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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皖南事變前後
1940年下半年，毛澤東從對國內外局勢的分析出發，一再向黨內發出警告：要有足夠的精神準備，來應付突然發生的事變，應付最危險最黑暗局麵的到來。這種危險果然很快就出現了，那就是國民黨頑固派在1941年1月製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這時鬥爭的焦點已從華北轉移到華中。
1940年12月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的新四軍官兵。位於黃河和長江之間的華中地區，處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是連結八路軍和新四軍之間的樞紐，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當日本侵略軍占領華中地區以後，在敵後同樣有著一大片可以發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廣闊空間，這裏的人民同樣熱切地期望有人能領導並組織他們起來打擊侵略者。
毛澤東在華北敵後抗戰的戰略展開大體完成後，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這塊重要地區上來。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任務。他說：“為了策應正麵主力軍的戰鬥，為了準備轉入新階段，應把敵後遊擊戰爭大體分為兩種地區。一種是遊擊戰爭充分發展了的地區如華北，主要方針是鞏固已經建立了的基礎，以準備新階段中能夠戰勝敵之殘酷進攻，堅持根據地。又一種是遊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或正開始發展的地區，如華中一帶，主要方針是迅速地發展遊擊戰爭，以免敵人回師時遊擊戰爭發展的困難。”他強調：“現在就應該準備這一形勢的到來。”會後，周恩來在1939年春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來幫助他們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正確方針。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到華中敵後，負責指導華中工作。
1940年初，新四軍的兵力主要分布在3個地區：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第3支隊駐在皖南；陳毅、粟裕率新四軍第1、2支隊開辟蘇南根據地後成立江南指揮部；張雲逸率新四軍第4支隊開辟皖東根據地後成立江北指揮部。
29日，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強調“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並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根據這個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刻抓緊時機向皖東敵後發展，到3月間就從原來的5000人發展到1.5萬人左右，為向蘇北發展開辟了道路。
新四軍剛取得一點發展，蔣介石立刻命令國民黨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桂係將領李品仙，第31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軍進攻。這是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信號。
4月初，蔣介石已打算將軍事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他們分析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後認為：“葉、項在皖南，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因此，顧祝同在談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以便切斷新四軍和八路軍會合的可能，並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後再加消滅。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險境之中，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實。4月26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的原則：“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
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隻會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這個指示到達後，陳毅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的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這時，國際形勢又發生新的重大變化。1940年6月5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麵進攻。5天後，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在德國軍隊閃電式的進攻下，同月22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德國投降。英軍從歐洲大陸退守本土。國際形勢的大變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抗戰。日本企圖在英、法無暇東顧之機加緊進攻中國和侵略南洋。7月23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
6月26～27日兩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國投降、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後的國際形勢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他指出：英、法失敗將帶來兩方麵影響。一方麵，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另一方麵，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說來，“從英、美、法方麵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對國內的階級關係，他一直主張作好兩手的準備：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這時，他對國內時局的好轉抱著比前一時期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麵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麵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於抗戰有利的”。他還指出能夠推動時局好轉的兩個因素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保存著更多的積極性，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分析，同他在3月間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並且把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放在更明顯的地位。
毛澤東自己也積極從事爭取中間勢力的工作。6月間，他幾次會見到延安訪問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內抗戰情況和兩黨磨擦問題。當年隨陳嘉庚一起到延安的莊明理回憶：“陳先生在延安會見了毛主席，心裏十分暢快”。“延安之行以及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見給陳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從此把戰勝日寇，祖國抗戰必勝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然而，形勢的發展表明毛澤東對蔣介石態度的估計還是樂觀了一些。蔣介石把國際形勢中幾大力量相互對峙的局麵看作他“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大好機會。7月1日至8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16日，他們提出一個“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製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並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就使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延安。
7月30日和8月1日、4日、7日、8日，中共中央開了五天會，聽取並討論周恩來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和南方局工作的報告。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充分肯定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注意了中間勢力。中間勢力是一個中心問題。他強調今後要更加重視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過去對南方及日本占領區注意很少，今後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麵。中央今後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中共中央把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長時間內還沒有過。為了推動形勢向好的方麵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回到重慶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各根據地在加緊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同時也要做好反磨擦的準備。
從8月20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這次戰役，八路軍共出動105個團，20萬人，到12月上旬基本結束，史稱“百團大戰”。八路軍前後作戰1.8萬次，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多人，俘虜日軍200多人、偽軍1.8萬人，八路軍傷亡1.7萬人。
正當八路軍在華北同日軍浴血苦戰時，蔣介石卻加緊在華中部署對新四軍的進攻。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後打皖南”。9月3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進攻。10月4日，韓德勤以多於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4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1.1萬人。接著，新四軍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黃橋戰役後，新四軍在蘇北敵後站穩了腳跟。
