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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一個美國飛行員的證詞
1995年5月11日，美國退役空軍少將，唯一兩次參與對日本實施原子轟炸的飛行員查爾斯·斯文尼在美國國會發表證詞，用無可爭辯的事實揭露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本質及其暴行：
“我是美國退役空軍少將查爾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轟炸的飛行員。在對廣島的轟炸中，擔任駕駛員蒂貝茨上校的右座領航員，在對長崎的轟炸中，任編隊指揮員。”
“作為唯一一個參與了兩次對日原子轟炸的飛行員，我將陳述本人親身經曆的往事。我要強調指出，我所陳述的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有些人就是無視這些明顯的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與他們頭腦中的偏見不符。”
“此刻，作為經曆了那段曆史的人，我要陳述我的思考。觀察和結論。我相信杜魯門總統作出的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定不僅符合當時的情況，而且具有壓倒其他可能選擇的道義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爾斯所說的那樣，大多數參加過對日戰爭的美軍將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領並被奴役過的人都會讚同他的這個看法：當年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那些對轟炸持異議的人或是出生在戰後，或是沒有受過日本的奴役。因此，他們的所謂看法和意見是非常片麵的，不合情理的。
查爾斯在他的演說中說道，像他們那一代人的絕大多數，都是喜歡和平和最不希望發生戰爭的。他說美國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作為一個民族而不是騎士，我們不渴望那種輝煌”。但作為這樣一種心情，日本人是無法理解的，他們隻能認為吉爾斯是在說“風涼話”。
查爾斯用大量的事實揭露了日本在二戰中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他列舉了日本在亞洲搞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認為那是所有法西斯為了對他國進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號，其實質是用此去掩飾最卑鄙的陰謀。
查爾斯說，這種“共榮”是通過對中國進行殘酷的總體戰進行的。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命中注定要統治亞洲，並由此占有亞洲的自然資源和廣袤土地。未有絲毫的憐憫和猶豫，日軍屠殺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屠殺。這是犯罪。這是事實。
查爾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殺，是因為日本的右翼勢力置曆史於不顧，極力抹殺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他們一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邊又否定曾經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愛好和平和正義人士的義憤。
此後，查爾斯用大量的事實和有力的觀點闡述了當時美國對日本動用原子彈的理由和必要，同時，查爾斯對現今社會上歪曲曆史事實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
查爾斯在他的講演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發動的偷襲珍珠港事件，是由於“日本認為美國是阻止其實現在亞洲的‘神授’命運的唯一障礙”，於是日本對駐紮於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進行了精心策劃的偷襲。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個極具侵略性的國家，並且所用手段極其卑鄙。
查爾斯回憶說：“偷襲時間定於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數千名美國水兵的生命淹滅於仍然沉睡在珍珠港灣底的美海軍亞利桑那號軍艦裏。其中的許多士兵甚至不清楚為什麽受到突然襲擊。戰爭就這樣強加在美國的頭上。”
查爾斯還談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隨後日軍對盟軍戰俘的屠殺。他說：“日軍對待盟軍戰俘的屠殺驅散了人們對日軍獸性的最後一絲懷疑。即使是在戰時，日軍的暴行也是令人發指的。巴丹省的死亡進軍充滿恐怖。7000美軍和菲律賓戰俘慘遭毆打、槍殺、被刺刀捅死，或慘死於疾病和饑餓。這部是事實。”
是的，當時由於受到“皇國精神”宣傳的毒害，日本人認為投降是對自身、對家族、對國家、對天皇的汙辱。他們對自身和對敵人都毫不手軟。隨著美國在廣闊的太平洋向日本“緩慢、艱苦、一步一流血”地進軍的時候，日本顯示出自己是冷酷無情、桀騖不馴的殺人機器。無論戰事是多麽令人絕望，無論機會是多麽渺茫，無論失敗的結果是多麽確定，日本人都戰至最後一人，並全力以赴去殺死盡可能多的美國人。
“美軍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為就變得越瘋狂。”
據美國的統計，在塞班島：美軍陣亡3000人，其中最初幾個小時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島：美軍陣亡6000人，傷2.1萬人；衝繩島一役：美軍陣亡1.2萬人，傷3.8萬人。
