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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西斯集團內部矛盾加劇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合作以及各戰場的勝利，加劇了法西斯集團內部的矛盾。
1942年下半年，隨著法西斯軸心國在北非戰場和蘇德戰場受挫，軸心國集團內部被最初的軍事勝利所掩蓋的矛盾不僅重新顯露出來，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爭執也不斷產生。盡管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導致這個集團的崩潰，但無疑增大了集團各成員國之間的隔閡，削弱了其整體力量。
德國與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手，日本曾利用德國卷入歐洲戰爭之機，奪取了德國在遠東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第一次大戰後，德、日兩國均走上法西斯主義的擴張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對手使它們逐漸靠攏。自1936年結成以反共為旗號的政治同盟後，兩國關係開始向軍事同盟方向發展。然而，德日之間的聯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因此，每當麵臨重大抉擇的時候，兩國間的矛盾就會凸顯出來。
1939年春夏期間，長期關係緊張的日本與蘇聯之間，在諾門坎地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張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國的時候與蘇聯兵戎相見，主要原因在於有德、日“反共協定”撐腰，德國在歐洲的威脅將牽製蘇聯在遠東的行動。
然而，德國另有打算——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德國背著日本於8月23日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與德日“反共協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著日本原先出於牽製蘇聯而參加“反共協定”，以及將兩國關係向軍事同盟發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國的“背信棄義”對日本造成了極大衝擊。
日本大本營被迫否定了關東軍要求增援、與蘇軍在諾門坎地區進一步作戰的計劃，並於9月15日與蘇聯簽訂了停戰協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停止德、日、意三國條約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內閣以“歐洲局勢複雜離奇”為由而辭職。9月4日，日本內閣新首相阿部信行發表不介入歐洲戰爭的聲明，公開暴露了德、日兩國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國在西線發動閃電攻勢，很快迫使法國投降，英國退出歐洲大陸。麵對德國的巨大勝利，日本生怕“誤了班車”，一度銷聲匿跡的三國同盟論重又抬頭。7月，日本內閣再次更迭，確定了南進、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國策，同時決定加強德、日、意三國軸心。就德國而言，由於美國加強了對英國的援助，德、美關係日趨緊張，因此希望借助與日本結盟來牽製美國。1940年9月27日，經過討價還價，《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字。
然而，三國同盟並未消除德、日兩國各自所懷的異誌。日本締結同盟條約，是為了南進。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即要求德國利用其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充當日、蘇緩和的“中間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進時無後顧之憂。可是，日本萬萬沒想到，早在其確定要與蘇聯改善關係的7月，也就是三國同盟締結前的2個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圖，決定要發動侵蘇戰爭，並於12月18日簽發了進攻蘇聯的第21號指令。被蒙在鼓裏的日本，於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
德、日兩國在蘇聯問題上的這種分歧，影響深遠。1941年6月，德國在日本全力準備南進的時候，突然發動侵蘇戰爭。這對日本的整個戰略無疑是又一次巨大的衝擊。日本在經過一個時期的混亂之後，決定暫不協助德國進攻蘇聯，繼續貫徹“北守南進”的既定方針，並於同年12月8日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從此，德國和日本這對軸心國的主要戰車分別馳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後的戰爭過程中，再也沒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戰略協同了。
以後，隨著德、日在不同戰場上陷入困境，兩國的所謂“獨立性”有增無減。1942年秋，德軍向伏爾加河地區大舉進攻時，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蘇聯，配合行動。但日本政府自顧不暇，根本無意幫助德國。等到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敗，日本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浩轉告裏賓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國盟邦切盼日本參與反俄戰爭之願望。但顧念當前戰局，日本政府無法參戰。”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早就在伺機進攻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後“這種機會永遠不會來了。不僅如此，日本軍部對德軍的那種牢固的信賴感也從此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在準備1943年夏季攻勢時，德國仍想說服日本配合行動。4月18日，裏賓特洛甫在召見大島浩時勸告日本：“對日本來說，如果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和擁有足夠數量的反坦克武器，那麽今年是進攻俄國最有利的時機，因為俄國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虛弱……”大島浩表示，盡管他還不知道政府的意圖，但他覺得“隻要能事先看到這次進攻中的成就，那毫無疑問會進攻的”。
這種典型的外交辭令，顯然不能讓裏賓待洛甫滿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動向蘇聯提出準備派一個專門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交換看法並在訪問其他國家之後，重新與蘇聯政府進行談判。顯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對蘇戰爭中的中立身份，在蘇聯與軸心國成員國之間充當中介，為自己撈取好處。
