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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森堡是否在為納粹賣命
美國核武器的研製成功，除了美國政府的巨大努力外，還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科學家密不可分。“曼哈頓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學家起初都曾經為納粹德國服務，尤其是丹麥的著名核物理學家玻爾教授，他當時並沒有外逃，而是潛心地做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後來在英國情報人員的努力下，幡然悔悟，並逃到了美國，在“曼哈頓工程”中，玻爾教授帶過許多學生，有些還是世界級的領軍人物，且科學成就也是被人們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國的核物理學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開始人們認可的一個說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沒有研製出原子彈，是海森堡阻礙了希特勒開發核武器的進程。然而最近，隨著玻爾一封塵封多年的信，關於海森堡在納粹德國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問題，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瀾。海森堡與玻爾在哥本哈根的會麵，再一次產生了一個令人無法解釋的謎。
海森堡在科學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天才般的見地及在物理學史上的地位，世人雖有不同程度的評價，但無疑都是相當正麵和肯定的。
然而，對於海森堡與納粹德國的關係，他的為人處世，尤其是他的充滿爭議的哥本哈根之行，卻存在著許多針鋒相對的評價。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繪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個身處逆境卻迎難而上的人，為了保護德國的科學研究，不惜忍辱負重；他在戰後為恢複德國科學所作的種種努力，使他在德國科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而否定他的人，則把他看成是納粹的幫凶，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他戰後的種種說辭完全是文過飾非。
多年來，人們對海森堡的看法隨著新證據的出現，也在不斷地左右搖擺，對立的陣營始終涇渭分明，他們之間無法找到一個令各方都能接受的闡釋。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傳》則試圖在這兩極之間尋找一種平衡。該書用充滿同情的口吻詳細敘述了海森堡的利學與生活，無論對與錯、偉大與渺小都不放過，使得對海森堡的評價更趨客觀。
1998年，米歇爾·弗賴恩出版了劇作《哥本哈根》，在劇中，海森堡就被描寫成阻礙納粹開發核武器的英雄。後來該劇被搬上舞台，並在英國連演18個月，之後還在百老匯上演，並獲成功。2002年2月18日，弗賴恩在《法蘭克福匯報》上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給海森堡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的文章，充分闡明了自己的“同情”觀。
《哥本哈根》出版後，海森堡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它不隻是引起了史學家的關注，而是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弗賴恩本人並沒有想到自己的作品會如此成功。
而就在這種同情觀占據上風的時候，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刊出了最新消息稱，玻爾研究所新公布了資料——包括玻爾寫給海森堡但一直沒有寄出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裏，玻爾回憶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會麵。信中披露，當時，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導師說，希特勒已經成立了一個“鈾俱樂部”專門研究原子彈。戰爭可能會由核武器的出現而結束，而他正是在從事核武器的研究。
這與以往的一些說法大相徑庭。據以往的說法，海森堡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為納粹工作，但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盡管當時海森堡已經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他卻避開原子彈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應堆和回旋器，顯然是有意拖延研製進程。
兩種不同的觀點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那麽，當年海森堡和玻爾在一起到底都談了些什麽呢？
1940年春，德軍占領丹麥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寫過一封信給他的漢堡同行——德國原子彈計劃參與者、德國核試驗計劃關鍵人物之一的德國物理化學家保爾哈特克。
在信中，海森堡請他或海森堡的學生卡爾弗裏特裏希·馮·魏茨澤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為他要在那裏同某研究機構的負責人玻爾商談要事。這封信有可能會重新評價海森堡和玻爾的哥本哈根會見。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師玻爾並與之進行了一次談話，但是談話不歡而散。