衝繩的戰鬥中，日軍近乎瘋狂，“神風特攻隊”駕駛裝載炸藥的飛機撞擊美國軍艦，他們把這種行為認為是“天上人間至高的光榮，是向神之境界的升華”。在衝繩海域，神風敢死隊的自殺性攻擊使美軍5000人陣亡。
在談到美國動用原子彈的原因時，查爾斯表現了異常的氣憤，他說：“日本用言語和行動表明，隻要第一個美國人踏上日本本土，他們就將處決所有的盟軍戰俘。日本為大屠殺作準備，強迫盟軍戰俘為自己挖掘墳墓。即使投降後，他們仍然處決了一些戰俘。這是事實。”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軍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居然認為這是荒唐可笑的，並對此不屑一顧。從美國截獲的密碼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時間，以爭取可接受的有條件的經談判的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幾個月裏，美國飛機開始對日本本土進行猛烈的轟炸。日本城市一個個化為火海，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死去。但日軍發誓絕不投降。查爾斯說到這裏，用顫抖的聲音說：“他們準備犧牲自己的人民，以換取他們所理解的光榮和榮譽——不管死多少人。他們拒絕救助平民，盡管我們的飛行員事先已就可能來臨的空襲投撒了傳單；在一次為期10天的轟炸行動中，東京、名古屋、神戶、大阪的許多地方化為灰燼。”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8月6日，美國動用了人類史上第一顆原子武器，廣島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受罪體。即使在用原子彈轟炸了廣島之後，日本軍部仍然認為美國隻有一枚炸彈，日本可以繼續堅持。在8月6日之後，日本本來有3天的時間用來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人卻不願放棄他們已經虛幻的美夢。在長崎受原子彈轟炸後，日本天皇才最後宣布投降。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軍方仍聲稱他們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戰鬥。一個陸軍軍官團發起叛亂，試圖截獲並銷毀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詔書。
查爾斯對在場的人用不可辯解的口氣說：“這些事實有助於說明我們所麵臨的敵人的本質，有助於認清杜魯門總統在進行各種選擇時所要考慮的背景，有助於理解為什麽對日本進行原子轟炸是必要的。”
在美國一個全國性的電視辯論中，一位所謂的傑出的曆史學家竟然聲稱，往日本投原子彈是沒有必要的，杜魯門總統是想用原子彈嚇唬蘇聯人，日本本來已經打算投降了。
這些人提出的所謂論據是當年艾森豪威爾將軍曾說過，日本已準備投降，沒必要使用原子彈。然而，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基於同樣的判斷，艾森豪威爾將軍也曾嚴重低估了德國繼續戰鬥的意誌，在1944年他就下結論說德國已無力進行攻勢作戰。結果，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判斷，其後果是布爾茲戰役的失敗。數萬盟軍將士毫無必要地犧牲了生命。同盟國就是出為此役差一點喪失大好局勢，給了德國拖延戰爭和有條件投降的機會。
查爾斯說：“一個相當公正的結論是，根據太平洋戰爭的情況，可以合理地預期日本將是比德國更瘋狂的敵人。”
有一些人認為，如果當年盟軍不是動用原子彈，而是用大批的軍隊進攻日本本士，美軍的傷亡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100萬，而是隻要死上4.6萬人就夠了。“隻不過是4.6萬人！你能想像這種論調的冷酷嗎？僅4.6萬人，好像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美國人的生命。”查爾斯對這樣的論調痛心疾首。他接著說道：
“在此時此地，我要承認，我不清楚在對日本本土的部隊進攻中美軍將會傷亡多少人，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據對日本作戰時行為的判斷，我的確認為，一個公正合理的假設是對日本本土的進攻將是漫長而代價高昂的。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不是根據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無條件投降。在對硫磺島——太平洋中一個8平方英裏的島嶼——的進攻中，60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犧牲，傷亡總數達2.7萬人。
“但對那些認為我們的損失僅是4.6萬人的人，我要問，是哪4.6萬人？誰的父親？誰的兄弟！誰的丈夫？”
是的，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美國沒有選擇，隻能是等待，而日本則可以選擇，或是繼續戰鬥，或是投降，但是有一點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的，在等待中，美國的士兵在不斷地陣亡。查爾斯說：“就在日本‘無所作為’的時候，隨著戰事的進行，美軍每天傷亡900人。”
除了上述的說法外，人們還可以聽到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認為美國應該與日本談判，達成一個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條件投降。
查爾斯用譏諷的口吻說道：“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人提出過與法西斯德國談判投降。這是一個瘋狂的念頭，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說出這樣的話。與這樣一個邪惡的法西斯魔鬼談判，就是承認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經在事實上打敗了它。這並不是那個時代空洞的哲學上的原則，而是人類的正義要求，必須徹底、幹淨地鏟除法西斯惡魔的勢力，必須粉碎這些邪惡的力量、法西斯的領導者已經無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譽，為什麽太平洋戰爭的曆史這麽容易就被遺忘了呢？”
