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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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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的準備
1945年4月12日，就在美國政府集結大量兵力準備大舉進攻日本本土之際，羅斯福總統卻因腦溢血而猝然離開人世。消息傳出後，最高興的當推日本軍界，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人失去了這樣一位精神領袖，一定會陷入混亂之中，到時候日本便可以趁機發動反攻，以獲得新的勝利。
但日本人的興高采烈並沒有使美國政府機構癱瘓。短短的兩周之內，新總統杜魯門便接過總統寶杖，繼續開動戰爭機器向日本直壓過來。而且，杜魯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原子彈的威力與性能，以便盡快投入到日本戰場上。
1945年，歐洲戰場在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中迎來了人類渴望自由與和平的真正的春天：4月16日清晨，隨著一聲令下，前蘇聯百萬紅軍從東南兩麵，英美盟軍從西麵一起發動了對納粹德國首都柏林的總攻，一時間萬炮齊鳴，火光衝天，歐洲西部這塊小小的地方被炸得焦頭爛額。
德軍終於絕望了，當成批的士兵像被割倒的蘆葦般紛紛倒下去時，德軍前線總指揮凱瑟爾元帥無奈地舉起了白旗，剩餘的7萬多柏林守軍全部成了俘虜。在前蘇聯朱可夫元帥炯炯的目光之下，凱瑟爾沮喪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的硝煙開始慢慢散去。
研製原子彈的建議是由愛因斯坦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德國投降得如此之快，一時令數以千計的“曼哈頓工程”中的科學家們反而惶惑不安起來。因為在此之前，他們之所以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拚命工作，就是希望趕在德國之前造出原子彈，並用它給希特勒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但現在的事實卻是：德軍已經投降，還要原子彈幹什麽呢？歐洲戰場的和平過早地降臨，使得許多參與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都不由得後悔起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將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千古罪人！這其中就包括幾年前直接敦促美國政府下此決心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西拉德等人。
而一些美國本土的科學家更是強烈反對美國政府研製原子彈。比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尼爾斯·波爾當年就預測：原子彈一旦出現，必然會“進一步引起世界範圍的軍備競賽，這種競賽發展到極致，又可能成為新一輪世界大戰的重要催動力量，而這次大戰一旦爆發，軍隊與常規武器都將是多餘之物，整個人類也將是多餘之物——因為地球極可能在這場核戰爭中毀滅！”
對於波爾這種強烈的抗議，美國當時的總統羅斯福則擺出這樣一種折衷的姿態：首先，由於人類對原子裂變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各大國都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相繼造出原子彈。因此，既然誰也不能保證如果美國停止核研究，其他國家也會老老實實地步美國後塵，因而美國人隻有一往無前地繼續幹下去，直到成功的那一刻為止。
