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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推行經濟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斯大林擔任了蘇共總書記。
1929年，斯大林迎來了他的50歲生日，仿佛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件，俄國上下忙著為總書記祝壽。
農業集體化給蘇聯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全國各地發來了向領袖致敬的賀詞。各地的黨組織千篇一律地歌頌他的豐功偉績。莫斯科的牆上掛滿了他的巨型畫像。他的各種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廣場、公共建築大廳、商店櫥窗直至最寒酸的理發店。宣傳員高喊著“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寧”。
個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樹立自己的權威，但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麵的熱鬧。
斯大林早就以“實幹”著稱，他是不圖虛榮的。他堅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領袖，是在履行曆史的意誌，他更關心的是如何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在《給祝賀斯大林同誌五十壽辰的一切組織和同誌》的信中斯大林仍謙虛的寫道：“我把你們的祝賀看作是對按照自己的形象誕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偉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祝賀。正因為我把這種祝賀看作是對我們光榮的列寧黨祝賀，我才敢於向你們表示布爾什維克的謝意。”
“同誌們，你們可以相信，我決心今後繼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時把我的全部熱血一滴一滴地獻給工人階級的事業，獻給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共產主義的事業。”
這正如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吉拉斯所說：“神化的斯大林……若說是他自己搞起來的，至少也同樣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機構製造出來的，他們需要這樣一位領袖。”
農業集體化和剝奪農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沒有了布哈林，他準備實施了。他知道這場革命必然會有阻力，對付阻力的辦法，斯大林隻有一招：那就是通過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當作反對勢力來打倒。他認為如果依靠教育和勸說來實現共產主義，那將是一條漫長的路，而這是國際國內條件不允許的。用暴力對付來自人民中間的阻力，那就等於向人民宣戰，這是冒險的，需要勇氣和膽量。他決定現在就幹。
農業集體化早在1927年就開始實施，但那時是農民的自願組合，進展緩慢，斯大林要求加快進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
中央的指示一下達，全國的集體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中央派出2.5萬工人到農村，幫助當地的黨組織工作。共青團員們起了黨的後備軍作用。
黨的基層幹部熱心地貫徹集體化的路線，他們把黨代會上的號召直接傳達給農民，並許願供給集體農莊拖拉機、收割機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62%，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播種麵積占全國播種麵積的80%，到1937年底，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數達93%，播種麵積達99%。
全國各地建立拖拉機站、修配工廠、農藝站、駕駛員學校，農莊選派聰明能幹的青年參加學習。不久，他們就開著拖拉機在自己農莊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來。
如何對待富農，斯大林說：“當然不能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們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
中央對富農的標準，做了詳細的解釋：隻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於三百盧布或做買賣、出租農具、機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這些特征中，哪怕隻具備一個，就可以使一個農民變成富農。這樣，在生活中，最勤奮、最能幹、最節儉、最有進取心的勞動者遭受了苦難。實際上，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靠自己的勞動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戶。
根據中央的規定：沒收富農的生產資料，包括牲畜、生產用房、農產品加工企業和種子儲備等。
這個規定對富農的處理方法分為3類：第一類是反革命富農的骨幹、恐怖活動和反蘇維埃活動的組織者，對這類富農應立即逮捕，送進監獄或勞改營，其中對特別危險的分子要處以極刑，家庭成員要遷到邊遠地區；第二類是反對集體化的“大富農和過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屬應驅逐到邊遠地區；其餘的富農屬於第三類，把他們安排集體化居住區以外的某一指定地，並另行分配給他們上地，要他們承擔相應的生產任務和義務。
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給各地蘇維埃電報指示：屬於第一類的富農有6萬餘戶，第二類約15萬戶，第三類約80萬戶。
隨後，采取恐怖手段強行消滅富農的運動在金國開展起來。各地都在努力導找富農，來超額完成上麵規定的“定額”，“挖製數字”。
