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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我這三十年
大革文化之命期間，我最不服氣的是：把抗敵演劇隊打成反革命別動隊。抗敵演劇隊是由周恩來親自組織建立的，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它曆盡千辛萬苦，發揮黨在國統區占領文化宣傳陣地的作用。建國前，我當記者並研究話劇史，曾為宣傳演劇九隊寫了很多報導與文章。
“文革”中，江青一手遮天，借誣陷演劇隊反周公，周總理莫可奈何。那時，造反派借此批鬥我是演劇隊的孝子賢孫，我隻有簽字畫押認罪的份兒。
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2月，原演劇九隊隊長、戲劇家呂複告訴我，他們已經打報告給新上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要求為抗敵演劇隊平反。不到兩個月，4月24日中組部就發出通知，抗敵演劇隊連同我常為之宣傳的孩子劇團、重慶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等都是革命團體，革命工齡從參加之日算起。這樣一來，“文革”中給我新添的罪名不僅一風吹了，反而給我的曆史上又增添了光榮。
好事來得快出乎我的意料，重慶市話劇團創作歌頌周恩來革命實踐的劇本，我這個“右派”，竟被列為作者之一，到全國各地訪問周恩來總理身邊人物。我心知肚明，我不過多讀了幾本書，小有知識，知識還是有用處的。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見到了戲劇界的陽翰笙、吳雪、劉厚生、白楊等一些熟人，他們一方麵慶幸我時隔二十多年仍在人世，一方麵透露給我，胡耀邦正在努力為全國幾十萬被劃為右派的解決問題，知識分子的日子要好過些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日大後方戲劇，遭受“右傾”不白之冤也該洗刷幹淨。我研究抗戰戲劇多年，有了用武之地。
果不其然，我回到重慶不久，迅速從“右派”改正為同誌。我幹涸多年不忘抗戰戲劇輝煌業績的心田，又湧起汩汩不息的活水。中央戲劇學院要重寫話劇史教材，派人來找我提供史料。中國戲劇出版社社長陳默來渝，約我寫書出版。《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首先恢複我石曼的署名，刊用文稿。從此我放開手腳，在《文匯報》、《戲劇報》、《戲劇電影報》、《新文化史料》、《抗戰文藝研究》、《紅岩》等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重慶抗戰戲劇為抗日救亡、爭取民主作出重大貢獻的文章。劉厚生、張瑞芳都說：“石曼是有心人，下了多年工夫，把抗戰戲劇史料搞得很好，把我們忘掉的又從記憶中恢複起來。”但也有個別以“左派”自居的人，看我今後不再被“監督改造”，重新活動在文藝界，老大地不愉快。
1985年是特別值得說一說的一年。這一年《重慶晚報》創刊，劉子茵和我受命前往上海、北京組稿，住三等小旅館、坐硬席火車，讓我們結下友誼。我們訪問了白楊、張瑞芳、吳茵、石淩鶴、石羽、黎莉莉等抗戰劇人。
劉子茵本來就喜愛話劇，這樣更引起她對抗戰戲劇家的敬仰，她回來在報上寫了幾篇別具一格、清淡高雅，幽香頻傳的訪問記，與此同時，在劉子茵主編的副刊《夜雨》上，有了為抗戰戲劇鼓與呼的一席之地，我則得其所哉，長時期在這一席之地上擔任吹鼓手。在這一年舉行的“重慶霧季藝術節”前後，副刊更發表了黎莉莉、吳茵，黃宗江、呂恩、劉厚生等，回憶當年抗戰戲劇盛況的文章。中共重慶市委黨史辦，邀請了黨員藝術家劉厚生、陳白塵、吳雪、張瑞芳、周峰、張穎等，座談周恩來當年在重慶領導抗戰戲劇，創造了話劇史上輝煌業績的往事，洗雪了抗戰戲劇“右”了的不實之詞。以創作《結婚進行曲》、《升官圖》聞名於世的喜劇大師陳白塵，雙手高高地舉過花白的頭歡呼著說：“重慶市委、市府為我們平了反。”
1988年，“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日大後方戲劇，創造了現代戲劇黃金時代”，作為標題出現在南京大學的國家科研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上。