其次，作為一名具有強烈人道主義精神和仁愛之心的大總統，羅斯福在對付日本時是否啟用原子彈這一問題也始終持保留意見。羅斯福當年是這樣設想的：不直接在敵國投放原子彈，而是在太平洋某個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時可以邀請敵對國家的使節觀看，以證明美國人的強力和仁慈。萬一敵方視而不見，到那時再使用原子彈也未嚐不可。然而，羅斯福當年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是病入膏肓，且當時美國人製造的原子彈隻有3顆，如果浪費一顆進行表演，萬一其餘的兩顆失效又該怎麽向美國人交待呢？這也就是他的繼承者杜魯門總統之所以要堅決停止核表演，轉而直接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重要原因。
原子彈到底是一件什麽樣的武器呢？即使是職業軍人出身的杜魯門也無法搞清這一科學事實。他根據自己對普通炸藥爆炸當量的理解，試探著詢問主管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將軍：
“一枚核炸彈爆炸，到底相當於多少顆常規炸彈呢？”
“從理論上估計，第一枚核炸彈大約至少有1000噸烈性炸藥爆炸時的威力，這就相當於派出200架轟炸機全副武裝地同時轟炸某一地區5次以上。”
聽到這個數字，杜魯門很是吃驚，因為一次爆炸1000噸烈性炸藥，那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恐怖景象呢？它肯定可以掃光爆炸點周圍的一切生命！杜魯門不禁流露出興奮的表情。但他卻沒料到，格羅夫斯將軍匯報時所說的數據，與核武器實際爆炸的威力相差太遠。不過，不是大得多，而是小得多。以後來投擲到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為例，其爆炸力就相當於2萬噸烈性炸藥，比他所估計的高出20倍以上。
由於格羅夫斯所匯報的原子彈的威力已經徹底征服了杜魯門，後者便立即成立一個有關“曼哈頓工程”的專門谘詢委員會，其中包括馬歇爾將軍、史汀生部長、貝爾納斯部長以及布希等3位科學家。
很快，該委員會向社魯門呈交上第一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材料，它直接揭示了原子彈的本質意義，不僅“可以從軍事上壓製對手，而且還是政治上取得優先權的重要砝碼！”
當年，在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政府估計世界戰爭局勢時並未把原子彈的作用考慮在內。盡管德國投降後，美國不依賴前蘇聯的力量完全有能力打敗日本，但強攻之下付出的代價將是十分慘重的，它不僅會消耗掉美國1/5的財力，而且很可能犧牲上百萬美國官兵的生命。
正是基於這樣的設想，羅斯福才請求前蘇聯出兵，並私下承諾讚成前蘇聯在中國東北擁有許多優越的利益。的確，對於美國人而言，久居中國東北的70萬日本關東軍力量不可小覷，加之日本軍隊越是向國內收縮，其抵抗就越發頑強，而在日本的南部和中部，其兵力就多達200萬人以上。同時，為了準備最後的搏擊，14～55歲的男性公民一律參戰，這一下便可為日本提供至少300萬的後備軍隊。麵對如此咄咄逼人的氣勢，對原子彈的威力尚無十足把握的羅斯福自然隻好求助於暫時的朋友前蘇聯了。
本來，根據美、英、蘇等國過去達成的協議，1945年7月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和外長將去德國柏林，召開“波茨坦會議”，以討論和確定二戰後處理德國問題的種種原則以及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但是就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個星期，美國政府突然照會英、蘇大使，要求把原定召開會議的日期推遲到7月17日。美國政府到底打算搞什麽新花樣呢？斯大林當時雖然有所警覺，但還是未能察覺美國人的真正意圖。因為誰也不會料到，美國之所以一再地推遲開會時間，目的隻有一個：杜魯門是要等待原子彈的試爆結果。
的確，人類曆史上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結果是杜魯門參加“波茨坦會議”之前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如果試爆失敗，美國人的口氣自然會軟下來；而一旦試爆成功，有了原子彈這張王牌，美國人自然要硬下口氣，多占一些利益，而前蘇聯人肯定不敢據理力爭的。
