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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新戰術初見成效
徐州的戰略地位愈加突出，尤其在杭州、濟南等城的相繼失陷之後，因此徐州會戰意義非凡。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擔任第5戰區司令長官，來到徐州。在這裏，他每天都會遇到許多人逃離徐州，大街上一片冷清，心裏很不是滋味。
為了改變此種境況，李宗仁每天清晨或午後，都要騎馬到大街上巡視。同時和顏悅色地同隨行人員談笑風生，絲毫也沒有往日那種軍人的嚴肅感。徐州的市民看到司令長官這般閑情逸致，都以為戰局穩定，日本軍隊不會攻打徐州了，紛紛奔走相告，那些逃離徐州的人又回到市區，開店複業。徐州市麵逐漸繁榮起來。
其實，李宗仁每次上街巡視，心情都十分沉重。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落後的中國如何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這是李宗仁心中的一個重大疑問。李宗仁分析中日雙方的實際情況，號召戰區的幾十萬軍隊隨時做好抗擊日軍的準備。
李宗仁少年時期就接受了軍事方麵的教育。在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還不斷總結軍事理論。麵對日本侵略軍的強大攻勢，他主張避強擊弱，靈活抗擊日軍。李宗仁在談論抗日的戰略時，提出了一係列揚長避短的論點，其中指出：
“從戰略方麵看，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深入到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遊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潭之中。”
中國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李宗仁剛到徐州時，第5戰區的兵力達10個軍20個師，約16萬人。但李宗仁深知，這些軍隊不少是地方雜牌軍，部署散亂，難以與日軍硬拚。李宗仁抓住日軍的弱點，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退我打”的作戰方針，指揮所屬部隊去一個一個地奪取勝利。
1938年1月，東路日軍第13師團在師團長荻立兵中將的指揮下，沿津浦路北上。為了防範這路日軍，第5戰區把第11集團軍總部從徐州向安徽壽縣轉移，以便就近指揮作戰。1月5日，第11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命令於學忠指揮的第51軍沿淮河北岸構築防禦陣地，阻止日軍北進，這是一支原東北軍的部隊；命令第11集團軍所屬第31軍主力在鳳陽、紅心鋪附近占領陣地，形成攻勢防禦；命令徐源泉指揮的第10軍迅速向合肥推進。
1月中旬，當日軍第13師團主力得到重武器的增援後，繼續北上，主力接近明光一線。李品仙總司令根據李宗仁的作戰意圖，命令第31軍把津浦鐵路的正麵讓開，部隊撤到鐵路西側的山區，伺機打擊日軍。
這一“敵進我退”的舉動，使第31軍在選擇戰場和選擇作戰對象上占據主動，一旦時機成熟，就能給敵以有力打擊。如果在兵器不占優勢的情況下與日軍打陣地戰，麵對麵硬拚，看起來勇，卻難以打勝仗。1月18日，李品仙指揮第31軍給北上日軍以沉重打擊，就是這一“讓”一“撤”創造了有利戰機。第31軍列一部日軍後，奉命西撒，離開明光。
戰場情況錯綜複雜，軍隊的某些行動，往往能以真亂假，以假亂真。中國軍隊的“敵進我退”，日軍以為是敗退，即於1月28日兵三路，對淮河地區發動攻擊戰。2月3日，東路日軍第13師團主先後攻占蚌埠、臨淮關。
2月8日，日軍第13師團主力分別在蚌埠、臨淮關強渡淮河向北岸發起進攻。中國守軍第31軍奮起反擊，殲滅日軍500人。
2月9日，日軍強渡淮河。當日軍向王莊陣地進攻時，中國守第114師的官兵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拚搏，傷亡2000多人。李宗仁分析了戰場的全局態勢以後，命令第27集團軍所屬第59和第21集團軍所屬第7軍增援南線。
2月11日，李品仙指揮第31軍官兵向被日軍占領的上窯地圍攻，中國軍隊的官兵奮不顧身，衝進敵陣，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殲滅日軍100多人。不久，廖磊率領的第21集團軍到達合肥、舒城、八鬥嶺、下塘集一線。中國軍隊兵力增加。
2月13日，張自忠軍長率領第59軍到達淮河流域，指揮部隊占領了姚集、固鎮、蒙城一線陣地。張自忠是山東臨清人，1914年投筆從戎，1919年被送到軍官教導團深造，先後擔任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務。1933年，張自忠率軍參加長城抗戰，指揮部隊在喜峰口與日軍血戰，名聲大振，是一位有名的抗日將領。2月16日，日軍遭到我軍攻擊後被迫抽調主力6000多人增援考城、上窯、池河等地時，張自忠指揮第59軍乘機反攻，把日軍驅逐到泥河南岸。
經過一個多月作戰，南路日軍先後被殲滅2000多人，損失戰車百餘輛，腹背都受到中國軍隊的威脅，處於十分不利的局麵，沒有力量再向北麵發展，還擔心後路被中國軍隊切斷。在此情況下，日軍被迫全部退回淮河南岸，與淮河北岸的中國軍隊隔河對峙。中國軍隊的上述戰鬥，不僅挫傷了日軍的進攻銳氣，也為組織徐州外圍防禦爭取了時間。
