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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寧折不彎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春天，戴高樂隨法國軍事代表團到了波蘭。
戴高樂初到波蘭被派到波蘭朗伯爾托夫軍官學校擔任教官，講授戰術學。不久，法國駐波軍事代表卷進了俄波戰爭，戴高樂和波蘭第5輕步兵團一起參加了反對蘇維埃的戰爭。1921年3月，俄波戰爭結束後，戴高樂奉調回國。就在這一年的4月7日，戴高樂與伊馮娜·旺德魯在加來地區聖母院舉行了結婚典禮。婚後，他們生了3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1921年10月1日，戴高樂調往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術史教員。誌在戎裝的戴高樂當然無法安於普通教員的生活，於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軍事院校。
戴高樂從高等軍事院校畢業後，在總參謀部所屬的運輸供給局工作了3個月，隨後被調任美茲因區法軍司令部。這一年，戴高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這是根據他被俘期間在獄中的筆記整理完成的。戴高樂此時已34歲了。
這本書深刻反映了戴高樂日趨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爾登戰役中的一個事例，闡明了他的看法：“戰爭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則以外，沒有什麽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決定作用的隻有實際情況和人的個性。”對個性的強調在戴高樂的思想中已開始初露端倪。
《敵人內部的傾軋》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貝當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茲窩窩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樂受命到貝當的辦公室任職。這時的貝當已是法蘭西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三軍首腦和法軍總監了。
5年後，戴高樂又出版了《劍刃》一書。書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戴高樂完全按照他所刻畫的形象來塑造自己，他對領袖人物的描寫，他自己都一一實現了。
1927年9月，整整當了12年上尉的戴高樂終於成了戴高樂少校，並於12月被委任為派駐特裏爾的第19輕步兵營的營長。戴高樂少校治軍甚嚴，士兵經常處於警戒狀態，但在進行打靶、隊列訓練和各種競技活動等軍事操練之餘，則開展體育比賽、戲劇表演和聯歡活動。當然戴高樂少校也沒有忽視士兵們的文化教育，他經常召集士兵們聽他的講演，內容不外乎法國曆史、軍事戰略戰術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們的愛戴。在他擔任營長的兩年時間裏，貝當又多次為他遮陽擋雨。
不屑於趨炎附勢的戴高樂後來還是給貝當製造了一次麻煩，事情的起因在於新兵都不喜歡在氣候寒冷、人地兩生的特裏爾服役，有些人就通過身居要職的親戚設法調回法國本土。戴高樂對此大為憤怒，他頒布了一個通告，凡是要求調回的輕步兵將一律受到懲處，全營官兵每天都要誦讀這個通告一遍。之後不久戴高樂就接到調動一名士兵的電令，他非但沒有執行，反而把這個士兵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而這個新兵是在戴高樂頒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議員的，不過，即使戴高樂知道也不會改變他的決定的。
這位惱羞成怒的議員向陸軍部長告了一狀，陸軍部下令調查，如果這個錯誤成立的話，戴高樂將受到關60天禁閉的處分。於是戴高樂直奔巴黎，麵見貝當陳述事情的經過，貝當又一次幫助了戴高樂少校，最終陸軍部長決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過，貝當和戴高樂的“甜蜜”關係已經趨於破裂。貝當已經開始意識到戴高樂不再是俯首貼耳的順民了，也許他從來就沒有“是”過，這個剛愎自用的“家夥”其實用處並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麽大，相反還總是令他難堪。
1931年底，戴高樂從中東回國後，到貝當主持的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兩年後，被提升為中校。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十幾年中，戴高樂多次調動過駐防地點，但此後的六七年內，他相對穩定在軍界首腦部門進行軍事戰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晉升為上校後被任命為駐麥茨的第507坦克團團長，才回到軍事指揮的崗位。
戴高樂在當時的軍事戰略上，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他認為，在戰爭條件下，法國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與比利時接壤的法國邊界更加脆弱。英國和美國可依靠天塹之險，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作為屏障。法國首都巴黎周圍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