在法西斯軸心國，德國除與日本貌合神離外，與意大利的矛盾也由來已久，盡管兩國在對外擴張方麵存在共同點，但利益上的差異仍使兩國間不斷產生分歧，乃至明爭暗鬥。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背著意大利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墨索裏尼深感不悅。尤其當墨索裏尼於8月26日從英國得悉，德國向倫敦提出要與英國結盟的文本內容後，更是大為惱怒。更有甚者，德國進攻波蘭的計劃事先也未通知意大利。因此，當德國於9月1日向波蘭發動進攻後，墨索裏尼當即宣布采取“非交戰”立場。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滿，他認為，英法之所以敢在9月3日對德國宣戰，與意大利的隔岸觀火有很大關係。希特勒曾正式要求意大利參戰，但意大利以缺少戰略物資為由加以拒絕。希特勒對此懷恨在心。9月中旬，他唆使住在上阿迪傑的南蒂羅爾人脫離意大利，歸順德國控製的奧地利，從而使德、意矛盾公開化。
當然，意大利不可能長期保持“非交戰”立場。墨索裏尼本人就表示：“意大利不能無限期地保持中立。”這是因為意大利稱霸地中海和巴爾幹的野心，以及德軍正在取得的勝利等等，都誘使意大利急於參戰分贓。1939年12月7日，墨索裏尼親自主持召開會議，決定意大利將站在德國一邊參戰。
盡管意大利已表明要與德國“並肩作戰”，但兩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除，意大利的反德勢力還很強大。以總參謀長巴多裏奧為首的多數高級將領，一直對德國持仇視態度。他們不願與德國為伍，更不甘心受其約束。因此，直到墨索裏尼下令製訂作戰計劃時，巴多裏奧還說：“由於他們（德國人）擺老資格和傲慢成性，我們絕不能同他們采取統一行動。”
正是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巴多裏奧征得墨索裏尼同意後，於1940年4月6日，製訂出一個被稱為“平行戰爭”的作戰計劃。該計劃以意大利的擴張需要為基礎，以奪取非洲和巴爾幹為目標，為此，意大利不想與德軍聯合作戰，而企圖單獨行動。事實上，意大利參戰後，正是按照“平行戰爭”的設想，對非洲和希臘發動了進攻。這一戰略上的分歧當然引起德國的不滿。但是，意大利軍隊不堪一擊，在非洲和希臘戰場連遭失敗，隻得懇求德軍救援。從此，德、意兩國從夥伴關係逐步變為主仆關係。
進入1941、1942年以後，盡管意大利對德國的依賴日趨加深，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國間的矛盾得到緩解。相反，兩國在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感情上的裂痕不斷深化。
1942年5月26日，北非德意非洲集團軍發起代號為“忒修斯”的進攻行動，至6月21日，便攻占了英軍堅守的號稱“不屈的要塞”圖卜魯克。第二天，指揮此次行動的隆美爾被晉升為德國陸軍元帥，德國的新聞媒介則著力宣傳德軍在北非取得的輝煌勝利，而對意軍的作用幾乎不提。這就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滿。墨索裏尼對把這次勝利僅與隆美爾等同起來深感不快，認為希特勒晉升隆美爾“顯然是為了加強這次戰役的德國色彩”，給外界形成一種印象，似乎這是德國的勝利而不是意大利的勝利。
為改變這種印象，墨索裏尼於6月29月赴利比亞，目的是為了能就地防止德國人在埃及問題上再次欺騙意大利。為此，墨索裏尼主動致電希特勒要求就埃及將來的行政管理問題進行磋商，並建議任命隆美爾為軍事司令，另由一名意大利人任民政代表。
希特勒同意對隆美爾的任命，但卻對意大利的民政代表問題反應冷淡，認為這一問題沒什麽“緊迫性”。意大利外交部長、墨索裏尼的女婿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墨索裏尼從利比亞回國後，“反德調子日甚一日……墨索裏尼說：‘現在人們不知道，兩個主子哪一個好，是英國人好還是德國人好’”。而齊亞諾本人則同意這樣一種說法，即“德國人是刻薄的主子”。
由於英軍在阿萊曼一線抵抗的加強，同時由於德意軍隊得不到必需的補給和援兵，隆美爾的攻勢到7月上旬已成強弩之末，9月初被迫轉入防禦。進攻受阻且給養不足的德意軍隊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齊亞諾在7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有消息告訴我，說德國人在利比亞的行動引起軍界內部對他們強烈的憤怒。他們攫取了所有的戰利品，他們的爪子伸得真長。他們派德國的士兵看守戰利品，任何走近戰利品的人都要遭殃。”等到10月下旬，英軍開始反攻，德意部隊開始潰退時，德軍在危難中拋棄了意大利部隊，帶走了後者的淡水和幾乎全部機動運輸工具，致使被丟在沙漠中的3萬名意軍官兵成了俘虜。德意部隊之間甚至互相開火。
英軍在阿萊曼的勝利和緊接著美英軍隊在北非的登陸，極大地震動了軸心國集團，引出新的矛盾和分歧。為使意大利免遭迅速滅亡的命運，隻有大力加強軸心國在地中海戰區的軍事力量。但在軸心國把主要力量和武器裝備都投入到蘇德戰場的情況下，要做到這點很困難，唯一的可能就是停止軸心國在蘇德戰場的軍事行動。因此，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墨索裏尼等人提出，先與蘇聯單獨媾和，然後把軸心國的全部或絕大部分軍隊調到地中海戰場，形成對美英部隊的優勢，迫使西方大國接受軸心國提出的和平條件。
1942年11月初，墨索裏尼在與德國駐羅馬大使馬肯森會談時，第一次談到上述設想。他說：“我想告訴您我個人的建議，需要盡快與俄國人單獨締結和約，以便處理法國問題，否則繼續進行戰爭將十分困難。”12月初，墨索裏尼向來訪的德國空軍總司令、帝國元帥戈林再次談到通過與蘇聯締結和約來結束對蘇戰爭，借助在中亞給“俄國領土補償”的方式，“建起一道用軸心國最少的武裝力量便能粉碎任何敵對行動的防線”。
在12月18～19日希特勒與齊亞諾會談中，後者受墨索裏尼之托，把上述想法當麵向希特勒作了說明，並進一步建議可以考慮吸收日本參與“同俄國的政治解決”。對墨索裏尼的建議，希特勒持否定態度。他不相信蘇聯會接受如此解決辦法。同時，希特勒還認為，在東方的和平解決將使軸心國失去在蘇聯被占領土上的一係列重要原料來源，而且在承受了喪失重要原料來源的物質損失之後，也未必能把大量部隊從東方調到西方。希特勒的理由很簡單，“隻要蘇聯軍隊存在，德國任何時候都無法把自己的師從東方調走。”相反，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再派幾個師到蘇德戰場作戰，並要求墨索裏尼給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區作戰的意軍拍發個人電報，要求它們不要後退一步。
斯大林格勒戰役後，麵對蘇德戰場出現的不利於軸心國的軍事形勢，納粹德國急需為自己和盟國打氣，以適應新形勢下德國軍事政治戰略的需要。1943年2月下旬，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訪問羅馬。他向墨索裏尼表示，現在德國要進行反蘇的總體戰，兩三個月內便會看到實際效果。他讓墨索裏尼相信，希特勒不打算向俄國遼闊的地域繼續深入，隻想占領烏克蘭，以保證德國獲得農產品，這將有助於提高德國的軍事潛力。為此，必須讓蘇聯遭受決定性的軍事失敗，這就需要軸心國集團各國盡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墨索裏尼仍然堅持他的看法。1943年3月，在與希特勒的通信中墨索裏尼反複強調首先解決俄國問題的重要性。他認為希特勒強化反蘇戰爭實際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在西方大國威脅增大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俄國中立。在墨索裏尼看來，“俄國的插曲現在應該結束了”，其方法或是同蘇聯單獨媾和，或是在此舉不成的情況下，建立一道防禦體係，形成一道俄國無法攻破的東方壁壘。針對希特勒占領俄國的主張，墨索裏尼表示，“俄國領土如此廣闊，以致任何時候都不能占領它和管理它”。這與裏賓特洛甫轉達的德國領導人的主張，有著明顯的不同。