10月19日，國民黨方麵由何應欽、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名義發出致朱德、彭德懷、葉挺的電報，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收到電報的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並從已有的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這封被稱作“皓電”的電報，是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反共高潮的開端。
10月24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從重慶發來的電報，對形勢作出這樣的判斷：目前國民黨方麵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何白19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於英美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麵反共。”
蔣介石為什麽要選擇這個時候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呢？這同劇烈變動著的國際形勢有關。9月間，德、意、日在柏林簽定三國軍事同盟條約，英、美也簽定協定，兩大集團的鬥爭更加激烈，都想拉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蘇聯也正在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這種局麵使蔣介石得意忘形。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麵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麵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他判斷，無論哪一種局麵出現，國共之間的嚴重鬥爭都是不可免的。新四軍在蘇北的勝利，也促使蔣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軍軍部采取報複行動。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各方麵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細致觀察；皖南的新四軍“認真準備北移”，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同蘇、英、美等方麵的外交人員聯絡，並“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
盡管如此，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各種部署日益加緊。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等暗中做好圍殲新四軍的準備，還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泄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這個時期內，由於“日汪條約”的簽訂，毛澤東一度對形勢看得比較樂觀，認為“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製止”，並估計“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拋棄過對蔣介石的警惕，在實際工作中仍要求黨內“認真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12月底，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日見囂張，已集中了12個師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第二天，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隊迅即北移、並從華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強華中外，還要求所有華中及山東的黨和軍隊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堅持抗日根據地、打破頑固派進攻而奮鬥。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並在12月26日再次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著最後的努力。12月27日，毛澤東一麵請周恩來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麵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但是，這時的形勢已難以逆轉。顧祝同根據蔣介石將皖南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已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於爆發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9000餘人遵令北移。由於項英的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國民黨已在新四軍行進的必經地區埋下重兵。6日，倉促行動的部隊到達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受到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指揮的7個師8萬餘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雙方兵力懸殊，國民黨軍隊又已作了充分準備，新四軍陷入苦戰中。
7天7夜後，新四軍終於因彈盡糧絕而全軍覆沒。奉命同國民黨軍隊談判的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1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麵來說，首先是由於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他提出：袁、項的錯誤須立即宣布，如何處置交七大解決。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必須要像我們前次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一樣有非常強硬的態度，隻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他又說：左派主張我們馬上與國民黨大打起來，我們也不能實行這種政策。
1月17日，蔣介石發布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到頂點。國共關係已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這時，毛澤東反而更加冷靜。他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
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時局的辦法。毛澤東指出，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由國民黨當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委實際工作由主席團辦理。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實行撤退。
當天，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7個師和7個獨立旅，共9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後抗戰。
同時，也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分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麵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他說：“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於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準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麵，絕對不能粗心大意。”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引起重大反響，不僅“全黨一致擁護，情緒異常興奮”，而且深受黨外人士的好評。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當局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會引起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嘉庚、張一鹿等仗義執言；馮玉祥、於右任、孫科等也對蔣介石表示不滿，馮玉祥說：“隻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這件事，在國際上也引起廣泛重視。斯特朗、斯諾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持蔣介石的作法，對他形成很大壓力。
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軍隊也沒有因為他發動反共內戰而停止進攻。1月下旬，日軍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黨軍隊15萬人包圍在平漢鐵路以東，兩軍發生激戰。
這時，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已轉到中共方麵的參政員是否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問題上。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單是在皖南事變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麵的參政員仍是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7人。由於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黨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麵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裏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這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必須爭取中共方麵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這次參政會呢？毛澤東同周恩來電報往來，反複協商，認為不能無條件出席。
經過這場鬥爭，蔣介石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但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毛澤東評論蔣介石的這個講話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麵子，卻借此收兵”。它實際上標誌著蔣介石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擊退了。這以後，國共關係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毛澤東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中製訂的一係列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曆史經驗，是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正如胡喬木所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鬥爭，對後來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
