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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由法國
6月9日，丘吉爾很快在唐寧街10號第一次接見了戴高樂。會見後，戴高樂對丘吉爾的“第一個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問題本身時，丘吉爾並沒有滿足法國的要求，因為丘吉爾斷定法國是輸定了，法國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線，所以他斷然拒絕派空軍支援，隻同意把曾在比利時作戰殘存下來的部隊留在法國。
戴高樂從英國回來後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視事了，先遷往圖爾，然後又遷往波爾多。然而波爾多也絕非偏安之地。
時局進一步惡化，投降派更加緊鑼密鼓地活動。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爾來到圖爾，他隻能作一番道義上支持的姿態，雷諾神情頹然，魏剛當著丘吉爾的麵向雷諾報告：法軍已經精疲力盡，全線崩潰，陷於極度混亂之中，因此除請求停戰之外別無它途。法國政府亂作一團。
當丘吉爾離開會議廳、穿過通向庭院的過廳時，看見戴高樂冷峻地、毫無表情地站在門口。在相互致意後，丘吉爾用法語低聲地念叨了一聲“honundedestin”（應運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樂決定在這降與搏的最後關頭盡最大努力把部隊轉移到北非去。為此，首先要挫敗投降派的陰謀，隻有這樣，法國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動撤離，繼續堅持抗戰。
然而投降派的勢力太大，雷諾能堅持多久呢？戴高樂深知阻力極大，但仍然於6月12日帶著移師北非的計劃來見雷諾。此時，德國軍隊已經渡過塞納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間，雷諾決定把政府遷往波爾多。
貝當、魏剛等包圍了雷諾，反對一切移師北非的抗德方案。海軍上將達爾朗曾經表示要打到底，但是當戴高樂敦促他無論如何不能使法國艦隊落在德國人手裏的時候，達爾朗卻轉了180度的大彎子，聽從了魏剛的命令。國務部長讓·伊巴爾內加萊也曾經是少數主戰派當中的一個，但事到臨頭卻說：“作為一個老軍人來講，除服從我的上司貝當、魏剛元帥以外，就沒有什麽東西能決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爾正是看到法國局勢垂危，所以匆忙趕到法國，向雷諾提出不能將艦隊落入敵手。如果英國連對法國艦隊也不能指望，那麽法國對英國還有多大用處呢？
不出所料，巴黎終於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軍占領。這期間，戴高樂奔走於英法之間，他想通過借助英法聯盟的力量，對雷諾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勵作用。也可以多少牽製一下投降派的陰謀。
戴高樂決心下定，要與德國法西斯戰鬥到底，但在法國本土已根本無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時，戴高樂攜妻子女兒，飛往倫敦。
戴高樂抵達倫敦後，專門向法國國防部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大致說：“我已達倫敦。昨日曾根據雷諾先生的指示，與英國國防部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國政府向盟國提供的軍備物資均將儲存在英國領土，這不影響已經協議的或即將協議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國的德國戰俘將在波爾多移交給英國軍事當局。關於英方就德國和北非間人員和物資的運輸提供援助問題，我已向英方要求從6月19日起，在3周內援助50萬噸位的輪船。我現在處於無權地位，我應否繼續磋商？”
可是，貝當政府已經做出了投降的決定了，戴高爾所請示的有關抗戰的事情也就無關緊要了。戴高樂接到的複電是召他回國的“命令”。戴高樂立即給魏剛複信說，隻要不投降，我願意參加可能組織起來的任何法國抵抗力量。
6月30日，貝當又發了一道命令，叫戴高樂到圖盧茲的聖米歇爾監獄去“自首”，聽任“戰爭委員會”的審判。委員會先是判處戴高樂4年徒刑，後來根據當了偽政權國防部長魏剛的指示，改判戴高樂“死刑”。
戴高樂在倫敦與丘吉爾會晤時指出：隻要貝當一公開宣布投降，他就通過英國廣播電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蘭西將繼續戰鬥。於是他於1940年6月18日下午6時，坐在英國廣播電台的播音室裏，向全世界、也向淪亡的法國，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六一八”演說。戴高樂鄭重宣告：“法國並非孤軍作戰。它有一個龐大的帝國作後盾。它可以與控製著海洋並在繼續作戰的不列顛帝國結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國一樣充分利用美國巨大的工業資源。”他號召：“我，戴高樂將軍，現在在倫敦。我向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沒有武器的法國官兵發出號召，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一切軍火工廠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發出號召，請你們和我取得聯係。”他指出：“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不應該熄滅，也決不會熄滅！”
就這樣，戴高樂在海峽彼岸的倫敦，樹起了第一麵法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旗幟。
戴高樂的事業，在開始時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來自英國。6月23日英國政府就發表了公告，不再承認貝當“政府”是法國的政府。6月28日，英國政府正式宣告：英國認為戴高樂將軍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國人的領袖，為前來投奔戴高樂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軍中將愛米爾·米塞利埃來到倫敦，表示支持戴高樂。同時，在利物浦附近駐紮的法國阿爾卑斯山輕步兵師內服役的軍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蘭上尉及梯也裏·達爾讓利尼海軍上將也投奔了戴高樂。
募兵工作雖然不如想像的那樣一帆風順，但到7月14日法國國慶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國”的隊伍終於組織起來了。這一天，戴高樂在白廳廣場上檢閱了他的戰士。檢閱完畢，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盟軍司令、法國的福煦元帥雕像獻了紅、白、藍三色花束。同時，確定“洛林十字”為自由法國武裝的標記。一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戴高樂的空軍部隊對魯爾區進行了轟炸。到7月底，戴高樂已經動員了7000之眾。
8月，戴高樂在泰晤士河畔的聖史蒂文大廈安置了自己的辦公室。自由法蘭西政府初具規模。
8月7日，《丘吉爾—戴高樂協議》向全世界發表，協議載明戴高樂是自由法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但協議中寫明戴高樂也要聽取英國統帥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協議也沒有按照戴高樂的要求，明確英國要對恢複法蘭西帝國的疆界作出保證。戴高樂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國，必須到非洲殖民地去尋找更廣闊，更堅實的基地。戴高樂決心為他所首創的自由法蘭西選擇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和一個更堅實可靠的基礎。
10月24日，戴高樂到達布拉柴維爾。這時，“自由法國防務委員會”的人選已經就緒了。10月27日，是繼6月18日後另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戴高樂發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維爾宣言》，宣言指出：“設在維希的貝當政府已經淪為敵人的禦用工具。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來承當領導法國投入戰爭的重擔。”宣言最後說：“我們將為了法國去完成這項偉大的任務，竭誠為它服務，確信取得勝利。”
防務委員會行使政府的職能，自由法國從此有了它的政權機構。1941年9月21日，戴高樂所領導的第一任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像一個政府那樣堂而皇之地組織起來。委員會不僅健全了經濟、財政、外交、軍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機構，而且任命了部門官員。戴高樂自然成為委員會主席，即當然的政府首腦。
