實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們不得不起來造反。針對這種情況，漢高祖采用了寬刑弛禁的辦法，來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對的。現在益州的情況和秦代大不相同。劉璋暗弱，自從劉焉以來，就放縱地方豪強官僚，使他們專橫跋扈，任所欲為，因而德政不單，威刑不肅，君臣之道也就逐漸被破壞了。給這些官僚們以高官，寵愛他們，他們地位高了，反而不覺得可貴服從他們，施以恩惠，恩惠達到頂點，他們反而傲慢無禮。這就是政治弊病的來源。現在我們以法來威脅他們，法行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什麽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爵位的尊貴。行法和恩寵相輔並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夠維持正常，政治才能夠得到清明。”
這封書信批評了法正看問題的片麵性，批駁他生硬地套用漢高祖“寬禁省刑”的做法。諸葛亮指出：秦時跟現在不同，關東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樣現在就是要嚴明賞罰，嚴格按法製辦事，才能徹底糾正劉焉父子遺留下來的邪惡風氣。諸葛亮在這封書信中強調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拒絕了法正的建議，這是很有見地的。
據《三國誌》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傳》等書記載，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還親自撰寫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法律條例，一條一款羅列分明，使蜀漢大小官員知務其所“務”、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懼其所“懼”，使大家勤於職守，這種“先教後誅”的做法受到當地及後世眾多的頌揚和稱道。晉人習鑿齒就讚歎地說：“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正因為諸葛亮賞罰分明、執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諸葛亮懲處過的人，對他還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當他去世以後，竟如喪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嚴與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嚴（後改名李平），是劉備臨終前與諸葛亮同受遺詔輔佐劉禪、地位僅次於諸葛亮的蜀漢高級官員。在諸葛亮北伐時，他負責供應軍需物資，在軍糧供應不上時，他假傳聖旨要諸葛亮退兵。這種貽誤軍機、弄虛作假的行為被諸葛亮發覺，上書劉禪將他免官為民，流徙梓潼郡。李嚴服罪之後，諸葛亮並不搞株連家人的做法，還是讓他的兒子李豐照常為官，並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職位。李嚴聽到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萬分，情急之下，他也發病身亡。
廖立在劉備在世時就擔任長沙郡太守，這個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誹謗先帝，茲毀眾臣”，肆意攻擊蜀漢的朝政，指責諸葛亮，挑撥群臣不和。諸葛亮上表罷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歎息地說：“我沒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這邊遠地區了。”
諸葛亮的厲行法治，使蜀漢文武官員大都能兢兢業業、勤於職守，而力戒弄虛作假、幹犯法紀之事，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漸得以清明，封建統治秩序逐步穩定，蜀漢的社會經濟得到繁榮，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書上記載，說是當時蜀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史書上的說法當然有誇大的地方，但在三國時期，蜀漢政府是一個較好的政府，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而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與諸葛亮同時代及稍後的兩位人物的言論來予以證實。
一位是蜀漢官員張裔。張裔原先是劉璋的謀臣，蜀漢之時，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雖精明能幹，但他自以為是，總認為別人不對。諸葛亮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使他受到感動，他由衷地歎道：“諸葛亮公正嚴明，賞罰不分親疏遠近，無功者不能得賞，貴勢者不能免罰，這是人人奮勉的重要原因啊！”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國誌》作者陳壽。陳壽是西晉時代的史學家，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刑（剃去頭發）。但他在《三國誌》中寫諸葛亮時，還能秉持公心，去除個人恩怨的成見，以公正的史筆寫道：“（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諸葛亮書房於此可見，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舉賢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時，諸葛亮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認為選用賢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在舉賢這一方麵，和厲行法治一樣，他做了大量艱苦和細致的工作。他選拔一些很有才能並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讓他們擔任郡守、都督、將軍等重要職務，發揮他們的作用。這裏有一個統計數字，很能說明諸葛亮在選拔人才方麵的成效：
《三國誌·蜀書》自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傳者（包括附傳）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還有龐統、法正、許靖、劉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過人而受到他的稱讚或推薦。在餘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薦的人當中，除已去世的劉備的舊屬（如關羽、張飛等）及諸葛亮死後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無幾了。
當然，不能說能夠進《三國誌·蜀書》傳記的，個個都是優秀人才，但是能夠進《三國誌》的，應該是擔任重要崗位的人物、或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這卻是個事實。這樣一些人物，大多是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們的政績，大多也是人們所稱讚的，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廣攬人才的結果。
如果再綜合《華陽國誌》、《三國誌》、《季漢輔臣讚》等資料來看，諸葛亮用人範圍之廣，更是三國時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幾個方麵的特點：
第一，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這一點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認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舉薦人才，哪怕是“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準，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的“托誌忠雅”，費諱的“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董允的“秉心公亮”，陳震的“忠屬，老而益篤”，郭攸之的“以器業知名於時”，薑維的“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楊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鄧芝的“堅貞簡亮，臨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嚴整”，李恢的“公亮誌業”，呂凱的“守節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貞亮死節之臣”。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讚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一史劄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的長處的人，隻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資曆出身為限。
諸葛亮選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不講資曆和門第，而是以“德才”為標準，以才幹為依據，這些方麵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來說，隻要看看劉備集團中各級官僚機構的人員組成情況，就可以明白。
在以劉備和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集團中，有很早就跟隨著劉備東征西討的北方舊人，如關羽、張飛、趙雲、孫乾、簡雍等，又有在劉備占領荊州後，跟著劉備入蜀的荊楚人士，如龐統、蔣琬、陳震、馬謖、向寵、黃忠、張南、馮習等，還有原為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嚴、吳懿、費觀、董和、程畿、張嶷、馬忠等，甚且還有從敵對國歸順過來的，如薑維等，這些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不管來自何等地區，參加蜀漢集團是否先後，隻要忠誠於“複興漢室”大業，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都盡量錄用，盡力發揮他們的作用，公正地對待他們，甚至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官職，處於顯要的地位。這種選士授職不以主觀色彩和從狹隘的本派私利出發，而是著眼於整個集團利益的作風，表現了諸葛亮傑出的政治家風度。
諸葛亮擢升官吏，不講資曆出身，不計門第，對於有卓越才幹和特殊貢獻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認為“亙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因而他處處留心，時時注意從下層官吏中發現、選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業的新人。
巴郡人張嶷，出身寒微，劉璋時隻是個下級官員，諸葛亮發現他“識斷明果”，並有“忠誠之節”，提拔他為越太守。張嶷到任以後，在處理本郡複雜的民族關係方麵，顯示了他靈活機動的領導能力，一時之間，“蠻夷皆服，頗來降附”（《三國誌·蜀書·張嶷傳》），在貫徹諸葛亮“安撫”的民族政策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書，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軍官，劉備征漢中時投降劉備。由於他“遵履法度”，實踐經驗較豐富，在街亭之戰時立了功，諸葛亮提拔他為討寇將軍。在日後諸葛亮北伐等戰役中，他也屢立戰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功曹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征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楊洪門下書佐，因有“才策功幹”，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裏還有一段軼聞。據說每當朝會，何祗與楊洪平起平坐，揚洪開玩笑地對何祗說：“你的馬怎麽跑得那麽快？”何祗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李嚴、楊洪、何祗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
