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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納粹上台
此後，他帶著傷痛曾先後到過柏林和慕尼黑，然而到處是混亂，失望之餘戈林決定離開多事的德國，打道北上，到北歐去尋求發展。
希特勒與格林在北歐，戈林為丹麥人做過試飛員和飛行表演，後來又來到瑞典當飛行員。
1920年2月，瑞典社交界名人埃裏克·馮·羅森伯爵包租戈林的飛機。在羅克爾斯垮特城堡，戈林遇到了伯爵的妻妹卡琳·馮·福克女伯爵。兩人相見恨晚，雙雙墜入愛河，不久即同居。由於卡琳本是有夫之婦，兩人決定遠走高飛，前去德國。
在魏瑪共和國裏，這位30歲的退役上尉對未來沒有信心。出於窘境（而不是出於喜好），戈林在慕尼黑學習曆史和國民經濟。比起獲取科學知識，這位經過鬥爭考驗的飛行員更加渴求誌同道合者之間的結合，渴求英雄行為和一個能幫助德國重新奪回昔日權威的“強人”。
他於1922年秋天，在慕尼黑的國王廣場上的一次集會上終於遇到了這樣的一個新“皇帝”。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此後不久，戈林在對方接待時間裏第一次坐在了他的對麵。他要給戈林的人生指明新的方向。而這也正是戈林願意聽的：凡爾賽條約是一種恥辱，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要對這一切負責任，必須拯救祖國。這個人就是希特勒。戈林相信這個希特勒能將德國從戰敗者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從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和聽到他的第一聲起，”兩年之後他寫道，“我便在內心深處完全從屬於他了。”希特勒也對這位被授予過高級勳章的久經考驗的勇士頗有好感：“妙極了！一位因為特別英勇而被授予過最高勳章的戰鬥英雄！請您們設想一下：絕妙的宣傳素材！此外他還有許多的錢，所以不用花我一個芬尼。”
戈林的聲望對年輕的納粹黨非常有用。一個是平易近人的勳章獲得者，一個是狂熱偏激的蠱惑民心者——這就像一個魔鬼契約。當希特勒把衝鋒隊的領導權委托給他的這位新追隨者時，戈林感動得發誓說：“我將我的命運無條件地托付給您，即使要我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戈林曾經說過：“我沒有良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政黨和計劃引不起戈林多大的興趣。從作為衝鋒隊頭目所做的單調的日常事務中，他隻能獲得很少的樂趣。盡管他在短時間內將一個管理不善的衝鋒隊變成了一支有戰鬥力的私人軍隊，但他更願意把精力用在令他愉快的方麵。
“6月30日清洗事件”之後，希特勒轉向了國防軍。他讓人給他剪裁了第一套夢幻般的製服。他根本看不起納粹黨內那些“巴伐利業啤酒酒鬼和背旅行包的人”。他以高人一等的氣勢驕傲而又顯示寬容和友善的聲調對待像魯道夫·赫斯或者阿爾弗雷德·羅森伯爾格這樣的“黨內朋友”。所以戈林在納粹黨內待著，卻沒有封建貴族般的領導權，這幾乎是不足為奇的。對於戈林來說，意識形態是“無用的雜物”，他的政黨叫做阿道夫·希特勒。他為他作好了冒生命危險的準備。他決心和希特勒一道在帝國中掌握權力。
1923年11月9日，天氣陰沉而濕冷。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將要對權力和軟弱無能作出決斷。臨近中午時，一隊衝鋒隊和突擊隊隊員啟程向歌舞劇院開進。在隊伍的最前列是希特勒、魯登道夫將軍和戈林。
