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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的發動與展開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後，逐步把侵略範圍向華北地區擴張。到1937年上半年，日軍已對平津地區形成了半包圍的戰略態勢。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已達8000餘人，加上日軍豢養的偽軍，對華北安全構成威脅。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轄4個師、4個旅和5個獨立守備隊，成為進攻華北的二線部隊。
中國軍隊擁有龐大的陸軍，並從1933年起對陸軍的裝備、編製進行整頓，中央部隊的力量有所加強。但是當時，中國在平津地區的軍隊僅有第29軍。該軍轄步兵師4個（每師4個旅）、騎兵師1個、獨立騎兵旅和獨立旅各1個、冀北保安隊1個，總兵力約10萬人，軍長宋哲元。第29軍分散於張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綏、北寧鐵路沿線。
駐平津前線的中國第29軍，麵對日軍的包圍和挑釁，進行了一些戰備工作。與此同時，還加強了宛平盧溝橋地區的防禦部署。守衛接防後，即以得到加強的第3營（共1400人，營長金振中）部署於宛平城和盧溝橋一帶；以第1、第2營和團部集結於長辛店地區。該團官兵發誓：“寧為戰死鬼，不當亡國奴”，抗日鬥誌高昂。
1937年7月24日，日本軍隊進入北平前門大街。日軍在威脅利誘宋哲元和第29軍失敗後，即從軍事上步步進逼，蓄謀重演“九·一八”事變的故伎。為此，日軍從1937年5月起，頻繁地在宛平盧溝橋附近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7月6日，駐豐台日軍要求通過宛平城到長辛店一帶演習，遭到駐軍拒絕，但日軍堅持不退，至晚始返豐台。
1937年7月7日夜間，駐豐台日軍1個連未經中方允許，即以軍事演習為名，到盧溝橋之回龍廟—大瓦窯中國駐軍防區附近耀武揚威。深夜零時許，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電話告知中國冀察當局，詭稱：日軍在盧溝橋演習時，失落士兵一名，要求進宛平城搜查。日方的無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絕後，仍堅持要派兵入城，否則“將以武力保衛前進”。
冀察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量，雙方先派人進城調查，再尋處理辦法。正當雙方交涉之際，中國駐屯旅已令豐台日軍第3營趕赴盧溝橋待命。不久，日方雖得知失蹤的士兵已歸隊，但仍提出讓日軍進至東門城內數十米處，再行談判的要求，又遭中方拒絕。7月8日晨5時，正值雙方商討調查辦法之際，日軍突然向宛平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中國第29軍金振中營被迫奮起還擊，由此揭開了日本全麵侵華和中國全國性抗戰的戰幕，同時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的爆發。
7月8日，中國共產黨就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同一天，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表示“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家衛國之目的”。
7月8日，日軍三次炮擊和進攻宛平駐軍，並攻占了永定河東岸的回龍廟附近和鐵路橋以南部分地區。隨後，又調集兵力，調整部署，準備9日進攻宛平城。
7月8日夜，中國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與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舉行會談，至次晨2時達成3項口頭協議：（1）雙方停止射擊；（2）日軍撤至豐台，中國軍隊撤到永定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隊接防。但是日方意在緩兵，拒絕執行停火撤軍協議。
7月9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前往廬山會見蔣介石，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在9日、10日兩天之內，喪信棄義的日軍四次違約兩次進攻宛平駐軍，並複占鐵路橋和回龍廟地區。10日夜，第29軍展開猛烈反擊，終將失地奪回。日軍退至大棗山及其以東地域待援。
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後，7月11日上午，日內閣五相會議通過了杉山陸相提出的派兵案，即：從關東軍抽2個旅，從朝鮮軍調1個師，從國內派3個師和18個飛行中隊，到華北參戰。同時，會議還將“七·七”事變改稱“華北事變”。接著，近衛首相和陸海軍首腦分別上奏天皇，均獲批準。