戴高樂前（左二）進入解放的巴黎。在這種情況下，構築再堅固的防禦工事也無濟於事，唯一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調遣的機動力量，也就是說，“一批常備的、團結的和能夠熟練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隊伍”。而且要在陸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選人員”。他認為，全部現役人員應該在10萬人左右，由常備軍組成，他們應在精銳部隊中服役6年，掌握專門技術，培養進取精神和集體精神，而且在指揮方麵也要有相應變化，以適應機械化戰爭的瞬息萬變的局勢。還要注意發展無線電通訊係統。
戴高樂當時軍銜不算高，人微言輕。在關鍵時刻，國會議員雷諾給了戴高樂重要幫助。1935年3月15日，雷諾在國民議會上發表演說，建議建立一支機械化部隊。但是，決策階層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了，雷諾的計劃被宣布為“無用，不受歡迎，違反邏輯與曆史”，遭到了國民議會陸軍委員會的拒絕。國防部長莫林將軍還把這種軍事戰略上的爭論，轉化成對戴高樂的憤恨，把戴高樂從1936年的晉升名單中勾掉了。
局勢的發展開始朝著有利於戴高樂的方向發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已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統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萊昂·勃魯姆主持下的人民陣線政府，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國防計劃，其中大部分用於坦克和空軍。這一年10月的一個下午，萊昂·勃魯姆會見了戴高樂。戴高樂與勃魯姆的會麵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不過戴高樂總算給勃魯姆一個說得過去的印象。
這時，戴高樂已開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級軍事研究中心供職，後來這個地方以“元帥之校”而知名。與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樂感到幻想破滅，不過也養成了他對政治的終身興趣和對政客的極端蔑視。1937年底，陸軍部長達拉第不顧甘默林將軍的反對，把戴高樂的名字重新列入晉升名冊，隨後又任命他為駐梅斯的第507坦克團上校團長。這實際上是明升暗降，陸軍部的那些人對戴高樂晉升的反應是“幸災樂禍”，一則可以把他趕出陸軍部，二則存心要看看總是鼓吹紙上坦克的戴高樂，用鋼鐵坦克能搞點什麽名堂出來。
戴高樂一點不為離開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對自己的新職位十分滿意，因為這是一個在實踐中檢驗他的理論的絕好機會。他全然不顧坦克上的油汙，戴著他的白手套，興致勃勃地搞他的軍事訓練，因此得到了一個頗有敬意的外號“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國慶日演習中，戴高樂指揮他的坦克以別開生麵的陣勢讓那些長官們大開眼界。不過梅斯的軍事長官吉羅將軍，一方麵就坦克團的訓練有素對戴高樂表示祝賀，另一方麵他又說，隻要他還活著，就別想在他的防區看到戴高樂的理論付諸實踐。
可想而知戴高樂的設想，仍未能實現。就在這次演習後不久，戴高樂的父親亨利·戴高樂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貫支持他的埃米爾·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兩個對他具有重要意義的長輩，的確是令人傷感的。然而，更令戴高樂憂慮不安的是歐洲局勢的發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裏尼、張伯倫和達拉第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領了奧地利，實現了他計劃已久的德奧合並，希特勒獨霸整個歐洲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但是法國國內仍然麻木不仁，多黨派政治導致的內閣動蕩、更替頻繁，並沒有因為大戰臨近而有所改觀，從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閣就更換了3次，政府的不連續性使法國的內政外交頗受影響。
盡管達拉第與張伯倫一再退讓、妥協，但戰爭還是來到了家門口。法國政府戰爭準備嚴重不足，明顯就暴露出準備不足的缺陷，等待時機的戴高樂終於脫穎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蘭，並在短短16天的時間內就占領了這個飽受淩辱的國家。9月17日，蘇聯軍隊也從波蘭東部邊界進入這個國家。曾經在《洛迦諾公約》對波蘭領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證的法國和英國，還未作出反應，這場入侵就已經結束了。實際上，如果英法在西線采取行動的話，這場世界大戰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開始就會給希特勒當頭一棒。然而，英法僅僅是於9月3日向德國宣戰，此外不僅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措施，反而聽任希特勒把戰火燃到北歐。