費棉、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棉“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棉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幹練，是蜀漢優秀的高級官員。費棉、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麵，諸葛亮是通過這麽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麵已介紹過的許靖，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讚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愛樂人物，誘納後進”，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裏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采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麵與他對話，對他說：“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最後征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儒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向他舉賢薦能。他因丞相掾，當過廣漢太守的閬中人姚伯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伯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伯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湧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台，“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第四，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貴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符實、表裏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準，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準。他提出了七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誌”、“變”、識”、“勇”、“性”、“廉”、“信”七個方麵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誌”就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即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誌向“變”，就是“窮之以辭辯而現其變”，即向對方提出複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谘之以計謀而現其識”，即向對方征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即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臨之以利而觀其廉”，即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期之以事現其信”，即托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查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采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製，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概。在蜀漢複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養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鑒的。
靈活治軍
以身兼將相而自許的諸葛亮，在治國理政的同時，未嚐一日不在思謀治軍、用兵之道。陳壽呈獻給晉武帝司馬炎的《諸葛氏集目錄》中，就有《兵要》、《軍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則”、“軍令十五條”，以及有關談兵治軍的論述。
治軍是為了治國，這是作為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諸葛亮治軍的一貫指導思想。治軍是為了“存國家安社稷”，“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國家的安危在於軍隊的強弱，這是諸葛亮高度重視武裝力量建設的思想根源。
既然國家的安危係於軍隊的強弱上，而軍隊的強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決於將帥的素質和才能，那麽選擇將帥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說的就是對將帥選擇的重要與要求之嚴格。諸葛亮對將帥的選擇，與他治國舉賢授能一樣，注重德才並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這裏麵包括對國家的忠誠，處事以公的原則，同時也包括愛民的思想。“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意思是說，眼裏如果沒有老百姓，處事不考慮民眾利益的將帥，他就不是國家的良輔，就沒有資格當軍中的主帥。才，就是要求作為將帥要精通軍事，懂得謀略，善於打仗。
在蜀國，能夠稱得上合格的將帥，在諸葛亮的心目中並不多。從《三國誌·諸葛亮傳》中所敘，以及《出師表》中所涉及的，隻有將軍向寵和後來擔任蜀漢主帥的薑維，諸葛亮才認為他們夠得上是德才並重的將帥，可見他對將領的選擇要求之嚴。
對軍事將領全麵軍事素質的要求，集中體現在下麵的一段話中：
一個將領要審知天時與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關心和愛護部屬既要熟悉各種攻防兵器，擅長運用掌握，又要注重賞罰公正嚴明對士卒作戰勇敢與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敵人的陰謀，善於掌握敵人的動向，要了解進軍路上的險阻，何處安全，何處危險，要變被動為主動進軍和退卻，要掌時機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進攻要加強力量，擴大聲勢攻與防，都一定要積極發揮士兵的作用對成功和失敗都要充分估計到，要爭取盡量減少傷亡。
總而言之，諸葛亮強調：一個優秀的將領，一定要深謀遠慮，要集思廣益，切不可獨斷專行。
在具體治軍的方法上，諸葛亮采用禮治和法治相結合的辦法。
所謂禮治，就是用儒家思想進行教育。諸葛亮在治國治軍方麵，最反對“不教而誅”。平時要重視教化，對軍隊要“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這就是說，要在思想上用禮義忠信的封建倫理觀念武裝將士們的頭腦。為什麽要這樣做？諸葛亮解釋說，從軍事觀點上講，一個將帥能夠“善養士卒”就可稱得上是“仁”將士如果能“以身殉國”，就是“忠”不為利祿富貴所動搖，就是“義”勝利了不驕傲，不居功，是“禮”能夠“奇變莫測，動應多端”，就是“智”“賞不逾時，刑不擇貴”，就是“信”。能夠做到忠、義、禮、智、信的軍隊，就是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
以法治軍，就是強調要以典刑、賞刑來警戒官兵。如果說禮治是務虛的話，那法治就是務實的了。在諸葛亮看來，厲行法治是軍隊的法寶，他說：“一個作將帥的，統率著百萬的軍隊，要使這麽多人束肩斂息，躬身並足，集中注意力，連大氣也不敢出，連頭也不敢抬地來服從命令，靠的是什麽呢？靠的是法製。”如果“賞罰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萬之師”，也是“無益於用”的。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軍事家孫武、孫臏等人，讚賞他們在治軍之中執法嚴明的作風。他認為，將士作戰立了功，就要按功勞的大小給予獎賞，如果違犯了軍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時對他多親近，也要依法處罰。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揮淚斬馬謖。馬謖違犯軍令，失了街亭，被處以死刑。當時蔣琬到漢中對諸葛亮說：“天下未定，殺掉智能之士，豈不是很可惜嗎？”諸葛亮回答：“孫武之所以能夠製勝天下，就是靠他嚴明的軍法。現在剛剛和敵人交戰，就因人而使軍法受到破壞，怎麽能夠去討賊呢？”可見諸葛亮對以法治軍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的。法治對於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當第一次北伐失敗時，他上疏承擔責任，自貶三等。
在用“禮”與“法”治軍的同時，諸葛亮還十分注意對軍隊進行技術訓練，即重習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諸葛亮集·文集》卷4）他還說：“一支經過高度習練的軍隊，如果由一個才能不高的將帥來指揮，不見得就會失敗如果一個很有才幹的將帥，統率的是一支沒有訓練的軍隊，也很難取勝。”
對軍隊具體的技術訓練中，諸葛亮要求將士要掌握行軍、作戰、屯駐的要領，懂得進退攻守的次序，發揮各種兵器的效用。他還在軍隊中提倡互教互學的訓練風氣。他說：“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正因為諸葛亮以“禮”、“法”治軍，軍隊訓練有素，陣容嚴整，因而蜀軍的戰鬥力是比較高的。後人評論蜀軍“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著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這些讚語，雖多溢美之辭，但縱觀蜀軍在曆次北伐戰鬥中，勝多敗少的情況來看，諸葛亮治軍的成效應該是很卓著的。
諸葛亮在治軍方麵，還有值得一提的方麵，這就是史傳上所稱的“長於巧思”。陳壽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駑，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鹹得其要。”這是指諸葛亮在改進兵器和運輸工具方麵有所創新，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兵法陣圖，在軍事科學方麵有一定的貢獻。
弩，是一種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諸葛亮改進人連駑，稱之為“元戎”，說是“以鐵為磁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這是一種殺傷力很大的勁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漢銅弩機，證實了是經過諸葛亮改進的連弩的一種。
木牛、流馬都是木製運載工具（主要用來運載糧食）。木牛是一種木製獨輪車，在漢代以前就有了，漢代稱之為鹿車。諸葛亮據此把它改進成“一腳四足”的木牛。木牛大體上可載一人一年的吃糧（約600多斤），每天可走20裏地。在木牛的基礎上，諸葛亮又加以改進，製成了流馬。流馬是木製四輪小車，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較平穩，適合蜀國山地的運輸。木牛、流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鍘草喂牲口，對解決蜀國向前線運輸糧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陣圖就是八種陣形變化之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八陣”的名稱，如《孫臏兵法》中就有“八陣”、“十陣”等篇目。諸葛亮很講究陣法，他的八陣圖就是在學習繼承古代兵家的布陣之法的基礎上創新出來的。諸葛亮自己曾說：“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這並不是自吹自擂，在實踐中，確實使魏軍吃了不少苦頭。
諸葛亮八陣法之詳細內容，沒有留傳下來，後來有的書上繪製了八陣圖，大多是後人的偽作。相傳諸葛亮曾經聚石為八陣圖，以此來訓練軍隊。石壘八陣圖的遺跡現存有三處，一在今陝西省勉縣南，一在今四川省奉節縣南江邊，一在今四川省新都縣的牟彌鎮。哪一處是真的，哪一處是假，尚無確論。其實不管是真是假，由於年代久遠，現從遺址中也無法探究出諸葛亮八陣圖的具體麵貌。