為了彌補德意兩國領導人的分歧，1943年4月7日至10日，希特勒與墨索裏尼在德國的薩爾茨堡舉行了會談。據墨索裏尼自己回憶，他曾向希特勒說：“從1942年6月我們就喪失了主動，而喪失主動的國家將輸掉戰爭。”他說現在“隻剩下最後一個希望了——與俄國締結和約並把我們所有潛力集中到地中海”。他認為希特勒沒有給予意大利應有的幫助，“不是因為您不想這麽做，而是因為在與俄國媾和之前您不能這麽做”。希特勒再次拒絕了墨索裏尼的建議，相反卻堅持把軸心國全部力量集中到蘇德戰場，集結全部的“歐洲力量”對付蘇聯。希特勒一方麵為墨索裏尼鼓氣，另一方麵卻沒有滿足意大利提出的武器裝備的要求。意大利最高統帥部請求德國提供500架飛機，但被德國以意大利機場不具備接納如此數量的飛機為由拒絕了。結果，墨索裏尼從薩爾茨堡除了得到希特勒通常那些無法兌現的保證之外，實際上別無所獲。薩爾茨堡會談表明德意之間存在著深刻分歧，暴露出這兩個國家在軍事政治戰略上已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盡管柏林—羅馬軸心還將維持一段時間，然而不論是彼此的信任，還是對對方的信心，都已不如一兩年前了。
如果說德意之間矛盾的加劇，相當程度上是與北非和地中海地區戰局聯係在一起的話。那麽，德羅關係產生裂痕，更主要的是與蘇德戰場戰局，特別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程及結果聯係在一起。
德軍向頓河、伏爾加河地區以及高加索地區的進攻開始後，羅馬尼亞派出大量部隊與德軍共同行動。投入頓河和伏爾加河戰鬥的有18個羅馬尼亞師。結果，這18個師全都被蘇軍擊潰，使羅馬尼亞損失了全部陸軍部隊的一半多，或者說投入蘇德戰場的2/3的部隊。而且，這些部隊都是羅軍中最有經驗和最具戰鬥力的精銳。據羅軍統帥部統計，1942年8月1日前，羅軍共損失1.74萬餘人，而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間，便損失了37萬餘人，其中28.6萬餘人被打死、受重傷或被俘。武器裝備的損失在上述相應時間的價值分別為5210萬列夫和2.5億列夫。由此可見，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幾個月的戰鬥中，羅軍所受損失比此前全部戰爭時期的損失總和還大。
具體到某些作戰單位，這種損失的嚴重性表現得就更為突出。在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軍反攻階段，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南戰線的羅馬尼亞第3集團軍損失慘重。第2、第4、第5步兵軍，第1、第7騎兵軍和第1坦克師，幾乎損失了全部裝備，30%的人員被消滅，其餘絕大多數被俘。第3集團軍殘部撤到奇爾河一線後又在德軍支持下投入戰鬥，結果再次受到重創，如第5步兵師1萬6736人中隻剩下1347人，第6步兵師1萬5969人剩下1262人，第15步兵師1萬5920人，僅存677人。
盡管遭受了如此慘重損失，羅馬尼亞並未得到軸心國其他國家的同情。在德軍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官眼裏，正是羅軍的怯弱，才是輸掉這場戰役的原因之一。在蘇軍反攻成功後，原來就對羅軍戰鬥力和指揮官評價不高的德軍最高統帥部，現在完全喪失了對羅軍的信任。1942年11月27日，羅馬尼亞駐柏林武官格奧爾格向政府報告：“我從極秘密的渠道得知，在第3集團軍中發生的事件讓德國領導層對羅馬尼亞軍隊大失所望。”指揮“冬季風暴”行動的曼施坦因元帥亦有同感，他在1942年12月27日的命令中強調：“羅馬尼亞第4集團軍的士兵和軍官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想打仗”，軍官“在不是非常必要的時候便下令撤退”。在高加索地區作戰的德軍A集團軍群司令官克萊斯特元帥，在1943年2月初也不得不承認“對某些羅馬尼亞分隊一點也指望不上了”。
羅馬尼亞方麵對這種指責並不接受。羅馬尼亞總統揚·安東內斯庫對曼施坦因的上述命令極為不滿，說“曼施坦因對羅馬尼亞軍隊的態度導致了參加頓河集團軍群的羅馬尼亞第4集團軍的覆滅”。羅馬尼亞的戰士和軍官則認為，德國人應對前線的失敗負責。羅第3集團軍的調查機關在總結頓河地區被擊潰的第5軍士兵和軍官的意見時寫道：“被包圍的第5、第6、第13和第15師很快被消滅了。這些部隊的軍官們認為罪責在最高統帥部，特別是德國人……前來支援的德軍先撤退了，而且是在羅馬尼亞師的掩護下，結果羅馬尼亞師成了犧牲品。”經過共同作戰之後，雙方部隊之間的關係不是更密切，而是日益惡化了。戰鬥失利後，德國人對羅軍多方刁難，從交通工具、食品供應、軍用物資等方麵給羅軍出難題。如羅第3集團軍各部隊，1942年夏被送往前線時是坐火車，速度很快；但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失利後，則要徒步後撤。羅馬尼亞駐柏林武官格奧爾格在1943年2月21日給政府的電報中說，德軍最高統帥部也似乎承認。
“在德軍和羅軍之間的一些事情，由於因一些意外事件引起的神經過敏，已經導致了對我軍供應和運送上的疏忽”。這種疏忽的結果是讓羅馬尼亞士兵幾個星期處於饑餓之中。
軍事上的失敗使羅軍內和國內受到極大震動，失敗主義情緒日益強烈。前線部隊士氣消沉。1943年1月26日，羅第4集團軍指揮部在報告中寫道：“軍官和士兵的精神非常沮喪，當前不能在軍事行動中把本軍算在內，士兵隻想回國。”羅軍的精神狀態甚至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安，1943年2月2日他親自致信揚·安東內斯庫，說編入德第17集團軍的羅馬尼亞各師“重新表現出一種渙散症候”，這似乎是由“某些軍官不堅定的立場”引起的。他要求安東內斯庫“要盡快采取必要措施恢複羅馬尼亞軍隊的戰鬥力和士氣”。
同時，羅馬尼亞國內反戰呼聲加大，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增長。羅軍大本營的揚·阿爾希普將軍在1942年底承認，“盡管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堅定必須把反蘇戰爭繼續下去的社會情緒，但無論是軍隊，還是國民中間，有些人仍不接受這一國家的無上命令”。就是統治集團的宣傳部門也被迫進行了調整。在米哈伊爾國王1943年新年講話中，把過去的一年稱為“經受考驗的一年”。揚·安東內斯庫則稱之為“進行著不可思議搏鬥的一年”。如果說不久前羅馬尼亞統治者還想使人民相信短期內可以取得勝利的話，那麽，現在他們反複強調的是殘酷的戰爭如何不可避免，是東方的艱苦戰鬥，是在未來的一年中“將要付出更多的犧牲和巨大的力量”。
羅馬尼亞在承受著軍事失敗帶來的沉重打擊和精神衝擊的同時，還要承受德國對羅馬尼亞日益加強的經濟控製和搜刮。羅馬尼亞的石油一直是軸心國集團所依賴的重要戰略原料。德國對它尤為需要。1941年，羅馬尼亞出口原油519.5萬噸，其中出口到軸心國各國363.6萬噸，德國占了287.1萬噸。1942年，上述相應的三個數字為564.8萬噸、307萬噸和220萬噸。根據1943年2月2日在柏林簽定的關於1943年德羅商品交換的“秘密協定”，羅馬尼亞本年度要向德國出口7.1億德國馬克的物品，其中有4.5億馬克的石油和石油製品，其餘為農產品和皮革。德國向羅馬尼亞出口4億馬克的物品；多一半為金屬製品和工業半成品。這就意味著羅馬尼亞的經濟要進一步服從於第三帝國。對德國的這些要求，特別是在軍事失敗後軍內、國內普遍出現危機的情況下，羅馬尼亞政府內部開始出現反對意見。在討論上述“秘密協定”時，文化和藝術部長彼得洛維奇說：“現在我們在嚐著1940年政策的苦果。當時我們拿出石油、糧食，做出各種讓步，是希望能夠挽救已經不能挽救的東西。現在我們喪失了國界並且一無所有了……我們應該逐漸重新審視整個問題了。”其他的政府成員也有同感，認為羅馬尼亞“給的多而從盟友那兒得的少”。
