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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逃離重慶
7月22日夜，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明確知道日本人“鎖定”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當夜，日軍攻占九江的第一線部隊波田支隊，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軍掩護下逆流而上，在當天半夜到達離九江22公裏的登陸地姑塘。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突破廬山北麵數道陣地，九江城淪陷在即。
此時的汪精衛麵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麵：一方麵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麵，日本方麵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剛剛與周佛海商量完的這份高宗武報告更是將這個意圖直接點破。
“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麵與日本謀和。但位於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後作出了相反的決定，汪精衛終於明白：通過黨內決議方式，是不能實現他的“和平”主張的。
回到香港後的高宗武因肺病複發，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高的溫州同鄉、國民黨中央法製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麵的聯係人是時任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鬆本重治。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梅思平與鬆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1938年10月，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願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通過汪精衛的親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見。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向汪精衛匯報，在香港機場，為躲避檢查，梅思平將協議抄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帶回麵交汪精衛。汪精衛隨即召集周佛海、陶希聖、陳璧君等人商討。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當時從重慶到國外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重慶赴香港，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顯赫，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機去香港，所以選擇此路有很大的風險。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這比較穩妥，但必須首先征得‘雲南王’龍雲的同意。龍雲屬地方實力派，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出兵參加抗日，但當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退到西南後，龍雲深感雲南有被吃掉的危險，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日漸加深。”陳璧君兩次到過雲南，多次與龍雲進行長時間談話，當陳璧君說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很想換換環境”時，龍雲也當即表態：“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摸清龍雲的態度，汪一行人最終決定“借路”昆明。
因擔心成群結夥走目標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去了昆明；陶希聖也以講學為名尾隨而去。原定汪精衛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戰演講為名，12月8日從重慶動身，在昆明與周佛海等會合，此前汪氏夫婦也將正在重慶南渝中學讀書的兩個幼子帶去昆明，然後轉飛河內去香港。但12月6日，蔣介石突然到了重慶，這是武漢失守後蔣第一次入川。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要到行營作特別演講，汪精衛可以不參加，於是他決定在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衛走上了一條萬劫不複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歲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府。
中華民族是一個正氣浩然的民族。人們對那些賣國求榮的人創造了一個專用名詞叫漢奸。袁世凱、汪精衛這些民族的敗類，成為千古罪人，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凡狡猾的漢奸，總要把自己來一番喬裝打扮，總要為自己的的賣國綱領作一番粉飾，甚至以所謂學術爭鳴的形式、以探求不同的救國道路的姿態出現。
汪精衛可以算作中國現代史上的頭號大漢奸。他在1938年叛國投敵時給國人的電報中《豔電》（1938年12月29日）中，就作了一番表演，電報如下：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鈞鑒：
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盧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聲明，已改變1月16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采納！
汪兆銘，豔。
汪精衛在這份電報中，花言巧語，把他賣身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說成是為了“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把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的日本的野蠻侵略說成是為了“善鄰友好”、“經濟提攜”並以“共同防共”為誘餌拉籠尚未投降的其他國民黨勢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賣國就是賣國，汪精衛的這番徒勞表演，絲毫欺騙不了中國人民。細心分析他這份電報不難發現，現在，一些欲步汪精衛後塵的人試圖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尋找借口，又何嚐不是以“發展和平友好關係”、“經濟提攜”、“接受現代文明”為招徠的呢？又何嚐不是以“反共鬥士”的麵目出現以欺騙一些受蒙蔽的年輕人呢？他們的所作所為、“學術思想”以及欺騙手法與汪逆簡直如出一轍！
但是，漢奸一旦投入到帝國主義的懷抱，就必然露出他的奴顏媚骨。對中國人民和極他弱小國家的人民凶殘，甚至鼓吹趕盡殺絕，對帝國主義者搖尾乞憐，正是一切漢奸的特性。
當年汪精衛躲在越南河內，與日本軍國主義約定：從河內乘船回國，準備去南京登上漢奸頭目的寶座。他乘坐的小貨輪在途中遇上大風浪，汪精衛向日本人呼救。日本人派了北光丸前來接應。汪精衛爬上北光丸，開始與日本主子“同舟共濟”，寫下一首與文天祥的正氣之歌《過零丁洋》唱反調的歪詩：
臥聽鍾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半月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生平未盡心。
29日清晨，《南華日報》在頭版以通欄標題，刊登了汪精衛的所謂“豔電”。
汪精衛出逃河內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引起了全國民眾的一片聲討。中共中央指出，國民黨主戰派與主和派開始分裂，汪精衛的骨頭是最軟的，在他身上充滿了奴顏和媚骨，沒有絲毫的民族氣節，號召全國人民開展討汪運動。在香港的國民黨元老何香凝發表文章，譴責汪精衛認敵為友，連做人的良心都已喪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慶沒有一點喜慶的氣氛。這天上午，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蔣介石、林森、張繼、吳稚暉等國民黨中常委出席了會議。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將汪精衛永遠開除出國民黨，撤銷汪的所兼各職。
就在國民黨開除汪精衛沒多久，蔣介石派陳布雷和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河內，找到汪、陳、王帶去了蔣介石的口信：隻要汪斷絕與日本人的聯係，一切都好說，可以暫時先到國外休息一段時間，將來複職沒有問題。這些，遭到了汪精衛的拒絕。
