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傀儡：乞尾賴犬

第四節 真相

　　刺殺王竹林的，實際上是活躍在天津的一個以“抗日殺奸、複仇雪恥”為宗旨的組織——抗日鋤奸團。

　　這個組織是在1937年冬成立，團長曾澈負責總體策劃，團員李如鵬負責組織，孫大成（字若愚，天津永安飯店少東）負責行動。該團初建時，僅有十幾個人，至1939年春，已發展至60多人，其成員多為耀華中學、南開中學、匯文中學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當時他們在現在保定道崇仁小學內成立了鋤奸團骨幹培訓班，名義上是文化課補習學校，實際上是宣傳抗日、研究抗戰形勢以及教授各種常規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訓基地。

　　鋤奸團刺殺了王竹林之後，偽警察局找不到絲毫線索。日本憲兵隊隻好在英租界求誌裏、法租界天增裏帶走了3名青年，殺死交差。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天津淪陷，曾澈、沈棟、沈楨、張瀾生、郭兆和、王桂秋等一些愛國青年聚在一起，想做些抗日救亡工作。他們中間有人主張以宣傳抗戰為主，而多數人則傾向於用行動直接打擊敵人。於是大家決定在英租界裏組織“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

　　為開展活動，抗團在英租界鬆壽裏租下一間房子，每晚有人在這裏抄錄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然後再編印成《正字報》，每周出版一次，由交通員送到每個訂戶手裏。後來又增出一份《跋涉》月刊，論文和文藝小品，都是宣傳抗日的文章。抗團成員的入團宣誓也是在這裏進行的，誓詞大致是這樣：“餘誓以至誠參加抗日殺奸團，今後在組織領導下積極工作，服從指揮並絕對保守秘密，如有違犯，願受最嚴厲的製裁。”可是不久，這個機關便遭到英工部局的破壞，曾澈被捕（後經營救被釋放），印刷工具都被抄去，兩個刊物被迫停刊。宣傳機構被破壞，反而促使抗團更快地轉入具體行動。抗團決定自行研製定時燃燒彈，用來燒毀日偽開設的商店、劇院、倉庫等設施。由劉福庚、李寶仁擔負研製任務。經過一番努力，試驗成功，但是沒料到在正式安裝控製裝置時，燃燒彈意外起火，劉、李二人一人受傷，一人犧牲。抗團還未出師就先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大家並沒有因此而退縮。

　　當年，天津有“光陸”、“國泰”兩家電影院被日本人收買，抗團決定放火燒掉它。孫若愚等為此製造了兩枚定時燃燒彈，行動人員分成了兩個小組。出發前沈棟宣布，在休息前（那時電影在放映中間都有10分鍾休息，觀眾也不是對號入座），由他把定時燃燒彈放在銀幕下麵，使它在20分鍾後起火，一旦安放成功就用紅布罩著手電燈打個信號。坐在樓上第一排的組員看見信號就把署名抗團的反日傳單撒出，然後撤退。沈棟還準備了一枚用罐頭筒偽裝的炸彈，約有兩斤重，以防他安放燃燒彈時發生意外，就用幹電池把炸彈引爆，以擾亂秩序便於撤離。後來由於事情辦得非常順利，大家平安撤退，炸彈並未用上。據留下來觀看效果的女團員呂乃樸說，燃燒彈爆炸時隻看見一片白光，銀幕被燒得卷了起來，觀眾驚亂地爭先恐後逃離影院。待她跑到馬路上，大火仍在蔓延，不久後樓也起火，跟著一聲巨響，樓房被震垮，整個影院頓時變成一堆廢墟。這是抗日殺奸團第一次較大的行動，當時在敵偽中造成極大的恐慌。

　　1938年5月，沈棟遭到天津英工部局的逮捕。此事對抗團的影響很大，因為當時抗團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他的被捕也暴露了組織鬆散的缺陷，活動的秘密性太差。沈棟被捕後，李如鵬便代替了沈棟的工作。在他的提議下，抗團進行改組，成立幹事會為最高決策集體。幹事會由6個人組成，曾澈負總責，李如鵬任組織幹事，孫若愚任行動幹事，袁漢俊任總務幹事。曾澈因故不能常來參加活動，由交通員錢致倫與李如鵬保持密切聯係。幹事會下設5個小隊，孫若愚、劉友深、趙逢春、周慶漱分任隊長。每個小隊內有四五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四五名成員。幹事會明確規定：小隊間、小組間不準發生橫向聯係，以確保秘密，避免一處遭受破壞而牽連整體。此外還建立了由孫若愚負責的行動組和另一人負責的技術組。

