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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遺囑之謎
汪精衛病死在日本後，許多人都曾追問其家人和親屬，汪本人是否有遺囑留下。汪精衛的家人及其親屬都說沒有見到汪留下遺囑。然而，在事後20多年的1964年，在香港卻冒出了一份汪的遺囑，題為《最後之心情》，下書“兆銘”。此遺囑一出立刻引起轟動。轟動不僅在遺囑本身，更在其是汪的親筆還是有人故意偽造。
從這份遺囑的題目上看，的確是汪的親筆，但在“遺囑”前記中卻說，全文由陳璧君代抄，並且注明，要等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這又不免讓人感到疑惑和費解。發表這份“遺囑”的，是當年汪精衛的死黨周佛海的親信金雄白。
金雄白並不是汪精衛“改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親信，而一直是國民黨CC分子。抗戰前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上海《晨報》的采訪主任，是個資深的老報人。後來一直追隨周佛海，汪偽時任汪偽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製專門委員會副主任。金不僅是個報人，而且還是有名的律師。汪偽時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辦《中報》，上海辦《平報》，並辦了開小報風氣之先的《海報》。所以，金雄白和汪精衛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汪的遺囑，不在自己的親屬處，竟由金雄白得之而發表，實在出人意料。汪的“遺囑”為什麽會在金雄白的手裏，自然令人覺得其來曆蹊蹺，而且有些不合情理。
當時的金雄白正以“朱子家”為筆名，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寫長篇回憶錄，題目就是《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前後寫了近百萬字，後來出了6本單行本。金雄白在解釋汪精衛的遺囑發表經過時，曾撰寫了《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一文，文中說：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雜誌社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卻無姓名。啟視之下，有一疊4張半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的國事遺書，另外在一張榮寶齋的信紙上，還有汪氏親筆寫的“最後之心情兆銘”7字。透查封內，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我已深以為異。最初，我為信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再三審視，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但仍抱有一個先人的成見，即認為汪先生並沒有立下遺書。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移到南京時，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她當眾回答得很幹脆：“沒有！”
金雄白在這篇文章中還表示：在留港這幾年中，他曾不時與汪精衛的家屬有所接觸。他覺得，當年汪精衛在日臥病時，他的這些親屬都是朝夕隨侍之人，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先生在病中，沒看到寫過什麽遺囑、遺書一類的文件”的話。不過，後來金雄白仍相信汪精衛的遺囑是真的。他寫道：“不僅這‘最後之心情’幾字，無可懷疑是汪的真跡，其次，看慣汪先生文筆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偽。5000字的長文，有誰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而且不願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況過去的許多事實，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紙張的陳舊，顯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時間，連上麵的一枚圖釘，也已鏽跡深印在紙上了。”
金雄白為了進一步證實，還會見了汪精衛的長子汪文晉。當汪文晉讀完全文後，對題目的字跡，筆調和言語等所說的一切，認為均非偽造。並認為，全文抄寫的筆跡，是出於汪的至友龍榆生之手。龍榆生是汪家密友，擔任過汪偽中央大學教授，陳璧君在上海市監獄服刑時，龍曾長期送去書籍，內中就有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陳璧君一再閱讀，終於寫出了“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的自白書。陳璧君於1959年在上海監獄病死。值得一提的是，汪精衛的遺書中說此遺書是叫陳壁君抄寫的，但經過汪精衛的長子汪文晉認定，抄寫的筆跡又不是陳的筆跡。這是怎麽回事呢？
金雄白和許多人研究後，大家覺得唯一的可能就是，汪精衛在病中想到了留下遺囑，但隻寫了題目，身體就不能支持他再寫下去，於是，就口述或錄音後再由人謄寫。此又肯定由陳璧君保存，因遺囑內規定，要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後來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自知出獄無望，才暗交可以信賴的龍榆生。當時汪精衛的子女都不在上海，隻有龍榆生和她常有來往。汪精衛死於1944年，到1964年剛好是汪去世20周年，故十之八九，信是龍榆生的後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對遺書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是汪精衛的女婿何義傑。何文傑和其嶽父的關係十分親密，勝過其他子女。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何文傑自始至終，隨侍左右，寸步不離，汪是不是有遺囑，何應該是最最清楚的人，當何文傑在港看到這份遺囑時，除確認“最後之心情兆銘”為汪親筆外，從文筆和風格上也證明是汪的文章，但他認為絕不可能是汪在日本病危時所寫。
