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元凶：噬血惡魔

6.希特勒的恐怖極權統治

　　人類所有專製中，最糟的是折磨精神的專製。伴隨著政治恐怖的是希特勒匪幫的文化恐怖、輿論恐怖、教育恐怖和宗教恐怖。

　　1933年5月10日晚，柏林發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紀末期以來未曾看到過的景象：在國歌聲中戈培爾親自指揮成千上萬名學生，把洪堡大學對麵廣場上堆積如山的2萬多冊書籍付之一炬。被焚毀的不僅有馬恩列斯著作，著名作家、詩人歌德、海涅、高爾基和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也都未能幸免。

　　1933年9月22日納粹政府又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其目的在於“必須使各方麵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麵和精神方麵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

　　在戈培爾博士精心管理下，第三帝國很快就出現了令人滿意的“輿論一律”場麵。許多報紙被取締，剩下的則都操起了清一色的納粹口吻。這不僅因為它們的編輯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而且它們的工作方式都是統一的。每天早晨，各報的編輯、記者就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或他的助手告訴他們：什麽新聞該發布，什麽新聞要扣下，什麽新聞怎麽寫，標題如何列等等。可憐的德國人在輿論恐怖的壓製下，或者心甘情願，或者身不由己地按他們僅能聽到的一個聲音——元首的聲音去思想，去說話，去動作。

　　每一個納粹反對派都會對希特勒毫不含糊的教育觀感到不寒而栗。希特勒在談到爭取青年的問題時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麽？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裏。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隻知道這個新社會。’”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教職人員都必須是“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的；而所有從6歲到18歲的青少年都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各種組織，接受納粹政治軍事訓練。在這樣的教育製度下，許多青年可悲地被培養成不學無術、滿腦子種族優劣偏見的納粹人才。

　　希特勒在維也納時就成了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在埋頭閱讀大量很暢銷的反猶書籍後，希特勒看出了猶太人的區別。他說：我“一聞到這種穿長袍的人的氣味，就感到心中作嘔”，我發現“這一‘上帝的選民’的道德汙點”，發現賣淫和販賣婦女大部分是“猶太鬼”幹的。他激烈譴責粗野可厭的長著羅圈腿的猶太“狗雜種”，說他們誘奸數十萬天真純潔的基督教女郎，從而玷汙了她們的血統。

　　對猶太人的這種刻骨的仇恨，直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在他胸中燃燒。在他臨死前的遺囑中仍然不忘對猶太人的攻擊，他咬牙切齒地寫道：“時光會飛逝，但是在我們城市和建築物的廢墟上，對最終要負責任的人們的仇恨將永遠不會消失。他們就是對眼前這一切負有責任的人們：國際猶太人集團和他們的支持者。”正是這種頑固不化的仇恨，使希特勒一上台就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反猶惡潮。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國會演講，指出如果猶太人挑起戰爭（這當然是莫須有罪名），將導致“歐洲猶太民族的徹底消滅”。戰爭爆發後，希特勒迅速征服了大多數猶太人居住的東歐地區，使他有機會實現“消滅”他們的宿願。

　　1941年夏秋，希特勒發出“最後解決”的密令，這是“滅絕猶太人”的隱晦說法。黨衛隊惡魔海德裏希立即進行了布置，他向15名和落實元首令有關的高級官員說：“在最後解決歐洲猶太人的問題的過程中，牽涉到的猶太人近1100萬。”解決方法是：弱者“自然淘汰”，強者集體屠殺。

　　屠殺開始了，其中滅絕營毒氣室的殺人方法在“最後解決”中獲得最駭人聽聞的“成就”，奧斯威辛“死亡工廠”曾創下46天毒死30萬人的紀錄。

　　毒氣室從近處看毫無可怕之處，四周種著修剪過的花草，入口處牌子上寫有“浴室”字樣。以為到這裏滅虱的猶太人在歡快樂曲的伴奏下，赤條條地魚貫而入，直到沉重的鐵門牢牢地關上，仰望著滴水不出的蓮蓬頭時，才看出不對頭來。藍紫色的氫氰化合物已被劊子手從屋頂的氣孔倒進去了，二三十分鍾後，一大堆血跡斑斑、青裏透紫的裸露肉體停止了最後的掙紮。被挑選出來的猶太男子開始可怕的清理，衝掉血跡和便汙，用繩套的鐵鉤分開互相抓著、掐著的死屍，然後拔除死者的牙齒和頭發，送到工廠去當戰略物資。焚燒後的骨灰則不是倒入河中，就是作為肥田粉出售。

　　除了被集體屠殺外，少數猶太人受到較為特殊的“待遇”作為“豚鼠”“享受”納粹的醫學試驗。“試驗”五花八門，有在壓力室接受高壓試驗的；有被接種傷寒病毒的；有浸泡在冰水中接受“冷凍”的；有被觀察喝鹽水能活多長時間的；有進行絕育實驗的。

　　這就是希特勒上台後實施的恐怖極權統治，他控製和折磨人的精神，他對猶太人進行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一切都源於他那個人的極端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