　　1938年6月間，為了擴大抗團的影響，李如鵬和孫若愚共同策劃放火燒日租界的中原公司。因為它是天津最大的百貨公司，所銷售的基本上都是日貨。他們計劃使用7個定時燃燒彈，派出7個行動小組，每組兩個人，將其放在不同的地點。在規定的時間放妥以後，大家都回到李如鵬處報到，然後通知安排在幾處大樓頂上的人員散發傳單，宣傳抗日和抵製日貨，並且公開承認在中原公司放火是抗日殺奸團幹的。

　　袁漢俊同一個組員指定放火地點在二樓西裝部。其他小組成員還有孫若愚、孫湘德、虞承芳、張同望等人。西裝部的顧客稀少，所有衣料又都放在櫃台後麵的櫃櫥裏，使袁漢俊他們難以接近，他們隻得把燃燒彈放在樣品衣料的下麵。此時，各個小組也都順利完成安放任務。可是等到大家到齊散發傳單時，中原公司仍沒有起火。正在猜測時，突然中原公司火起，而且火勢很大，頓時大樓內秩序大亂。隻因大樓是鋼筋水泥結構，消防隊又來得快，沒能造成更大的破壞。

　　孫若愚領導的行動組是從各小隊裏挑出的精壯小夥子組成，其中有孫湘德、宋顯通、劉寓川等。其組員常在一起訓練，甚至以打流氓作為演練活動。當年有不少流氓終日混跡於天津的酒樓舞廳，壞事做絕，深為人們所痛恨。行動組就搜集偵察他們的行蹤，由孫若愚特製幾根1尺多長的棗木棒作為武器，四處打流氓。

　　技術組的成員有向傳緯、水宗驥、雷邦璽等人。他們在黃家花園開設了一家水電行，經營代客安裝和修理水暖電器設備。抗團以水電行作掩護，必要時也擔起鋪保的作用。因為當時在處理糾紛和人員保釋的時候，時常需要一家店鋪作為保證。此外，水電行裏的設備也是為了技術組製造武器而備用。起初他們製造炸彈都是用三硫化砷和氯酸鉀混合物當作炸藥。這種炸藥很不安全，稍加磨擦就會爆炸，後來改用苦味酸和氯酸鉀為原料製炸藥，就比較安全了。早先製的燃燒彈雖能產生很高的溫度，但也有體積大、不便攜帶的缺點。為此他們又設計製造了一種可拋擲的小型燃燒彈。體積隻像一包香煙，一經拋出就會自行燃燒，投擲者亦可從容離開現場。這種燃燒彈以後用了許多次，效果都很好。另外。他們還試製出催淚彈和煙幕彈，不過沒有派上用場；也曾試製過無線電控製的炸彈，但是沒有搞成。

　　經過幾次行動，大家的膽子逐漸增大了，決定直接對日本人下手。那時從天津西站到北站有為日本軍人設的公共汽車，雖然中國人也可以乘，但人們為了避免麻煩寧願不坐，為準備行動他們特製了4枚炸彈，兩枚是定時控製，兩枚開蓋就炸。一天黃昏，袁漢俊、周慶漱和另外一位組員去執行這個任務。袁漢俊等人各自帶一枚定時炸彈上了兩輛反向而行的日本人開、日本人乘坐的公共汽車，隻乘一站就下車。另外二人如法炮製，四枚炸彈就這樣被帶上了汽車，結果一輛公共汽車行駛到東南城角時發生爆炸，車身的鐵皮被炸裂，一下子從車上抬下了六七個被炸傷的日本兵；另一枚炸彈在西站的終點爆炸，但車上已沒有人，隻把汽車炸毀了；另外兩枚炸彈不知怎地未炸。