如今，玻爾研究所公布的文獻似乎對海森堡當時的動機持有疑慮：海森堡是否想從玻爾那裏打探為德國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但是，從海森堡寫給保爾哈特克的信中看，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開始策劃了。海森堡的學生魏茨澤克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說，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玻爾的安全，他隻想知道，他的老師是否需要在他幫助下離開哥本哈根，或者說，他至少能讓德國駐丹麥機構為玻爾提供方便。
開始，魏茨澤克通過關係找到了德國駐哥本哈根公使馮克，請他給玻爾以保護。但魏茨澤克得到的回答是玻爾根本不願意與馮克接觸。
後來，魏茨澤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國駐丹麥代表處建議舉辦一次天體物理會議，這樣，他就能邀請海森堡到哥本哈根來。德國公使采納了魏茨澤克的建議，在哥本哈根舉辦了一次天體物理會議。
1941年春天，魏茨澤克才找到機會去哥本哈根作報告。他利用這次機會為海森堡和玻爾會見作了積極準備。
應當時所謂“德國科學研究所”的邀請，海森堡與魏茨澤克於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參加會議。但玻爾拒絕出席德國科學研究所的活動，並對海森堡產生懷疑。
玻爾的兒子阿格·玻爾後來回憶說，海森堡與他父親和其他同事談到當時的軍事局勢時說，德國會打贏這場戰爭。其實這一點不奇怪，因為當時德軍已占領了差不多半個歐洲，並正向莫斯科推進。對海森堡來說，他沒法在公開場合懷疑德軍會打敗仗。
最後，海森堡終於找到一個與玻爾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兩人進行了私下談話。現在看來，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澤克的建議，勸誡波爾不要跟德國公使過不去。這次談話導致了玻爾對海森堡的疑慮，他認為海森堡從一開始就有目的地要將自己引向德方。兩人之間的誤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當時確實談到了原子彈的話題。這個話題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為海森堡參與了納粹的原子彈製造計劃。因此，海森堡在與玻爾交談時十分謹慎，很多話不能直說，這也因此給玻爾留下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為德國製造原子彈。
事實上，德國當時的情況是，1939年9月，在陸軍裝備局領導下成立了“鈾協會”，研究如何將鈾裂變並用於軍事，但許多技術問題根本沒弄清，如製造一顆原子彈需要幾公斤或幾噸裂變物。此外，德國手裏當時除了有鈾—235外一無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鈾反應堆基礎理論，後來試驗成功。魏茨澤克的理論也證明，反應堆在運行時可以產生用於原子彈的裂變物質鈈。但是，1939年海森堡得出的結論卻恰恰相反，他認為，自然鈾在獲取核能時不會產生別的主要物質。也就是說，德國除了僅在進行核研究外，並沒有一個關於製造原子彈的具體全計劃。
那麽，海森堡是否真想請教他視同慈父的導師，或者真想與玻爾密謀共同研製原子彈，迄今仍是一樁疑案。但是，玻爾當時肯定是中斷了他們之間的談話，而且氣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結束談話幾分鍾後對魏茨澤克說的那樣：“全弄擰了！”
玻爾在談話20年後寫給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讓人們感覺到，玻爾沒有將海森堡在公開場合與私下談話區別開來，也許，他沒有意識到海森堡對待他的真實想法。直到戰後，魏茨澤克在美國見到玻爾，並問起那次的談話情況時，玻爾仍說：“唉，隨它去吧！我知道，在戰爭期間，人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祖國。”
那次不歡而散的談話除了說明兩人交流上的失敗外，還說明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感情上的一相情願。可能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從一開始，丹麥科學家玻爾就從未把他當成朋友或保護者，而是僅僅把他視為占領軍的代表。
圍繞這個像謎一樣的問題，海森堡的辯護者和譴責者有過激烈的交鋒。
辯護者稱，海森堡從未主動要求去國外訪問。他出使丹麥、匈牙利和瑞士等國，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稱之為“白色猶太人”之後，納粹官方安排他出訪，是對海森堡的承認和平反。如果拒絕，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海森堡進退兩難，沒有自主權。
對於一些德國人，尤其是像海森堡這樣的非納粹（或反納粹）人士，存在一個道德的兩難選擇——一方麵，他們並不希望希特勒主導戰爭；另一方麵，他們又都是強烈的愛國者，並不希望德國戰敗。對於他們來說，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德國能避免戰敗，軍隊最終能擺脫希特勒的控製。雖然現在看來這個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當時這種想法卻是非常現實的。由於納粹的片麵宣傳和有意隱瞞，德國民眾隻知道蘇聯的斯大林搞過大清洗，而對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卻一無所知。一些高級將領想通過刺殺希特勒來避免失敗。通過與反對派接近的“星期三聚會”，海森堡本人知道這些情況。毋庸置疑，他內心是討厭納粹政權的。在無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對者則稱，海森堡當時相信德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勝利，他根本沒有掩飾自己的態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勸說玻爾冷靜地對待德國即將獲得的勝利。