汪精衛的另一密友朱樸，看了遺書後，表示了肯定的態度，他說：“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這是別人萬難模擬的。”而大漢奸陳君慧看了遺囑後說：“我曾赴日本探視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問他對將來有什麽交代！汪說：‘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遺囑’吧。”汪的長女江文惺則說：“假如遺書是假造的話，無論文筆和內容，都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了。”
經過這麽多人驗證後，金雄白和不少人認為，如這份遺書真是汪所口述的，隻有一個可能，即1943年底動手術取出10年前留在胸間的子彈後，在南京北極閣寓所休養時所預擬好的草稿，交陳璧君抄寫而保存。
汪精衛遺囑的真偽在爭論了一段時問後，雖然有了一些共識，但仍然在爭論中。
大漢奸汪精衛的遺囑中都說了些什麽呢？看過這份遺囑的人都認為，汪的這份遺囑真是沒有什麽可圈可點之處，通篇都是為自己臉上貼金的醜表功。全文共5000多字，幾乎全部是反蘇、反共、反日、反蔣的論調。主要是：（1）反蘇反共。汪認為中日打仗，必定是兩敗俱傷，結果是前蘇聯坐收漁利，中共借此壯大。汪為此說：“……回憶民國27年（即1938年），遠東成為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戰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東人日本之威脅，借以弱我國土……”（2）指責日本。汪說和平未成，是日本軍閥跋扈，不遵守條約規定。汪以此將自己的漢奸罪責，推得一幹二淨。（3）推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掩蓋其漢奸賣國論點。
金雄白將汪的“遺囑”全文發表後，當即轟動一時，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反應十分強烈。“遺囑”最先在日本引起轟動。在日本銷售量達5000多萬份的《每日新聞》報捷足先登，搶先於1964年4月29日、30日兩天，以最顯著的版麵予以刊載，並且加了按語。按語中說：“在20年後的今日，對於這份遺書，在中國可與孫中山先生的遣囑同其重要，而且為昭和曆史上的重大資料。”日本對其傀儡政權的掌權者自然評價頗高。
美國有名的“美聯社”，也向全世界發布了電視稿，認為它是中日8年戰爭中的一項新發現。日本東京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於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並附有一篇專論。《日本時報》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報紙，在美國和東南業一帶都有很大的銷路。該報刊出時的標題是：“汪兆銘的遺書，再揭開曆史的真實”。由於“遺囑”純為醜表功，故《日本時報》在附言中說：“對於汪氏而言，到現在為正，在曆史上一直被認為係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他卻用自己的遺言，為他的過去重作表白。”
一個已經逝去多年的，而且幾乎是在瞬間便消失的偽政府人物，對他的所謂“遺囑”為什麽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分析家認為，這與當時的世界大環境有關。
就當時的美蘇冷戰以及大範圍的反蘇反共環境來說，追隨美國的日本，幾乎一直肯定“遺囑”是真的，因為遺囑中的反蘇反共的論調是主要的。《每日新聞》發表了汪精衛的這篇“遺囑”後，又立即派記者采訪了當年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今井是汪精衛偽政權自始至終的策劃者和參與者。他對記者說：“《每日新聞》所發表的汪氏的國事遺書，是曆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以我私人的判斷，這份遺書，確為汪氏的真正心情。”《每日新聞》還派記者專訪參與汪精衛偽政權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開口就說：“這才是真正的遺書。”
這些侵華時的日本人物，他們的話也隻能作為參考，因為，這些人當時抱有一種“自譴”、“自責”的心情，他們都認為日本確實不遵守條約，對中國犯了罪，才以此來肯定汪在“遺囑”中的醜表功。
當然，也有人提出“遺囑”係偽造的假貨。1964年5月15日，胡蘭成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汪精衛的國事遺書——思想混亂之反映》。他堅持認為，“遺囑”是偽造的，他把自己和汪精衛都說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竟然胡說什麽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是真正的“愛日運動”，並自抬身價，說自己是汪精衛的親信，可以證明汪精衛決未寫過什麽“遺囑”。
汪精衛偽政府成立時，胡蘭成憑著會寫文章，騙得了偽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高職，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親信、偽宣傳部長林柏生鬧翻，被汪精衛扣押，後來被日本人保釋。於是，胡蘭成離開了汪精衛，和“76號”特工頭目李士群混在一起，辦起了特務報紙《國民新聞》。由此可見，胡蘭成的文章，完全是為了自抬身價，也並無任何參考價值。