至此，戴高樂完成了3件在法國現代史上有轉折意義的大事：第一，從法國淪陷的第一天起，他還隻是孤身一人的時候，就以大無畏精神高擎起抗戰的旗幟，向法國人民發出了救亡的戰鬥號召；第二，由於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贏得了一批軍政人員的支持，在廣漠的西非各地樹起了“六一八”的旗號；第三，在不長的時間裏有了一支為自由法國所用的武裝力量，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這一切都給年過半百的戴高爾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自從丘吉爾與戴高爾初次會晤以來已經幾個月了，彼此都互相欽佩，但是他們之間也有摩擦。戴高樂發現這位強大的朋友時常不按照自由法國的意願辦事，有時竟不顧損害戴高樂的利益。戴高樂身在倫敦，但絕不想長期寄人籬下。
戴高樂與丘吉爾之間，慢慢地產生了一些看不見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差點兒使戴高樂同英國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樂從非洲回到倫敦，非洲之行雖然談不上一切順利，但無論如何也為1941年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一個很不錯的基礎。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要求戴高樂火速到倫敦會麵。艾登見到戴高樂時告訴他，自由法國駐英最高司令愛米爾·米塞利埃海軍中將與貝當偽政府勾搭，並企圖將英法聯軍的軍事情報透露給貝當駐北非的司令官達爾朗。但這個軍事情報被英國情報機關截留。艾登說，丘吉爾認為此事很嚴重，他在報請內閣批準後，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樂聽完以後，滿心孤疑，他對艾登說，英方手裏的情報是否確實很值得懷疑，並沒有足夠證據，而且英國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強行逮捕了一名法國的海軍中將，起碼是粗暴無禮的。戴高樂要求立即釋放米塞利埃，他親自到倫敦警察廳看望了被囚禁者並確信英國情報機關截留的所謂“情報”純係捏造。
1月8日，戴高樂召見斯皮爾斯將軍，強烈要求在24小時內釋放米塞利埃，並給他賠禮道歉。否則，自由法國就和英國“斷絕關係”。據說，斯皮爾斯承認確實搞錯了，“情報”也的確是假的。第二天，丘吉爾和文登在唐寧街10號會見戴高樂時，正式表示歉意，並且保證立即釋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樂委派勒內·普利文作為自由法國的全權代表到達華盛頓，爭取同美國建立經常性聯係，要求美國總統羅斯福及時向喀麥隆、乍得和剛果派駐空軍，自由法國控製下的太平洋屬地也可以為美國提供便利。因為美國一旦參戰，它必須以非洲為基地，才能向歐洲進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達華盛頓後，卻受到冷遇。羅斯福認為，貝當出任法國總理無非是政府領導人的更迭，這無礙於對希特勒的鬥爭。相反，對於流亡國外堅持抵抗鬥爭的戴高樂，卻認為不可信任。在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等人的眼裏，戴高樂不過是一個“暴發戶”，自由法國是一個沒有代表性的“非法團體”，在涉及法國利益的問題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國國務院準備同普利文和英國駐美使節討論美國支援英法抗德戰爭的問題。美國國務院提出，普利文隻能以“專家”名義，而不能以自由法國代表身份參加。普利文向戴高樂報告了此事後，戴高樂當即複電普利文，指示他堅持原則，一定要以自由法國代表的資格參加會談，否則就拒絕出席。戴高樂指出，自由法國需要的是作戰物資，而不是醫療用品之類的救濟品。
經過鬥爭，美國終於作了一些讓步。9月，赫爾宣布美國和自由法國之間有共同的利益。10月，羅斯福也不得不轉變對自由法國的態度，他致函斯退丁紐斯，決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範圍擴大到自由法國。
至此，美國和自由法國總算建立了某種關係，戴高樂終於可以在租借法案範圍內得到一些美國提供的作戰物資。
戴高樂感到，自從美國在戰爭舞台上正式登場以來，盟國間的關係更複雜了。每當自由法國同英國或美國發生摩擦時，英美總是站在一起。戴高樂不可能擺脫“一對二”的局麵。
1942年5月21日，美國新任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拜會了戴高樂。事後，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可能正在考慮對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的態度。7月9日，美國果然發表公報，承認自由法國是法國抗戰力量的象征，美英兩國政府認為，法國政治前途將在自由和沒有強製的條件下決定。公報雖然措辭含糊，但也能表明羅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視戴高樂的存在了。
1944年8月25日，戴高樂檢閱法軍第2裝甲師。7月中旬，戴高樂決定把自由法國改名為“戰鬥法國”。這時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已開始承認戴高樂，願意接受他的領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羅斯福一直在玩著排斥戴高樂的把戲，11月8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英美聯軍背著戴高樂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於是卡薩布蘭卡、奧蘭、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駐軍被擊潰。11月11日，正在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外交部長弗朗索瓦·達爾朗與美國的克拉克將軍簽署了停戰協定。
令人不解的是，羅斯福居然讓達爾朗留下來繼續擔任在北非的法國代表，原來維希政府派駐的總督諾蓋斯等軍政人員也一概留任。同時，把來到阿爾及爾的法國五星上將吉羅安排為達爾朗的第二把手。顯然，羅斯福根本不想讓準備到阿爾及爾來的戴高樂插手。
聖誕節前夜，達爾朗突然被暗殺。吉羅立即接任。在羅斯福支持下，吉羅準備成為法國海外抵抗運動的總代表。
本來，羅斯福在阿爾及爾親自導演的事件就是對戴高樂的極大冒犯。現在又想讓吉羅出來取代戴高樂。這對戴高樂來說，將是更大的挑戰。
戴高樂認為，戰鬥法國的力量已經布滿赤道非洲和地中海東部地區，要打回歐洲，解放法國，就必須進入北非，而且這是他1940年6月出走倫敦以來一直為之奮鬥的。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羅合作。吉羅到達阿爾及爾後，戴高樂多次主動寫信給他，建議為建立一個統一的抗德運動進行磋商，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戰鬥法國湮沒在吉羅領導的運動裏。
1943年1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舉行會議，討論戰局，決定盟軍究竟是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還是先在西西裏島登陸。
根據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安排，吉羅先到了卡薩布蘭卡。丘吉爾和艾登出麵邀請戴高樂也到摩洛哥來與吉羅會麵。開始時，戴高樂嚴辭拒絕，表示他同吉羅會晤與否和在哪裏會晤，是法國人之間的事，用不著“盟國高級法庭”來安排。經丘吉爾一再勸說，戴高樂於1943年1月22日來到卡薩布蘭卡。他第一次見到了羅斯福，也同吉羅進行了談判，但絲毫未改變原先的立場，不願同吉羅平分領導權。羅斯福則固執地認為，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權既不能交給吉羅，也不能交給戴高樂，而是要用吉羅來平衡戴高樂。比較而言，羅斯福更喜歡吉羅一些，因為他認為戴高樂傲慢偏執，根本不把美國放在眼裏。他甚至認為，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戴高樂更加靠不住的。羅斯福幾乎是強製性地讓兩個政敵握了手。兩個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問題卻一點兒也沒有解決。
1943年4月10日，吉羅向戴高樂提出一項奇特的建議：在阿爾及爾建立法國“海外領地委員會”，吉羅和戴高樂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委員會不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對於這個毫無意義的建議，戴高樂決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戰鬥法國全國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擁護戴高樂提出的成立一個擁有實權的執行委員會的主張，由戴高樂出任主席，以吉羅為總司令的那部分法國軍隊置於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全國委員會宣布，戴高樂將以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前往阿爾及爾視事。這就是說，戴高樂的總指揮部將從倫敦遷到阿爾及爾。