諸葛亮創製的八陣圖對後代影響很大。唐代的軍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陣圖的基礎上，又創製出六花陣法唐代杜甫在觀看奉節江邊的八陣圖遺址之後，寫下“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的詩句，來抒發對諸葛亮的懷念之情。
七擒孟獲
在敘述“七擒孟獲”故事之前，必須介紹南中叛亂的由來。
在蜀漢管轄的南中地區（轄境包括今天雲南、貴州和四川南部一帶），自古以來被稱之為“夷越之地”，居住著叟、青羌等多種少數民族。東漢中後期，政治腐敗，貪官汙吏橫行，對人民橫征暴斂，南中各民族也深受這種暴虐統治之害。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東漢統治者對西南各族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雖然每一次起義和反抗，都被統治者殘酷鎮壓下去，但鬥爭風雲總是此起彼伏，從未間斷。
麵對東漢時期這種民族矛盾尖銳複雜的情況，諸葛亮早在《隆中對》中就提出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針，認為這是劉備集團占據益州後鞏固內部、求得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劉備入主益州之後，先後派了“輕財果毅”的鄧方和處事幹練的李恢為南中地區主政長官。由於他們很好地執行了諸葛亮的“和撫”政策，注意不過重剝削壓迫少數民族，約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強的霸道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緩和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蜀漢政府對南中地區的控製也得到了加強。
但是蜀漢政府的“和撫”政策，卻遭到一部分蓄意製造分裂的漢族豪強地主和少數民族“夷帥”的抵製和反對，他們蠢蠢欲動，伺機發動叛亂。
就在劉備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雲南省晉寧縣東）豪強地主雍閩乘蜀漢力量削弱的時機，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殺死了當時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繼任太守張裔，把他押送給東吳。此時東吳也公開聲援這股叛亂勢力，任命雍閩為永昌太守。東吳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勢更趨複雜化。
接著，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東南）少數民族貴族高定、胖舸（今貴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從雍閩，起兵反叛。雍閩又拉攏當地另外一個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並製造謠言，挑撥民族關係，使不少人受欺騙而參加到叛軍中去。這麽一來，除永昌郡以外，叛亂幾乎席卷了整個南中地區。
雍閩等人的叛亂，給蜀漢政權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麵對這一局麵，諸葛亮頭腦十分冷靜。他一方麵對南中采取“撫而不討”的策略，積極做說服爭取的工作，一方麵著手恢複和加強吳蜀聯盟。雖然在劉備病死之前，吳蜀已經基本講和，但相互之間並不信任，東吳向魏國稱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閩的叛亂，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態度。為了避免蜀國兩麵受敵，諸葛亮感到與東吳修複和好是當務之急。隻有修複和加強吳蜀之間的聯盟關係，解除來自東邊的威脅，才能有利於南征平叛和以後的北伐曹魏。就在劉禪即位當年（223），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鄧芝出使東吳，經過鄧芝的不懈努力，孫權終於斷絕了和魏國的關係，而重新和蜀國結盟，同時派遣使臣回報蜀國，從此吳蜀正式言歸於好，這種結盟的關係，一直保持到蜀漢被滅亡。
蜀吳重新和好聯盟，蜀漢內部經過一番整頓也已穩定。此時又傳來了魏文帝曹丕興師複征東吳的消息，這真是一個平討叛亂的好時機。蜀漢建興三年（225）春天，諸葛亮率領大軍，浩浩蕩蕩，向南中進發。
臨出發時，參軍馬謖前來送行，諸葛亮向他征詢破敵之策，馬謖建議說：
南中憑借地勢險要且僻遠，不服從朝廷已經很久了，即使今天收複了他們，大軍一退，他們還會繼續叛亂。用兵的道理，在於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希望丞相不要專用武力，采取安撫的辦法，使他們心悅誠服，從而消除後患。
馬謖這一番話，甚合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納，作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軍分成3路前進東路軍由馬忠率領，進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領，進攻益州郡諸葛亮率領西路軍，直撲越。蜀軍具有極強的戰鬥力，叛軍根本不是對手。不久，西路軍一舉消滅了高定的叛軍，收複了越。與此同時，東路軍也打敗了朱褒，攻進了郡。東西兩翼的叛亂武裝被肅清之後，三路大軍在諸葛亮指揮下，分別直搗叛亂的最後據點益州郡。
這年5月，諸葛亮率軍渡過了瀘水（今金沙江），進入了益州郡。此時前來與高定會合的雍閩在內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襲殺，孟獲做了叛軍的主帥。孟獲在益州地區很有威望，那裏的少數民族和漢人都很聽他的話。諸葛亮決心對這位少數民族首領采用“攻心”戰術，使他心悅誠服，以改變南中時常“叛亂”的局麵。於是他命令將士要生擒孟獲，不準殺害。
當孟獲在盤江上遊（今雲南省曲靖市地區一段）要和諸葛亮決一雌雄之時，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諸葛亮好言撫慰他，還布列營陣，帶他參觀，然後問他說：“你看我們的軍隊怎麽樣？”孟獲雖然被擒，但內心還是很不服氣，他傲慢地回答說：“原本不知你們的虛實，所以打了敗仗。今天承蒙賜觀營陣，看起來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戰，我是一定能夠打敗你們的。”諸葛亮聽了，知道他不服，就笑著把他釋放，並叫他整頓兵馬，再來決戰。
孟獲回去集合部眾，又來戰鬥，結果還是兵敗被捉。就這樣，諸葛亮對孟獲一連縱擒達七次之多，在最後第七次諸葛亮釋放孟獲時，孟獲既欽佩而又感動地說：“丞相天威，我們南人決不再造反了。”
諸葛亮降服了孟獲，繼續統兵南下，不久，蜀軍六路大軍在滇池會師，至此，叛亂全部被平定，南中戰事基本勝利結束。諸葛亮對孟獲“縱擒”是“攻心”政策的具體體現，是諸葛亮采用軍事和政治相結合方針的勝利。在此次南征中，諸葛亮的軍隊紀律嚴明，禁止燒殺搶掠，注意搞好同當地少數民族的關係，在堅決打擊叛軍主要頭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時，爭取次要而有影響的頭目。正因為如此，蜀軍從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把長達兩、三年之久的反叛勢力剪除。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這麽大的勝利，這是與諸葛亮采取“攻心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開的。“七擒孟獲”的故事，確實稱得上是戰爭史上的一段佳話。
平叛勝利結束，蜀軍全部撤回成都。為了爭取少數民族首領和蜀漢政府合作，諸葛亮盡量錄用當地各方麵有影響的上層人物，讓他們擔任南中地區各級政府官吏。對於其中威信較高、實力較強的首領，諸葛亮還把他們帶回成都，給他們很高的官職，如孟獲就在蜀漢朝廷中擔任了負責監察之禦史中丞。諸葛亮這麽做，就是為了增強民族團結，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無疑也是對東漢以來漢人統治少數民族、實行殘酷壓迫的弊政的改革，其曆史意義不容低估。
為了便於蜀漢政府管理和控製這些地區，諸葛亮把原來叛亂地區的四個郡改為六個郡，並派一些當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人擔任郡守。郡數增加，郡區縮小，有利於防止地方勢力過大，搞分裂割據，這也是諸葛亮加強蜀漢中央集權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為了改變南中地區的落後麵貌，發展南中地區的農業生產，諸葛亮還派內地人到那裏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那裏的少數民族本來采用刀耕火種的落後耕作方法，但他們很快就學會了牛耕，並學會了織錦和其他手工技藝。諸葛亮還注意在這一地區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擴大耕地麵積。這樣一來，那些原來居住在深山密林中，過著原始狩獵生活的少數民族，也逐漸遷居到平地，建立村落，從事農桑生產。
南中地區開發之後，給蜀漢政權帶來了很大的好處。當地生產的金、銀等礦物，以及耕牛、戰馬等，都源源不絕地運到蜀中，增強了蜀漢的經濟力量。此外，諸葛亮還從當地少數民族中選取一批強壯男子，編成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一萬多戶，遷到蜀中，以補充蜀漢兵源的不足。這支軍隊驍勇善戰，號稱“飛軍”，成為蜀軍中的精銳力量。
諸葛亮對少數民族實行的“和撫”政策和措施，對加強祖國西南地區的統一，促進西南各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社會經濟的進步，起了積極作用。他在開發西南地區方麵的功績，是應該充分給予肯定的。正
提起諸葛亮，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詩句），人們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們景仰和崇敬他。諸葛亮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影響，這和曆代統治階級對他的推崇，小說戲劇對他的描繪和渲染是分不開的。然而，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和小說戲劇中塑造的諸葛亮並不完全相同。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又是怎樣一位人物呢？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人。東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個門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裏。其父諸葛矽曾做過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和當時的豪強貴族袁術、劉表等都有往來。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諸葛瑾，弟弟諸葛均，此外還有兩位姐姐。由於父親很早去世，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諸葛玄過活。
諸葛亮的童年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大起義爆發，繼之而來的是在鎮壓黃巾起義中壯大起來的豪強地主武裝之間為爭奪地盤的廝殺、混戰。琅琊郡屬於徐州，是豪強們心目中的一塊肥肉，陶謙、呂布、曹操都曾先後占據和搶奪過這塊地方。徐州戰亂不止，使諸葛玄一家再難安身下去。為了逃避戰亂，諸葛玄帶領家人，離開家鄉，先投奔袁術，後又投奔荊州劉表，最後在裹陽住了下來。
諸葛亮像諸葛亮17歲那年，叔父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帶著弟弟諸葛均在襄陽城西20裏地的隆中村，置了一點田產，蓋了幾間草房，開始過著他20年後在《出師表》中所說的“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一麵耕種、一麵讀書的隱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過就是10年。這10年，諸葛亮閱讀了大量的經史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歡讀《申子》和《韓非子》等法家著作。諸葛亮深為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論所折服，他知道，在這動亂的時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國的經驗、法術是最切合、最實用的。廣泛地閱讀、刻苦地鑽研、學習，使他獲得了豐富的政治、軍事和曆史等方麵的知識。