對於這一點，辯護者稱，海森堡其實並不希望納粹德國掌握原子彈。經過初步計算後，他就不想再進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經得到了正確的結果，但他沒有向納粹當局講明真相，而是誇大了製造原子彈的難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進程。
反對者也稱，海森堡並不是不想製造原子彈，他竭盡全力為納粹服務，隻是由於他的錯誤而導致德國的計劃沒有成功。海森堡沒有仔細計算“臨界質量”。按他的計算，製造原子彈需要成噸的純“U-235”，而他估計盟國一年隻能生產30公斤“U-235”。
辯護者認為，這種說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駁斥。在《部分與整體》中，海森堡對他當時的心態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對者稱，玻爾檔案館公布的材料表明，玻爾在信中明確指出，海森堡曾說過，他曾竭盡全力地花了兩年時間研究原子武器。
辯護者的觀點是，這隻是玻爾自己的理解。玻爾當時並不清楚反應堆與原子彈之間的區別。海森堡所言，是說經過兩年的研究後，他得出結論：原子彈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很難製造，無論從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是這樣；而反應堆除了理論上，實際當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較容易製造，以後他將隻研究反應堆。在海森堡還沒有完全解釋清楚之前，玻爾就中止了談話。很顯然，這是一種誤解。
反對者堅持，如果是這樣，為什麽海森堡不阻止納粹的計劃？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實目的”是想從玻爾口中了解盟國在原子彈方麵的研究進展。
辯護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著阻止納粹的計劃，因為早在1942年，納粹就放棄了這個計劃。他們從海森堡處得知，研製原子武器需要許多年，並且投入非常大。納粹沒有耐心等待，他們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實目的並不邪惡。
反對者認為，海森堡，還有他的那個“謀士”魏茨澤克，通過容克的《比一千個太陽還明亮》，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慮而主動放棄原子彈研究的，這是一種十足的虛偽，他在戰後反對核武器，是一種不自然的表現。
辯護者認為，新聞記者容克在他的書中作了許多不必要的誇張和推廣，有許多失真之處。無論海森堡本人，還是魏茨澤克都給他寫過信，指出書中的不實之處，但容克在該書1957年的丹麥版本中，隻摘出了海森堡出於禮貌而對他的工作表示感謝的話。
玻爾對這本書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這本書給海森堡幫了倒忙，對海森堡人品的議論也由此開始。世人普遍認為是海森堡委托容克來作宣傳的，這與事實不符。盡管戰後海森堡多次在不同場合宣稱，二戰期間德國科學家並非不能，而是基於良知而故意隻作反應堆的研究，但海森堡並不知道容克的意圖。他無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納粹的消極怠工者的形象。
可見，持不同見解的人的觀點是何等的對立。從已有的材料來看，發生在玻爾和海森堡之間的誤解構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劇。也許海森堡當時還想以一種相互信任的方式與玻爾交談，但是他忘了當時的情形——丹麥是一個被德國占領的國家。自戰爭爆發以來，他與玻爾已有兩年多沒有聯係，玻爾把他看成是德國占領軍的代表，懷疑他是代表德國政府來遊說的。海森堡一點也沒有察覺到這其中的心理差異，這從另一個側麵也折射出一些德國人身上習而不察的自大感和優越感。
玻爾為人相當厚道。戰後他之所以沒有發出那些已寫好的信，是不想傷害海森堡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內心的彷徨，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向海森堡講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堡60歲生日時，玻爾給海森堡寄去了熱情洋溢的祝壽信，高度讚揚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許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出於一種禮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卻很難將這種關係界定為僅僅是出於禮貌。當海森堡被關在英國的“農舍”時，玻爾也與海森堡保持著通信聯係。戰後玻爾還訪問過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後來他們兩家還一同去希臘遊玩。可見，僅僅出於禮貌是很難維持這種關係的。
或許玻爾始終以一種師友的身份在等待著海森堡的自我檢討。遺憾的是，這種情形一直沒有出現。可以肯定，在海森堡的心中，不能恢複與玻爾之間原先的那種親密無間的關係，是他永遠的痛。
二戰結束後，海森堡與玻爾在1947年又一次見麵。他當時已獲知玻爾對1941年的訪問有著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並沒有為自己辯護。按他的說法，如果這樣做的話，一定會勾起雙方痛苦的回憶，因而作罷。海森堡的餘生一直為他與玻爾之間的誤解而憂心忡忡。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玻爾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會談的問題。如果玻爾把這些信當時寄出去的話，他們之間的誤解也許就會消解了。
