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傀儡：乞尾賴犬

第六節 投敵叛國

　　河內槍聲宣告了蔣汪的徹底決裂。汪精衛決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衛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謨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以此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自己不過是執行者而已。

　　經曆這場劫難後的汪精衛，再也不計什麽名利得失，最後毫不猶豫地投進了日本人的懷抱。河內的冬天非常溫暖，紅花綠草，到處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春天景象。體弱多病的汪精衛從寒冷的重慶來到這裏，呼吸著濕潤新鮮的空氣，感覺良好，緊張的心情鬆弛下來。可他在這裏沒住上幾天，壞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舉國上下口誅筆伐，一致聲討他叛國投敵；接著傳來日本國內因各種矛盾激化，首相近衛突然辭職的消息。加之繼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對近衛策劃的“汪日和平行動”不感興趣，主張用戰爭解決問題。這樣一來，汪精衛便在河內被冷落下來。

　　當初痛下決心，準備脫離蔣介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哪怕是背上“漢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卻成為扔在路邊的一隻破鞋，無人問津。汪精衛十分著急和痛苦，再也無意欣賞周圍春天般的美麗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從此，汪精衛永遠失去了在中國政壇上東山再起的機會，失去了在國民黨內與蔣介石抗衡的資本。這，也正是蔣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秘密逃離河內，經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

　　汪精衛舉行偽政府代主席就職儀式。《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的主要內容是：改組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但日方的這個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開始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

　　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麵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隻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複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複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1938年7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去年宣布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

　　《要綱》的主要內容有：承認“滿洲帝國”、給予蒙疆自治權對華北實行防共駐兵，允許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8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麽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麽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