那麽，試爆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為了驗證這個問題，杜魯門坐立不安，一再地催促科學家們拿出最為成功的方案來，並以生命作為保障。因為一旦試爆失敗，20億美元的代價就要付諸東流了。
幸運的是，試爆成功了！杜魯門長籲了一口氣，他整理好文件後，便帶領幾名得力幹將興致勃勃地趕往波茨坦會場。一場新的較量拉開了帷幕。
會場是不見血肉的無形戰場。在波茨坦會議上，實質性的問題都一一公開地擺在了桌麵上，美蘇開始了拉鋸式的討價還價。當時，按照杜魯門和丘吉爾的如意算盤，就是希望盡可能減少前蘇聯今後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與影響，特別是在日本問題上能把還未出兵的前蘇聯排除在利益圈之外。在開始的試探性交談中，杜魯門不無得意地向斯大林透露：美國人已擁有了一種威力無比的“超級炸彈”。但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的口氣竟一點也不驚訝，而是很平淡地說：“好呀，那就使用吧。”
斯大林的態度倒使杜魯門大大地吃驚，也使得後者自以為原子彈是談判桌上重要籌碼的想法一下子破滅了。為了出這一口惡氣，為了給不知天高地厚的前蘇聯人一點厲害瞧瞧，杜魯門在經曆了一個難熬的不眠之夜後終於拿定主意：提前使用原子彈，給日本人以致命一擊，同時也給驕傲的前蘇聯人一記重錘。
不過，為了日後好作文章，“善良”的美國人特意在會議期間向日本政府發出一份與眾不同的照會，以一種往日不多見的客氣而委婉的口氣希望日本早日投降。這種罕見的溫和口氣使日本人感到了溫柔背後的“可怕的一刀”，但又無法想象真正的威脅是什麽。了解杜魯門性格的人都十分清楚，每次在他麵帶微笑地做某件事時，敵人倒黴的時候就要到來了。
但日本國內的軍部力量卻並不在乎這種“無關緊要”的威脅，在他們看來，隻要美蘇不聯合夾擊，日本完全可以消滅美國的進攻之旅，這正如鈴木首相當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日本本土將成為美國陸軍的又一個珍珠港。”
日本人的無知態度帶來的惡果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在後來的《波茨坦公告》於7月27日發出後，日本政府依然不聞不問，這一冷漠的態度傳到貝爾納斯國務卿耳朵裏後，他當即就向還在猶豫的杜魯門說：“等待已無任何意義，該是我們動手的時候了。”
“嗯，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搶在蘇聯出兵之前解決日本問題。”杜魯門猛地一巴掌拍在辦公桌上，憤然說道。
自從有了原子彈做後盾，美國人愈發擔心前蘇聯的一舉一動會破壞自己的計劃，因為至1945年7月底止，前蘇聯分布在東南部的準備圍殲中國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的人數已達到160餘萬，同時在武器裝備上也遠遠領先於日本。種種情形都在表明，一旦前蘇聯人攻入日本本土，美國人到時想用原子彈都沒機會了。因此，當務之急是立即投擲原子彈。
其實，在1944年12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擬訂了在日本本土實施登陸的計劃，但隨著美軍在衝繩島登陸後所付出的犧牲數千名士兵的巨大代價，盡快使用核武器的需求也擺到了總統麵前。種種跡象都在逼迫杜魯門做一件事情：搶在日本本土被進攻之前使用原子彈！
盡管此時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意圖才真正確立，但實際上，美國空軍一直在進行投擲原子彈的模擬演習。早在1944年夏，也即“曼哈頓工程”的參加者確信原子彈是切實可行的前一年，格羅夫斯將軍就開始做戰爭中使用這一新式武器的準備工作了。
在如何運用交通工具運載原子彈的問題上，格羅夫斯最初考慮當時十分有名的B-29型轟炸機，接著又考慮采用一種英國的重型飛機。直至1944年秋，美國人才最後確定仍然使用B-29轟炸機，隻是對它進行了一係列的改裝，以方便運載與投彈。首先，為了最大限度地減輕飛機重量，他們拆除了飛機上的防彈甲板和所有進攻性武器，隻留下機尾僅有的自衛式大口徑雙管機槍。這樣，即使裝上重達數噸的原子彈，這種超級的“空中堡壘”仍能達到1.2萬米的飛行高度，而這一高度是日本一般殲滅機所無法企及的。