此時的戴高樂率部駐守在阿爾薩斯，他目睹風雲變幻，憂心如焚，卻因遠離決策中心，無能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總參謀部，繼續不遺餘力地闡述裝甲部隊的效能，再次提出綿延漫長的戰線是難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滿心焦慮，到巴黎再一次遊說，在雷諾的住所遇到了前總理萊昂·勃魯姆。他們談起戰局，勃魯姆竟然認為，德國人既不可能東進，因為那樣會使他們深陷於蘇聯的領土中；他們也不可能西進，因為他們無法對付馬其諾防線。可見，法國政界人物對德法力量的對比，無知到何種地步！而法國民眾的態度也就不難推測了。
1月26日，戴高樂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給最高統帥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指出敵人將從空中和陸地兩方麵以極強大的機械化部隊大舉進攻，法國的防線將隨時被突破。隻有用機械化部隊對付機械化部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須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機械化部隊的決定。必要時可與英美合作，製定出一項“宏偉計劃”，建立一支能獨立作戰的機械化部隊。但是戴高樂隻是白費筆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議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統帥們的注意。
法國災難性的時刻終於來臨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軍隊於拂曉時分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西線發動了攻擊。盡管從多種渠道已獲得德軍即將進攻的情報，但由於長時間的“西線無戰事”，法國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蘭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戴高樂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緊要關口。
1940年6月5日夜間，雷諾改組政府，任命戴高樂為國防部次長（負責國防事務的副國務秘書）。6日清晨，坦克部隊總監德勒斯特蘭將軍聽到廣播後叫醒了戴高樂，告訴他對他的新任命。戴高樂顯得很平靜，也許他事先已有耳聞。因為6月1日，魏剛將軍召見他時，他曾順道拜訪過雷諾。不過表麵上的平靜掩飾不住內心洶湧的波濤。盡管形勢危急，他作為軍人可以在戰場上英勇殺敵，但是兩次參加戰鬥已經使他意識到，法國軍隊的問題不在那些願意拚死一戰的將士，也不在裝備、軍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隻想求和的最高統帥部的決策人物身上。這個時候進入內閣，也許還能起點作用，通過這種方式進入法蘭西的心髒，可以參與決策，可以影響首腦人物，可以……不過，戴高樂心中也有一絲隱憂，憑他對那些高官們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麽微小。盡管各種想法在心中往複交織、掙紮不已，戴高樂還是懷著些許憧憬走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馬上就到戰時內閣總部見了總理。
不過，雷諾的決心遠不如戴高樂堅定，雷諾雖然希望戰鬥到底，希望法國最後能夠勝利，但是自從他上台開始，就被包圍著他的失敗主義者們（其中包括掌握軍政大權的高官們，包括極受他寵幸的情婦德波爾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戰開始後，法國的潰敗和混亂更使他的決心搖擺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戰爭開始後，總在主戰與主和之間搖擺，和英國的關係也時好時壞。
隨著德國人的步步進逼，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也日趨惡化，貝當和魏剛為代表的失敗主義者，不斷地譴責英國見死不救，向英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正如魏剛在和戴高樂談話時說的那一連串“如果”一樣，把在法國本土上抵禦德國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國身上，一再強調英國的“責任和錯誤”，卻不認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義務，實際上是在為下一步停戰求和尋找借口：既然英國無法履行他們應盡的責任，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法國隻有停戰求和。
戴高樂與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將軍。而戴高樂之所以有堅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對法蘭西民族始終不渝的熱愛和堅信。
和雷諾不同的是，戴高樂自小生活在一個視祖國為第一生命的知識分子家庭，成年後在軍隊服役，和政黨政治沒有什麽牽扯。因此他一旦下定決心，不會受任何政治上的幹擾，甚至包括其他國家態度的幹擾。當然，個人意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戴高樂一直都以意誌堅定著稱，一旦他認定是正確的事，他從不讓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響升遷也在所不惜。