1987年，重慶出版社編纂20卷本《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邀我當戲劇編編選者。著名的抗戰戲劇劇本，無論是專業演出的，或是抗敵演劇隊創作的，對其作者曆史、寫作背景、演出經過、社會效果及評價，我都熟悉。有的戲演了多少場，我能一口道出。編選起來，省得再找資料、查數據、閱讀劇本、尋訪有關當事人，真應了“勝任愉快”“事半功倍”那句話。出版社派出的責任編輯陳興蕪，與我配合默契，我們提前兩月完成28部劇本的編選與校勘，得到書係總顧問夏衍、陽翰笙的首肯，以及戲劇編主編曹禺的讚賞。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於1989年出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隆重舉行了出版座談會，名揚海內外。1990年《書係》榮獲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在這以後的時日裏，因為寫作有關戲劇、電影的文章，連續15年（1985-1999），我被《重慶晚報》評為優秀作者。
進入新世紀，我應重慶文化局之邀，編輯《重慶文化史料》已有十年，在這十年間，我激勵自己每晚11時起，至次晨四時專攻抗戰戲劇，以彌補我在被“監督”勞動22年間大好時光之所失。在夏衍、陽翰笙、陳白塵、張瑞芳、劉厚生等抗戰劇人，重慶的周永林、胡康民、李暢培、鄧菱、何蜀等黨史專家的鼓勵及支持下，我撰寫了《重慶抗戰劇壇紀事》、《霧都劇壇風雲錄》、《又見大後方影劇明星》、《抗戰戲劇》、《黎莉莉》多種專著出版；多年來幾易其稿的論文《既為黃金時代何來右傾之說》影響尤為廣泛。
1995年，酬我辛勤耕耘，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全國革命文化史料先進工作者”稱號。
我研究抗戰戲劇的業績麵世以後，北京、上海、浙江、江蘇、湖北、四川、山東、香港、台灣等地，拍攝有關抗戰戲劇資料；教授授課，研究生研究抗戰戲劇專題、撰寫畢業論文，找到我的門上求教者絡繹不絕。如今，請我提供抗戰戲劇史料、與我相互切磋抗戰戲劇的專家、學者，已延伸至近鄰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國。
我欣喜周恩來領導的抗日大後方戲劇重新活在人們心上，隨著改革開放的洪流滾滾向前，研究這一專題者日眾，碩士、博士輩出，不但後繼有人，而且在發揚光大。
“文革”中，江青一手遮天，借誣陷演劇隊反周公，周總理莫可奈何。那時，造反派借此批鬥我是演劇隊的孝子賢孫，我隻有簽字畫押認罪的份兒。
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2月，原演劇九隊隊長、戲劇家呂複告訴我，他們已經打報告給新上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要求為抗敵演劇隊平反。不到兩個月，4月24日中組部就發出通知，抗敵演劇隊連同我常為之宣傳的孩子劇團、重慶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等都是革命團體，革命工齡從參加之日算起。這樣一來，“文革”中給我新添的罪名不僅一風吹了，反而給我的曆史上又增添了光榮。
好事來得快出乎我的意料，重慶市話劇團創作歌頌周恩來革命實踐的劇本，我這個“右派”，竟被列為作者之一，到全國各地訪問周恩來總理身邊人物。我心知肚明，我不過多讀了幾本書，小有知識，知識還是有用處的。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見到了戲劇界的陽翰笙、吳雪、劉厚生、白楊等一些熟人，他們一方麵慶幸我時隔二十多年仍在人世，一方麵透露給我，胡耀邦正在努力為全國幾十萬被劃為右派的解決問題，知識分子的日子要好過些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日大後方戲劇，遭受“右傾”不白之冤也該洗刷幹淨。我研究抗戰戲劇多年，有了用武之地。
