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雍正
關於雍正即位的野史傳聞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說服力的版本說的是，康熙本來是把皇位傳給十四子胤的，但在臨死前，雍正與負責收藏康熙傳位遺詔的隆科多合謀，先趁機將病入膏肓的父親康熙悶殺，然後將傳位遺詔中的“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因而得以繼承皇位。清代宗雍正像幾百年以來，雍正因這個弑父改詔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誅筆伐，雍正也被他們譽為清朝曆史上最為殘暴的皇帝。但這個故事本身的疑點就很多，最大的疑點便是改遺詔的事情。清朝的詔書一向是以滿文書寫，入關之後，隨著漢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漸改為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詔書，而滿、漢兩種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裏麵改遺詔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漢字，也改不了滿文，況且用漢字書寫的遺詔中，按規定也應該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這個傳聞，且不就成了“傳位皇於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眾多的支持者，其他諸皇子不敢與之爭奪皇位，眾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來。但當時的情況是雍正並沒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沒有手握重兵，當時被封為大將軍的十四子倒是擁有重兵眾多的支持者。
看來雍正的皇位來曆是很清楚的，並非所謂的弑父篡位，但為什麽雍正會在曆史上留下這麽個印象呢？這隻有用雍正即位後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說明。
其實在康熙末年，由於康熙對臣下過於寬仁，使得吏治逐漸腐敗，官僚貪汙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加上康熙對邊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國庫空虛，錢糧短缺。雍正即位後，為解決這些問題以富民富國，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頓吏治，雍正即位之時，便下令戶部全麵清查官員積欠國庫錢糧的命令。這個命令看起來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錢糧的官吏必須在三年內還清補齊，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級官員也決不容情，當時就曾出現很多郡王、貝子不得不將家產變賣以賠補虧空的事情。如果官員不能按時還清補齊，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產賠補虧空。對地方的清查更是徹底，許多地方官員因虧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職的革職。當時被革職罷官的地方官員竟多達三分之一，有的還達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內，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來的所有積欠，充實了國庫，打擊了貪官。但因此舉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聲，並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項措施便是“火耗歸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賦稅時收上來的是散銀，上交國庫時要熔鑄成銀錠，因此要有損耗。這就是“火耗”的來曆。為了填補損耗，在征收賦稅時便要多征一些。由於當時清朝的俸祿太低，一品官員的俸祿每年才180兩銀子，七品才45兩。這點銀子，別說應酬，就連養家糊口都不夠。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賦稅銀兩時加收“火耗”，以貼補俸祿，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經成了一個慣例。
但後來這“火耗”征收得越來越重，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一兩加征四五錢，這就增加了人民的負擔，給清朝的統治釀成了隱患。雍正帝在權衡利弊後，毅然決定實行“火耗歸公”，規定各地“火耗”必須全部提解到省，再撥出一部分作為養廉銀分給官吏，其他則用於地方公費。養廉銀的數額很多，如一品官的養廉銀就達到每年兩萬兩，七品官的養廉銀也達到2000兩左右。其實此舉隻是將“火耗”填補官吏俸祿公開化，並增加了地方公費，可謂是一石二鳥。這項措施雖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響應，但大多數官員還是因此舉減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個措施的實行，也得罪了人，這次得罪的範圍也擴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幹二淨。雍正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賦役，將負擔轉到農民身上的情況，於公元1725年決定實行“攤丁入畝”製度。規定將丁役攤到土地上，誰的田地多，誰出的力役就多，沒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這個辦法當然是對小農有利的，此後便沒有了丁役，小農負擔得以減輕，富戶遭到壓抑，徹底解決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貧的弊端。同時由於丁糧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對國家非常有利。所以這次賦稅改革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但那些養尊處優的地主老爺們根本不會考慮國家有沒有利的問題，自然對這項改革非常抵製，對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個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製度。清朝官員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負責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經由內閣看過了，因而公文都是公開的，使得官員不敢公開講有些事情，皇帝便無從知道。康熙在位期間，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補救辦法。康熙將上秘折的權力隻是交給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內容，包括風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員情況以及氣候、糧價、民間瑣事等等。這種奏折直接送皇帝，別人不得開啟。皇帝看完，批示後發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時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密折製度。
