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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組建蓋世太保到解決猶太人問題
1933年3月23日，伴隨著國會通過《授權法》，希特勒獲得了立法權，這標誌著德國從此進入法西斯專政時期。希特勒為了便於納粹統治全國，他首先迫使總理巴本辭職，繼而讓戈林接替其位置，並且給予了戈林代理外交部長的職務。此後，戈林就像一隻巨大的蜘蛛，不斷噴濺著毒汁，在一個個角落裏編織著權力的網絡。
在華沙逮捕猶太人首先，他建立了國家的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蓋世太保本是柏林市警察局長馮·勒韋楚組建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製止納粹衝鋒隊的無法無天行為。希特勒發現勒韋楚的企圖後，立即讓戈林解除他的職務。戈林發現這個秘密特務組織非常合乎他的要求，因此，他將勒韋楚的組織劃歸他直接掌管的普魯士內政部。從此，蓋世太保逐漸發展成一個無孔不入的恐怖組織，成為納粹暴政的象征。
其次，戈林創建了情報研究所。這個以電子研究為幌子的情報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當時世界上裝備最精良、技術最先進的特務組織。戈林將研究所分為若幹個語言區，監聽通過德國陸地的通訊線路和附近的海底電纜，獲得的情報可以使納粹對國外的動態迅速作出反應，占取主動權，另一方麵也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遠遠超過了其他權力競爭對手。
在通話的高峰時間，戈林手下有多達3000餘名工作人員在監聽國務總理辦公廳、各部委、黨務辦公室和大使館的電話線。監聽專家們晝夜不停地破譯著密碼文章並做著記錄，用以滿足他們上司對來自政治和私人方麵的消息的饑餓感。不論是約瑟夫·戈培爾和莉達·巴羅瓦之間極個人的竊竊私語，還是外國通訊記者之間進行的政治討論——戈林手下的監聽人員都勤奮地逐字逐句地做著記錄，盡管這種工作是如此的乏味。
納粹力量的壯大，本來與衝鋒隊的鼎力相助有關，戈林就是衝鋒隊的最早隊長之一。然而納粹上台後，衝鋒隊變得無事可幹，認為在權力分配時沒得到相應的照顧。其頭目羅姆迫切要求進行“第二次革命”，企圖將國防軍並入衝鋒隊。反對這項計劃的不僅有國防軍的將領們，而且也有羅姆的黨內對手，首先就是戈林。由於羅姆不斷向戈林掌握的各機關安插特工人員，所以這兩個納粹元老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戈林極力勸說希特勒以最嚴厲的手段鎮壓羅姆及其衝鋒隊。
希特勒親自領導了南部的謀殺行動。戈林和海因裏希·希姆萊在柏林和北德采取行動——對於戈林來說，這又是一個在希特勒那裏毛遂自薦甘為劊子手的機會。在他曾經就讀過的柏林利希菲爾德軍官學校裏，他讓人槍殺了43名所謂的暴亂分子。這是納粹政權實施的首次集體大屠殺。就是在紐倫堡，戈林也不為此感到懊悔：“衝鋒隊是怎樣一群反常的強盜啊！我把他們消滅了是一件好極了的事情，否則他們就會殺死我們”。
希特勒非常高興他“最忠誠的追隨者”在危難時刻能作出如此“冰冷”的反應。戈林這位久經考驗的勇士證明了自己是可靠的。他在意識形態上不是那麽堅定並不影響什麽。
他盲目地服從希特勒並享受著他的信任。僅僅是希特勒的到場就足以使他喪失判斷能力。他曾對經濟部長哈雅爾馬·夏霍特說起過：“我努力克製自己，但是每一次當我站在希特勒的麵前，都感到非常害怕。”這首先是對希特勒那使他成為甘心效勞的執行者的權力的敬畏。
戈林在內心裏早已跪在了希特勒的麵前，猶如獻身於一個神般的崇拜偶像。“誰隻要多少知道一點我們這裏的情況，”他於1934年讓人在他的《民族建設》一書中寫道，“他都會明白當元首願意給予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同樣多的權力。隻有追隨元首才可能真正地有權勢，將國家強大的權力握在手中，但若違背他的意誌，哪怕隻是惹他不高興，也會立即失去全部權力。元首的一句話可以弄倒任何一個人……”戈林的獻身是值得的。