富農們被沒收了財產，驅逐到北部、烏拉爾、西伯利亞等荒無人煙，幾乎無生存條件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出現了許多“富農村”，這些“富農村”有武裝看管，直到衛國戰爭結束後才解除看管，實際上是變相的集中營。
後來蘇聯學者估計，在剝奪富農的過程中，消滅的富農戶總數大約在100萬到110萬戶。許多富農在被遷徒的途中試圖逃跑，但結果很慘：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擊斃，或者被送回集中營。1931～1932年被遷移的41.35萬戶中，隻有37萬戶到達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體化後，糧食產量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業損失更大，馬的數量下降了2/3，牲畜數量到50年代末才達到1926年的水平，糧食1950年才超過新經濟政策時期所達到的產量。
雖然糧食產量連年降低，國家收購的糧食卻不斷提高。1930年糧食產量是8350萬噸，收購了2214萬噸；1933年產量降至6800萬噸，收購的糧食卻提高到2330萬噸。這種收購是強製性的，農民被迫用隻相當於市場價的1/8到1/10把糧食上交給國家。各地必須完成上級規定的糧食收購任務。
如此玩命的收購糧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購上來的糧食出口、換取外匯，來購買外國設備。許多集體農莊莊員的口糧，包括種子都被“收購”了。
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北高加索、烏克蘭這些俄國主要的產糧區嚴重缺糧，有些地方出現饑荒。
1932年夏天，地裏的莊稼還沒有成熟，饑民便紛紛充當“理發師”來到地裏，用剪刀剪下穀穗熬粥糊口，當收獲季節來臨時，剩下的糧食又被送往收購點，於是，一些饑民開始偷偷地把場院的糧食裝在衣兜裏或藏在懷裏帶回了家。
麵對這種情況，斯大林親自口授了保護社會主義財產法：“對盜竊集體農莊和合作社財產的人可以槍斃並沒收全部財產，情節輕微的，剝奪自由10年以上，並沒收全部財產。”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對普遍出現的饑荒視而不見，拒絕討論饑荒問題。
這次饑荒最嚴重的地區是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下遊、南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主要產糧區，餓死的人數至少有幾百萬人。可是，有關這一時期的饑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於提到饑荒而被當作“反革命宣傳”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證說，經過集體化，再過兩三年，蘇聯將成為世界上出產糧食最多的國家。然而恰恰三年後，蘇聯糧食產量不僅絕對地降低了，而且還出現了普遍的饑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蘇聯農民的土地、牲畜以及農具都收集體所有。斯大林研究俄國曆史，從中發現這樣一條規律：由於舊俄落後，因而不斷挨打。他說：“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方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詩《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中的一段話：
“俄羅斯母親啊，
你又貧窮又富饒，
你又強大又軟弱。”
斯大林說：“外國侵略者把舊日詩人的這句話背得很熟。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富饒’，那就可以靠你發財。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貧窮、軟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受到懲罰。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後，你軟弱，那你就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後了。”
人們的忘我精神和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是斯大林領導的那個時代的最大特點。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亞城采訪了一位帶病堅持工作的鐵路工人畢爾。當記者問他為什麽不把妻子接過來過安穩的日子，這位鋼鐵一樣的人這樣回答：
“人生最偉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創造！在我們生活的這段時刻，有無窮盡的創造機會，我難道能夠從創造的工作中離開一個鍾頭去溫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時去吃飯嗎？”
那個時期，不管是黨員、幹部，還是普通群眾，都把艱苦創業的思想看作一種天職。一切舊的習慣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這片古老而落後的國度裏。
第一個5年計劃期間，俄國建立了近1500個大型企業，其中有第聶伯比電站、庫茲涅茨克鋼鐵公司，烏拉爾機械廠及化學機械廠、汽車廠、農機廠、拖拉機廠等，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個月。
第二個5年計劃調整了工業布局，在燃料和原料產區建立重工業基地，以減少運輸壓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廠，在斯大林格勒僅用11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宏偉的拖拉機廠，在烏拉爾建立國防工業，正因為有這樣雄厚的重工業基地，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免遭毀滅性的打擊，才有能力最終戰勝德國法西斯。
通過工業化，蘇聯的工業增長確實很快，到1937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超過德、英、法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農業比重中，工業已占到77.4%，蘇聯已經成了世界上強大的工業國之一。