經過幾年的奮鬥，戴高樂的實力和影響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他已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抵抗運動的領袖和旗幟。北非各地都通電支持戰鬥法國。戰鬥法國在國內的影響也迅速擴大，戴高樂派往國內的抵抗運動的代表讓·穆蘭到5月中旬，已組成了包括各種派別的全國性抗戰運動委員會，委員會表示擁護戴高樂，要求迅速在阿爾及爾成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
相形之下，吉羅顯然勢單力孤，在這種情況下，吉羅於5月17日邀請戴高樂前來阿爾及爾，共商成立中央權力機構的大事。5月27日，讓·穆蘭主持召開了全國抗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以正式聲明的形式宣告一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將在北非成立。英國和美國的廣播電台轉播了這項聲明。
6月1日，戴高樂向法國記者公布了一項聲明，宣布將盡早成立一個法國中央政權，以領導全國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政權將享有真正的主權。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魯將軍、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將同吉羅將軍舉行會談，討論成立法國中央政權問題。
盡管還有許多困難，但勝利已經不遠了。
戴高樂把他的指揮部搬到阿爾及爾，是為了準備解放法國。為了解放法國，就必須把反抗法西斯的組織和力量統一在他的領導之下，而為了統一，首先必須戰勝吉羅。
戴高樂5月30日抵達阿爾及爾機場時，吉羅已經等在那裏了，前來歡迎戴高樂的還有英國和美國駐北非的代表。戴高樂和吉羅的第一次談話是在從機場到官邸的汽車上進行的。氣氛有些尷尬。戴高樂告訴吉羅，他準備派哪些人參加會談，然後問吉羅這方有些什麽人出席。戴高樂以十分堅定的口氣對吉羅說，無論如何，到現在還留在吉羅身邊的那些維希分子一個也不能留在未來的中央權力機構中。戴高樂指的是維希政府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佩盧東、駐摩洛哥總督諾蓋斯和駐西非總督布瓦鬆。
下午4時，戴高樂到郵政廣場向死難者紀念碑獻“洛林十字”，聚集在那裏的數以千計的群眾熱情地向他歡呼。此時，戴高樂的心情是樂觀而自信的，他的事業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吉羅能有何為？他堅信，把那些維希政府派的“總督”趕走，迫使吉羅接受他的領導，是天經地義的，能夠辦得到的。隻是吉羅背後站著羅斯福，不會輕易就範，還需要一步一步地來。
戴高樂決心對羅斯福的幹預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樂和吉羅如約來到弗羅蘭坦中學舉行會談。戴高樂提出兩點建議：第一，軍隊必須服從政府，如果在作戰中由於與外國軍隊共同行動而需要受外國將軍的指揮，也必須由法國最高當局的命令來決定。第二，不承認維希政權，所以必須解除幾位“總督”的職務。吉羅則堅持軍隊有獨立於政府的領導權，表示絕不能解除維希分子的職務。但是，會談的優勢不在吉羅一邊，讓·莫內想從中調解，戴高樂一方的代表態度一致，附會吉羅的隻剩下喬治一個人了。戴高樂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6月3日再次開會，吉羅接受了戴高樂的主張，正式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它享有最高權力，軍事力量置於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在委員會向將來組成的正式的臨時政府移交權力以前，負責製定國家法律，確立國家政體。會議還決定，三位維希政權的總督都將去職。
但是，這個機構美中不足的是戴高樂和吉羅都是委員會的主席，是一種“雙頭領導”的怪現象。戴高樂斷定，英國和美國還會給他製造麻煩，還沒有取得全勝。
丘吉爾突然在阿爾及爾露麵了，艾登也來了。6月6日，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吉羅和委員會其他委員出席“鄉村”宴會。丘吉爾警告戴高樂說，如果吉羅被“吞並”，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撐腰，吉羅還不想交出軍權。
羅斯福也露麵了。10日，羅斯福給艾森豪威爾發了一封電報，說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戴高樂把西北非洲都控製起來，美國甚至不惜派特別部隊去牽製戴高樂。一星期後，羅斯福再次致電艾森豪威爾，指示他一定要設法阻止戴高樂控製法國軍隊。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邀請戴高樂、吉羅一起談談法國軍隊的“指揮和組織問題”。
戴高樂首先發言，開門見山說他是作為法國政府主席來參加會晤的，按照慣例，國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權親自到他們授予指揮權的總司令部去。艾森豪威爾是盟軍總司令，他應該從這番話裏懂得，他手中的指揮權，是由有戴高樂在內的盟國元首授予的，戴高樂絕不會屈尊於與他本人意願相反的盟軍司令的任何要求。
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在卡薩布蘭卡舉行軍事會談。艾森豪威爾和藹但又語帶脅迫地說，盟軍很快將在西西裏登陸，戴高樂必須保證後方的安全，因此，法國軍隊的統帥和組織應該維持原狀，吉羅應該保持現有的權力和職位，並且隻有吉羅一個人才有權同艾森豪威爾討論北非的軍事問題。艾森豪威爾以英美兩國政府的名義通知戴高樂，如果不按照他剛才所說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國軍隊供應軍火。
戴高樂堅決駁回了美國的威脅。他指出，法國統帥的組織是法國政府權限以內的事，他反問道：“一切作戰的國家，譬如美國，都是把作戰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將軍，而有關建軍的事項則由部長負責。難道你硬要法國不這樣做麽？你是個軍人，你認為一個領袖依靠某個外國的恩賜，就能維持他的權威嗎？”
會談沒有任何結果。戴高樂決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軍事統帥權緊緊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手中。
在這期間，擁護戴高樂的隊伍更加擴大，許多後來曾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愛德加·富爾等，都來投奔戴高樂。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員會中戴高樂派的力量，戴高樂得以在委員會內組織了一個以他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吉羅雖然仍負責北非的軍事問題，但獨立行使職權的條件越來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員會由“雙頭領導”正式變為戴高樂的單獨領導。吉羅仍然當他的總司令，但在他的上頭有一個由戴高樂任主席的國防委員會，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吉羅已經無能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對於戴高樂說來是個很有意義的日子，它標誌著戴高樂最後戰勝了吉羅。吉羅雖然還是總司令，在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文件裏還有副簽的資格，但是，他必須服從戴高樂的領導。7月初，法屬西印度諸島也歸附了戴高樂，法屬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標記下成為戰鬥法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廣泛基地。
戴高樂對吉羅的勝利，也可以說是對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示威。羅斯福執拗地企圖把戴高樂排除在法國抗戰隊伍之外，使盡了招數。丘吉爾開始時想把戴高樂拴在倫敦，成為大英帝國的囊中物，但是這位“應運而生”的法國將軍，身在倫敦，想的卻是維護法蘭西帝國的整體利益，最終作為凱旋者回到法國。戴高樂需要美國和英國的幫助，但是絕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頂住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種種壓力和幹預。
丘吉爾與羅斯福不同，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維希政權抱有幻想。當看到戴高樂不可能就範，戰鬥法國已經堅實地站立起來時，他不能不想到，日後他還必須和這位剛愎自用的將軍打交道。丘吉爾說服了艾森豪威爾，兩人一起向羅斯福陳詞盟國必須承認戴高樂領導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但是，問題並未解決，戰鬥法國仍然不能與盟國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軍在各條戰線的勝利，特別是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改變了歐洲戰場的麵貌，盟軍由防禦變為反攻。7月26日，墨索裏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聯盟宣告破裂。從各方麵的態勢來看，1944年將是一個決勝之年，對於法蘭西民族來說將是從德國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複的一年。
