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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納粹的鼓動者
戈培爾和納粹士兵在一起。1897年10月29日，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出生於德國萊茵地區雷特城的信奉天主教的職員家庭。
戈培爾小時候曾患小兒麻痹症，致使左腿萎縮。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戈培爾準備參軍服役，卻遭到拒絕。這讓戈培爾痛苦終生。而他在自殺前一年半仍對人說：“別人對我所能施加的最嚴厲的懲罰莫過於檢閱儀仗隊。而這並不總是可以回避的。每當在慶典的日程上列入檢閱儀仗隊一項活動時，我就一夜睡不好覺。”
從天主教中學畢業時，戈培爾代表全班作畢業演講，獲得好評。從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爾主要依靠天主教艾爾伯特·馬格努斯協會的資助，先後在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烏茲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攻讀曆史和文學。
1921年4月，在海德堡大學猶太文學史家弗裏德裏希·貢爾夫教授的指導下，戈培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戈培爾致力於創作小說、劇本和詩歌，著有小說《邁克爾》、劇本《流浪者》和《孤客》，但當時根本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直到1926年，戈培爾的小說《邁克爾》才得到出版。
希特勒的演講非常能蠱惑人心的，當時很多德國青年因此而加入納粹黨。1922年，戈培爾也受此感染而加入納粹黨，謀求通過政治活動而出人頭地。戈培爾大肆散布關於德意誌民族和種族優秀的陳詞濫調，認為同盟國、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為了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勝利而欺騙了德國人。
1924年6月，戈培爾在日記中表示要“思維簡單一點，愛情高尚一點，期待真誠一點，信念熾熱一點，說話謙虛一點”。同年10月，戈培爾在日記中發誓“我們必須尋找上帝，我們正是為此而活在世上”。
由於戈培爾的才智，善長演講鼓動，在納粹黨內很快出人頭地。1925年，戈培爾出任納粹黨魯爾區黨部書記，成為納粹黨北德派領袖格裏戈爾·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爾創辦並編輯《納粹通訊》等屬於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
為了籠絡人心，戈培爾和施特拉塞兄弟經常發表迎合勞動群眾情緒的言辭，提出納粹黨與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共同開展征用貴族財產運動，主張將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
很顯然，這與希特勒的主張相矛盾。因此，希特勒對此非常生氣。但戈培爾當時效力於施特拉賽，因此大力攻擊希特勒。在1925年11月的納粹黨漢諾威會議上，戈培爾甚至鼓噪“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
希特勒與施特拉塞分裂之後，戈培爾被人推薦給希特勒。希特勒欣賞這位擅長宣傳鼓動的演說家，以親筆簽名的《我的奮鬥》相贈，邀請戈培爾到慕尼黑發表演說。戈培爾對此有點不知所措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進入大廳，歡聲震耳……我講了兩個小時……最後希特勒擁抱了我。”
1926年2月，戈培爾在納粹黨班貝格會議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邊。8月，戈培爾通過《人民觀察家報》發表聲明，與施特拉塞徹底決裂。
1926年11月，戈培爾被任命為納粹黨柏林-勃蘭登堡區黨部書記，負責清黨和機構整編，很快就使該區的納粹黨成為強有力的組織。
1927年，戈培爾創辦《進攻報》並兼任主編，加強納粹宣傳工作。戈培爾設計廣告畫，出版宣傳品，組織遊行，舉行慕尼黑啤酒店暴動紀念集會和柏林體育館大型演講會；製造元首“一貫正確”的神話，把希特勒描繪成“主宰者”，誘導人們盲目服從；將被人殺死的衝鋒隊頭目霍斯特·威塞爾生前所作的進行曲《威塞爾倒下了》作為納粹黨歌，鼓吹為納粹事業獻身。
1929年，希特勒任命戈培爾為納粹黨宣傳部部長。
戈培爾工作出色，能力非凡。這給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希特勒在1942年回顧起來仍頗有感慨：“戈培爾博士帶有言辭和才智兩件禮物，沒有這些禮物，柏林的局勢就無法控製……要以說，是戈培爾博士以言辭的真實感情贏得了柏林。”
1928年，戈培爾成為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當時，他曾經這樣宣稱：“我們進入國會，以便我們能從其武庫中取出民主武器來武裝自己。我們應該成為國會議員，以便魏瑪觀念形態自己幫助我們摧毀它。”這對納粹黨的奪權策略有著重大的影響。
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640萬張選票，得到197個席位，成為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第二大黨。
1931年總統競選活動中，戈培爾力促希特勒參加競選，並且傾盡全力為其效勞。戈培爾與希特勒周遊全國，頻繁發表競選演說，煽動黨徒的狂熱情緒。
希特勒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總理後，成立了納粹組成的內閣。此外，戈培爾調集全部人馬，開動宣傳機器，利用募集的經費，發動前所未有的宣傳運動。納粹黨成員在全國各地張貼100萬張彩色宣傳畫，散發800萬本小冊子和1200萬份黨報特刊，有時一天之內就有3000個動員大會，首次將電影和唱片用於總統競選活動。盡管希特勒經過兩次投票均未能當選，但這番宣傳卻也收獲不小，第二次獲得的選票比第一次獲得的選票卻翻了一番。