1940年12月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的新四軍官兵。位於黃河和長江之間的華中地區，處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是連結八路軍和新四軍之間的樞紐，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當日本侵略軍占領華中地區以後，在敵後同樣有著一大片可以發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廣闊空間，這裏的人民同樣熱切地期望有人能領導並組織他們起來打擊侵略者。
毛澤東在華北敵後抗戰的戰略展開大體完成後，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這塊重要地區上來。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任務。他說：“為了策應正麵主力軍的戰鬥，為了準備轉入新階段，應把敵後遊擊戰爭大體分為兩種地區。一種是遊擊戰爭充分發展了的地區如華北，主要方針是鞏固已經建立了的基礎，以準備新階段中能夠戰勝敵之殘酷進攻，堅持根據地。又一種是遊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或正開始發展的地區，如華中一帶，主要方針是迅速地發展遊擊戰爭，以免敵人回師時遊擊戰爭發展的困難。”他強調：“現在就應該準備這一形勢的到來。”會後，周恩來在1939年春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來幫助他們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正確方針。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到華中敵後，負責指導華中工作。
1940年初，新四軍的兵力主要分布在3個地區：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第3支隊駐在皖南；陳毅、粟裕率新四軍第1、2支隊開辟蘇南根據地後成立江南指揮部；張雲逸率新四軍第4支隊開辟皖東根據地後成立江北指揮部。
29日，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強調“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並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根據這個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刻抓緊時機向皖東敵後發展，到3月間就從原來的5000人發展到1.5萬人左右，為向蘇北發展開辟了道路。
新四軍剛取得一點發展，蔣介石立刻命令國民黨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桂係將領李品仙，第31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軍進攻。這是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信號。
4月初，蔣介石已打算將軍事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他們分析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後認為：“葉、項在皖南，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因此，顧祝同在談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以便切斷新四軍和八路軍會合的可能，並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後再加消滅。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險境之中，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實。4月26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的原則：“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
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隻會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這個指示到達後，陳毅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的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這時，國際形勢又發生新的重大變化。1940年6月5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麵進攻。5天後，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在德國軍隊閃電式的進攻下，同月22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德國投降。英軍從歐洲大陸退守本土。國際形勢的大變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抗戰。日本企圖在英、法無暇東顧之機加緊進攻中國和侵略南洋。7月23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
6月26～27日兩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國投降、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後的國際形勢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他指出：英、法失敗將帶來兩方麵影響。一方麵，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另一方麵，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說來，“從英、美、法方麵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對國內的階級關係，他一直主張作好兩手的準備：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這時，他對國內時局的好轉抱著比前一時期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麵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麵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於抗戰有利的”。他還指出能夠推動時局好轉的兩個因素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保存著更多的積極性，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分析，同他在3月間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並且把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放在更明顯的地位。
毛澤東自己也積極從事爭取中間勢力的工作。6月間，他幾次會見到延安訪問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內抗戰情況和兩黨磨擦問題。當年隨陳嘉庚一起到延安的莊明理回憶：“陳先生在延安會見了毛主席，心裏十分暢快”。“延安之行以及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見給陳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從此把戰勝日寇，祖國抗戰必勝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然而，形勢的發展表明毛澤東對蔣介石態度的估計還是樂觀了一些。蔣介石把國際形勢中幾大力量相互對峙的局麵看作他“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大好機會。7月1日至8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16日，他們提出一個“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製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並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就使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延安。
7月30日和8月1日、4日、7日、8日，中共中央開了五天會，聽取並討論周恩來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和南方局工作的報告。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充分肯定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注意了中間勢力。中間勢力是一個中心問題。他強調今後要更加重視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過去對南方及日本占領區注意很少，今後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麵。中央今後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中共中央把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長時間內還沒有過。為了推動形勢向好的方麵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回到重慶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各根據地在加緊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同時也要做好反磨擦的準備。
從8月20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這次戰役，八路軍共出動105個團，20萬人，到12月上旬基本結束，史稱“百團大戰”。八路軍前後作戰1.8萬次，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多人，俘虜日軍200多人、偽軍1.8萬人，八路軍傷亡1.7萬人。
正當八路軍在華北同日軍浴血苦戰時，蔣介石卻加緊在華中部署對新四軍的進攻。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後打皖南”。9月3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進攻。10月4日，韓德勤以多於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4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1.1萬人。接著，新四軍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黃橋戰役後，新四軍在蘇北敵後站穩了腳跟。
10月19日，國民黨方麵由何應欽、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名義發出致朱德、彭德懷、葉挺的電報，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收到電報的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並從已有的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這封被稱作“皓電”的電報，是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反共高潮的開端。
