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第二次世界大戰傀儡：乞尾賴犬
> 第三節 秘密媾和
第三節 秘密媾和
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方麵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1）內蒙成立自治政府；（2）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3）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4）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5）共同反共；（6）減低日貨關稅；（7）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12月3日，汪精衛在漢口民眾團體代表會議上演講時，對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公開表示歡迎。他說：“如開始講和，不可失此機會。”
12月5日，汪精衛接受《新聞報》記者采訪時說：“若日本真願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條件，則中國亦可考慮從事停戰。”
次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日方停戰條件。會議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委派孔祥熙向蔣介石匯報，作最後決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並未因為汪精衛的“誠意求和”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後，日軍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條件：（1）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2）承認滿洲國；（3）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
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方的條件，並發表了強硬態度的聲明。1938年1月18日，中國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1938年初，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
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
這樣，蔣介石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意識到國民政府已沒有對日媾和的可能，於是決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適當時機“接洽停戰”。
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推動下，蔣介石派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高宗武從武漢去香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係。由於此時日本誘降的對象已從蔣介石轉為汪精衛，高宗武此行，實際是為汪精衛日後的叛變開辟了道路。
廣州淪陷後，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更放肆地公開討論“和平”。汪精衛鼓吹說，“和平”隻需要看條件，條件如果有利於中國，為什麽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當時，汪精衛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議長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辭。
7月22日下午17點，汪精衛在武漢的寓所裏，見到了匆匆而來的周佛海。周佛海是專為高宗武一事來與汪精衛商量對策的。
一個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與周隆庠化裝成日本人，他們先坐出租汽車到達日本總領事館，然後換乘領事館汽車，由領事館派專人護送上一艘日本輪船，以此避開海關檢查，順利離開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高宗武，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亞洲司日蘇科科長。周隆庠在解放後寫文章詳細回憶了當天的過程，使我們後來得以知道那段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經蔣介石批準，高宗武與周隆庠就到達香港，設立了一名為“日本問題研究所”的情報機構，對外則稱“宗記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長董道寧到上海，暗中與日方人士聯絡。董道寧在日本人幫助下，秘密去了日本，會見了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兼謀略課長影佐禎昭。
這一年4月2日，高宗武與董道寧一同返回武漢。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的周佛海報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況”；然後由周佛海報告給汪精衛。4月14日，高宗武負“秘密使命”再次飛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漢口，向蔣介石、汪精衛、周佛海等報告與日本交涉的情況。蔣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繼續探聽日本情況。
急於開展“和平運動”的汪精衛和周佛海，卻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機會，要他直接去東京，探聽日本政府對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因為不經過蔣介石，高宗武有些猶豫。周佛海當時告訴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輪船後，他會向蔣介石報告，此事由他負責。
與以往幾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屬擅自赴日，蔣介石並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後，由此因為害怕而遲遲不敢回漢口。周佛海很快聽說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見不到他，不知底細十分焦急。7月22日前3天，他在日記中寫道：“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雷）兄亦無所聞，為之焦慮。”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著高宗武的報告到達漢口，周佛海看到報告後，立即找陶希聖到寓所，決定先將報告送至汪精衛，商談對策。
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宣稱：“在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現在。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際上透露了日方謀求“合作”的新政權的戰略意圖。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後會見了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他們之間達成了兩項協議：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承認“滿洲國”，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第二，決定要汪精衛“出馬”。這一點是高宗武先提出來的，高說，“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促使今後日華間的和平，必須尋找蔣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衛氏以外，難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報告的第一時間便急著見汪精衛，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報告中寫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擔心這句話會引起蔣介石不快，所以先來征求汪精衛意見。汪精衛看過後卻並沒有像周佛海那樣緊張，反而安慰周“沒有關係”。
7月22日當天，高宗武的報告連同他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通過機要秘書陳布雷，送交至蔣介石手裏。
“委員長鈞鑒：職於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蔣介石並不知道汪精衛此前其實已看過這份報告，邀其與張群在三天之後共同商討。
