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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護皇應變詔書”
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廣播裏傳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讀的停戰《詔書》。然而，曆史的事實是，在日本向盟國發出無條件投降的照會以後，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的早上8點，中國、美國、英國和前蘇聯就在各自的國家播放了各國領導人的講話，就是宣布日本已經投降。而日本天皇的詔書隻能在這一時間之後來廣播。但是，在裕仁的所謂《詔書》播出後，全世界一片嘩然。憤怒的人們向日本發出了強烈的譴責。無奈之下，日本天皇隻好在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當天，再一次向世界人們發布了他的第二個《詔書》，而這個詔書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投降意味。就讓我們細細地品味一下這裏的奧妙吧。
我們平時常看到、聽到最多的所謂《詔書》，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錄製，8月15日中午對外廣播的《詔書》，也就是被盟國拒絕對外有效力的《詔書》。他的內容是：
“朕深鑒於世界之大勢及帝國現狀，決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膚已飭令 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宣言。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出於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誌。但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盡管陸海將士勇敢奮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己奉公，然而戰局未能好轉，世界大勢亦於我不利。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新式殘酷的炸彈，使無辜國民慘遭殺傷，殘害所及，殊難估計，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於皇祖主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為解放東亞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表示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內如焚。對負戰傷、蒙戰禍、損失家業者之生計，朕至為軫念。帝國今後之苦難固非尋常，朕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以為萬世之太平計耳。
“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信賴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並常與爾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於世界，此朕所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洲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建設未來，篤守道義，堅定誌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爾等臣民其克體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細閱讀這個《詔書》，就會發現它有很多讓人無法接受的謬誤。“8·14《詔書》”的內容性質究竟是什麽？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仔細弄清楚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有叫做“停戰詔書”的，有稱為“終戰詔書”的，還有的直接稱作“投降詔書”。
但是，幾種叫法都一樣地把詔書的內容性質概括為“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很不準確，模糊了“8·14《詔書》”內容的實質，即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之再起。這種概括還麻痹著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學的警覺。
讓我們簡述一下《詔書》的背景，並仔細審讀一下它的內容吧。
該《詔書》是日本高層文秘與內閣官員，甚至日皇裕仁也親自參與的集體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條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聖斷”剛剛結束，有關《詔書》的起草工作就已經開始動筆了，用了3個夜晚才正式脫稿，並曾經秘密交由著名漢學家對文字進行校訂，再按日皇及內閣的意見進行修改，最後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作出第二次“聖斷”——在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投降照會後，緊接著辦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營向軍隊拍發“遵從聖斷”的命令；22時，裕仁在議會宣讀《詔書》，同時由政府向盟國發出無條件投降的照會。這一過程告訴我們，《詔書》的基調是第一次“聖斷”的精神，因為《詔書》並不屬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聖斷”後並無改動，也就是說，向盟國明確表示無條件投降的態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會來辦的，《詔書》的用意更多更深。
在研究中我們會發現，《詔書》是那般精雕細琢，所用詞語是非常講究和精煉的。我們對它絕不可以粗心大意對待，而應該認真地、仔細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題和深遠用意。
在《詔書》的開始，便自稱“朕”，你稱“爾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慣例依舊，純屬日本國內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專為天皇發號施令準備的格式之一。《詔書》的頒布和錄音廣播，都是日本國內的事情，並沒有當做外交公文送達中、美、英、蘇四國。
《詔書》中通篇沒有一個類似於“降”、“敗”之類的詞語，分明貫通一個用詞原則：諱言“降”字。對投降之事，以隻可意會，不可明言的態度處理，極精簡而淡化地講了一句：“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宣言。”投降內容成了隱含的潛台詞。《詔書》不說“投降”，連“戰敗”也不說，隻說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時局”。《詔書》這種態度至少反映出兩層意圖：一是維護天皇的麵子，因為日本有“生不受俘虜”的聖諭律令；二是以“內外有別”，兩副麵孔的態度，以外交照會向中、美、英、蘇宣告無條件投降；同時以《詔書》向日本軍隊和國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層意圖尤為重要。