戴高樂決心讓由他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解放法國的戰役中，發揮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樂和吉羅簽發了一項備忘錄，分送給美、英、蘇三大國，堅持法國軍隊一定要參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來的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另一份備忘錄則提出，盟軍解放法國時應該與戰鬥法國建立的行政機構合作。戴高樂擔心會被盟國關在解放後的法國政府之外，從而淪為盟國的附庸。
美國和英國依然忽視戴高樂。關於意大利的停戰談判，戴高樂幾乎一無所知。墨索裏尼倒台後，繼任的巴多裏奧政府要求停戰，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簽署了停戰協定，直至盟軍在南意大利登陸（9月8日），戴高樂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樂發表聲明，指出法國必須參加一切對意條約的製定，並且對於沒有被邀請參加對意停戰協議表示不滿。10日，法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和吉羅所屬的部隊在科西嘉登陸。戴高樂於24日發表聲明，說科西嘉戰役表明法國有能力在解放歐洲的共同戰鬥中作出貢獻。11月底，戰鬥法國終於成為意大利谘詢委員會的成員。
羅斯福（左二）和丘吉爾（右一）會晤戴高樂（左三）將軍。9月17日，戴高樂發布命令，宣布成立協商會議，它相當於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議會，由100名委員組成，其半數來自國內的抵抗運動。10月3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戴高樂和吉羅簽署命令，宣告：今後委員會將隻有一個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項法令宣布將根據指揮與政權分立的原則，組織法國的武裝力量。
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1月3日在阿爾及爾開幕。戴高樂發表了長篇講話，指出戰鬥法國從一開始就是法國的合法代表，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完善法國各種合法權力機構的重要步驟。同一天，戴高樂改組民族解放委員會，增加了國內代表，排斥了吉羅和吉羅的支持者喬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爾和戴高樂在阿爾及爾見麵。當時英國和美國報紙都透露，羅斯福有意在戰後法國成立一個由英美控製的軍政府。在談話中，戴高樂向丘吉爾表示，他強烈反對羅斯福的計劃，他指出，戰鬥法國既然已經在北非站住了腳跟，也必定會勝利地返回法國。談話後的第二天，戴高樂邀請丘吉爾檢閱了他統率的軍隊。
戴高樂蔑視羅斯福的“法國不能再擁有原來的殖民地”的說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維爾召開的非洲領地會議上，戴高樂發表講話，指出法國的事務隻能由法國自己來決定，法國將獨自行使自己的主權。戴高樂還規劃了未來包括法屬殖民地在內的所謂“法蘭西聯盟”。
3月21日，戴高樂發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國本土有足夠的領土獲得解放，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立即遷回法國，行使其職權。
3月27日，戴高樂明確表示：民族解放委員會將成為法國的臨時政府，在恢複民主的進程中，臨時政府“絕對地”隻聽取“民族意願”的意見，凡“不是來自法蘭西民族的任何教訓”，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樂自任法國武裝力量的統帥，吉羅被委以總監。吉羅拒絕了這個榮譽職務，寧願退休。這一切都使羅斯福非常惱火，但毫無辦法。
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即將開始，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到英國來。6月4日，戴高樂乘坐丘吉爾派來的專機，從阿爾及爾飛往倫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樂離開倫敦前往阿爾及爾時，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此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盟國的軍隊正厲兵秣馬，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
英國完全浸沉在大戰前緊張的氣氛中。丘吉爾在指揮部會見了戴高樂。他們的談話有使戴高樂感興趣的地方，這就是解放歐洲的戰役即將開始，雖然美國和英國在製訂諾曼底登陸的方案時，完全把戴高樂撇在一邊，但是戴高樂重返祖國的日子畢竟越來越近了。談話的後一半卻激怒了戴高樂，丘吉爾建議戴高樂到華盛頓去見一見羅斯福，還說羅斯福對於戴高樂排斥吉羅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見。戴高樂說，目前他想到的隻是解放法國的戰爭，對朝見羅斯福完全沒有興趣，法國的事情隻能由法國人自己來管，無需美國和英國插手。丘吉爾也發了火，他挑明說：如果要他在戴高樂和羅斯福之間進行選擇，他隻能選擇後者。
在倫敦，戴高樂還會晤了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向他介紹了渡海作戰的準備情況，表示：盟軍一旦登陸後，準備安排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領導人通過電台向本國人民發表講話，然後艾森豪威爾也發表一個講話，並把準備好的講稿拿給戴高樂看。艾森豪威爾建議戴高樂接著也對法國人民說幾句話。艾森豪威爾的講稿隻講盟軍的戰績，隻字不提戴高樂和戰鬥法國。戴高樂立刻表示不滿，堅決拒絕在艾森豪威爾之後講話。
同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的這兩次談話，氣氛都十分緊張。但是，當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還是通過倫敦廣播公司發表簡短的講話：“最崇高的戰鬥開始了！法國的戰役打響了。在全國、在帝國、在軍隊裏，隻有一個共同的意誌，一個共同的期望。”
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從倫敦又回到阿爾及爾。在這期間，戴高樂於7月6日訪問了華盛頓，同羅斯福進行了三次禮貌的，但極不愉快的談話。戴高樂得知，羅斯福認為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石將是美、英、蘇和中國四大國，而法國則自從1940年6月崩潰以後，就永遠失去了大國的地位。戴高樂離開華盛頓以後，美國國務院於12日發表一項聲明，表示美國政府確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資格在解放後的法國行使行政管理的權利。
7月底，解放法國的戰鬥進入了新階段。盟軍諾曼底登陸後，德國法西斯軍隊迅速潰退，通向巴黎的大門打開了。8月15日，法美聯軍進行了另一次兩棲作戰，在馬賽和尼斯之間的普羅旺斯登陸成功。勒克萊爾將軍率領的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於8月初在諾曼底登陸，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在法國本土堅持遊擊戰爭的武裝力量紛起響應，有力地打擊了潰退中的敵人。
解放巴黎的時機成熟了，18日，戴高樂從阿爾及爾經直布羅陀回國，這時，解放巴黎的戰鬥正在展開，24日夜晚，勒克萊爾部隊的前鋒深入巴黎心髒，巴黎市區此時已經結束了戰鬥，德國侵略軍已同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達成停火協議。第二天，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舉行了入城式，美國第四師的一部分也隨法軍進入巴黎。德軍駐巴黎衛戍司令馮·柯爾梯茨將軍簽署了停火協議，命令城內德軍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樂從巴黎的奧爾良門進入市區，隨後，立即來到聖多明尼克大街國防部舊址。4年前，戴高樂就是從這裏撤離巴黎的，現在又回來了。景物一切依舊，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經經曆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第二天下午，戴高樂來到凱旋門，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向他歡呼。這是他長久以來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時代就已夢想的一刻，戴高樂在凱旋的樂聲中絲毫也不懷疑，他本人、他親手建立的自由法國、戰鬥法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是法蘭西民族的代表，他應該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當然總統和締造者。戴高樂在軍隊的將領們和抵抗運動的領袖們的簇擁下，從凱旋門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步行前往協和廣場。