到了1964年8月，香港頗有名氣的《新聞天地》雜誌，也全文刊載了汪的“遺囑”，並附有很長的文章。文章完全站在台灣國民黨的立場，認定“遺囑”為偽造，竟說遺書是“幫共黨的忙，有損國體”。此文為《新聞天地》老板卜少夫所寫，卜自己就是台灣的“立法委員”，且此文也缺少有力的否定證據，不足為信。
§§第八章 二戰後中國為何沒收回香港
從這份遺囑的題目上看，的確是汪的親筆，但在“遺囑”前記中卻說，全文由陳璧君代抄，並且注明，要等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這又不免讓人感到疑惑和費解。發表這份“遺囑”的，是當年汪精衛的死黨周佛海的親信金雄白。
金雄白並不是汪精衛“改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親信，而一直是國民黨CC分子。抗戰前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上海《晨報》的采訪主任，是個資深的老報人。後來一直追隨周佛海，汪偽時任汪偽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製專門委員會副主任。金不僅是個報人，而且還是有名的律師。汪偽時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辦《中報》，上海辦《平報》，並辦了開小報風氣之先的《海報》。所以，金雄白和汪精衛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汪的遺囑，不在自己的親屬處，竟由金雄白得之而發表，實在出人意料。汪的“遺囑”為什麽會在金雄白的手裏，自然令人覺得其來曆蹊蹺，而且有些不合情理。
當時的金雄白正以“朱子家”為筆名，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寫長篇回憶錄，題目就是《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前後寫了近百萬字，後來出了6本單行本。金雄白在解釋汪精衛的遺囑發表經過時，曾撰寫了《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一文，文中說：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雜誌社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卻無姓名。啟視之下，有一疊4張半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的國事遺書，另外在一張榮寶齋的信紙上，還有汪氏親筆寫的“最後之心情兆銘”7字。透查封內，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我已深以為異。最初，我為信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再三審視，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但仍抱有一個先人的成見，即認為汪先生並沒有立下遺書。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移到南京時，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她當眾回答得很幹脆：“沒有！”
金雄白在這篇文章中還表示：在留港這幾年中，他曾不時與汪精衛的家屬有所接觸。他覺得，當年汪精衛在日臥病時，他的這些親屬都是朝夕隨侍之人，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先生在病中，沒看到寫過什麽遺囑、遺書一類的文件”的話。不過，後來金雄白仍相信汪精衛的遺囑是真的。他寫道：“不僅這‘最後之心情’幾字，無可懷疑是汪的真跡，其次，看慣汪先生文筆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偽。5000字的長文，有誰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而且不願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況過去的許多事實，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紙張的陳舊，顯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時間，連上麵的一枚圖釘，也已鏽跡深印在紙上了。”
金雄白為了進一步證實，還會見了汪精衛的長子汪文晉。當汪文晉讀完全文後，對題目的字跡，筆調和言語等所說的一切，認為均非偽造。並認為，全文抄寫的筆跡，是出於汪的至友龍榆生之手。龍榆生是汪家密友，擔任過汪偽中央大學教授，陳璧君在上海市監獄服刑時，龍曾長期送去書籍，內中就有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陳璧君一再閱讀，終於寫出了“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的自白書。陳璧君於1959年在上海監獄病死。值得一提的是，汪精衛的遺書中說此遺書是叫陳壁君抄寫的，但經過汪精衛的長子汪文晉認定，抄寫的筆跡又不是陳的筆跡。這是怎麽回事呢？
金雄白和許多人研究後，大家覺得唯一的可能就是，汪精衛在病中想到了留下遺囑，但隻寫了題目，身體就不能支持他再寫下去，於是，就口述或錄音後再由人謄寫。此又肯定由陳璧君保存，因遺囑內規定，要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後來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自知出獄無望，才暗交可以信賴的龍榆生。當時汪精衛的子女都不在上海，隻有龍榆生和她常有來往。汪精衛死於1944年，到1964年剛好是汪去世20周年，故十之八九，信是龍榆生的後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對遺書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是汪精衛的女婿何義傑。何文傑和其嶽父的關係十分親密，勝過其他子女。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何文傑自始至終，隨侍左右，寸步不離，汪是不是有遺囑，何應該是最最清楚的人，當何文傑在港看到這份遺囑時，除確認“最後之心情兆銘”為汪親筆外，從文筆和風格上也證明是汪的文章，但他認為絕不可能是汪在日本病危時所寫。
