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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美國為何要投原子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原子彈，造成無數的生靈塗炭，一時間舉世大嘩，有人不由得要問：美國不投原子彈行嗎？
早在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首席科學顧問薩克斯，就堅決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雖然美國研究原子彈就是在薩克斯的力薦下才開始的，但薩克斯卻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同時，曾經上書羅斯福要求美國研製原子彈的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也都反對在實戰中使用原子彈。
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主張動用原子彈的一方和不主張動用的一方的爭論更加激烈。馬歇爾和史汀生堅決支持對日的登陸作戰不如動用原子彈，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減少美軍的巨大傷亡。除一些科學家外，美軍著名的將軍艾森豪威爾也不支持動用原子彈，他認為日本的戰敗已經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彈毫無必要；還有些人認為僅憑美軍對日本的戰略轟炸就可以摧毀日本的戰爭經濟基礎。
但是，殘酷的現實使得美國的決策者意識到，想讓日本投降，或是登陸日本本土，那將造成美軍的極大傷亡；如果動用原子彈來威嚇，那樣就要承受來自各方麵的輿論壓力。但戰爭就是戰爭，它不是以講人道取得勝利的。況且，日本這個民族與其他的民族的確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
歐洲戰場的戰火於1945年5月7日就結束了，而太平洋戰場的對日作戰仍在繼續，而且異常激烈；據當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也許還要再打18個月。為此，杜魯門總統在白宮與高級官員擬訂了進攻日本本土的兩個兩棲攻擊行動計劃。第一個是“奧林匹克行動”，暫定於1945年11月1日施行。將動用美軍陸軍的11個師和海軍陸戰隊的3個師，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島發起進攻。參聯會的計劃要求美軍占領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機場網絡，以加強對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島嶼本州的空中轟炸。如果從航空母艦和陸上機場發動的持續轟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則將調集12個陸軍師和3個陸戰隊師發起“花環”行動，於1946年3月1日進攻本州。這兩個計劃中，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都是：美軍在進攻中還要損失多少人？
毫無疑問，這兩個登陸行動和以後的陸上戰鬥必將是美軍在整個二戰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戰鬥。無論進行哪種推測，最後都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沒人懷疑日軍包括平民在內，將為保衛他們的本土決一死戰。因為太平洋戰爭中發生的一切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經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頑抗的日軍死於自殺，而不願麵對投降後的人道待遇，因為被軍國主義思想所異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將投降視為是軍人及其家人的恥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戰”中，5000名日本守軍殊死抵抗，最後除17名傷兵被俘外，其餘全部戰死。在塞班島，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師重圍中的3000多名日軍還發動了大規模的自殺性近攻，日軍的人性近乎瘋狂。不僅如此，負隅頑抗的日軍還向駐地的日本平民灌輸盟軍是“野蠻人”的思想，強迫他們以自殺行為反抗盟軍的軍事占領。一些不願自殺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都被滅絕人性的日軍殺害。在衝繩，不到3個師的日軍在受到美軍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擊後，雖然已毫無勝利或獲救的希望，仍然麵對數量、質量均占絕對優勢的美軍堅持抵抗了100餘天。島民們也在各種準軍事部隊或前線作戰部隊中負隅頑抗。
衝繩一役，雙方都死傷慘重，日本軍民死亡近20萬人，幸存者多數自殺，被俘的約8000名日軍幾乎全是傷員，另有4000人躲入島上的山中企圖打遊擊。美軍也損兵7萬餘人，其中死亡約12520人，僅在5公裏的陣地上雙方就倒下了3萬具屍體。從3月初到6月末，有2000餘架日本飛機對衝繩周圍的美艦進行了自殺性攻擊。美軍13艘驅逐艦被擊沉，37艘受重傷。