這10年，也是諸葛亮拜師、交友、增長見識、學問的過程。那時候，荊州地區相對戰亂較少，中原地區的學者名士紛紛避亂至此地。比諸葛亮年長的，有大名士龐德公、號稱“水鏡”先生的司馬徽、沔南名士黃承彥（即後來諸葛亮的嶽父）等，他們都成了諸葛亮的忘年之交。這些人思慮精密，學識淵博，見解卓絕，諸葛亮虛心向他們請教，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由於司馬徽的介紹，諸葛亮又拜了一位稱“酆公”的汝南靈山隱士酆玖為師。酆玖熟諳韜略，深通兵法，在諸葛亮“奉事惟謹”的精神和行為的感動下，酆玖傳授了他三部兵書，這對諸葛亮日後輔佐劉備帶軍打仗，無疑起著極大的幫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當中，也有一些青年學者，其中有日後也成為劉備重要謀士的龐德公的侄兒龐統，潁川的徐庶、石廣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們經常在一起切磋學問，評論天下大事，抒發自己的抱負。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在讀書、學習，廣交朋友之餘，諸葛亮也未忘懷當時政治形勢。隆中的10年，政治風雲變幻無常，此時曹操官渡一戰，打敗袁紹而統一北方孫權繼父兄基業坐領江東，和當時曹操稱霸中原坐鎮荊州的劉表是一個務虛名、尚空談，不足與謀大事的人，為豪強所吞並隻是遲早的事……群雄紛爭的結果，必然會出現鼎立的局麵。由於諸葛亮注意研究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從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應對的策略方針。當和朋友談論起現實社會形勢時，他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卓有識見，因之被司馬徽稱之為“識時務”的“俊傑”。
立誌向學，因誌而成學，學以致用，是諸葛亮所一貫恪守的治學思想。那麽諸葛亮的誌向是什麽呢？從下麵兩個例子可以窺見他的理想和抱負。
據《魏略》記載，有一天諸葛亮和石廣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談，諸葛亮從容地對他們說：“諸位要是做官的話，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職位的。”三人反問諸葛亮又如何，諸葛亮隻是“笑而不言”。這“笑而不言”，就已經表明了諸葛亮胸存大誌。
又據《三國誌》本傳載，諸葛亮在高臥隆中常以管仲、樂毅自比。他認為當世既無像管仲那樣的賢相，也沒有像樂毅那樣的名將。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大政治家，曾經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強大的諸侯國。樂毅是戰國時期燕國的名將，他扶持弱燕，統帥強兵，一舉下齊國70餘城，使燕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諸葛亮創製的木牛車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有以一身兼將相自許的意思。他身處亂世，決心像管仲、樂毅一樣，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要幹出一番驚人的功業，他誌在掃除群雄，結束分裂。
治亂世必以才智，盡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從”，說的就是要謹慎選擇可以輔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麽樣的人呢？在未遇到劉備之前，我們可以說在諸葛亮此時的思想中還沒有明確具體對象，但如果聯係他周圍朋友對當時豪強軍閥評價的言論以及日後的《隆中對》、《論光武》等文章來看，諸葛亮對選擇“明主”是有自己的標準的。
諸葛亮從小就受封建正統觀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間係統地學習經史子集，食君祿、報君恩的忠君報國思想更在頭腦中根深蒂固。當時最有勢力的軍閥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響很大，但在正統的觀點看來，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卻令人所不齒。龐統曾經跟諸葛亮談起曹操，認為他雖是一個治世的能臣，卻又是一個亂世的奸雄。像曹操這樣的人，諸葛亮會認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輔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實際上，在下文將要談到的《隆中對》中，諸葛亮也是把消滅曹氏集團作為目標確定下來的。
劉表此人的行為品質，諸葛亮更是耳聞目睹，再熟悉不過了。連他的內親黃承彥老先生都不願出來幫助他，諸葛亮當然不會認為他是“明主”。
東吳的孫權呢？雖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為的人物，但卻野心勃勃想“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也是一位誌存篡逆的野心家。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已赴江東輔佐他，而諸葛亮並沒有尾隨著到江東，應該說，孫權在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夠為之赴湯蹈火的“明主”。
至於盤踞川蜀、以“弱”著稱的益州牧劉璋，更不值一提。
從諸葛亮撰的《論光武》一文中，我們更可以窺測到諸葛亮擇主的準則。光武帝劉秀是東漢中興之主。諸葛亮在文章中，對劉秀的“策慮深遠”的作用極為欣賞，對光武君臣“謀合議同”，中興漢室的事業極為向往。南陽郡是當年劉秀中興的發祥地，曆史能否重演呢？當今世界能否再出現如光武那樣的“聖君”“明主”呢？這個問題隻有等劉備出現在諸葛亮麵前才能明白。
總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諸葛亮學習、增長才幹的十年，也是他“待時”、“待主”的時期。這個未出茅廬的青年，正如龐德公送給他的雅號“臥龍”那樣，一旦風雲際會，就能騰雲駕霧，大顯身手，一展抱負了。
這個時機終於到來，“劉皇叔”劉備於漢建安十二年（207）親自前來隆中，拜訪請教諸葛亮。
隆中之對
47歲的老將軍劉備“三顧茅廬”到隆中拜訪請教27歲的諸葛亮，這種真心實意虛心求教的精神著實使諸葛亮感動。劉備懇切深沉、坦露胸懷的一番話語，使諸葛亮看到了他誌存複興漢室、撥亂反正的忠肝熱腸。於是諸葛亮就不緊不慢，從容不迫地把他對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勢的看法告訴了劉備。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孫權：施秉陽河上遊的甕蓬洞，諸葛亮曾帶兵在此歇過腳“自從董卓入京作亂以來，各地豪傑蜂起，搶州奪郡、割據稱雄的人多得數不清。經過一番較量之後，現在的局勢已經比較明顯，成功與失敗者各自都有其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就拿曹操和袁紹相比來說，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後能戰勝袁紹，由弱變強，這其中的道理何在？這就不僅僅是由於曹操占據有利的時勢，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於曹操的主觀努力，在於人的智謀所決定！現在曹操基本上已統一了北方，擁有百萬大軍，而且挾天子以令諸侯，處處假借漢帝的名義來對各地諸侯發號施令，在這樣的情況下，暫時是很難同他較量、爭強比勝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孫權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孫權占據江東，從他父親孫堅，至其兄孫策到現在，已經曆了三代。那裏地勢險要，百姓歸附，加上還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輔佐他，他的力量絕不能低估。因此江東此地，不能希圖占領。而要和曹操爭奪天下，應該和孫權結成聯盟，作為外援，而不能同他們為敵。”
分析完曹、孫兩大集團的情況，接著諸葛亮又分析了荊州劉表和益州劉璋的情況：
“荊州這地方北依漢水，南達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是個四通八達的戰略要衝，是一個用武的好去處。可惜現在的荊州之主是沒有能力守住它的。這大概就是老天爺特意要留給將軍的，將軍您難道不想得到它嗎？
“再看西邊的益州。這也是一個地形地勢相當險固之地。它幅員遼闊，有千裏的肥沃土地，曆來被人稱為‘天府’之國。漢高祖就是憑借這塊地盤取得天下、建立帝業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劉璋懦弱昏庸，統治無能，不注意安撫百姓。那裏的有識之士都希望能夠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麵漢中的張魯時時刻刻都在窺伺著川蜀，威脅著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剛好和江東相反，是一個可取之地！”
談到此處，諸葛亮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接著說：
“將軍您是漢朝皇室的後裔，名聲早就顯播於天下，您要是能夠占據荊、益二州，守住險要之地，西麵和好諸戎族，南麵安撫夷越各部落，對外結盟於孫權，對內則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內部發生變化，時機一到，您命令一員上將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洛陽推進，將軍您親自統率益州大軍出秦川（今陝西、甘肅省秦嶺以北平原地帶），到那時候，老百姓誰個會不擔著飯食、盛著酒漿來迎接您呢？真能這樣，那麽統一天下的霸業就可以成功，漢朝的天下也可複興了。”
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剖析天下形勢的這一番話，記載在陳壽的《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上，這就是被後人稱之為《隆中對》或《草廬對》的名文。
諸葛亮這一番宏論，根據當時的客觀現實，從政治、軍事、經濟、地理、人事等各個方麵進行了分析，在反複比較的基礎上，為劉備提出一整套的戰略方針。就實現最終的戰略目標來說，就是為了達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就是說，要使曆史上再度出現“光武中興”的局麵。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占有荊州、益州作為根據地，然後從荊、益兩路出兵，構成鉗形攻勢，直撲兩京（長安、洛陽），剿滅曹氏篡逆集團，達到複興漢室，統一天下的目標，但諸葛亮又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曹操集團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優勢，暫時還不能與之正麵爭鋒，也就是說，先不要打曹氏集團的主意，而把他擱一邊。
對於江東的孫氏集團，諸葛亮提出“結好”，這是他預見天下必然會出現三分鼎立的形勢而為劉備確立的一個重要策略方針。要消滅曹氏，聯合孫權是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策略手段。日後形勢的發展，就顯示了這個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戰的輝煌勝利。赤壁大戰的勝利，是孫、劉兩家聯手抗曹的勝利，由於這一勝利，劉氏集團才有可能在荊州站穩腳跟，才有可能西進川蜀，打開蜀漢立國的壯麗局麵。因此，可以說“聯孫”的策略，事關蜀漢立國的根本，也是關係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國策。隻要看看後來關羽失荊州、劉備興兵伐吳慘遭失敗等事實，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不僅如此，《隆中對》還為劉備占據荊、益以後，治荊、治益提出了一套具體的策略步驟，這就是“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和撫”民族政策和“內修政理”方針的提出。
