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傀儡：乞尾賴犬

第二節 “低調俱樂部”

　　1937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主要行政機關遷至武漢。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療傷回國，再次站到了中國政治舞台前沿，繼續堅持媚日“反共”的立場，重新開始他名為“和平救國”實為通敵賣國的努力，日後漢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時基本形成。

　　周佛海在南京溪流灣8號的別墅有間地下室，全麵抗戰爆發後，一些國民政府要員常來這裏躲空襲，其中包括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

　　他們將人民的抗戰呼聲一概斥為“唱高調”，鼓吹“我們能打勝仗是意外的，而打敗仗是必然的事”。他們認為應該停止與日軍對抗，和日本人“互相抱頭痛哭，徹底懺悔和覺悟”，實現中日“和平”與“合作”。

　　胡適給這個小集團取名“低調俱樂部”。周佛海在《回憶與前瞻》裏說，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的主張與汪精衛不謀而合。當時日本年鋼產量近1000萬噸，中國隻不過十幾萬噸，汪精衛等人被敵人暫時強大的表麵現象所嚇倒，他們的“亡國論”實際上代表了一個階層，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此時，汪精衛的“求和”願望越來越強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訪汪精衛時，汪一再問李“你看這個仗能打下去嗎？”說時搖頭歎息，態度很是消極。

　　同時，汪精衛還不斷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給蔣寫了十幾封信，大談處理對日關係的“和平”思路，妄圖阻止抗戰。

　　此時，周佛海與汪精衛不和已久，曾互相罵對方“不是東西”，都發過誓不再與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張將他們推到了一起。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衛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