幾個月後，這種看法再次得到證實。隨著戰線逐漸接近羅馬尼亞邊境，羅馬尼亞的一些露天油田和其他重要經濟目標受到蘇軍空中打擊的威脅日益增大，僅靠羅馬尼亞一國的力量無法保證所有目標的安全。因此，隻有借助其軸心夥伴的財力物力共同保護這些不僅僅對羅馬尼亞具有重要意義的目標了。1943年7月7日，揚·安東內斯庫在與德國駐布加勒斯特軍事代表團領導人康森談話時，提出要德、意和其他利用羅馬尼亞資源的軸心國成員，分攤此項約為110億列夫的巨額開支。但康森卻以德國沒有列夫為由拒絕了。當揚·安東內斯庫希望德國提供武器以裝備9或10個在1942～1943年冬季被嚴重削弱的羅馬尼亞師時，康森回答他沒有全權討論這一問題，並且當場說明：“注意到當前的形勢，德國正被迫供養整個歐洲，我想，要德國提供武器和裝備不大可能。”
軍事上的失敗以及隨之產生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問題，使羅馬尼亞當局愈來愈懷疑德國能否最終取得戰爭勝利。從自身利益考慮，也是為了尋求一條擺脫困境的道路，羅馬尼亞政府也與意大利政府一樣，開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國進行單獨談判的試探。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把蘇聯，而是把英美等西方大國作為接觸和談判的對象。所以如此，一方麵羅馬尼亞雖然形式上與英美處於戰爭狀態，但實際上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直接針對對方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麵，羅馬尼亞不僅參加了對蘇戰爭，而且一直沒有放棄收回1940年被蘇聯強行要去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那兩地區的希冀。在作戰失利情況下，如果去與蘇聯談判歸還上述兩地區，其可能性幾近於零。相反，與英美等國談判，羅馬尼亞至少還有阻止紅軍向西深入、削弱蘇聯對巴爾幹地區影響這張牌可打。在羅馬尼亞最高領導層看來，“西方盟國對蘇聯深入歐洲的後果比對消滅法西斯製度更為關心”。
羅馬尼亞的和平試探是從多方麵進行的。在軸心國集團內部，它試圖通過與意大利、匈牙利等國聯合行動，尋求支持。1943年1月，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米·安東內斯庫向意大利駐布加勒斯特公使斯科普帕表示，羅馬尼亞像意大利一樣，必須“與同盟國建立接觸”，“以保衛歐洲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侵害”。7月初，米·安東內斯庫應邀訪意，在與墨索裏尼會談中，雙方在共同行動以便與同盟國締結和約問題上看法一致，隻不過在行動的具體步驟和時機上尚有某些分歧。由於墨索裏尼在7月下旬垮台，羅意雙方就此問題的進一步磋商才全麵流產。在1943年上半年，米·安東內斯庫還指示羅馬尼亞駐梵蒂岡、安卡拉、裏斯本和馬德裏等地的外交機構和人員，在反蘇基礎上與西方盟國建立接觸。為了利用梵蒂岡，羅馬尼亞外交部長要求部下擯棄東正教與天主教教廷之間的隔閡，盡可能對後者讓步，爭取雙方在“在未來的歐洲確立基督教秩序”這一點上達成共識。英美對羅馬尼亞單獨談判的試探作出了相應的反應。美國駐馬德裏大使卡爾頓·漢斯在與羅駐西班牙使館秘書談話時表示，“避免羅馬尼亞被紅軍完全占領的唯一辦法，就是米哈伊爾·安東內斯庫政府向美國遞交無條件投降的正式聲明”。
當然，羅馬尼亞政府在1943年上半年與西方大國單獨談判，並不意味著它將立即中斷與德國的同盟關係。在西方大國的軍事力量尚未出現在巴爾幹半島之前，德國仍然是羅馬尼亞抗擊蘇聯的唯一可以憑借的力量。因此，羅馬尼亞政府把自己為同“布爾什維克威脅”作鬥爭而與西方大國進行外交接觸的情況，通報給了德國。德國也通過各種渠道獲得了有關情報。盡管德國領導人不懷疑羅馬尼亞的反蘇動機，但他們仍認為在德國控製之外與西方大國單獨接觸的行動並無必要。德國擔心這將加劇軸心國的分裂。因此，從一開始它就試圖製止衛星國的單獨行動，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德羅之間的猜疑和矛盾。1943年4月12～13日，希特勒在薩爾茨堡與揚·安東內斯庫舉行會談，希特勒希望安東內斯庫在一連串的軍事失敗後振作起來，為此他宣布德國最近將重新實施對俄軍的粉碎性打擊，隻要有最後的可能就必須采取一切措施進行鬥爭。希特勒要求羅馬尼亞停止與西方大國的任何媾和談判，要揚·安東內斯庫解除米·安東內斯庫外交部長職務，召回羅馬尼亞駐馬德裏、裏斯本和伯爾尼的外交代表。在希特勒的一再堅持下，揚·安東內斯庫答應停止與西方大國的接觸，但他要求德國在經濟問題上作某些讓步，用黃金清償德國對羅馬尼亞的欠款。揚·安東內斯庫回到布加勒斯特後，隻是責備米·安東內斯庫行事不謹慎，並未按希特勒的意思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職務。這進一步增加了希特勒對羅馬尼亞領導人的不信任。為了必要時能要挾羅馬尼亞領導人，希特勒分子還預謀用羅馬尼亞的特種部隊在羅國內製造混亂。據羅駐德武官格奧爾格證實，羅馬尼亞的特種部隊與德國的秘密警察之間保持著聯係。德國在羅馬尼亞的間諜機構不斷加強，情報組織的任務要點中有一條就是“對政治活動家、政府成員和那些對軸心國持否定態度的人進行監視和偵察。本組織應隨時與蓋世太保保持聯係”。所有這些再次證明，德羅兩國之間的不信任和矛盾在進一步加深。
進入1943年後，德國與軸心國集團中其他國家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德軍在戰場上接二連三的軍事失利，使其衛星國紛紛采取行動，為避免與德國同歸於盡做準備。
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的第二天，芬蘭政府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蘇德戰場局勢和芬蘭的對策。絕大多數出席會議的人認為，戰爭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德國的戰敗不可避免，芬蘭必須利用最初的機會退出戰爭。1943年2月13日，芬蘭財政部長唐納致信英國海軍大臣亞曆山大，詢問有什麽途徑可以恢複英芬之間的和平。同時，芬蘭政府還利用美國外交官向蘇聯進行和平談判的試探。德國對芬蘭的上述行動非常不滿，希特勒和裏賓特洛甫在與芬蘭外長拉姆賽會談時明確要求芬蘭必須保證停止一切單獨媾和的行動，否則，德國將對它采取“極端措施”。這使德芬之間的關係急劇冷淡。自1942年底和1943年初，芬蘭便不再參加德軍對列寧格勒的圍攻，也沒有去切斷同盟國經摩爾曼斯克鐵路向蘇聯輸送物資的交通線。
匈牙利政府也開始向西方大國進行和平試探。早在1942年夏，匈牙利外交部的一名負責官員在伊斯坦布爾與英國外交官建立了接觸，在英匈舉行的秘密會談中，匈牙利政府代表表示，匈牙利準備投降，隻要英美軍隊進抵匈牙利邊境，匈牙利的投降便立即生效。同時，匈牙利還在單獨媾和問題上尋求意大利的支持。1943年4月，當時任匈牙利總理的卡拉伊訪問羅馬，卡拉伊直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討論匈牙利停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1943年秋季，匈牙利與英美兩國接觸頻繁。7月，匈牙利國家銀行行長巴拉尼亞伊在伯爾尼同美國戰略情報處官員艾倫·杜勒斯舉行秘密會談，前者表示匈牙利反對的是蘇聯而非西方。之後，匈牙利的代表又在裏斯本同美國人接觸，雙方讚同戰後在中歐建立以哈布斯堡王朝成員為首的聯邦。9月初，匈牙利代表在停泊於馬爾百拉海上的英國軍艦上會見了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英國大使向匈牙利代表通報了接受匈牙利的投降建議，並轉達了可供選擇的條件。據美國駐匈牙利公使蒙哥馬利證實，英匈雙方還擬訂了停戰協定草案。匈牙利的這些行動被德國視為背叛行為，遭到指責，並促使德國最終下決心占領了匈牙利。