盟軍的統帥們心中明白，麵對日軍的殊死抵抗，在“傷亡比”上，盟軍並沒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軍基本已穩操勝券的情況下，在此後的對日作戰行動中，如何盡量減少自己的傷亡，自然成為了盟軍方麵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據美軍參聯會估計，對九州和本州的兩棲進攻和隨後的陸上戰鬥中，美軍的傷亡情況是：在九州，陣亡和失蹤21000～27500人，傷85000～105000人；進攻本州以及預計在東京平原的戰鬥將陣亡22500人，傷65000人。這與麥克阿瑟的估計也很接近。馬歇爾則預計，登陸作戰中美軍至少要傷亡25萬人，多則達100萬人，日軍方麵的傷亡人數也大致一樣。美海軍因考慮到自殺飛機的威脅，更傾向於悲觀的估計。
太平洋戰區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也認為，進攻被強大的海空力量切斷後路的島嶼的戰例，不能被用做估計進攻有充足後援的日本本土時的依據。衝繩離日本本土的自殺飛機基地還有563公裏，而本州離日本本土太近，到時，美國軍艦就將成為靶子了。而且那時日軍自殺性武器的數量將會數以千計，令人防不勝防。
在這些自殺性武器中，數KORYUD型袖珍潛艇叫人害怕。這種5人潛艇以16節的速度能在水下行駛40分鍾，以2.5節的速度則可支持50個小時，一般裝兩枚魚雷，魚雷不夠時，則幹脆裝炸藥包。這樣的潛艇日本每月可生產180艘，日本海軍當時擁有540艘。另外，日軍還計劃到預定的美軍進攻日期時，擁有740艘更先進的KARYU潛艇。這種兩人潛艇也裝兩枚魚雷或炸藥包。日本海軍還培訓了“人雷”，即由潛水員攜帶裝有觸發引信的炸藥包遊到登陸艇上炸毀它。當時日軍已組成了650人的“人雷”營，並打算在盟軍登陸前組織到4000人。至於海岸邊的淺水水雷就更不用說了。盟軍的運兵船和兩棲艦將是凶殺武器的首要攻擊目標，這會給船上的登陸部隊造成很大大傷亡。有人估計，登陸船隊的海陸軍傷亡將比衝繩高10倍。
同時讓盟軍的統帥們不得不考慮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對待盟國戰俘和被捕的盟國平民的。在菲律賓被害的約10萬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軍即將解放馬尼拉之前日軍的大屠殺中的，至於在中國等地，日軍的暴行更早已駭人聽聞。
當然，在美軍的心中留下最深陰影的還是日軍殘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戰俘的行為。從1942年4月巴丹陷落後，美、菲戰俘的“死亡行軍”，到修築265英裏的桂河鐵路的27萬名亞洲人和6.1萬名盟軍戰俘分別死了87500人和12568人的嚴酷現實即可窺見一斑。戰後的統計也證明了這一點：被德、意軍俘虜的235473名英、美戰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虜的132134名美、澳、英戰俘死亡27%（35750人）。
另外，美國通過破譯日本密碼，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積極備戰的重要情報。情報顯示，日軍方已要求駐歐洲中立國的外交官了解德國在歐洲戰場的最後防禦階段的情況，以便吸取教訓。
其他證據也表明，日本正在製定戰至最後一人的防禦計劃。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他們能成功地使美國人在九州作戰中遭受難以接受的損失，使美國人民相信對日本的大規模登陸會帶來美軍的巨大犧牲，並使他們感受到日本軍隊和平民的決死戰鬥精神，美國政府就會在來自國內公眾的壓力下，取消或者延遲在東京地區的關鍵戰役。這樣他們就可能贏得時間來爭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條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談判。
麵對敗局已定而又決心孤注一擲進行拚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後的作戰中盡最大可能減少美軍的傷亡就自然成了杜魯門關注的焦點。
杜魯門總統是美國三軍的最高統帥，同時他又是一個政治家。在對待是否動用原子彈這個問題是，他還有另外的一種考慮。
美國為了研究原子彈可謂耗資巨大，如果不在實戰中得以應用，那麽，他就無法在國會和國民而前交待，那樣人們就會懷疑花費巨資研製的原子彈的意義和價值。
在政治上，雖然當時美國和蘇聯是盟友，但是兩國受到自身利益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區別，兩國必定要成為敵人。因此，美國不會也不願意讓蘇聯在太平洋戰場上以很小的代價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魯門一定要在蘇聯參與進來之前打垮日本的鬥誌。他要提高美國在戰勝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從上述種種問題的分析看，能夠在戰略上及心理上給日本人以沉重打擊的手段，並盡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徑，就是使用那個令杜魯門和軍方極感興趣的“可怕的新家夥”——原子彈。
更讓杜魯門心動的是，在世人麵前展示一下這柄利劍的鋒利，將會給美國在戰後的世界地位鋪下一塊堅實的基石。這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將是極大的誘惑，杜魯門也難以拒絕這些。