經過美國軍事部門的一番深思熟慮，1944年秋，素有空中無敵手之稱的保羅·蒂貝茨上校被任命為這支特殊空軍部隊的總指揮員。這位曾參加過對德的首次轟炸，並在中國戰場展露過其驚人的技術的空軍飛行員，還當過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座機駕駛員。後來他一直擔任B-29轟炸機的飛行工作，可謂身經百戰，經驗豐富。
蒂貝茨上校深知此次任務的艱巨，盡管他還不知道行動的具體內容是什麽，但從總統的親筆信以及上司那獨特眼神中他已深深明白此次任務的重要性，他親自挑選機長，並全麵負責組建機組人員。
投擲原子彈的機組人員起飛前合影一切準備就緒後，全體人員立即投入了緊張的訓練，訓練的主要地點定在猶他州的沙漠地帶。中心任務是：飛機飛行於1萬米高空，對準目標投下炸彈，隨之轉彎疾升，在炸彈投放後的40秒鍾之內，飛機必須遠離爆炸點13千米以上。這種嚴格而單調的訓練一直進行到投擲原子彈的前一刻，足見美國人對此事的準備之充分。
1944年底，格羅夫斯將軍在現場考察了飛行大隊的模擬訓練後十分滿意，他宣布空軍聯隊的第一階段訓練圓滿結束，爾後將迅速派往古巴，在那完成餘下的訓練計劃內容：在海上進行遠程飛行訓練。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戰場的勝利已經近在眼前。就在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當天，美國這支特殊空軍部隊的首批支隊便晝夜兼程，悄悄從溫多佛基地轉移到了關島附近的提尼安島空軍基地，直接接受第20航空司令官的指揮。當時，這些太平洋島嶼對於美國人而言，簡直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因為每天都有數百架重型轟炸機從該基地出發，不顧千裏奔波轟炸日本本土，目的隻有一個：要讓日本的工業文明消失，退到數萬年前的石器時代。
負責投放原子彈的特殊空軍支隊從1945年6月開始進行係統而周密的戰鬥飛行訓練。這些訓練都是采用2～9架編隊進行，以提高各機組的領航和投彈技術，而且按未來原子彈突襲時的3機編隊，多次飛抵日本上空，使機組人員熟悉日本空域的氣候、地形、地物以及日軍防空火力，熟練掌握投彈程序。
自7月20日開始，美軍對日本進行了一連串的空襲，4天中連續進行了約12次轟炸，每次襲擊出動飛機2～6架，所襲擊的目標，不是預投原子彈的目標，而是在其附近，並盡量使這些試驗性轟炸和將來真的原子彈轟炸相近似。在領航程序、高空單機接近、目視投彈以及投彈後迅速脫離等方麵，均嚴格按預想方案實施。這些炸彈是4535千克的炸彈，其彈道近似原子彈。據稱，他們先後進行過4次實戰演練，投擲模擬彈38枚，主要使用目視投彈，雷達投彈隻試用過8枚。
到了7月底，這支特殊的飛行大隊已做好擲彈的一切準備工作，日本人的滅頂之禍就要來臨了。
但日本人的興高采烈並沒有使美國政府機構癱瘓。短短的兩周之內，新總統杜魯門便接過總統寶杖，繼續開動戰爭機器向日本直壓過來。而且，杜魯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了解原子彈的威力與性能，以便盡快投入到日本戰場上。
1945年，歐洲戰場在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中迎來了人類渴望自由與和平的真正的春天：4月16日清晨，隨著一聲令下，前蘇聯百萬紅軍從東南兩麵，英美盟軍從西麵一起發動了對納粹德國首都柏林的總攻，一時間萬炮齊鳴，火光衝天，歐洲西部這塊小小的地方被炸得焦頭爛額。
德軍終於絕望了，當成批的士兵像被割倒的蘆葦般紛紛倒下去時，德軍前線總指揮凱瑟爾元帥無奈地舉起了白旗，剩餘的7萬多柏林守軍全部成了俘虜。在前蘇聯朱可夫元帥炯炯的目光之下，凱瑟爾沮喪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的硝煙開始慢慢散去。
研製原子彈的建議是由愛因斯坦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德國投降得如此之快，一時令數以千計的“曼哈頓工程”中的科學家們反而惶惑不安起來。因為在此之前，他們之所以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拚命工作，就是希望趕在德國之前造出原子彈，並用它給希特勒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但現在的事實卻是：德軍已經投降，還要原子彈幹什麽呢？歐洲戰場的和平過早地降臨，使得許多參與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都不由得後悔起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將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千古罪人！這其中就包括幾年前直接敦促美國政府下此決心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西拉德等人。