8月2日，希特勒接任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職務，總理和總統的職位合二為一。為酬報戈林，12月7日，希特勒簽署兩個命令，一是他不能視事時，戈林可全權處理一切事務；二是明確戈林為他的接班人。這樣，戈林在納粹黨中的權威地位已不可動搖。
然而戈林的胃口卻永不會滿足。從1935年開始，他突然關心起了經濟問題。為此，他排擠了納粹的經濟理論專家沙赫特，將德國經濟納入戰時軌道，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其本人也很快成為德國經濟領域的無冕之王。
與此同時，他把空軍作為自己的私有領地，不許任何人染指，並毫不隱諱地表明，他希望晉升為空軍元帥。為了安撫他的情緒，希特勒於1936年夏天晉升他為四星上將。
早在奪取政權以前，戈林就已經作為快速擴充軍備的極端擁護者而出名了。現在身為空軍總司令的他，負責把耗資巨大的需要大量原料的空軍軍備生產推向前進，從而使希特勒擁有一個強大的進攻武器。“我作夢都想擁有一支空軍，”他在飛行少尉們上路前的宣誓典禮上忠告他們，“如果一旦發生什麽事情，它便像一群複仇的野獸凶猛地撲向敵人。敵人應該在和你正式交手前就已經感覺到了失敗。”
在1935年夏天——時值剛剛公布了普遍服役義務——戈林便敦促希特勒將空軍當時的實力擴大兩倍，然而由於缺乏原料，那隻不過是不切實際的打算。為了改善原料狀況和“確保繼續自衛反擊”，希特勒於1936年4月再次授權他的多功能武器戈林，讓他負責原料和外匯。
希特勒在一份絕密的備忘錄中要求德國軍隊必須在4年內具有“隨時可供使用的能力”，以及德國的經濟具有“適合戰爭的能力”。對此他不允許有異議。對於希特勒來講，經濟問題是“意誌問題”，而且他相信戈林具有這樣堅強的意誌。“他是我所有的人中最好的一個……他是一個堅毅果敢的人，知道什麽是必須做的，並去實現它們。”
盡管戈林在經濟問題上是個門外漢，希特勒還是於1936年10月在上薩爾茨山的一次散步中授予他一項職務，從而使得他成了國家中第二號權勢人物。作為“負責4年計劃的專員”，戈林根據最高當權者的命令，負責推動軍備生產，“為德意誌民族爭取到獲取食物的自由”，但是首先應該搞到原料和外匯，以便為希特勒的“和平中的戰爭”作準備。
“不要黃油要大炮，飛機、坦克、輪船現在比個人消費或者比鞏固的國家財政都要重要。”這就是戈林的指導原則。對於受人尊重的帝國經濟部長和帝國銀行主席哈雅爾馬·夏霍特等專家們的警告，戈林則置之不理。他現在和實行獨裁統治之初一樣，用盡一切手段，不顧任何反對，強行推行希特勒的政策。隻要一筆一筆地合計一下，就會看出：無節製的軍備導致了被迫決定發動戰爭，以避免國家在財政經濟上的崩潰。
“擴軍備戰的結果是不可預見的，”戈林1936年12月告訴工業巨頭們，“如果我們勝利了，那麽我們的經濟將得到足夠的補償……不可以去計算花費了多少……我們現在是在以最大的投入作賭博。有什麽能比接到擴軍備戰的定貨更值得呢？”
1936年12月2日，戈林在空軍領導層麵前講得具體些：“整個形勢非常嚴峻，但願1941年前能保持安寧。但是我們不得而知，糾紛是否會提前到來。我們已經身處戰爭之中，隻是還沒有開槍罷了。”這隻告訴了一半的真實情況。
和希特勒一樣，戈林也不願意放棄沉浸在歡呼的海洋中的機會。他公開宣稱隨著德國軍隊的進入將有步驟地實現恐怖政策。他叫喊：“維也納這座城市不能再稱作是德國城市。這裏有30萬猶太人，所以不能稱它是德國城市。”還在歡慶統一的時刻，戈林就下令立即仔細地使貿易“雅利安化”，並強迫猶太人流亡國外。現在這位“負責4年計劃的專員”也在德國驅逐猶太人了。自從戈林作為國會主席於1935年9月在紐倫堡市頒布《種族法》，以及利用這個機會宣布將納粹標誌作為反對猶太人鬥爭的“神聖標誌”以來，在法律麵前，猶太人已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盡管戈林的反猶太主義還沒有像那個約瑟夫·戈培爾一樣極端到滅絕猶太人的程度，然而在寬容的表麵後麵仍然隱藏著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這種仇恨早於1925年在瑞典的精神療養院良波羅就已引人注目，並使他在“第三帝國”中成為迫害猶太人的推動力量。