觀眾們的歡呼聲和“萬歲”的叫喊聲使他們希望這次奪取政權能夠成功。但是在統帥大廳前隻有幾米處時，一顆子彈呼嘯而來，隨後大街上槍炮齊鳴，巴伐利亞州的警察們瞄準了行進隊伍的第一排。槍戰持續了60秒鍾，死了14名暴亂者和3名警察。希特勒倒在了地上，戈林被子彈擊中了腰部，身負重傷，一動不動地躺在大街的鋪石路麵上。在失去知覺幾秒鍾之後，他滿身鮮血地掙紮著爬出了射擊線。衝鋒隊隊員們把他拉上了一輛卡車，送到猶太家具商人巴林的家中接受簡單的照料，隨後便開始了躲避警察追捕的逃亡。
戈林帶著卡琳越過邊界來到了奧地利。奧地利因斯布魯克醫院的醫生第一次給戈林注射了嗎啡——這種毒品使他後來成為了一個癮君子，但也讓他暫時忘卻了痛苦。慕尼黑的失敗使他在政治上的升遷突然停止了。現在巴伐利亞政府正在通緝搜捕他。盡管他和希特勒不一樣，還逍遙法外，但是傷口的疼痛給他帶來的幾乎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即使他在吸食嗎啡。不論是戈林的私人醫生拉蒙·馮·昂達爾查大夫還是長年照料他的護士，在戰後都報道說他睾丸受了傷。自此後，戈林便認為自己沒有了生育能力。
被監禁在蘭茨堡的希特勒請求逃到奧地利的戈林立即前往意大利，和墨索裏尼建立聯係。戈林認為以懇切的方式和一枚閃閃發亮的勳章應該能激勵墨索裏尼這位“領袖”用20億裏拉幫助阿爾卑斯山另一邊的遭破壞的“運動”。——但這完全是幻想，墨索裏尼一次也沒有接待過希特勒派來行乞的這位使者。
由於戈林的財產在本國被充公，以及埃恩斯特·羅姆接管了衝鋒隊，一無所有的夫婦二人隻得極其失望地回到卡琳在瑞典的父母家中。可是赫爾曼·戈林擺脫不了他的傷痛，他幾乎每天都讓人給自己注射嗎啡。從前瘦高、容貌英俊的他不久就腫脹起來，也就是變得肥胖了，深受記憶衰弱和沒有毒品就活不下去的壓力的折磨。戈林在戒除吸毒癮的治療中時常喪失自控能力，有一次竟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這種治療便不能繼續下去了，他被轉到斯德哥爾摩附近的良波羅的精神療養院，這個療養院專門接納有生命危險的嚴重病人。
戈林依然依賴於嗎啡注射。“意誌非常薄弱的殘暴的瘟病患者。”在瑞典的病曆中這樣寫道。醫生認為他很消沉，有自殺的危險，以自我為中心，還是一個“仇恨猶太人的人”。盡管如此，他還是於1925年10月7日被允許出院了，沒有精神障礙的症狀（正如奧羅夫·肯伯格教授確診的那樣）。戈林被正式認定痊愈了。但事實上他還是一個病人——一個每天給自己注射多達50毫克嗎啡的癮君子。除了卡琳，大概沒有人知道他生活在毒品的陰影裏。但是他拋頭露麵的機會越多，有關國家最高層人物吸嗎啡的流言蜚語就滋生得越多。
在那段時間裏，戈林仍然遠離他所渴求的權力。當他於1927年對政治犯大赦之後重返德國時，終於結束了作為壞人的艱難日子，從而尋求新的站穩腳跟的生活。他要從零開始，對於早已從蘭茨堡監獄釋放出來的“元首”來說，像戈林這樣一個人當然是來得正好。這位國家的權勢人物恰恰適合填補他最親近圈子中那個急需填補的空缺。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德國空軍英雄。1922年加入納粹。戈林不像希特勒是個小市民，不像羅姆是個雇傭兵，也不像戈培爾是個亡命之徒。他所具有的，正是“運動”中的暴徒們所缺少的：出身良好的家庭、精煉的舉止和引起人們好感的才能。此外，他所榮獲的為獎勵戰鬥特別英勇而設立的勳章便是他通往“朝廷”和財團們保險櫃的通行證。