　　“七七”事變周年就要到了，抗團給所有的電影院、戲院都發了信，要他們在這天停止演出以為紀念，同時又發動很多人去貼標語、撒傳單。貼標語組有一二十人，一個塗漿糊一人貼，都在夜裏進行，撒傳單也是一個撒一人監護。記得一次在春合大戲院門口，趁散場一個組員騎著自行車往人群裏撒傳單，偏偏有個法租界巡捕碰上，可他卻把頭一扭假裝沒看見，可想而知他對抗團的所作所為也是同情的。在紀念日那天影院果然都停演了，但他們不敢說是為了紀念抗戰，而是在門口掛出牌子“修理機器，停演一天”或“修理內部”。惟有平安電影院依舊放映，抗團又做了一枚不傷人的炸彈想教訓一下他們，後來被曾澈禁止才算作罷。

　　放暑假後，抗團進行的較大的行動是“三天放了三把大火”。第一個放火目標他們選定的是日軍存貯糧食和稻草的堆棧，地址是在河北大經路附近金剛橋旁的舊天津市政府。這裏的房子在戰爭中全都被燒毀，日軍清除瓦礫以後，當作露天堆棧。門口有日軍站崗，一般人是進不去的，裏麵的稻草有兩層樓那樣高，離牆隻有十幾米。一天下午五六點鍾，孫若愚、呂迪綱等人各帶了4枚可拋擲的燃燒彈到了這裏。他們分外從北牆外、南牆外，同時把燃燒彈丟進去。等他們騎車走到金剛橋上時，裏麵已經火光衝天。

　　第二個目標是法國橋（今解放橋）旁的一個露天棉花棧，它的占地麵積有一個足球場那樣大，堆滿了棉花，而且棉花都是經過壓擠成長方體。棉花堆有四五米高，堆與堆之間有個通道，供裝卸時行車。也是在傍晚，孫若愚、葉綱騫等人從圍牆外又丟進去12枚燃燒彈。等他們離開不遠，燃燒彈就開始發火，火焰很快就蔓延到整個棉花棧，隻見裏麵的人忙成一團，十幾個消防水龍向棉花上澆水。第二天他們去打聽，隻見整個棉花棧已被燒得精光。

　　第三個目標是工商學院（今外國語學院）後麵的露天棉花棧，它比上一個要大好幾倍。他根據上次的經驗知道，若要效果更好，隻有破壞其消防設備，他們決定分兩批進行。那消防站的設備很簡陋，一個直徑約1米的大輪子上麵並列繞著十幾盤帆布帶。袁漢俊與另一人帶上一瓶王水（濃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在吃晚飯時到了消防站。那裏隻有一個人在值班，袁漢俊假裝問路，另一人利用他們談話的機會把王水撒到帆布帶上，然後匆匆離開。入夜，劉友深、範建等五六個人乘黑向棉花棧裏丟了20多枚燃燒彈，火勢頓起，他們隔著兩條街還可以看見屋頂後麵的火光。這些棉花的主人是誰，他們不知道，隻覺得它對敵人有用。

　　秋季開學了，有些中小學課本更換了新版本，加了大量敵偽毒化青少年思想的內容。抗團組織對此非常氣憤，決定予以嚴懲。他們看到這是鴻圖書局印刷的，又調查到在東馬路有這書局的門市部，就決定燒掉它。華道本、趙爾仁等人帶上一枚較大的定時燃燒彈進入門市部，那天裏麵除了三四名營業員以外，恰好一位顧客也沒有，華道本故意踩了趙爾仁一腳，兩人便假裝爭吵起來。乘營業員的目光被吸引過去之機，一名組員迅速把燃燒彈放在書架上的書籍後麵，然後他們三人又大模大樣地走了。半小時以後燃燒彈起火，消防車趕來救火，那些書不是被燒就是被水衝毀了。事情並未就此完結，大家覺得當時身為偽教育局長的陶尚銘應對修改教科書負主要責任，決定將其殺掉。孫若愚從沈元壽處探聽到陶尚銘住在馬場道西湖飯店，並經常在下午兩點多鍾離開飯店乘汽車外出，於是便約孫湘德一起行動，另有兩名組員擔任掩護，必要時也參加戰鬥。10月的一天下午，他們潛伏在飯店附近，發現陶尚銘上了汽車，就馬上趕過去隔著汽車向裏開了八九槍，然後騎上自行車離開現場。後來才知道陶尚銘隻中了一槍，打瞎了一隻眼睛，但受到不小的驚嚇。

