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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政治合作
1941年1月1日《聯合國家宣言》的發表，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從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進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法西斯軸心國之間進行集團對抗的新階段。在集團戰爭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集團內部的團結合作，能否在軍事政治和經濟領域內協調一致，便成為事關戰爭結局的首要因素。在這方麵，互相對抗的兩大集團表現出相反的趨向。以蘇美英中等大國為核心的同盟國頻繁舉行高級會晤，不斷克服相互間的矛盾與分歧，從而使同盟國之間的軍事、政治、經濟合作不斷發展。與此相反，以德日意為首的軸心國集團在政治和經濟上缺少合作，在軍事戰略上各行其是，內部矛盾日趨擴大。這種互為反向的發展變化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蘇德戰爭爆發到反法西斯聯盟形成這段時間，蘇美英三國采取一係列實際行動促進它們之間的聯合，如1941年7月的英蘇協定，8月英美的《大西洋憲章》，9、10月份蘇美英三國莫斯科會議，以及12月英美首腦的阿卡迪亞會議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訪問莫斯科，等等。這些行動，既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也為這三大國進一步加強團結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後，法西斯德國及其仆從國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蘇德戰場，蘇聯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蘇德戰場成為關係到戰爭結局的重要戰場。這就在客觀上使英美等國支持、援助蘇聯堅持戰鬥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團結合作、聯合抗敵的主要內容。
蘇軍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證明了蘇聯抗擊法西斯侵略者的決心和實力，也使西方盟國重新認識並估價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它們對蘇聯速敗的擔心，為西方盟國加強與蘇聯的團結合作提供了契機。1942年5、6月份，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對倫敦和華盛頓進行了巡回訪問，與英、美兩國領導人就進一步加強合作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是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政府要員第一次出訪西方盟國。
1942年5月26日，“英蘇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歐洲仆從國戰時同盟和戰後互助合作條約”簽署。條約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規定了雙方結成戰時同盟的責任與義務。雙方承允在對德國及其歐洲仆從國的戰爭中，彼此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不與敵國單獨談判或締結和約。條約第二部分就雙方在戰後的行動做了某些規定，如共同行動以維持和平，製止德國等國再次發動侵略，對受侵略一方給予全力支持，為歐洲安全與經濟繁榮密切友好合作，相互給予經濟援助，不參與針對對方的任何同盟等。條約一經批準就立即生效。第一部分有效期到戰爭結束，第二部分有效期為20年。
英蘇戰時同盟和戰後互助合作條約，是1941年7月英蘇對德戰爭共同行動協定的進一步發展。它不僅進一步明確了雙方在戰時的同盟責任與義務，而且第一次規定了雙方在戰後互助合作的基本原則。因此對確定雙方關係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具有曆史意義。艾登在條約簽字時說：“在我們兩國的聯係史中，我們的聯合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密過，我們為將來互助而履行的義務，也從來沒有達到如此完全的程度。”莫洛托夫在向蘇聯最高蘇維埃報告蘇英條約時也指出，條約的內容“著重顯示了不僅對蘇英邦交的發展方麵，而且對歐洲整個複雜的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方麵，都具有偉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表明蘇英的友好關係“已在實質上鞏固起來了”。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達華盛頓。蘇美談判也基本上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一是美國按照租借法案原則向蘇聯提供武器和物資問題，一是第二戰場問題。由於1941年10月1日蘇美英在莫斯科簽署的向蘇提供援助的議定書至1942年6月30日就將到期，蘇德戰場的緊張局勢又使蘇聯對這種援助非常倚重，因此與美國政府討論新的援助計劃，擴大援助範圍和數額，是莫洛托夫此行要解決的迫切問題。蘇聯提出需要的武器和物資的總數量為410萬噸。
同時，蘇聯還急於摸清美國政府對開辟第二戰場是何態度。由於英國政府以種種理由拒絕在這一問題上作出承諾，因而美國的態度非常重要。在到達華盛頓的當天和第二天，莫洛托夫便在會談中提出了盟國在1942年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要求。莫洛托夫坦率地告訴羅斯福總統，在希特勒軍隊數量上占優勢的情況下，蘇軍有可能還要考慮後退。這不僅對蘇聯是巨大的危險，對英國和美國同樣會形成威脅。如果英美能從蘇德戰場吸引走40個德國師，哪怕不是最好的師，那就有可能在1942年粉碎德國，至少能注定它的命運。莫洛托夫強調：“第二戰場問題是個最大的政治問題”，也是“戰爭的大戰略問題”，“不應由軍人而應由國務活動家來解決它”。