日本在戰敗50年後，其領導人輕率地聲稱他們是受害者，這是極不負責任的。他們應該懂得，廣島長崎與南京大屠殺在實質上是一回事！人們不無擔心，也許曆史正在被無情的現實進行著歪曲——對我們人類集體記憶的歪曲。
這就是現如今的日本人不理解為什麽要讓他們道歉的理由，因為整整幾代日本人不知道他們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幹了些什麽。
與德國人認罪的姿態不同，日本堅持認為它沒幹任何錯事，它的行為是受當時局勢的拖累。日本的這種態度無法讓持正義的人們理解和原諒，也永遠不會彌合心靈的創傷。
查爾斯提醒道：“隻有記憶才能帶來真正的原諒。而遺忘就可能冒重複曆史的危險。”
查爾斯用一個老兵的觀點，用一個對生命無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識，提醒那些心靈歪曲的人，要警惕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複辟和泛濫。他指出：
通過精心策劃的政治和公關活動，日本現在建議使用“太平洋勝利日”來取代“對日本勝利日”這一術語。他們說，這一術語將會使太平洋戰爭的結束不那麽特別與日本有關。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這些文字能說明什麽呢？“對日本勝利”和“太平洋的勝利”絕對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勝利”是什麽？它就是一個事件，讓我們慶祝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勝利。慶祝一個事件，類似於慶祝一個商場的開業典禮，而不是慶祝戰爭勝利。這將分裂整個地球。數以千萬計的死者、數以千萬計受到身心傷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將會不知所措。
這種語言是顛倒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麽文字或話語就可以像任何一種武器一樣具有毀滅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種意義上講，通過抹除精確的描述文字而將其篡改，這種攻擊要比50年前日本對我們進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敵人是清楚的，威脅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種族主義這張牌，以此來宣示其行為的正義性，它總是想把當年日本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不是進行罪惡的侵略，而隻是從白人帝國主義中解放受壓迫的亞洲大眾。
查爾斯用一種嘲笑和輕蔑的語氣繼續說道：
“解放！多麽可笑的解釋。是的，他們用屠殺‘解放’了2000萬無辜的亞洲人。我堅信，這2000萬無辜的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後代，永遠也不會欣賞日本這‘高尚’的行為。經常有人問我，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是出於報複，是否是蓄意毀滅一個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爾斯認為，這些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才是真正的“蓄意”。為此，他用事實來駁斥了那些所謂的“正義”人士。他說：
“對此，有如下事實：其一，在最初的轟炸目標清單上包括京都。雖然京都也是一個合法的目標，在先前的空襲中未曾予以轟炸，國務卿迪文森把它從清單目標中去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戰時，我們受到命令的嚴格約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轟炸東京的皇宮——盡管我們很容易識別皇宮並炸死天皇。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報複。我經常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白宮，是否也會像美國這樣克製。我認為日本不會。”
“在此讓我澄清一個事實，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偏見，那就是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城市轟炸。我們要轟炸的每一個目標城市都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所在地，並集結了實力可觀的防禦部隊。長崎是工業中心，有兩個重要的兵工廠。在這兩個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廠和部隊配置於市區中心。”
在對待戰爭中無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爾斯說：
“像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目標——是勝利。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目標。
