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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臥底東京，啟動間諜網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別爾津有更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幹。按佐爾格的說法：“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回到莫斯科後，別爾津便把任務派給佐爾格——臥底東京，摸清日本的計劃，然後回到柏林。
為了逃避審查，佐爾格重新申請了一張德國護照，使之從履曆看來，他是從中國，而不是途經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同時他還準備了一些身份證明，確保不對他過去的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裏揣著高級介紹信、記者證和嶄新的德國護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裏乘船經紐約到橫濱，於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佐爾格到達東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德國大使館。新任大使還沒上任，佐爾格受到使館高級人員的熱情接待，並與使館官員們建立了聯係。翌日，佐爾格又手持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給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登門拜訪。天羽是外務省數一數二的新聞發言人，他每周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隻有各國駐東京的首席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
不久之後，東京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不定期地與佐爾格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的私人秘書，而近衛在內閣中是強有力的，他後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佐爾格還吸收了宮木佑德作為小組的第四名成員。宮木是位善於收集情報的“藝術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種情報。
佐爾格認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開始我的學者生活的話，宮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與此同時，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納粹黨，一年以後就得到批準。之後，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會。
在佐爾格看來，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使像他那樣是個德國人，要想直接打入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獲取情報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德國大使館著手。為了獲得藏在大使館保險櫃裏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櫃，而要讓保險櫃自動打開，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東京上任。在此之前，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在德國頗受重視，大使在柏林曾仔細地閱讀過，這給大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大使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同佐爾格交換資料和意見。
另一位給佐爾格幫上忙的便是使館武官尤金·奧特上校。佐爾格到日本後不久，便拿著奧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拜訪奧特。在這種情況下，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歡迎。
由於佐爾格顯得很有教養、風趣、開朗活躍而大方，又當過兵，跟奧特一樣還上過前線，這使他倆一見如故。正像佐爾格自己說的：“這種友誼可能由於我曾經是一個德國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奧特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也參加過那次戰爭。”
佐爾格經常給奧特提供關於日本軍事方麵的有用情報，或者是關於日本形勢的精辟見解，這充實了奧特交給柏林的匯報，增加了他的份量。由於他的幫助，奧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並從名古屋調到了東京。
奧特在東京定居後，佐爾格便成了他家裏的常客。佐爾格與大使及使館武官的特殊關係，使得他與使館人員的交往和大使館的關係更進一層。
1936年初，佐爾格發現日本的政局正麵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提出“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台去。”
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對大崎和宮木收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青年軍官集團正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一切取決於2月2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
青年軍官起事前夕，佐爾格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還沒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報此事。但他們三人誰都不相信，對佐爾格提供的情報未予重視。
2月26日清晨，武裝叛亂事件果真爆發！德國大使館陷於一片慌亂，一時不知如何處置，而消息靈通的佐爾格的威望則更高了。此後，大使和武官對佐爾格更是言聽計從。
經過幾年的準備，佐爾格開始行動了。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調查德日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和日本對蘇聯的秘密意圖。他從奧特和大使那裏獲悉，迄今為止，德日之間的秘密談判尚未取得任何結果。但是，談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級秘密地進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奧特無意中漏出了這樣一句話：德日之間的談判重新又開始了。佐爾格警覺地等著他說下去，但新任武官卻不再提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爾格，英國和法國大使館裏也流傳著德日恢複談判的消息，並為此而感到緊張。
宮木從日方那裏也了解到同樣的情報。
