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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第二次國共合作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一俟《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即於1932年6月發動了對紅軍長達10個月的第四次“圍剿”，在此期間，日軍順利地占領了熱河，並向長城一線推進。國民黨仍決定不調動“剿共”軍隊北上抗日。在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後，蔣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戰時機，展開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1933年初，當日軍越過長城，向冀東、察北大舉進攻之時，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這三個條件是：（1）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2）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自由等）；（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發表，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親蔣的著名科學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蔣介石》為題發表文章，主張“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中國共產黨根據此文件的精神，進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嚐試。1933年初，派出許權中、宣俠父、張克俠、閻紅彥、謝子長等大批共產黨員與馮玉祥合作建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初征察東，一舉收複寶昌、沽源、多倫三城，威震海內外。1933年底，當在福建“剿共”的第19路軍蔣光鼐、蔡遷鍇派代表與紅軍談判聯合抗日反蔣時，中共中央立即允諾，並於是年10月26日簽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不久，福建事變爆發，打亂了蔣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又擬定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項行動方針：（1）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2）全體人民總動員。（3）全體人民總武裝。（4）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如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沒收一切賣國賊的財產，一切國庫收入用作抗戰經費，征收財產累進所得稅，在國內外開展募捐等等）。（5）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作為全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6）國際上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以及同情中國抗戰的國家和民族。
中共中央通過各種形式，敦請宋慶齡、何香凝、李達、胡漢民、馬相伯、章乃器、李杜、楊靖宇、翁照垣等1779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簽名後，於1934年4月20日正式發表。此文件高舉抗日旗幟，號召工農兵學商大聯合，並建立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得到全國各界的熱烈擁護。1934年9月下旬，駐守贛邊境的國民黨“剿匪”南路軍司令陳濟棠派代表到達瑞金，要求與中共談判聯合反蔣。但是，由於此時中共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隻是在醞釀之中，上述文件並未得到認真執行。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從此領導紅軍走上了勝利的道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久也確立下來。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被迫離開根據地長征，實行戰略轉移。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在被紅軍突破後，又以重兵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裁，企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但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後，紅軍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包圍，並戰勝了氣候、地形等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宣告了國民黨“安內”政策的失敗。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鑒於德意日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據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的口號，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宣言所主張的聯合抗日，已不再止於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聯合，而是提出要“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雖然仍把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但號召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成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它的發表，是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
1937年5月，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在延安。左起：葉劍英、邵華（考察團成員）、朱德、塗思宗（考察團團長）、毛澤東、蕭致平（考察團成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領導紅一方麵軍，勝利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此時正值抗日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其曆史意義不可估量。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立即著手解決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連續發出《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等文件，並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並全中國，把全中國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力量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爭取一切讚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議認為，為了適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必須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過去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精辟地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批判過去的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政策，“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邊去”。
毛澤東的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全麵論述和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係列策略方針，為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確立。
1933年後，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蠶食華北各省，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資產階級包括軍閥也遇到了存亡問題，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醞釀著重大的轉變。
1936年6月，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舉起反蔣抗日旗幟，組織抗日救國軍。6月1日，陳、李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國民政府立即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史稱“兩廣事變”。雖然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而消彌，但它卻表明國民黨內部的進一步分化。