雍正即位後，認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辦法，於是擴大了可寫密折的人的範圍，使各省督撫都有權力上密折。後來又擴大到包括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學政官員，就是一些中下級官員，在得到雍正特許後，也有權力上密折。密折製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對全國上上下下了如指掌，處理各類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強了行政效率。同時又起到了控製官員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無形的鞭子，驅使他們兢兢業業地一心為公。當然在他們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同時，心裏難免對這個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懷怨恨。
雍正實行的另外一個措施，便是設立軍機處。在對準噶爾用兵期間，雍正為了更準確，迅速地處理各種軍機大事，便於公元1729年在養心殿附近設立了軍機處。軍機處內設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都是由雍正的親信和心腹大臣組成。雍正每天都定時召見軍機大臣，有事隨時召見，軍機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軍機處本來是個臨時機構，後來雍正覺得用的順手，幹脆就將其轉變為固定機構，用來辦理國家所有機密事務，代替內閣成為國家的行政中樞。內閣隻能處理一般性事務，這樣雍正就把國家一切權力緊握在自已手中。這樣一來，內閣那些本來掌握重權但又不是雍正親信的大臣，就這樣失去了手中的權力，能不恨雍正乎？
後來，雍正對邊疆地區所采取的措施，又把邊疆少數民族貴族統統都給得罪了，這就是對青海、西藏、準噶爾部、西南少數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對青海，是將青海叛亂的羅布藏丹津剿滅後，便對青海地區加強了統治，設立了青海辦事大臣，處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隸於中央政府，改變了康熙時對青海間接統治的方法。對西藏，是於公元1728年平定阿爾布巴叛亂後，雍正決定強化對藏控製，在四藏設立駐藏大臣，並派兵防守，還將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六世遷於康定，派兵看守。對準噶爾部，雍正則終其一生也沒有達到平叛的目的。對西南的少數民族土司製度，雍正便實行雲貴土司改土歸流，使土司成為“流官”不再控製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民。
這些措施，每一項的都旨在鞏固清朝的統治，鞏固國家的統一。但對那些自由自在慣了的少數民族貴族來講，要向清王朝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顱，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勉為其難，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統治時期文字獄尤為興盛，不好聲色犬馬的雍正很少去顧及後宮那些怨婦。雍正用人惟才是舉，對國家棟梁則高官厚祿、越級提拔，對無能官吏則大加貶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簡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給得罪遍了，能不說他弑父篡位嗎？就連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樂道的話題，傳說雍正是被呂四娘所殺，埋進陵墓裏的雍正連頭都沒有，頭是被呂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獄所殺的父親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腦袋，我們所要了解的，便是由於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時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現。這就是雍正的功勞，這就是一個做皇帝的標準。
看來雍正的皇位來曆是很清楚的，並非所謂的弑父篡位，但為什麽雍正會在曆史上留下這麽個印象呢？這隻有用雍正即位後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說明。
其實在康熙末年，由於康熙對臣下過於寬仁，使得吏治逐漸腐敗，官僚貪汙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加上康熙對邊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國庫空虛，錢糧短缺。雍正即位後，為解決這些問題以富民富國，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頓吏治，雍正即位之時，便下令戶部全麵清查官員積欠國庫錢糧的命令。這個命令看起來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錢糧的官吏必須在三年內還清補齊，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級官員也決不容情，當時就曾出現很多郡王、貝子不得不將家產變賣以賠補虧空的事情。如果官員不能按時還清補齊，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產賠補虧空。對地方的清查更是徹底，許多地方官員因虧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職的革職。當時被革職罷官的地方官員竟多達三分之一，有的還達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內，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來的所有積欠，充實了國庫，打擊了貪官。但因此舉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聲，並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項措施便是“火耗歸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賦稅時收上來的是散銀，上交國庫時要熔鑄成銀錠，因此要有損耗。這就是“火耗”的來曆。為了填補損耗，在征收賦稅時便要多征一些。由於當時清朝的俸祿太低，一品官員的俸祿每年才180兩銀子，七品才45兩。這點銀子，別說應酬，就連養家糊口都不夠。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賦稅銀兩時加收“火耗”，以貼補俸祿，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經成了一個慣例。