作為駐柏林的政治特派員，戈林奉命為希特勒贏得柏林上流社會的支持。而事實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不僅為他的“元首”搞到了晉見德國總統馮·興登堡的機會，還用克虜伯、圖森、德意誌銀行、巴伐利亞摩托廠、漢莎航空公司、海因克爾、梅塞爾斯密特……的捐款填滿了納粹黨的錢箱。
作為德意誌共和國國民議會的成員，戈林不久便如魚得水般地混跡於由貴族、金融巨頭和工業家組成的最具影響力的圈子裏。他用充滿幽默的閑聊和自私自利的魅力為希特勒在上層社會贏得了勝利。雖然戈林在服用減肥丸後仍然越來越胖，雖然他深受失眠之苦，雖然他得克服卡琳於1931年10月17日去世給他帶來的痛苦，但他仍然不乏用狡詐的手腕和肆無忌憚的詭計幫助希特勒越過通往權力的邊界的巨大熱情。
作為被選出的共和國國民議會主席，他用各種許諾和禮物賄賂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將軍隊拉到希特勒這一邊，並在使人耗盡精力的談判中促使年邁的總統任命希特勒為國務總理。
當戈林在1933年1月29日將不再有什麽東西會阻礙奪取政權這一消息轉告給希特勒時，那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時刻”。戈林對這次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希特勒用一大堆職位來獎賞這位幫手的功績：最初沒有職權範圍的國務部長，負責飛行的全權代表和普魯士內務部代理部長。
希特勒的信任使戈林受寵若驚，他在日記中誠惶誠恐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跡。他說：
“當我被任命為普魯士內務部長時，我告誡自己，必須接任這個難度最大的職務，因為這裏是打通所有權力和職位的鑰匙。我要狠狠地整頓一下，把那些僅僅是因為他們有紅色的或是黑色的觀點以及為了鎮壓所有的民族奮鬥而身居要職的人全部掃地出門。”
希特勒與格林在北歐，戈林為丹麥人做過試飛員和飛行表演，後來又來到瑞典當飛行員。
1920年2月，瑞典社交界名人埃裏克·馮·羅森伯爵包租戈林的飛機。在羅克爾斯垮特城堡，戈林遇到了伯爵的妻妹卡琳·馮·福克女伯爵。兩人相見恨晚，雙雙墜入愛河，不久即同居。由於卡琳本是有夫之婦，兩人決定遠走高飛，前去德國。
在魏瑪共和國裏，這位30歲的退役上尉對未來沒有信心。出於窘境（而不是出於喜好），戈林在慕尼黑學習曆史和國民經濟。比起獲取科學知識，這位經過鬥爭考驗的飛行員更加渴求誌同道合者之間的結合，渴求英雄行為和一個能幫助德國重新奪回昔日權威的“強人”。
他於1922年秋天，在慕尼黑的國王廣場上的一次集會上終於遇到了這樣的一個新“皇帝”。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此後不久，戈林在對方接待時間裏第一次坐在了他的對麵。他要給戈林的人生指明新的方向。而這也正是戈林願意聽的：凡爾賽條約是一種恥辱，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要對這一切負責任，必須拯救祖國。這個人就是希特勒。戈林相信這個希特勒能將德國從戰敗者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從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和聽到他的第一聲起，”兩年之後他寫道，“我便在內心深處完全從屬於他了。”希特勒也對這位被授予過高級勳章的久經考驗的勇士頗有好感：“妙極了！一位因為特別英勇而被授予過最高勳章的戰鬥英雄！請您們設想一下：絕妙的宣傳素材！此外他還有許多的錢，所以不用花我一個芬尼。”
