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領袖：二戰統帥

第四節 反磨擦鬥爭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麵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14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3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占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12月29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仲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其賣國乞降的真麵目。

　　在此階段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認為，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卻不斷發展壯大，這使他憂心忡忡。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的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麵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幕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隻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製異黨活動。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隻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采取十分克製的態度。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製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麵對步步進逼的這種逆流，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8月上旬，乘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劉伯承接電後，在8月24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27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4500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正當中國國內磨擦迭起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在先後占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後，又向波蘭大舉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9月7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社論《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社論中說：帝國主義戰爭擴大這一新的國際形勢可能對中國抗戰產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響。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國民黨反動派磨刀霍霍，到處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1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囂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隻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製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1943年8月18日，在林南戰役中向偽軍發起衝鋒的八路軍。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匯報。匯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敢於講話”。在華北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也發出“再打內戰就完了”的呼聲。

　　反磨擦鬥爭，對中國共產黨說來，畢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行動，因此，在可能條件下就力求適可而止。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蔣介石和日偽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澤東及時提出對國民黨頑固派實行軍事上的休戰，政治上開展和平攻勢，並加強爭取中間力量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國內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但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實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國內的階級矛盾有時還相當尖銳。如何處理好國共之間的關係？這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觀察形勢，分析形勢，都離不開這個問題。

　　經過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實踐，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的策略思想獲得重大發展。3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一係列極其重要的策略原則，並從理論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強調爭取中間勢力的重要性和對頑固派鬥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他指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鬥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針對反共頑固派一方麵主張團結抗日；一方麵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特點，毛澤東提出要用革命的兩手來對付，既爭取他們留在革命隊伍中，又要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鬥爭。他說：“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鬥爭，不但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

　　他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鬥爭，要注意三個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衝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毛澤東將這三個原則歸結起來，就叫做“有理、有利、有節”。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重要策略原則，對全黨在複雜的鬥爭中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關係，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確實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