雷諾要戴高樂去見丘吉爾，不僅要他向英國政府表示法國將繼續戰鬥，而且要戴高樂設法從倫敦獲得可靠保證，保證皇家空軍特別是戰鬥機將繼續參加法國的戰鬥，並探詢一下撤離敦刻爾克的英軍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重新裝備起來，派回大陸作戰。
在訪問前，戴高樂又一次拜訪魏剛將軍。這次談話給戴高樂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剛雖然依舊鎮定自若，但是已經甘心失敗並且決定停戰了，他甚至說：“法蘭西帝國那隻是一個玩笑而已！至於全世界，當我在這裏被打敗以後，英國人用不著一個禮拜就會和德國談判。”他緊接著說的那句話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國人給我留下必要的部隊來維持秩序的話，那就好啦！”
實際上，魏剛說出這樣的話來一點不讓人驚奇。自從戰爭開始後，掌握法國政權的右翼勢力表現出來的姿態就是，他們寧可一再遷就德國，即使喪權辱國，也不願看見暴力革命的發生。達拉第執政期間，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卻允許法西斯黨徒四處活動。魏剛的這番話不過是把他們的擔心放到桌麵上了而已。
戴高樂盡管吃驚，還是告訴魏剛，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圖正好相反，縱使戰爭失利，政府亦不會放棄鬥爭。魏剛未發一語。在魏剛的總部所在地，戴高樂還與來請示工作的各個參謀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輸定了，盡快結束戰爭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可以想像，戴高樂看到的、聽到的種種情況使他的心情多麽沉重，整個國家的絕大部分掌握各種權力的人都喪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認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決定，在帝國範圍內繼續鬥爭的話，這些悲觀失望的人們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轉過來，勇氣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於這種認識，行前戴高樂又見了雷諾一次，開門見山地建議撤銷魏剛的總司令職務，換上洪齊格爾將軍。雷諾的回答含糊其詞，他雖原則上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認為這時候進行人事更動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由於雷諾的動搖不定，這個建議從未實施，不過，那時即使更換了總司令，恐怕也不會有扭轉乾坤的希望。
雖然深感孤立，戴高樂在去倫敦前仍擬訂了一項把部隊都運往北非的詳盡計劃。這意味著要把50萬軍隊撤往北非，法國的飛機和海軍都要投入使用，而且還需要有50萬噸的船舶動力。這一切全要靠英國來幫助。
戴高樂初到波蘭被派到波蘭朗伯爾托夫軍官學校擔任教官，講授戰術學。不久，法國駐波軍事代表卷進了俄波戰爭，戴高樂和波蘭第5輕步兵團一起參加了反對蘇維埃的戰爭。1921年3月，俄波戰爭結束後，戴高樂奉調回國。就在這一年的4月7日，戴高樂與伊馮娜·旺德魯在加來地區聖母院舉行了結婚典禮。婚後，他們生了3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1921年10月1日，戴高樂調往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術史教員。誌在戎裝的戴高樂當然無法安於普通教員的生活，於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軍事院校。
戴高樂從高等軍事院校畢業後，在總參謀部所屬的運輸供給局工作了3個月，隨後被調任美茲因區法軍司令部。這一年，戴高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這是根據他被俘期間在獄中的筆記整理完成的。戴高樂此時已34歲了。
這本書深刻反映了戴高樂日趨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爾登戰役中的一個事例，闡明了他的看法：“戰爭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則以外，沒有什麽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決定作用的隻有實際情況和人的個性。”對個性的強調在戴高樂的思想中已開始初露端倪。
《敵人內部的傾軋》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貝當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茲窩窩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樂受命到貝當的辦公室任職。這時的貝當已是法蘭西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三軍首腦和法軍總監了。
5年後，戴高樂又出版了《劍刃》一書。書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戴高樂完全按照他所刻畫的形象來塑造自己，他對領袖人物的描寫，他自己都一一實現了。
1927年9月，整整當了12年上尉的戴高樂終於成了戴高樂少校，並於12月被委任為派駐特裏爾的第19輕步兵營的營長。戴高樂少校治軍甚嚴，士兵經常處於警戒狀態，但在進行打靶、隊列訓練和各種競技活動等軍事操練之餘，則開展體育比賽、戲劇表演和聯歡活動。當然戴高樂少校也沒有忽視士兵們的文化教育，他經常召集士兵們聽他的講演，內容不外乎法國曆史、軍事戰略戰術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們的愛戴。在他擔任營長的兩年時間裏，貝當又多次為他遮陽擋雨。
