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爆發：亞歐戰火

第三節 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建立

　　軍部完成法西斯化之後，成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就在軍部法西斯化急劇發展的同時，軍隊內部在如何建立法西斯政權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以永田鐵山、石原莞爾、宇垣一成、東條英機等上層將領組成的幕僚革新派認為，鑒於軍部的勢力在不斷擴大，軍隊完全有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徑，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因此，他們自“十月事件”後便開始放棄通過流血手段奪得政權的方法。由於他們主張保持軍部中央機構的統製，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軍部獨裁，因而被稱作統製派。

　　但是，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為首的基層革新派，卻仍然堅持其通過軍事政變途徑實行“國家改造”的主張。由於他們宣揚“皇道精神”，提倡國體明征、天皇親政，因而被稱為皇道派。皇道派認為，日本的軍備和國力反正比不過美英蘇，因而不太重視軍備的現代化和總體戰思想。他們所熱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義。荒木貞夫講話寫文章，通篇盡是皇道、皇軍、皇謨、皇威、皇獻之類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對人說：“國力不足，我們並不介意。何必要為物質之類的東西多費心機呢？”

　　1932年初，當犬養毅組閣時，永田鐵山等人曾支持荒木貞夫出任陸相，希望荒木能按照總體戰的要求重整陸軍。但是，荒木與真崎甚三郎等結成皇道派，在軍內大搞派閥之爭，排斥異己，失去了多數幕僚軍官的支持。幕僚軍官逐漸以永田鐵山為中心形成了統製派，其中還包括東條英機少將、今村均上校、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極昭中校、地田純久、田中清、四方諒二（憲兵）少校這些人。在永田等人的影響下，1933年11月，以片倉衷為中心的14名尉級幕僚軍官成立非常時期對策研究會，也屬統製派。

　　皇道派和統製派形成後，因意見分歧，對立尖銳。兩派的主要分歧是：第一、關於改造國家的手段，統製派主張自上而下地合法進行；皇道派則堅持自下而上地搞暴力政變。第二，關於改造的次序，盡管兩派都主張對外侵略擴張，但統製派主張先外後內，通過發動戰爭，推動國內的法西斯改造；而皇道派的中下級軍官則強調“國內第一主義”，主張先在國內建立法西斯統治再謀對外侵略。

　　統製派得到軍隊內大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勢力漸豐。1934年1月，荒木貞夫辭去陸相職務，支持統製派的林銑十郎接任陸相。林銑在陸軍省內安插統製派成員，排擠皇道派。3月，永田鐵山任軍務局長，在陸軍省，這是僅次於陸相、陸軍次官的最有實權的職務。統製派掌握了陸軍的大權，成為推進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體力量。

　　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離不開統治階級的支持，尤為重要的是軍部與官僚、財閥的結合。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中出現了一批新官僚，他們在1932年與軍部一起推動救農事業，開始嶄露頭角，當時最活躍的是農林相後藤文夫。以後新官僚的隊伍陸續擴大。他們大多是內務、經濟方麵的官僚，主張用極權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與軍部完全合拍。他們超越各省廳的界線，形成橫向聯合，在推進綜合統製方麵具有很大能量。1935年5月，按照統製派的主張，在軍部的推動下，設立了綜合國策機構“內閣調查局”。它後來發展為企劃廳、企劃院，成為新官僚的大本營。新官僚是軍部最親密的同夥。軍部與財閥的結合有一個過程。新興財閥是在1931年後日本政府實施軍需通貨膨脹政策、經濟軍事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是軍部的積極支持者。財界主力三井、三菱等舊財閥，由於過去投資的重點是輕工業和民用工業，所以盡管他們不反對軍部發動侵略戰爭，但是不希望軍部使日本過早地卷入力所不及的大規模國際衝突。舊財閥往往通過內閣、政黨和輿論界，對軍部幹預政治進行一定的抵製。同時，軍部一度也有排斥財閥的傾向，如關東軍、荒木貞夫陸相都曾宣布拒絕財閥資本進入“滿洲”。

　　很顯然，皇道派失利了。

　　1932年，在血盟團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衝擊下，發生了“財閥轉向”。其表現是：（1）向社會事業捐款。三井、三菱、住友都有捐款，最大的一筆是三井拿出3000萬日元，設立社會事業團體“三井報恩會”。（2）協助開發“滿洲”。三井、三菱、住友向“滿洲國”的銀行、軍火企業提供2000多萬日元貸款。（3）財閥家族退出第一線，辭去財閥直屬公司負責職務。承認子公司的相對獨立性，這意味著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4）公開出售所屬企業的股票，售價高出股票麵額1倍以上。財閥轉向是為了緩和社會上的反財閥情緒，也是為了迎合、接近軍部，並且趁機改革不適應擴大經營的家族封閉式體製。

　　1934年，統製派在陸軍中占支配地位，他們重視協調軍部與財閥的關係，深知建立高度國防國家不能沒有財閥的支持。陸軍小冊子明確宣布，隻要不違反國家的要求，可以“滿足個人的創造性和辦企業的欲望”。關東軍也在實踐中認識到，開發“滿洲”離不開財閥的財力，於同年6月宣布不再排斥財閥投資。