戈林的聲望對年輕的納粹黨非常有用。一個是平易近人的勳章獲得者，一個是狂熱偏激的蠱惑民心者——這就像一個魔鬼契約。當希特勒把衝鋒隊的領導權委托給他的這位新追隨者時，戈林感動得發誓說：“我將我的命運無條件地托付給您，即使要我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戈林曾經說過：“我沒有良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政黨和計劃引不起戈林多大的興趣。從作為衝鋒隊頭目所做的單調的日常事務中，他隻能獲得很少的樂趣。盡管他在短時間內將一個管理不善的衝鋒隊變成了一支有戰鬥力的私人軍隊，但他更願意把精力用在令他愉快的方麵。
“6月30日清洗事件”之後，希特勒轉向了國防軍。他讓人給他剪裁了第一套夢幻般的製服。他根本看不起納粹黨內那些“巴伐利業啤酒酒鬼和背旅行包的人”。他以高人一等的氣勢驕傲而又顯示寬容和友善的聲調對待像魯道夫·赫斯或者阿爾弗雷德·羅森伯爾格這樣的“黨內朋友”。所以戈林在納粹黨內待著，卻沒有封建貴族般的領導權，這幾乎是不足為奇的。對於戈林來說，意識形態是“無用的雜物”，他的政黨叫做阿道夫·希特勒。他為他作好了冒生命危險的準備。他決心和希特勒一道在帝國中掌握權力。
1923年11月9日，天氣陰沉而濕冷。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將要對權力和軟弱無能作出決斷。臨近中午時，一隊衝鋒隊和突擊隊隊員啟程向歌舞劇院開進。在隊伍的最前列是希特勒、魯登道夫將軍和戈林。
觀眾們的歡呼聲和“萬歲”的叫喊聲使他們希望這次奪取政權能夠成功。但是在統帥大廳前隻有幾米處時，一顆子彈呼嘯而來，隨後大街上槍炮齊鳴，巴伐利亞州的警察們瞄準了行進隊伍的第一排。槍戰持續了60秒鍾，死了14名暴亂者和3名警察。希特勒倒在了地上，戈林被子彈擊中了腰部，身負重傷，一動不動地躺在大街的鋪石路麵上。在失去知覺幾秒鍾之後，他滿身鮮血地掙紮著爬出了射擊線。衝鋒隊隊員們把他拉上了一輛卡車，送到猶太家具商人巴林的家中接受簡單的照料，隨後便開始了躲避警察追捕的逃亡。
戈林帶著卡琳越過邊界來到了奧地利。奧地利因斯布魯克醫院的醫生第一次給戈林注射了嗎啡——這種毒品使他後來成為了一個癮君子，但也讓他暫時忘卻了痛苦。慕尼黑的失敗使他在政治上的升遷突然停止了。現在巴伐利亞政府正在通緝搜捕他。盡管他和希特勒不一樣，還逍遙法外，但是傷口的疼痛給他帶來的幾乎是難以忍受的痛苦，即使他在吸食嗎啡。不論是戈林的私人醫生拉蒙·馮·昂達爾查大夫還是長年照料他的護士，在戰後都報道說他睾丸受了傷。自此後，戈林便認為自己沒有了生育能力。
被監禁在蘭茨堡的希特勒請求逃到奧地利的戈林立即前往意大利，和墨索裏尼建立聯係。戈林認為以懇切的方式和一枚閃閃發亮的勳章應該能激勵墨索裏尼這位“領袖”用20億裏拉幫助阿爾卑斯山另一邊的遭破壞的“運動”。——但這完全是幻想，墨索裏尼一次也沒有接待過希特勒派來行乞的這位使者。
由於戈林的財產在本國被充公，以及埃恩斯特·羅姆接管了衝鋒隊，一無所有的夫婦二人隻得極其失望地回到卡琳在瑞典的父母家中。可是赫爾曼·戈林擺脫不了他的傷痛，他幾乎每天都讓人給自己注射嗎啡。從前瘦高、容貌英俊的他不久就腫脹起來，也就是變得肥胖了，深受記憶衰弱和沒有毒品就活不下去的壓力的折磨。戈林在戒除吸毒癮的治療中時常喪失自控能力，有一次竟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是這種治療便不能繼續下去了，他被轉到斯德哥爾摩附近的良波羅的精神療養院，這個療養院專門接納有生命危險的嚴重病人。
