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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投靠賣國政府
1938年，日本戰線過長，遂停止大規模軍事進攻，轉而進行政治誘降。而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在上海秘密簽訂《重光堂密約》，並遞到汪精衛手中。
據陳公博回憶，1938年7月，汪精衛第一次向陳公博試探與日和談之事，而陳公博對此“大不謂然”，他分析說，“方今國家多難，不容再破；戰要一致，和也要一致；日本絕無誠意”，“我固然反對汪先生言和，更反對汪先生離開重慶”。
11月底，汪精衛再召陳公博商議，並出示日本首相近衛擬定的原則，陳公博表示對大多數條款都不讚同。汪精衛辯稱，之所以走這一步，是為淪陷區人民著想。而爭執之下，陳璧君怒罵陳公博，“你反對，那你當蔣介石的官去！”
至此，陳公博已自知無法改變汪的決心，“苦悶達於極度”。而陳璧君等也摸清陳公博心思，“大家一走，陳公博也不可能獨留”。1938年底，日本發表近衛聲明。12月13日，汪精衛飛赴昆明，隨後逃往河內。陳公博隨後尾隨飛往河內，臨行前寫信給蔣介石，代汪求情，並聲稱要做“最後的努力”，力勸汪回心轉意。
在河內，汪精衛起草臭名昭著的“豔電”。此後，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揭露汪日密約，汪精衛一時間為千夫所指，且身邊“幾無心腹”。
陳公博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完全投奔汪精衛，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導致喪失正確判斷力，在國民黨內被蔣係排擠，又自認“俠義重然諾”的陳公博真的隨汪精衛跳下了萬劫不複之叛國深淵。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1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係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占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係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於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於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係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大小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汪偽政權解散後，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盡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1940年3月正式登場。汪精衛本欲委陳公博以行政院長重任，但陳公博堅持不就，而選擇了“立法院長”這個位高而輕閑的職位。
陳公博向汪精衛提出，“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內戰的方式”。但在當時抗戰形勢高漲情況下，他所言的“補救措施”也隻能是一廂情願了。
汪偽政權成立後，汪精衛兩次派陳公博為特使，率使團赴日答謝。陳發表文章鼓吹，“日本不是希望中國滅亡，而是希望中國複興……全麵和平必在不久的將來”。
1940年秋，陳公博出任“清鄉委員會副會長”，實際協助日偽軍進行軍事掃蕩；其間更配合日本成立所謂“國策公司”，掠奪中國資源；又發行煙土牌照，公然插手鴉片買賣。
無論如何，陳公博此時所言所行，已令人齒冷。投身汪偽集團之後，陳公博原本還殘存的政治和良知底線，已經漸漸被擊破，或者被他自己自覺不自覺地拋棄了。
在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原國民黨改組派舊部在汪精衛和陳公博的引誘下紛紛來投。
當時，汪精衛派人秘密北上華北、西下重慶拉攏舊部；借助在上海的特務機關，以金錢收買、搗毀組織、斷絕財政來源等方法威逼利誘吸收滬、浙、蘇等地的原國民黨殘存人員；汪偽政權內部鼓勵發動親友、同鄉、同學、朋友、同事等家庭和社會關係成員加入偽黨偽政權。同時又成立了“財政經濟研究所”、“學藝研究社”、“行政研究會”等偽政權及偽黨人才預備團體。
1940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大量投敵，偽軍人數激增，不乏原國民黨將領被收編為偽軍軍官。汪偽政權的漢奸團隊處於一個畸形增長時期。有資料統計，1943年8月以前，投敵叛國的國民黨高級文官中，國民黨中委、候補中委、中監委、候補中監委就達16人，而“上行下效，附逆的副部級、省廳級文官更不可勝數”。
在汪精衛等人於上海籌建政權之初，從未掌握過軍權的汪精衛等人就將軍事置於了先決地位。軍事籌備委員會就設於汪宅，汪精衛自任主席，委員則“集國內各係軍人於一堂，共相籌議”。
汪所設立的軍事籌備委員會，表麵雖為建軍，但實際重點則是在淪陷區內收編離散投降軍隊，由參加委員會的將領分別負責。
除此以外，對國民黨直係部隊，基於過去私人關係，汪周等人也多有拉攏。據汪偽政權法治委員會副主任金雄白回憶，“當時國軍將領中，或與汪信使往來，或彼此魚雁不絕。有的是觀看風色，遲而有待；有的是格於環境，無法引軍遠偷。其間暗通聲氣，早有默契者，實不乏其人”。而在汪偽政府後期，實際掌控軍權的周佛海更與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有著密切聯係。
有研究者指出，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政治腐敗造成嚴重社會矛盾，當時國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出現一定混亂，導致漢奸思想意識的流行；加之日偽威逼利誘，以致漢奸泛濫成災。曆史學家高華指出，“蔣介石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是國民黨的政治專製主義和文化複古主義的混種”，這些意識根本不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
巧合的是，陳公博在其伏法前的自白書中對此亦有認識，他說，“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民德的墮落……淪陷區中，我覺得大眾如趨狂瀾，如飲狂藥，一切道德都淪喪盡了。大家不知道有國家、有社會、有朋友，隻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隻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隻知道有享樂。我也想過，在一個國家破敗之餘，明日我將如何，我還不知，倒不如盡一日生命享樂，以求一時之滿足”。
據陳公博回憶，1938年7月，汪精衛第一次向陳公博試探與日和談之事，而陳公博對此“大不謂然”，他分析說，“方今國家多難，不容再破；戰要一致，和也要一致；日本絕無誠意”，“我固然反對汪先生言和，更反對汪先生離開重慶”。
11月底，汪精衛再召陳公博商議，並出示日本首相近衛擬定的原則，陳公博表示對大多數條款都不讚同。汪精衛辯稱，之所以走這一步，是為淪陷區人民著想。而爭執之下，陳璧君怒罵陳公博，“你反對，那你當蔣介石的官去！”