負責滅絕猶太人的黨衛軍頭目希姆萊戈林甚至在老朋友麵前也不掩飾這種仇恨。當一位過去曾受他指揮的殲擊機飛行員的猶太珠寶商人向他憂心忡忡地報告仇恨猶太人的恐嚇信時，最初他還表現得很友好，“你們不用擔心，我會關照這件事的”。但是當那位請求者隨後表示要成為德國人時，戈林盛氣淩人地斥責他說：“對一個從前的戰友，我已做了一切，但是我要剝奪你成為德國人的權利。你永遠也不是德國人，你是猶太人。”
根據戈林的觀點，必須“用盡一切手段”將猶太人從經濟中清除出去。盡管他批評由約瑟夫、戈培爾於1938年11月9日策劃的在“帝國水晶之夜”中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但這並不是出於對猶太居民們的同情，而是純粹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更願意你們殺死200個猶太人而不是毀壞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猶太教堂被燒毀的打砸搶之夜剛過兩天，戈林就邀請所有參與了行動的部門到帝國航空部參加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以作為懷有惡意的騷亂的結束。在會上，他按照希特勒的願望直切主題：現在必須統一一致地總結“猶太人問題”並“這樣或那樣”地予以解決。“元首昨天通過電話再次向我指示目前起決定作用的集中統一的步驟”。於是戈林便擔任“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高協調人。按照他的話說，猶太人問題是一個“廣泛的經濟問題”，他要通過經濟的“雅利安化”“一個接一個”地解決這個問題。在戈林的主持下，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猶太人移民集中地”，並讓德國的猶太人承擔繳納10億馬克的義務——作為對由衝鋒隊和黨衛隊造成的破壞的“補償款項”。戈林顯然非常滿意地對與會者講道：“此外，我還將再次強調說明，我不願德國有一個猶太人。”
戈林在這段時間裏，並不隻是處理“猶太人問題”。剛剛“合並”完奧地利，他便瞄準了希特勒又一個外交目標：蘇台德問題。他根據劫掠來的奧地利駐柏林、布拉格、巴黎和倫敦的大使館的檔案以及他的“研究局”所作的竊聽記錄得知——英法兩國是如何害怕戰爭。這些情況更堅定了他準備采用類似1933年3月對奧地利采用的強迫手段來解決蘇台德問題的決心。
但是他的計劃沒有實現。這一次是希特勒決定進展的速度。戈林又一次發現自己處在觀眾的地位。他打算把“歐洲的盲腸”——捷克斯洛伐克非暴力地切除，“並在波蘭、匈牙利和德國之間進行瓜分”。他擔心“摘取布拉格”可能會使得西方列強插入並挑起一場世界大戰。
然而在此期間，希特勒已經在較高級的文武官員們麵前表達了他那“不可改變的決定”，即在不久的將來，“通過一場軍事行動來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戈林作為惟一的一個人提出了謹慎的想法：把帝國高度武裝起來以減少遭受進攻的危險不是更好嗎？希特勒把他追隨者的意見當作耳邊風。他打算進攻。和平隻不過是戰爭的前奏。
盡管如此，希特勒自1922年以來就對外公開了他認定的隨從。這位國家首腦在南斯拉夫保爾王子麵前宣稱：“我並不感到孤獨。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有戈林。”埃米·戈林由於希特勒未婚而成為帝國的“第一夫人”，當她令許多人目瞪口呆地生下一個女孩時，希特勒便做了孩子的教父。這個女孩按照墨索裏尼女兒的名字也取名為埃達。然而教父是希特勒也沒有改變對戈林家這位新添人口戲弄性的評論。埃達這個名字代表著什麽呢？民間的笑話是：永遠感謝那位副官。（譯者注：埃達德文為ED-DA，正好是永遠感謝那位副官中各詞的首位字母的組合）小型歌舞演員韋勒·芬克嘲弄說，那個孩子原本肯定是叫哈姆雷特，他的或不是他的。戈林認為他在搞卑鄙的惡作劇，於是芬克進了集中營。然後戈林這位舉足輕重的樂天派也表現出如此貼近人民的幽默——誰取笑了他，誰不久便沒什麽可笑的了。