戴高樂從1904年在英國組織“自由法國”到現在掌握整個法國，可以說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但他沒有被榮譽衝昏頭腦，他意識到法國前麵的路不會很平坦。
§§第四章 斯大林
戴高樂從英國回來後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視事了，先遷往圖爾，然後又遷往波爾多。然而波爾多也絕非偏安之地。
時局進一步惡化，投降派更加緊鑼密鼓地活動。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爾來到圖爾，他隻能作一番道義上支持的姿態，雷諾神情頹然，魏剛當著丘吉爾的麵向雷諾報告：法軍已經精疲力盡，全線崩潰，陷於極度混亂之中，因此除請求停戰之外別無它途。法國政府亂作一團。
當丘吉爾離開會議廳、穿過通向庭院的過廳時，看見戴高樂冷峻地、毫無表情地站在門口。在相互致意後，丘吉爾用法語低聲地念叨了一聲“honundedestin”（應運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樂決定在這降與搏的最後關頭盡最大努力把部隊轉移到北非去。為此，首先要挫敗投降派的陰謀，隻有這樣，法國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動撤離，繼續堅持抗戰。
然而投降派的勢力太大，雷諾能堅持多久呢？戴高樂深知阻力極大，但仍然於6月12日帶著移師北非的計劃來見雷諾。此時，德國軍隊已經渡過塞納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間，雷諾決定把政府遷往波爾多。
貝當、魏剛等包圍了雷諾，反對一切移師北非的抗德方案。海軍上將達爾朗曾經表示要打到底，但是當戴高樂敦促他無論如何不能使法國艦隊落在德國人手裏的時候，達爾朗卻轉了180度的大彎子，聽從了魏剛的命令。國務部長讓·伊巴爾內加萊也曾經是少數主戰派當中的一個，但事到臨頭卻說：“作為一個老軍人來講，除服從我的上司貝當、魏剛元帥以外，就沒有什麽東西能決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爾正是看到法國局勢垂危，所以匆忙趕到法國，向雷諾提出不能將艦隊落入敵手。如果英國連對法國艦隊也不能指望，那麽法國對英國還有多大用處呢？
不出所料，巴黎終於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軍占領。這期間，戴高樂奔走於英法之間，他想通過借助英法聯盟的力量，對雷諾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勵作用。也可以多少牽製一下投降派的陰謀。
戴高樂決心下定，要與德國法西斯戰鬥到底，但在法國本土已根本無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時，戴高樂攜妻子女兒，飛往倫敦。
戴高樂抵達倫敦後，專門向法國國防部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大致說：“我已達倫敦。昨日曾根據雷諾先生的指示，與英國國防部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國政府向盟國提供的軍備物資均將儲存在英國領土，這不影響已經協議的或即將協議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國的德國戰俘將在波爾多移交給英國軍事當局。關於英方就德國和北非間人員和物資的運輸提供援助問題，我已向英方要求從6月19日起，在3周內援助50萬噸位的輪船。我現在處於無權地位，我應否繼續磋商？”
可是，貝當政府已經做出了投降的決定了，戴高爾所請示的有關抗戰的事情也就無關緊要了。戴高樂接到的複電是召他回國的“命令”。戴高樂立即給魏剛複信說，隻要不投降，我願意參加可能組織起來的任何法國抵抗力量。
6月30日，貝當又發了一道命令，叫戴高樂到圖盧茲的聖米歇爾監獄去“自首”，聽任“戰爭委員會”的審判。委員會先是判處戴高樂4年徒刑，後來根據當了偽政權國防部長魏剛的指示，改判戴高樂“死刑”。
戴高樂在倫敦與丘吉爾會晤時指出：隻要貝當一公開宣布投降，他就通過英國廣播電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蘭西將繼續戰鬥。於是他於1940年6月18日下午6時，坐在英國廣播電台的播音室裏，向全世界、也向淪亡的法國，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六一八”演說。戴高樂鄭重宣告：“法國並非孤軍作戰。它有一個龐大的帝國作後盾。它可以與控製著海洋並在繼續作戰的不列顛帝國結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國一樣充分利用美國巨大的工業資源。”他號召：“我，戴高樂將軍，現在在倫敦。我向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沒有武器的法國官兵發出號召，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一切軍火工廠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發出號召，請你們和我取得聯係。”他指出：“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不應該熄滅，也決不會熄滅！”
就這樣，戴高樂在海峽彼岸的倫敦，樹起了第一麵法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旗幟。
戴高樂的事業，在開始時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來自英國。6月23日英國政府就發表了公告，不再承認貝當“政府”是法國的政府。6月28日，英國政府正式宣告：英國認為戴高樂將軍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國人的領袖，為前來投奔戴高樂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軍中將愛米爾·米塞利埃來到倫敦，表示支持戴高樂。同時，在利物浦附近駐紮的法國阿爾卑斯山輕步兵師內服役的軍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蘭上尉及梯也裏·達爾讓利尼海軍上將也投奔了戴高樂。
募兵工作雖然不如想像的那樣一帆風順，但到7月14日法國國慶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國”的隊伍終於組織起來了。這一天，戴高樂在白廳廣場上檢閱了他的戰士。檢閱完畢，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盟軍司令、法國的福煦元帥雕像獻了紅、白、藍三色花束。同時，確定“洛林十字”為自由法國武裝的標記。一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戴高樂的空軍部隊對魯爾區進行了轟炸。到7月底，戴高樂已經動員了7000之眾。
8月，戴高樂在泰晤士河畔的聖史蒂文大廈安置了自己的辦公室。自由法蘭西政府初具規模。
8月7日，《丘吉爾—戴高樂協議》向全世界發表，協議載明戴高樂是自由法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但協議中寫明戴高樂也要聽取英國統帥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協議也沒有按照戴高樂的要求，明確英國要對恢複法蘭西帝國的疆界作出保證。戴高樂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國，必須到非洲殖民地去尋找更廣闊，更堅實的基地。戴高樂決心為他所首創的自由法蘭西選擇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和一個更堅實可靠的基礎。
10月24日，戴高樂到達布拉柴維爾。這時，“自由法國防務委員會”的人選已經就緒了。10月27日，是繼6月18日後另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戴高樂發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維爾宣言》，宣言指出：“設在維希的貝當政府已經淪為敵人的禦用工具。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來承當領導法國投入戰爭的重擔。”宣言最後說：“我們將為了法國去完成這項偉大的任務，竭誠為它服務，確信取得勝利。”
防務委員會行使政府的職能，自由法國從此有了它的政權機構。1941年9月21日，戴高樂所領導的第一任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像一個政府那樣堂而皇之地組織起來。委員會不僅健全了經濟、財政、外交、軍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機構，而且任命了部門官員。戴高樂自然成為委員會主席，即當然的政府首腦。
至此，戴高樂完成了3件在法國現代史上有轉折意義的大事：第一，從法國淪陷的第一天起，他還隻是孤身一人的時候，就以大無畏精神高擎起抗戰的旗幟，向法國人民發出了救亡的戰鬥號召；第二，由於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贏得了一批軍政人員的支持，在廣漠的西非各地樹起了“六一八”的旗號；第三，在不長的時間裏有了一支為自由法國所用的武裝力量，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這一切都給年過半百的戴高爾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自從丘吉爾與戴高爾初次會晤以來已經幾個月了，彼此都互相欽佩，但是他們之間也有摩擦。戴高樂發現這位強大的朋友時常不按照自由法國的意願辦事，有時竟不顧損害戴高樂的利益。戴高樂身在倫敦，但絕不想長期寄人籬下。