11日下午，日本政府發表了《派兵華北的聲明》，誣陷中國第29軍挑起了盧溝橋事變，聲稱：“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華北。”隨後，近衛首相連夜召集貴、眾兩院議員代表、財界實力人物和新聞界人士開會，介紹內閣決定出兵的決心，爭取各界支持。同日晚，日陸軍參謀部分別向關東軍和朝鮮軍發布命令，迅速動員指派的部隊向華北開進。這一天，陸海軍還就在華北協同作戰問題達成了協議。與此同時，日本天皇欽命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中將接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7月12日，香月趕赴天津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動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舉殲滅中國第29軍，並於7月20日前“作好適應全麵對華作戰的準備”。7月15日，日陸軍參謀部下令組編臨時航空兵團，並將其所轄之18個飛行中隊調往中國東北待機。
7月15日至17日，日陸軍參謀部又相繼作出《形勢判斷》，製定了《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大綱》，認為，“迅速收拾時局下最大決心的時機已經到來”。規定作戰方針是，“盡量限定於華北作戰”，“根據情況，預計可能轉向全麵對華戰爭”。接著，增派的日軍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
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員和工作人員會議上，號召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指示，針對事變發展可能出現的對日積極抗戰或者對日妥協的兩種前途，提出的總任務是：爭取第一個前途的出現，反對一切喪失任何中國領土主權的妥協。
7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號召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緊密的聯合起來，緊急動員起來，拚著我們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們民族的最後勝利！”
與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抗日立場相比，國民政府遲遲未下決心，痛失戰機。“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一方麵，在軍事上進行部署，準備應戰。另一方麵，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急欲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以便早日和平解決；同時，還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幹涉上。為此，蔣介石采取了諸多謀和行動。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終均成泡影。在此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應戰談話。談話提出了解決事變的4項原則：（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談話還闡述了“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的抗戰方針，指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蔣介石的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國同胞的歡迎。但是，蔣介石依賴外援、和平解決事變的幻想，並未打消。
1937年7月3日日本軍隊進入天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促進了全民族抗戰，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首先開始。
日本中國駐屯軍，一麵壓迫宋哲元接受種種苛刻條件，一麵調兵遣將，加緊部署。到7月20日，第一批增援之第20師已抵達天津、唐山、山海關一線；獨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別集結於懷柔和高麗營地區。日軍進攻平津的條件已經成熟，隻待時機和借口了。
7月25日，日軍第20師一部以修理軍用電話為名，闖入廊坊車站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製造了廊坊事件。7月26日，駐天津日軍一部由豐台分乘26輛卡車冒充日本領事館衛隊演習返回北平城，被廣安門中國守軍以武力阻止，製造了廣安門事件。
廊坊和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對正在尋找進攻借口和時機的日本當局來說，如獲至寶。經天皇批準，日陸軍參謀部立即命令中國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並下令國內進行第二次動員，增調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此時，日本中國駐屯軍也下達了進攻第29軍的命令，決心集中1個師和3個旅在臨時航空兵團配合下，首先攻占北平。