而一些美國本土的科學家更是強烈反對美國政府研製原子彈。比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尼爾斯·波爾當年就預測：原子彈一旦出現，必然會“進一步引起世界範圍的軍備競賽，這種競賽發展到極致，又可能成為新一輪世界大戰的重要催動力量，而這次大戰一旦爆發，軍隊與常規武器都將是多餘之物，整個人類也將是多餘之物——因為地球極可能在這場核戰爭中毀滅！”
對於波爾這種強烈的抗議，美國當時的總統羅斯福則擺出這樣一種折衷的姿態：首先，由於人類對原子裂變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各大國都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內相繼造出原子彈。因此，既然誰也不能保證如果美國停止核研究，其他國家也會老老實實地步美國後塵，因而美國人隻有一往無前地繼續幹下去，直到成功的那一刻為止。
其次，作為一名具有強烈人道主義精神和仁愛之心的大總統，羅斯福在對付日本時是否啟用原子彈這一問題也始終持保留意見。羅斯福當年是這樣設想的：不直接在敵國投放原子彈，而是在太平洋某個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時可以邀請敵對國家的使節觀看，以證明美國人的強力和仁慈。萬一敵方視而不見，到那時再使用原子彈也未嚐不可。然而，羅斯福當年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是病入膏肓，且當時美國人製造的原子彈隻有3顆，如果浪費一顆進行表演，萬一其餘的兩顆失效又該怎麽向美國人交待呢？這也就是他的繼承者杜魯門總統之所以要堅決停止核表演，轉而直接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重要原因。
原子彈到底是一件什麽樣的武器呢？即使是職業軍人出身的杜魯門也無法搞清這一科學事實。他根據自己對普通炸藥爆炸當量的理解，試探著詢問主管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將軍：
“一枚核炸彈爆炸，到底相當於多少顆常規炸彈呢？”
“從理論上估計，第一枚核炸彈大約至少有1000噸烈性炸藥爆炸時的威力，這就相當於派出200架轟炸機全副武裝地同時轟炸某一地區5次以上。”
聽到這個數字，杜魯門很是吃驚，因為一次爆炸1000噸烈性炸藥，那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恐怖景象呢？它肯定可以掃光爆炸點周圍的一切生命！杜魯門不禁流露出興奮的表情。但他卻沒料到，格羅夫斯將軍匯報時所說的數據，與核武器實際爆炸的威力相差太遠。不過，不是大得多，而是小得多。以後來投擲到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為例，其爆炸力就相當於2萬噸烈性炸藥，比他所估計的高出20倍以上。
由於格羅夫斯所匯報的原子彈的威力已經徹底征服了杜魯門，後者便立即成立一個有關“曼哈頓工程”的專門谘詢委員會，其中包括馬歇爾將軍、史汀生部長、貝爾納斯部長以及布希等3位科學家。
很快，該委員會向社魯門呈交上第一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材料，它直接揭示了原子彈的本質意義，不僅“可以從軍事上壓製對手，而且還是政治上取得優先權的重要砝碼！”
當年，在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政府估計世界戰爭局勢時並未把原子彈的作用考慮在內。盡管德國投降後，美國不依賴前蘇聯的力量完全有能力打敗日本，但強攻之下付出的代價將是十分慘重的，它不僅會消耗掉美國1/5的財力，而且很可能犧牲上百萬美國官兵的生命。