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丘吉爾、斯大林和羅斯福的代表阿佛拉·哈裏曼在莫斯科簽訂了《對俄供應第一友好議定書》。美國把對蘇援助與開辟第二戰場兩個問題聯係起來考慮。由於美國已正式參戰，本國也需要大批武器裝備及物資，因而滿足蘇聯提出的數額有困難。但羅斯福同時也表示，“蘇軍可能的被迫後退會導致盟國整個形勢的極大惡化”，因此美國將盡其可能地幫助蘇聯，提供援助和開辟第二戰場都是這種幫助的體現。在會談中，羅斯福總統幾次明確表示美國希望於1942年開辟第二戰場。參加會談的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也基本同意羅斯福的意見，但提出準備開辟第二戰場的工作將使美國已經非常緊張的海上運輸工具和物資供應，變得更為嚴峻。美國方麵提出，為加速開辟第二戰場，不得不大大削減對蘇援助的數額，在7月1日至1943年6月30日一年中隻能提供250萬噸援蘇貨物，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蘇聯要求的410萬噸。不過，削減的幾乎全部是一般物資，未包括坦克、飛機、彈藥這類軍用品，因而蘇聯並非完全不能接受。蘇聯方麵表示，如果第二戰場能於1942年開辟，蘇聯願意接受這個建議。美方承諾將立即在英美軍方就開辟第二戰場問題進行磋商並製訂出計劃。在蘇美雙方共同商定的聯合公報中特意寫明：雙方“就1942年在歐洲建立第二戰場的緊迫任務達成完滿的協議”。莫洛托夫回國途中再次來到倫敦，受蘇美談判的影響，英國政府也勉強同意在1942年開辟第二戰場，並把類似蘇美公報中的詞句寫入蘇英聯合公報。這樣，西方盟國第一次就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作出了比較明確的承諾。盡管美英兩國政府尚有某種保留條件，但當時蘇聯對此承諾的評價是積極和樂觀的。莫洛托夫在6月1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上說：英美的聲明“對於蘇聯各族人民具有偉大的重要性。因為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就一定會使我們這一戰場上的希特勒軍隊發生不可克服的困難”。
莫洛托夫訪美的另一成果，是在他離開之後，由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與美國國務卿赫爾於6月及正日簽訂的蘇美關於進行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互助諸原則的協定。協定規定了雙方在戰爭中相互援助的範圍、程序和條件，進一步明確了雙方互助的責任和義務。這一協定，加上美英兩國在1942年2月23日簽訂的同樣內容的協定以及1941年7月12日的英蘇協定和剛剛簽署的英蘇條約，使三大國之間又增添了一條加強它們團結與合作的法律紐帶。
反法西斯聯盟建立後，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參加戰鬥成為盟國外交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對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及其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由於其抗敵性質，最先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後來由於自由法國的部隊在北非比爾哈希姆地區戰鬥中的出色表現，加上英美此時正在籌劃在法屬北非的戰役，使“自由法國”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2年6月2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政府正考慮以一種新的態度對待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第二天，美國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在與戴高樂會晤時滿意地指出，近日一些征兆使人可以希望國務院和自由法國之間關係趨於緩和。7月9日，美國政府發表公告，決定“給予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一切軍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為該委員會是法國反抗軸心國的旗幟”。這一公告正視了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地位，承認了它領導作戰的權力和與盟國共同組成軍事組織的權利，戴高樂對此比較滿意。
為進一步擴大影響，把法國本土淪陷區中那些喪失自由但仍進行抵抗的力量吸收進來，民族委員會建議把“自由法國”更名為“戰鬥法國”。7月13日，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接受上述名稱更改，並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就“戰鬥法國”及其領導機構的性質、地位、作用等達成共識。此後，在英國政府看來，“戰鬥法國就是各地團結起來與同盟國協同作戰反抗共同敵人的法國人和法國領地的一個集合體；也是法蘭西民族不肯投降，並在任何地區為同盟國的共同勝利而努力，以解放法國的反軸心國的標誌。”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是戰鬥法國的領導機構，是在聯合王國政府麵前代表法國利益的一個機構。”
美英政府對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的重新認識，對增進反法西斯聯盟的力量和它們之間的團結無疑是有益的。當然這種認識還有一定的局限，在美英眼中，它還不是唯一能代表法國的一般和永久利益的政治實體，戴高樂將軍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也不是西方盟國選中的唯一的法國政治軍事領導人。這就決定了在隨後的時間裏，戴高樂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與西方盟國的合作中，免不了產生多方麵的矛盾衝突。但隨著戰爭進程的發展，同盟國想在北非、地中海這些與法國相關的地區采取軍事行動時，不考慮軍事力量不斷壯大且在法國抵抗運動中威信日增的“戰鬥法國”的作用，顯然是不現實的。而戴高樂將軍等人光複祖國的夙願，沒有同盟國的軍事支援和物質幫助也難以實現。正是戰爭邏輯本身，推動戰鬥法國與同盟國關係在矛盾中向前發展。