1929年，斯大林迎來了他的50歲生日，仿佛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件，俄國上下忙著為總書記祝壽。
農業集體化給蘇聯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全國各地發來了向領袖致敬的賀詞。各地的黨組織千篇一律地歌頌他的豐功偉績。莫斯科的牆上掛滿了他的巨型畫像。他的各種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廣場、公共建築大廳、商店櫥窗直至最寒酸的理發店。宣傳員高喊著“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寧”。
個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樹立自己的權威，但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麵的熱鬧。
斯大林早就以“實幹”著稱，他是不圖虛榮的。他堅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領袖，是在履行曆史的意誌，他更關心的是如何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在《給祝賀斯大林同誌五十壽辰的一切組織和同誌》的信中斯大林仍謙虛的寫道：“我把你們的祝賀看作是對按照自己的形象誕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偉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祝賀。正因為我把這種祝賀看作是對我們光榮的列寧黨祝賀，我才敢於向你們表示布爾什維克的謝意。”
“同誌們，你們可以相信，我決心今後繼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時把我的全部熱血一滴一滴地獻給工人階級的事業，獻給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共產主義的事業。”
這正如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吉拉斯所說：“神化的斯大林……若說是他自己搞起來的，至少也同樣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機構製造出來的，他們需要這樣一位領袖。”
農業集體化和剝奪農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沒有了布哈林，他準備實施了。他知道這場革命必然會有阻力，對付阻力的辦法，斯大林隻有一招：那就是通過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當作反對勢力來打倒。他認為如果依靠教育和勸說來實現共產主義，那將是一條漫長的路，而這是國際國內條件不允許的。用暴力對付來自人民中間的阻力，那就等於向人民宣戰，這是冒險的，需要勇氣和膽量。他決定現在就幹。
農業集體化早在1927年就開始實施，但那時是農民的自願組合，進展緩慢，斯大林要求加快進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
中央的指示一下達，全國的集體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中央派出2.5萬工人到農村，幫助當地的黨組織工作。共青團員們起了黨的後備軍作用。
黨的基層幹部熱心地貫徹集體化的路線，他們把黨代會上的號召直接傳達給農民，並許願供給集體農莊拖拉機、收割機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62%，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播種麵積占全國播種麵積的80%，到1937年底，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數達93%，播種麵積達99%。
全國各地建立拖拉機站、修配工廠、農藝站、駕駛員學校，農莊選派聰明能幹的青年參加學習。不久，他們就開著拖拉機在自己農莊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來。
如何對待富農，斯大林說：“當然不能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們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
中央對富農的標準，做了詳細的解釋：隻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於三百盧布或做買賣、出租農具、機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這些特征中，哪怕隻具備一個，就可以使一個農民變成富農。這樣，在生活中，最勤奮、最能幹、最節儉、最有進取心的勞動者遭受了苦難。實際上，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靠自己的勞動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戶。
根據中央的規定：沒收富農的生產資料，包括牲畜、生產用房、農產品加工企業和種子儲備等。
這個規定對富農的處理方法分為3類：第一類是反革命富農的骨幹、恐怖活動和反蘇維埃活動的組織者，對這類富農應立即逮捕，送進監獄或勞改營，其中對特別危險的分子要處以極刑，家庭成員要遷到邊遠地區；第二類是反對集體化的“大富農和過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屬應驅逐到邊遠地區；其餘的富農屬於第三類，把他們安排集體化居住區以外的某一指定地，並另行分配給他們上地，要他們承擔相應的生產任務和義務。
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給各地蘇維埃電報指示：屬於第一類的富農有6萬餘戶，第二類約15萬戶，第三類約80萬戶。
隨後，采取恐怖手段強行消滅富農的運動在金國開展起來。各地都在努力導找富農，來超額完成上麵規定的“定額”，“挖製數字”。