不過，海森堡的言行確有前後不一，文過飾非之處，加上有些“謀士”的辯解，使本來就異常複雜和不確定的海森堡形象變得更加無從定位。他雖不熱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進退兩難，盡管在恐怖的納粹德國沒有人能保住尊嚴，但他的所作所為仍有檢討之處。正是由於他在德國科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應該謹慎對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納粹德國統治期間的種種表現，是一出真正的曆史悲劇。而這種悲劇的結局是他自己也不能預料到的。
其實，人性都有弱點，即使是科學家也不能幸免，我們應從大局看：海森堡起碼沒有讓納粹德國擁有原子彈。人們應該這樣考慮：假若海森堡竭盡全力，德國是不會研製不出原子彈的。
海森堡在科學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天才般的見地及在物理學史上的地位，世人雖有不同程度的評價，但無疑都是相當正麵和肯定的。
然而，對於海森堡與納粹德國的關係，他的為人處世，尤其是他的充滿爭議的哥本哈根之行，卻存在著許多針鋒相對的評價。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繪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個身處逆境卻迎難而上的人，為了保護德國的科學研究，不惜忍辱負重；他在戰後為恢複德國科學所作的種種努力，使他在德國科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而否定他的人，則把他看成是納粹的幫凶，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他戰後的種種說辭完全是文過飾非。
多年來，人們對海森堡的看法隨著新證據的出現，也在不斷地左右搖擺，對立的陣營始終涇渭分明，他們之間無法找到一個令各方都能接受的闡釋。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傳》則試圖在這兩極之間尋找一種平衡。該書用充滿同情的口吻詳細敘述了海森堡的利學與生活，無論對與錯、偉大與渺小都不放過，使得對海森堡的評價更趨客觀。
1998年，米歇爾·弗賴恩出版了劇作《哥本哈根》，在劇中，海森堡就被描寫成阻礙納粹開發核武器的英雄。後來該劇被搬上舞台，並在英國連演18個月，之後還在百老匯上演，並獲成功。2002年2月18日，弗賴恩在《法蘭克福匯報》上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給海森堡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的文章，充分闡明了自己的“同情”觀。
《哥本哈根》出版後，海森堡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它不隻是引起了史學家的關注，而是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弗賴恩本人並沒有想到自己的作品會如此成功。
而就在這種同情觀占據上風的時候，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刊出了最新消息稱，玻爾研究所新公布了資料——包括玻爾寫給海森堡但一直沒有寄出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裏，玻爾回憶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會麵。信中披露，當時，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導師說，希特勒已經成立了一個“鈾俱樂部”專門研究原子彈。戰爭可能會由核武器的出現而結束，而他正是在從事核武器的研究。
這與以往的一些說法大相徑庭。據以往的說法，海森堡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為納粹工作，但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盡管當時海森堡已經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他卻避開原子彈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應堆和回旋器，顯然是有意拖延研製進程。
兩種不同的觀點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那麽，當年海森堡和玻爾在一起到底都談了些什麽呢？
1940年春，德軍占領丹麥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寫過一封信給他的漢堡同行——德國原子彈計劃參與者、德國核試驗計劃關鍵人物之一的德國物理化學家保爾哈特克。
在信中，海森堡請他或海森堡的學生卡爾弗裏特裏希·馮·魏茨澤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為他要在那裏同某研究機構的負責人玻爾商談要事。這封信有可能會重新評價海森堡和玻爾的哥本哈根會見。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師玻爾並與之進行了一次談話，但是談話不歡而散。
如今，玻爾研究所公布的文獻似乎對海森堡當時的動機持有疑慮：海森堡是否想從玻爾那裏打探為德國製造原子彈的技術？但是，從海森堡寫給保爾哈特克的信中看，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開始策劃了。海森堡的學生魏茨澤克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說，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玻爾的安全，他隻想知道，他的老師是否需要在他幫助下離開哥本哈根，或者說，他至少能讓德國駐丹麥機構為玻爾提供方便。
開始，魏茨澤克通過關係找到了德國駐哥本哈根公使馮克，請他給玻爾以保護。但魏茨澤克得到的回答是玻爾根本不願意與馮克接觸。