　　對於舊財閥來說、他們看到新興財閥在重化學工業等軍需品產業中大發橫財，加之對外傾銷政策四處碰壁，也逐漸擴大了重化學工業的投資。這樣便加強了對軍需生產和軍部的武力奪取市場的依賴，於是財閥與軍部在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在對外侵略、擴大軍需生產、加強國內控製等方麵利益一致。到1935年，連一向比較穩健的關西財界也公然主張，外貿談判已無濟於事，必須“從外省轉向軍部”，“以軍事力量確保東洋市場”。財閥過去是政友會、民政黨的後台。政黨政治完結後，政、民兩黨企圖聯合起來，東山再起，與軍部爭權奪利。但從1934年下半年起，財閥主流已不再支持政、民兩黨聯合運動。1936年2月中旬的總選舉後，三井已不再向政黨提供經費。至此，軍部與壟斷財閥正式勾結起來。

　　1934年統製派支配陸軍後，對陸軍的全麵統製尚未確立，統製派與皇道派的鬥爭異常激烈，尤以統製派與皇道派青年軍官之間的鬥爭更甚。統製派反對武裝政變和恐怖暗殺，要求全軍“一絲不亂”地服從軍部中央的統製，采取軍部介入政治的途徑，推行自上而下的合法改革。這一立場深得壟斷資產階級的賞識。但是，皇道派青年軍官堅持擅自行動，不放棄用“清君側之奸”的恐怖手段，對上層施加懲戒與壓力，以實現天皇親政和昭和維新。他們攻擊統製派是財閥的走狗。雙方展開了統製、壓製和反統製、反壓製的鬥爭。

　　1934年11月，皇道派軍官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等和陸軍士官生圖謀政變，被統製派揭發。事後，林銑十郎任陸相進行“整軍”，清洗皇道派的軍官，兩派矛盾尖銳化。

　　1935年7月，林銑陸相得到參謀總長閑院宮的支持，免去皇道派主要頭目之一真崎甚三郎的陸軍教育總監職務。

　　統製派與皇道派的明爭暗鬥日趨白熱化。皇道派軍官們認為，這是屬於統製派的永田軍務局長策劃的，於是便散發了《關於整肅軍隊的意見書》、《軍閥重臣閥的大逆不道》、《教育總監更迭情況要點》等攻擊永田的秘密文件。受此影響的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校，於1935年（昭和10年）8月12日上午闖進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室，大喊一聲“天誅”，即把正在聽取匯報的永田鐵山砍死。相澤被逮捕後聲稱，他的行動是“奉伊勢神宮之神旨”，是“大神附體，進行天誅”。

　　1936年1月，軍法會議公審相澤。皇道派青年軍官通過法庭辯護和散發文書，指責統製派是“軍閥”、“以陰謀為能事之徒”。同時，村中、磯部決心再次發動政變。為了分化皇道派，2月21日，陸軍省宣布將皇道派軍官較多的第1師從東京調往中國東北。此舉成了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政變的導火線。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軍官在北一輝、西田稅等直接領導和指揮下，以“昭和維新”為目標發動了武裝叛亂。皇道派軍官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等20多名青年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兵，襲擊了首相岡田啟介的官邸和其他內閣委員的住宅，殺死藏相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重傷侍從長官鈴木貫太郎，占領了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等處。叛軍還錯殺了首相秘書，首相岡田啟介得以幸免。叛軍打出“尊王討奸”旗號，當天早晨向陸相川島義之提交了“蹶起趣意書”和七項要求。他們要求實行維新，充實國防，重用皇道派，懲處統製派。除了具體的派閥人事意見外，他們沒有提出實行維新、收拾事態的任何具體主張。他們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認為這是“私議天皇大權”，沒有正式提出。兵變之後，他們就靜候天皇頒發“維新大詔”，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陸相川島聽取荒木、真崎的意見，承認叛軍為“崛起部隊”，叛軍的行動是“出於顯現國體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亂和大臣被殺後，十分惱怒，嚴令立即加以平定，並一再催促。統製派和一些上層軍官也主張加以鎮壓。28日夜，陸軍中央從東京附近調集2.4萬兵力，配有飛機、坦克和大炮，包圍叛軍。29日，叛軍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軍內派係鬥爭是“二·二六”事件的直接起因，而實質則是兩派法西斯勢力圍繞奪取政權而進行的政變。雖然叛亂被鎮壓下去，但它對日本國家的法西斯政權建立卻起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後，統製派乘機在軍隊內部實行大整肅，直接參與“二·二六”事件的80餘名軍人受到處罰，其中17名骨幹分子被處死刑，另有2名民間法西斯分子也被判處死刑。皇道派的7名上將、8名中將、7名少將被編入預備役，1000多名皇道派官兵被清洗出軍隊。更重要是，統製派通過控製軍隊，向政府施加壓力，一舉建立了軍部法西斯政權。