1942年下半年，隨著法西斯軸心國在北非戰場和蘇德戰場受挫，軸心國集團內部被最初的軍事勝利所掩蓋的矛盾不僅重新顯露出來，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爭執也不斷產生。盡管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導致這個集團的崩潰，但無疑增大了集團各成員國之間的隔閡，削弱了其整體力量。
德國與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手，日本曾利用德國卷入歐洲戰爭之機，奪取了德國在遠東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第一次大戰後，德、日兩國均走上法西斯主義的擴張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對手使它們逐漸靠攏。自1936年結成以反共為旗號的政治同盟後，兩國關係開始向軍事同盟方向發展。然而，德日之間的聯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因此，每當麵臨重大抉擇的時候，兩國間的矛盾就會凸顯出來。
1939年春夏期間，長期關係緊張的日本與蘇聯之間，在諾門坎地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張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國的時候與蘇聯兵戎相見，主要原因在於有德、日“反共協定”撐腰，德國在歐洲的威脅將牽製蘇聯在遠東的行動。
然而，德國另有打算——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德國背著日本於8月23日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與德日“反共協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著日本原先出於牽製蘇聯而參加“反共協定”，以及將兩國關係向軍事同盟發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國的“背信棄義”對日本造成了極大衝擊。
日本大本營被迫否定了關東軍要求增援、與蘇軍在諾門坎地區進一步作戰的計劃，並於9月15日與蘇聯簽訂了停戰協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停止德、日、意三國條約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內閣以“歐洲局勢複雜離奇”為由而辭職。9月4日，日本內閣新首相阿部信行發表不介入歐洲戰爭的聲明，公開暴露了德、日兩國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國在西線發動閃電攻勢，很快迫使法國投降，英國退出歐洲大陸。麵對德國的巨大勝利，日本生怕“誤了班車”，一度銷聲匿跡的三國同盟論重又抬頭。7月，日本內閣再次更迭，確定了南進、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國策，同時決定加強德、日、意三國軸心。就德國而言，由於美國加強了對英國的援助，德、美關係日趨緊張，因此希望借助與日本結盟來牽製美國。1940年9月27日，經過討價還價，《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字。
然而，三國同盟並未消除德、日兩國各自所懷的異誌。日本締結同盟條約，是為了南進。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即要求德國利用其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充當日、蘇緩和的“中間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進時無後顧之憂。可是，日本萬萬沒想到，早在其確定要與蘇聯改善關係的7月，也就是三國同盟締結前的2個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圖，決定要發動侵蘇戰爭，並於12月18日簽發了進攻蘇聯的第21號指令。被蒙在鼓裏的日本，於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
德、日兩國在蘇聯問題上的這種分歧，影響深遠。1941年6月，德國在日本全力準備南進的時候，突然發動侵蘇戰爭。這對日本的整個戰略無疑是又一次巨大的衝擊。日本在經過一個時期的混亂之後，決定暫不協助德國進攻蘇聯，繼續貫徹“北守南進”的既定方針，並於同年12月8日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從此，德國和日本這對軸心國的主要戰車分別馳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後的戰爭過程中，再也沒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戰略協同了。
以後，隨著德、日在不同戰場上陷入困境，兩國的所謂“獨立性”有增無減。1942年秋，德軍向伏爾加河地區大舉進攻時，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蘇聯，配合行動。但日本政府自顧不暇，根本無意幫助德國。等到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敗，日本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浩轉告裏賓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國盟邦切盼日本參與反俄戰爭之願望。但顧念當前戰局，日本政府無法參戰。”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早就在伺機進攻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後“這種機會永遠不會來了。不僅如此，日本軍部對德軍的那種牢固的信賴感也從此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在準備1943年夏季攻勢時，德國仍想說服日本配合行動。4月18日，裏賓特洛甫在召見大島浩時勸告日本：“對日本來說，如果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和擁有足夠數量的反坦克武器，那麽今年是進攻俄國最有利的時機，因為俄國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虛弱……”大島浩表示，盡管他還不知道政府的意圖，但他覺得“隻要能事先看到這次進攻中的成就，那毫無疑問會進攻的”。
這種典型的外交辭令，顯然不能讓裏賓待洛甫滿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動向蘇聯提出準備派一個專門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交換看法並在訪問其他國家之後，重新與蘇聯政府進行談判。顯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對蘇戰爭中的中立身份，在蘇聯與軸心國成員國之間充當中介，為自己撈取好處。