戴高樂與丘吉爾之間，慢慢地產生了一些看不見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差點兒使戴高樂同英國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樂從非洲回到倫敦，非洲之行雖然談不上一切順利，但無論如何也為1941年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一個很不錯的基礎。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要求戴高樂火速到倫敦會麵。艾登見到戴高樂時告訴他，自由法國駐英最高司令愛米爾·米塞利埃海軍中將與貝當偽政府勾搭，並企圖將英法聯軍的軍事情報透露給貝當駐北非的司令官達爾朗。但這個軍事情報被英國情報機關截留。艾登說，丘吉爾認為此事很嚴重，他在報請內閣批準後，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樂聽完以後，滿心孤疑，他對艾登說，英方手裏的情報是否確實很值得懷疑，並沒有足夠證據，而且英國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強行逮捕了一名法國的海軍中將，起碼是粗暴無禮的。戴高樂要求立即釋放米塞利埃，他親自到倫敦警察廳看望了被囚禁者並確信英國情報機關截留的所謂“情報”純係捏造。
1月8日，戴高樂召見斯皮爾斯將軍，強烈要求在24小時內釋放米塞利埃，並給他賠禮道歉。否則，自由法國就和英國“斷絕關係”。據說，斯皮爾斯承認確實搞錯了，“情報”也的確是假的。第二天，丘吉爾和文登在唐寧街10號會見戴高樂時，正式表示歉意，並且保證立即釋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樂委派勒內·普利文作為自由法國的全權代表到達華盛頓，爭取同美國建立經常性聯係，要求美國總統羅斯福及時向喀麥隆、乍得和剛果派駐空軍，自由法國控製下的太平洋屬地也可以為美國提供便利。因為美國一旦參戰，它必須以非洲為基地，才能向歐洲進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達華盛頓後，卻受到冷遇。羅斯福認為，貝當出任法國總理無非是政府領導人的更迭，這無礙於對希特勒的鬥爭。相反，對於流亡國外堅持抵抗鬥爭的戴高樂，卻認為不可信任。在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等人的眼裏，戴高樂不過是一個“暴發戶”，自由法國是一個沒有代表性的“非法團體”，在涉及法國利益的問題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國國務院準備同普利文和英國駐美使節討論美國支援英法抗德戰爭的問題。美國國務院提出，普利文隻能以“專家”名義，而不能以自由法國代表身份參加。普利文向戴高樂報告了此事後，戴高樂當即複電普利文，指示他堅持原則，一定要以自由法國代表的資格參加會談，否則就拒絕出席。戴高樂指出，自由法國需要的是作戰物資，而不是醫療用品之類的救濟品。
經過鬥爭，美國終於作了一些讓步。9月，赫爾宣布美國和自由法國之間有共同的利益。10月，羅斯福也不得不轉變對自由法國的態度，他致函斯退丁紐斯，決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範圍擴大到自由法國。
至此，美國和自由法國總算建立了某種關係，戴高樂終於可以在租借法案範圍內得到一些美國提供的作戰物資。
戴高樂感到，自從美國在戰爭舞台上正式登場以來，盟國間的關係更複雜了。每當自由法國同英國或美國發生摩擦時，英美總是站在一起。戴高樂不可能擺脫“一對二”的局麵。
1942年5月21日，美國新任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拜會了戴高樂。事後，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可能正在考慮對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的態度。7月9日，美國果然發表公報，承認自由法國是法國抗戰力量的象征，美英兩國政府認為，法國政治前途將在自由和沒有強製的條件下決定。公報雖然措辭含糊，但也能表明羅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視戴高樂的存在了。
1944年8月25日，戴高樂檢閱法軍第2裝甲師。7月中旬，戴高樂決定把自由法國改名為“戰鬥法國”。這時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已開始承認戴高樂，願意接受他的領導。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羅斯福一直在玩著排斥戴高樂的把戲，11月8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英美聯軍背著戴高樂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於是卡薩布蘭卡、奧蘭、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駐軍被擊潰。11月11日，正在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外交部長弗朗索瓦·達爾朗與美國的克拉克將軍簽署了停戰協定。
令人不解的是，羅斯福居然讓達爾朗留下來繼續擔任在北非的法國代表，原來維希政府派駐的總督諾蓋斯等軍政人員也一概留任。同時，把來到阿爾及爾的法國五星上將吉羅安排為達爾朗的第二把手。顯然，羅斯福根本不想讓準備到阿爾及爾來的戴高樂插手。
聖誕節前夜，達爾朗突然被暗殺。吉羅立即接任。在羅斯福支持下，吉羅準備成為法國海外抵抗運動的總代表。
本來，羅斯福在阿爾及爾親自導演的事件就是對戴高樂的極大冒犯。現在又想讓吉羅出來取代戴高樂。這對戴高樂來說，將是更大的挑戰。
戴高樂認為，戰鬥法國的力量已經布滿赤道非洲和地中海東部地區，要打回歐洲，解放法國，就必須進入北非，而且這是他1940年6月出走倫敦以來一直為之奮鬥的。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羅合作。吉羅到達阿爾及爾後，戴高樂多次主動寫信給他，建議為建立一個統一的抗德運動進行磋商，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戰鬥法國湮沒在吉羅領導的運動裏。
1943年1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舉行會議，討論戰局，決定盟軍究竟是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還是先在西西裏島登陸。
根據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安排，吉羅先到了卡薩布蘭卡。丘吉爾和艾登出麵邀請戴高樂也到摩洛哥來與吉羅會麵。開始時，戴高樂嚴辭拒絕，表示他同吉羅會晤與否和在哪裏會晤，是法國人之間的事，用不著“盟國高級法庭”來安排。經丘吉爾一再勸說，戴高樂於1943年1月22日來到卡薩布蘭卡。他第一次見到了羅斯福，也同吉羅進行了談判，但絲毫未改變原先的立場，不願同吉羅平分領導權。羅斯福則固執地認為，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權既不能交給吉羅，也不能交給戴高樂，而是要用吉羅來平衡戴高樂。比較而言，羅斯福更喜歡吉羅一些，因為他認為戴高樂傲慢偏執，根本不把美國放在眼裏。他甚至認為，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戴高樂更加靠不住的。羅斯福幾乎是強製性地讓兩個政敵握了手。兩個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問題卻一點兒也沒有解決。
1943年4月10日，吉羅向戴高樂提出一項奇特的建議：在阿爾及爾建立法國“海外領地委員會”，吉羅和戴高樂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委員會不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對於這個毫無意義的建議，戴高樂決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戰鬥法國全國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擁護戴高樂提出的成立一個擁有實權的執行委員會的主張，由戴高樂出任主席，以吉羅為總司令的那部分法國軍隊置於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全國委員會宣布，戴高樂將以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前往阿爾及爾視事。這就是說，戴高樂的總指揮部將從倫敦遷到阿爾及爾。
經過幾年的奮鬥，戴高樂的實力和影響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他已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抵抗運動的領袖和旗幟。北非各地都通電支持戰鬥法國。戰鬥法國在國內的影響也迅速擴大，戴高樂派往國內的抵抗運動的代表讓·穆蘭到5月中旬，已組成了包括各種派別的全國性抗戰運動委員會，委員會表示擁護戴高樂，要求迅速在阿爾及爾成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
