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陰謀：揭露騙局

第五節 裕仁天皇的真麵目

　　我們從現在日本的教科書上，看到二戰時期在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學家，他對戰爭沒有任何罪行，甚至熱愛和平，隻是不幸充當一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傀儡。

　　事實真是如此嗎？最近，由美國曆史學家哈爾伯特·比格斯撰寫的《裕仁傳》一書，揭開了這層蒙在裕仁身上的美麗畫皮，把裕仁與日本在二戰中的血腥罪行聯係起來並加以重新審視。

　　哈爾伯特·比格斯在他這本長達800頁的作品中，詳細援引了日本和美國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國國家檔案館有關檔案。經過梳理大量事實材料，比格斯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與日本教科書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個實際上擁有無上權力和膨脹的個人野心的政治領導人，一個名副其實應對千百萬慘遭殺戮的生靈負責的戰爭罪犯！

　　裕仁生於1901年4月29日，這個時間正是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的帝製都開始趨於衰落的年代。因此，他從小除了像曆任天皇那樣被灌輸以天賦神權的觀念外，還被反複教誨要竭力鞏固皇權。他從8歲起就開始接受軍事訓練。裕仁本人的愛好在生物研究，即位後，他在皇宮裏設立了生物研究所，陳列了6萬多種植物標本，並出版過17本這類書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麵前極力宣傳裕仁隻是個生物學家，並把每年裕仁的誕辰4月29日定為日本的“綠節”，以顯示裕仁在生物學上的貢獻。然而，事實是不會被永遠埋沒的。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與日本陸軍強硬派結盟，拚命削弱政府的黨派內閣製。正是靠他撐腰，日本軍方最終得以順利地擊倒日本各民主政黨，並推行野心勃勃的軍國主義體製。緊接著，裕仁開始推行以天皇製為核心內容的反民主思想，對反對派人士和任何敢對天皇權力提出質疑的人進行無情打擊。

　　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擊後就更加“弱不禁風”。在削弱民主力量的過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別是他在日本軍隊中的地位卻日益得到加強，裕仁成為日本軍隊最高指揮官，從而成為實權在握的至高無上的日本元首；他有任免日本陸海空三軍將帥和政府首相及內閣大臣的權力；日本軍方將領可以繞開政府內閣，直接對天皇負責；裕仁和幾個少數的幕後權臣對日本國策的製定有決定性的權力。到了二戰時期，裕仁實際上已經是這個國家政治製度的核心。

　　根據《裕仁傳》中所述，裕仁應對侵略中國的暴行負直接的責任。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裕仁在他致侵華日軍的密詔中下令日本侵略軍“向前推進”；1937年，侵華日軍對中國發起全麵侵略，裕仁親自向日本將領們建議說：“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兵力實施壓倒性的打擊不是更好嗎？”幾個月後，侵華日軍便製造了導致中國30萬軍民慘遭殺害的南京大屠殺。

　　在侵略中的一步步進逼的過程中，裕仁並非別無選擇，但他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支持，甚至重賞日本軍隊對中國的侵略。按照裕仁禦詔，侵華日軍“視所有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中國男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經常扮成當地的老百姓”，因此這此中國平民都應該被殺掉。在這場戰爭中，至少有270萬（比格斯原文即如此）的中國平民慘遭殺害。另外，在長達8年的中日全麵戰爭中，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被日軍俘虜，但到1945年日軍投降的時候，卻隻發現了56名中國戰俘！裕仁對所有這些中國平民和戰俘遇害都應該負直接的責任。

　　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有許多美國史學家們都曾經認為，當時美國羅斯福政府的種種措施使得日本沒有更多的外交選擇。因此，裕仁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否應該承擔責任還說不清楚。比格斯在《裕仁傳》中用事實指出，裕仁應該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負直接的責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進了偷襲珍珠港事件，將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戰爭的深淵。

　　比格斯在書中寫道：“坐在皇宮寶座上，裕仁默默地看著他的大臣們在製定戰爭計劃，軍方將領們也在估算計劃的成敗。首相終於開口說話了：‘隻要陛下您一聲令下，我們都將努力為國效忠！’天皇點頭表示同意！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了‘X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代號），在接下來的一周裏，裕仁不斷地和參謀機構的負責人會麵，不斷接到‘各入侵部隊進入前線陣地的報告’。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當偷襲得逞的消息傳到東京時，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記中寫道：‘天皇穿上了海軍軍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見其興奮程度。