北非戰役開始後，維希政權與美國斷交，促使美國政府必然要在維希政權擁護者之外尋找能代表法國與同盟國合作的人物。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開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與丘吉爾專門討論了法國問題，並特意請來戴高樂將軍和吉羅將軍進行會晤。在同盟國的竭力促成下，6月3日組成了由戴高樂和吉羅擔任平等兩主席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委員會宣布自己是“法國的中央政權機關”，對“一切法國領土和陸、海、空軍都擁有最高權威”。不久，民族解放委員會內部又進行了調整，吉羅將軍不再任主席而任法軍總司令，戴高樂將軍成為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
意大利投降後，8月2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向美英兩國政府發出照會，提請它們注意，在對意停戰談判和監督意大利的機構中，都應有法國參加。8月26日，美英蘇三國在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2個多月後，正式闡明了它們各自政府對該委員會的態度。英國政府承認該委員會是“管轄承認其權力的法國海外領土的機構”；美國把其看成為“有助於保證實現並捍衛法國利益的機構”；蘇聯承認它為“法蘭西共和國國家利益的代表”。同盟國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不同程度的承認，為它們與法國這支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之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大，開辟了有益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美除美英蘇法抗擊法西斯的力量外，另一股遠在東方亞洲的抗戰力量也不可忽視。那就是中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對日軍的牽製和消耗作用是各國有目共睹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製定戰略方針時不能不考慮中國戰場這種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改變了大戰條件下世界軍事政治格局，也使中國在抗擊日本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這就為同盟國圍繞支持中國抗戰展開合作與互助奠定了基礎。
美國對日宣戰後，其基本戰略仍然是“先歐後亞”。但為了利用中國在人力和國土上的獨特優勢，最大限度地牽製和削弱日本，美國也采取了一係列積極援華抗日的措施。繼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批準向中國政府提供5億美元財政援助後，6月2日，美中兩國政府又簽定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又稱《中美主體租借協定》）。協定規定美國與中國相互提供用於國防的用品、兵力及情報，以及上述各項的使用原則和報償原則。根據此項協定，美國應允提供8.4億美元的租借物資裝備及訓練中國軍隊。在日軍占領緬甸、中國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被切斷後，美國與英國一起於1942年春，新辟一條從印度東北部飛越“駝峰”喜馬拉雅山脈到昆明的空中航線，靠這條空運線，把數量有限但非常寶貴且極具象征意義的盟國援華物資送到中國。起初，經這條運輸線每月運送3000噸物資，到了1943年3月，羅斯福總統答應把空運數量逐步提高，最終達到每月1萬噸。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軍政首腦在華盛頓召開了代號“三叉戟”的會議，特召英美遠東戰場的戰區指揮官韋維爾元帥、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參加。援助中國是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羅斯福總統在會議開始的當天，便向兩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強調了中國作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國可能崩潰的嚴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對華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國政府同意“把積極發展空運援助中國和在中國建立空軍作為1943年的目標”。在20日討論太平洋作戰的會議上，丘吉爾向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保證：“英帝國將盡一切人事之所能來援助中國”。羅斯福則明確承諾要建立一支航空隊，並用空運來的大部分物資供應它。會議最後形成的報告書寫道：“采取必要而實際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國，使中國成為有效的盟國和對日作戰的基地”，是美英全麵戰略的基本任務之一。據此，美英有關部門製定出具體計劃：組織和增加援華空運航線，以求到初秋達到每月1萬噸的運輸量；發展印度阿薩姆的航空設施；在1943年雨季結束時，在緬甸北部發動戰役，作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軍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還從政治上采取了一些舉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宣布願與中國政府就廢止對華不平等條約問題進行談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署條約，宣布取消美、英兩國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及特權，其中包括在中國的駐兵權、租界權、內河航行權。同時，在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設想中，中國也占有重要位置。盡管同盟國圍繞支持中國抗戰的行動有各種各樣的考慮，引出了許多分歧、矛盾，但客觀上仍起到了加強同盟國之間對日作戰上的協調與合作，增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聯合的實際作用。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中國人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得了國際地位。
