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全麵抗戰時,周佛海是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蔣介石侍從室二室副主任兼機要秘書,CC十大頭目之一,已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了。但這些似乎並未滿足他的權力欲望。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難移。
1936年1月2日,由平津兩地學生組成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在河北固安縣宣傳抗日。正當全國興起抗戰高潮時,為了躲避日機轟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國民黨大員,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內,大唱反調和低調。為首的是胡適,常來的有張伯苓、高宗武、陶希聖、梅思平、朱紹良、顧祝同、熊式輝等人。他們天天談論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講中日不可打仗。他們認為,中日作戰的結果,必定兩敗俱傷,而成功的是共產黨。他們仍然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國民黨如果抗戰,既不能“攘外”,也無法“安內”,死路一條。他們還以為英美決不會援助中國。如此等等。胡適竭力主張,和日本的外交關係不能斷,此事應由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日本通”高宗武去辦。談得多了,胡適笑著對周佛海說:“你這裏成了‘低調俱樂部’了!”抗戰中有名的“低調俱樂部”,即典出於此。當然,胡適後來當了國民黨駐美大使,就不唱“低調”了。
所謂“低調”,實際就是漢奸論調。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論點外,他個人的因素也很大。他兒子周幼海在回憶錄裏曾寫到周佛海對他說過:“自從脫離共產黨後,我很不得意。我當上了國民黨政訓處處長,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當了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與國民黨中統關係也深,但始終沒有什麽作為。因此,我決定和汪先生一道出來,從另一條道路來解決中國問題。”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國民黨政府退到武漢後,周佛海才與汪精衛正式接觸,結成投降聯盟。他們秘密派高宗武到東京試探和平。後來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軍部的代表談判和簽訂密約,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會談”。1938年冬,周和汪精衛一起逃離重慶,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懷抱。汪在河內,周在香港,漢奸活動,日益公開。1938年底汪發表臭名昭著的《豔電》,周佛海不顧各方麵的反對,竭力主張在汪係《南華日報》上立即刊登,從而成了一名鐵杆大漢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衛一夥到了上海,然後就公開到東京去談判簽訂密約,籌建汪偽政府。汪精衛的第二把手陳公博,一直琵琶掩麵,半推半就,實際大權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團的財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滬西路”的“76號”魔窟,名稱是汪記“國民黨中央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周也是主任。總之,無論權力和金錢,周都爬上了頂峰。
1940年3月底,汪偽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警政部長,再加上一個中央儲備銀行行長。周佛海有所“作為”了,他和汪精衛“解決中國問題”的果實到口了。
可是,等著周佛海的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