在法西斯軸心國，德國除與日本貌合神離外，與意大利的矛盾也由來已久，盡管兩國在對外擴張方麵存在共同點，但利益上的差異仍使兩國間不斷產生分歧，乃至明爭暗鬥。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背著意大利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墨索裏尼深感不悅。尤其當墨索裏尼於8月26日從英國得悉，德國向倫敦提出要與英國結盟的文本內容後，更是大為惱怒。更有甚者，德國進攻波蘭的計劃事先也未通知意大利。因此，當德國於9月1日向波蘭發動進攻後，墨索裏尼當即宣布采取“非交戰”立場。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滿，他認為，英法之所以敢在9月3日對德國宣戰，與意大利的隔岸觀火有很大關係。希特勒曾正式要求意大利參戰，但意大利以缺少戰略物資為由加以拒絕。希特勒對此懷恨在心。9月中旬，他唆使住在上阿迪傑的南蒂羅爾人脫離意大利，歸順德國控製的奧地利，從而使德、意矛盾公開化。
當然，意大利不可能長期保持“非交戰”立場。墨索裏尼本人就表示：“意大利不能無限期地保持中立。”這是因為意大利稱霸地中海和巴爾幹的野心，以及德軍正在取得的勝利等等，都誘使意大利急於參戰分贓。1939年12月7日，墨索裏尼親自主持召開會議，決定意大利將站在德國一邊參戰。
盡管意大利已表明要與德國“並肩作戰”，但兩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除，意大利的反德勢力還很強大。以總參謀長巴多裏奧為首的多數高級將領，一直對德國持仇視態度。他們不願與德國為伍，更不甘心受其約束。因此，直到墨索裏尼下令製訂作戰計劃時，巴多裏奧還說：“由於他們（德國人）擺老資格和傲慢成性，我們絕不能同他們采取統一行動。”
正是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巴多裏奧征得墨索裏尼同意後，於1940年4月6日，製訂出一個被稱為“平行戰爭”的作戰計劃。該計劃以意大利的擴張需要為基礎，以奪取非洲和巴爾幹為目標，為此，意大利不想與德軍聯合作戰，而企圖單獨行動。事實上，意大利參戰後，正是按照“平行戰爭”的設想，對非洲和希臘發動了進攻。這一戰略上的分歧當然引起德國的不滿。但是，意大利軍隊不堪一擊，在非洲和希臘戰場連遭失敗，隻得懇求德軍救援。從此，德、意兩國從夥伴關係逐步變為主仆關係。
進入1941、1942年以後，盡管意大利對德國的依賴日趨加深，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國間的矛盾得到緩解。相反，兩國在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感情上的裂痕不斷深化。
1942年5月26日，北非德意非洲集團軍發起代號為“忒修斯”的進攻行動，至6月21日，便攻占了英軍堅守的號稱“不屈的要塞”圖卜魯克。第二天，指揮此次行動的隆美爾被晉升為德國陸軍元帥，德國的新聞媒介則著力宣傳德軍在北非取得的輝煌勝利，而對意軍的作用幾乎不提。這就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滿。墨索裏尼對把這次勝利僅與隆美爾等同起來深感不快，認為希特勒晉升隆美爾“顯然是為了加強這次戰役的德國色彩”，給外界形成一種印象，似乎這是德國的勝利而不是意大利的勝利。
為改變這種印象，墨索裏尼於6月29月赴利比亞，目的是為了能就地防止德國人在埃及問題上再次欺騙意大利。為此，墨索裏尼主動致電希特勒要求就埃及將來的行政管理問題進行磋商，並建議任命隆美爾為軍事司令，另由一名意大利人任民政代表。
希特勒同意對隆美爾的任命，但卻對意大利的民政代表問題反應冷淡，認為這一問題沒什麽“緊迫性”。意大利外交部長、墨索裏尼的女婿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墨索裏尼從利比亞回國後，“反德調子日甚一日……墨索裏尼說：‘現在人們不知道，兩個主子哪一個好，是英國人好還是德國人好’”。而齊亞諾本人則同意這樣一種說法，即“德國人是刻薄的主子”。
由於英軍在阿萊曼一線抵抗的加強，同時由於德意軍隊得不到必需的補給和援兵，隆美爾的攻勢到7月上旬已成強弩之末，9月初被迫轉入防禦。進攻受阻且給養不足的德意軍隊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齊亞諾在7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有消息告訴我，說德國人在利比亞的行動引起軍界內部對他們強烈的憤怒。他們攫取了所有的戰利品，他們的爪子伸得真長。他們派德國的士兵看守戰利品，任何走近戰利品的人都要遭殃。”等到10月下旬，英軍開始反攻，德意部隊開始潰退時，德軍在危難中拋棄了意大利部隊，帶走了後者的淡水和幾乎全部機動運輸工具，致使被丟在沙漠中的3萬名意軍官兵成了俘虜。德意部隊之間甚至互相開火。
英軍在阿萊曼的勝利和緊接著美英軍隊在北非的登陸，極大地震動了軸心國集團，引出新的矛盾和分歧。為使意大利免遭迅速滅亡的命運，隻有大力加強軸心國在地中海戰區的軍事力量。但在軸心國把主要力量和武器裝備都投入到蘇德戰場的情況下，要做到這點很困難，唯一的可能就是停止軸心國在蘇德戰場的軍事行動。因此，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墨索裏尼等人提出，先與蘇聯單獨媾和，然後把軸心國的全部或絕大部分軍隊調到地中海戰場，形成對美英部隊的優勢，迫使西方大國接受軸心國提出的和平條件。
1942年11月初，墨索裏尼在與德國駐羅馬大使馬肯森會談時，第一次談到上述設想。他說：“我想告訴您我個人的建議，需要盡快與俄國人單獨締結和約，以便處理法國問題，否則繼續進行戰爭將十分困難。”12月初，墨索裏尼向來訪的德國空軍總司令、帝國元帥戈林再次談到通過與蘇聯締結和約來結束對蘇戰爭，借助在中亞給“俄國領土補償”的方式，“建起一道用軸心國最少的武裝力量便能粉碎任何敵對行動的防線”。
在12月18～19日希特勒與齊亞諾會談中，後者受墨索裏尼之托，把上述想法當麵向希特勒作了說明，並進一步建議可以考慮吸收日本參與“同俄國的政治解決”。對墨索裏尼的建議，希特勒持否定態度。他不相信蘇聯會接受如此解決辦法。同時，希特勒還認為，在東方的和平解決將使軸心國失去在蘇聯被占領土上的一係列重要原料來源，而且在承受了喪失重要原料來源的物質損失之後，也未必能把大量部隊從東方調到西方。希特勒的理由很簡單，“隻要蘇聯軍隊存在，德國任何時候都無法把自己的師從東方調走。”相反，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再派幾個師到蘇德戰場作戰，並要求墨索裏尼給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區作戰的意軍拍發個人電報，要求它們不要後退一步。
斯大林格勒戰役後，麵對蘇德戰場出現的不利於軸心國的軍事形勢，納粹德國急需為自己和盟國打氣，以適應新形勢下德國軍事政治戰略的需要。1943年2月下旬，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訪問羅馬。他向墨索裏尼表示，現在德國要進行反蘇的總體戰，兩三個月內便會看到實際效果。他讓墨索裏尼相信，希特勒不打算向俄國遼闊的地域繼續深入，隻想占領烏克蘭，以保證德國獲得農產品，這將有助於提高德國的軍事潛力。為此，必須讓蘇聯遭受決定性的軍事失敗，這就需要軸心國集團各國盡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墨索裏尼仍然堅持他的看法。1943年3月，在與希特勒的通信中墨索裏尼反複強調首先解決俄國問題的重要性。他認為希特勒強化反蘇戰爭實際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在西方大國威脅增大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俄國中立。在墨索裏尼看來，“俄國的插曲現在應該結束了”，其方法或是同蘇聯單獨媾和，或是在此舉不成的情況下，建立一道防禦體係，形成一道俄國無法攻破的東方壁壘。針對希特勒占領俄國的主張，墨索裏尼表示，“俄國領土如此廣闊，以致任何時候都不能占領它和管理它”。這與裏賓特洛甫轉達的德國領導人的主張，有著明顯的不同。