但是，杜魯門總統畢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問題上盟國給了日本最後一次機會——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針對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鈴木表示：“本國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並堅決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結束以外，別無他圖。”隨後，陸軍大臣阿南上將又在《告全軍將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複何言；惟有毅然保衛神州，將聖戰進行到底而已。縱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隻要堅決戰鬥，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強硬態度，促使美國人堅定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心。在決定使用原子彈攻擊城市的問題上，軍方的一致意見是：雖然不能以平民區為目標，但應對盡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決策當局造成極其深刻的心理影響。為此，有必要選擇一個有軍事和政治雙重價值的大城市，並且為防止日本用盟軍戰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魯門同意了這個意見。
最終，兩顆原子彈落到了日本人的頭上。
兩顆原子彈當時造成了30萬人的死亡，終於使裕仁天皇開了金口：“現在已經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結局之時了。”隨著電波的傳送，蠻橫飄揚在他國的日本軍旗，頹然落地。
雖然杜魯門在戰後回答人們向他提出的是否在決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時很傷腦筋的問題時，做了一個輕彈手指的動作，並輕描淡寫地說：“不，就像這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彈的殺傷效果在這位美國總統的腦子裏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否則他不會拿這種武器與龐大的登陸計劃及轟炸計劃相衡量。
從杜魯門的角度分析，他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投放原子彈，但從人道的角度分析，死在原子彈爆炸中都是平民，這又讓人難以接受，畢竟百姓無罪，但他們卻作了那些玩政治人手中的替罪羊。
早在1944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首席科學顧問薩克斯，就堅決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雖然美國研究原子彈就是在薩克斯的力薦下才開始的，但薩克斯卻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同時，曾經上書羅斯福要求美國研製原子彈的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也都反對在實戰中使用原子彈。
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主張動用原子彈的一方和不主張動用的一方的爭論更加激烈。馬歇爾和史汀生堅決支持對日的登陸作戰不如動用原子彈，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減少美軍的巨大傷亡。除一些科學家外，美軍著名的將軍艾森豪威爾也不支持動用原子彈，他認為日本的戰敗已經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彈毫無必要；還有些人認為僅憑美軍對日本的戰略轟炸就可以摧毀日本的戰爭經濟基礎。
但是，殘酷的現實使得美國的決策者意識到，想讓日本投降，或是登陸日本本土，那將造成美軍的極大傷亡；如果動用原子彈來威嚇，那樣就要承受來自各方麵的輿論壓力。但戰爭就是戰爭，它不是以講人道取得勝利的。況且，日本這個民族與其他的民族的確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
歐洲戰場的戰火於1945年5月7日就結束了，而太平洋戰場的對日作戰仍在繼續，而且異常激烈；據當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也許還要再打18個月。為此，杜魯門總統在白宮與高級官員擬訂了進攻日本本土的兩個兩棲攻擊行動計劃。第一個是“奧林匹克行動”，暫定於1945年11月1日施行。將動用美軍陸軍的11個師和海軍陸戰隊的3個師，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島發起進攻。參聯會的計劃要求美軍占領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機場網絡，以加強對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島嶼本州的空中轟炸。如果從航空母艦和陸上機場發動的持續轟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則將調集12個陸軍師和3個陸戰隊師發起“花環”行動，於1946年3月1日進攻本州。這兩個計劃中，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都是：美軍在進攻中還要損失多少人？