　　受到那次行動的鼓舞，抗團又盤算著對大漢奸王竹林開刀。王竹林是天津商會的會長，從天津淪陷後就很活躍，報紙上時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多次公開吹捧“皇軍”的“豐功偉績”，還說什麽隻有依靠“皇軍”來救中國。

　　為了除掉這個漢奸，抗團做了充分的準備。1938年12月27日晚上，孫若愚突然發現王竹林的汽車就停放他家附近的豐澤園飯店門口，抗團於是決定立即行動，他們帶上槍趕去豐澤園飯店。豐澤園門前的馬路兩旁停滿了汽車，至少有三四十輛。王竹林的汽車停靠在最遠處，估計他來得最晚，是個主客。抗團成員把自行車停在一個胡同裏，在胡同另一端有出口，是他們很好的退路。抗團組織商量這次由孫湘德和趙爾仁直接行動，孫若愚擔任掩護。

　　他們在胡同口等了一個多小時，大約在晚9時左右才看見王竹林的汽車發動，並向飯店門口開去，他們立即趕過去，恰好飯店門口聚了很多人送王竹林上車，王竹林已經走到車門口。待距王竹林約5米遠，趙爾仁立即向他打了一槍，跟著孫湘德又連開兩槍。但見王竹林轉過身來，張著嘴驚叫一聲“啊”，趙爾仁又連著開了4槍。王竹林身旁站著的一個送客忽然癱軟在地上，趙爾仁也來不及顧他，就急速撤退，這時孫若愚也在胡同口向天開槍助威。

　　第二天，報紙上報道說王竹林頭部中了一彈，胸部中了兩彈，在送往醫院途中身亡。還說他的兩個保鏢當槍聲響起，竟向飯店裏麵跑去，那個癱在地上的人，是被嚇暈了。

　　以上多次行動都是抗團自己謀劃的，雖為抗團成員但極少參加組織行動、而又與國民黨當局有關係的曾澈很少知曉，或事後才知道。可突然有一天，曾澈轉來一紙重慶電文，上麵開列了20多名住在天津漢奸的名單，申明要對其施行製裁，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偽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抗團覺得懲治漢奸責無旁貸，予以應允，可萬沒料想到事情最後竟導致了抗日殺奸團的解體。

　　為了便於行動，大家對程錫庚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程錫庚住在英租界一所很講究的花園洋房裏，門口有租界巡捕保衛，其汽車號碼是1657.趙爾仁曾對程錫庚的辦公地點作了調查，認為那裏環境開闊，行人少，不宜隱蔽自己。就在他們難於下手之際，說來也巧，那名巡捕突被調走，新換的巡捕正好是抗團的成員。孫若愚就想利用在他值班的時候，假裝把他打暈，衝進程家行動。但是這巡捕說程錫庚愛看電影，不如到電影院執行。

　　1938年4月9日，趙爾仁約袁漢俊、孫惠書、馮健美（孫、馮是女性）在晚飯前一起到幾家大電影院門口轉一下，看有沒有1657號汽車，結果竟意外地在大光明電影院外麵看見了它。機不可失，他們決定立即行動。趙爾仁回去取了4支手槍和兩個炸炮（這種炸炮摔在地上隻響不傷人），袁漢俊又去把劉友深叫來協助行動。等他們重新聚在一起已是下午6點多，電影開演多時了。大家約好在休息時再分頭去找程，於是購票入內。中間休息時，他們發現在樓上中間第四五排處有一個人像程錫庚，但因燈光昏暗，他們不敢確定。趙爾仁靈機一動，跑到放映室請放映員打出幻燈，上寫“程經理外找”幾個字。等趙爾仁回來時，劉友深說幻燈片打出後，那人剛想站起來，卻被他身邊的女人按下去了，由此可斷定他必是程錫庚。電影再開映時，趙爾仁要劉友深在樓梯出口處等候，他自己走到程錫庚身後一排座位上找個空位子坐下，位置離程有1米多遠。趙爾仁看了一會兒電影，然後突然抽出手槍對準程錫庚的頭部連發4彈。一時四座秩序大亂，趙爾仁也混入人群向門口擁去。劉友深看見趙爾仁，馬上挽起他的胳膊往樓下跑。猛然有一人從身後抱住了趙爾仁，他連身也未轉就用槍對著那人腹部開了兩槍，那人應聲倒下。這時又有一人上前抱住趙爾仁，可是趙爾仁突然發現手槍內已無子彈，他即與那人扭打著滾下樓梯。那人半個身子壓著趙爾仁，趙爾仁用左手揪住他的頭發，他乘勢把趙爾仁的食指狠狠地咬了一口。袁漢俊等三人正等在樓下，見此情景，袁即用槍頂著那人的身體開了一槍，那人身體一軟，鬆開了趙爾仁。袁漢俊他們急忙向影院門口急速走去。