10月24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從重慶發來的電報，對形勢作出這樣的判斷：目前國民黨方麵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何白19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於英美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麵反共。”
蔣介石為什麽要選擇這個時候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呢？這同劇烈變動著的國際形勢有關。9月間，德、意、日在柏林簽定三國軍事同盟條約，英、美也簽定協定，兩大集團的鬥爭更加激烈，都想拉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蘇聯也正在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這種局麵使蔣介石得意忘形。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麵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麵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他判斷，無論哪一種局麵出現，國共之間的嚴重鬥爭都是不可免的。新四軍在蘇北的勝利，也促使蔣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軍軍部采取報複行動。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各方麵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細致觀察；皖南的新四軍“認真準備北移”，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同蘇、英、美等方麵的外交人員聯絡，並“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
盡管如此，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各種部署日益加緊。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等暗中做好圍殲新四軍的準備，還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泄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這個時期內，由於“日汪條約”的簽訂，毛澤東一度對形勢看得比較樂觀，認為“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製止”，並估計“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拋棄過對蔣介石的警惕，在實際工作中仍要求黨內“認真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12月底，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日見囂張，已集中了12個師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第二天，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隊迅即北移、並從華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強華中外，還要求所有華中及山東的黨和軍隊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堅持抗日根據地、打破頑固派進攻而奮鬥。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並在12月26日再次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與此同時，毛澤東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著最後的努力。12月27日，毛澤東一麵請周恩來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麵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但是，這時的形勢已難以逆轉。顧祝同根據蔣介石將皖南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已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於爆發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9000餘人遵令北移。由於項英的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國民黨已在新四軍行進的必經地區埋下重兵。6日，倉促行動的部隊到達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受到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指揮的7個師8萬餘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雙方兵力懸殊，國民黨軍隊又已作了充分準備，新四軍陷入苦戰中。
7天7夜後，新四軍終於因彈盡糧絕而全軍覆沒。奉命同國民黨軍隊談判的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1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麵來說，首先是由於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他提出：袁、項的錯誤須立即宣布，如何處置交七大解決。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必須要像我們前次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一樣有非常強硬的態度，隻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他又說：左派主張我們馬上與國民黨大打起來，我們也不能實行這種政策。
1月17日，蔣介石發布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到頂點。國共關係已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這時，毛澤東反而更加冷靜。他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
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時局的辦法。毛澤東指出，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由國民黨當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軍委實際工作由主席團辦理。駐國民黨統治區的各辦事處實行撤退。
當天，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7個師和7個獨立旅，共9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後抗戰。
同時，也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分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麵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他說：“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於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準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麵，絕對不能粗心大意。”
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引起重大反響，不僅“全黨一致擁護，情緒異常興奮”，而且深受黨外人士的好評。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當局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會引起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嘉庚、張一鹿等仗義執言；馮玉祥、於右任、孫科等也對蔣介石表示不滿，馮玉祥說：“隻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這件事，在國際上也引起廣泛重視。斯特朗、斯諾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持蔣介石的作法，對他形成很大壓力。
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軍隊也沒有因為他發動反共內戰而停止進攻。1月下旬，日軍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黨軍隊15萬人包圍在平漢鐵路以東，兩軍發生激戰。
這時，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已轉到中共方麵的參政員是否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問題上。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單是在皖南事變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麵的參政員仍是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7人。由於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黨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麵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裏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這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必須爭取中共方麵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這次參政會呢？毛澤東同周恩來電報往來，反複協商，認為不能無條件出席。
經過這場鬥爭，蔣介石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但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毛澤東評論蔣介石的這個講話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麵子，卻借此收兵”。它實際上標誌著蔣介石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擊退了。這以後，國共關係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毛澤東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中製訂的一係列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曆史經驗，是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正如胡喬木所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鬥爭，對後來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