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的擴張，也嚴重危及蔣介石集團的支持者英美在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加深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英美對日態度開始轉變。國民黨內的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何梅協定和秦士協定簽訂後，國民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在抗戰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國民政府監察院對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親日派頭子汪精衛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被刺傷。12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親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間，蔣介石取代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各部部長也換了英美派的人選，表明親日派勢力在國民黨內地位的衰落。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之際，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勢不可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幾種因素促成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由妥協轉向強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對外關係的報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他雖仍對日妥協抱有幻想，但畢竟提出最後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並“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這較之以前的一味妥協退讓，確實有了進步。
國民黨五次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也出現了新動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對他的“對華三原則”重新作了解釋，並宣稱中國政府已表示讚成。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長張群就調整兩國關係問題同日本駐華大使舉行了4次會談，晚確提出，中日邦交調整要從東北問題談起，使中國恢複領土完整。
7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就對日交涉問題指出：“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分裂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分裂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條約，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假若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屆時“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
中國共產黨關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考慮到國民黨內外政策有所變化，但反共立場仍未放棄，要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不經過鬥爭是不行的。因此，共產黨自1936年開始，逐步將“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實行有條件的聯蔣方針。1月29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祥與紅軍中華社記者談話時宣布：“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明確表示與蔣介石合作抗日的態度。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肯定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宣布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國民黨抗日，“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並提議國共兩黨進行談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時將“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
國共兩黨政策的變化，帶來了雙方進行接觸和談判的好勢頭。1935年，國民政府通過幾條渠道尋求同中國共產黨秘密接觸和談判。這幾條渠道是：派人去蘇聯，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係；通過宋慶齡與陝北中共中央聯係；從南京通過諶小芩直接與中共北方局、上海臨時中央局聯係。這幾條渠道溝通了國共兩黨的聯係，雙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條件上，互相試探，了解了對方的意圖。雖然尚沒有涉及到實質性的問題，但為雙方的會談做了準備。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與國民黨方麵的陳立夫會談。潘漢年隨身攜帶4個重要文件：即周恩來於9月22日寫給陳立夫、陳果夫的信；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張聞天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9月18日寫給宋慶齡的信。周給二陳的信中，批評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之後，調胡宗南部入陝，阻撓紅二、四方麵軍出征抗日前線，要求二陳“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毛澤東起草的《協定草案》，闡述了兩黨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務，完成任務的步驟方法，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等等，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關於談判的指導性、綱領性文件。
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在上海滄州飯店舉行初次談判。11月19日，潘漢年又到南京與陳立夫再次晤談，就雙方合作抗日的條件進一步作了商談。但是，由於國民政府此時是把中國共產黨的“聯蔣抗日”政策視為軟弱的表現，認為共產黨是為擺脫困難的處境才急於向國民黨妥協，因而談判的目的也是為了收編、瓦解紅軍，並且為配合談判加強了在軍事上的進攻，企圖消滅紅軍。結果，從1935年冬到1936年冬國共兩黨的多次秘密接觸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盡管如此，國民黨方麵表示國共談判不宜中止，不久，隨著西安事變的爆發與和平解決，國共兩黨的談判轉為公開。
在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更為實務的措施逼蔣抗日。毛澤東曾先後致函宋慶齡、蔡元培等國內70多位知名人士，呼籲他們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聯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實力派共同逼蔣抗日，如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山西的閻錫山，兩廣的李宗仁、李濟深、陳濟棠，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華北的馮玉祥、傅作義、宋哲元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收到顯著成效。國民黨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和西北軍總司令楊虎城，最早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並在西安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使中國局勢為之一變。
1936年冬，蔣介石調集30個師的龐大兵力集結陝甘，準備對中央紅軍進行第六次“圍剿”。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誠“剿共”。蔣威逼說，如不“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將西北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將張、楊逼上絕境。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張、楊商定下決心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善說”無效，再“逼蔣抗日”。12月10日清晨，張學良、楊虎城在幾經“哭諫”、“苦諫”無效後，實行“兵諫”，派兵在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陳誠等軍政大員。西安事變爆發了。同日，張、楊通電全國提出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項主張，並致電中共中央，邀請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支持蔣介石的英美，擔心此時中國內亂會給日本可乘之機，遂主張和平解決事變。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駐華大使休格森的電文中稱：“我們表示願意盡我們的最大努力來保證他（指蔣介石）的安全”，“我將要求美國、日本、意大利和法國政府加入所提議的行動”。
日本對西安事變如何發展，一時尚難作出準確判斷，但極不願看到南京政府與張、楊妥協。日本陸軍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中推測，西安事變將“招致對日空氣之惡化，並侵害帝國僑民的安全的權益”，要求作好準備“以便不失時機地采取自主手段”，並阻止各國乘機對“遠東和平”的幹預。12月23日，日本廣田首相在樞密院會議報告說，“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予斷然排擊”。