　　第二天早晨，程錫庚家門口掛出一把兩三尺長的白紙條以示報喪。據《庸報》在第一版刊登的消息抗團才知道，程錫庚當場身亡，那第一個抱住趙爾仁的人是個白俄，被趙爾仁用槍將腸子打穿了八個洞，已送往醫院搶救；第二個抱住趙爾仁的是瑞士人，他本已購妥船票準備回國，被袁漢俊一槍擊中要害而喪命。

　　第二天抗團成員照常上課，同學們都在議論這件事，語文老師更是繪聲繪色地講給大家聽，抗團成員和同學們一起沉浸在勝利的愉悅之中。

　　1939年6月中旬，重慶方麵忽然來電，要參加刺殺程錫庚的人都到重慶去，因為學業即將結束，等他們參加完考試，拖到7月上旬才成行，計有袁漢俊、劉友深、馮健美和趙爾仁等人。他們乘船先到香港，而後重慶方麵的王新衡和張冠夫為他們買了飛機票飛往重慶。

　　到了重慶，他們被送到海關巷一號，住在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見。令他們大出意外的是接見人竟是戴笠。他對他們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領著他們去見蔣介石。雖然在談話中，蔣介石隻是對他們的學業和家庭情況等問了幾句，沒有一會兒工夫就出來了，可大家麵對此種“殊遇”仍是滿腹疑團。時間久了才知曉，戴笠的打算是叫袁漢俊和趙爾仁到香港去自首。原來在天津有四名軍統人員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憲兵隊硬說他們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們引渡過去。戴笠說如果抗團成員自首，日方的借口就失去依據，這四個人就可以得救。他還說，自首後抗團成員可能被香港當局關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國，無論去哪裏，他都將設法營救，同時為了避免抗團成員的家庭遭迫害，準備把他們的父親接來重慶。經戴笠一番巧言勸說，抗團成員到了香港。一切手續軍統都給辦妥了，他們代請了律師，代向世界各大通訊社發送了新聞稿，他們隻是寫了一份事情的詳細經過，連律師的麵都沒有見過。包括重慶、天津等地的報紙都登載了這條新聞，袁漢俊、趙爾仁兩人的名字就這樣傳了出去。軍統派劉戈青和他們聯係，要他們住在旅館，不得出門一步。由於當時歐洲已經發生戰事，英國張伯倫首相的妥協外交政策仍在繼續，英國對本土的災難還自顧不暇，在遠東隻得步步向日本屈服。兩人的自首沒有被受理，軍統要營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舊被引渡給日方。袁漢俊、趙爾仁在香港等了三個月，仍毫無結果，就回到了重慶。

　　幾個骨幹離開天津以後，抗團發生了變動，組織被原軍統人員裴級三出賣，曾澈、李如鵬等數人都先後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監獄），曾澈和李如鵬在1940年被殺害。由於抗團的骨幹被捕、被殺，團員們一時失去了主意，紛紛自動脫離，此時的抗日殺奸團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抗日殺奸團雖然瓦解了，但他們的行動卻給了當時天津日偽份子以沉重打擊，他們的名字也將永垂史冊。

　　§§第十一章 殷汝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