“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不僅兩國，而且是世界。我不為戰爭的殘酷性而驕傲而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戰犯，是他們以日本人民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過去，認清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的責任，他們將會看到是日本戰犯要負起戰爭的罪責。日本人民應該給遠東人民一個答複，是誰把災難強加給遠東各國，最後強加給日本自己。當然，如果我們與日本人一道抹殺曆史的真相，那麽這一點是永遠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並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與自己相處，與亞洲鄰國、與美國相處？”
“我和我的部屬在執行原子彈轟炸任務時堅信，我們將結束戰爭。我們並沒有感到高興，而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爾斯最後講到原子彈對整個世界的意義和今後人們應該正確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說：
“今天我站在這裏作證，並不是慶祝原子彈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後一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對原子彈的存在感到恐懼。我就感到恐懼。”
“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1945年8月，在戰時情況下，在敵人頑固凶殘的條件下，杜魯門總統沒有義務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結束戰爭。我同意杜魯門總統的決定，當時以及現在。”
“戰後幾年，有人問杜魯門總統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他響亮地說，沒有。接著他提醒提問者：記住，珍珠港的死難者也沒有其他選擇。”
“戰爭總是代價高昂的，正如羅伯特·李將軍所說：‘戰爭如此殘酷是件好事，否則就會有人喜歡它。’”
“感謝上帝使我們擁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國。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遲早會有人設計出原子彈。科學不能被否定，它總會找到途徑來證明自己的力量。關於製造原子彈是否明智的問題，終將被原子彈已被製造出來這一事實所壓倒。”
在高空拍攝的廣島被炸後的照片。“由於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被擊敗，世界變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國的年輕人不再互相殺戮，而是生長、成家立業，在和平中生活。作為10個孩子的父親和21個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證明，我很高興戰爭這樣結束。”
日本的確是罪不可赦，但查爾斯作為一個美國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並不知道，他的政府戰後曾與日本政府做了許多齷齪的交易，比如釋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戰犯，不追究天皇責任等等。
“我是美國退役空軍少將查爾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轟炸的飛行員。在對廣島的轟炸中，擔任駕駛員蒂貝茨上校的右座領航員，在對長崎的轟炸中，任編隊指揮員。”
“作為唯一一個參與了兩次對日原子轟炸的飛行員，我將陳述本人親身經曆的往事。我要強調指出，我所陳述的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有些人就是無視這些明顯的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與他們頭腦中的偏見不符。”
“此刻，作為經曆了那段曆史的人，我要陳述我的思考。觀察和結論。我相信杜魯門總統作出的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定不僅符合當時的情況，而且具有壓倒其他可能選擇的道義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爾斯所說的那樣，大多數參加過對日戰爭的美軍將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領並被奴役過的人都會讚同他的這個看法：當年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那些對轟炸持異議的人或是出生在戰後，或是沒有受過日本的奴役。因此，他們的所謂看法和意見是非常片麵的，不合情理的。
查爾斯在他的演說中說道，像他們那一代人的絕大多數，都是喜歡和平和最不希望發生戰爭的。他說美國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作為一個民族而不是騎士，我們不渴望那種輝煌”。但作為這樣一種心情，日本人是無法理解的，他們隻能認為吉爾斯是在說“風涼話”。
查爾斯用大量的事實揭露了日本在二戰中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他列舉了日本在亞洲搞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認為那是所有法西斯為了對他國進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號，其實質是用此去掩飾最卑鄙的陰謀。
查爾斯說，這種“共榮”是通過對中國進行殘酷的總體戰進行的。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命中注定要統治亞洲，並由此占有亞洲的自然資源和廣袤土地。未有絲毫的憐憫和猶豫，日軍屠殺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屠殺。這是犯罪。這是事實。