“和撫”政策，是針對西南邊地的具體情況而提出來的。東漢末年，由於益州地區統治者暴虐殘暴，特別是劉焉、劉璋父子治蜀以來，對少數民族采取橫征暴斂以及征剿殺戮的殘酷壓迫，使得少數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們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來了，他們退山林，伺機出擊。有時候還攻陷城池，給官府以沉重的打擊。劉備要治蜀，就必須改善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否則內部不穩定，根據地不鞏固，就談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諸葛亮把奪得荊、益與和戎撫夷一起提出來討論，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內修政理”也是鞏固內部、穩定內部的一項重要政治措施。鑒於東漢末年朝政混亂、奸佞當道的沉痛教訓，鑒於劉表、劉璋在荊、益統治期間的無能表現，劉備治荊、益，首先必須革除弊政，舉賢授能，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對》的提出，這一方麵顯示了諸葛亮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的遠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對》淋漓盡致地表現了27歲的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它為劉備提出了一套正確的戰略方針，對以後劉備集團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指導作用。以後形勢的發展變化，證明了諸葛亮對局勢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觀現實的。
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議，為劉備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劉備由衷地產生敬意，司馬徽和徐庶的舉薦一點也沒有錯，諸葛亮確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夢寐以求的好謀士、好軍師。劉備誠懇地邀請諸葛亮出來輔佐自己，實現興複漢室統一天下的計劃，諸葛亮感激劉備的尊重和信任，慨然應允道：“蒙將軍不棄，我就為將軍奔走效勞吧！”就這樣，諸葛亮結束了十年隆中的“隱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諸葛亮在隆中待時而動，“擇主而從”，選來選去，偏偏選中了東逃西竄、寄人籬下、勢單力薄的劉備，劉備難道真的是諸葛亮心目中的如劉秀那樣的“中興之主”？這情形雖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難理解。諸葛亮選中劉備為輔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這幾方麵：
其一，劉備是漢室宗親，他的奮鬥目標就是興複漢朝事業。而諸葛亮以“興微繼絕”，即興複漢室為己任，這同劉備的目標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其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士為知己者用（死）”。劉備“三顧茅廬”，一再屈尊下顧，向他虛心討教，這使諸葛亮非常感動，他願意為劉備這個“知己”效勞。20年後諸葛亮回顧這件事時，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於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其三，對劉備“寬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撓”的性格特點，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諸葛亮認為，在劉備手下，他能夠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負，這也是在當時眾多軍閥之中，諸葛亮挑中劉備這個認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諸葛亮來到劉備軍中，深受劉備的器重，劉備把他當作良師益友來對待，朝夕相處，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這不禁引起長期跟隨劉備的關羽和張飛的不滿，甚至在劉備麵前發起牢騷來。劉備覺察之後，坦率而又嚴肅地對關、張說：“諸葛孔明卓有識見，我有了他，就好像魚兒有了水。今後你們不要再說長道短了。”這充分說明，劉備已經意識到諸葛亮對他的事業所起的作用了。
遊說吳主
諸葛亮出山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劉備擴大軍隊。當時劉備手下隻有幾千人馬，這麽少的武裝力量肯定是難以抵禦強敵的。諸葛亮建議把荊州一帶沒有戶籍的遊民加以選拔訓練，劉備依照其辦法去做，果然從中選拔了不少丁壯，使軍隊擴充到幾萬人。這支軍隊經諸葛亮加以訓練，成為劉備開創基業的核心武裝力量。
諸葛亮為劉備擴充實力，目的是相機奪取荊州，但是這些事情還來不及做，曹操的大軍就壓境了。
漢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軍南征荊州。不久劉表病死，其次子劉琮任荊州牧，聽說曹軍到來，嚇得不戰而降。屯兵樊城的劉備，向江陵撤退時，在當陽長阪坡被曹軍打得大敗。劉備和諸葛亮等突圍到夏口，接著又退到樊口。
白帝城諸葛亮觀星台在強敵曹操的進逼之下，孫權、劉備雙方都有聯盟抗曹的願望。孫權派魯肅去見劉備，希望和劉備聯盟。魯肅跟著劉備退到樊口後，諸葛亮對劉備說：“事情已經很緊急了，我願親自前往東吳，向孫將軍求援。”劉備也感到形勢緊迫，立即派遣諸葛亮隨魯肅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見孫權。
孫權在柴桑密切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戰火即將燃燒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劉備聯合的必要，但能否戰勝曹操的進攻，他還缺乏信心，態度有些猶豫不決。
諸葛亮會見孫權後，針對孫權思想上的疑慮從分析天下大勢著手，說：
“方今天下大亂，孫將軍起兵占據了江東，劉將軍也招募部隊在漢南（漢水之南），和曹操爭奪天下。現在曹操已經平定了河北，戰勝了不少對手，又攻下荊州，威震四海。劉將軍無力當其兵鋒，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播遷到此地。這就是擺在我們麵前的嚴重情況。”
接著諸葛亮又故意反激孫權說：
“情況如此緊迫，我希望將軍根據自己的力量，考慮相應的對策。如果能以江東之眾與曹操抗衡，就應該趁早和他斷絕關係，爭取時間早定戰、守之策如果不能這樣，為什麽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現在將軍表麵上服從曹操，而內心卻猶豫不決、舉棋不定。在這緊急關頭不能當機立斷，恐怕大禍就要臨頭了。”
孫權聽了，很是惱火，他萬沒想到諸葛亮會這麽小看他，不禁生氣地反唇相譏道：“既然像您所說的那樣，那麽劉將軍為什麽不投降曹操呢？”
諸葛亮理直氣壯地回答：
“漢初的田橫，不過是齊地的一位壯士，他尚且能守義而不屈，何況劉將軍是王室的後代！他的英雄才氣，蓋世無雙，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歸大海一樣。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隻是天意，那能夠屈辱投降曹操呢？”
這一來，孫權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變色地說：“我也不能以江東之地和十萬之眾，受製於人，我決心抗擊曹操了。”
孫權的話雖然說得很硬氣，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劉備又剛剛在當陽吃了敗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懷疑地對諸葛亮說：“固然現在除了劉將軍，沒有人能夠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劉將軍戰敗之後，還能抵擋得住曹操嗎？”
針對孫權的懷疑，諸葛亮滿懷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孫權具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他說：
“劉將軍雖然在長阪坡戰敗，但現在部下陸續歸來的，以及關羽、劉琦率領的江夏之軍，合共不下兩萬人。曹軍兵力眾多，但遠道而來，長途跋涉，為了進行追擊，一日一夜行軍三百多裏，早已疲憊不堪，像一支飛到盡頭的箭，連穿透一層薄薄綢子的力量都沒有了。況且北方人不習水戰，更是曹軍的一大弱點，還有，荊州的民眾暫時歸附曹操，那是迫於兵勢，並非心服。”
最後，諸葛亮鼓勵孫權說：
“現在孫將軍您真能派出猛將，帶領數萬大軍，和劉將軍聯合起來，同心協力作戰，那就一定能夠打敗曹操。曹操兵敗之後，必然向北方撤退。這樣，荊州、江東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勢力大大增強，那麽天下鼎足而立局麵就形成了。成敗的關鍵，在於今日，孫將軍您切不可坐失良機。”
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徹，說得孫權滿心歡喜，愁眉頓展，增強了他戰勝曹操的信心。但當時的孫權集團內部，主戰派與主降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張昭，在曹軍氣勢洶洶的威逼下，更是嚇破了膽，力主不戰而降，而當時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陽調集水軍，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聲更是甚囂塵上，這種情形，使孫權感到無所適從。
在魯肅的建議下，孫權迅速從鄱陽召回周瑜。周瑜回來之後，力排眾議，並信心十足地對孫權說：“請將軍給我精兵數萬，進屯夏口，我一定為將軍擊破曹操！”周瑜堅決抗曹的態度，感染了孫權，孫權下定決心迎擊曹操。在召開江東文武大臣的會議上，他毅然抽出寶劍，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斬釘截鐵地說：“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與此案同！”
在此期間，由於魯肅的引見，周瑜會見了諸葛亮。諸葛亮向周瑜提醒說：“孫將軍雖然下了決心，恐怕還有反複，因為此處主張投降的勢力還很大。依我之見，公瑾（周瑜字）還得再向孫將軍說說，主要是把曹軍兵馬多寡的實際情況再說清楚明白，讓孫將軍放心。”
周瑜很重視諸葛亮的意見，當天夜晚即進見孫權說：“據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稱80萬水軍完全是恫嚇之詞，實際兵馬超不過20萬，並且已是疲憊不堪，而荊州降兵，對曹操尚存狐疑之心。這樣看來，曹軍人數雖多，一點也不可怕。隻要與劉備將軍聯合起來，打敗曹操是沒有問題的。”
周瑜一席話，更堅定了孫權抗擊曹操的決心。就這樣，孫、劉聯合抗曹的局麵正式形成了。
孫、劉聯盟的實現，是由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形勢所決定的。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孫、劉聯盟的是雙方與曹操爭存亡的共同願望。孫、吳聯盟局麵的出現，不能不歸功於諸葛亮、魯肅、周瑜的卓越識見。而諸葛亮在這關鍵時刻前往柴桑，向孫權反複陳說利害，促進了孫、劉聯盟的實現，這對戰爭的結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遊說吳主這場活動中，諸葛亮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遠見卓識，也表現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孫權和劉備結盟後，他們的軍隊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大敗曹軍。這場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諸葛亮、魯肅、周瑜等的分析和論斷是科學、英明的。諸葛亮在赤壁大戰前後，還有過哪些活動，史書上沒有記載，因而無法查考。但作為劉備一方的主要決策人物諸葛亮，他不可能不參與一些聯軍作戰問題的討論和協商，提出作戰的主張和建議，比如戰爭的主要形式是利用進行火攻等等，諸葛亮很可能參與了計謀。至於像《三國演義》上所描寫的“舌戰群儒”、“草船借箭”、“披發仗劍”、“登壇借東風”、等等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說家的藝術創造了。
以法治蜀
赤壁之戰後，劉備占有荊州不少地方，以後又從劉璋手中奪得益州、從曹操手中奪取漢中，力量發展非常快。此間，諸葛亮為劉備鎮守後方，安撫民眾，供給軍備糧草以及兵源，為蜀漢政權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貢獻。
劍門關為蜀大將薑維屯兵處
劉備死後，劉禪繼位，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蜀漢的政事，不論大小，都由諸葛亮一手處置，實際上諸葛亮已成了蜀漢政權的主持者。
“內修政理”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策略步驟，在劉備集團跨有荊、益，諸葛亮負責治理西蜀之後，這個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