令汪精衛沒想到的是：日本近衛內閣宣布辭職，這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另外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十分沮喪。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此時的汪精衛麵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麵：一方麵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麵，日本方麵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剛剛與周佛海商量完的這份高宗武報告更是將這個意圖直接點破。
“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麵與日本謀和。但位於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後作出了相反的決定，汪精衛終於明白：通過黨內決議方式，是不能實現他的“和平”主張的。
回到香港後的高宗武因肺病複發，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高的溫州同鄉、國民黨中央法製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麵的聯係人是時任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鬆本重治。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梅思平與鬆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1938年10月，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的機會，多次暗示國民政府沒有關閉調停之門，願意與日議和。而這時日方也已經通過汪精衛的親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轉達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見。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向汪精衛匯報，在香港機場，為躲避檢查，梅思平將協議抄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帶回麵交汪精衛。汪精衛隨即召集周佛海、陶希聖、陳璧君等人商討。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當時從重慶到國外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重慶赴香港，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顯赫，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機去香港，所以選擇此路有很大的風險。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這比較穩妥，但必須首先征得‘雲南王’龍雲的同意。龍雲屬地方實力派，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出兵參加抗日，但當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退到西南後，龍雲深感雲南有被吃掉的危險，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日漸加深。”陳璧君兩次到過雲南，多次與龍雲進行長時間談話，當陳璧君說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很想換換環境”時，龍雲也當即表態：“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摸清龍雲的態度，汪一行人最終決定“借路”昆明。
因擔心成群結夥走目標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去了昆明；陶希聖也以講學為名尾隨而去。原定汪精衛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戰演講為名，12月8日從重慶動身，在昆明與周佛海等會合，此前汪氏夫婦也將正在重慶南渝中學讀書的兩個幼子帶去昆明，然後轉飛河內去香港。但12月6日，蔣介石突然到了重慶，這是武漢失守後蔣第一次入川。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要到行營作特別演講，汪精衛可以不參加，於是他決定在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衛走上了一條萬劫不複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歲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府。
中華民族是一個正氣浩然的民族。人們對那些賣國求榮的人創造了一個專用名詞叫漢奸。袁世凱、汪精衛這些民族的敗類，成為千古罪人，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凡狡猾的漢奸，總要把自己來一番喬裝打扮，總要為自己的的賣國綱領作一番粉飾，甚至以所謂學術爭鳴的形式、以探求不同的救國道路的姿態出現。
汪精衛可以算作中國現代史上的頭號大漢奸。他在1938年叛國投敵時給國人的電報中《豔電》（1938年12月29日）中，就作了一番表演，電報如下：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鈞鑒：
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盧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聲明，已改變1月16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采納！
汪兆銘，豔。
汪精衛在這份電報中，花言巧語，把他賣身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說成是為了“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把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的日本的野蠻侵略說成是為了“善鄰友好”、“經濟提攜”並以“共同防共”為誘餌拉籠尚未投降的其他國民黨勢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賣國就是賣國，汪精衛的這番徒勞表演，絲毫欺騙不了中國人民。細心分析他這份電報不難發現，現在，一些欲步汪精衛後塵的人試圖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尋找借口，又何嚐不是以“發展和平友好關係”、“經濟提攜”、“接受現代文明”為招徠的呢？又何嚐不是以“反共鬥士”的麵目出現以欺騙一些受蒙蔽的年輕人呢？他們的所作所為、“學術思想”以及欺騙手法與汪逆簡直如出一轍！
但是，漢奸一旦投入到帝國主義的懷抱，就必然露出他的奴顏媚骨。對中國人民和極他弱小國家的人民凶殘，甚至鼓吹趕盡殺絕，對帝國主義者搖尾乞憐，正是一切漢奸的特性。
當年汪精衛躲在越南河內，與日本軍國主義約定：從河內乘船回國，準備去南京登上漢奸頭目的寶座。他乘坐的小貨輪在途中遇上大風浪，汪精衛向日本人呼救。日本人派了北光丸前來接應。汪精衛爬上北光丸，開始與日本主子“同舟共濟”，寫下一首與文天祥的正氣之歌《過零丁洋》唱反調的歪詩：
臥聽鍾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半月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生平未盡心。
29日清晨，《南華日報》在頭版以通欄標題，刊登了汪精衛的所謂“豔電”。
汪精衛出逃河內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引起了全國民眾的一片聲討。中共中央指出，國民黨主戰派與主和派開始分裂，汪精衛的骨頭是最軟的，在他身上充滿了奴顏和媚骨，沒有絲毫的民族氣節，號召全國人民開展討汪運動。在香港的國民黨元老何香凝發表文章，譴責汪精衛認敵為友，連做人的良心都已喪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慶沒有一點喜慶的氣氛。這天上午，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蔣介石、林森、張繼、吳稚暉等國民黨中常委出席了會議。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將汪精衛永遠開除出國民黨，撤銷汪的所兼各職。
就在國民黨開除汪精衛沒多久，蔣介石派陳布雷和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河內，找到汪、陳、王帶去了蔣介石的口信：隻要汪斷絕與日本人的聯係，一切都好說，可以暫時先到國外休息一段時間，將來複職沒有問題。這些，遭到了汪精衛的拒絕。
令汪精衛沒想到的是：日本近衛內閣宣布辭職，這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另外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十分沮喪。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