佐爾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這些傳聞的真實含義，自己則從德國使館方麵著手。在向莫斯科發出報告之前，他開始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
4月、5月、6月飛逝而過，其間佐爾格隻收到大崎的報告：1936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同德國外交部就簽訂同盟條約一事舉行過多次談判，因日方不願立即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故談判困難重重。
此後，無論從奧特還是從大使那裏都捕捉不到一點有關談判的消息，很可能談判對他們也是保密的。佐爾格因為無法獲得德日談判的確切消息和內容而憂心忡忡。
然而不久，奧特給佐爾格帶來了好消息。一天，奧特把佐爾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告訴他，大使和他本人從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得知，德日談判正在柏林進行，德國外事局根本未參加談判，談判負責人是日本駐柏林使館武官小島及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裏斯海軍上將。奧特讓他幫忙擬一份密碼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要求提供有關談判的情報。
柏林一時沒有答複，奧特感到很煩惱。他又讓佐爾格再發一封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終於複電了。佐爾格從那裏了解到許多細節情況，但總的來說，談判仍在進行當中，結果尚不知曉。
後來，柏林派來了一位特別信使哈克來到東京，他是代表德國外交部和卡納裏斯秘密來到東京的。佐爾格在奧特的辦公室裏遇到哈克。哈克曾經與佐爾格在飛機上相識，於是，與奧特一起，他們3人便去東京一家著名的大飯店，喝酒敘舊。
從這個偶然的相遇中，佐爾格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談判正在進展，並最終能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希特勒準備和日本共同攻擊蘇聯。哈克此行是來日本製造氣氛的，以便早日結成德日同盟。
這樣，在全世界知道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定”之前，蘇聯政府早就掌握其內情了。
1937年近衛爵出任日本首相後，組織了一個“科學協會”作為他的智囊團，特邀大崎參加。大崎成了近衛的密友和謀士。這樣，大崎得以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事務，並可對首相直接施加影響。從此，佐爾格便可因此而獲得更多的重要機密材料。
佐爾格根據大崎所獲情報的分析得出結論：近期內日本不會對蘇作戰，但它正準備全麵進攻中國。他將這一結論報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蘆溝橋事件爆發。7月10日，日本首相近衛、陸相杉山及外相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日本全麵對華作戰。
佐爾格想知道德國對這場戰爭的態度，所以他問大使：“我們德國記者是否應支持近衛？”大使把剛從柏林發來的電報給他看。電文中提到，由於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牽製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於進攻蘇聯。關於德日同盟條約的談判一事，德國外交部宣稱，他們不打算沒有報償而白白奉送禮品，由於兩國意見不同，無法結成同盟。
第二天，佐爾格從大使那裏知道，現在是日本向德國提出請求了。外相要求德國政府停止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陸相則堅持要德國從南京召回他的軍事參謀人員。
經過對來自各個方麵的情報進行分析之後，佐爾格給莫斯科發送了一份密電：“日本人企圖在其他一些大國中製造假象，似乎他們打算對蘇作戰。但實際上，近期內日本不可能大規模進攻蘇聯。”
回到莫斯科後，別爾津便把任務派給佐爾格——臥底東京，摸清日本的計劃，然後回到柏林。
為了逃避審查，佐爾格重新申請了一張德國護照，使之從履曆看來，他是從中國，而不是途經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同時他還準備了一些身份證明，確保不對他過去的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裏揣著高級介紹信、記者證和嶄新的德國護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裏乘船經紐約到橫濱，於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佐爾格到達東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德國大使館。新任大使還沒上任，佐爾格受到使館高級人員的熱情接待，並與使館官員們建立了聯係。翌日，佐爾格又手持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給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登門拜訪。天羽是外務省數一數二的新聞發言人，他每周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隻有各國駐東京的首席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
不久之後，東京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不定期地與佐爾格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的私人秘書，而近衛在內閣中是強有力的，他後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佐爾格還吸收了宮木佑德作為小組的第四名成員。宮木是位善於收集情報的“藝術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種情報。
佐爾格認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開始我的學者生活的話，宮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與此同時，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納粹黨，一年以後就得到批準。之後，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會。
在佐爾格看來，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使像他那樣是個德國人，要想直接打入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獲取情報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德國大使館著手。為了獲得藏在大使館保險櫃裏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櫃，而要讓保險櫃自動打開，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東京上任。在此之前，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在德國頗受重視，大使在柏林曾仔細地閱讀過，這給大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大使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同佐爾格交換資料和意見。