廊坊、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宋哲元深感日軍大舉進攻迫在眉睫。26日，他連續兩次致電蔣介石，報告平津形勢，並請求援助。蔣介石複電說：增援平津，可直令孫連仲部加入。並令宋哲元：北平城要立即準備開戰，宛平應死守勿失，決心大戰，從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設城防司令部，以張維藩為城防司令；任命正接防的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為南苑方麵司令官。同時，將軍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內懷仁堂；又派戈定遠星夜馳赴保定，催孫連仲、萬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協同第29軍作戰。同日，宋哲元還向全國發出了“自衛守土”通電。
28日，在香月清司指揮下，日本中國駐屯軍開始向北平附近的第29軍發起總攻。日軍從東、南、北三麵突然向南苑兵營發起攻擊。由於中國駐軍倉促應戰，再加上戰前營區周圍沒有構築堅固工事，守軍隻能憑借營區圍牆，進行頑強抵抗。日軍在飛機和火炮大力支援下，反複向營區發動猛攻。經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日軍攻占南苑。
28日，與主攻南苑相配合，日軍也分別向西苑、北苑和黃寺等地的第29軍展開進攻。28日23時，宋哲元任命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長，自己離平去保定。北平城內及其附近的第29軍主力亦開始向涿縣方向撤退，另一部則向南口方向突圍。29日，北平遂告淪陷。
日軍集中主力進攻北平時，天津兵力空虛。中國第29軍駐天津之第38師一部，在副師長李文田指揮下，於7月29日晨乘隙向天津日軍發起進攻，並襲入東局子飛機場，攻占了天津火車總站和東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聞訊後，立即抽調北平第20師一部和關東軍堤支隊增援天津，並以臨時航空兵團對天津守軍及和平居民進行狂轟濫炸。在日軍猛烈反擊下，中國軍隊傷亡不斷增加，遂於30日撤至馬場方向，天津終陷敵手。
“七·七事變”日軍占領平津後，日本陸軍準備把戰爭擴展到全華北之際，日本海軍搶先一步，點燃了上海的戰火，把戰爭由華北擴展到了華中。
其實，早在7月12日，日本海軍軍令部就製定了對華作戰的秘密計劃，確定第一階段配合陸軍進行華北作戰，第二階段在陸軍配合下進行上海作戰，並進而把戰爭擴展到華中和華南。7月16日，駐上海日本海軍第3艦隊司令官長穀川清發現軍部的上述意圖後，立即上書東京陳述《對華作戰用兵的意見》。
7月28日，日本當局下令撤退長江沿岸的日僑。8月8日，又要求第3艦隊做好開戰準備。
8月9日18時30分前後，駐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和水兵齋藤要藏，驅車衝進上海虹橋機場警戒線內挑畔，中國保安隊阻止無效，將他們當場擊斃，史稱“虹橋事件”。
日本當局立即利用這一事件大作文章，要求中國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隊，拆除一切防禦工事。8月10日，日本陸海軍緊急磋商，向上海派兵，並得到內閣的同意。
8月13日9時，日本內閣會議正式確認了派兵上海的方針，並批準了陸軍省的派兵案。當天上午，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間同中國駐軍發生武裝衝突。日軍以虹口日租界為依托，先向天通庵、橫浜路一帶發起進攻，接著以主力向寶山路、八字橋、天通庵進攻，均被中國軍隊擊潰。於是，“八·一三”上海事變爆發。
8月14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指出：“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並調集陸軍和空軍投入自衛戰鬥。同一天，日本海軍還派海軍航空兵轟炸了華中地區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
8月14日晚，日本內閣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內閣成員要求進行全麵對華戰爭，迅速建立戰時體製，正式對華宣戰。8月15日，日本發表了《帝國政府聲明》，聲稱：“為了懲罰中國軍隊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覺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還稱：此舉是為了“消滅類如此次事變所由發生之根源，並達到日、滿、華三國融合和提攜”之目的。這個聲明，“把處理事變的目的，從解決局部事件擴大到全麵地、根本地處理調整日華關係。”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進行“全麵戰爭也在所不辭”。
8月15日，日陸軍參謀部還下令實行第三次動員，並下令組建了以鬆井石根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軍，要求其迅速開赴上海作戰。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見陸海軍兩總長，提出了重點用兵，迅速結束戰爭的方針。陸海軍省、部之間經過協商，決定陸軍以華北為主戰場，海軍以華中為主戰場，並對沿海實行封鎖，切斷中國的對外經濟聯係。8月下旬，日本從國內抽調的增援部隊相繼運抵華北和上海前線，並開始投入當地的作戰。