為了彌補德意兩國領導人的分歧，1943年4月7日至10日，希特勒與墨索裏尼在德國的薩爾茨堡舉行了會談。據墨索裏尼自己回憶，他曾向希特勒說：“從1942年6月我們就喪失了主動，而喪失主動的國家將輸掉戰爭。”他說現在“隻剩下最後一個希望了——與俄國締結和約並把我們所有潛力集中到地中海”。他認為希特勒沒有給予意大利應有的幫助，“不是因為您不想這麽做，而是因為在與俄國媾和之前您不能這麽做”。希特勒再次拒絕了墨索裏尼的建議，相反卻堅持把軸心國全部力量集中到蘇德戰場，集結全部的“歐洲力量”對付蘇聯。希特勒一方麵為墨索裏尼鼓氣，另一方麵卻沒有滿足意大利提出的武器裝備的要求。意大利最高統帥部請求德國提供500架飛機，但被德國以意大利機場不具備接納如此數量的飛機為由拒絕了。結果，墨索裏尼從薩爾茨堡除了得到希特勒通常那些無法兌現的保證之外，實際上別無所獲。薩爾茨堡會談表明德意之間存在著深刻分歧，暴露出這兩個國家在軍事政治戰略上已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盡管柏林—羅馬軸心還將維持一段時間，然而不論是彼此的信任，還是對對方的信心，都已不如一兩年前了。
如果說德意之間矛盾的加劇，相當程度上是與北非和地中海地區戰局聯係在一起的話。那麽，德羅關係產生裂痕，更主要的是與蘇德戰場戰局，特別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程及結果聯係在一起。
德軍向頓河、伏爾加河地區以及高加索地區的進攻開始後，羅馬尼亞派出大量部隊與德軍共同行動。投入頓河和伏爾加河戰鬥的有18個羅馬尼亞師。結果，這18個師全都被蘇軍擊潰，使羅馬尼亞損失了全部陸軍部隊的一半多，或者說投入蘇德戰場的2/3的部隊。而且，這些部隊都是羅軍中最有經驗和最具戰鬥力的精銳。據羅軍統帥部統計，1942年8月1日前，羅軍共損失1.74萬餘人，而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間，便損失了37萬餘人，其中28.6萬餘人被打死、受重傷或被俘。武器裝備的損失在上述相應時間的價值分別為5210萬列夫和2.5億列夫。由此可見，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幾個月的戰鬥中，羅軍所受損失比此前全部戰爭時期的損失總和還大。
具體到某些作戰單位，這種損失的嚴重性表現得就更為突出。在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軍反攻階段，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南戰線的羅馬尼亞第3集團軍損失慘重。第2、第4、第5步兵軍，第1、第7騎兵軍和第1坦克師，幾乎損失了全部裝備，30%的人員被消滅，其餘絕大多數被俘。第3集團軍殘部撤到奇爾河一線後又在德軍支持下投入戰鬥，結果再次受到重創，如第5步兵師1萬6736人中隻剩下1347人，第6步兵師1萬5969人剩下1262人，第15步兵師1萬5920人，僅存677人。
盡管遭受了如此慘重損失，羅馬尼亞並未得到軸心國其他國家的同情。在德軍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官眼裏，正是羅軍的怯弱，才是輸掉這場戰役的原因之一。在蘇軍反攻成功後，原來就對羅軍戰鬥力和指揮官評價不高的德軍最高統帥部，現在完全喪失了對羅軍的信任。1942年11月27日，羅馬尼亞駐柏林武官格奧爾格向政府報告：“我從極秘密的渠道得知，在第3集團軍中發生的事件讓德國領導層對羅馬尼亞軍隊大失所望。”指揮“冬季風暴”行動的曼施坦因元帥亦有同感，他在1942年12月27日的命令中強調：“羅馬尼亞第4集團軍的士兵和軍官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想打仗”，軍官“在不是非常必要的時候便下令撤退”。在高加索地區作戰的德軍A集團軍群司令官克萊斯特元帥，在1943年2月初也不得不承認“對某些羅馬尼亞分隊一點也指望不上了”。
羅馬尼亞方麵對這種指責並不接受。羅馬尼亞總統揚·安東內斯庫對曼施坦因的上述命令極為不滿，說“曼施坦因對羅馬尼亞軍隊的態度導致了參加頓河集團軍群的羅馬尼亞第4集團軍的覆滅”。羅馬尼亞的戰士和軍官則認為，德國人應對前線的失敗負責。羅第3集團軍的調查機關在總結頓河地區被擊潰的第5軍士兵和軍官的意見時寫道：“被包圍的第5、第6、第13和第15師很快被消滅了。這些部隊的軍官們認為罪責在最高統帥部，特別是德國人……前來支援的德軍先撤退了，而且是在羅馬尼亞師的掩護下，結果羅馬尼亞師成了犧牲品。”經過共同作戰之後，雙方部隊之間的關係不是更密切，而是日益惡化了。戰鬥失利後，德國人對羅軍多方刁難，從交通工具、食品供應、軍用物資等方麵給羅軍出難題。如羅第3集團軍各部隊，1942年夏被送往前線時是坐火車，速度很快；但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失利後，則要徒步後撤。羅馬尼亞駐柏林武官格奧爾格在1943年2月21日給政府的電報中說，德軍最高統帥部也似乎承認。
“在德軍和羅軍之間的一些事情，由於因一些意外事件引起的神經過敏，已經導致了對我軍供應和運送上的疏忽”。這種疏忽的結果是讓羅馬尼亞士兵幾個星期處於饑餓之中。
軍事上的失敗使羅軍內和國內受到極大震動，失敗主義情緒日益強烈。前線部隊士氣消沉。1943年1月26日，羅第4集團軍指揮部在報告中寫道：“軍官和士兵的精神非常沮喪，當前不能在軍事行動中把本軍算在內，士兵隻想回國。”羅軍的精神狀態甚至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安，1943年2月2日他親自致信揚·安東內斯庫，說編入德第17集團軍的羅馬尼亞各師“重新表現出一種渙散症候”，這似乎是由“某些軍官不堅定的立場”引起的。他要求安東內斯庫“要盡快采取必要措施恢複羅馬尼亞軍隊的戰鬥力和士氣”。
同時，羅馬尼亞國內反戰呼聲加大，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增長。羅軍大本營的揚·阿爾希普將軍在1942年底承認，“盡管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堅定必須把反蘇戰爭繼續下去的社會情緒，但無論是軍隊，還是國民中間，有些人仍不接受這一國家的無上命令”。就是統治集團的宣傳部門也被迫進行了調整。在米哈伊爾國王1943年新年講話中，把過去的一年稱為“經受考驗的一年”。揚·安東內斯庫則稱之為“進行著不可思議搏鬥的一年”。如果說不久前羅馬尼亞統治者還想使人民相信短期內可以取得勝利的話，那麽，現在他們反複強調的是殘酷的戰爭如何不可避免，是東方的艱苦戰鬥，是在未來的一年中“將要付出更多的犧牲和巨大的力量”。
羅馬尼亞在承受著軍事失敗帶來的沉重打擊和精神衝擊的同時，還要承受德國對羅馬尼亞日益加強的經濟控製和搜刮。羅馬尼亞的石油一直是軸心國集團所依賴的重要戰略原料。德國對它尤為需要。1941年，羅馬尼亞出口原油519.5萬噸，其中出口到軸心國各國363.6萬噸，德國占了287.1萬噸。1942年，上述相應的三個數字為564.8萬噸、307萬噸和220萬噸。根據1943年2月2日在柏林簽定的關於1943年德羅商品交換的“秘密協定”，羅馬尼亞本年度要向德國出口7.1億德國馬克的物品，其中有4.5億馬克的石油和石油製品，其餘為農產品和皮革。德國向羅馬尼亞出口4億馬克的物品；多一半為金屬製品和工業半成品。這就意味著羅馬尼亞的經濟要進一步服從於第三帝國。對德國的這些要求，特別是在軍事失敗後軍內、國內普遍出現危機的情況下，羅馬尼亞政府內部開始出現反對意見。在討論上述“秘密協定”時，文化和藝術部長彼得洛維奇說：“現在我們在嚐著1940年政策的苦果。當時我們拿出石油、糧食，做出各種讓步，是希望能夠挽救已經不能挽救的東西。現在我們喪失了國界並且一無所有了……我們應該逐漸重新審視整個問題了。”其他的政府成員也有同感，認為羅馬尼亞“給的多而從盟友那兒得的少”。
