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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聯合政府的主張
到了1944年，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逐漸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這年春天，根據地有了明顯的擴大，居住的人口增長到8000萬人，軍隊發展到47萬人，民兵有227萬人，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麵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難的工作，毛澤東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複。盡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采取緩和態度。
1944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信息。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2月17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後。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采取什麽方針？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鬥爭，宣布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十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毛澤東接著說：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淩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6月5日，中國正麵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劃。計劃的重點是：“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4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
在日軍進攻麵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
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萬平方公裏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麵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麵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采訪。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的熱烈歡迎。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6月12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裏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辟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人，從各方麵都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製度。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隻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布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12日，參觀團除5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7月14日和18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12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5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認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2～3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6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6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麵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了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占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8月23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隻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回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麽就正是毛澤東。”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製、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征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
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複。”隨即又在周恩來8月18日起草的複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注：“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9月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複張、左時提出。”4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9月5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曆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隻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布。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了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15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麵”，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麵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難的工作，毛澤東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複。盡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采取緩和態度。
1944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信息。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2月17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後。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采取什麽方針？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鬥爭，宣布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十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毛澤東接著說：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淩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6月5日，中國正麵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劃。計劃的重點是：“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4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
在日軍進攻麵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
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萬平方公裏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麵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麵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采訪。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的熱烈歡迎。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6月12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裏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辟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人，從各方麵都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製度。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隻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布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7月12日，參觀團除5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7月14日和18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12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5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認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2～3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6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6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麵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了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占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8月23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隻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回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麽就正是毛澤東。”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製、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征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
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複。”隨即又在周恩來8月18日起草的複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注：“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9月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複張、左時提出。”4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9月5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曆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隻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布。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了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15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麵”，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