8月24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以天皇在第72屆臨時議會開幕式上的敕語代替宣戰詔書。9月2日，日本內閣會議在討論施政方針時，鑒於戰爭已由華北擴展到了華中，遂決定將“華北事變”正式改稱“中國事變”，並於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戰爭已在華北和華中戰場全麵展開。
§§第四章 德意在歐非燃起戰火
中國軍隊擁有龐大的陸軍，並從1933年起對陸軍的裝備、編製進行整頓，中央部隊的力量有所加強。但是當時，中國在平津地區的軍隊僅有第29軍。該軍轄步兵師4個（每師4個旅）、騎兵師1個、獨立騎兵旅和獨立旅各1個、冀北保安隊1個，總兵力約10萬人，軍長宋哲元。第29軍分散於張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綏、北寧鐵路沿線。
駐平津前線的中國第29軍，麵對日軍的包圍和挑釁，進行了一些戰備工作。與此同時，還加強了宛平盧溝橋地區的防禦部署。守衛接防後，即以得到加強的第3營（共1400人，營長金振中）部署於宛平城和盧溝橋一帶；以第1、第2營和團部集結於長辛店地區。該團官兵發誓：“寧為戰死鬼，不當亡國奴”，抗日鬥誌高昂。
1937年7月24日，日本軍隊進入北平前門大街。日軍在威脅利誘宋哲元和第29軍失敗後，即從軍事上步步進逼，蓄謀重演“九·一八”事變的故伎。為此，日軍從1937年5月起，頻繁地在宛平盧溝橋附近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7月6日，駐豐台日軍要求通過宛平城到長辛店一帶演習，遭到駐軍拒絕，但日軍堅持不退，至晚始返豐台。
1937年7月7日夜間，駐豐台日軍1個連未經中方允許，即以軍事演習為名，到盧溝橋之回龍廟—大瓦窯中國駐軍防區附近耀武揚威。深夜零時許，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電話告知中國冀察當局，詭稱：日軍在盧溝橋演習時，失落士兵一名，要求進宛平城搜查。日方的無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絕後，仍堅持要派兵入城，否則“將以武力保衛前進”。
冀察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量，雙方先派人進城調查，再尋處理辦法。正當雙方交涉之際，中國駐屯旅已令豐台日軍第3營趕赴盧溝橋待命。不久，日方雖得知失蹤的士兵已歸隊，但仍提出讓日軍進至東門城內數十米處，再行談判的要求，又遭中方拒絕。7月8日晨5時，正值雙方商討調查辦法之際，日軍突然向宛平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中國第29軍金振中營被迫奮起還擊，由此揭開了日本全麵侵華和中國全國性抗戰的戰幕，同時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的爆發。
7月8日，中國共產黨就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同一天，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表示“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家衛國之目的”。
7月8日，日軍三次炮擊和進攻宛平駐軍，並攻占了永定河東岸的回龍廟附近和鐵路橋以南部分地區。隨後，又調集兵力，調整部署，準備9日進攻宛平城。
7月8日夜，中國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與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舉行會談，至次晨2時達成3項口頭協議：（1）雙方停止射擊；（2）日軍撤至豐台，中國軍隊撤到永定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隊接防。但是日方意在緩兵，拒絕執行停火撤軍協議。
7月9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前往廬山會見蔣介石，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在9日、10日兩天之內，喪信棄義的日軍四次違約兩次進攻宛平駐軍，並複占鐵路橋和回龍廟地區。10日夜，第29軍展開猛烈反擊，終將失地奪回。日軍退至大棗山及其以東地域待援。
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後，7月11日上午，日內閣五相會議通過了杉山陸相提出的派兵案，即：從關東軍抽2個旅，從朝鮮軍調1個師，從國內派3個師和18個飛行中隊，到華北參戰。同時，會議還將“七·七”事變改稱“華北事變”。接著，近衛首相和陸海軍首腦分別上奏天皇，均獲批準。