不屑於趨炎附勢的戴高樂後來還是給貝當製造了一次麻煩，事情的起因在於新兵都不喜歡在氣候寒冷、人地兩生的特裏爾服役，有些人就通過身居要職的親戚設法調回法國本土。戴高樂對此大為憤怒，他頒布了一個通告，凡是要求調回的輕步兵將一律受到懲處，全營官兵每天都要誦讀這個通告一遍。之後不久戴高樂就接到調動一名士兵的電令，他非但沒有執行，反而把這個士兵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而這個新兵是在戴高樂頒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議員的，不過，即使戴高樂知道也不會改變他的決定的。
這位惱羞成怒的議員向陸軍部長告了一狀，陸軍部下令調查，如果這個錯誤成立的話，戴高樂將受到關60天禁閉的處分。於是戴高樂直奔巴黎，麵見貝當陳述事情的經過，貝當又一次幫助了戴高樂少校，最終陸軍部長決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過，貝當和戴高樂的“甜蜜”關係已經趨於破裂。貝當已經開始意識到戴高樂不再是俯首貼耳的順民了，也許他從來就沒有“是”過，這個剛愎自用的“家夥”其實用處並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麽大，相反還總是令他難堪。
1931年底，戴高樂從中東回國後，到貝當主持的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兩年後，被提升為中校。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十幾年中，戴高樂多次調動過駐防地點，但此後的六七年內，他相對穩定在軍界首腦部門進行軍事戰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晉升為上校後被任命為駐麥茨的第507坦克團團長，才回到軍事指揮的崗位。
戴高樂在當時的軍事戰略上，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他認為，在戰爭條件下，法國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與比利時接壤的法國邊界更加脆弱。英國和美國可依靠天塹之險，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作為屏障。法國首都巴黎周圍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
戴高樂前（左二）進入解放的巴黎。在這種情況下，構築再堅固的防禦工事也無濟於事，唯一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調遣的機動力量，也就是說，“一批常備的、團結的和能夠熟練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隊伍”。而且要在陸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選人員”。他認為，全部現役人員應該在10萬人左右，由常備軍組成，他們應在精銳部隊中服役6年，掌握專門技術，培養進取精神和集體精神，而且在指揮方麵也要有相應變化，以適應機械化戰爭的瞬息萬變的局勢。還要注意發展無線電通訊係統。
戴高樂當時軍銜不算高，人微言輕。在關鍵時刻，國會議員雷諾給了戴高樂重要幫助。1935年3月15日，雷諾在國民議會上發表演說，建議建立一支機械化部隊。但是，決策階層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了，雷諾的計劃被宣布為“無用，不受歡迎，違反邏輯與曆史”，遭到了國民議會陸軍委員會的拒絕。國防部長莫林將軍還把這種軍事戰略上的爭論，轉化成對戴高樂的憤恨，把戴高樂從1936年的晉升名單中勾掉了。
局勢的發展開始朝著有利於戴高樂的方向發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已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統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萊昂·勃魯姆主持下的人民陣線政府，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國防計劃，其中大部分用於坦克和空軍。這一年10月的一個下午，萊昂·勃魯姆會見了戴高樂。戴高樂與勃魯姆的會麵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不過戴高樂總算給勃魯姆一個說得過去的印象。
這時，戴高樂已開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級軍事研究中心供職，後來這個地方以“元帥之校”而知名。與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樂感到幻想破滅，不過也養成了他對政治的終身興趣和對政客的極端蔑視。1937年底，陸軍部長達拉第不顧甘默林將軍的反對，把戴高樂的名字重新列入晉升名冊，隨後又任命他為駐梅斯的第507坦克團上校團長。這實際上是明升暗降，陸軍部的那些人對戴高樂晉升的反應是“幸災樂禍”，一則可以把他趕出陸軍部，二則存心要看看總是鼓吹紙上坦克的戴高樂，用鋼鐵坦克能搞點什麽名堂出來。