果不其然，我回到重慶不久，迅速從“右派”改正為同誌。我幹涸多年不忘抗戰戲劇輝煌業績的心田，又湧起汩汩不息的活水。中央戲劇學院要重寫話劇史教材，派人來找我提供史料。中國戲劇出版社社長陳默來渝，約我寫書出版。《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首先恢複我石曼的署名，刊用文稿。從此我放開手腳，在《文匯報》、《戲劇報》、《戲劇電影報》、《新文化史料》、《抗戰文藝研究》、《紅岩》等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重慶抗戰戲劇為抗日救亡、爭取民主作出重大貢獻的文章。劉厚生、張瑞芳都說：“石曼是有心人，下了多年工夫，把抗戰戲劇史料搞得很好，把我們忘掉的又從記憶中恢複起來。”但也有個別以“左派”自居的人，看我今後不再被“監督改造”，重新活動在文藝界，老大地不愉快。
1985年是特別值得說一說的一年。這一年《重慶晚報》創刊，劉子茵和我受命前往上海、北京組稿，住三等小旅館、坐硬席火車，讓我們結下友誼。我們訪問了白楊、張瑞芳、吳茵、石淩鶴、石羽、黎莉莉等抗戰劇人。
劉子茵本來就喜愛話劇，這樣更引起她對抗戰戲劇家的敬仰，她回來在報上寫了幾篇別具一格、清淡高雅，幽香頻傳的訪問記，與此同時，在劉子茵主編的副刊《夜雨》上，有了為抗戰戲劇鼓與呼的一席之地，我則得其所哉，長時期在這一席之地上擔任吹鼓手。在這一年舉行的“重慶霧季藝術節”前後，副刊更發表了黎莉莉、吳茵，黃宗江、呂恩、劉厚生等，回憶當年抗戰戲劇盛況的文章。中共重慶市委黨史辦，邀請了黨員藝術家劉厚生、陳白塵、吳雪、張瑞芳、周峰、張穎等，座談周恩來當年在重慶領導抗戰戲劇，創造了話劇史上輝煌業績的往事，洗雪了抗戰戲劇“右”了的不實之詞。以創作《結婚進行曲》、《升官圖》聞名於世的喜劇大師陳白塵，雙手高高地舉過花白的頭歡呼著說：“重慶市委、市府為我們平了反。”
1988年，“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日大後方戲劇，創造了現代戲劇黃金時代”，作為標題出現在南京大學的國家科研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上。
1987年，重慶出版社編纂20卷本《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邀我當戲劇編編選者。著名的抗戰戲劇劇本，無論是專業演出的，或是抗敵演劇隊創作的，對其作者曆史、寫作背景、演出經過、社會效果及評價，我都熟悉。有的戲演了多少場，我能一口道出。編選起來，省得再找資料、查數據、閱讀劇本、尋訪有關當事人，真應了“勝任愉快”“事半功倍”那句話。出版社派出的責任編輯陳興蕪，與我配合默契，我們提前兩月完成28部劇本的編選與校勘，得到書係總顧問夏衍、陽翰笙的首肯，以及戲劇編主編曹禺的讚賞。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於1989年出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隆重舉行了出版座談會，名揚海內外。1990年《書係》榮獲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在這以後的時日裏，因為寫作有關戲劇、電影的文章，連續15年（1985-1999），我被《重慶晚報》評為優秀作者。
進入新世紀，我應重慶文化局之邀，編輯《重慶文化史料》已有十年，在這十年間，我激勵自己每晚11時起，至次晨四時專攻抗戰戲劇，以彌補我在被“監督”勞動22年間大好時光之所失。在夏衍、陽翰笙、陳白塵、張瑞芳、劉厚生等抗戰劇人，重慶的周永林、胡康民、李暢培、鄧菱、何蜀等黨史專家的鼓勵及支持下，我撰寫了《重慶抗戰劇壇紀事》、《霧都劇壇風雲錄》、《又見大後方影劇明星》、《抗戰戲劇》、《黎莉莉》多種專著出版；多年來幾易其稿的論文《既為黃金時代何來右傾之說》影響尤為廣泛。
1995年，酬我辛勤耕耘，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全國革命文化史料先進工作者”稱號。
我研究抗戰戲劇的業績麵世以後，北京、上海、浙江、江蘇、湖北、四川、山東、香港、台灣等地，拍攝有關抗戰戲劇資料；教授授課，研究生研究抗戰戲劇專題、撰寫畢業論文，找到我的門上求教者絡繹不絕。如今，請我提供抗戰戲劇史料、與我相互切磋抗戰戲劇的專家、學者，已延伸至近鄰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國。
我欣喜周恩來領導的抗日大後方戲劇重新活在人們心上，隨著改革開放的洪流滾滾向前，研究這一專題者日眾，碩士、博士輩出，不但後繼有人，而且在發揚光大。