正是基於這樣的設想，羅斯福才請求前蘇聯出兵，並私下承諾讚成前蘇聯在中國東北擁有許多優越的利益。的確，對於美國人而言，久居中國東北的70萬日本關東軍力量不可小覷，加之日本軍隊越是向國內收縮，其抵抗就越發頑強，而在日本的南部和中部，其兵力就多達200萬人以上。同時，為了準備最後的搏擊，14～55歲的男性公民一律參戰，這一下便可為日本提供至少300萬的後備軍隊。麵對如此咄咄逼人的氣勢，對原子彈的威力尚無十足把握的羅斯福自然隻好求助於暫時的朋友前蘇聯了。
本來，根據美、英、蘇等國過去達成的協議，1945年7月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和外長將去德國柏林，召開“波茨坦會議”，以討論和確定二戰後處理德國問題的種種原則以及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但是就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個星期，美國政府突然照會英、蘇大使，要求把原定召開會議的日期推遲到7月17日。美國政府到底打算搞什麽新花樣呢？斯大林當時雖然有所警覺，但還是未能察覺美國人的真正意圖。因為誰也不會料到，美國之所以一再地推遲開會時間，目的隻有一個：杜魯門是要等待原子彈的試爆結果。
的確，人類曆史上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結果是杜魯門參加“波茨坦會議”之前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如果試爆失敗，美國人的口氣自然會軟下來；而一旦試爆成功，有了原子彈這張王牌，美國人自然要硬下口氣，多占一些利益，而前蘇聯人肯定不敢據理力爭的。
那麽，試爆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為了驗證這個問題，杜魯門坐立不安，一再地催促科學家們拿出最為成功的方案來，並以生命作為保障。因為一旦試爆失敗，20億美元的代價就要付諸東流了。
幸運的是，試爆成功了！杜魯門長籲了一口氣，他整理好文件後，便帶領幾名得力幹將興致勃勃地趕往波茨坦會場。一場新的較量拉開了帷幕。
會場是不見血肉的無形戰場。在波茨坦會議上，實質性的問題都一一公開地擺在了桌麵上，美蘇開始了拉鋸式的討價還價。當時，按照杜魯門和丘吉爾的如意算盤，就是希望盡可能減少前蘇聯今後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與影響，特別是在日本問題上能把還未出兵的前蘇聯排除在利益圈之外。在開始的試探性交談中，杜魯門不無得意地向斯大林透露：美國人已擁有了一種威力無比的“超級炸彈”。但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的口氣竟一點也不驚訝，而是很平淡地說：“好呀，那就使用吧。”
斯大林的態度倒使杜魯門大大地吃驚，也使得後者自以為原子彈是談判桌上重要籌碼的想法一下子破滅了。為了出這一口惡氣，為了給不知天高地厚的前蘇聯人一點厲害瞧瞧，杜魯門在經曆了一個難熬的不眠之夜後終於拿定主意：提前使用原子彈，給日本人以致命一擊，同時也給驕傲的前蘇聯人一記重錘。
不過，為了日後好作文章，“善良”的美國人特意在會議期間向日本政府發出一份與眾不同的照會，以一種往日不多見的客氣而委婉的口氣希望日本早日投降。這種罕見的溫和口氣使日本人感到了溫柔背後的“可怕的一刀”，但又無法想象真正的威脅是什麽。了解杜魯門性格的人都十分清楚，每次在他麵帶微笑地做某件事時，敵人倒黴的時候就要到來了。
但日本國內的軍部力量卻並不在乎這種“無關緊要”的威脅，在他們看來，隻要美蘇不聯合夾擊，日本完全可以消滅美國的進攻之旅，這正如鈴木首相當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日本本土將成為美國陸軍的又一個珍珠港。”
日本人的無知態度帶來的惡果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在後來的《波茨坦公告》於7月27日發出後，日本政府依然不聞不問，這一冷漠的態度傳到貝爾納斯國務卿耳朵裏後，他當即就向還在猶豫的杜魯門說：“等待已無任何意義，該是我們動手的時候了。”
“嗯，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搶在蘇聯出兵之前解決日本問題。”杜魯門猛地一巴掌拍在辦公桌上，憤然說道。