幾個月後，這種看法再次得到證實。隨著戰線逐漸接近羅馬尼亞邊境，羅馬尼亞的一些露天油田和其他重要經濟目標受到蘇軍空中打擊的威脅日益增大，僅靠羅馬尼亞一國的力量無法保證所有目標的安全。因此，隻有借助其軸心夥伴的財力物力共同保護這些不僅僅對羅馬尼亞具有重要意義的目標了。1943年7月7日，揚·安東內斯庫在與德國駐布加勒斯特軍事代表團領導人康森談話時，提出要德、意和其他利用羅馬尼亞資源的軸心國成員，分攤此項約為110億列夫的巨額開支。但康森卻以德國沒有列夫為由拒絕了。當揚·安東內斯庫希望德國提供武器以裝備9或10個在1942～1943年冬季被嚴重削弱的羅馬尼亞師時，康森回答他沒有全權討論這一問題，並且當場說明：“注意到當前的形勢，德國正被迫供養整個歐洲，我想，要德國提供武器和裝備不大可能。”
軍事上的失敗以及隨之產生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問題，使羅馬尼亞當局愈來愈懷疑德國能否最終取得戰爭勝利。從自身利益考慮，也是為了尋求一條擺脫困境的道路，羅馬尼亞政府也與意大利政府一樣，開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國進行單獨談判的試探。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把蘇聯，而是把英美等西方大國作為接觸和談判的對象。所以如此，一方麵羅馬尼亞雖然形式上與英美處於戰爭狀態，但實際上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直接針對對方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麵，羅馬尼亞不僅參加了對蘇戰爭，而且一直沒有放棄收回1940年被蘇聯強行要去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那兩地區的希冀。在作戰失利情況下，如果去與蘇聯談判歸還上述兩地區，其可能性幾近於零。相反，與英美等國談判，羅馬尼亞至少還有阻止紅軍向西深入、削弱蘇聯對巴爾幹地區影響這張牌可打。在羅馬尼亞最高領導層看來，“西方盟國對蘇聯深入歐洲的後果比對消滅法西斯製度更為關心”。
羅馬尼亞的和平試探是從多方麵進行的。在軸心國集團內部，它試圖通過與意大利、匈牙利等國聯合行動，尋求支持。1943年1月，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米·安東內斯庫向意大利駐布加勒斯特公使斯科普帕表示，羅馬尼亞像意大利一樣，必須“與同盟國建立接觸”，“以保衛歐洲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侵害”。7月初，米·安東內斯庫應邀訪意，在與墨索裏尼會談中，雙方在共同行動以便與同盟國締結和約問題上看法一致，隻不過在行動的具體步驟和時機上尚有某些分歧。由於墨索裏尼在7月下旬垮台，羅意雙方就此問題的進一步磋商才全麵流產。在1943年上半年，米·安東內斯庫還指示羅馬尼亞駐梵蒂岡、安卡拉、裏斯本和馬德裏等地的外交機構和人員，在反蘇基礎上與西方盟國建立接觸。為了利用梵蒂岡，羅馬尼亞外交部長要求部下擯棄東正教與天主教教廷之間的隔閡，盡可能對後者讓步，爭取雙方在“在未來的歐洲確立基督教秩序”這一點上達成共識。英美對羅馬尼亞單獨談判的試探作出了相應的反應。美國駐馬德裏大使卡爾頓·漢斯在與羅駐西班牙使館秘書談話時表示，“避免羅馬尼亞被紅軍完全占領的唯一辦法，就是米哈伊爾·安東內斯庫政府向美國遞交無條件投降的正式聲明”。
當然，羅馬尼亞政府在1943年上半年與西方大國單獨談判，並不意味著它將立即中斷與德國的同盟關係。在西方大國的軍事力量尚未出現在巴爾幹半島之前，德國仍然是羅馬尼亞抗擊蘇聯的唯一可以憑借的力量。因此，羅馬尼亞政府把自己為同“布爾什維克威脅”作鬥爭而與西方大國進行外交接觸的情況，通報給了德國。德國也通過各種渠道獲得了有關情報。盡管德國領導人不懷疑羅馬尼亞的反蘇動機，但他們仍認為在德國控製之外與西方大國單獨接觸的行動並無必要。德國擔心這將加劇軸心國的分裂。因此，從一開始它就試圖製止衛星國的單獨行動，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德羅之間的猜疑和矛盾。1943年4月12～13日，希特勒在薩爾茨堡與揚·安東內斯庫舉行會談，希特勒希望安東內斯庫在一連串的軍事失敗後振作起來，為此他宣布德國最近將重新實施對俄軍的粉碎性打擊，隻要有最後的可能就必須采取一切措施進行鬥爭。希特勒要求羅馬尼亞停止與西方大國的任何媾和談判，要揚·安東內斯庫解除米·安東內斯庫外交部長職務，召回羅馬尼亞駐馬德裏、裏斯本和伯爾尼的外交代表。在希特勒的一再堅持下，揚·安東內斯庫答應停止與西方大國的接觸，但他要求德國在經濟問題上作某些讓步，用黃金清償德國對羅馬尼亞的欠款。揚·安東內斯庫回到布加勒斯特後，隻是責備米·安東內斯庫行事不謹慎，並未按希特勒的意思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職務。這進一步增加了希特勒對羅馬尼亞領導人的不信任。為了必要時能要挾羅馬尼亞領導人，希特勒分子還預謀用羅馬尼亞的特種部隊在羅國內製造混亂。據羅駐德武官格奧爾格證實，羅馬尼亞的特種部隊與德國的秘密警察之間保持著聯係。德國在羅馬尼亞的間諜機構不斷加強，情報組織的任務要點中有一條就是“對政治活動家、政府成員和那些對軸心國持否定態度的人進行監視和偵察。本組織應隨時與蓋世太保保持聯係”。所有這些再次證明，德羅兩國之間的不信任和矛盾在進一步加深。
進入1943年後，德國與軸心國集團中其他國家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德軍在戰場上接二連三的軍事失利，使其衛星國紛紛采取行動，為避免與德國同歸於盡做準備。
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的第二天，芬蘭政府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蘇德戰場局勢和芬蘭的對策。絕大多數出席會議的人認為，戰爭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德國的戰敗不可避免，芬蘭必須利用最初的機會退出戰爭。1943年2月13日，芬蘭財政部長唐納致信英國海軍大臣亞曆山大，詢問有什麽途徑可以恢複英芬之間的和平。同時，芬蘭政府還利用美國外交官向蘇聯進行和平談判的試探。德國對芬蘭的上述行動非常不滿，希特勒和裏賓特洛甫在與芬蘭外長拉姆賽會談時明確要求芬蘭必須保證停止一切單獨媾和的行動，否則，德國將對它采取“極端措施”。這使德芬之間的關係急劇冷淡。自1942年底和1943年初，芬蘭便不再參加德軍對列寧格勒的圍攻，也沒有去切斷同盟國經摩爾曼斯克鐵路向蘇聯輸送物資的交通線。
匈牙利政府也開始向西方大國進行和平試探。早在1942年夏，匈牙利外交部的一名負責官員在伊斯坦布爾與英國外交官建立了接觸，在英匈舉行的秘密會談中，匈牙利政府代表表示，匈牙利準備投降，隻要英美軍隊進抵匈牙利邊境，匈牙利的投降便立即生效。同時，匈牙利還在單獨媾和問題上尋求意大利的支持。1943年4月，當時任匈牙利總理的卡拉伊訪問羅馬，卡拉伊直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討論匈牙利停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1943年秋季，匈牙利與英美兩國接觸頻繁。7月，匈牙利國家銀行行長巴拉尼亞伊在伯爾尼同美國戰略情報處官員艾倫·杜勒斯舉行秘密會談，前者表示匈牙利反對的是蘇聯而非西方。之後，匈牙利的代表又在裏斯本同美國人接觸，雙方讚同戰後在中歐建立以哈布斯堡王朝成員為首的聯邦。9月初，匈牙利代表在停泊於馬爾百拉海上的英國軍艦上會見了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英國大使向匈牙利代表通報了接受匈牙利的投降建議，並轉達了可供選擇的條件。據美國駐匈牙利公使蒙哥馬利證實，英匈雙方還擬訂了停戰協定草案。匈牙利的這些行動被德國視為背叛行為，遭到指責，並促使德國最終下決心占領了匈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