後來，魏茨澤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國駐丹麥代表處建議舉辦一次天體物理會議，這樣，他就能邀請海森堡到哥本哈根來。德國公使采納了魏茨澤克的建議，在哥本哈根舉辦了一次天體物理會議。
1941年春天，魏茨澤克才找到機會去哥本哈根作報告。他利用這次機會為海森堡和玻爾會見作了積極準備。
應當時所謂“德國科學研究所”的邀請，海森堡與魏茨澤克於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參加會議。但玻爾拒絕出席德國科學研究所的活動，並對海森堡產生懷疑。
玻爾的兒子阿格·玻爾後來回憶說，海森堡與他父親和其他同事談到當時的軍事局勢時說，德國會打贏這場戰爭。其實這一點不奇怪，因為當時德軍已占領了差不多半個歐洲，並正向莫斯科推進。對海森堡來說，他沒法在公開場合懷疑德軍會打敗仗。
最後，海森堡終於找到一個與玻爾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兩人進行了私下談話。現在看來，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澤克的建議，勸誡波爾不要跟德國公使過不去。這次談話導致了玻爾對海森堡的疑慮，他認為海森堡從一開始就有目的地要將自己引向德方。兩人之間的誤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當時確實談到了原子彈的話題。這個話題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為海森堡參與了納粹的原子彈製造計劃。因此，海森堡在與玻爾交談時十分謹慎，很多話不能直說，這也因此給玻爾留下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為德國製造原子彈。
事實上，德國當時的情況是，1939年9月，在陸軍裝備局領導下成立了“鈾協會”，研究如何將鈾裂變並用於軍事，但許多技術問題根本沒弄清，如製造一顆原子彈需要幾公斤或幾噸裂變物。此外，德國手裏當時除了有鈾—235外一無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鈾反應堆基礎理論，後來試驗成功。魏茨澤克的理論也證明，反應堆在運行時可以產生用於原子彈的裂變物質鈈。但是，1939年海森堡得出的結論卻恰恰相反，他認為，自然鈾在獲取核能時不會產生別的主要物質。也就是說，德國除了僅在進行核研究外，並沒有一個關於製造原子彈的具體全計劃。
那麽，海森堡是否真想請教他視同慈父的導師，或者真想與玻爾密謀共同研製原子彈，迄今仍是一樁疑案。但是，玻爾當時肯定是中斷了他們之間的談話，而且氣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結束談話幾分鍾後對魏茨澤克說的那樣：“全弄擰了！”
玻爾在談話20年後寫給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讓人們感覺到，玻爾沒有將海森堡在公開場合與私下談話區別開來，也許，他沒有意識到海森堡對待他的真實想法。直到戰後，魏茨澤克在美國見到玻爾，並問起那次的談話情況時，玻爾仍說：“唉，隨它去吧！我知道，在戰爭期間，人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祖國。”
那次不歡而散的談話除了說明兩人交流上的失敗外，還說明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感情上的一相情願。可能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從一開始，丹麥科學家玻爾就從未把他當成朋友或保護者，而是僅僅把他視為占領軍的代表。
圍繞這個像謎一樣的問題，海森堡的辯護者和譴責者有過激烈的交鋒。
辯護者稱，海森堡從未主動要求去國外訪問。他出使丹麥、匈牙利和瑞士等國，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稱之為“白色猶太人”之後，納粹官方安排他出訪，是對海森堡的承認和平反。如果拒絕，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海森堡進退兩難，沒有自主權。
對於一些德國人，尤其是像海森堡這樣的非納粹（或反納粹）人士，存在一個道德的兩難選擇——一方麵，他們並不希望希特勒主導戰爭；另一方麵，他們又都是強烈的愛國者，並不希望德國戰敗。對於他們來說，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德國能避免戰敗，軍隊最終能擺脫希特勒的控製。雖然現在看來這個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當時這種想法卻是非常現實的。由於納粹的片麵宣傳和有意隱瞞，德國民眾隻知道蘇聯的斯大林搞過大清洗，而對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卻一無所知。一些高級將領想通過刺殺希特勒來避免失敗。通過與反對派接近的“星期三聚會”，海森堡本人知道這些情況。毋庸置疑，他內心是討厭納粹政權的。在無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對者則稱，海森堡當時相信德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勝利，他根本沒有掩飾自己的態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勸說玻爾冷靜地對待德國即將獲得的勝利。
對於這一點，辯護者稱，海森堡其實並不希望納粹德國掌握原子彈。經過初步計算後，他就不想再進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經得到了正確的結果，但他沒有向納粹當局講明真相，而是誇大了製造原子彈的難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進程。
反對者也稱，海森堡並不是不想製造原子彈，他竭盡全力為納粹服務，隻是由於他的錯誤而導致德國的計劃沒有成功。海森堡沒有仔細計算“臨界質量”。按他的計算，製造原子彈需要成噸的純“U-235”，而他估計盟國一年隻能生產30公斤“U-235”。