戴高樂一點不為離開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對自己的新職位十分滿意，因為這是一個在實踐中檢驗他的理論的絕好機會。他全然不顧坦克上的油汙，戴著他的白手套，興致勃勃地搞他的軍事訓練，因此得到了一個頗有敬意的外號“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國慶日演習中，戴高樂指揮他的坦克以別開生麵的陣勢讓那些長官們大開眼界。不過梅斯的軍事長官吉羅將軍，一方麵就坦克團的訓練有素對戴高樂表示祝賀，另一方麵他又說，隻要他還活著，就別想在他的防區看到戴高樂的理論付諸實踐。
可想而知戴高樂的設想，仍未能實現。就在這次演習後不久，戴高樂的父親亨利·戴高樂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貫支持他的埃米爾·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兩個對他具有重要意義的長輩，的確是令人傷感的。然而，更令戴高樂憂慮不安的是歐洲局勢的發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裏尼、張伯倫和達拉第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領了奧地利，實現了他計劃已久的德奧合並，希特勒獨霸整個歐洲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但是法國國內仍然麻木不仁，多黨派政治導致的內閣動蕩、更替頻繁，並沒有因為大戰臨近而有所改觀，從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閣就更換了3次，政府的不連續性使法國的內政外交頗受影響。
盡管達拉第與張伯倫一再退讓、妥協，但戰爭還是來到了家門口。法國政府戰爭準備嚴重不足，明顯就暴露出準備不足的缺陷，等待時機的戴高樂終於脫穎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蘭，並在短短16天的時間內就占領了這個飽受淩辱的國家。9月17日，蘇聯軍隊也從波蘭東部邊界進入這個國家。曾經在《洛迦諾公約》對波蘭領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證的法國和英國，還未作出反應，這場入侵就已經結束了。實際上，如果英法在西線采取行動的話，這場世界大戰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開始就會給希特勒當頭一棒。然而，英法僅僅是於9月3日向德國宣戰，此外不僅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措施，反而聽任希特勒把戰火燃到北歐。
此時的戴高樂率部駐守在阿爾薩斯，他目睹風雲變幻，憂心如焚，卻因遠離決策中心，無能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總參謀部，繼續不遺餘力地闡述裝甲部隊的效能，再次提出綿延漫長的戰線是難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滿心焦慮，到巴黎再一次遊說，在雷諾的住所遇到了前總理萊昂·勃魯姆。他們談起戰局，勃魯姆竟然認為，德國人既不可能東進，因為那樣會使他們深陷於蘇聯的領土中；他們也不可能西進，因為他們無法對付馬其諾防線。可見，法國政界人物對德法力量的對比，無知到何種地步！而法國民眾的態度也就不難推測了。
1月26日，戴高樂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給最高統帥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指出敵人將從空中和陸地兩方麵以極強大的機械化部隊大舉進攻，法國的防線將隨時被突破。隻有用機械化部隊對付機械化部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須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機械化部隊的決定。必要時可與英美合作，製定出一項“宏偉計劃”，建立一支能獨立作戰的機械化部隊。但是戴高樂隻是白費筆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議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統帥們的注意。
法國災難性的時刻終於來臨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軍隊於拂曉時分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西線發動了攻擊。盡管從多種渠道已獲得德軍即將進攻的情報，但由於長時間的“西線無戰事”，法國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蘭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戴高樂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緊要關口。
1940年6月5日夜間，雷諾改組政府，任命戴高樂為國防部次長（負責國防事務的副國務秘書）。6日清晨，坦克部隊總監德勒斯特蘭將軍聽到廣播後叫醒了戴高樂，告訴他對他的新任命。戴高樂顯得很平靜，也許他事先已有耳聞。因為6月1日，魏剛將軍召見他時，他曾順道拜訪過雷諾。不過表麵上的平靜掩飾不住內心洶湧的波濤。盡管形勢危急，他作為軍人可以在戰場上英勇殺敵，但是兩次參加戰鬥已經使他意識到，法國軍隊的問題不在那些願意拚死一戰的將士，也不在裝備、軍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隻想求和的最高統帥部的決策人物身上。這個時候進入內閣，也許還能起點作用，通過這種方式進入法蘭西的心髒，可以參與決策，可以影響首腦人物，可以……不過，戴高樂心中也有一絲隱憂，憑他對那些高官們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麽微小。盡管各種想法在心中往複交織、掙紮不已，戴高樂還是懷著些許憧憬走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馬上就到戰時內閣總部見了總理。