毫無疑問，這兩個登陸行動和以後的陸上戰鬥必將是美軍在整個二戰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戰鬥。無論進行哪種推測，最後都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沒人懷疑日軍包括平民在內，將為保衛他們的本土決一死戰。因為太平洋戰爭中發生的一切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經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頑抗的日軍死於自殺，而不願麵對投降後的人道待遇，因為被軍國主義思想所異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將投降視為是軍人及其家人的恥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戰”中，5000名日本守軍殊死抵抗，最後除17名傷兵被俘外，其餘全部戰死。在塞班島，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師重圍中的3000多名日軍還發動了大規模的自殺性近攻，日軍的人性近乎瘋狂。不僅如此，負隅頑抗的日軍還向駐地的日本平民灌輸盟軍是“野蠻人”的思想，強迫他們以自殺行為反抗盟軍的軍事占領。一些不願自殺的日本婦女和兒童都被滅絕人性的日軍殺害。在衝繩，不到3個師的日軍在受到美軍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擊後，雖然已毫無勝利或獲救的希望，仍然麵對數量、質量均占絕對優勢的美軍堅持抵抗了100餘天。島民們也在各種準軍事部隊或前線作戰部隊中負隅頑抗。
衝繩一役，雙方都死傷慘重，日本軍民死亡近20萬人，幸存者多數自殺，被俘的約8000名日軍幾乎全是傷員，另有4000人躲入島上的山中企圖打遊擊。美軍也損兵7萬餘人，其中死亡約12520人，僅在5公裏的陣地上雙方就倒下了3萬具屍體。從3月初到6月末，有2000餘架日本飛機對衝繩周圍的美艦進行了自殺性攻擊。美軍13艘驅逐艦被擊沉，37艘受重傷。
盟軍的統帥們心中明白，麵對日軍的殊死抵抗，在“傷亡比”上，盟軍並沒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軍基本已穩操勝券的情況下，在此後的對日作戰行動中，如何盡量減少自己的傷亡，自然成為了盟軍方麵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據美軍參聯會估計，對九州和本州的兩棲進攻和隨後的陸上戰鬥中，美軍的傷亡情況是：在九州，陣亡和失蹤21000～27500人，傷85000～105000人；進攻本州以及預計在東京平原的戰鬥將陣亡22500人，傷65000人。這與麥克阿瑟的估計也很接近。馬歇爾則預計，登陸作戰中美軍至少要傷亡25萬人，多則達100萬人，日軍方麵的傷亡人數也大致一樣。美海軍因考慮到自殺飛機的威脅，更傾向於悲觀的估計。
太平洋戰區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也認為，進攻被強大的海空力量切斷後路的島嶼的戰例，不能被用做估計進攻有充足後援的日本本土時的依據。衝繩離日本本土的自殺飛機基地還有563公裏，而本州離日本本土太近，到時，美國軍艦就將成為靶子了。而且那時日軍自殺性武器的數量將會數以千計，令人防不勝防。
在這些自殺性武器中，數KORYUD型袖珍潛艇叫人害怕。這種5人潛艇以16節的速度能在水下行駛40分鍾，以2.5節的速度則可支持50個小時，一般裝兩枚魚雷，魚雷不夠時，則幹脆裝炸藥包。這樣的潛艇日本每月可生產180艘，日本海軍當時擁有540艘。另外，日軍還計劃到預定的美軍進攻日期時，擁有740艘更先進的KARYU潛艇。這種兩人潛艇也裝兩枚魚雷或炸藥包。日本海軍還培訓了“人雷”，即由潛水員攜帶裝有觸發引信的炸藥包遊到登陸艇上炸毀它。當時日軍已組成了650人的“人雷”營，並打算在盟軍登陸前組織到4000人。至於海岸邊的淺水水雷就更不用說了。盟軍的運兵船和兩棲艦將是凶殺武器的首要攻擊目標，這會給船上的登陸部隊造成很大大傷亡。有人估計，登陸船隊的海陸軍傷亡將比衝繩高10倍。
同時讓盟軍的統帥們不得不考慮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對待盟國戰俘和被捕的盟國平民的。在菲律賓被害的約10萬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軍即將解放馬尼拉之前日軍的大屠殺中的，至於在中國等地，日軍的暴行更早已駭人聽聞。
當然，在美軍的心中留下最深陰影的還是日軍殘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戰俘的行為。從1942年4月巴丹陷落後，美、菲戰俘的“死亡行軍”，到修築265英裏的桂河鐵路的27萬名亞洲人和6.1萬名盟軍戰俘分別死了87500人和12568人的嚴酷現實即可窺見一斑。戰後的統計也證明了這一點：被德、意軍俘虜的235473名英、美戰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虜的132134名美、澳、英戰俘死亡27%（35750人）。
