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938年12月29日發表“豔電”,公開叛國投日。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參加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時被人刺殺,後雖僥幸沒死,但有一顆子彈一直留在體內。
投靠日本後,汪精衛的背部雖然不時仍有疼痛和麻木感,但並無大礙,一切活動都能照常進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汪精衛及其偽政權也危在旦夕。這時,汪精衛的心情日趨惡劣,以至於一改“溫文爾雅”的風度,動輒大發雷霆,極大地影響了健康。
從1943年8月起,他的背部由陣痛發展為劇痛。這是因為體內的彈頭所含鉛毒已損及脊椎的緣故。
病情加重的汪精衛,此時本應臥床休息,但卻已經身不由己,他的工作加倍地繁忙——既要竭力為日本強製收買上海等地的棉紗棉布,又要加緊“清鄉”;既要大力進行奴化宣傳,又要促進日本對重慶的“和平工作”。因此,他不斷地在上海、南京、東京之間來回穿梭。終於,這年的11月9日,當他又一次從東京返回南京後,病情加重,遂向東條英機請求派幾名有經驗的醫生來南京會診。當時,汪精衛懷疑自已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稱:因為德國醫生懷疑其夫人陳璧君患了胃癌,想請日本醫生確診一下。
東條英機於是派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內科專家、癌病研究會醫院院長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後,便和其助手鬆永藤雄一起,帶著必要的檢查器械到了南京。黑川到達南京後,先後為汪精衛做了兩次體檢,體檢後發現,汪精衛遇刺時留在體內的子彈傷到了骨頭,但好像沒有什麽特別的障礙。黑川認為沒有必要取出。
後來黑川在回憶錄中提到此事時稱,檢查後發現:“原來(遇刺時)子彈已經傷了骨頭,但好像並沒有什麽特別的障礙,我們認為還是不取出為好,後來我們就回國了。”
雖然黑川認為汪背部的子彈不取出為好,但汪的病況在繼續惡化,疼痛實在難忍,不得不再請日本“中國派遣軍”軍醫部長桃井直幹中將和南京日軍第一醫院院醫後藤?診治。
黑川是內科專家,而桃井和後藤則在骨科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因此他們在給汪精衛作了檢查後決定為汪施行手術,取出子彈。汪精衛同意,並決定到台城(日軍第一)病院診治背上留彈,時間定為19日的上午。
施行手術取出子彈的決定,帶有很大的冒險性。因為手術涉及脊椎,萬一不慎,重則可能致死,輕則也能致殘。但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決定。為此,汪精衛在18號為不測作了相應的準備,料理了各方麵的事務。
手術很順利,關於手術的經過,在汪精衛的日記中有記載:“晨9時赴台城病院,11時開始手術,僅20分鍾即將留彈取出。是日臥病院中。”
手術的第二天上午,汪精衛便出院,回到北極閣(即原宋子文公館)療養。
由於汪精衛在手術後一時不能主持工作,21日,偽行政院會議即決定由副院長周佛海代理院長。22日,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進一步作出決定:在汪治療時期,國民政府主席職務由立法院院長陳公博代理執行;最高國防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均由陳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務、全國經濟委員會事務由周佛海代理執行。在公開發表這一消息時,為防不測,佯稱汪精衛已“易地治療”,不在南京。
汪精衛在北極閣療養期間,除桃井和後藤兩名醫生每天來檢查傷口外,偽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陳公博、周佛海,還有參謀總長鮑文樾、中央軍官學校教育長劉啟雄、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秘書長陳春圃、宣傳部長林柏生、外交部部長褚民誼等人,也都不時前往探望。
術後的汪精衛精神狀況還算好,也能略講些話。據周佛海日記所記:“9時起,旋探問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談政務。醫雲7日可封口,10日後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