1933年1月，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政府總理，奉命組閣。戈培爾欣喜若狂，迅速與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進行鬥爭的方針”。第三帝國很快就查封德國共產黨的60種報紙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71種報紙，強行封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樓。2月27日，戈培爾夥同戈林策劃製造“國會縱火案”，以此為借口迫害、鎮壓德國共產黨。
1933年3月，戈培爾被希特勒任命為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負責宣傳納粹內外政策，推行文化專製主義。戈培爾對此不遺餘力。
國民教育與宣傳部主要設有下述職能部門：行政管理局——負責管理全部行政事務；宣傳局——負責組織反對共產主義、猶太人、教會或支持種族純正的宣傳運動，組織各種規模的集會；廣播局——負責從政策高度指導並監督德國廣播公司的工作；新聞局——負責每日新聞發布和出版；對外局——負責對國外的宣傳工作以影響國外的公眾輿論；電影局——負責指導和審查影片的製作與放映。
德國文化協會則隸屬該部領導，下轄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新聞、廣播和電影等6個協會。從事上述職業的人必須加入相關的協會，對納粹主義不熱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將遭到開除並剝奪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
納粹黨對宣傳的重視和納粹宣傳的成功，使戈培爾贏得了納粹黨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和尊敬，原來稱其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亦改稱為“我們的博士”。
戈培爾認為，宣傳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的心理”；“我們信仰什麽，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隻要我們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藝術，我們相信奇跡，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們看來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跡”；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極有煽動性的演說家戈培爾為了使民眾的思想與納粹的觀點一致，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戈培爾在柏林發起隨後遍及全國的焚書運動，那些被視為“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海涅和愛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萬惡之名。
為了消滅任何與納粹黨對立的宣傳媒介，戈培爾對報刊、廣播和電影以及新聞工作人員實施嚴格控製。《法蘭克福日報》的猶太老板被趕出報社，頗有影響的《伏斯日報》被勒令停刊。
在納粹統治的前4年，全國報紙由3607種減為2671種；戈培爾或其部屬每天就新聞編發問題作出口頭訓令或書麵指示。戈培爾亦將德國廣播公司和電影公司馴服，使其成為納粹的輿論宣傳工具。
戈培爾小時候曾患小兒麻痹症，致使左腿萎縮。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戈培爾準備參軍服役，卻遭到拒絕。這讓戈培爾痛苦終生。而他在自殺前一年半仍對人說：“別人對我所能施加的最嚴厲的懲罰莫過於檢閱儀仗隊。而這並不總是可以回避的。每當在慶典的日程上列入檢閱儀仗隊一項活動時，我就一夜睡不好覺。”
從天主教中學畢業時，戈培爾代表全班作畢業演講，獲得好評。從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爾主要依靠天主教艾爾伯特·馬格努斯協會的資助，先後在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烏茲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攻讀曆史和文學。
1921年4月，在海德堡大學猶太文學史家弗裏德裏希·貢爾夫教授的指導下，戈培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戈培爾致力於創作小說、劇本和詩歌，著有小說《邁克爾》、劇本《流浪者》和《孤客》，但當時根本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直到1926年，戈培爾的小說《邁克爾》才得到出版。
希特勒的演講非常能蠱惑人心的，當時很多德國青年因此而加入納粹黨。1922年，戈培爾也受此感染而加入納粹黨，謀求通過政治活動而出人頭地。戈培爾大肆散布關於德意誌民族和種族優秀的陳詞濫調，認為同盟國、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為了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勝利而欺騙了德國人。
1924年6月，戈培爾在日記中表示要“思維簡單一點，愛情高尚一點，期待真誠一點，信念熾熱一點，說話謙虛一點”。同年10月，戈培爾在日記中發誓“我們必須尋找上帝，我們正是為此而活在世上”。
由於戈培爾的才智，善長演講鼓動，在納粹黨內很快出人頭地。1925年，戈培爾出任納粹黨魯爾區黨部書記，成為納粹黨北德派領袖格裏戈爾·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爾創辦並編輯《納粹通訊》等屬於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
為了籠絡人心，戈培爾和施特拉塞兄弟經常發表迎合勞動群眾情緒的言辭，提出納粹黨與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共同開展征用貴族財產運動，主張將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
很顯然，這與希特勒的主張相矛盾。因此，希特勒對此非常生氣。但戈培爾當時效力於施特拉賽，因此大力攻擊希特勒。在1925年11月的納粹黨漢諾威會議上，戈培爾甚至鼓噪“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