在《詔書》中，通篇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沒有半點悔意，反倒仍在頌揚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辯護為“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解放東亞”。這些詔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勢力重複鼓吹。
麵對已經戰敗的局勢，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願接受，在《詔書》中沒有任何承認戰敗的文字。本來草稿中先寫的一句“戰勢日非”，定稿時還根據陸相阿南的執拗主張作了修改，改成“戰局未能好轉”。
從《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認輸的邏輯是：之所以現在投降，並非因為日本現在已經戰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戰敗，明明是日本破壞人類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們共同討伐、欲毀滅之在後，反而顛倒黑白說成日皇是為了挽救人類之文明而接受聯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沒有失敗的情況下接受公告的“文告”，連日本也有學者以批判態度指出這份詔書通篇找不出一句“敗了”的話。
更有甚者，《詔書》繼續頑固地仇視和輕蔑中國。《詔書》中寫道：“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什麽意思呢？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認“九一八”以來的14年中日戰爭，也不承認“七七事變”以來的8年中日戰爭，而隻承認“向美英兩國宣戰”以來這短短的4年。此種說法的意思是詔告日本國民，所謂“收拾時局”，就是收拾向美英兩國宣戰以來的4年戰爭的時局。
日本早就公開否認有抗日的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自占領南京以後，日本就宣布不再將中國國民政府作為對等的對手，說中國國民政府已成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衛偽政權登台以後，所有官方文書、大本營軍令，都把南京汪偽傀儡政府稱為“中國政府”，把偽軍稱為“中國軍隊”，而離間分化地把中國抗日軍隊稱為“重慶軍”、“蔣係軍”、“延安軍”、“中共軍”。這等於說，抗日的中國已經滅亡了，隻有與日本親善的汪偽“中國政府”存在，日軍隻是在與抗日的地方軍隊作戰。顯而易見，就是在戰敗投降之時，以《詔書》形式公布出來的日本對我國之心態，依然是傲慢和輕視。日本這種欲亡我中國而不能，便閉目囈語以自欺的心態，在《詔書》中暴露無遺。
《詔書》還大念“忍”字經，對於因發動侵略戰爭而給其他國家人民造成的劫難，沒有一絲一毫的罪己自責，反而為被迫放下屠刀後的處境，大講“忍其所難忍”。“忍”什麽呢！忍，就是心中不服，無奈之選擇，說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並不是覺得應該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學德國有所反省，公開道歉，《詔書》中的“忍”字經是起著很大的作用的。
《詔書》逐層深入之後，亮出中心主題：詔告臣民對天皇保持“赤誠”，“維護國體”，“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而且要將此誓言“子孫相傳”。所謂國體之精華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統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這一中心主題，就是天皇統治的根本。由於中、美、英、蘇四國8月11日致日本的“複電”中提出“從投降時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隸屬於盟軍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終形態，根據波茨坦宣言，將依日本國民自由表示之意誌建立”。也就是說，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後，即將被剝奪皇權，暫留皇位，以後前途未定，有待國民選擇，所以，天皇趕緊利用頒布《詔書》的機會，使用“誓必”的重詞，詔告臣民“發揚國體之精華”，其謀劃之深遠，非同一般。
對於如此《詔書》，有學者指出，其實質就是“諱言戰敗，諱言投降，頌揚侵略，輕蔑中國，大念忍經，發誓要發揚天皇國體的‘精華’，是一篇十足的“護皇應變詔書”。
所以，“8·14《詔書》”廣播一公開，其內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輿論譴責，無奈，在盟軍總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於1945年9月2日，即東京灣簽降的當天，又發表了“9·2《詔書》”，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投降詔書”，原文是：
“聯業於受諾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英國三國政府之首腦於波茨坦發表，而後且由蘇聯參加之宣言所揭載之各款項，對於帝國政府及大本營於由聯合國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簽字。且根據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對陸海軍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敵對行為，放棄武器，著實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項，及由大本營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
日本天皇裕仁終於公開發表俯首投降的《詔書》。而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
前後兩份詔書，可見日本人之心態，可見日本天皇裕仁內心之齷齪。對比德國投降，其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懺悔，以及後來德國得到世界人民的諒解，日本是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因為他們的內心深處永遠埋藏著那揭不去的劣根。
戰後已經60年，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等史書隻字不提“8·15《四國公告》”，不提“9·2《詔書》”，卻竭力提高“8·14《詔書》”及“玉音廣播”的地位，稱之為“戰爭終結之詔書”，把二戰終結的大功放到裕仁頭上，可惡可笑。
他們似乎忘記或者故意裝做不明白究竟誰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戰爭的終結者？是中、美、英、蘇四國公告，主宰了戰爭的終結。不僅如此，它也主宰了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記，對敵國的投降表示，審查真偽，核對目標，主持有效的宣布，下達雙方停戰命令，結束戰爭，乃是戰勝國的權利、榮譽和力量的顯示。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蘇四國同在一個時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點，在中國的重慶，美國的華盛頓，英國的倫敦，前蘇聯的莫斯科同時由國家首腦宣布的。
至於日本《詔書》的廣播，它相隔四國公告整整晚了4個小時。戰爭已停止4個小時，再由日皇來廣播“終戰”，豈不是笑話？《詔書》的廣播隻能是在投降之後，盟軍占領來不及到位的時候，作最後一次皇權的示威罷了。因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詔發動侵略戰爭，但是，戰爭怎樣進展，怎樣終結，可就由不得他了。他連“發表”和“宣布”投降的資格都沒有。