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因西安事變達到極點。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談，擔心蔣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會失去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而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卻決定不顧蔣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16日，何應欽組織“討逆軍”，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動15個師的兵力沿隴海路西進，並把全國空軍主力集中於洛陽機場，準備轟炸西安。17日，又電召養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回國。局勢錯綜複雜。
在事關民族命運的關頭，中國共產黨必須迅速作出正確的決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提出爭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講座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會議認為西安事變的性質，“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它的意義乃“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是：“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後，首先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同張、楊共商解決事變的大計。針對親日派的軍事安排，為防止新的內戰爆發，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後致電國民政府，堅決反對“討伐”張楊，挑起新的內戰，呼籲國民政府接受張、楊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6日，周恩來等人抵達西安後，向張、楊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予以釋放，以有利於發動全麵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主張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並就談判策略、條件及對蔣介石的處理辦法，作了進一步的具體指示。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西安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開始舉行談判。周恩來首先提了中共和紅軍的6項主張：（1）停戰，中央軍撤出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5）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24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蔣介石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項主張為基礎的6項協議：（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5日，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至此，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終得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局勢轉換的樞紐。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一舉結束了中國的10年內戰局麵，創造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
為推動國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10日發出了《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要求把下列5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時表示，如國民黨確認上述國策，則本黨作如下4項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2月15～22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全會通過抗日派與親日派的鬥爭，否決了汪精衛提出的政治決議草案，通過了一個實際上接受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決議案。盡管這一決議案還沒有製定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批評國民黨過去政策的錯誤，但在國內政策上，它確定了和平、修改選舉法、在某種條件下開放言論和釋放政治犯等項原則。在對待共產黨的問題上，雖然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它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共產黨“2·10”通電的要求在原則上是大致接迫的。在對日問題上，表示如果讓步“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提出抗戰。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黨同誌書》中指出：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對於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較強硬的表示，對於國際和平陣線有了進一步的接近，對於本黨‘國共合作’的提議，也並不表示拒絕”。它標誌著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此文件一發表，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親蔣的著名科學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蔣介石》為題發表文章，主張“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中國共產黨根據此文件的精神，進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嚐試。1933年初，派出許權中、宣俠父、張克俠、閻紅彥、謝子長等大批共產黨員與馮玉祥合作建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初征察東，一舉收複寶昌、沽源、多倫三城，威震海內外。1933年底，當在福建“剿共”的第19路軍蔣光鼐、蔡遷鍇派代表與紅軍談判聯合抗日反蔣時，中共中央立即允諾，並於是年10月26日簽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不久，福建事變爆發，打亂了蔣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又擬定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項行動方針：（1）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2）全體人民總動員。（3）全體人民總武裝。（4）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如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沒收一切賣國賊的財產，一切國庫收入用作抗戰經費，征收財產累進所得稅，在國內外開展募捐等等）。（5）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作為全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6）國際上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以及同情中國抗戰的國家和民族。
中共中央通過各種形式，敦請宋慶齡、何香凝、李達、胡漢民、馬相伯、章乃器、李杜、楊靖宇、翁照垣等1779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簽名後，於1934年4月20日正式發表。此文件高舉抗日旗幟，號召工農兵學商大聯合，並建立武裝抗日的總領導機關，得到全國各界的熱烈擁護。1934年9月下旬，駐守贛邊境的國民黨“剿匪”南路軍司令陳濟棠派代表到達瑞金，要求與中共談判聯合反蔣。但是，由於此時中共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影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隻是在醞釀之中，上述文件並未得到認真執行。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從此領導紅軍走上了勝利的道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久也確立下來。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被迫離開根據地長征，實行戰略轉移。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在被紅軍突破後，又以重兵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裁，企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但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後，紅軍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包圍，並戰勝了氣候、地形等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宣告了國民黨“安內”政策的失敗。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鑒於德意日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據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的口號，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宣言所主張的聯合抗日，已不再止於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聯合，而是提出要“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雖然仍把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但號召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成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它的發表，是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