辯護者認為，這種說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駁斥。在《部分與整體》中，海森堡對他當時的心態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對者稱，玻爾檔案館公布的材料表明，玻爾在信中明確指出，海森堡曾說過，他曾竭盡全力地花了兩年時間研究原子武器。
辯護者的觀點是，這隻是玻爾自己的理解。玻爾當時並不清楚反應堆與原子彈之間的區別。海森堡所言，是說經過兩年的研究後，他得出結論：原子彈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很難製造，無論從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是這樣；而反應堆除了理論上，實際當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較容易製造，以後他將隻研究反應堆。在海森堡還沒有完全解釋清楚之前，玻爾就中止了談話。很顯然，這是一種誤解。
反對者堅持，如果是這樣，為什麽海森堡不阻止納粹的計劃？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實目的”是想從玻爾口中了解盟國在原子彈方麵的研究進展。
辯護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著阻止納粹的計劃，因為早在1942年，納粹就放棄了這個計劃。他們從海森堡處得知，研製原子武器需要許多年，並且投入非常大。納粹沒有耐心等待，他們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實目的並不邪惡。
反對者認為，海森堡，還有他的那個“謀士”魏茨澤克，通過容克的《比一千個太陽還明亮》，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慮而主動放棄原子彈研究的，這是一種十足的虛偽，他在戰後反對核武器，是一種不自然的表現。
辯護者認為，新聞記者容克在他的書中作了許多不必要的誇張和推廣，有許多失真之處。無論海森堡本人，還是魏茨澤克都給他寫過信，指出書中的不實之處，但容克在該書1957年的丹麥版本中，隻摘出了海森堡出於禮貌而對他的工作表示感謝的話。
玻爾對這本書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這本書給海森堡幫了倒忙，對海森堡人品的議論也由此開始。世人普遍認為是海森堡委托容克來作宣傳的，這與事實不符。盡管戰後海森堡多次在不同場合宣稱，二戰期間德國科學家並非不能，而是基於良知而故意隻作反應堆的研究，但海森堡並不知道容克的意圖。他無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納粹的消極怠工者的形象。
可見，持不同見解的人的觀點是何等的對立。從已有的材料來看，發生在玻爾和海森堡之間的誤解構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劇。也許海森堡當時還想以一種相互信任的方式與玻爾交談，但是他忘了當時的情形——丹麥是一個被德國占領的國家。自戰爭爆發以來，他與玻爾已有兩年多沒有聯係，玻爾把他看成是德國占領軍的代表，懷疑他是代表德國政府來遊說的。海森堡一點也沒有察覺到這其中的心理差異，這從另一個側麵也折射出一些德國人身上習而不察的自大感和優越感。
玻爾為人相當厚道。戰後他之所以沒有發出那些已寫好的信，是不想傷害海森堡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內心的彷徨，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向海森堡講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堡60歲生日時，玻爾給海森堡寄去了熱情洋溢的祝壽信，高度讚揚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許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出於一種禮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卻很難將這種關係界定為僅僅是出於禮貌。當海森堡被關在英國的“農舍”時，玻爾也與海森堡保持著通信聯係。戰後玻爾還訪問過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後來他們兩家還一同去希臘遊玩。可見，僅僅出於禮貌是很難維持這種關係的。
或許玻爾始終以一種師友的身份在等待著海森堡的自我檢討。遺憾的是，這種情形一直沒有出現。可以肯定，在海森堡的心中，不能恢複與玻爾之間原先的那種親密無間的關係，是他永遠的痛。
二戰結束後，海森堡與玻爾在1947年又一次見麵。他當時已獲知玻爾對1941年的訪問有著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並沒有為自己辯護。按他的說法，如果這樣做的話，一定會勾起雙方痛苦的回憶，因而作罷。海森堡的餘生一直為他與玻爾之間的誤解而憂心忡忡。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玻爾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會談的問題。如果玻爾把這些信當時寄出去的話，他們之間的誤解也許就會消解了。
不過，海森堡的言行確有前後不一，文過飾非之處，加上有些“謀士”的辯解，使本來就異常複雜和不確定的海森堡形象變得更加無從定位。他雖不熱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進退兩難，盡管在恐怖的納粹德國沒有人能保住尊嚴，但他的所作所為仍有檢討之處。正是由於他在德國科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應該謹慎對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納粹德國統治期間的種種表現，是一出真正的曆史悲劇。而這種悲劇的結局是他自己也不能預料到的。
其實，人性都有弱點，即使是科學家也不能幸免，我們應從大局看：海森堡起碼沒有讓納粹德國擁有原子彈。人們應該這樣考慮：假若海森堡竭盡全力，德國是不會研製不出原子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