自從有了原子彈做後盾，美國人愈發擔心前蘇聯的一舉一動會破壞自己的計劃，因為至1945年7月底止，前蘇聯分布在東南部的準備圍殲中國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的人數已達到160餘萬，同時在武器裝備上也遠遠領先於日本。種種情形都在表明，一旦前蘇聯人攻入日本本土，美國人到時想用原子彈都沒機會了。因此，當務之急是立即投擲原子彈。
其實，在1944年12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擬訂了在日本本土實施登陸的計劃，但隨著美軍在衝繩島登陸後所付出的犧牲數千名士兵的巨大代價，盡快使用核武器的需求也擺到了總統麵前。種種跡象都在逼迫杜魯門做一件事情：搶在日本本土被進攻之前使用原子彈！
盡管此時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意圖才真正確立，但實際上，美國空軍一直在進行投擲原子彈的模擬演習。早在1944年夏，也即“曼哈頓工程”的參加者確信原子彈是切實可行的前一年，格羅夫斯將軍就開始做戰爭中使用這一新式武器的準備工作了。
在如何運用交通工具運載原子彈的問題上，格羅夫斯最初考慮當時十分有名的B-29型轟炸機，接著又考慮采用一種英國的重型飛機。直至1944年秋，美國人才最後確定仍然使用B-29轟炸機，隻是對它進行了一係列的改裝，以方便運載與投彈。首先，為了最大限度地減輕飛機重量，他們拆除了飛機上的防彈甲板和所有進攻性武器，隻留下機尾僅有的自衛式大口徑雙管機槍。這樣，即使裝上重達數噸的原子彈，這種超級的“空中堡壘”仍能達到1.2萬米的飛行高度，而這一高度是日本一般殲滅機所無法企及的。
經過美國軍事部門的一番深思熟慮，1944年秋，素有空中無敵手之稱的保羅·蒂貝茨上校被任命為這支特殊空軍部隊的總指揮員。這位曾參加過對德的首次轟炸，並在中國戰場展露過其驚人的技術的空軍飛行員，還當過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座機駕駛員。後來他一直擔任B-29轟炸機的飛行工作，可謂身經百戰，經驗豐富。
蒂貝茨上校深知此次任務的艱巨，盡管他還不知道行動的具體內容是什麽，但從總統的親筆信以及上司那獨特眼神中他已深深明白此次任務的重要性，他親自挑選機長，並全麵負責組建機組人員。
投擲原子彈的機組人員起飛前合影一切準備就緒後，全體人員立即投入了緊張的訓練，訓練的主要地點定在猶他州的沙漠地帶。中心任務是：飛機飛行於1萬米高空，對準目標投下炸彈，隨之轉彎疾升，在炸彈投放後的40秒鍾之內，飛機必須遠離爆炸點13千米以上。這種嚴格而單調的訓練一直進行到投擲原子彈的前一刻，足見美國人對此事的準備之充分。
1944年底，格羅夫斯將軍在現場考察了飛行大隊的模擬訓練後十分滿意，他宣布空軍聯隊的第一階段訓練圓滿結束，爾後將迅速派往古巴，在那完成餘下的訓練計劃內容：在海上進行遠程飛行訓練。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戰場的勝利已經近在眼前。就在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當天，美國這支特殊空軍部隊的首批支隊便晝夜兼程，悄悄從溫多佛基地轉移到了關島附近的提尼安島空軍基地，直接接受第20航空司令官的指揮。當時，這些太平洋島嶼對於美國人而言，簡直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因為每天都有數百架重型轟炸機從該基地出發，不顧千裏奔波轟炸日本本土，目的隻有一個：要讓日本的工業文明消失，退到數萬年前的石器時代。
負責投放原子彈的特殊空軍支隊從1945年6月開始進行係統而周密的戰鬥飛行訓練。這些訓練都是采用2～9架編隊進行，以提高各機組的領航和投彈技術，而且按未來原子彈突襲時的3機編隊，多次飛抵日本上空，使機組人員熟悉日本空域的氣候、地形、地物以及日軍防空火力，熟練掌握投彈程序。
自7月20日開始，美軍對日本進行了一連串的空襲，4天中連續進行了約12次轟炸，每次襲擊出動飛機2～6架，所襲擊的目標，不是預投原子彈的目標，而是在其附近，並盡量使這些試驗性轟炸和將來真的原子彈轟炸相近似。在領航程序、高空單機接近、目視投彈以及投彈後迅速脫離等方麵，均嚴格按預想方案實施。這些炸彈是4535千克的炸彈，其彈道近似原子彈。據稱，他們先後進行過4次實戰演練，投擲模擬彈38枚，主要使用目視投彈，雷達投彈隻試用過8枚。
到了7月底，這支特殊的飛行大隊已做好擲彈的一切準備工作，日本人的滅頂之禍就要來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