1937年5月，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在延安。左起：葉劍英、邵華（考察團成員）、朱德、塗思宗（考察團團長）、毛澤東、蕭致平（考察團成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領導紅一方麵軍，勝利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此時正值抗日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其曆史意義不可估量。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立即著手解決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連續發出《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等文件，並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政治形勢，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並全中國，把全中國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力量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應該執行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爭取一切讚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決議認為，為了適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必須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過去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精辟地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批判過去的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政策，“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邊去”。
毛澤東的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全麵論述和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係列策略方針，為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確立。
1933年後，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蠶食華北各省，使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資產階級包括軍閥也遇到了存亡問題，中國的政治格局開始醞釀著重大的轉變。
1936年6月，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舉起反蔣抗日旗幟，組織抗日救國軍。6月1日，陳、李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國民政府立即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史稱“兩廣事變”。雖然兩廣事變被蔣介石以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而消彌，但它卻表明國民黨內部的進一步分化。
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的擴張，也嚴重危及蔣介石集團的支持者英美在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加深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英美對日態度開始轉變。國民黨內的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何梅協定和秦士協定簽訂後，國民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在抗戰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國民政府監察院對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提出不信任案，迫使親日派頭子汪精衛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被刺傷。12月2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親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間，蔣介石取代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各部部長也換了英美派的人選，表明親日派勢力在國民黨內地位的衰落。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之際，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勢不可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幾種因素促成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由妥協轉向強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對外關係的報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他雖仍對日妥協抱有幻想，但畢竟提出最後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並“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這較之以前的一味妥協退讓，確實有了進步。
國民黨五次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也出現了新動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對他的“對華三原則”重新作了解釋，並宣稱中國政府已表示讚成。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長張群就調整兩國關係問題同日本駐華大使舉行了4次會談，晚確提出，中日邦交調整要從東北問題談起，使中國恢複領土完整。
7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就對日交涉問題指出：“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分裂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分裂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條約，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假若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屆時“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
中國共產黨關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考慮到國民黨內外政策有所變化，但反共立場仍未放棄，要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不經過鬥爭是不行的。因此，共產黨自1936年開始，逐步將“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實行有條件的聯蔣方針。1月29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祥與紅軍中華社記者談話時宣布：“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明確表示與蔣介石合作抗日的態度。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肯定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宣布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國民黨抗日，“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並提議國共兩黨進行談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時將“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
國共兩黨政策的變化，帶來了雙方進行接觸和談判的好勢頭。1935年，國民政府通過幾條渠道尋求同中國共產黨秘密接觸和談判。這幾條渠道是：派人去蘇聯，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係；通過宋慶齡與陝北中共中央聯係；從南京通過諶小芩直接與中共北方局、上海臨時中央局聯係。這幾條渠道溝通了國共兩黨的聯係，雙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條件上，互相試探，了解了對方的意圖。雖然尚沒有涉及到實質性的問題，但為雙方的會談做了準備。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與國民黨方麵的陳立夫會談。潘漢年隨身攜帶4個重要文件：即周恩來於9月22日寫給陳立夫、陳果夫的信；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張聞天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9月18日寫給宋慶齡的信。周給二陳的信中，批評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之後，調胡宗南部入陝，阻撓紅二、四方麵軍出征抗日前線，要求二陳“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毛澤東起草的《協定草案》，闡述了兩黨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務，完成任務的步驟方法，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等等，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關於談判的指導性、綱領性文件。