富農們被沒收了財產，驅逐到北部、烏拉爾、西伯利亞等荒無人煙，幾乎無生存條件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出現了許多“富農村”，這些“富農村”有武裝看管，直到衛國戰爭結束後才解除看管，實際上是變相的集中營。
後來蘇聯學者估計，在剝奪富農的過程中，消滅的富農戶總數大約在100萬到110萬戶。許多富農在被遷徒的途中試圖逃跑，但結果很慘：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擊斃，或者被送回集中營。1931～1932年被遷移的41.35萬戶中，隻有37萬戶到達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體化後，糧食產量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業損失更大，馬的數量下降了2/3，牲畜數量到50年代末才達到1926年的水平，糧食1950年才超過新經濟政策時期所達到的產量。
雖然糧食產量連年降低，國家收購的糧食卻不斷提高。1930年糧食產量是8350萬噸，收購了2214萬噸；1933年產量降至6800萬噸，收購的糧食卻提高到2330萬噸。這種收購是強製性的，農民被迫用隻相當於市場價的1/8到1/10把糧食上交給國家。各地必須完成上級規定的糧食收購任務。
如此玩命的收購糧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購上來的糧食出口、換取外匯，來購買外國設備。許多集體農莊莊員的口糧，包括種子都被“收購”了。
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北高加索、烏克蘭這些俄國主要的產糧區嚴重缺糧，有些地方出現饑荒。
1932年夏天，地裏的莊稼還沒有成熟，饑民便紛紛充當“理發師”來到地裏，用剪刀剪下穀穗熬粥糊口，當收獲季節來臨時，剩下的糧食又被送往收購點，於是，一些饑民開始偷偷地把場院的糧食裝在衣兜裏或藏在懷裏帶回了家。
麵對這種情況，斯大林親自口授了保護社會主義財產法：“對盜竊集體農莊和合作社財產的人可以槍斃並沒收全部財產，情節輕微的，剝奪自由10年以上，並沒收全部財產。”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對普遍出現的饑荒視而不見，拒絕討論饑荒問題。
這次饑荒最嚴重的地區是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下遊、南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主要產糧區，餓死的人數至少有幾百萬人。可是，有關這一時期的饑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於提到饑荒而被當作“反革命宣傳”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證說，經過集體化，再過兩三年，蘇聯將成為世界上出產糧食最多的國家。然而恰恰三年後，蘇聯糧食產量不僅絕對地降低了，而且還出現了普遍的饑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蘇聯農民的土地、牲畜以及農具都收集體所有。斯大林研究俄國曆史，從中發現這樣一條規律：由於舊俄落後，因而不斷挨打。他說：“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方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詩《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中的一段話：
“俄羅斯母親啊，
你又貧窮又富饒，
你又強大又軟弱。”
斯大林說：“外國侵略者把舊日詩人的這句話背得很熟。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富饒’，那就可以靠你發財。他們一麵打，一麵說：‘你貧窮、軟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受到懲罰。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後，你軟弱，那你就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後了。”
人們的忘我精神和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是斯大林領導的那個時代的最大特點。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亞城采訪了一位帶病堅持工作的鐵路工人畢爾。當記者問他為什麽不把妻子接過來過安穩的日子，這位鋼鐵一樣的人這樣回答：
“人生最偉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創造！在我們生活的這段時刻，有無窮盡的創造機會，我難道能夠從創造的工作中離開一個鍾頭去溫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時去吃飯嗎？”
那個時期，不管是黨員、幹部，還是普通群眾，都把艱苦創業的思想看作一種天職。一切舊的習慣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這片古老而落後的國度裏。
第一個5年計劃期間，俄國建立了近1500個大型企業，其中有第聶伯比電站、庫茲涅茨克鋼鐵公司，烏拉爾機械廠及化學機械廠、汽車廠、農機廠、拖拉機廠等，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個月。
第二個5年計劃調整了工業布局，在燃料和原料產區建立重工業基地，以減少運輸壓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廠，在斯大林格勒僅用11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宏偉的拖拉機廠，在烏拉爾建立國防工業，正因為有這樣雄厚的重工業基地，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免遭毀滅性的打擊，才有能力最終戰勝德國法西斯。
通過工業化，蘇聯的工業增長確實很快，到1937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超過德、英、法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農業比重中，工業已占到77.4%，蘇聯已經成了世界上強大的工業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