“8·14《詔書》”，其實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責，妄圖“東山再起”的曆史罪證，可笑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想以此為法碼來抬高日本天皇當年的作用。
其實這些騙人的伎倆在事實麵前不堪一擊。二戰時的日本早已被正義的人們釘到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我們平時常看到、聽到最多的所謂《詔書》，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錄製，8月15日中午對外廣播的《詔書》，也就是被盟國拒絕對外有效力的《詔書》。他的內容是：
“朕深鑒於世界之大勢及帝國現狀，決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膚已飭令 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宣言。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出於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誌。但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盡管陸海將士勇敢奮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己奉公，然而戰局未能好轉，世界大勢亦於我不利。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新式殘酷的炸彈，使無辜國民慘遭殺傷，殘害所及，殊難估計，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於皇祖主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為解放東亞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表示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內如焚。對負戰傷、蒙戰禍、損失家業者之生計，朕至為軫念。帝國今後之苦難固非尋常，朕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以為萬世之太平計耳。
“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信賴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並常與爾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於世界，此朕所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洲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建設未來，篤守道義，堅定誌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爾等臣民其克體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細閱讀這個《詔書》，就會發現它有很多讓人無法接受的謬誤。“8·14《詔書》”的內容性質究竟是什麽？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仔細弄清楚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有叫做“停戰詔書”的，有稱為“終戰詔書”的，還有的直接稱作“投降詔書”。
但是，幾種叫法都一樣地把詔書的內容性質概括為“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很不準確，模糊了“8·14《詔書》”內容的實質，即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之再起。這種概括還麻痹著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學的警覺。
讓我們簡述一下《詔書》的背景，並仔細審讀一下它的內容吧。
該《詔書》是日本高層文秘與內閣官員，甚至日皇裕仁也親自參與的集體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條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聖斷”剛剛結束，有關《詔書》的起草工作就已經開始動筆了，用了3個夜晚才正式脫稿，並曾經秘密交由著名漢學家對文字進行校訂，再按日皇及內閣的意見進行修改，最後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作出第二次“聖斷”——在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投降照會後，緊接著辦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營向軍隊拍發“遵從聖斷”的命令；22時，裕仁在議會宣讀《詔書》，同時由政府向盟國發出無條件投降的照會。這一過程告訴我們，《詔書》的基調是第一次“聖斷”的精神，因為《詔書》並不屬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聖斷”後並無改動，也就是說，向盟國明確表示無條件投降的態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會來辦的，《詔書》的用意更多更深。
在研究中我們會發現，《詔書》是那般精雕細琢，所用詞語是非常講究和精煉的。我們對它絕不可以粗心大意對待，而應該認真地、仔細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題和深遠用意。
在《詔書》的開始，便自稱“朕”，你稱“爾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慣例依舊，純屬日本國內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專為天皇發號施令準備的格式之一。《詔書》的頒布和錄音廣播，都是日本國內的事情，並沒有當做外交公文送達中、美、英、蘇四國。
《詔書》中通篇沒有一個類似於“降”、“敗”之類的詞語，分明貫通一個用詞原則：諱言“降”字。對投降之事，以隻可意會，不可明言的態度處理，極精簡而淡化地講了一句：“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宣言。”投降內容成了隱含的潛台詞。《詔書》不說“投降”，連“戰敗”也不說，隻說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時局”。《詔書》這種態度至少反映出兩層意圖：一是維護天皇的麵子，因為日本有“生不受俘虜”的聖諭律令；二是以“內外有別”，兩副麵孔的態度，以外交照會向中、美、英、蘇宣告無條件投降；同時以《詔書》向日本軍隊和國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層意圖尤為重要。
在《詔書》中，通篇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沒有半點悔意，反倒仍在頌揚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辯護為“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解放東亞”。這些詔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勢力重複鼓吹。
麵對已經戰敗的局勢，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願接受，在《詔書》中沒有任何承認戰敗的文字。本來草稿中先寫的一句“戰勢日非”，定稿時還根據陸相阿南的執拗主張作了修改，改成“戰局未能好轉”。