　　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給日本帶來滅頂之災。雖然日本是罪有應得，但對於日本無辜的百姓來說，這個災難應該歸罪於裕仁——這個日本臣民的天皇。二戰末期，裕仁有過許多結束戰爭的機會，但他為了使日本皇室逃脫戰爭的罪責，保住自己的天皇寶座，便拚命想拖延戰爭結束的時間，甚至想逃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命運，盤算著如何“退出戰爭”的策略。

　　裕仁打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能說服當時還沒有對日本宣戰的蘇聯當中間人，一方麵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一方麵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寶座。裕仁因此遲遲不肯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以至於美國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彈。

　　《裕仁傳》中說，當日本已窮途末路之際，裕仁及其部分顧問甚至“歡迎”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和前蘇聯介入戰爭，因為這樣一來可以為裕仁炮製日軍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還能讓他以“為國家帶來和平曙光”為由平息當時日本國內對帝製的不滿情緒，以期保存天皇製。可見，裕仁正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犧牲成千上萬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仁應該對日本遭到核打擊負責。

　　戰爭結束後，裕仁卻換了一副樣子，在照片中，個頭不高、身穿條紋褲子和蹩腳禮服的裕仁站在麥克阿瑟麵前，臉上的表情讓人覺得很無辜很可憐。但這隻是日本政客與麥克阿瑟的合作“包裝”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渾水摸魚逃脫懲罰罷了。

　　日本和美國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為他們各有所圖：日本政客們想保住裕仁是因為天皇被視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進行戰後重建，走出戰敗的陰影，最終重新走上強國的道路，日本的保守政客們一致決定無論如何都要保住裕仁和天皇體製；美國庇護裕仁天皇，甚至幫助裕仁逃脫戰爭審判，則主要是出於美國人自己的利益考慮。美國人擔心對裕仁按戰犯罪加以處罰的話，日本國內民眾可能因此而產生騷亂。而如果放過裕仁，那麽單獨出兵“占領”和“主管”日本的美國，可以憑借天皇的招牌來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更方便地控製日本。

　　比格斯在書中批評了美國對日本天皇的包庇態度。他說，戰爭結束後，裕仁對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個人對日本在國外的侵略行為所負的責任，從未承認過犯有戰爭罪。美國蓄意對本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隱瞞了裕仁的戰爭責任問題。

　　比格斯揭露道，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很快改變了策略，把開羅會議上決定的“徹底鏟除日本戰爭根源”政策轉為扶植日本反共反蘇的右翼勢力。美國出於對本國利益的考慮，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授意一些重要戰犯“夾”供，隱瞞了關於裕仁的部分，使裕仁最終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半個多世紀後再回顧曆史，不難看出，正是由於放過裕仁，使得日本的軍國主義難以斬草除根。天皇在日本是至高無上的，裕仁的言行可以說是日本人的最高信條。裕仁不僅沒有作為戰犯受審，而且還給戰爭的性質歪曲地定了框框。這就給日本人民造成了一種錯覺，好像日本既不是侵略別國，也沒有被打敗而投降似的。這為後來日本從政治上認識戰爭的本質起了很大的誤導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傳》序言中曾寫道：“裕仁天皇絕非如同英國那樣隻是憲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應該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負直接或者間接的責任！”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曆史學教授道爾認為，裕仁天皇的真實麵目因此書而大白於天下，他在二戰中發揮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許多西方人對此聞所未聞，原因是二戰結束後有人極力對此進行掩蓋。

　　比格斯指出：“因為裕仁一直沒有對戰爭負責，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同樣也沒有承擔責任。許多與戰爭有牽連的日本人認為既然天皇沒有責任，他們自然也就沒有任何罪過了。”

　　2000年12月12日，來自美國、英國、阿根廷、肯尼亞的法官、法律學者和人權工作者組成的“侵害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經過3天的審理，對來自中國、東帝汶、印尼、馬來西亞、荷蘭和日本的檢查官所提供的證據和75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親身經曆以及曆史學者、日本老兵的證言作了充分的聽證。

　　審判團根據充分的犯罪事實和法律依據，在日本青年館作出判決，認定裕仁天皇和其他高級軍政官員支持、縱容和疏於阻止日軍在二戰中對被征服的亞太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實施強奸和性奴隸，犯有反人道罪，日本國違反了國際條約義務和國際習慣法，負有國家的責任。當首席審判官麥克唐娜宣布這個判決時，在場的1000名聽眾爆發出長時間的掌聲。

　　因此，把裕仁定為戰爭的元凶是非常恰當的。曆史的真相不容掩蓋，並終將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