當戈林1936年在“德國裝甲戰艦”由於暈船而在甲板上嘔吐時，兩名莽撞的少尉授予他“帝國喂魚大臣”的頭銜，還同時給了他相應的網眼襯衫。這個玩笑也是以逮捕結束的。
在華沙逮捕猶太人首先，他建立了國家的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蓋世太保本是柏林市警察局長馮·勒韋楚組建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製止納粹衝鋒隊的無法無天行為。希特勒發現勒韋楚的企圖後，立即讓戈林解除他的職務。戈林發現這個秘密特務組織非常合乎他的要求，因此，他將勒韋楚的組織劃歸他直接掌管的普魯士內政部。從此，蓋世太保逐漸發展成一個無孔不入的恐怖組織，成為納粹暴政的象征。
其次，戈林創建了情報研究所。這個以電子研究為幌子的情報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當時世界上裝備最精良、技術最先進的特務組織。戈林將研究所分為若幹個語言區，監聽通過德國陸地的通訊線路和附近的海底電纜，獲得的情報可以使納粹對國外的動態迅速作出反應，占取主動權，另一方麵也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遠遠超過了其他權力競爭對手。
在通話的高峰時間，戈林手下有多達3000餘名工作人員在監聽國務總理辦公廳、各部委、黨務辦公室和大使館的電話線。監聽專家們晝夜不停地破譯著密碼文章並做著記錄，用以滿足他們上司對來自政治和私人方麵的消息的饑餓感。不論是約瑟夫·戈培爾和莉達·巴羅瓦之間極個人的竊竊私語，還是外國通訊記者之間進行的政治討論——戈林手下的監聽人員都勤奮地逐字逐句地做著記錄，盡管這種工作是如此的乏味。
納粹力量的壯大，本來與衝鋒隊的鼎力相助有關，戈林就是衝鋒隊的最早隊長之一。然而納粹上台後，衝鋒隊變得無事可幹，認為在權力分配時沒得到相應的照顧。其頭目羅姆迫切要求進行“第二次革命”，企圖將國防軍並入衝鋒隊。反對這項計劃的不僅有國防軍的將領們，而且也有羅姆的黨內對手，首先就是戈林。由於羅姆不斷向戈林掌握的各機關安插特工人員，所以這兩個納粹元老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戈林極力勸說希特勒以最嚴厲的手段鎮壓羅姆及其衝鋒隊。
希特勒親自領導了南部的謀殺行動。戈林和海因裏希·希姆萊在柏林和北德采取行動——對於戈林來說，這又是一個在希特勒那裏毛遂自薦甘為劊子手的機會。在他曾經就讀過的柏林利希菲爾德軍官學校裏，他讓人槍殺了43名所謂的暴亂分子。這是納粹政權實施的首次集體大屠殺。就是在紐倫堡，戈林也不為此感到懊悔：“衝鋒隊是怎樣一群反常的強盜啊！我把他們消滅了是一件好極了的事情，否則他們就會殺死我們”。
希特勒非常高興他“最忠誠的追隨者”在危難時刻能作出如此“冰冷”的反應。戈林這位久經考驗的勇士證明了自己是可靠的。他在意識形態上不是那麽堅定並不影響什麽。
他盲目地服從希特勒並享受著他的信任。僅僅是希特勒的到場就足以使他喪失判斷能力。他曾對經濟部長哈雅爾馬·夏霍特說起過：“我努力克製自己，但是每一次當我站在希特勒的麵前，都感到非常害怕。”這首先是對希特勒那使他成為甘心效勞的執行者的權力的敬畏。
戈林在內心裏早已跪在了希特勒的麵前，猶如獻身於一個神般的崇拜偶像。“誰隻要多少知道一點我們這裏的情況，”他於1934年讓人在他的《民族建設》一書中寫道，“他都會明白當元首願意給予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同樣多的權力。隻有追隨元首才可能真正地有權勢，將國家強大的權力握在手中，但若違背他的意誌，哪怕隻是惹他不高興，也會立即失去全部權力。元首的一句話可以弄倒任何一個人……”戈林的獻身是值得的。
8月2日，希特勒接任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職務，總理和總統的職位合二為一。為酬報戈林，12月7日，希特勒簽署兩個命令，一是他不能視事時，戈林可全權處理一切事務；二是明確戈林為他的接班人。這樣，戈林在納粹黨中的權威地位已不可動搖。