11日下午，日本政府發表了《派兵華北的聲明》，誣陷中國第29軍挑起了盧溝橋事變，聲稱：“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華北。”隨後，近衛首相連夜召集貴、眾兩院議員代表、財界實力人物和新聞界人士開會，介紹內閣決定出兵的決心，爭取各界支持。同日晚，日陸軍參謀部分別向關東軍和朝鮮軍發布命令，迅速動員指派的部隊向華北開進。這一天，陸海軍還就在華北協同作戰問題達成了協議。與此同時，日本天皇欽命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中將接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7月12日，香月趕赴天津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動用第一批增援的兵力，一舉殲滅中國第29軍，並於7月20日前“作好適應全麵對華作戰的準備”。7月15日，日陸軍參謀部下令組編臨時航空兵團，並將其所轄之18個飛行中隊調往中國東北待機。
7月15日至17日，日陸軍參謀部又相繼作出《形勢判斷》，製定了《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大綱》，認為，“迅速收拾時局下最大決心的時機已經到來”。規定作戰方針是，“盡量限定於華北作戰”，“根據情況，預計可能轉向全麵對華戰爭”。接著，增派的日軍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
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員和工作人員會議上，號召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指示，針對事變發展可能出現的對日積極抗戰或者對日妥協的兩種前途，提出的總任務是：爭取第一個前途的出現，反對一切喪失任何中國領土主權的妥協。
7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號召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緊密的聯合起來，緊急動員起來，拚著我們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們民族的最後勝利！”
與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抗日立場相比，國民政府遲遲未下決心，痛失戰機。“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一方麵，在軍事上進行部署，準備應戰。另一方麵，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急欲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以便早日和平解決；同時，還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幹涉上。為此，蔣介石采取了諸多謀和行動。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終均成泡影。在此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應戰談話。談話提出了解決事變的4項原則：（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談話還闡述了“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的抗戰方針，指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蔣介石的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國同胞的歡迎。但是，蔣介石依賴外援、和平解決事變的幻想，並未打消。
1937年7月3日日本軍隊進入天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促進了全民族抗戰，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首先開始。
日本中國駐屯軍，一麵壓迫宋哲元接受種種苛刻條件，一麵調兵遣將，加緊部署。到7月20日，第一批增援之第20師已抵達天津、唐山、山海關一線；獨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別集結於懷柔和高麗營地區。日軍進攻平津的條件已經成熟，隻待時機和借口了。
7月25日，日軍第20師一部以修理軍用電話為名，闖入廊坊車站與中國守軍發生衝突，製造了廊坊事件。7月26日，駐天津日軍一部由豐台分乘26輛卡車冒充日本領事館衛隊演習返回北平城，被廣安門中國守軍以武力阻止，製造了廣安門事件。
廊坊和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對正在尋找進攻借口和時機的日本當局來說，如獲至寶。經天皇批準，日陸軍參謀部立即命令中國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並下令國內進行第二次動員，增調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此時，日本中國駐屯軍也下達了進攻第29軍的命令，決心集中1個師和3個旅在臨時航空兵團配合下，首先攻占北平。
