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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共產黨到國民黨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於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匯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著新思潮的衝擊和洗禮，吮吸著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於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後，廣東已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麵，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另一方麵，五四運動後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10月，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群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麵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幫助廣州方麵建立共產黨組織。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後，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辟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裏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麵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隻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驟下降，以至於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的正確性產生懷疑和困惑，準備出國留學。正在陳公博“困惑”之際，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陳公博破壞黨紀，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陳公博采取了與中國共產黨分手的態度。從此，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到國外留學。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麵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3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於汪精衛和廖仲愷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
隨著北伐戰爭形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於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於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托，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於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於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並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後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韜晦”之計。蔣一方麵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麵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為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蔣、汪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後，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衛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為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為“準共產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衛和陳公博趕下台，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準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麵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銳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衛、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9·18”事變後，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係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特別令陳公博氣憤的是，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蔣是主謀，而汪由於主持簽訂條約成為全國眾矢之的。陳公博本人就任實業部長幾個月，卻無法履行職務，隻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於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1937年1月，汪從巴黎回到香港，陳公博等將他從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
從中共一大代表到國民黨要員的陳公博。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當時他“不管閑事，專管讀書”。陳公博自述其年輕時“也是個浮囂使酒罵座的少年”，心性頗高，少有人入他法眼。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公博多是旁觀，“其後雖參加過幾次會議，但那是我的職責，不是我的興趣。那時我是哲學係的班長，出席雖然不能不去，但依然很少發言”。
1921年，陳公博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並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6月，陳公博因發表文章支持趕走孫中山的軍閥陳炯明，黨中央因此要求陳公博前往上海接受組織質疑，陳遂宣布脫離共產黨。11月，陳公博赴美學習經濟。
1925年，取得碩士學位的陳公博回國，並應廖仲愷誠邀，加入國民黨。廖遇刺身亡後，陳公博投於汪精衛門下，以國民黨左派麵目出現，地位急劇上升，於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等職，實為當時的黨內“新星”。此後，汪精衛被迫出國，陳公博仍被蔣介石重用，但已“對蔣漸生不滿”，而對汪的追隨之心不改。1927年開始，汪精衛派別和蔣介石多次發生矛盾，陳公博則成為汪精衛的“死忠”。
此後，陳公博針對國民黨派係叢生、組織糜爛的現狀，拋出“改組國民黨”，並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和顧孟餘等人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
蔣介石對改組派厲行整肅，手段嚴酷。盡管改組派中的上層在晚些時候加入了南京政府，但不可避免地帶有與蔣氏集團嚴重的疏離傾向，作為徘徊在政治核心邊緣的群體，背負來自權力主體的猜忌與冷漠，這也許是改組派成員日後大規模投向汪偽政權的原因之一。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著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於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後，廣東已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麵，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另一方麵，五四運動後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10月，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群報》，陳公博任總編輯。《群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麵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幫助廣州方麵建立共產黨組織。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醞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後，陳公博繼續任《群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辟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群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裏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麵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會議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隻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驟下降，以至於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的正確性產生懷疑和困惑，準備出國留學。正在陳公博“困惑”之際，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陳公博破壞黨紀，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陳公博采取了與中國共產黨分手的態度。從此，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到國外留學。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麵談，極力勸說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脫離中共3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於汪精衛和廖仲愷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著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衛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
隨著北伐戰爭形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於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於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托，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於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於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並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後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韜晦”之計。蔣一方麵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麵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為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衛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衛，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蔣、汪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後，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衛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為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為“準共產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衛和陳公博趕下台，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準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麵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銳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衛、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9·18”事變後，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係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特別令陳公博氣憤的是，賣國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的簽訂，蔣是主謀，而汪由於主持簽訂條約成為全國眾矢之的。陳公博本人就任實業部長幾個月，卻無法履行職務，隻能“酒杯澆盡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於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1937年1月，汪從巴黎回到香港，陳公博等將他從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
從中共一大代表到國民黨要員的陳公博。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當時他“不管閑事，專管讀書”。陳公博自述其年輕時“也是個浮囂使酒罵座的少年”，心性頗高，少有人入他法眼。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公博多是旁觀，“其後雖參加過幾次會議，但那是我的職責，不是我的興趣。那時我是哲學係的班長，出席雖然不能不去，但依然很少發言”。
1921年，陳公博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並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6月，陳公博因發表文章支持趕走孫中山的軍閥陳炯明，黨中央因此要求陳公博前往上海接受組織質疑，陳遂宣布脫離共產黨。11月，陳公博赴美學習經濟。
1925年，取得碩士學位的陳公博回國，並應廖仲愷誠邀，加入國民黨。廖遇刺身亡後，陳公博投於汪精衛門下，以國民黨左派麵目出現，地位急劇上升，於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等職，實為當時的黨內“新星”。此後，汪精衛被迫出國，陳公博仍被蔣介石重用，但已“對蔣漸生不滿”，而對汪的追隨之心不改。1927年開始，汪精衛派別和蔣介石多次發生矛盾，陳公博則成為汪精衛的“死忠”。
此後，陳公博針對國民黨派係叢生、組織糜爛的現狀，拋出“改組國民黨”，並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和顧孟餘等人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
蔣介石對改組派厲行整肅，手段嚴酷。盡管改組派中的上層在晚些時候加入了南京政府，但不可避免地帶有與蔣氏集團嚴重的疏離傾向，作為徘徊在政治核心邊緣的群體，背負來自權力主體的猜忌與冷漠，這也許是改組派成員日後大規模投向汪偽政權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