希特勒與施特拉塞分裂之後，戈培爾被人推薦給希特勒。希特勒欣賞這位擅長宣傳鼓動的演說家，以親筆簽名的《我的奮鬥》相贈，邀請戈培爾到慕尼黑發表演說。戈培爾對此有點不知所措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進入大廳，歡聲震耳……我講了兩個小時……最後希特勒擁抱了我。”
1926年2月，戈培爾在納粹黨班貝格會議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邊。8月，戈培爾通過《人民觀察家報》發表聲明，與施特拉塞徹底決裂。
1926年11月，戈培爾被任命為納粹黨柏林-勃蘭登堡區黨部書記，負責清黨和機構整編，很快就使該區的納粹黨成為強有力的組織。
1927年，戈培爾創辦《進攻報》並兼任主編，加強納粹宣傳工作。戈培爾設計廣告畫，出版宣傳品，組織遊行，舉行慕尼黑啤酒店暴動紀念集會和柏林體育館大型演講會；製造元首“一貫正確”的神話，把希特勒描繪成“主宰者”，誘導人們盲目服從；將被人殺死的衝鋒隊頭目霍斯特·威塞爾生前所作的進行曲《威塞爾倒下了》作為納粹黨歌，鼓吹為納粹事業獻身。
1929年，希特勒任命戈培爾為納粹黨宣傳部部長。
戈培爾工作出色，能力非凡。這給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希特勒在1942年回顧起來仍頗有感慨：“戈培爾博士帶有言辭和才智兩件禮物，沒有這些禮物，柏林的局勢就無法控製……要以說，是戈培爾博士以言辭的真實感情贏得了柏林。”
1928年，戈培爾成為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當時，他曾經這樣宣稱：“我們進入國會，以便我們能從其武庫中取出民主武器來武裝自己。我們應該成為國會議員，以便魏瑪觀念形態自己幫助我們摧毀它。”這對納粹黨的奪權策略有著重大的影響。
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640萬張選票，得到197個席位，成為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第二大黨。
1931年總統競選活動中，戈培爾力促希特勒參加競選，並且傾盡全力為其效勞。戈培爾與希特勒周遊全國，頻繁發表競選演說，煽動黨徒的狂熱情緒。
希特勒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總理後，成立了納粹組成的內閣。此外，戈培爾調集全部人馬，開動宣傳機器，利用募集的經費，發動前所未有的宣傳運動。納粹黨成員在全國各地張貼100萬張彩色宣傳畫，散發800萬本小冊子和1200萬份黨報特刊，有時一天之內就有3000個動員大會，首次將電影和唱片用於總統競選活動。盡管希特勒經過兩次投票均未能當選，但這番宣傳卻也收獲不小，第二次獲得的選票比第一次獲得的選票卻翻了一番。
1933年1月，希特勒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政府總理，奉命組閣。戈培爾欣喜若狂，迅速與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進行鬥爭的方針”。第三帝國很快就查封德國共產黨的60種報紙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71種報紙，強行封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大樓。2月27日，戈培爾夥同戈林策劃製造“國會縱火案”，以此為借口迫害、鎮壓德國共產黨。
1933年3月，戈培爾被希特勒任命為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負責宣傳納粹內外政策，推行文化專製主義。戈培爾對此不遺餘力。
國民教育與宣傳部主要設有下述職能部門：行政管理局——負責管理全部行政事務；宣傳局——負責組織反對共產主義、猶太人、教會或支持種族純正的宣傳運動，組織各種規模的集會；廣播局——負責從政策高度指導並監督德國廣播公司的工作；新聞局——負責每日新聞發布和出版；對外局——負責對國外的宣傳工作以影響國外的公眾輿論；電影局——負責指導和審查影片的製作與放映。
德國文化協會則隸屬該部領導，下轄美術、音樂、戲劇、文學、新聞、廣播和電影等6個協會。從事上述職業的人必須加入相關的協會，對納粹主義不熱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將遭到開除並剝奪從事文化活動的權利。
納粹黨對宣傳的重視和納粹宣傳的成功，使戈培爾贏得了納粹黨高層領導人的信任和尊敬，原來稱其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亦改稱為“我們的博士”。
戈培爾認為，宣傳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的心理”；“我們信仰什麽，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隻要我們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藝術，我們相信奇跡，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們看來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跡”；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極有煽動性的演說家戈培爾為了使民眾的思想與納粹的觀點一致，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戈培爾在柏林發起隨後遍及全國的焚書運動，那些被視為“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書籍，如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梅林、海涅和愛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戈培爾向參加焚書的學生們說：“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這火光不僅結束了舊時代，而且照亮了新時代。”戈培爾因此獲得“焚書者”的萬惡之名。
為了消滅任何與納粹黨對立的宣傳媒介，戈培爾對報刊、廣播和電影以及新聞工作人員實施嚴格控製。《法蘭克福日報》的猶太老板被趕出報社，頗有影響的《伏斯日報》被勒令停刊。
在納粹統治的前4年，全國報紙由3607種減為2671種；戈培爾或其部屬每天就新聞編發問題作出口頭訓令或書麵指示。戈培爾亦將德國廣播公司和電影公司馴服，使其成為納粹的輿論宣傳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