查爾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殺，是因為日本的右翼勢力置曆史於不顧，極力抹殺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他們一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邊又否定曾經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愛好和平和正義人士的義憤。
此後，查爾斯用大量的事實和有力的觀點闡述了當時美國對日本動用原子彈的理由和必要，同時，查爾斯對現今社會上歪曲曆史事實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
查爾斯在他的講演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發動的偷襲珍珠港事件，是由於“日本認為美國是阻止其實現在亞洲的‘神授’命運的唯一障礙”，於是日本對駐紮於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進行了精心策劃的偷襲。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個極具侵略性的國家，並且所用手段極其卑鄙。
查爾斯回憶說：“偷襲時間定於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數千名美國水兵的生命淹滅於仍然沉睡在珍珠港灣底的美海軍亞利桑那號軍艦裏。其中的許多士兵甚至不清楚為什麽受到突然襲擊。戰爭就這樣強加在美國的頭上。”
查爾斯還談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隨後日軍對盟軍戰俘的屠殺。他說：“日軍對待盟軍戰俘的屠殺驅散了人們對日軍獸性的最後一絲懷疑。即使是在戰時，日軍的暴行也是令人發指的。巴丹省的死亡進軍充滿恐怖。7000美軍和菲律賓戰俘慘遭毆打、槍殺、被刺刀捅死，或慘死於疾病和饑餓。這部是事實。”
是的，當時由於受到“皇國精神”宣傳的毒害，日本人認為投降是對自身、對家族、對國家、對天皇的汙辱。他們對自身和對敵人都毫不手軟。隨著美國在廣闊的太平洋向日本“緩慢、艱苦、一步一流血”地進軍的時候，日本顯示出自己是冷酷無情、桀騖不馴的殺人機器。無論戰事是多麽令人絕望，無論機會是多麽渺茫，無論失敗的結果是多麽確定，日本人都戰至最後一人，並全力以赴去殺死盡可能多的美國人。
“美軍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為就變得越瘋狂。”
據美國的統計，在塞班島：美軍陣亡3000人，其中最初幾個小時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島：美軍陣亡6000人，傷2.1萬人；衝繩島一役：美軍陣亡1.2萬人，傷3.8萬人。
衝繩的戰鬥中，日軍近乎瘋狂，“神風特攻隊”駕駛裝載炸藥的飛機撞擊美國軍艦，他們把這種行為認為是“天上人間至高的光榮，是向神之境界的升華”。在衝繩海域，神風敢死隊的自殺性攻擊使美軍5000人陣亡。
在談到美國動用原子彈的原因時，查爾斯表現了異常的氣憤，他說：“日本用言語和行動表明，隻要第一個美國人踏上日本本土，他們就將處決所有的盟軍戰俘。日本為大屠殺作準備，強迫盟軍戰俘為自己挖掘墳墓。即使投降後，他們仍然處決了一些戰俘。這是事實。”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軍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居然認為這是荒唐可笑的，並對此不屑一顧。從美國截獲的密碼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時間，以爭取可接受的有條件的經談判的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幾個月裏，美國飛機開始對日本本土進行猛烈的轟炸。日本城市一個個化為火海，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死去。但日軍發誓絕不投降。查爾斯說到這裏，用顫抖的聲音說：“他們準備犧牲自己的人民，以換取他們所理解的光榮和榮譽——不管死多少人。他們拒絕救助平民，盡管我們的飛行員事先已就可能來臨的空襲投撒了傳單；在一次為期10天的轟炸行動中，東京、名古屋、神戶、大阪的許多地方化為灰燼。”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8月6日，美國動用了人類史上第一顆原子武器，廣島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受罪體。即使在用原子彈轟炸了廣島之後，日本軍部仍然認為美國隻有一枚炸彈，日本可以繼續堅持。在8月6日之後，日本本來有3天的時間用來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人卻不願放棄他們已經虛幻的美夢。在長崎受原子彈轟炸後，日本天皇才最後宣布投降。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軍方仍聲稱他們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戰鬥。一個陸軍軍官團發起叛亂，試圖截獲並銷毀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詔書。
查爾斯對在場的人用不可辯解的口氣說：“這些事實有助於說明我們所麵臨的敵人的本質，有助於認清杜魯門總統在進行各種選擇時所要考慮的背景，有助於理解為什麽對日本進行原子轟炸是必要的。”
在美國一個全國性的電視辯論中，一位所謂的傑出的曆史學家竟然聲稱，往日本投原子彈是沒有必要的，杜魯門總統是想用原子彈嚇唬蘇聯人，日本本來已經打算投降了。
這些人提出的所謂論據是當年艾森豪威爾將軍曾說過，日本已準備投降，沒必要使用原子彈。然而，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基於同樣的判斷，艾森豪威爾將軍也曾嚴重低估了德國繼續戰鬥的意誌，在1944年他就下結論說德國已無力進行攻勢作戰。結果，這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判斷，其後果是布爾茲戰役的失敗。數萬盟軍將士毫無必要地犧牲了生命。同盟國就是出為此役差一點喪失大好局勢，給了德國拖延戰爭和有條件投降的機會。