但是蔣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於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蔣見信後，“怒氣滿麵”，表示今後與高斷絕關係，並下令停發高的活動經費。但周佛海卻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係。
12月3日，汪精衛在漢口民眾團體代表會議上演講時，對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公開表示歡迎。他說：“如開始講和，不可失此機會。”
12月5日，汪精衛接受《新聞報》記者采訪時說：“若日本真願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條件，則中國亦可考慮從事停戰。”
次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日方停戰條件。會議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委派孔祥熙向蔣介石匯報，作最後決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並未因為汪精衛的“誠意求和”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後，日軍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條件：（1）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2）承認滿洲國；（3）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
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方的條件，並發表了強硬態度的聲明。1938年1月18日，中國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1938年初，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
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
這樣，蔣介石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意識到國民政府已沒有對日媾和的可能，於是決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適當時機“接洽停戰”。
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推動下，蔣介石派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高宗武從武漢去香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係。由於此時日本誘降的對象已從蔣介石轉為汪精衛，高宗武此行，實際是為汪精衛日後的叛變開辟了道路。
廣州淪陷後，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更放肆地公開討論“和平”。汪精衛鼓吹說，“和平”隻需要看條件，條件如果有利於中國，為什麽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當時，汪精衛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議長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辭。
7月22日下午17點，汪精衛在武漢的寓所裏，見到了匆匆而來的周佛海。周佛海是專為高宗武一事來與汪精衛商量對策的。
一個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與周隆庠化裝成日本人，他們先坐出租汽車到達日本總領事館，然後換乘領事館汽車，由領事館派專人護送上一艘日本輪船，以此避開海關檢查，順利離開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高宗武，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亞洲司日蘇科科長。周隆庠在解放後寫文章詳細回憶了當天的過程，使我們後來得以知道那段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經蔣介石批準，高宗武與周隆庠就到達香港，設立了一名為“日本問題研究所”的情報機構，對外則稱“宗記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長董道寧到上海，暗中與日方人士聯絡。董道寧在日本人幫助下，秘密去了日本，會見了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兼謀略課長影佐禎昭。
這一年4月2日，高宗武與董道寧一同返回武漢。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的周佛海報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況”；然後由周佛海報告給汪精衛。4月14日，高宗武負“秘密使命”再次飛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漢口，向蔣介石、汪精衛、周佛海等報告與日本交涉的情況。蔣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繼續探聽日本情況。
急於開展“和平運動”的汪精衛和周佛海，卻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機會，要他直接去東京，探聽日本政府對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因為不經過蔣介石，高宗武有些猶豫。周佛海當時告訴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輪船後，他會向蔣介石報告，此事由他負責。
與以往幾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屬擅自赴日，蔣介石並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後，由此因為害怕而遲遲不敢回漢口。周佛海很快聽說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見不到他，不知底細十分焦急。7月22日前3天，他在日記中寫道：“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雷）兄亦無所聞，為之焦慮。”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著高宗武的報告到達漢口，周佛海看到報告後，立即找陶希聖到寓所，決定先將報告送至汪精衛，商談對策。
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宣稱：“在攻陷南京後，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現在。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際上透露了日方謀求“合作”的新政權的戰略意圖。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後會見了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他們之間達成了兩項協議：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承認“滿洲國”，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第二，決定要汪精衛“出馬”。這一點是高宗武先提出來的，高說，“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促使今後日華間的和平，必須尋找蔣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衛氏以外，難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報告的第一時間便急著見汪精衛，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報告中寫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擔心這句話會引起蔣介石不快，所以先來征求汪精衛意見。汪精衛看過後卻並沒有像周佛海那樣緊張，反而安慰周“沒有關係”。
7月22日當天，高宗武的報告連同他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通過機要秘書陳布雷，送交至蔣介石手裏。
“委員長鈞鑒：職於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蔣介石並不知道汪精衛此前其實已看過這份報告，邀其與張群在三天之後共同商討。
但是蔣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於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蔣見信後，“怒氣滿麵”，表示今後與高斷絕關係，並下令停發高的活動經費。但周佛海卻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