為了維護劉備集團在益州的統治，為了蜀漢政權的長治久安，諸葛亮首先把實行法治擺在“內修政理”的首位。這是針對益州當時“亂”的局麵而采取的強有力措施。
益州原來的政治狀況很不穩定。在劉焉、劉璋統治益州時期，法令鬆弛，政治腐敗，地主豪強和官僚專橫自恣，侵奪百姓，魚肉人民，因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在公元188年，即劉焉擔任益州牧之時，就曾經發生了以馬相等為首的農民起義。起義雖然被鎮壓，但階級矛盾並沒有緩和，那種“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繼續縱容豪強官僚欺壓、侵淩百姓的局麵還是愈演愈烈。
這種嚴重的“亂”的局麵，勢必大大不利蜀漢政權的穩固嚴厲打擊豪強的不法行為，就是諸葛亮解決“亂”的一個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強，魚肉鄉裏，侵奪民田，正是諸葛亮要著力打擊的對象。
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內容，具體體現在他主持製訂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應條文，規定了對蜀土著豪強采取抑製並打擊的措施。而在實踐上，諸葛亮也執法嚴明，依法行事，不避權貴，不徇私情，刑罰有準，輕重比較適當。如對破壞法紀的蜀中豪強彭，賁堅決鎮壓，毫不留情對以私廢公、放肆專權的李嚴、廖立等，繩之以法，該罷官的罷官，該刑罰的刑罰對挑撥是非、妖言惑眾的來敏，堅決予以革職。這些典型事跡，顯示了諸葛亮執法如山、鐵麵無私的政治家作風。相反，對於嚴明奉法、清廉自持的官吏，如蔣琬、費諱等，則大加褒揚、提拔。
正因為諸葛亮實行法治、打擊豪強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強的不滿和反對，他們攻擊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諸葛亮“緩刑弛禁”。時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對諸葛亮這麽雷厲風行地打擊蜀中豪強也不甚理解，並且站出來替他們說話。他引用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實行寬民之治的事例，寫信給諸葛亮，信中說：“從前漢高祖入關，除去秦朝嚴刑苛法，約法三章，寬禁省刑，關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們剛剛用武力占據益州，還沒有給地方上帶來恩德，就施用刑禁權威，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關係，我主認為應該多施行點恩德，把刑罰、禁令放寬些，以慰藉他們。”
法正的信，引出了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導思想的文章——《答法正書》，書中這樣說：
“先生您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況是實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們不得不起來造反。針對這種情況，漢高祖采用了寬刑弛禁的辦法，來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對的。現在益州的情況和秦代大不相同。劉璋暗弱，自從劉焉以來，就放縱地方豪強官僚，使他們專橫跋扈，任所欲為，因而德政不單，威刑不肅，君臣之道也就逐漸被破壞了。給這些官僚們以高官，寵愛他們，他們地位高了，反而不覺得可貴服從他們，施以恩惠，恩惠達到頂點，他們反而傲慢無禮。這就是政治弊病的來源。現在我們以法來威脅他們，法行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什麽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爵位的尊貴。行法和恩寵相輔並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夠維持正常，政治才能夠得到清明。”
這封書信批評了法正看問題的片麵性，批駁他生硬地套用漢高祖“寬禁省刑”的做法。諸葛亮指出：秦時跟現在不同，關東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樣現在就是要嚴明賞罰，嚴格按法製辦事，才能徹底糾正劉焉父子遺留下來的邪惡風氣。諸葛亮在這封書信中強調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拒絕了法正的建議，這是很有見地的。
據《三國誌》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傳》等書記載，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還親自撰寫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法律條例，一條一款羅列分明，使蜀漢大小官員知務其所“務”、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懼其所“懼”，使大家勤於職守，這種“先教後誅”的做法受到當地及後世眾多的頌揚和稱道。晉人習鑿齒就讚歎地說：“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正因為諸葛亮賞罰分明、執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諸葛亮懲處過的人，對他還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當他去世以後，竟如喪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嚴與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嚴（後改名李平），是劉備臨終前與諸葛亮同受遺詔輔佐劉禪、地位僅次於諸葛亮的蜀漢高級官員。在諸葛亮北伐時，他負責供應軍需物資，在軍糧供應不上時，他假傳聖旨要諸葛亮退兵。這種貽誤軍機、弄虛作假的行為被諸葛亮發覺，上書劉禪將他免官為民，流徙梓潼郡。李嚴服罪之後，諸葛亮並不搞株連家人的做法，還是讓他的兒子李豐照常為官，並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職位。李嚴聽到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萬分，情急之下，他也發病身亡。
廖立在劉備在世時就擔任長沙郡太守，這個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誹謗先帝，茲毀眾臣”，肆意攻擊蜀漢的朝政，指責諸葛亮，挑撥群臣不和。諸葛亮上表罷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歎息地說：“我沒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這邊遠地區了。”
諸葛亮的厲行法治，使蜀漢文武官員大都能兢兢業業、勤於職守，而力戒弄虛作假、幹犯法紀之事，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漸得以清明，封建統治秩序逐步穩定，蜀漢的社會經濟得到繁榮，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書上記載，說是當時蜀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史書上的說法當然有誇大的地方，但在三國時期，蜀漢政府是一個較好的政府，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而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與諸葛亮同時代及稍後的兩位人物的言論來予以證實。
一位是蜀漢官員張裔。張裔原先是劉璋的謀臣，蜀漢之時，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雖精明能幹，但他自以為是，總認為別人不對。諸葛亮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使他受到感動，他由衷地歎道：“諸葛亮公正嚴明，賞罰不分親疏遠近，無功者不能得賞，貴勢者不能免罰，這是人人奮勉的重要原因啊！”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國誌》作者陳壽。陳壽是西晉時代的史學家，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刑（剃去頭發）。但他在《三國誌》中寫諸葛亮時，還能秉持公心，去除個人恩怨的成見，以公正的史筆寫道：“（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諸葛亮書房於此可見，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舉賢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時，諸葛亮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認為選用賢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在舉賢這一方麵，和厲行法治一樣，他做了大量艱苦和細致的工作。他選拔一些很有才能並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讓他們擔任郡守、都督、將軍等重要職務，發揮他們的作用。這裏有一個統計數字，很能說明諸葛亮在選拔人才方麵的成效：
《三國誌·蜀書》自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傳者（包括附傳）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還有龐統、法正、許靖、劉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過人而受到他的稱讚或推薦。在餘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薦的人當中，除已去世的劉備的舊屬（如關羽、張飛等）及諸葛亮死後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無幾了。
當然，不能說能夠進《三國誌·蜀書》傳記的，個個都是優秀人才，但是能夠進《三國誌》的，應該是擔任重要崗位的人物、或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這卻是個事實。這樣一些人物，大多是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們的政績，大多也是人們所稱讚的，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廣攬人才的結果。
如果再綜合《華陽國誌》、《三國誌》、《季漢輔臣讚》等資料來看，諸葛亮用人範圍之廣，更是三國時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幾個方麵的特點：
第一，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這一點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認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舉薦人才，哪怕是“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準，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的“托誌忠雅”，費諱的“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董允的“秉心公亮”，陳震的“忠屬，老而益篤”，郭攸之的“以器業知名於時”，薑維的“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楊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鄧芝的“堅貞簡亮，臨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嚴整”，李恢的“公亮誌業”，呂凱的“守節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貞亮死節之臣”。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讚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一史劄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的長處的人，隻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資曆出身為限。
諸葛亮選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不講資曆和門第，而是以“德才”為標準，以才幹為依據，這些方麵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來說，隻要看看劉備集團中各級官僚機構的人員組成情況，就可以明白。