在蘇德戰爭爆發到反法西斯聯盟形成這段時間，蘇美英三國采取一係列實際行動促進它們之間的聯合，如1941年7月的英蘇協定，8月英美的《大西洋憲章》，9、10月份蘇美英三國莫斯科會議，以及12月英美首腦的阿卡迪亞會議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訪問莫斯科，等等。這些行動，既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也為這三大國進一步加強團結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後，法西斯德國及其仆從國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蘇德戰場，蘇聯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蘇德戰場成為關係到戰爭結局的重要戰場。這就在客觀上使英美等國支持、援助蘇聯堅持戰鬥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團結合作、聯合抗敵的主要內容。
蘇軍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證明了蘇聯抗擊法西斯侵略者的決心和實力，也使西方盟國重新認識並估價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它們對蘇聯速敗的擔心，為西方盟國加強與蘇聯的團結合作提供了契機。1942年5、6月份，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對倫敦和華盛頓進行了巡回訪問，與英、美兩國領導人就進一步加強合作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是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政府要員第一次出訪西方盟國。
1942年5月26日，“英蘇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歐洲仆從國戰時同盟和戰後互助合作條約”簽署。條約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規定了雙方結成戰時同盟的責任與義務。雙方承允在對德國及其歐洲仆從國的戰爭中，彼此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不與敵國單獨談判或締結和約。條約第二部分就雙方在戰後的行動做了某些規定，如共同行動以維持和平，製止德國等國再次發動侵略，對受侵略一方給予全力支持，為歐洲安全與經濟繁榮密切友好合作，相互給予經濟援助，不參與針對對方的任何同盟等。條約一經批準就立即生效。第一部分有效期到戰爭結束，第二部分有效期為20年。
英蘇戰時同盟和戰後互助合作條約，是1941年7月英蘇對德戰爭共同行動協定的進一步發展。它不僅進一步明確了雙方在戰時的同盟責任與義務，而且第一次規定了雙方在戰後互助合作的基本原則。因此對確定雙方關係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具有曆史意義。艾登在條約簽字時說：“在我們兩國的聯係史中，我們的聯合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密過，我們為將來互助而履行的義務，也從來沒有達到如此完全的程度。”莫洛托夫在向蘇聯最高蘇維埃報告蘇英條約時也指出，條約的內容“著重顯示了不僅對蘇英邦交的發展方麵，而且對歐洲整個複雜的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方麵，都具有偉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表明蘇英的友好關係“已在實質上鞏固起來了”。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達華盛頓。蘇美談判也基本上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一是美國按照租借法案原則向蘇聯提供武器和物資問題，一是第二戰場問題。由於1941年10月1日蘇美英在莫斯科簽署的向蘇提供援助的議定書至1942年6月30日就將到期，蘇德戰場的緊張局勢又使蘇聯對這種援助非常倚重，因此與美國政府討論新的援助計劃，擴大援助範圍和數額，是莫洛托夫此行要解決的迫切問題。蘇聯提出需要的武器和物資的總數量為410萬噸。
同時，蘇聯還急於摸清美國政府對開辟第二戰場是何態度。由於英國政府以種種理由拒絕在這一問題上作出承諾，因而美國的態度非常重要。在到達華盛頓的當天和第二天，莫洛托夫便在會談中提出了盟國在1942年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要求。莫洛托夫坦率地告訴羅斯福總統，在希特勒軍隊數量上占優勢的情況下，蘇軍有可能還要考慮後退。這不僅對蘇聯是巨大的危險，對英國和美國同樣會形成威脅。如果英美能從蘇德戰場吸引走40個德國師，哪怕不是最好的師，那就有可能在1942年粉碎德國，至少能注定它的命運。莫洛托夫強調：“第二戰場問題是個最大的政治問題”，也是“戰爭的大戰略問題”，“不應由軍人而應由國務活動家來解決它”。