然而戈林的胃口卻永不會滿足。從1935年開始，他突然關心起了經濟問題。為此，他排擠了納粹的經濟理論專家沙赫特，將德國經濟納入戰時軌道，剝奪猶太人的財產，其本人也很快成為德國經濟領域的無冕之王。
與此同時，他把空軍作為自己的私有領地，不許任何人染指，並毫不隱諱地表明，他希望晉升為空軍元帥。為了安撫他的情緒，希特勒於1936年夏天晉升他為四星上將。
早在奪取政權以前，戈林就已經作為快速擴充軍備的極端擁護者而出名了。現在身為空軍總司令的他，負責把耗資巨大的需要大量原料的空軍軍備生產推向前進，從而使希特勒擁有一個強大的進攻武器。“我作夢都想擁有一支空軍，”他在飛行少尉們上路前的宣誓典禮上忠告他們，“如果一旦發生什麽事情，它便像一群複仇的野獸凶猛地撲向敵人。敵人應該在和你正式交手前就已經感覺到了失敗。”
在1935年夏天——時值剛剛公布了普遍服役義務——戈林便敦促希特勒將空軍當時的實力擴大兩倍，然而由於缺乏原料，那隻不過是不切實際的打算。為了改善原料狀況和“確保繼續自衛反擊”，希特勒於1936年4月再次授權他的多功能武器戈林，讓他負責原料和外匯。
希特勒在一份絕密的備忘錄中要求德國軍隊必須在4年內具有“隨時可供使用的能力”，以及德國的經濟具有“適合戰爭的能力”。對此他不允許有異議。對於希特勒來講，經濟問題是“意誌問題”，而且他相信戈林具有這樣堅強的意誌。“他是我所有的人中最好的一個……他是一個堅毅果敢的人，知道什麽是必須做的，並去實現它們。”
盡管戈林在經濟問題上是個門外漢，希特勒還是於1936年10月在上薩爾茨山的一次散步中授予他一項職務，從而使得他成了國家中第二號權勢人物。作為“負責4年計劃的專員”，戈林根據最高當權者的命令，負責推動軍備生產，“為德意誌民族爭取到獲取食物的自由”，但是首先應該搞到原料和外匯，以便為希特勒的“和平中的戰爭”作準備。
“不要黃油要大炮，飛機、坦克、輪船現在比個人消費或者比鞏固的國家財政都要重要。”這就是戈林的指導原則。對於受人尊重的帝國經濟部長和帝國銀行主席哈雅爾馬·夏霍特等專家們的警告，戈林則置之不理。他現在和實行獨裁統治之初一樣，用盡一切手段，不顧任何反對，強行推行希特勒的政策。隻要一筆一筆地合計一下，就會看出：無節製的軍備導致了被迫決定發動戰爭，以避免國家在財政經濟上的崩潰。
“擴軍備戰的結果是不可預見的，”戈林1936年12月告訴工業巨頭們，“如果我們勝利了，那麽我們的經濟將得到足夠的補償……不可以去計算花費了多少……我們現在是在以最大的投入作賭博。有什麽能比接到擴軍備戰的定貨更值得呢？”
1936年12月2日，戈林在空軍領導層麵前講得具體些：“整個形勢非常嚴峻，但願1941年前能保持安寧。但是我們不得而知，糾紛是否會提前到來。我們已經身處戰爭之中，隻是還沒有開槍罷了。”這隻告訴了一半的真實情況。
和希特勒一樣，戈林也不願意放棄沉浸在歡呼的海洋中的機會。他公開宣稱隨著德國軍隊的進入將有步驟地實現恐怖政策。他叫喊：“維也納這座城市不能再稱作是德國城市。這裏有30萬猶太人，所以不能稱它是德國城市。”還在歡慶統一的時刻，戈林就下令立即仔細地使貿易“雅利安化”，並強迫猶太人流亡國外。現在這位“負責4年計劃的專員”也在德國驅逐猶太人了。自從戈林作為國會主席於1935年9月在紐倫堡市頒布《種族法》，以及利用這個機會宣布將納粹標誌作為反對猶太人鬥爭的“神聖標誌”以來，在法律麵前，猶太人已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盡管戈林的反猶太主義還沒有像那個約瑟夫·戈培爾一樣極端到滅絕猶太人的程度，然而在寬容的表麵後麵仍然隱藏著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這種仇恨早於1925年在瑞典的精神療養院良波羅就已引人注目，並使他在“第三帝國”中成為迫害猶太人的推動力量。
負責滅絕猶太人的黨衛軍頭目希姆萊戈林甚至在老朋友麵前也不掩飾這種仇恨。當一位過去曾受他指揮的殲擊機飛行員的猶太珠寶商人向他憂心忡忡地報告仇恨猶太人的恐嚇信時，最初他還表現得很友好，“你們不用擔心，我會關照這件事的”。但是當那位請求者隨後表示要成為德國人時，戈林盛氣淩人地斥責他說：“對一個從前的戰友，我已做了一切，但是我要剝奪你成為德國人的權利。你永遠也不是德國人，你是猶太人。”