不過，雷諾的決心遠不如戴高樂堅定，雷諾雖然希望戰鬥到底，希望法國最後能夠勝利，但是自從他上台開始，就被包圍著他的失敗主義者們（其中包括掌握軍政大權的高官們，包括極受他寵幸的情婦德波爾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戰開始後，法國的潰敗和混亂更使他的決心搖擺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戰爭開始後，總在主戰與主和之間搖擺，和英國的關係也時好時壞。
隨著德國人的步步進逼，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也日趨惡化，貝當和魏剛為代表的失敗主義者，不斷地譴責英國見死不救，向英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正如魏剛在和戴高樂談話時說的那一連串“如果”一樣，把在法國本土上抵禦德國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國身上，一再強調英國的“責任和錯誤”，卻不認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義務，實際上是在為下一步停戰求和尋找借口：既然英國無法履行他們應盡的責任，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法國隻有停戰求和。
戴高樂與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將軍。而戴高樂之所以有堅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對法蘭西民族始終不渝的熱愛和堅信。
和雷諾不同的是，戴高樂自小生活在一個視祖國為第一生命的知識分子家庭，成年後在軍隊服役，和政黨政治沒有什麽牽扯。因此他一旦下定決心，不會受任何政治上的幹擾，甚至包括其他國家態度的幹擾。當然，個人意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戴高樂一直都以意誌堅定著稱，一旦他認定是正確的事，他從不讓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響升遷也在所不惜。
雷諾要戴高樂去見丘吉爾，不僅要他向英國政府表示法國將繼續戰鬥，而且要戴高樂設法從倫敦獲得可靠保證，保證皇家空軍特別是戰鬥機將繼續參加法國的戰鬥，並探詢一下撤離敦刻爾克的英軍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重新裝備起來，派回大陸作戰。
在訪問前，戴高樂又一次拜訪魏剛將軍。這次談話給戴高樂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剛雖然依舊鎮定自若，但是已經甘心失敗並且決定停戰了，他甚至說：“法蘭西帝國那隻是一個玩笑而已！至於全世界，當我在這裏被打敗以後，英國人用不著一個禮拜就會和德國談判。”他緊接著說的那句話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國人給我留下必要的部隊來維持秩序的話，那就好啦！”
實際上，魏剛說出這樣的話來一點不讓人驚奇。自從戰爭開始後，掌握法國政權的右翼勢力表現出來的姿態就是，他們寧可一再遷就德國，即使喪權辱國，也不願看見暴力革命的發生。達拉第執政期間，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卻允許法西斯黨徒四處活動。魏剛的這番話不過是把他們的擔心放到桌麵上了而已。
戴高樂盡管吃驚，還是告訴魏剛，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圖正好相反，縱使戰爭失利，政府亦不會放棄鬥爭。魏剛未發一語。在魏剛的總部所在地，戴高樂還與來請示工作的各個參謀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輸定了，盡快結束戰爭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可以想像，戴高樂看到的、聽到的種種情況使他的心情多麽沉重，整個國家的絕大部分掌握各種權力的人都喪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認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決定，在帝國範圍內繼續鬥爭的話，這些悲觀失望的人們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轉過來，勇氣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於這種認識，行前戴高樂又見了雷諾一次，開門見山地建議撤銷魏剛的總司令職務，換上洪齊格爾將軍。雷諾的回答含糊其詞，他雖原則上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認為這時候進行人事更動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由於雷諾的動搖不定，這個建議從未實施，不過，那時即使更換了總司令，恐怕也不會有扭轉乾坤的希望。
雖然深感孤立，戴高樂在去倫敦前仍擬訂了一項把部隊都運往北非的詳盡計劃。這意味著要把50萬軍隊撤往北非，法國的飛機和海軍都要投入使用，而且還需要有50萬噸的船舶動力。這一切全要靠英國來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