查爾斯說：“一個相當公正的結論是，根據太平洋戰爭的情況，可以合理地預期日本將是比德國更瘋狂的敵人。”
有一些人認為，如果當年盟軍不是動用原子彈，而是用大批的軍隊進攻日本本士，美軍的傷亡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100萬，而是隻要死上4.6萬人就夠了。“隻不過是4.6萬人！你能想像這種論調的冷酷嗎？僅4.6萬人，好像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美國人的生命。”查爾斯對這樣的論調痛心疾首。他接著說道：
“在此時此地，我要承認，我不清楚在對日本本土的部隊進攻中美軍將會傷亡多少人，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據對日本作戰時行為的判斷，我的確認為，一個公正合理的假設是對日本本土的進攻將是漫長而代價高昂的。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不是根據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無條件投降。在對硫磺島——太平洋中一個8平方英裏的島嶼——的進攻中，60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犧牲，傷亡總數達2.7萬人。
“但對那些認為我們的損失僅是4.6萬人的人，我要問，是哪4.6萬人？誰的父親？誰的兄弟！誰的丈夫？”
是的，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美國沒有選擇，隻能是等待，而日本則可以選擇，或是繼續戰鬥，或是投降，但是有一點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的，在等待中，美國的士兵在不斷地陣亡。查爾斯說：“就在日本‘無所作為’的時候，隨著戰事的進行，美軍每天傷亡900人。”
除了上述的說法外，人們還可以聽到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認為美國應該與日本談判，達成一個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條件投降。
查爾斯用譏諷的口吻說道：“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人提出過與法西斯德國談判投降。這是一個瘋狂的念頭，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說出這樣的話。與這樣一個邪惡的法西斯魔鬼談判，就是承認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經在事實上打敗了它。這並不是那個時代空洞的哲學上的原則，而是人類的正義要求，必須徹底、幹淨地鏟除法西斯惡魔的勢力，必須粉碎這些邪惡的力量、法西斯的領導者已經無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譽，為什麽太平洋戰爭的曆史這麽容易就被遺忘了呢？”
日本在戰敗50年後，其領導人輕率地聲稱他們是受害者，這是極不負責任的。他們應該懂得，廣島長崎與南京大屠殺在實質上是一回事！人們不無擔心，也許曆史正在被無情的現實進行著歪曲——對我們人類集體記憶的歪曲。
這就是現如今的日本人不理解為什麽要讓他們道歉的理由，因為整整幾代日本人不知道他們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幹了些什麽。
與德國人認罪的姿態不同，日本堅持認為它沒幹任何錯事，它的行為是受當時局勢的拖累。日本的這種態度無法讓持正義的人們理解和原諒，也永遠不會彌合心靈的創傷。
查爾斯提醒道：“隻有記憶才能帶來真正的原諒。而遺忘就可能冒重複曆史的危險。”
查爾斯用一個老兵的觀點，用一個對生命無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識，提醒那些心靈歪曲的人，要警惕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複辟和泛濫。他指出：
通過精心策劃的政治和公關活動，日本現在建議使用“太平洋勝利日”來取代“對日本勝利日”這一術語。他們說，這一術語將會使太平洋戰爭的結束不那麽特別與日本有關。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這些文字能說明什麽呢？“對日本勝利”和“太平洋的勝利”絕對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勝利”是什麽？它就是一個事件，讓我們慶祝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個勝利。慶祝一個事件，類似於慶祝一個商場的開業典禮，而不是慶祝戰爭勝利。這將分裂整個地球。數以千萬計的死者、數以千萬計受到身心傷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將會不知所措。
這種語言是顛倒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麽文字或話語就可以像任何一種武器一樣具有毀滅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種意義上講，通過抹除精確的描述文字而將其篡改，這種攻擊要比50年前日本對我們進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敵人是清楚的，威脅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種族主義這張牌，以此來宣示其行為的正義性，它總是想把當年日本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不是進行罪惡的侵略，而隻是從白人帝國主義中解放受壓迫的亞洲大眾。
查爾斯用一種嘲笑和輕蔑的語氣繼續說道：