汪精衛的另一密友朱樸，看了遺書後，表示了肯定的態度，他說：“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這是別人萬難模擬的。”而大漢奸陳君慧看了遺囑後說：“我曾赴日本探視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問他對將來有什麽交代！汪說：‘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遺囑’吧。”汪的長女江文惺則說：“假如遺書是假造的話，無論文筆和內容，都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了。”
經過這麽多人驗證後，金雄白和不少人認為，如這份遺書真是汪所口述的，隻有一個可能，即1943年底動手術取出10年前留在胸間的子彈後，在南京北極閣寓所休養時所預擬好的草稿，交陳璧君抄寫而保存。
汪精衛遺囑的真偽在爭論了一段時問後，雖然有了一些共識，但仍然在爭論中。
大漢奸汪精衛的遺囑中都說了些什麽呢？看過這份遺囑的人都認為，汪的這份遺囑真是沒有什麽可圈可點之處，通篇都是為自己臉上貼金的醜表功。全文共5000多字，幾乎全部是反蘇、反共、反日、反蔣的論調。主要是：（1）反蘇反共。汪認為中日打仗，必定是兩敗俱傷，結果是前蘇聯坐收漁利，中共借此壯大。汪為此說：“……回憶民國27年（即1938年），遠東成為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戰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東人日本之威脅，借以弱我國土……”（2）指責日本。汪說和平未成，是日本軍閥跋扈，不遵守條約規定。汪以此將自己的漢奸罪責，推得一幹二淨。（3）推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掩蓋其漢奸賣國論點。
金雄白將汪的“遺囑”全文發表後，當即轟動一時，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反應十分強烈。“遺囑”最先在日本引起轟動。在日本銷售量達5000多萬份的《每日新聞》報捷足先登，搶先於1964年4月29日、30日兩天，以最顯著的版麵予以刊載，並且加了按語。按語中說：“在20年後的今日，對於這份遺書，在中國可與孫中山先生的遣囑同其重要，而且為昭和曆史上的重大資料。”日本對其傀儡政權的掌權者自然評價頗高。
美國有名的“美聯社”，也向全世界發布了電視稿，認為它是中日8年戰爭中的一項新發現。日本東京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於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並附有一篇專論。《日本時報》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報紙，在美國和東南業一帶都有很大的銷路。該報刊出時的標題是：“汪兆銘的遺書，再揭開曆史的真實”。由於“遺囑”純為醜表功，故《日本時報》在附言中說：“對於汪氏而言，到現在為正，在曆史上一直被認為係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他卻用自己的遺言，為他的過去重作表白。”
一個已經逝去多年的，而且幾乎是在瞬間便消失的偽政府人物，對他的所謂“遺囑”為什麽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分析家認為，這與當時的世界大環境有關。
就當時的美蘇冷戰以及大範圍的反蘇反共環境來說，追隨美國的日本，幾乎一直肯定“遺囑”是真的，因為遺囑中的反蘇反共的論調是主要的。《每日新聞》發表了汪精衛的這篇“遺囑”後，又立即派記者采訪了當年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今井是汪精衛偽政權自始至終的策劃者和參與者。他對記者說：“《每日新聞》所發表的汪氏的國事遺書，是曆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以我私人的判斷，這份遺書，確為汪氏的真正心情。”《每日新聞》還派記者專訪參與汪精衛偽政權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開口就說：“這才是真正的遺書。”
這些侵華時的日本人物，他們的話也隻能作為參考，因為，這些人當時抱有一種“自譴”、“自責”的心情，他們都認為日本確實不遵守條約，對中國犯了罪，才以此來肯定汪在“遺囑”中的醜表功。
當然，也有人提出“遺囑”係偽造的假貨。1964年5月15日，胡蘭成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汪精衛的國事遺書——思想混亂之反映》。他堅持認為，“遺囑”是偽造的，他把自己和汪精衛都說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竟然胡說什麽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是真正的“愛日運動”，並自抬身價，說自己是汪精衛的親信，可以證明汪精衛決未寫過什麽“遺囑”。
汪精衛偽政府成立時，胡蘭成憑著會寫文章，騙得了偽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高職，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親信、偽宣傳部長林柏生鬧翻，被汪精衛扣押，後來被日本人保釋。於是，胡蘭成離開了汪精衛，和“76號”特工頭目李士群混在一起，辦起了特務報紙《國民新聞》。由此可見，胡蘭成的文章，完全是為了自抬身價，也並無任何參考價值。
到了1964年8月，香港頗有名氣的《新聞天地》雜誌，也全文刊載了汪的“遺囑”，並附有很長的文章。文章完全站在台灣國民黨的立場，認定“遺囑”為偽造，竟說遺書是“幫共黨的忙，有損國體”。此文為《新聞天地》老板卜少夫所寫，卜自己就是台灣的“立法委員”，且此文也缺少有力的否定證據，不足為信。
§§第八章 二戰後中國為何沒收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