至此，陳公博已自知無法改變汪的決心，“苦悶達於極度”。而陳璧君等也摸清陳公博心思，“大家一走，陳公博也不可能獨留”。1938年底，日本發表近衛聲明。12月13日，汪精衛飛赴昆明，隨後逃往河內。陳公博隨後尾隨飛往河內，臨行前寫信給蔣介石，代汪求情，並聲稱要做“最後的努力”，力勸汪回心轉意。
在河內，汪精衛起草臭名昭著的“豔電”。此後，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揭露汪日密約，汪精衛一時間為千夫所指，且身邊“幾無心腹”。
陳公博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完全投奔汪精衛，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導致喪失正確判斷力，在國民黨內被蔣係排擠，又自認“俠義重然諾”的陳公博真的隨汪精衛跳下了萬劫不複之叛國深淵。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衛、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中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1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係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著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占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係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於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政權“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說，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著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於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係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衛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但陳公博之流的大小漢奸深感末日來臨，慌作一團。1945年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緊急會議，在慌亂中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汪偽政權解散後，陳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國人民嚴懲漢奸的呼聲中，陳被押解回國。1946年3月，陳公博等被押至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盡管陳公博百般狡辯，但終究逃脫不了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宣判：“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1940年3月正式登場。汪精衛本欲委陳公博以行政院長重任，但陳公博堅持不就，而選擇了“立法院長”這個位高而輕閑的職位。
陳公博向汪精衛提出，“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內戰的方式”。但在當時抗戰形勢高漲情況下，他所言的“補救措施”也隻能是一廂情願了。
汪偽政權成立後，汪精衛兩次派陳公博為特使，率使團赴日答謝。陳發表文章鼓吹，“日本不是希望中國滅亡，而是希望中國複興……全麵和平必在不久的將來”。
1940年秋，陳公博出任“清鄉委員會副會長”，實際協助日偽軍進行軍事掃蕩；其間更配合日本成立所謂“國策公司”，掠奪中國資源；又發行煙土牌照，公然插手鴉片買賣。
無論如何，陳公博此時所言所行，已令人齒冷。投身汪偽集團之後，陳公博原本還殘存的政治和良知底線，已經漸漸被擊破，或者被他自己自覺不自覺地拋棄了。
在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原國民黨改組派舊部在汪精衛和陳公博的引誘下紛紛來投。
當時，汪精衛派人秘密北上華北、西下重慶拉攏舊部；借助在上海的特務機關，以金錢收買、搗毀組織、斷絕財政來源等方法威逼利誘吸收滬、浙、蘇等地的原國民黨殘存人員；汪偽政權內部鼓勵發動親友、同鄉、同學、朋友、同事等家庭和社會關係成員加入偽黨偽政權。同時又成立了“財政經濟研究所”、“學藝研究社”、“行政研究會”等偽政權及偽黨人才預備團體。
1940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大量投敵，偽軍人數激增，不乏原國民黨將領被收編為偽軍軍官。汪偽政權的漢奸團隊處於一個畸形增長時期。有資料統計，1943年8月以前，投敵叛國的國民黨高級文官中，國民黨中委、候補中委、中監委、候補中監委就達16人，而“上行下效，附逆的副部級、省廳級文官更不可勝數”。
在汪精衛等人於上海籌建政權之初，從未掌握過軍權的汪精衛等人就將軍事置於了先決地位。軍事籌備委員會就設於汪宅，汪精衛自任主席，委員則“集國內各係軍人於一堂，共相籌議”。
汪所設立的軍事籌備委員會，表麵雖為建軍，但實際重點則是在淪陷區內收編離散投降軍隊，由參加委員會的將領分別負責。
除此以外，對國民黨直係部隊，基於過去私人關係，汪周等人也多有拉攏。據汪偽政權法治委員會副主任金雄白回憶，“當時國軍將領中，或與汪信使往來，或彼此魚雁不絕。有的是觀看風色，遲而有待；有的是格於環境，無法引軍遠偷。其間暗通聲氣，早有默契者，實不乏其人”。而在汪偽政府後期，實際掌控軍權的周佛海更與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有著密切聯係。
有研究者指出，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政治腐敗造成嚴重社會矛盾，當時國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出現一定混亂，導致漢奸思想意識的流行；加之日偽威逼利誘，以致漢奸泛濫成災。曆史學家高華指出，“蔣介石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是國民黨的政治專製主義和文化複古主義的混種”，這些意識根本不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
巧合的是，陳公博在其伏法前的自白書中對此亦有認識，他說，“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民德的墮落……淪陷區中，我覺得大眾如趨狂瀾，如飲狂藥，一切道德都淪喪盡了。大家不知道有國家、有社會、有朋友，隻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隻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隻知道有享樂。我也想過，在一個國家破敗之餘，明日我將如何，我還不知，倒不如盡一日生命享樂，以求一時之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