相形之下，吉羅顯然勢單力孤，在這種情況下，吉羅於5月17日邀請戴高樂前來阿爾及爾，共商成立中央權力機構的大事。5月27日，讓·穆蘭主持召開了全國抗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以正式聲明的形式宣告一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將在北非成立。英國和美國的廣播電台轉播了這項聲明。
6月1日，戴高樂向法國記者公布了一項聲明，宣布將盡早成立一個法國中央政權，以領導全國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政權將享有真正的主權。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魯將軍、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將同吉羅將軍舉行會談，討論成立法國中央政權問題。
盡管還有許多困難，但勝利已經不遠了。
戴高樂把他的指揮部搬到阿爾及爾，是為了準備解放法國。為了解放法國，就必須把反抗法西斯的組織和力量統一在他的領導之下，而為了統一，首先必須戰勝吉羅。
戴高樂5月30日抵達阿爾及爾機場時，吉羅已經等在那裏了，前來歡迎戴高樂的還有英國和美國駐北非的代表。戴高樂和吉羅的第一次談話是在從機場到官邸的汽車上進行的。氣氛有些尷尬。戴高樂告訴吉羅，他準備派哪些人參加會談，然後問吉羅這方有些什麽人出席。戴高樂以十分堅定的口氣對吉羅說，無論如何，到現在還留在吉羅身邊的那些維希分子一個也不能留在未來的中央權力機構中。戴高樂指的是維希政府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佩盧東、駐摩洛哥總督諾蓋斯和駐西非總督布瓦鬆。
下午4時，戴高樂到郵政廣場向死難者紀念碑獻“洛林十字”，聚集在那裏的數以千計的群眾熱情地向他歡呼。此時，戴高樂的心情是樂觀而自信的，他的事業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吉羅能有何為？他堅信，把那些維希政府派的“總督”趕走，迫使吉羅接受他的領導，是天經地義的，能夠辦得到的。隻是吉羅背後站著羅斯福，不會輕易就範，還需要一步一步地來。
戴高樂決心對羅斯福的幹預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樂和吉羅如約來到弗羅蘭坦中學舉行會談。戴高樂提出兩點建議：第一，軍隊必須服從政府，如果在作戰中由於與外國軍隊共同行動而需要受外國將軍的指揮，也必須由法國最高當局的命令來決定。第二，不承認維希政權，所以必須解除幾位“總督”的職務。吉羅則堅持軍隊有獨立於政府的領導權，表示絕不能解除維希分子的職務。但是，會談的優勢不在吉羅一邊，讓·莫內想從中調解，戴高樂一方的代表態度一致，附會吉羅的隻剩下喬治一個人了。戴高樂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6月3日再次開會，吉羅接受了戴高樂的主張，正式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它享有最高權力，軍事力量置於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在委員會向將來組成的正式的臨時政府移交權力以前，負責製定國家法律，確立國家政體。會議還決定，三位維希政權的總督都將去職。
但是，這個機構美中不足的是戴高樂和吉羅都是委員會的主席，是一種“雙頭領導”的怪現象。戴高樂斷定，英國和美國還會給他製造麻煩，還沒有取得全勝。
丘吉爾突然在阿爾及爾露麵了，艾登也來了。6月6日，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吉羅和委員會其他委員出席“鄉村”宴會。丘吉爾警告戴高樂說，如果吉羅被“吞並”，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撐腰，吉羅還不想交出軍權。
羅斯福也露麵了。10日，羅斯福給艾森豪威爾發了一封電報，說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戴高樂把西北非洲都控製起來，美國甚至不惜派特別部隊去牽製戴高樂。一星期後，羅斯福再次致電艾森豪威爾，指示他一定要設法阻止戴高樂控製法國軍隊。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邀請戴高樂、吉羅一起談談法國軍隊的“指揮和組織問題”。
戴高樂首先發言，開門見山說他是作為法國政府主席來參加會晤的，按照慣例，國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權親自到他們授予指揮權的總司令部去。艾森豪威爾是盟軍總司令，他應該從這番話裏懂得，他手中的指揮權，是由有戴高樂在內的盟國元首授予的，戴高樂絕不會屈尊於與他本人意願相反的盟軍司令的任何要求。
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在卡薩布蘭卡舉行軍事會談。艾森豪威爾和藹但又語帶脅迫地說，盟軍很快將在西西裏登陸，戴高樂必須保證後方的安全，因此，法國軍隊的統帥和組織應該維持原狀，吉羅應該保持現有的權力和職位，並且隻有吉羅一個人才有權同艾森豪威爾討論北非的軍事問題。艾森豪威爾以英美兩國政府的名義通知戴高樂，如果不按照他剛才所說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國軍隊供應軍火。
戴高樂堅決駁回了美國的威脅。他指出，法國統帥的組織是法國政府權限以內的事，他反問道：“一切作戰的國家，譬如美國，都是把作戰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將軍，而有關建軍的事項則由部長負責。難道你硬要法國不這樣做麽？你是個軍人，你認為一個領袖依靠某個外國的恩賜，就能維持他的權威嗎？”
會談沒有任何結果。戴高樂決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軍事統帥權緊緊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手中。
在這期間，擁護戴高樂的隊伍更加擴大，許多後來曾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愛德加·富爾等，都來投奔戴高樂。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員會中戴高樂派的力量，戴高樂得以在委員會內組織了一個以他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吉羅雖然仍負責北非的軍事問題，但獨立行使職權的條件越來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員會由“雙頭領導”正式變為戴高樂的單獨領導。吉羅仍然當他的總司令，但在他的上頭有一個由戴高樂任主席的國防委員會，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吉羅已經無能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對於戴高樂說來是個很有意義的日子，它標誌著戴高樂最後戰勝了吉羅。吉羅雖然還是總司令，在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文件裏還有副簽的資格，但是，他必須服從戴高樂的領導。7月初，法屬西印度諸島也歸附了戴高樂，法屬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標記下成為戰鬥法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廣泛基地。
戴高樂對吉羅的勝利，也可以說是對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示威。羅斯福執拗地企圖把戴高樂排除在法國抗戰隊伍之外，使盡了招數。丘吉爾開始時想把戴高樂拴在倫敦，成為大英帝國的囊中物，但是這位“應運而生”的法國將軍，身在倫敦，想的卻是維護法蘭西帝國的整體利益，最終作為凱旋者回到法國。戴高樂需要美國和英國的幫助，但是絕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頂住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種種壓力和幹預。
丘吉爾與羅斯福不同，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維希政權抱有幻想。當看到戴高樂不可能就範，戰鬥法國已經堅實地站立起來時，他不能不想到，日後他還必須和這位剛愎自用的將軍打交道。丘吉爾說服了艾森豪威爾，兩人一起向羅斯福陳詞盟國必須承認戴高樂領導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但是，問題並未解決，戰鬥法國仍然不能與盟國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軍在各條戰線的勝利，特別是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改變了歐洲戰場的麵貌，盟軍由防禦變為反攻。7月26日，墨索裏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聯盟宣告破裂。從各方麵的態勢來看，1944年將是一個決勝之年，對於法蘭西民族來說將是從德國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複的一年。
戴高樂決心讓由他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解放法國的戰役中，發揮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樂和吉羅簽發了一項備忘錄，分送給美、英、蘇三大國，堅持法國軍隊一定要參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來的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另一份備忘錄則提出，盟軍解放法國時應該與戰鬥法國建立的行政機構合作。戴高樂擔心會被盟國關在解放後的法國政府之外，從而淪為盟國的附庸。