　　岡田內閣在“二·二六”事件發生的當天辭職。叛亂平定後，3月5日廣田弘毅受命組閣。陸軍自恃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對新內閣提出4項要求：加強國防、明確國體、安定民生、刷新外交。6日，將出任陸相的寺內壽一，在統製派重要成員、軍事科高級科員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組閣本部通知廣田，不許吉田茂等自由主義分子入閣，否則陸軍將無人出任陸相。寺內回陸軍省後，又發表強硬聲明，反對“專事維持現狀或妥協退縮”。聲稱，“采取積極政策以革新國政，是陸軍的一致要求。妥協退縮非但不能收拾局麵，反而會使事態更加紊亂，以致給將來留下嚴重禍根。”廣田不得不更換了吉田茂等幾名入閣人選，組閣才告成功。

　　參加“二·二六”事件的日本皇道派軍官新上台的廣田內閣完全成為軍部控製和操縱的傀儡。執政伊始，即按照軍部的要求和意願，推行了一係列“積極政策”：

　　第一，廣田內閣在軍部的安排下，於1936年5月恢複陸海軍大臣由現役軍官專任。這一製度的恢複，為軍部控製政權提供了合法手段。軍部從此可以肆無忌憚地以派出陸海軍大臣為籌碼，幹涉內閣的組成，操縱內閣，使之成為軍部的應聲蟲。

　　第二，為服從法西斯對外擴大侵略的要求，廣田內閣把稱霸中國大陸和西太平洋提上實踐日程。8月，首、陸、海、外、藏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要求以“內求國基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確保帝國於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為根本國策。為此，應“充實國防軍備”，“消除北方蘇聯威脅，並防範英美、實現日滿華三國之緊密提攜”。這是在法律上確認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為以後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定下了基調。此前2個月，軍部修改通過了《帝國國防方針》，確定了新的擴軍計劃。該計劃規定日本國防所需兵力，陸軍是50個地麵師、142個飛行中隊，海軍是主力艦12艘、航空母艦10艘、基地航空部隊65隊。陸軍以此兵力為目標製定了擴充軍備的“六年計劃”，海軍製定了“五年間充實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補充計劃”。

　　第三，實行準戰時財政。廣田內閣根據軍部“庶政一新”要求，確定了充實國防，刷新教育，改革稅製，安定民生，振興產業貿易，確立對蘇政策，整頓行政機構等“七大國策”。其核心是適應陸、海軍的擴軍計劃，推進經濟準戰時化。軍部推薦的馬場一藏相，采取了優先考慮軍費、膨脹預算支出的方針，其主持製定的1937年度預算，總額30多億日元，其中軍費14億日元，兩者均比前一年增加1/4左右。從而，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高度國防化與經濟準戰時化進程。

　　第四，與德意接近，結成法西斯國際侵略集團。為加強與德意兩國提攜，牽製蘇聯、英美，日本於1936年11月與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同年10月，德意“柏林—羅馬軸心”已形成於前。這樣，日本的加盟，便在國際上初步形成了一個國際法西斯主義集團。

　　1937年1月下旬，由於濱田國鬆議員在國會發表批評陸軍的演說，引起政黨與陸軍關係緊張，最終導致廣田內閣辭職。宇垣一成陸軍上將受命組閣，但遭到陸軍的強烈反對，無人出任陸相，宇垣組閣流產。2月，在軍部的授意下，陸軍上將林銑十郎上台組閣。興業銀行總裁結城車太郎任藏相，他又請出原三井領導人池田成彬任日本銀行總裁。馬場（前廣田內閣藏相）財政的過分膨脹超過了承受能力，需作某些調整。日本經濟聯盟要求政府壓縮開支，但又聲稱，加強國防是當務之急，必須確保國防費。財界支持大幅度的軍費開支，財界首腦親自出馬主持財政表明壟斷財團已與軍部結成緊密聯盟。

　　廣田內閣上台後，軍部法西斯已經完全控製了日本的國家權力和內外政策。軍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確立和軍部與壟斷資本聯盟的最終形成，標誌著日本軍部法西斯政權的正式確立。

　　從上述法西斯奪取國家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執政的法西斯存在著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德意類型。它們主要是通過內部較量，對國家另起爐灶，在政治體製上實行徹底的改變。其主要特點是有一個由強有力的黨魁領導的“群眾性”的法西斯黨，采取自下而上為主的方式，與統治階級權勢集團結盟，奪取全國政權，進而廢除議會民主製，全麵確立法西斯極權製。另一種是日本類型。它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先外後內、上下結合，並借助天皇製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地逐步實現國家的法西斯化。其政治體製以漸進的形式逐步從君主立憲範疇的近代天皇製轉向天皇製法西斯主義體製，保留了較多的傳統形式和特征。

　　執政的法西斯主義盡管有其不同的情況，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第一，它是崛起於社會中下層的右翼狂熱運動，同原有統治階級權勢集團結成政治聯盟所建立的反動政權，代表以壟斷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新老統治集團的利益。

　　第二，它是以極端民族主義為政綱核心，以侵略擴張、發動戰爭、爭霸世界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發點的最野蠻凶殘的帝國主義國家政權。

　　第三，它是以極權製取代民主製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反民主主義的恐怖獨裁統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極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