但後來這“火耗”征收得越來越重，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一兩加征四五錢，這就增加了人民的負擔，給清朝的統治釀成了隱患。雍正帝在權衡利弊後，毅然決定實行“火耗歸公”，規定各地“火耗”必須全部提解到省，再撥出一部分作為養廉銀分給官吏，其他則用於地方公費。養廉銀的數額很多，如一品官的養廉銀就達到每年兩萬兩，七品官的養廉銀也達到2000兩左右。其實此舉隻是將“火耗”填補官吏俸祿公開化，並增加了地方公費，可謂是一石二鳥。這項措施雖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響應，但大多數官員還是因此舉減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個措施的實行，也得罪了人，這次得罪的範圍也擴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幹二淨。雍正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賦役，將負擔轉到農民身上的情況，於公元1725年決定實行“攤丁入畝”製度。規定將丁役攤到土地上，誰的田地多，誰出的力役就多，沒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這個辦法當然是對小農有利的，此後便沒有了丁役，小農負擔得以減輕，富戶遭到壓抑，徹底解決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貧的弊端。同時由於丁糧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對國家非常有利。所以這次賦稅改革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但那些養尊處優的地主老爺們根本不會考慮國家有沒有利的問題，自然對這項改革非常抵製，對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個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製度。清朝官員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負責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經由內閣看過了，因而公文都是公開的，使得官員不敢公開講有些事情，皇帝便無從知道。康熙在位期間，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補救辦法。康熙將上秘折的權力隻是交給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內容，包括風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員情況以及氣候、糧價、民間瑣事等等。這種奏折直接送皇帝，別人不得開啟。皇帝看完，批示後發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時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密折製度。
雍正即位後，認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辦法，於是擴大了可寫密折的人的範圍，使各省督撫都有權力上密折。後來又擴大到包括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學政官員，就是一些中下級官員，在得到雍正特許後，也有權力上密折。密折製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對全國上上下下了如指掌，處理各類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強了行政效率。同時又起到了控製官員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無形的鞭子，驅使他們兢兢業業地一心為公。當然在他們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同時，心裏難免對這個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懷怨恨。
雍正實行的另外一個措施，便是設立軍機處。在對準噶爾用兵期間，雍正為了更準確，迅速地處理各種軍機大事，便於公元1729年在養心殿附近設立了軍機處。軍機處內設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都是由雍正的親信和心腹大臣組成。雍正每天都定時召見軍機大臣，有事隨時召見，軍機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軍機處本來是個臨時機構，後來雍正覺得用的順手，幹脆就將其轉變為固定機構，用來辦理國家所有機密事務，代替內閣成為國家的行政中樞。內閣隻能處理一般性事務，這樣雍正就把國家一切權力緊握在自已手中。這樣一來，內閣那些本來掌握重權但又不是雍正親信的大臣，就這樣失去了手中的權力，能不恨雍正乎？
後來，雍正對邊疆地區所采取的措施，又把邊疆少數民族貴族統統都給得罪了，這就是對青海、西藏、準噶爾部、西南少數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對青海，是將青海叛亂的羅布藏丹津剿滅後，便對青海地區加強了統治，設立了青海辦事大臣，處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隸於中央政府，改變了康熙時對青海間接統治的方法。對西藏，是於公元1728年平定阿爾布巴叛亂後，雍正決定強化對藏控製，在四藏設立駐藏大臣，並派兵防守，還將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六世遷於康定，派兵看守。對準噶爾部，雍正則終其一生也沒有達到平叛的目的。對西南的少數民族土司製度，雍正便實行雲貴土司改土歸流，使土司成為“流官”不再控製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民。
這些措施，每一項的都旨在鞏固清朝的統治，鞏固國家的統一。但對那些自由自在慣了的少數民族貴族來講，要向清王朝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顱，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勉為其難，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統治時期文字獄尤為興盛，不好聲色犬馬的雍正很少去顧及後宮那些怨婦。雍正用人惟才是舉，對國家棟梁則高官厚祿、越級提拔，對無能官吏則大加貶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簡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給得罪遍了，能不說他弑父篡位嗎？就連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樂道的話題，傳說雍正是被呂四娘所殺，埋進陵墓裏的雍正連頭都沒有，頭是被呂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獄所殺的父親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腦袋，我們所要了解的，便是由於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時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現。這就是雍正的功勞，這就是一個做皇帝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