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在上海滄州飯店舉行初次談判。11月19日，潘漢年又到南京與陳立夫再次晤談，就雙方合作抗日的條件進一步作了商談。但是，由於國民政府此時是把中國共產黨的“聯蔣抗日”政策視為軟弱的表現，認為共產黨是為擺脫困難的處境才急於向國民黨妥協，因而談判的目的也是為了收編、瓦解紅軍，並且為配合談判加強了在軍事上的進攻，企圖消滅紅軍。結果，從1935年冬到1936年冬國共兩黨的多次秘密接觸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盡管如此，國民黨方麵表示國共談判不宜中止，不久，隨著西安事變的爆發與和平解決，國共兩黨的談判轉為公開。
在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采取了更為實務的措施逼蔣抗日。毛澤東曾先後致函宋慶齡、蔡元培等國內70多位知名人士，呼籲他們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聯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實力派共同逼蔣抗日，如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山西的閻錫山，兩廣的李宗仁、李濟深、陳濟棠，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華北的馮玉祥、傅作義、宋哲元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收到顯著成效。國民黨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和西北軍總司令楊虎城，最早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並在西安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使中國局勢為之一變。
1936年冬，蔣介石調集30個師的龐大兵力集結陝甘，準備對中央紅軍進行第六次“圍剿”。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誠“剿共”。蔣威逼說，如不“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將西北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將張、楊逼上絕境。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張、楊商定下決心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善說”無效，再“逼蔣抗日”。12月10日清晨，張學良、楊虎城在幾經“哭諫”、“苦諫”無效後，實行“兵諫”，派兵在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陳誠等軍政大員。西安事變爆發了。同日，張、楊通電全國提出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項主張，並致電中共中央，邀請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支持蔣介石的英美，擔心此時中國內亂會給日本可乘之機，遂主張和平解決事變。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駐華大使休格森的電文中稱：“我們表示願意盡我們的最大努力來保證他（指蔣介石）的安全”，“我將要求美國、日本、意大利和法國政府加入所提議的行動”。
日本對西安事變如何發展，一時尚難作出準確判斷，但極不願看到南京政府與張、楊妥協。日本陸軍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中推測，西安事變將“招致對日空氣之惡化，並侵害帝國僑民的安全的權益”，要求作好準備“以便不失時機地采取自主手段”，並阻止各國乘機對“遠東和平”的幹預。12月23日，日本廣田首相在樞密院會議報告說，“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予斷然排擊”。
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因西安事變達到極點。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談，擔心蔣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會失去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而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卻決定不顧蔣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16日，何應欽組織“討逆軍”，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動15個師的兵力沿隴海路西進，並把全國空軍主力集中於洛陽機場，準備轟炸西安。17日，又電召養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回國。局勢錯綜複雜。
在事關民族命運的關頭，中國共產黨必須迅速作出正確的決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提出爭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講座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會議認為西安事變的性質，“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它的意義乃“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是：“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後，首先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同張、楊共商解決事變的大計。針對親日派的軍事安排，為防止新的內戰爆發，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後致電國民政府，堅決反對“討伐”張楊，挑起新的內戰，呼籲國民政府接受張、楊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6日，周恩來等人抵達西安後，向張、楊提出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予以釋放，以有利於發動全麵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主張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並就談判策略、條件及對蔣介石的處理辦法，作了進一步的具體指示。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西安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開始舉行談判。周恩來首先提了中共和紅軍的6項主張：（1）停戰，中央軍撤出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5）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24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蔣介石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項主張為基礎的6項協議：（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5日，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至此，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終得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局勢轉換的樞紐。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一舉結束了中國的10年內戰局麵，創造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
為推動國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10日發出了《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要求把下列5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時表示，如國民黨確認上述國策，則本黨作如下4項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2月15～22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全會通過抗日派與親日派的鬥爭，否決了汪精衛提出的政治決議草案，通過了一個實際上接受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決議案。盡管這一決議案還沒有製定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批評國民黨過去政策的錯誤，但在國內政策上，它確定了和平、修改選舉法、在某種條件下開放言論和釋放政治犯等項原則。在對待共產黨的問題上，雖然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它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共產黨“2·10”通電的要求在原則上是大致接迫的。在對日問題上，表示如果讓步“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提出抗戰。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黨同誌書》中指出：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對於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較強硬的表示，對於國際和平陣線有了進一步的接近，對於本黨‘國共合作’的提議，也並不表示拒絕”。它標誌著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