另一位給佐爾格幫上忙的便是使館武官尤金·奧特上校。佐爾格到日本後不久，便拿著奧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拜訪奧特。在這種情況下，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歡迎。
由於佐爾格顯得很有教養、風趣、開朗活躍而大方，又當過兵，跟奧特一樣還上過前線，這使他倆一見如故。正像佐爾格自己說的：“這種友誼可能由於我曾經是一個德國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奧特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也參加過那次戰爭。”
佐爾格經常給奧特提供關於日本軍事方麵的有用情報，或者是關於日本形勢的精辟見解，這充實了奧特交給柏林的匯報，增加了他的份量。由於他的幫助，奧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並從名古屋調到了東京。
奧特在東京定居後，佐爾格便成了他家裏的常客。佐爾格與大使及使館武官的特殊關係，使得他與使館人員的交往和大使館的關係更進一層。
1936年初，佐爾格發現日本的政局正麵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提出“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台去。”
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對大崎和宮木收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青年軍官集團正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一切取決於2月2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
青年軍官起事前夕，佐爾格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還沒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報此事。但他們三人誰都不相信，對佐爾格提供的情報未予重視。
2月26日清晨，武裝叛亂事件果真爆發！德國大使館陷於一片慌亂，一時不知如何處置，而消息靈通的佐爾格的威望則更高了。此後，大使和武官對佐爾格更是言聽計從。
經過幾年的準備，佐爾格開始行動了。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調查德日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和日本對蘇聯的秘密意圖。他從奧特和大使那裏獲悉，迄今為止，德日之間的秘密談判尚未取得任何結果。但是，談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級秘密地進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奧特無意中漏出了這樣一句話：德日之間的談判重新又開始了。佐爾格警覺地等著他說下去，但新任武官卻不再提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爾格，英國和法國大使館裏也流傳著德日恢複談判的消息，並為此而感到緊張。
宮木從日方那裏也了解到同樣的情報。
佐爾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這些傳聞的真實含義，自己則從德國使館方麵著手。在向莫斯科發出報告之前，他開始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
4月、5月、6月飛逝而過，其間佐爾格隻收到大崎的報告：1936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同德國外交部就簽訂同盟條約一事舉行過多次談判，因日方不願立即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故談判困難重重。
此後，無論從奧特還是從大使那裏都捕捉不到一點有關談判的消息，很可能談判對他們也是保密的。佐爾格因為無法獲得德日談判的確切消息和內容而憂心忡忡。
然而不久，奧特給佐爾格帶來了好消息。一天，奧特把佐爾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告訴他，大使和他本人從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得知，德日談判正在柏林進行，德國外事局根本未參加談判，談判負責人是日本駐柏林使館武官小島及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裏斯海軍上將。奧特讓他幫忙擬一份密碼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要求提供有關談判的情報。
柏林一時沒有答複，奧特感到很煩惱。他又讓佐爾格再發一封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終於複電了。佐爾格從那裏了解到許多細節情況，但總的來說，談判仍在進行當中，結果尚不知曉。
後來，柏林派來了一位特別信使哈克來到東京，他是代表德國外交部和卡納裏斯秘密來到東京的。佐爾格在奧特的辦公室裏遇到哈克。哈克曾經與佐爾格在飛機上相識，於是，與奧特一起，他們3人便去東京一家著名的大飯店，喝酒敘舊。
從這個偶然的相遇中，佐爾格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談判正在進展，並最終能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希特勒準備和日本共同攻擊蘇聯。哈克此行是來日本製造氣氛的，以便早日結成德日同盟。
這樣，在全世界知道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定”之前，蘇聯政府早就掌握其內情了。
1937年近衛爵出任日本首相後，組織了一個“科學協會”作為他的智囊團，特邀大崎參加。大崎成了近衛的密友和謀士。這樣，大崎得以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事務，並可對首相直接施加影響。從此，佐爾格便可因此而獲得更多的重要機密材料。
佐爾格根據大崎所獲情報的分析得出結論：近期內日本不會對蘇作戰，但它正準備全麵進攻中國。他將這一結論報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蘆溝橋事件爆發。7月10日，日本首相近衛、陸相杉山及外相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日本全麵對華作戰。
佐爾格想知道德國對這場戰爭的態度，所以他問大使：“我們德國記者是否應支持近衛？”大使把剛從柏林發來的電報給他看。電文中提到，由於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牽製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於進攻蘇聯。關於德日同盟條約的談判一事，德國外交部宣稱，他們不打算沒有報償而白白奉送禮品，由於兩國意見不同，無法結成同盟。
第二天，佐爾格從大使那裏知道，現在是日本向德國提出請求了。外相要求德國政府停止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陸相則堅持要德國從南京召回他的軍事參謀人員。
經過對來自各個方麵的情報進行分析之後，佐爾格給莫斯科發送了一份密電：“日本人企圖在其他一些大國中製造假象，似乎他們打算對蘇作戰。但實際上，近期內日本不可能大規模進攻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