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丘吉爾、斯大林和羅斯福的代表阿佛拉·哈裏曼在莫斯科簽訂了《對俄供應第一友好議定書》。美國把對蘇援助與開辟第二戰場兩個問題聯係起來考慮。由於美國已正式參戰，本國也需要大批武器裝備及物資，因而滿足蘇聯提出的數額有困難。但羅斯福同時也表示，“蘇軍可能的被迫後退會導致盟國整個形勢的極大惡化”，因此美國將盡其可能地幫助蘇聯，提供援助和開辟第二戰場都是這種幫助的體現。在會談中，羅斯福總統幾次明確表示美國希望於1942年開辟第二戰場。參加會談的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也基本同意羅斯福的意見，但提出準備開辟第二戰場的工作將使美國已經非常緊張的海上運輸工具和物資供應，變得更為嚴峻。美國方麵提出，為加速開辟第二戰場，不得不大大削減對蘇援助的數額，在7月1日至1943年6月30日一年中隻能提供250萬噸援蘇貨物，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蘇聯要求的410萬噸。不過，削減的幾乎全部是一般物資，未包括坦克、飛機、彈藥這類軍用品，因而蘇聯並非完全不能接受。蘇聯方麵表示，如果第二戰場能於1942年開辟，蘇聯願意接受這個建議。美方承諾將立即在英美軍方就開辟第二戰場問題進行磋商並製訂出計劃。在蘇美雙方共同商定的聯合公報中特意寫明：雙方“就1942年在歐洲建立第二戰場的緊迫任務達成完滿的協議”。莫洛托夫回國途中再次來到倫敦，受蘇美談判的影響，英國政府也勉強同意在1942年開辟第二戰場，並把類似蘇美公報中的詞句寫入蘇英聯合公報。這樣，西方盟國第一次就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作出了比較明確的承諾。盡管美英兩國政府尚有某種保留條件，但當時蘇聯對此承諾的評價是積極和樂觀的。莫洛托夫在6月1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上說：英美的聲明“對於蘇聯各族人民具有偉大的重要性。因為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就一定會使我們這一戰場上的希特勒軍隊發生不可克服的困難”。
莫洛托夫訪美的另一成果，是在他離開之後，由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與美國國務卿赫爾於6月及正日簽訂的蘇美關於進行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互助諸原則的協定。協定規定了雙方在戰爭中相互援助的範圍、程序和條件，進一步明確了雙方互助的責任和義務。這一協定，加上美英兩國在1942年2月23日簽訂的同樣內容的協定以及1941年7月12日的英蘇協定和剛剛簽署的英蘇條約，使三大國之間又增添了一條加強它們團結與合作的法律紐帶。
反法西斯聯盟建立後，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參加戰鬥成為盟國外交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對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及其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由於其抗敵性質，最先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後來由於自由法國的部隊在北非比爾哈希姆地區戰鬥中的出色表現，加上英美此時正在籌劃在法屬北非的戰役，使“自由法國”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2年6月2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政府正考慮以一種新的態度對待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第二天，美國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在與戴高樂會晤時滿意地指出，近日一些征兆使人可以希望國務院和自由法國之間關係趨於緩和。7月9日，美國政府發表公告，決定“給予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一切軍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為該委員會是法國反抗軸心國的旗幟”。這一公告正視了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地位，承認了它領導作戰的權力和與盟國共同組成軍事組織的權利，戴高樂對此比較滿意。
為進一步擴大影響，把法國本土淪陷區中那些喪失自由但仍進行抵抗的力量吸收進來，民族委員會建議把“自由法國”更名為“戰鬥法國”。7月13日，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接受上述名稱更改，並與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就“戰鬥法國”及其領導機構的性質、地位、作用等達成共識。此後，在英國政府看來，“戰鬥法國就是各地團結起來與同盟國協同作戰反抗共同敵人的法國人和法國領地的一個集合體；也是法蘭西民族不肯投降，並在任何地區為同盟國的共同勝利而努力，以解放法國的反軸心國的標誌。”而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是戰鬥法國的領導機構，是在聯合王國政府麵前代表法國利益的一個機構。”
美英政府對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的重新認識，對增進反法西斯聯盟的力量和它們之間的團結無疑是有益的。當然這種認識還有一定的局限，在美英眼中，它還不是唯一能代表法國的一般和永久利益的政治實體，戴高樂將軍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也不是西方盟國選中的唯一的法國政治軍事領導人。這就決定了在隨後的時間裏，戴高樂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與西方盟國的合作中，免不了產生多方麵的矛盾衝突。但隨著戰爭進程的發展，同盟國想在北非、地中海這些與法國相關的地區采取軍事行動時，不考慮軍事力量不斷壯大且在法國抵抗運動中威信日增的“戰鬥法國”的作用，顯然是不現實的。而戴高樂將軍等人光複祖國的夙願，沒有同盟國的軍事支援和物質幫助也難以實現。正是戰爭邏輯本身，推動戰鬥法國與同盟國關係在矛盾中向前發展。
北非戰役開始後，維希政權與美國斷交，促使美國政府必然要在維希政權擁護者之外尋找能代表法國與同盟國合作的人物。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開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與丘吉爾專門討論了法國問題，並特意請來戴高樂將軍和吉羅將軍進行會晤。在同盟國的竭力促成下，6月3日組成了由戴高樂和吉羅擔任平等兩主席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委員會宣布自己是“法國的中央政權機關”，對“一切法國領土和陸、海、空軍都擁有最高權威”。不久，民族解放委員會內部又進行了調整，吉羅將軍不再任主席而任法軍總司令，戴高樂將軍成為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