戈林依然依賴於嗎啡注射。“意誌非常薄弱的殘暴的瘟病患者。”在瑞典的病曆中這樣寫道。醫生認為他很消沉，有自殺的危險，以自我為中心，還是一個“仇恨猶太人的人”。盡管如此，他還是於1925年10月7日被允許出院了，沒有精神障礙的症狀（正如奧羅夫·肯伯格教授確診的那樣）。戈林被正式認定痊愈了。但事實上他還是一個病人——一個每天給自己注射多達50毫克嗎啡的癮君子。除了卡琳，大概沒有人知道他生活在毒品的陰影裏。但是他拋頭露麵的機會越多，有關國家最高層人物吸嗎啡的流言蜚語就滋生得越多。
在那段時間裏，戈林仍然遠離他所渴求的權力。當他於1927年對政治犯大赦之後重返德國時，終於結束了作為壞人的艱難日子，從而尋求新的站穩腳跟的生活。他要從零開始，對於早已從蘭茨堡監獄釋放出來的“元首”來說，像戈林這樣一個人當然是來得正好。這位國家的權勢人物恰恰適合填補他最親近圈子中那個急需填補的空缺。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德國空軍英雄。1922年加入納粹。戈林不像希特勒是個小市民，不像羅姆是個雇傭兵，也不像戈培爾是個亡命之徒。他所具有的，正是“運動”中的暴徒們所缺少的：出身良好的家庭、精煉的舉止和引起人們好感的才能。此外，他所榮獲的為獎勵戰鬥特別英勇而設立的勳章便是他通往“朝廷”和財團們保險櫃的通行證。
作為駐柏林的政治特派員，戈林奉命為希特勒贏得柏林上流社會的支持。而事實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不僅為他的“元首”搞到了晉見德國總統馮·興登堡的機會，還用克虜伯、圖森、德意誌銀行、巴伐利亞摩托廠、漢莎航空公司、海因克爾、梅塞爾斯密特……的捐款填滿了納粹黨的錢箱。
作為德意誌共和國國民議會的成員，戈林不久便如魚得水般地混跡於由貴族、金融巨頭和工業家組成的最具影響力的圈子裏。他用充滿幽默的閑聊和自私自利的魅力為希特勒在上層社會贏得了勝利。雖然戈林在服用減肥丸後仍然越來越胖，雖然他深受失眠之苦，雖然他得克服卡琳於1931年10月17日去世給他帶來的痛苦，但他仍然不乏用狡詐的手腕和肆無忌憚的詭計幫助希特勒越過通往權力的邊界的巨大熱情。
作為被選出的共和國國民議會主席，他用各種許諾和禮物賄賂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將軍隊拉到希特勒這一邊，並在使人耗盡精力的談判中促使年邁的總統任命希特勒為國務總理。
當戈林在1933年1月29日將不再有什麽東西會阻礙奪取政權這一消息轉告給希特勒時，那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時刻”。戈林對這次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希特勒用一大堆職位來獎賞這位幫手的功績：最初沒有職權範圍的國務部長，負責飛行的全權代表和普魯士內務部代理部長。
希特勒的信任使戈林受寵若驚，他在日記中誠惶誠恐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跡。他說：
“當我被任命為普魯士內務部長時，我告誡自己，必須接任這個難度最大的職務，因為這裏是打通所有權力和職位的鑰匙。我要狠狠地整頓一下，把那些僅僅是因為他們有紅色的或是黑色的觀點以及為了鎮壓所有的民族奮鬥而身居要職的人全部掃地出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