李宗仁滿腔愛國熱情，在指揮徐州會戰中提出的獨特作戰方法，盡管在南線作戰尚未充分體現，也初見成效。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擔任第5戰區司令長官，來到徐州。在這裏，他每天都會遇到許多人逃離徐州，大街上一片冷清，心裏很不是滋味。
為了改變此種境況，李宗仁每天清晨或午後，都要騎馬到大街上巡視。同時和顏悅色地同隨行人員談笑風生，絲毫也沒有往日那種軍人的嚴肅感。徐州的市民看到司令長官這般閑情逸致，都以為戰局穩定，日本軍隊不會攻打徐州了，紛紛奔走相告，那些逃離徐州的人又回到市區，開店複業。徐州市麵逐漸繁榮起來。
其實，李宗仁每次上街巡視，心情都十分沉重。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落後的中國如何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這是李宗仁心中的一個重大疑問。李宗仁分析中日雙方的實際情況，號召戰區的幾十萬軍隊隨時做好抗擊日軍的準備。
李宗仁少年時期就接受了軍事方麵的教育。在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還不斷總結軍事理論。麵對日本侵略軍的強大攻勢，他主張避強擊弱，靈活抗擊日軍。李宗仁在談論抗日的戰略時，提出了一係列揚長避短的論點，其中指出：
“從戰略方麵看，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深入到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遊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潭之中。”
中國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李宗仁剛到徐州時，第5戰區的兵力達10個軍20個師，約16萬人。但李宗仁深知，這些軍隊不少是地方雜牌軍，部署散亂，難以與日軍硬拚。李宗仁抓住日軍的弱點，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退我打”的作戰方針，指揮所屬部隊去一個一個地奪取勝利。
1938年1月，東路日軍第13師團在師團長荻立兵中將的指揮下，沿津浦路北上。為了防範這路日軍，第5戰區把第11集團軍總部從徐州向安徽壽縣轉移，以便就近指揮作戰。1月5日，第11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命令於學忠指揮的第51軍沿淮河北岸構築防禦陣地，阻止日軍北進，這是一支原東北軍的部隊；命令第11集團軍所屬第31軍主力在鳳陽、紅心鋪附近占領陣地，形成攻勢防禦；命令徐源泉指揮的第10軍迅速向合肥推進。
1月中旬，當日軍第13師團主力得到重武器的增援後，繼續北上，主力接近明光一線。李品仙總司令根據李宗仁的作戰意圖，命令第31軍把津浦鐵路的正麵讓開，部隊撤到鐵路西側的山區，伺機打擊日軍。
這一“敵進我退”的舉動，使第31軍在選擇戰場和選擇作戰對象上占據主動，一旦時機成熟，就能給敵以有力打擊。如果在兵器不占優勢的情況下與日軍打陣地戰，麵對麵硬拚，看起來勇，卻難以打勝仗。1月18日，李品仙指揮第31軍給北上日軍以沉重打擊，就是這一“讓”一“撤”創造了有利戰機。第31軍列一部日軍後，奉命西撒，離開明光。
戰場情況錯綜複雜，軍隊的某些行動，往往能以真亂假，以假亂真。中國軍隊的“敵進我退”，日軍以為是敗退，即於1月28日兵三路，對淮河地區發動攻擊戰。2月3日，東路日軍第13師團主先後攻占蚌埠、臨淮關。
2月8日，日軍第13師團主力分別在蚌埠、臨淮關強渡淮河向北岸發起進攻。中國守軍第31軍奮起反擊，殲滅日軍500人。
2月9日，日軍強渡淮河。當日軍向王莊陣地進攻時，中國守第114師的官兵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拚搏，傷亡2000多人。李宗仁分析了戰場的全局態勢以後，命令第27集團軍所屬第59和第21集團軍所屬第7軍增援南線。
2月11日，李品仙指揮第31軍官兵向被日軍占領的上窯地圍攻，中國軍隊的官兵奮不顧身，衝進敵陣，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殲滅日軍100多人。不久，廖磊率領的第21集團軍到達合肥、舒城、八鬥嶺、下塘集一線。中國軍隊兵力增加。
2月13日，張自忠軍長率領第59軍到達淮河流域，指揮部隊占領了姚集、固鎮、蒙城一線陣地。張自忠是山東臨清人，1914年投筆從戎，1919年被送到軍官教導團深造，先後擔任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務。1933年，張自忠率軍參加長城抗戰，指揮部隊在喜峰口與日軍血戰，名聲大振，是一位有名的抗日將領。2月16日，日軍遭到我軍攻擊後被迫抽調主力6000多人增援考城、上窯、池河等地時，張自忠指揮第59軍乘機反攻，把日軍驅逐到泥河南岸。
經過一個多月作戰，南路日軍先後被殲滅2000多人，損失戰車百餘輛，腹背都受到中國軍隊的威脅，處於十分不利的局麵，沒有力量再向北麵發展，還擔心後路被中國軍隊切斷。在此情況下，日軍被迫全部退回淮河南岸，與淮河北岸的中國軍隊隔河對峙。中國軍隊的上述戰鬥，不僅挫傷了日軍的進攻銳氣，也為組織徐州外圍防禦爭取了時間。
李宗仁滿腔愛國熱情，在指揮徐州會戰中提出的獨特作戰方法，盡管在南線作戰尚未充分體現，也初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