另外，美國通過破譯日本密碼，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積極備戰的重要情報。情報顯示，日軍方已要求駐歐洲中立國的外交官了解德國在歐洲戰場的最後防禦階段的情況，以便吸取教訓。
其他證據也表明，日本正在製定戰至最後一人的防禦計劃。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他們能成功地使美國人在九州作戰中遭受難以接受的損失，使美國人民相信對日本的大規模登陸會帶來美軍的巨大犧牲，並使他們感受到日本軍隊和平民的決死戰鬥精神，美國政府就會在來自國內公眾的壓力下，取消或者延遲在東京地區的關鍵戰役。這樣他們就可能贏得時間來爭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條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談判。
麵對敗局已定而又決心孤注一擲進行拚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後的作戰中盡最大可能減少美軍的傷亡就自然成了杜魯門關注的焦點。
杜魯門總統是美國三軍的最高統帥，同時他又是一個政治家。在對待是否動用原子彈這個問題是，他還有另外的一種考慮。
美國為了研究原子彈可謂耗資巨大，如果不在實戰中得以應用，那麽，他就無法在國會和國民而前交待，那樣人們就會懷疑花費巨資研製的原子彈的意義和價值。
在政治上，雖然當時美國和蘇聯是盟友，但是兩國受到自身利益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區別，兩國必定要成為敵人。因此，美國不會也不願意讓蘇聯在太平洋戰場上以很小的代價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魯門一定要在蘇聯參與進來之前打垮日本的鬥誌。他要提高美國在戰勝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從上述種種問題的分析看，能夠在戰略上及心理上給日本人以沉重打擊的手段，並盡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徑，就是使用那個令杜魯門和軍方極感興趣的“可怕的新家夥”——原子彈。
更讓杜魯門心動的是，在世人麵前展示一下這柄利劍的鋒利，將會給美國在戰後的世界地位鋪下一塊堅實的基石。這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將是極大的誘惑，杜魯門也難以拒絕這些。
但是，杜魯門總統畢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問題上盟國給了日本最後一次機會——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針對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鈴木表示：“本國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並堅決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結束以外，別無他圖。”隨後，陸軍大臣阿南上將又在《告全軍將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複何言；惟有毅然保衛神州，將聖戰進行到底而已。縱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隻要堅決戰鬥，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強硬態度，促使美國人堅定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心。在決定使用原子彈攻擊城市的問題上，軍方的一致意見是：雖然不能以平民區為目標，但應對盡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決策當局造成極其深刻的心理影響。為此，有必要選擇一個有軍事和政治雙重價值的大城市，並且為防止日本用盟軍戰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魯門同意了這個意見。
最終，兩顆原子彈落到了日本人的頭上。
兩顆原子彈當時造成了30萬人的死亡，終於使裕仁天皇開了金口：“現在已經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結局之時了。”隨著電波的傳送，蠻橫飄揚在他國的日本軍旗，頹然落地。
雖然杜魯門在戰後回答人們向他提出的是否在決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時很傷腦筋的問題時，做了一個輕彈手指的動作，並輕描淡寫地說：“不，就像這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彈的殺傷效果在這位美國總統的腦子裏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否則他不會拿這種武器與龐大的登陸計劃及轟炸計劃相衡量。
從杜魯門的角度分析，他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投放原子彈，但從人道的角度分析，死在原子彈爆炸中都是平民，這又讓人難以接受，畢竟百姓無罪，但他們卻作了那些玩政治人手中的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