意大利投降後，8月2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向美英兩國政府發出照會，提請它們注意，在對意停戰談判和監督意大利的機構中，都應有法國參加。8月26日，美英蘇三國在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2個多月後，正式闡明了它們各自政府對該委員會的態度。英國政府承認該委員會是“管轄承認其權力的法國海外領土的機構”；美國把其看成為“有助於保證實現並捍衛法國利益的機構”；蘇聯承認它為“法蘭西共和國國家利益的代表”。同盟國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不同程度的承認，為它們與法國這支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之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大，開辟了有益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美除美英蘇法抗擊法西斯的力量外，另一股遠在東方亞洲的抗戰力量也不可忽視。那就是中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對日軍的牽製和消耗作用是各國有目共睹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在製定戰略方針時不能不考慮中國戰場這種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改變了大戰條件下世界軍事政治格局，也使中國在抗擊日本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這就為同盟國圍繞支持中國抗戰展開合作與互助奠定了基礎。
美國對日宣戰後，其基本戰略仍然是“先歐後亞”。但為了利用中國在人力和國土上的獨特優勢，最大限度地牽製和削弱日本，美國也采取了一係列積極援華抗日的措施。繼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批準向中國政府提供5億美元財政援助後，6月2日，美中兩國政府又簽定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又稱《中美主體租借協定》）。協定規定美國與中國相互提供用於國防的用品、兵力及情報，以及上述各項的使用原則和報償原則。根據此項協定，美國應允提供8.4億美元的租借物資裝備及訓練中國軍隊。在日軍占領緬甸、中國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被切斷後，美國與英國一起於1942年春，新辟一條從印度東北部飛越“駝峰”喜馬拉雅山脈到昆明的空中航線，靠這條空運線，把數量有限但非常寶貴且極具象征意義的盟國援華物資送到中國。起初，經這條運輸線每月運送3000噸物資，到了1943年3月，羅斯福總統答應把空運數量逐步提高，最終達到每月1萬噸。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軍政首腦在華盛頓召開了代號“三叉戟”的會議，特召英美遠東戰場的戰區指揮官韋維爾元帥、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參加。援助中國是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羅斯福總統在會議開始的當天，便向兩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強調了中國作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國可能崩潰的嚴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對華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國政府同意“把積極發展空運援助中國和在中國建立空軍作為1943年的目標”。在20日討論太平洋作戰的會議上，丘吉爾向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保證：“英帝國將盡一切人事之所能來援助中國”。羅斯福則明確承諾要建立一支航空隊，並用空運來的大部分物資供應它。會議最後形成的報告書寫道：“采取必要而實際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國，使中國成為有效的盟國和對日作戰的基地”，是美英全麵戰略的基本任務之一。據此，美英有關部門製定出具體計劃：組織和增加援華空運航線，以求到初秋達到每月1萬噸的運輸量；發展印度阿薩姆的航空設施；在1943年雨季結束時，在緬甸北部發動戰役，作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軍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還從政治上采取了一些舉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兩國政府宣布願與中國政府就廢止對華不平等條約問題進行談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署條約，宣布取消美、英兩國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及特權，其中包括在中國的駐兵權、租界權、內河航行權。同時，在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設想中，中國也占有重要位置。盡管同盟國圍繞支持中國抗戰的行動有各種各樣的考慮，引出了許多分歧、矛盾，但客觀上仍起到了加強同盟國之間對日作戰上的協調與合作，增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聯合的實際作用。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中國人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爭得了國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