根據戈林的觀點，必須“用盡一切手段”將猶太人從經濟中清除出去。盡管他批評由約瑟夫、戈培爾於1938年11月9日策劃的在“帝國水晶之夜”中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但這並不是出於對猶太居民們的同情，而是純粹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我更願意你們殺死200個猶太人而不是毀壞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猶太教堂被燒毀的打砸搶之夜剛過兩天，戈林就邀請所有參與了行動的部門到帝國航空部參加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以作為懷有惡意的騷亂的結束。在會上，他按照希特勒的願望直切主題：現在必須統一一致地總結“猶太人問題”並“這樣或那樣”地予以解決。“元首昨天通過電話再次向我指示目前起決定作用的集中統一的步驟”。於是戈林便擔任“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高協調人。按照他的話說，猶太人問題是一個“廣泛的經濟問題”，他要通過經濟的“雅利安化”“一個接一個”地解決這個問題。在戈林的主持下，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猶太人移民集中地”，並讓德國的猶太人承擔繳納10億馬克的義務——作為對由衝鋒隊和黨衛隊造成的破壞的“補償款項”。戈林顯然非常滿意地對與會者講道：“此外，我還將再次強調說明，我不願德國有一個猶太人。”
戈林在這段時間裏，並不隻是處理“猶太人問題”。剛剛“合並”完奧地利，他便瞄準了希特勒又一個外交目標：蘇台德問題。他根據劫掠來的奧地利駐柏林、布拉格、巴黎和倫敦的大使館的檔案以及他的“研究局”所作的竊聽記錄得知——英法兩國是如何害怕戰爭。這些情況更堅定了他準備采用類似1933年3月對奧地利采用的強迫手段來解決蘇台德問題的決心。
但是他的計劃沒有實現。這一次是希特勒決定進展的速度。戈林又一次發現自己處在觀眾的地位。他打算把“歐洲的盲腸”——捷克斯洛伐克非暴力地切除，“並在波蘭、匈牙利和德國之間進行瓜分”。他擔心“摘取布拉格”可能會使得西方列強插入並挑起一場世界大戰。
然而在此期間，希特勒已經在較高級的文武官員們麵前表達了他那“不可改變的決定”，即在不久的將來，“通過一場軍事行動來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戈林作為惟一的一個人提出了謹慎的想法：把帝國高度武裝起來以減少遭受進攻的危險不是更好嗎？希特勒把他追隨者的意見當作耳邊風。他打算進攻。和平隻不過是戰爭的前奏。
盡管如此，希特勒自1922年以來就對外公開了他認定的隨從。這位國家首腦在南斯拉夫保爾王子麵前宣稱：“我並不感到孤獨。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有戈林。”埃米·戈林由於希特勒未婚而成為帝國的“第一夫人”，當她令許多人目瞪口呆地生下一個女孩時，希特勒便做了孩子的教父。這個女孩按照墨索裏尼女兒的名字也取名為埃達。然而教父是希特勒也沒有改變對戈林家這位新添人口戲弄性的評論。埃達這個名字代表著什麽呢？民間的笑話是：永遠感謝那位副官。（譯者注：埃達德文為ED-DA，正好是永遠感謝那位副官中各詞的首位字母的組合）小型歌舞演員韋勒·芬克嘲弄說，那個孩子原本肯定是叫哈姆雷特，他的或不是他的。戈林認為他在搞卑鄙的惡作劇，於是芬克進了集中營。然後戈林這位舉足輕重的樂天派也表現出如此貼近人民的幽默——誰取笑了他，誰不久便沒什麽可笑的了。
當戈林1936年在“德國裝甲戰艦”由於暈船而在甲板上嘔吐時，兩名莽撞的少尉授予他“帝國喂魚大臣”的頭銜，還同時給了他相應的網眼襯衫。這個玩笑也是以逮捕結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