在以劉備和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集團中，有很早就跟隨著劉備東征西討的北方舊人，如關羽、張飛、趙雲、孫乾、簡雍等，又有在劉備占領荊州後，跟著劉備入蜀的荊楚人士，如龐統、蔣琬、陳震、馬謖、向寵、黃忠、張南、馮習等，還有原為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嚴、吳懿、費觀、董和、程畿、張嶷、馬忠等，甚且還有從敵對國歸順過來的，如薑維等，這些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不管來自何等地區，參加蜀漢集團是否先後，隻要忠誠於“複興漢室”大業，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都盡量錄用，盡力發揮他們的作用，公正地對待他們，甚至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官職，處於顯要的地位。這種選士授職不以主觀色彩和從狹隘的本派私利出發，而是著眼於整個集團利益的作風，表現了諸葛亮傑出的政治家風度。
諸葛亮擢升官吏，不講資曆出身，不計門第，對於有卓越才幹和特殊貢獻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認為“亙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因而他處處留心，時時注意從下層官吏中發現、選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業的新人。
巴郡人張嶷，出身寒微，劉璋時隻是個下級官員，諸葛亮發現他“識斷明果”，並有“忠誠之節”，提拔他為越太守。張嶷到任以後，在處理本郡複雜的民族關係方麵，顯示了他靈活機動的領導能力，一時之間，“蠻夷皆服，頗來降附”（《三國誌·蜀書·張嶷傳》），在貫徹諸葛亮“安撫”的民族政策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書，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軍官，劉備征漢中時投降劉備。由於他“遵履法度”，實踐經驗較豐富，在街亭之戰時立了功，諸葛亮提拔他為討寇將軍。在日後諸葛亮北伐等戰役中，他也屢立戰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功曹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征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楊洪門下書佐，因有“才策功幹”，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裏還有一段軼聞。據說每當朝會，何祗與楊洪平起平坐，揚洪開玩笑地對何祗說：“你的馬怎麽跑得那麽快？”何祗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李嚴、楊洪、何祗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
費棉、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棉“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棉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幹練，是蜀漢優秀的高級官員。費棉、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麵，諸葛亮是通過這麽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麵已介紹過的許靖，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讚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愛樂人物，誘納後進”，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裏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采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麵與他對話，對他說：“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最後征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儒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向他舉賢薦能。他因丞相掾，當過廣漢太守的閬中人姚伯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伯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伯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湧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台，“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第四，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貴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符實、表裏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準，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準。他提出了七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誌”、“變”、識”、“勇”、“性”、“廉”、“信”七個方麵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誌”就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即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誌向“變”，就是“窮之以辭辯而現其變”，即向對方提出複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谘之以計謀而現其識”，即向對方征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即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臨之以利而觀其廉”，即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期之以事現其信”，即托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查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采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製，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概。在蜀漢複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養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鑒的。
靈活治軍
以身兼將相而自許的諸葛亮，在治國理政的同時，未嚐一日不在思謀治軍、用兵之道。陳壽呈獻給晉武帝司馬炎的《諸葛氏集目錄》中，就有《兵要》、《軍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則”、“軍令十五條”，以及有關談兵治軍的論述。
治軍是為了治國，這是作為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諸葛亮治軍的一貫指導思想。治軍是為了“存國家安社稷”，“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國家的安危在於軍隊的強弱，這是諸葛亮高度重視武裝力量建設的思想根源。
既然國家的安危係於軍隊的強弱上，而軍隊的強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決於將帥的素質和才能，那麽選擇將帥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說的就是對將帥選擇的重要與要求之嚴格。諸葛亮對將帥的選擇，與他治國舉賢授能一樣，注重德才並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這裏麵包括對國家的忠誠，處事以公的原則，同時也包括愛民的思想。“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意思是說，眼裏如果沒有老百姓，處事不考慮民眾利益的將帥，他就不是國家的良輔，就沒有資格當軍中的主帥。才，就是要求作為將帥要精通軍事，懂得謀略，善於打仗。
在蜀國，能夠稱得上合格的將帥，在諸葛亮的心目中並不多。從《三國誌·諸葛亮傳》中所敘，以及《出師表》中所涉及的，隻有將軍向寵和後來擔任蜀漢主帥的薑維，諸葛亮才認為他們夠得上是德才並重的將帥，可見他對將領的選擇要求之嚴。
對軍事將領全麵軍事素質的要求，集中體現在下麵的一段話中：
一個將領要審知天時與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關心和愛護部屬既要熟悉各種攻防兵器，擅長運用掌握，又要注重賞罰公正嚴明對士卒作戰勇敢與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敵人的陰謀，善於掌握敵人的動向，要了解進軍路上的險阻，何處安全，何處危險，要變被動為主動進軍和退卻，要掌時機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進攻要加強力量，擴大聲勢攻與防，都一定要積極發揮士兵的作用對成功和失敗都要充分估計到，要爭取盡量減少傷亡。
總而言之，諸葛亮強調：一個優秀的將領，一定要深謀遠慮，要集思廣益，切不可獨斷專行。
在具體治軍的方法上，諸葛亮采用禮治和法治相結合的辦法。
所謂禮治，就是用儒家思想進行教育。諸葛亮在治國治軍方麵，最反對“不教而誅”。平時要重視教化，對軍隊要“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這就是說，要在思想上用禮義忠信的封建倫理觀念武裝將士們的頭腦。為什麽要這樣做？諸葛亮解釋說，從軍事觀點上講，一個將帥能夠“善養士卒”就可稱得上是“仁”將士如果能“以身殉國”，就是“忠”不為利祿富貴所動搖，就是“義”勝利了不驕傲，不居功，是“禮”能夠“奇變莫測，動應多端”，就是“智”“賞不逾時，刑不擇貴”，就是“信”。能夠做到忠、義、禮、智、信的軍隊，就是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
以法治軍，就是強調要以典刑、賞刑來警戒官兵。如果說禮治是務虛的話，那法治就是務實的了。在諸葛亮看來，厲行法治是軍隊的法寶，他說：“一個作將帥的，統率著百萬的軍隊，要使這麽多人束肩斂息，躬身並足，集中注意力，連大氣也不敢出，連頭也不敢抬地來服從命令，靠的是什麽呢？靠的是法製。”如果“賞罰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萬之師”，也是“無益於用”的。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軍事家孫武、孫臏等人，讚賞他們在治軍之中執法嚴明的作風。他認為，將士作戰立了功，就要按功勞的大小給予獎賞，如果違犯了軍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時對他多親近，也要依法處罰。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揮淚斬馬謖。馬謖違犯軍令，失了街亭，被處以死刑。當時蔣琬到漢中對諸葛亮說：“天下未定，殺掉智能之士，豈不是很可惜嗎？”諸葛亮回答：“孫武之所以能夠製勝天下，就是靠他嚴明的軍法。現在剛剛和敵人交戰，就因人而使軍法受到破壞，怎麽能夠去討賊呢？”可見諸葛亮對以法治軍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的。法治對於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當第一次北伐失敗時，他上疏承擔責任，自貶三等。
在用“禮”與“法”治軍的同時，諸葛亮還十分注意對軍隊進行技術訓練，即重習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諸葛亮集·文集》卷4）他還說：“一支經過高度習練的軍隊，如果由一個才能不高的將帥來指揮，不見得就會失敗如果一個很有才幹的將帥，統率的是一支沒有訓練的軍隊，也很難取勝。”