廊坊、廣安門事件發生後，宋哲元深感日軍大舉進攻迫在眉睫。26日，他連續兩次致電蔣介石，報告平津形勢，並請求援助。蔣介石複電說：增援平津，可直令孫連仲部加入。並令宋哲元：北平城要立即準備開戰，宛平應死守勿失，決心大戰，從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設城防司令部，以張維藩為城防司令；任命正接防的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為南苑方麵司令官。同時，將軍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內懷仁堂；又派戈定遠星夜馳赴保定，催孫連仲、萬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協同第29軍作戰。同日，宋哲元還向全國發出了“自衛守土”通電。
28日，在香月清司指揮下，日本中國駐屯軍開始向北平附近的第29軍發起總攻。日軍從東、南、北三麵突然向南苑兵營發起攻擊。由於中國駐軍倉促應戰，再加上戰前營區周圍沒有構築堅固工事，守軍隻能憑借營區圍牆，進行頑強抵抗。日軍在飛機和火炮大力支援下，反複向營區發動猛攻。經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日軍攻占南苑。
28日，與主攻南苑相配合，日軍也分別向西苑、北苑和黃寺等地的第29軍展開進攻。28日23時，宋哲元任命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長，自己離平去保定。北平城內及其附近的第29軍主力亦開始向涿縣方向撤退，另一部則向南口方向突圍。29日，北平遂告淪陷。
日軍集中主力進攻北平時，天津兵力空虛。中國第29軍駐天津之第38師一部，在副師長李文田指揮下，於7月29日晨乘隙向天津日軍發起進攻，並襲入東局子飛機場，攻占了天津火車總站和東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聞訊後，立即抽調北平第20師一部和關東軍堤支隊增援天津，並以臨時航空兵團對天津守軍及和平居民進行狂轟濫炸。在日軍猛烈反擊下，中國軍隊傷亡不斷增加，遂於30日撤至馬場方向，天津終陷敵手。
“七·七事變”日軍占領平津後，日本陸軍準備把戰爭擴展到全華北之際，日本海軍搶先一步，點燃了上海的戰火，把戰爭由華北擴展到了華中。
其實，早在7月12日，日本海軍軍令部就製定了對華作戰的秘密計劃，確定第一階段配合陸軍進行華北作戰，第二階段在陸軍配合下進行上海作戰，並進而把戰爭擴展到華中和華南。7月16日，駐上海日本海軍第3艦隊司令官長穀川清發現軍部的上述意圖後，立即上書東京陳述《對華作戰用兵的意見》。
7月28日，日本當局下令撤退長江沿岸的日僑。8月8日，又要求第3艦隊做好開戰準備。
8月9日18時30分前後，駐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和水兵齋藤要藏，驅車衝進上海虹橋機場警戒線內挑畔，中國保安隊阻止無效，將他們當場擊斃，史稱“虹橋事件”。
日本當局立即利用這一事件大作文章，要求中國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隊，拆除一切防禦工事。8月10日，日本陸海軍緊急磋商，向上海派兵，並得到內閣的同意。
8月13日9時，日本內閣會議正式確認了派兵上海的方針，並批準了陸軍省的派兵案。當天上午，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間同中國駐軍發生武裝衝突。日軍以虹口日租界為依托，先向天通庵、橫浜路一帶發起進攻，接著以主力向寶山路、八字橋、天通庵進攻，均被中國軍隊擊潰。於是，“八·一三”上海事變爆發。
8月14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指出：“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並調集陸軍和空軍投入自衛戰鬥。同一天，日本海軍還派海軍航空兵轟炸了華中地區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
8月14日晚，日本內閣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內閣成員要求進行全麵對華戰爭，迅速建立戰時體製，正式對華宣戰。8月15日，日本發表了《帝國政府聲明》，聲稱：“為了懲罰中國軍隊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覺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還稱：此舉是為了“消滅類如此次事變所由發生之根源，並達到日、滿、華三國融合和提攜”之目的。這個聲明，“把處理事變的目的，從解決局部事件擴大到全麵地、根本地處理調整日華關係。”它表明日本政府即使進行“全麵戰爭也在所不辭”。
8月15日，日陸軍參謀部還下令實行第三次動員，並下令組建了以鬆井石根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軍，要求其迅速開赴上海作戰。8月18日，天皇裕仁召見陸海軍兩總長，提出了重點用兵，迅速結束戰爭的方針。陸海軍省、部之間經過協商，決定陸軍以華北為主戰場，海軍以華中為主戰場，並對沿海實行封鎖，切斷中國的對外經濟聯係。8月下旬，日本從國內抽調的增援部隊相繼運抵華北和上海前線，並開始投入當地的作戰。
8月24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以天皇在第72屆臨時議會開幕式上的敕語代替宣戰詔書。9月2日，日本內閣會議在討論施政方針時，鑒於戰爭已由華北擴展到了華中，遂決定將“華北事變”正式改稱“中國事變”，並於同日宣布。至此，中日戰爭已在華北和華中戰場全麵展開。
§§第四章 德意在歐非燃起戰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