從《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認輸的邏輯是：之所以現在投降，並非因為日本現在已經戰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戰敗，明明是日本破壞人類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們共同討伐、欲毀滅之在後，反而顛倒黑白說成日皇是為了挽救人類之文明而接受聯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沒有失敗的情況下接受公告的“文告”，連日本也有學者以批判態度指出這份詔書通篇找不出一句“敗了”的話。
更有甚者，《詔書》繼續頑固地仇視和輕蔑中國。《詔書》中寫道：“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什麽意思呢？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認“九一八”以來的14年中日戰爭，也不承認“七七事變”以來的8年中日戰爭，而隻承認“向美英兩國宣戰”以來這短短的4年。此種說法的意思是詔告日本國民，所謂“收拾時局”，就是收拾向美英兩國宣戰以來的4年戰爭的時局。
日本早就公開否認有抗日的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自占領南京以後，日本就宣布不再將中國國民政府作為對等的對手，說中國國民政府已成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衛偽政權登台以後，所有官方文書、大本營軍令，都把南京汪偽傀儡政府稱為“中國政府”，把偽軍稱為“中國軍隊”，而離間分化地把中國抗日軍隊稱為“重慶軍”、“蔣係軍”、“延安軍”、“中共軍”。這等於說，抗日的中國已經滅亡了，隻有與日本親善的汪偽“中國政府”存在，日軍隻是在與抗日的地方軍隊作戰。顯而易見，就是在戰敗投降之時，以《詔書》形式公布出來的日本對我國之心態，依然是傲慢和輕視。日本這種欲亡我中國而不能，便閉目囈語以自欺的心態，在《詔書》中暴露無遺。
《詔書》還大念“忍”字經，對於因發動侵略戰爭而給其他國家人民造成的劫難，沒有一絲一毫的罪己自責，反而為被迫放下屠刀後的處境，大講“忍其所難忍”。“忍”什麽呢！忍，就是心中不服，無奈之選擇，說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並不是覺得應該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學德國有所反省，公開道歉，《詔書》中的“忍”字經是起著很大的作用的。
《詔書》逐層深入之後，亮出中心主題：詔告臣民對天皇保持“赤誠”，“維護國體”，“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而且要將此誓言“子孫相傳”。所謂國體之精華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統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這一中心主題，就是天皇統治的根本。由於中、美、英、蘇四國8月11日致日本的“複電”中提出“從投降時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隸屬於盟軍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終形態，根據波茨坦宣言，將依日本國民自由表示之意誌建立”。也就是說，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後，即將被剝奪皇權，暫留皇位，以後前途未定，有待國民選擇，所以，天皇趕緊利用頒布《詔書》的機會，使用“誓必”的重詞，詔告臣民“發揚國體之精華”，其謀劃之深遠，非同一般。
對於如此《詔書》，有學者指出，其實質就是“諱言戰敗，諱言投降，頌揚侵略，輕蔑中國，大念忍經，發誓要發揚天皇國體的‘精華’，是一篇十足的“護皇應變詔書”。
所以，“8·14《詔書》”廣播一公開，其內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輿論譴責，無奈，在盟軍總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於1945年9月2日，即東京灣簽降的當天，又發表了“9·2《詔書》”，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投降詔書”，原文是：
“聯業於受諾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英國三國政府之首腦於波茨坦發表，而後且由蘇聯參加之宣言所揭載之各款項，對於帝國政府及大本營於由聯合國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簽字。且根據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對陸海軍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敵對行為，放棄武器，著實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項，及由大本營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內閣總理大臣各國務大臣”
日本天皇裕仁終於公開發表俯首投降的《詔書》。而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
前後兩份詔書，可見日本人之心態，可見日本天皇裕仁內心之齷齪。對比德國投降，其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懺悔，以及後來德國得到世界人民的諒解，日本是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因為他們的內心深處永遠埋藏著那揭不去的劣根。
戰後已經60年，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等史書隻字不提“8·15《四國公告》”，不提“9·2《詔書》”，卻竭力提高“8·14《詔書》”及“玉音廣播”的地位，稱之為“戰爭終結之詔書”，把二戰終結的大功放到裕仁頭上，可惡可笑。
他們似乎忘記或者故意裝做不明白究竟誰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戰爭的終結者？是中、美、英、蘇四國公告，主宰了戰爭的終結。不僅如此，它也主宰了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記，對敵國的投降表示，審查真偽，核對目標，主持有效的宣布，下達雙方停戰命令，結束戰爭，乃是戰勝國的權利、榮譽和力量的顯示。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蘇四國同在一個時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點，在中國的重慶，美國的華盛頓，英國的倫敦，前蘇聯的莫斯科同時由國家首腦宣布的。
至於日本《詔書》的廣播，它相隔四國公告整整晚了4個小時。戰爭已停止4個小時，再由日皇來廣播“終戰”，豈不是笑話？《詔書》的廣播隻能是在投降之後，盟軍占領來不及到位的時候，作最後一次皇權的示威罷了。因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詔發動侵略戰爭，但是，戰爭怎樣進展，怎樣終結，可就由不得他了。他連“發表”和“宣布”投降的資格都沒有。
“8·14《詔書》”，其實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責，妄圖“東山再起”的曆史罪證，可笑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想以此為法碼來抬高日本天皇當年的作用。
其實這些騙人的伎倆在事實麵前不堪一擊。二戰時的日本早已被正義的人們釘到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