“解放！多麽可笑的解釋。是的，他們用屠殺‘解放’了2000萬無辜的亞洲人。我堅信，這2000萬無辜的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後代，永遠也不會欣賞日本這‘高尚’的行為。經常有人問我，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是出於報複，是否是蓄意毀滅一個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爾斯認為，這些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才是真正的“蓄意”。為此，他用事實來駁斥了那些所謂的“正義”人士。他說：
“對此，有如下事實：其一，在最初的轟炸目標清單上包括京都。雖然京都也是一個合法的目標，在先前的空襲中未曾予以轟炸，國務卿迪文森把它從清單目標中去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戰時，我們受到命令的嚴格約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轟炸東京的皇宮——盡管我們很容易識別皇宮並炸死天皇。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報複。我經常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白宮，是否也會像美國這樣克製。我認為日本不會。”
“在此讓我澄清一個事實，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偏見，那就是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城市轟炸。我們要轟炸的每一個目標城市都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所在地，並集結了實力可觀的防禦部隊。長崎是工業中心，有兩個重要的兵工廠。在這兩個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廠和部隊配置於市區中心。”
在對待戰爭中無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爾斯說：
“像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目標——是勝利。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目標。
“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不僅兩國，而且是世界。我不為戰爭的殘酷性而驕傲而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戰犯，是他們以日本人民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過去，認清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的責任，他們將會看到是日本戰犯要負起戰爭的罪責。日本人民應該給遠東人民一個答複，是誰把災難強加給遠東各國，最後強加給日本自己。當然，如果我們與日本人一道抹殺曆史的真相，那麽這一點是永遠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並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與自己相處，與亞洲鄰國、與美國相處？”
“我和我的部屬在執行原子彈轟炸任務時堅信，我們將結束戰爭。我們並沒有感到高興，而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爾斯最後講到原子彈對整個世界的意義和今後人們應該正確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說：
“今天我站在這裏作證，並不是慶祝原子彈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後一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對原子彈的存在感到恐懼。我就感到恐懼。”
“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1945年8月，在戰時情況下，在敵人頑固凶殘的條件下，杜魯門總統沒有義務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結束戰爭。我同意杜魯門總統的決定，當時以及現在。”
“戰後幾年，有人問杜魯門總統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他響亮地說，沒有。接著他提醒提問者：記住，珍珠港的死難者也沒有其他選擇。”
“戰爭總是代價高昂的，正如羅伯特·李將軍所說：‘戰爭如此殘酷是件好事，否則就會有人喜歡它。’”
“感謝上帝使我們擁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國。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遲早會有人設計出原子彈。科學不能被否定，它總會找到途徑來證明自己的力量。關於製造原子彈是否明智的問題，終將被原子彈已被製造出來這一事實所壓倒。”
在高空拍攝的廣島被炸後的照片。“由於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被擊敗，世界變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國的年輕人不再互相殺戮，而是生長、成家立業，在和平中生活。作為10個孩子的父親和21個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證明，我很高興戰爭這樣結束。”
日本的確是罪不可赦，但查爾斯作為一個美國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並不知道，他的政府戰後曾與日本政府做了許多齷齪的交易，比如釋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戰犯，不追究天皇責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