對軍隊具體的技術訓練中，諸葛亮要求將士要掌握行軍、作戰、屯駐的要領，懂得進退攻守的次序，發揮各種兵器的效用。他還在軍隊中提倡互教互學的訓練風氣。他說：“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正因為諸葛亮以“禮”、“法”治軍，軍隊訓練有素，陣容嚴整，因而蜀軍的戰鬥力是比較高的。後人評論蜀軍“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著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這些讚語，雖多溢美之辭，但縱觀蜀軍在曆次北伐戰鬥中，勝多敗少的情況來看，諸葛亮治軍的成效應該是很卓著的。
諸葛亮在治軍方麵，還有值得一提的方麵，這就是史傳上所稱的“長於巧思”。陳壽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駑，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鹹得其要。”這是指諸葛亮在改進兵器和運輸工具方麵有所創新，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兵法陣圖，在軍事科學方麵有一定的貢獻。
弩，是一種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諸葛亮改進人連駑，稱之為“元戎”，說是“以鐵為磁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這是一種殺傷力很大的勁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漢銅弩機，證實了是經過諸葛亮改進的連弩的一種。
木牛、流馬都是木製運載工具（主要用來運載糧食）。木牛是一種木製獨輪車，在漢代以前就有了，漢代稱之為鹿車。諸葛亮據此把它改進成“一腳四足”的木牛。木牛大體上可載一人一年的吃糧（約600多斤），每天可走20裏地。在木牛的基礎上，諸葛亮又加以改進，製成了流馬。流馬是木製四輪小車，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較平穩，適合蜀國山地的運輸。木牛、流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鍘草喂牲口，對解決蜀國向前線運輸糧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陣圖就是八種陣形變化之法。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八陣”的名稱，如《孫臏兵法》中就有“八陣”、“十陣”等篇目。諸葛亮很講究陣法，他的八陣圖就是在學習繼承古代兵家的布陣之法的基礎上創新出來的。諸葛亮自己曾說：“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這並不是自吹自擂，在實踐中，確實使魏軍吃了不少苦頭。
諸葛亮八陣法之詳細內容，沒有留傳下來，後來有的書上繪製了八陣圖，大多是後人的偽作。相傳諸葛亮曾經聚石為八陣圖，以此來訓練軍隊。石壘八陣圖的遺跡現存有三處，一在今陝西省勉縣南，一在今四川省奉節縣南江邊，一在今四川省新都縣的牟彌鎮。哪一處是真的，哪一處是假，尚無確論。其實不管是真是假，由於年代久遠，現從遺址中也無法探究出諸葛亮八陣圖的具體麵貌。
諸葛亮創製的八陣圖對後代影響很大。唐代的軍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陣圖的基礎上，又創製出六花陣法唐代杜甫在觀看奉節江邊的八陣圖遺址之後，寫下“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的詩句，來抒發對諸葛亮的懷念之情。
七擒孟獲
在敘述“七擒孟獲”故事之前，必須介紹南中叛亂的由來。
在蜀漢管轄的南中地區（轄境包括今天雲南、貴州和四川南部一帶），自古以來被稱之為“夷越之地”，居住著叟、青羌等多種少數民族。東漢中後期，政治腐敗，貪官汙吏橫行，對人民橫征暴斂，南中各民族也深受這種暴虐統治之害。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東漢統治者對西南各族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雖然每一次起義和反抗，都被統治者殘酷鎮壓下去，但鬥爭風雲總是此起彼伏，從未間斷。
麵對東漢時期這種民族矛盾尖銳複雜的情況，諸葛亮早在《隆中對》中就提出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針，認為這是劉備集團占據益州後鞏固內部、求得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劉備入主益州之後，先後派了“輕財果毅”的鄧方和處事幹練的李恢為南中地區主政長官。由於他們很好地執行了諸葛亮的“和撫”政策，注意不過重剝削壓迫少數民族，約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強的霸道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緩和了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蜀漢政府對南中地區的控製也得到了加強。
但是蜀漢政府的“和撫”政策，卻遭到一部分蓄意製造分裂的漢族豪強地主和少數民族“夷帥”的抵製和反對，他們蠢蠢欲動，伺機發動叛亂。
就在劉備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雲南省晉寧縣東）豪強地主雍閩乘蜀漢力量削弱的時機，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殺死了當時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繼任太守張裔，把他押送給東吳。此時東吳也公開聲援這股叛亂勢力，任命雍閩為永昌太守。東吳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勢更趨複雜化。
接著，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東南）少數民族貴族高定、胖舸（今貴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從雍閩，起兵反叛。雍閩又拉攏當地另外一個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並製造謠言，挑撥民族關係，使不少人受欺騙而參加到叛軍中去。這麽一來，除永昌郡以外，叛亂幾乎席卷了整個南中地區。
雍閩等人的叛亂，給蜀漢政權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麵對這一局麵，諸葛亮頭腦十分冷靜。他一方麵對南中采取“撫而不討”的策略，積極做說服爭取的工作，一方麵著手恢複和加強吳蜀聯盟。雖然在劉備病死之前，吳蜀已經基本講和，但相互之間並不信任，東吳向魏國稱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閩的叛亂，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態度。為了避免蜀國兩麵受敵，諸葛亮感到與東吳修複和好是當務之急。隻有修複和加強吳蜀之間的聯盟關係，解除來自東邊的威脅，才能有利於南征平叛和以後的北伐曹魏。就在劉禪即位當年（223），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鄧芝出使東吳，經過鄧芝的不懈努力，孫權終於斷絕了和魏國的關係，而重新和蜀國結盟，同時派遣使臣回報蜀國，從此吳蜀正式言歸於好，這種結盟的關係，一直保持到蜀漢被滅亡。
蜀吳重新和好聯盟，蜀漢內部經過一番整頓也已穩定。此時又傳來了魏文帝曹丕興師複征東吳的消息，這真是一個平討叛亂的好時機。蜀漢建興三年（225）春天，諸葛亮率領大軍，浩浩蕩蕩，向南中進發。
臨出發時，參軍馬謖前來送行，諸葛亮向他征詢破敵之策，馬謖建議說：
南中憑借地勢險要且僻遠，不服從朝廷已經很久了，即使今天收複了他們，大軍一退，他們還會繼續叛亂。用兵的道理，在於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希望丞相不要專用武力，采取安撫的辦法，使他們心悅誠服，從而消除後患。
馬謖這一番話，甚合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納，作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軍分成3路前進東路軍由馬忠率領，進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領，進攻益州郡諸葛亮率領西路軍，直撲越。蜀軍具有極強的戰鬥力，叛軍根本不是對手。不久，西路軍一舉消滅了高定的叛軍，收複了越。與此同時，東路軍也打敗了朱褒，攻進了郡。東西兩翼的叛亂武裝被肅清之後，三路大軍在諸葛亮指揮下，分別直搗叛亂的最後據點益州郡。
這年5月，諸葛亮率軍渡過了瀘水（今金沙江），進入了益州郡。此時前來與高定會合的雍閩在內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襲殺，孟獲做了叛軍的主帥。孟獲在益州地區很有威望，那裏的少數民族和漢人都很聽他的話。諸葛亮決心對這位少數民族首領采用“攻心”戰術，使他心悅誠服，以改變南中時常“叛亂”的局麵。於是他命令將士要生擒孟獲，不準殺害。
當孟獲在盤江上遊（今雲南省曲靖市地區一段）要和諸葛亮決一雌雄之時，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諸葛亮好言撫慰他，還布列營陣，帶他參觀，然後問他說：“你看我們的軍隊怎麽樣？”孟獲雖然被擒，但內心還是很不服氣，他傲慢地回答說：“原本不知你們的虛實，所以打了敗仗。今天承蒙賜觀營陣，看起來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戰，我是一定能夠打敗你們的。”諸葛亮聽了，知道他不服，就笑著把他釋放，並叫他整頓兵馬，再來決戰。
孟獲回去集合部眾，又來戰鬥，結果還是兵敗被捉。就這樣，諸葛亮對孟獲一連縱擒達七次之多，在最後第七次諸葛亮釋放孟獲時，孟獲既欽佩而又感動地說：“丞相天威，我們南人決不再造反了。”
諸葛亮降服了孟獲，繼續統兵南下，不久，蜀軍六路大軍在滇池會師，至此，叛亂全部被平定，南中戰事基本勝利結束。諸葛亮對孟獲“縱擒”是“攻心”政策的具體體現，是諸葛亮采用軍事和政治相結合方針的勝利。在此次南征中，諸葛亮的軍隊紀律嚴明，禁止燒殺搶掠，注意搞好同當地少數民族的關係，在堅決打擊叛軍主要頭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時，爭取次要而有影響的頭目。正因為如此，蜀軍從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把長達兩、三年之久的反叛勢力剪除。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這麽大的勝利，這是與諸葛亮采取“攻心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開的。“七擒孟獲”的故事，確實稱得上是戰爭史上的一段佳話。
平叛勝利結束，蜀軍全部撤回成都。為了爭取少數民族首領和蜀漢政府合作，諸葛亮盡量錄用當地各方麵有影響的上層人物，讓他們擔任南中地區各級政府官吏。對於其中威信較高、實力較強的首領，諸葛亮還把他們帶回成都，給他們很高的官職，如孟獲就在蜀漢朝廷中擔任了負責監察之禦史中丞。諸葛亮這麽做，就是為了增強民族團結，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無疑也是對東漢以來漢人統治少數民族、實行殘酷壓迫的弊政的改革，其曆史意義不容低估。
為了便於蜀漢政府管理和控製這些地區，諸葛亮把原來叛亂地區的四個郡改為六個郡，並派一些當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人擔任郡守。郡數增加，郡區縮小，有利於防止地方勢力過大，搞分裂割據，這也是諸葛亮加強蜀漢中央集權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為了改變南中地區的落後麵貌，發展南中地區的農業生產，諸葛亮還派內地人到那裏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那裏的少數民族本來采用刀耕火種的落後耕作方法，但他們很快就學會了牛耕，並學會了織錦和其他手工技藝。諸葛亮還注意在這一地區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擴大耕地麵積。這樣一來，那些原來居住在深山密林中，過著原始狩獵生活的少數民族，也逐漸遷居到平地，建立村落，從事農桑生產。
南中地區開發之後，給蜀漢政權帶來了很大的好處。當地生產的金、銀等礦物，以及耕牛、戰馬等，都源源不絕地運到蜀中，增強了蜀漢的經濟力量。此外，諸葛亮還從當地少數民族中選取一批強壯男子，編成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一萬多戶，遷到蜀中，以補充蜀漢兵源的不足。這支軍隊驍勇善戰，號稱“飛軍”，成為蜀軍中的精銳力量。
諸葛亮對少數民族實行的“和撫”政策和措施，對加強祖國西南地區的統一，促進西南各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社會經濟的進步，起了積極作用。他在開發西南地區方麵的功績，是應該充分給予肯定的。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