美國和英國依然忽視戴高樂。關於意大利的停戰談判，戴高樂幾乎一無所知。墨索裏尼倒台後，繼任的巴多裏奧政府要求停戰，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簽署了停戰協定，直至盟軍在南意大利登陸（9月8日），戴高樂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樂發表聲明，指出法國必須參加一切對意條約的製定，並且對於沒有被邀請參加對意停戰協議表示不滿。10日，法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和吉羅所屬的部隊在科西嘉登陸。戴高樂於24日發表聲明，說科西嘉戰役表明法國有能力在解放歐洲的共同戰鬥中作出貢獻。11月底，戰鬥法國終於成為意大利谘詢委員會的成員。
羅斯福（左二）和丘吉爾（右一）會晤戴高樂（左三）將軍。9月17日，戴高樂發布命令，宣布成立協商會議，它相當於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議會，由100名委員組成，其半數來自國內的抵抗運動。10月3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戴高樂和吉羅簽署命令，宣告：今後委員會將隻有一個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項法令宣布將根據指揮與政權分立的原則，組織法國的武裝力量。
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1月3日在阿爾及爾開幕。戴高樂發表了長篇講話，指出戰鬥法國從一開始就是法國的合法代表，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完善法國各種合法權力機構的重要步驟。同一天，戴高樂改組民族解放委員會，增加了國內代表，排斥了吉羅和吉羅的支持者喬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爾和戴高樂在阿爾及爾見麵。當時英國和美國報紙都透露，羅斯福有意在戰後法國成立一個由英美控製的軍政府。在談話中，戴高樂向丘吉爾表示，他強烈反對羅斯福的計劃，他指出，戰鬥法國既然已經在北非站住了腳跟，也必定會勝利地返回法國。談話後的第二天，戴高樂邀請丘吉爾檢閱了他統率的軍隊。
戴高樂蔑視羅斯福的“法國不能再擁有原來的殖民地”的說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維爾召開的非洲領地會議上，戴高樂發表講話，指出法國的事務隻能由法國自己來決定，法國將獨自行使自己的主權。戴高樂還規劃了未來包括法屬殖民地在內的所謂“法蘭西聯盟”。
3月21日，戴高樂發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國本土有足夠的領土獲得解放，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立即遷回法國，行使其職權。
3月27日，戴高樂明確表示：民族解放委員會將成為法國的臨時政府，在恢複民主的進程中，臨時政府“絕對地”隻聽取“民族意願”的意見，凡“不是來自法蘭西民族的任何教訓”，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樂自任法國武裝力量的統帥，吉羅被委以總監。吉羅拒絕了這個榮譽職務，寧願退休。這一切都使羅斯福非常惱火，但毫無辦法。
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即將開始，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到英國來。6月4日，戴高樂乘坐丘吉爾派來的專機，從阿爾及爾飛往倫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樂離開倫敦前往阿爾及爾時，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此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盟國的軍隊正厲兵秣馬，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
英國完全浸沉在大戰前緊張的氣氛中。丘吉爾在指揮部會見了戴高樂。他們的談話有使戴高樂感興趣的地方，這就是解放歐洲的戰役即將開始，雖然美國和英國在製訂諾曼底登陸的方案時，完全把戴高樂撇在一邊，但是戴高樂重返祖國的日子畢竟越來越近了。談話的後一半卻激怒了戴高樂，丘吉爾建議戴高樂到華盛頓去見一見羅斯福，還說羅斯福對於戴高樂排斥吉羅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見。戴高樂說，目前他想到的隻是解放法國的戰爭，對朝見羅斯福完全沒有興趣，法國的事情隻能由法國人自己來管，無需美國和英國插手。丘吉爾也發了火，他挑明說：如果要他在戴高樂和羅斯福之間進行選擇，他隻能選擇後者。
在倫敦，戴高樂還會晤了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向他介紹了渡海作戰的準備情況，表示：盟軍一旦登陸後，準備安排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領導人通過電台向本國人民發表講話，然後艾森豪威爾也發表一個講話，並把準備好的講稿拿給戴高樂看。艾森豪威爾建議戴高樂接著也對法國人民說幾句話。艾森豪威爾的講稿隻講盟軍的戰績，隻字不提戴高樂和戰鬥法國。戴高樂立刻表示不滿，堅決拒絕在艾森豪威爾之後講話。
同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的這兩次談話，氣氛都十分緊張。但是，當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還是通過倫敦廣播公司發表簡短的講話：“最崇高的戰鬥開始了！法國的戰役打響了。在全國、在帝國、在軍隊裏，隻有一個共同的意誌，一個共同的期望。”
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從倫敦又回到阿爾及爾。在這期間，戴高樂於7月6日訪問了華盛頓，同羅斯福進行了三次禮貌的，但極不愉快的談話。戴高樂得知，羅斯福認為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石將是美、英、蘇和中國四大國，而法國則自從1940年6月崩潰以後，就永遠失去了大國的地位。戴高樂離開華盛頓以後，美國國務院於12日發表一項聲明，表示美國政府確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資格在解放後的法國行使行政管理的權利。
7月底，解放法國的戰鬥進入了新階段。盟軍諾曼底登陸後，德國法西斯軍隊迅速潰退，通向巴黎的大門打開了。8月15日，法美聯軍進行了另一次兩棲作戰，在馬賽和尼斯之間的普羅旺斯登陸成功。勒克萊爾將軍率領的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於8月初在諾曼底登陸，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在法國本土堅持遊擊戰爭的武裝力量紛起響應，有力地打擊了潰退中的敵人。
解放巴黎的時機成熟了，18日，戴高樂從阿爾及爾經直布羅陀回國，這時，解放巴黎的戰鬥正在展開，24日夜晚，勒克萊爾部隊的前鋒深入巴黎心髒，巴黎市區此時已經結束了戰鬥，德國侵略軍已同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達成停火協議。第二天，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舉行了入城式，美國第四師的一部分也隨法軍進入巴黎。德軍駐巴黎衛戍司令馮·柯爾梯茨將軍簽署了停火協議，命令城內德軍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樂從巴黎的奧爾良門進入市區，隨後，立即來到聖多明尼克大街國防部舊址。4年前，戴高樂就是從這裏撤離巴黎的，現在又回來了。景物一切依舊，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經經曆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第二天下午，戴高樂來到凱旋門，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向他歡呼。這是他長久以來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時代就已夢想的一刻，戴高樂在凱旋的樂聲中絲毫也不懷疑，他本人、他親手建立的自由法國、戰鬥法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是法蘭西民族的代表，他應該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當然總統和締造者。戴高樂在軍隊的將領們和抵抗運動的領袖們的簇擁下，從凱旋門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步行前往協和廣場。
戴高樂從1904年在英國組織“自由法國”到現在掌握整個法國，可以說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但他沒有被榮譽衝昏頭腦，他意識到法國前麵的路不會很平坦。
§§第四章 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